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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贺大哥时常来看我，最低领袖也有信来。可是，他俩的话带给我更多的焦虑。

“国事日非，溯本求源寻找失败的根由，乃是我们这个由三民主义信仰者所建立的政权虽于推翻专制、完成北伐、抗日胜利获得成功；然而，却从不曾认真地严格地实行过三民主义——”最低领袖这位虔\的三民主义信徒，在信上，沉痛地，这么对我说，“我们实行民族主义尚有成就；却一直忽略民权主义的倡导，尤其对于民生主义几乎完全抛诸脑后。殊不知三民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实现民生主义。我以前还相当原谅我们的政府为了抗日剿共的迫切需要，暂时无暇顾及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积极推行；可是，自我住居南京以后，我逐渐发觉我的想法未免过于宽厚，因为一些显要们无暇实行三民主义，但却有暇专门从事‘反三民主义’的勾当，殊令人失望、愤恨，例如京沪间官僚资本兴风作浪，南京市内地皮均被高级官员收购一空，而这些人却天天高呼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末后，最低领袖说：“东北军事、徐蚌会战相继失利之后，南京人心浮动，平津当更危急，不知你有意南来否？我多梦想我们能够重聚，并且携手同往任何一边远省分，从事三民主义思想播种，及真正实践三民主义的工作——”

贺大哥告诉我的，是他对于目前若干官员们的行径，发出的愤慨：

“唉，真想不到，几位过去很好的同志，现在竟变得这么堕落。他们在抗日期间，有的立过功，有的坐过狱，有的被敌伪判处了死刑，日内即要执行却赶上了胜利，出狱时一面狂喜，又一面宣誓：今后半生这条意外捡来的性命，可一定要拿出比入狱前更大无畏的精神尽忠报国——可是，曾几何时，这些同志们都把自己的话淡忘了。胜利后的歌舞升平，麻痹了他们的良知，一些高层官员的豪华奢侈，先使他们不平伤心，后使他们模仿效法，享受安乐对于任何人都有太大的诱惑力，经不起考验的他们，便开始走上歧路。你还记得当初高大爷托郑小姐找我出证明书的事吧？我当然不肯做那违背良心的事；可是，你猜怎么样？后来他居然拐弯抹角地找到我们另外一位同事，终于把那种证明书拿到了手，事后，又经奔走钻营，当真升任了处长；我曾和那个‘伪造文书’的同事大吵，我告诉他：他这么随便乱发证明书给亲日份子，何以对那些九泉之下真正为抗日地下工作而牺牲的同志们？我们的上级知道了这回事，我们二人竟受到同样的指责，抛开是非不问，却指我俩是‘派系意见作祟’！实际上，我有甚么派系？常初平津沦陷，像我们这样纯洁的青年小伙子，一个个奋不顾身地在敌后出生入死，或到游击区跟日、伪、共三重敌人拚命；一些大人先生们却在遥远的大后方争权夺利搞派系，胜利了，他们飞来接收，一个个住进巨宅大院威风凛凛，而若干死难的同志，想把灵骨搬进忠烈祠都不可能——结果，还忍心大打官腔指干部同志闹派系纠纷！自从军事调处以来，大批共谍混进政府阵营，保定绥靖公署的作战科长竟然是一老牌共特，幸经发觉，但他已连续把国军作战计划兵力布置献给共军，所以造成了国军一连串的失败，女共特更组成了‘舍身队’争相伪装嫁给国军军官，也一再造成诱拐国军官兵弃明投暗的事件，大批共干更假藉‘奔向自由’美名，纷纷由四乡流入都市，把毒汁流向我们的心脏地带——面对这些可怕的现象，我们负责情报工作的官员该多么特别提高警觉，集中精力，侦察破获敌人的问谍工作呢？可是，有些个官员不作此想，一方面他们骄悍轻敌，认为共产党一群土包子懂得甚么？一方面他们又利欲熏心，对于普通共谍案件一律不感兴趣，唯对有关经济物资的共谍案件特别热衷承办。不久以前在北平负责情报工作的一位首长，因为贪污，并暗中将军火卖给四郊的共军，被中央查觉，已经解到南京枪毙了，天津治安机关的前后两任的处长，因为贪污，都被押解到南京去了，足见最高当局尚能严正执法；不过，现在局势急转直下地往坏处变，中央对这里似乎也鞭长莫及，于是少数没出息的人把心一横，抓共谍的工作让别人干，借机搜括财物的工作由他们承当。昨天我一位上司吃醉了酒，跟我吐露真言：‘贺同志，别再卖命当傻瓜啦！咱们等共产党来了要杀死，跟着政府去流亡要饿死，所以今天咱们不能再不捞一票了，不捞将来也是白白送给共产党’——”

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千疮百孔，也在淌血了。我虽不曾一日从政，可是我关心、爱护这个政府，因为它是民选的政府，它又是反共力量的象征。我多渴望它健壮起来啊！然而，我继续看到的，却是它更衰败更悲惨的不幸命\。

七十四

十一月下旬，我勉强支撑着，到报社和参议会工作。我卧病一周，似乎并未痊愈；不过，要我继续与外界隔离地倒在家休养，我的病会更加重。

天津市面并无萧条现象。繁华地带每天依旧车水马龙，娱乐场所、饭店、舞厅，每天依旧人挤如潮。有钱人拚命地挥霍，彷佛世界末日当真即将来临，唯恐失掉最后一次尽情享受。

另一批特别把自己的财物和生命看重的人，开始领导逃难。他们并不反共，过去一直是消耗政府元气的包袱和累赘，然而他们都知道共产党来了绝不会再有以前那种安逸岁月，所以他们拿出昔日抢购金钞、物资的敏捷手法，抢购飞机票、船票。

真正反共、真正忠贞的清苦公务员与市民们，想免除沦入铁幕之苦奔向自由，却不可能。他们的良知不允许自己丢弃责任一走了之，他们的财力无法办到抛井离乡到世外桃源去做寓公寓婆。

应该走的不能走，要坐等共产党的迫害与杀戮；不该走的都正在走，要走到已形支离破碎的国家结构中继续从事损耗与腐蚀的蠹虫工作。这真是一个时代大悲剧。

报社中几位原籍江南的同事请求借支薪金，做眷属返回故乡的盘费，我一律答应。他们本人不肯骤然离开岗位已属难得，当然无理由阻止他们的家人离去。参议员，也有几位已经悄悄地开溜。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眷属，更争先恐后地离津南下，也有少数官员藉出差或出席会议为名，滞留京沪迟迟不归。所有航空公司的机票

，和全部轮船公司的船票，都已定购到翌年三月。黑市票开始在市面上出现。临时成立的许多航空服务社，包好飞机，凑够人数便起飞，当然比平常票价要昂贵好多倍。

表姊由青岛来信，希望姑父姑母表哥表嫂到青岛去，同时也问起我是否愿意同行？她说青岛的房地产一日三涨，因为每天都有平津客来，所以要来青岛，越早越可以省钱。她又说青岛有海军，无论如何比平津安全，极盼家中早做去青岛的准备。

姑父不肯走，他说要表姊丈一人在青岛负担全家生活费用是不合理的。姑母不愿意走，她舍不得居住了数十寒暑的天津卫，更舍不得多年辛辛苦苦勤勤劳劳帮助姑父建立的这个家。表哥不想走，他目前在银行的工作安闲而称心，他又一向不过问政治，因此，他说他犯不着先把自己好好的职业丢掉，到妹丈家做食客，即使共产党来了，想也不至于有杀头的罪过。当然，姑父母不能举家南迁的最大原因，还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

真惭愧，身受姑父母养育之恩的我，多应该负起全责把姑父母全家——起码是两位老人家，送往安全地区，然后由我奉养；可是，我无法如愿。两鬓斑白的姑父坚称自己未老，一定还要自食其力地工作下去。我如果强把姑父母拖离开天津，我怕我的能力难使老人家继续过他们多年来在天津所过的日子——那日子虽不阔绰，但还安适；胜利后，也许我被一般人认为已经是“飞黄腾达”了；然而，我一直没有私蓄。贺大哥倒是常安慰我：

“老弟呀，你这几年群众基础建立得不错，经济基础却建立得太差；不过要知道，这正是一个真理——凡是用尽心思搜括，经济基础大定的人，必就是群众基础极为脆弱的人。”

然而，有经济基础的人，今天才有资格远走高飞。

姑母全家都主张我走。贺大哥也主张我走。我告诉他们，我已决定，绝对不走。

为此，我和贺大哥一再发生争执。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甘心等着共产党来了杀头？那种死法毫无价值！你必须立刻做走的准备。”贺大哥焦急地逼我。

“我如果现在一走，对国家不忠，对姑父母不孝，对报社同事不仁，对天津市的选民不义，您不要逼我做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我这么回答。

“我不要听你作文章！”贺大哥立刻接着说，“你又不是现役军人或公务员，国家需要你到自由区域继续办报鼓吹反共，你却要白白在这儿送死，你这算得甚么忠？你反共已经反出了名，留在天津不走，白白连累你的姑父母全家，你这算得甚么孝？共产党攻陷了天津，你的报纸再不能出版，你再不能替你的选民讲任何一句话，你应该跑出去增加一份自由区的反共力量，早点回来解救你的事业和选民才是正理，你不做此想，反被老掉牙的‘要死大家死在一块儿’的观念束缚住，这又算得甚么仁？甚么义？”

“任您怎么说，我这次是铁了心啦，”我说得坚决，“我绝对在天津沦陷前不走！”

“忘了当初日本占领了平津，你死去活来的要求我带你去南方吗？那时候你还很年轻，脑筋倒清楚，现在怎么越活越胡涂啦？”

“那时候，我是个中学生，没有任何职务在身；现在我虽然没有接奉任何人的命令必须与天津共存亡，可是，在道义上，我有太多的负荷。前两天还有好几位当初热烈支持我的选民来问我究竟天津危不危险？又问我究竟准备不准备走？我告诉他们我绝对不会离开他们偷偷跑掉，又告诉他们天津城防即将竣工，自卫队也即将编组完成，驻守天津的国军，又是大家信任的勇敢善战的‘老广部队’，所以天津不会被敌人攻陷，尤其傅作义总司令指挥若定，必要时准会调遣大军增援平津——他们都欣慰地和我握手告辞，并且表示一旦保卫战开始，绝对负责发动慰劳国军与自卫队的工作。您看，让我离开这些纯朴的老百姓，让我欺骗这些善良的老实人，我，我怎么向自己的良心交待？”

“怪事，想不到你和高大爷的论调竟会一样！”

“怎么？你拿我跟他比？”

“是呀，”贺大哥哼了一声，继续说：“昨天在马路上碰见了高大爷，我不想跟他多啰苏，他却拉住我猛谈天下大势，他居然对战事格外乐观，他说：‘冀东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别看我们撤退了好几个地方，那是傅老总的战略战术，想打人者必先缩回一下拳头，再挥出去才更有力，所以共产党就要狠狠地挨傅老总的铁拳了！’最后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兄，共产党想打国军呀，简直是鸡蛋碰铁球嘛！’——”

“难得高大爷有这么坚强的反共意识。”

“你等着瞧吧，万一天津换了主人，第一批打欢迎旗的行列中，少不了这位高仁兄！在嘴皮上反共太容易啦，现在咱们政府要员中，上自中央下至地方，也很不缺乏这种专靠嘴皮反共的人物，他们耗费的是唾沫星子，他们要求别人耗费的却是鲜血头颅——这批人在现政权没有垮台以前永远会靠吹、拍、骗，做政府的宠儿，一旦危难到来，保险一个个都向敌人卖身投靠——”

“您说得很对，所以这次我想用真实的行动表示我的反共，必要时，我准备重新回到战场当兵，我又不是没有跟八路打过仗。”最后，我用这几句话堵塞住贺大哥的口。

十二月初，冀东重要县城相继沦陷。报纸生意却意外发达，一方面是人人关心战局，争相看报，一方面广告业务畸形繁忙——卖房产、卖汽车、卖家具的广告大批大批送上了门。

姑父忽然提议要卖房子，他说如果我决心离津，他愿意变卖房产，一半留作家用，一半交我带走，和表姊平分。显然，姑母舍不得卖掉这幢已和她发生深厚感情的小楼；可是，为了她的侄子和虽然出嫁但并不富有的女儿，她同意了姑父的计划。

我反对这桩计划。我央告姑父千万别这么做，这么做将使我终生愧疚、痛苦。我又告诉姑父母，我一人逃难的盘费还不至于筹措不出，只是，我仍然没有变更不走的初衷。

贺大哥在一个深夜，又来催劝我早做离津准备，我们辩论了几句，他突然说出来：

“唐琪来找过我两次了，她希望你早点走掉，她要我转告你。”

“唐琪？”我简直像已经几十年没有听到这个名字，我惊讶地，然而淡然地问，‘她又回到天津啦？她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关心我离不离开天津！”

“看你的口气，似乎对唐琪很有误会？”

“大家已然分手，各奔前程，也谈不到甚么误会不误会了；不过她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何必在胜利后还要过那种糜烂的生活——”

“你怎么知道她的生活糜烂？”

“她第一次由东北回来，有人说她在天津做高级交际花，是吗？”

贺大哥点点头。

“她由天津重返东北以后，我想也不会改变生活方式？”

贺大哥再点点头：

“她都坦\地对我讲了，她从不撒谎。这是唐琪的美德。”

“请您转告她，谢谢她对我的关怀。我决定不走，是您贺大哥和我姑父全家以及许多亲友的劝说，都没有动摇过的，当然，也不会由于一个女人的劝说而变卦。其实唐琪倒应该走，上海、广州、香港一些地方很适宜她的存在。”

“醒亚，唐琪劝你走，是一番好意；我不愿意看到你这种讥讽唐琪的态度，这与你已往的性格很不相似——”

猛然间，我几乎哭了出来。我一把抓住贺大哥，伏在他的肩头：

“原谅我，原谅我，您不知道我多希望她能努力向上，我们尽管不能再相爱——”

“醒亚，你要她做甚么？你要她嫁人，她不肯跟没有爱情的人结合，事实上她自从失掉唯一的爱人，茫茫人海中再没有可以做她第二个爱人的人了。你要她刻苦\生，她为期待与自己的爱人重逢，不但受尽了苦，冒尽了险，任何人不能忍受的，她都忍受过了，结果，她的期待变成一场梦，没有谁还有权利要求她再继续受苦牺牲，她应该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一种她愿意过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那种生活方式不但可以使她免去贫穷，更可以使她麻醉，使她忘记痛苦——”

贺大哥的这片话很使我惊奇，我从来没有听他自这个角度论断过唐琪。我忍不住立即问他：

“您对唐琪的看法与以前大有变化，是吗？”

“我以前不太认识唐琪，”他似无限遗憾地说，“我曾把她看做普通的舞女、歌女，这真是我最大的过失。我感激她救我的命，而更令我敬重的是她救我的原因是为了爱你——”

“当初您并不赞成我跟唐琪谈恋爱，还鼓励我在大学里交女友好忘了唐琪——”

“别，别再说，别再说了，我求求你，”贺大哥的脸上堆满了痛苦，“唐琪的话我是给你带到了，随便你听不听吧！再会！”

我拉住意欲告辞的贺大哥，询问他唐琪的住址。他摇摇头，他说唐琪不肯告诉他，他又说唐琪的目的仅是催促我离开天津这座危城，并不想与我会晤。

七十五

十二月中旬，唐山突然撤守。平津铁路被切成数截，两地交通从此断绝。天津开始了空前的紧张，重要街道都赶修好碉堡，沙口袋更排满每条巷口，娱乐场所骤形冷落，恐怖阴森的空气，一小时比一小时更浓厚地弥漫在每个角落。张贵庄飞机场和海河轮船码头，行李堆积如山，人群麝集，万头钻动，变成了死寂的大天津中仅有的两处闹市。

好心的报社总社社长已经给我数次函电，嘱我必要时务必设法离津，没有为印刷机殉死的必要。我回信告诉他，我绝对负责把报出版到共军进城的那一天为止。

参议员们整整走掉了一半。正式会由于人数不足，一再流会。到会的人也不再谈论粮荒，虽然粮荒仍在日益严重恶化中；大家谈话的焦点集中到如何鼓舞振奋士气军心上。人们没有比这时候更清楚军队的价值了。二百七十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目前唯一可以保全的方法，就是要这支军队流血御敌——我们组成了一个参议会慰劳团，代表市民到每一个城防口向那些忠勇的国军战士与自卫队员早献上最高敬意。

表嫂告诉我，唐琪给她打过一次电话，询问我有无准备离津的动向，另外唐琪还约她吃过一次饭，请她转告我务必提早南去。

我几乎无暇理睬这一次表嫂的叙述。一方面，我正忙于在参议会中拟具给行政院和华北剿总的电文，请求中央在天津被围时，派遣空军按日空投食粮与武器，另外请求剿总抽调部队驰援天津；一方面，我又忙于处理报社内部的不幸事件——一部分员工吵闹着加薪加发实物，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果没有歹徒从中煽动，这些平素和我有着深厚感情的员工们会在这紧要关头，摊给我如此一个难题与要挟；果然，我没有想错，接着，一天报纸的大标题里把“反共到底”几个大字印成了“友共到底”！共谍已经混进了我们这家最反共的民间报社。我感到自己的无能，我感到羞愧与忿怒，若非市政当局深知我的为人，我会被“请”到警备司令部里去。

十八日，最后一艘由津驶沪的轮船——元培号，开出了招商局码头。十九日，最后一架民航机飞出了张贵庄机场。二十日塘沽失陷，距离市郊二十里的张贵庄机场也被共军占领。

中共林彪的精锐部队，排山倒海而来，重重把天津围住。

新年到了。没有人燃放炮竹。没有人拜年。没有人悬灯结彩。没有歌，没有舞，没有欢笑。只有共军的大炮弹每天在市区上空呼啸穿梭，几处大建筑都被轰坍了楼尖，或者被轰成了一片瓦砾。

邮政已完全停摆，因为再没有一条船可以出入，再没有一架飞机可以起落。报社总社社长连拍来两次电报催我离津，我回电说，目前想走也毫无办法了。

三十八年元月初旬，在大雪纷飞中，津郊展开了主力战闹。国军和自卫队一连击退了共军十数次猛攻。

小型飞机场在旧英租界赛马场里抢修起来了。立刻，航空服务社的生意又抽疯似地兴隆了一阵。一个富商包了一架专机，全部装\猪鬃，仅搭了两个活人，飞往上海。这一猪鬃比人值钱的消息给了天津市民莫大刺激。可是，很快地，大家便不谈论它，因为市郊战况的惨烈使市民无心无暇再管其它的事。

贺大哥急躁地跳着脚，劝我迅速搭机飞走，他几乎要跟我翻脸：

“我一个弟弟已经战死，我不愿意另一个弟弟白白在在这儿送命！你懂不懂？你是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

“您现在要我走，我怎么忍心走？”我大声喊叫着，“刚才我还到城防前线去看过，我们那些国军与自卫队的弟兄们的尸首和血液凝固在冰雪上，一层红、一层白，一层白，一层红，简直成了一大块一大块的肴肉冻——他们凭甚么就得那么死，我们凭甚么就得快点逃呀？”

“你把自己做成肴肉冻，也扭不转这座危城的噩\了——”贺大哥阴冷凄怆地说，“没有代价的牺牲是一种愚蠢。”

“您怎么不去做总明人？您怎么一直不肯走？”

“我要是你，我一定走；你要是我，我一定不要你走！我走是弃职潜逃，政府抓住我要枪毙，我宁愿死在跟共产党拚命的战场，当然不愿意挨自己政府的子弹！”

“贺大哥，我要跟您一齐重回战场，我要跟您在一块儿，我要跟您永不分手——”

说着说着，两个大男人抱头呜咽起来。

贺大哥答应了我，如果天津一旦发生巷战，我俩便参加部队作战或突围。

小型飞机场成了共军炮轰的目标，跑道被炸毁了，一架飞\的翅膀被击碎了。一连几天无飞机起落。机场抢修工作仍在炮火威胁下进行。登记飞机的乘客尚有一千五百多人，黑市机票已经高达每张十多条黄金。

大风雪卷带着火药烟雾、弹片、血腥臭，在天津市日夜飞舞。

一度冲破城防口的共军，像一股怒潮涌进市区，但在守军奋不顾身的抵抗与反击下，终被全部肃清。双方死亡惨重。敌人增援部队正源源而来，市郊杨柳青已设立了共军司令部。市民对国军的孤立无援，由钦敬变为失望，由失望变为惶恐，他们发觉中央和剿总都不再管这一座危城了，而这支寡难敌众的守军，在粮绝弹尽之后势将无法再卫护他们；于是，谣言四起，有人说蒋总统即将下野，由李宗仁代主中枢，有人说南京已乱成一团，主战派与主和派正大打出手，有人说长江为界的“南北朝”局面即将出现，有人说傅作义讳莫如深，可能搞“局部和平”变相地向敌人投降——

天津市内粮荒之后，煤荒、水荒、电荒相继纷至沓来。天津在瘫痪中。天津在奄奄一息中。

元月十二日，几位参议员为了保全天津市民的生命财产，倡议要组织“和平代表团”到杨柳青会晤林彪，洽商休战。他们的用心良苦；但是，我坚决反对。我告诉大家想与共产党谈和直如痴人说梦，国军强大的时候，共党还不肯谈和，今天他们大军兵临城下，会跟我们谈和，岂非想都不用多想一下？可是，这几位求和心切的民意代表确也是出于一片至\，纷纷声泪俱下地说出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为天津市老百姓说话、跑腿了，明知希望绝少，但不愿放弃死亡边沿上挣扎的机会——

我退出会场，声明出城与共产党谈和的事，我誓不参与。

回到家中，我难过极了，空虚极了。我并不恐惧。我摆弄了一会儿贺大哥日前赠给我的那支“鎗牌”勃朗宁自卫手鎗，我想我还有勇气用这支枪杀敌，并且用最后一粒子弹自杀。可是，空虚比恐惧可怕得多。空虚使我难挨，难忍。

突然，表嫂拿着一封信，闯进我的卧室：

“唐琪有信给你。”

我接信过来展读。

醒亚：原谅我的信来得唐突与冒昧，我本不准备写信给你，打搅你的精神与时间，我深知在目前这危难险恶的局势中，你的时间与精神是多么宝贵。可是，我发现，我几次拜托别人转达请你早日离开天津的口信，没有发生丝毫效果，因此，我不得不再亲笔给你写信，要求你考虑接受我的劝告。

我在东北颇久，苏俄与中共的所做所为我知之极深，他们最痛恨的对象之一就是与他们从事思想斗争的文化新闻工作人。也许你早已听说，沈阳沦陷后，好几位报社主笔和记者被共军残暴杀害。他们对拿笔杆反对他们的人比拿枪杆反对他们的人，更恨之入骨。我清楚知道：你既用过枪杆反对他们，又用过笔杆反对他们。如果天津落在他们手里，你将是他们最得意的一件战利品。

我晓得，你勇敢，不怕死；可是，死有轻如鸿毛，有重于泰山，我想不出你如此白白落在他们手中死去，有何重大意义？当然，你舍不得天津，这儿有你的事业与群众。醒亚，恕我一直尚未向你致贺，贺你三年来重大的成就，醒亚，你想象不出，这三年来，我对你由于勤奋努力获效的成就，有多么高兴，有多么欣慰，也许我的喜悦比你自己的喜悦更大更多。可是，马上你就不能再保全你的事业，也无法再为你的群众服务，或接受你的群众的爱戴了。

如果，你真的勇敢，你应该忍痛抛下旧事业到别处创造更大的新事业！如果，你真的有抱负，你应该忍痛离开不得不抛下的旧群众，到别处获得更多的新群众！

醒亚，八年分别，未通只字！我多盼望你能重视我这封短信！小飞机每天仍有炮弹落在附近，说不定一两天内又会命中跑道，无法起落飞机。所以，我请求你即日即刻搭机飞去。我本拟赴沪；可是，私下里决定，要等你先走后，我再安心地走。这不是花言巧语，相信能获得你的信任。千言万语，一时无法倾述，切望迅速起程。祝福！

唐琪　十二日中午

把信看完，我双手捧信，紧抚着自己的胸口。

“唐琪这信，我看过了，”表嫂说，“是她附在给我的信中的。”

“她自己送来的？”我问。

“不，”表嫂回答说，“她先打了个电话给我，问你在不在家？我告诉她你在参议会开会，她说正好要趁你不在的时候，派人给我送封信来。她给我的信很短，只是嘱咐我把附给你的信妥为转到，另外她还附了一张她最近的像片。”

“给我的？”

“不，上面写了我的名字。”表嫂稍一沉思，“也许她是想要你看一看的，可是她不肯写明赠给你。我想象得出，她一直在严厉地管束着自己——绝不做一件影响你和郑小姐的事。”

我向表嫂索过那张六寸大的唐琪近照。我双手微颤地捧住它凝视，天，我又看到了那张奇异美丽的脸——除了头发的型式，一切都和八年前一样，她还是那么明艳逼人，她一点没有变老，也没有变瘦——在一层湿雾迷了我的视线后，那张照片却变得更为清晰，我看到她的头发微微拂动，我看到她的眼睛闪铄出来亮丽的光辉，我看到她的笑涡，我看到她的嘴张开，似在低唤我的名字——

“啊，琪姊，”我失声叫出，被我抓住的，却是表嫂的双手。

我惊醒过来，我把那照片还给表嫂。

“你可以把它留起来，反正郑小姐也不在天津，”表嫂这么说，“唉呀，我真胡涂死啦，现在不是照片的问题啦，这宗事太小。你到底走不走？这是要立刻决定的大事！爸妈刚才也提到你的事了，他们直抱怨你，说你不该阻止他们卖房子的计划，两个月前，这栋房子可卖二十几条，足够你买飞机票用的了；现在一条也卖不上，眼巴巴地瞅着，不能帮你一点忙——”

我沉默无语，良久良久。

我突然想起无论如何也该问出唐琪的住址。

“不知道呀，”表嫂向我抛出无可奈何的一瞥，“我还特别跑到楼下亲自等那个送信的人，再三问他唐琪的住址，他说他不知道，因为是一位在他们那儿吃饭的女客人临时托他送来的，他是天祥市场后门鸭子楼的茶房。”

停了一下，表嫂接着问我：

“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走啦？走前要跟唐琪会一次面？”

“不是，”我摇摇头，“如果我能看到她，我要向她致谢，并且劝她走；我没有办法走，我也不想走。”

元月十三日，参议会和平代表团——实际上只是一个三人小组，由城外回来了。出城前他们曾获得守军部队长的谅解和默许，但曾一再嘱告他们，无条件投降这支国军是誓死不能接受的，双方暂时休战，静候整个大局变化，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他们极为沮丧地回来了，他们似乎不愿多报告究竟受了多少侮辱与对方究竟提了多少苛刻的停战条件。反正那些条件不是守城国军和全市市民所能接受的。

元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关闭了全国和平之门。在那个狂妄的声明中，他提出来谈和的条件，包括有：惩处战犯，取消宪法，废除法统——贺大哥在晚上到家来找我，指着刊登这条电讯的报纸，对我说：

“这些条件谁能接受？和平是绝对无望了，我们今后的反共战争势必要比抗日战争更艰苦更长久——也许我们能够活着看到赤祸消灭，也许我们活不到那一天就死掉了。可是，共产党迟早要失败的，只要反共的阵营健全，坚强。我们今天的悲惨命\，正是咎由自取，不是共产党行，是我们自己太不行了——也许这血淋淋的教训，能使我们觉悟，能使我们奋发、振作，能使我们革面洗心，能使我们再慢慢培育起新的力量，那我们一定还有转败为胜的一天——”

我俩弄了一点小菜和酒，一边对酌，一边感触万端地谈论天下事。彷佛我们已经置身天津这座危城以外。

突然，庞司机敲门进来：

“刚刚送到的一封信。”

我一眼便看出信封上唐琪的字迹。

“送信人呢？”我问。

“走啦，”庞司机回答，“我告诉他我是您的司机后，收条也不要他就走了。”

我拆开信。贺大哥跑过来，跟我挤在一块看下去。

七十六

唐琪的信，这么写着：

醒亚，亲爱的醒亚，不管你还爱我不爱，我现在再也忍不住地要这样喊叫你一次，也许这是我今生最后的一次——

醒亚，你居然还没有走！你知道，你不肯走，带给我的焦急悲伤痛苦，有多深多大吗？你应该走的理由，上次信中，我已说得清清楚楚；只是有一点我不曾说明，今天我再也不能埋在心头了，我必须告诉你——只要你活着，活得好好地，你不必爱我，我早已不那么奢想，只要我能躲在一边看，看见你幸福、平安，就足够了。这正是三年来，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力量。

所以我要你走，要你脱离危险，不但是为了你，也正是为了我自己。

醒亚，三年来，我几度想到自杀。我难免被人指为坠落；可是我相信我的灵块还洁白得能够被上帝允许踏进天堂。人间我已厌倦，我多渴望到永恒平静的天国安憩：然而，我不肯立即自杀，乃是又想到现在的天国里还没有一个你，为此，我还得挣扎地活下去——

醒亚，原谅我向你倾吐了这么多真情的话；当我开始提笔写这封信前，我曾再三警告自己千万不可以这么做；可是，我无法遏止，多年来，我已磨练出抑制的能力与忍受的习惯。所以，还是让我理智地冷静地跟你说出下面的话：

你必须离开天津。你有远大的前程，殉国需要人，复国更需要人，复国是你真正的责任！

我盼望你早日和那位郑小姐完婚，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只有我确知你是快乐的，我才有一点快乐。听说郑小姐在重庆，你应该到重庆去找她，重庆也许将成为我们第二次抵抗强暴收复国上的基地，我虔\祝福你俩在那神圣的基地，愉快地生活，愉快地工作。你不要悬念我，我会处理我自己，只要我默默地想到你，我的心已经在充满暴风雨的人间觅到了避风港，我愿已足，再无他求——

三年前那篇登在天津一家日报文艺周刊上纪念我们往事的作品，我早已读到，你害我哭干了眼泪不要紧，要紧的是怕会影响到你和郑小姐的爱情。以后，你不可再写这类文章，为我，影响到你俩，是我此生绝对不要做的。

醒亚，我的话你都听清楚了没有？醒亚，我的话你都答应了没有？

醒亚，我知道，你现在想走已经买不到飞机票。抢搭飞机竟变成财富的角力，这真是一个时代悲剧。随函附上明晨九时起飞的机票一张，你可以使用，因为这种黑市票上并无乘客姓名与性别。这是一个富商为我购的票，我已答应他同机飞往上海订婚。我必须把这实情告诉你。如果你明晨在飞机场碰到一个大腹便便脑满肥肠的人物，失态地喊叫出我的名字，而为我迟迟不来机场焦急暴跳时，你千万要静坐一边不理不睬。你不必同情他，这种人赚了也花了太多的造孽钱，他以十多条黄金换来的那张黑市机票，意外地能使一个国家有用的人免掉陷身铁幕，也许是他一生绝无仅有的一次义举。

醒亚，恕我不能到机场送行。据我确知这架飞机飞走以后，再没有飞机来往了，因为三家航空服务社的老板也都决定搭这架最后的飞机到上海去！

醒亚，珍重、祝福！

唐琪　十四日夜

唐琪的信笺上，滴满了我的泪，也滴满了贺大哥的泪。贺大哥拭干泪痕斑斑的脸，抓住我的双手，嘴巴一张再张，却说不出话，呜咽堵塞了他的声带。

“醒，醒，醒，醒亚——”痛苦得令人害怕的声音，自贺大哥喉咙里迸裂出来，“醒亚，走也在你，不走也在你，有一件事，我必须现在告诉你，我再不能藏在心里，我已经藏了太久，再不讲出来，我的胸腔，我的心脏，我的头脑都要爆炸了，醒亚，我必须告诉你，我必须告诉你——”

“您慢慢说啊，别这么激动，” 我劝贺大哥，我猜不出他将告诉我一桩甚么久埋在他心中的秘密。

“醒亚，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唐琪——”贺大哥睁大着两只求恕的眼睛。

“没有，没有，”我赶快说，“这是没有的事。”

“你不知道，我得告诉你，”贺大哥的手剧烈地打抖，嘴唇也剧烈地打抖，“八年前，唐琪答应与你同去南方，是我在动身前夕跑到她那儿，坚决阻止了她的——”

“甚么？八年前，是您？”

“是，是我。那天晚上的深夜一点半钟，我跑去找她。她央求了我半天要跟我们一同走，我不肯答应；最后，我调转头来央求她，她答应了——”

“她答应了甚么？”

“她答应不走，答应按照我已经想好的词句，给你写一封信，她答应第二天准时请那位方小姐把信送到火车站，她所答应的，她都做到了！”

“是您，是您？”

“是我，是我，我答应她的，甚么也没有兑现，我答应将来负全责让她跟你见面，结果到今天，她还没有见过你一面——是我，是我，都是我！我知道我这个过错犯得有多大，尽管我的本意是为你设想，是为了你好！我知道这些年来，你唯一不能原谅唐琪，唯一憎恨唐琪的，就是她那一次的背信，然而那一次背信，却是我逼迫她做出来的——”

贺大哥的话，像一阵猛烈的霹雳，击中我的头顶，我的神志全失，旧的我已不复在，新的我变成了一头狰狞的兽，我向贺大哥身前急扑过去，然后，疯狂似地抓住他的脖颈：

“你这狠心的人！你害了我！你害了唐琪！你跟我们有甚么冤仇？要把我们害到这种悲惨的田地！你，你——”

贺大哥毫不抵抗，像一只豺狼嘴下的羔羊，像一只苍鹰爪下的雏鸟。他闇哑地，低微地喃喃着：

“是我的过错，是我的罪，随便你今天怎么处置我，只要你不再误解唐琪，只要你明白唐琪是怎样一个女人——”

当我的双手狠命地抓紧贺大哥的一剎那，他惨叫了一声，我才像由一个噩梦中惊醒，我立刻把手松开，并且跪扑在他的膝前：

“原谅我，原谅我，贺大哥，贺大哥，原谅我刚才的冲动——”

贺大哥抚摩着我的头，一面饮泣，一面叫着我：

“好兄弟，好兄弟，快起来，快起来——”

我简直无法重新抬起头来看贺大哥一眼。这个人，在太行山，救过我的命！这个人，在我一生奋斗向上的过程中，给了我最大的指引、援助与力量！这个人，爱我，护佑我，体贴我，无微不至！这个人给我的恩情，无法计算！我刚才却竟会那么对待他！我刚才却竟会那么仇视他！

电话铃，在这时候，响了起来。

我站起身，抛下贺大哥，开门走向甬道。我知道这是找我的电话——这两天深更半夜报社都要给我打电话来的。

我拿起话筒，刚刚喂了一声，意外地，对方立刻传过来一个那么生疏又那么熟悉的女人声音：

“醒亚吗？我是——”

“你是琪姊，你是琪姊，”我悲喜交集地喊出来。

“你收到我的信吗？”

“收到了。你现在是在哪儿？我要去看你！”

“不，不，你不要来，你要听我的话，明天一早飞上海！”

“琪姊，琪姊——”

“别光叫我，告诉我，你答应了我明天去上海吗？”

“琪姊，我要马上跟你见面，我有太多的话要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再不分手，再不离开——”

“醒亚，醒亚，醒亚——”

“别光叫我，快告诉我你的住址，我一定要见到你，才肯走，并且要你跟我一块儿走！”

“那不可能，飞机票只有那么一张！”

“那，我不要走，我要留在天津，守住你，要死要活我们都在一起！”

“醒亚，快别再说下去，我不能要你那样做，一个真爱你的人永远不会要你那样做！”

“琪姊，我对不起你，原谅我，饶恕我，你为我吃的苦，受的折磨，我都知道！还有，八年前，你答应跟我同去南方，结果由于贺大哥的阻拦，你才给我留下那封信，贺大哥也已经告诉我了——”

“别再提那回事，别怪贺先生，他全是为了你好，怕我连累你，也是为了我好，怕我过不了战地生活，他是正人君子——这次，他老早就主张你走，凡是爱你的人都主张你走，醒亚，你到底明天走不走？”

“你先答应我现在去看你，我才答应明天走！”

“我们见了面，你就更不肯走了！别说你，就是我，我也会感情冲动地拉住你不放你走，我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爱你的女人，我会那样做，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见面！”

“我不要走，我要跟你在一起！”

“醒亚，理智点，你要走，你要到重庆去，去和郑小姐——”

“快别再提她，我们已经一年多不通信，我要跟她解除婚约，我要你答应嫁给我——”

“醒亚，我不许你讲这些话，我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我要那么做，我早在三年前就可以做了，我绝不能在三年后的今天还做那种事！醒亚，我不要再听你讲任何话，我只要你答应我明天走！”

“琪姊，琪姊——”

“醒亚，醒亚——”

半天，半天，电话筒里沉默无声，只有两个人遥遥对泣的回音，在凄惨地波动——

“醒亚，别再哭了，你再哭，我也许就会答应你来看我了；可是，我不能那样做，那样会毁了你，也毁了我。你听，我已经不哭了，醒亚，你快答应我明天一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