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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姊，我，我走，我，我，我明天走就是——”说完，我突然放声嚎啕起来。我这才发觉姑母、表嫂、表哥、贺大哥，都正围在我的背后。我忍住悲恸，重新拿起听筒。

“醒亚，不许骗我，明天一定走，一路平安啊——”

“琪姊，琪姊，”我全然不顾身后有姑母一大堆人，连连冲着话筒呼喊不止；可是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

沉寂了半夜的炮声，又开始隆隆地吼叫，机鎗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听得清楚——

七十七

姑母、表嫂，帮我整理好随身带的小小行囊。姑父也披衣下床跟我话别，他交给我五百块美金，告诉我：

“这数目很少，你带去用，不必分给慧亚了，天津如还能多支持几天，我还可以想办法筹措一点给慧亚电汇过去——明天我不送你了，保重！”

姑父眼里含着泪，我活了快三十年，这是第一次看到他老人家伤感欲泣。

我到报社做无言的告别。编辑部和工厂的同仁仍在埋头工作。我没有勇气跟他们说话，我觉得自己羞耻，我将做一名“逃兵”——我一直在报社待到天亮，看他们编，看他们排，看他们校对，看他们拼版，同仁们似乎发现到我的异样；可是大家几乎通宵无语。全部报纸印齐，开始发售以后，我默默地，拖着千斤重的脚步，走出报社大门。我多么想再回头多望一眼；然而我的头颈也如千斤重担压在上面，失去了灵活转动的能力——

我吩咐庞司机开车，漫无目标地在市区内行驶。

炮弹仍在纷纷落下。车身像走在地震的土地上。我全然不顾，让车子几乎走遍了半个市区，除非是若干街心的大火浓烟阻挡了车子的去路。庞司机一点都不明白，我要在这时候，在这些地方兜转是为了甚么？我也不明白我要在这时候在这些地方兜转是为了甚么？也许我是要再多看一眼天津的街道与市民？也许我已经精神失常？也许我已经昏迷痴呆？

“油马上要光了，”庞司机回转头来，大声地告诉我，“您也该回去休息啦！”

我看了下手表，已经是清晨八点钟。

车加满了油，回到家，姑母、贺大哥、表哥、表嫂都在门口焦急地等我。表哥把姑母为我整理好的那只皮箱递给我，表嫂把那张唐琪的照片递给我，贺大哥把唐琪的那封附有飞机票的信递给我。

我要上楼拜别姑父，姑母告诉我：

“你姑父刚才跟我们一块在门口等了你半天，现在已经去海关上班了。”

贺大哥送我去机场，在车上他强做个苦笑，对我说：

“我要负责把你‘押解出境’，好对唐琪交代！”

庞司机猛一回头，冲着我哭丧着脸：

“您，您，您真地就要走啦？”

我点点头。他的嘴角一咧，转回头去，然后连用衣袖擦拭脸部，显然是在擦拭眼泪。

八时半到达小机场。乘客们似乎都早已到齐，大家正极度不安地纷纷谈论为何跑道上不见飞机踪影？经过机场人员解释：“机场根本不能停留飞机过夜，因为共军大炮一直没有间断往这儿射击，今晨一架飞机已自青岛飞出，九时前大约可以飞抵此间。”大家方始稍稍安静下来。

我悄悄地环视一下旅伴，企图发现唐琪所说的那个富商。可是，在这一堆人中，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人物正不在少数。只有这种人物才有资格在此时此刻飞上青天；我看看自己，夹在这一群中，不觉有点尴尬。

飞机到了。大家争先恐后地进入机舱。我和贺大哥握手，和庞司机也握握手，同时塞给他一厚迭钞票。这时，有一个胖子现了原形——他急得跺脚顿足，跑来跑去，并且大叫：

“飞机千万不能起飞呀，我的未婚妻还没有赶到！”

有人埋怨他，和夫婚妻一路走，为何今早不把她一起接来机场？他一面跳一面拿着一张信纸吆喝：

“我早晨去接她，她给我留下了一封信，说她已经直接来机场了！到现在还不见她的影子，出了意外可不得了！我再去给她打个电话，马上就回来，螺旋桨千万先别转动呀！”

他满头大汗地跑回来，一脸奇异惨白：“她不来，我也不走，我绝不走！”一面大叫着，却一面踏进机舱。他坐定之后，还继续高喊：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的小白鸽子答应我一同去上海，我的小白鸽子——”

胖子的狂叫，显然引起了所有乘客的厌恶与反感。当查票人员清查乘客人数，发现并无空位时，立刻勃然大怒，痛斥那胖子犯精神病：

“全部机票和乘客都在这儿，你还有甚么未婚妻，甚么白鸽子要来搭飞机？”

一颗炮弹落在约摸四百公尺以外的跑道上。没有比这个更为有效地催请飞机迅速起飞。

舱门尚未关妥，机身已像直升机般地升起。刚刚升起一百多公尺的时候，又是一声炮轰，眼见炮弹由机身旁侧擦过，再稍稍靠近一点，一切都完啦！

我猛然想起，我不会这么死掉，因为唐琪这时一定正在为我祈\。

机身平安地在高空飞行了。我扭头看到，那个胖子安坐在一边连打哈欠，就要睡着了。他并没有为唐琪留在天津不走而继续焦急。

中午飞抵上海。我找到维他命Ｇ，在他的宿舍里昏昏沉沉地痛睡到第二天——十六日，天亮。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上海的清晨街道上，猛然想起该给天津家中和贺大哥拍回一纸报告平安抵沪的电报。

天！我没有听错吧？电信局的人员再三拒绝我的请求，他告诉我：

“从昨夜起，天津电报断啦，看情形，天津恐怕已经沦陷——”

天津确实沦陷了。十七日的上海各报一律刊出下面的消息：

“天津在十五日深夜开始激烈巷战，十六日清晨全市沦入共军之手——”

七十八

到上海的第三天，我搭夜车前往南京。

到南京的第二天，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移往广州。又过了两天，蒋总统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再过了两天，北平沦陷。

一连串的坏消息，使这个春天比隆冬更为阴冷。

难民像浪潮般，每天由江北涌进南京。南京的市民和公务员又都像潮水般，每天由下关车站涌向上海。有钱的人们早已飞走，若干政府官员也早已溜往上海观望“行情”。人心与币值可怕地降落，谣言与物价可怕地飞扬。街头巷尾多了两种生意：一是准备逃难的人拍卖衣服家私，一是金元券信用丧失后，大家争相买卖银圆。人民对共产党的憎恨、厌恶达于极点，但对若干政府官员的无能与国军的节节后退，也显示出最大愤懑与失望。

南京的市民和公务员们获有四个月的时间做离去的准备，当然，这四个月对于他们仍是一段危难悲痛交织的苦日子；不过比起不能从容撤退的平津两地的市民与公务员来，却又属幸\。南京是四月廿三日撤守的。撤守前三天，我始前往上海。就在那一天，英国撤侨的军舰“紫水晶”号遭受共军炮轰，舰上人员死伤甚重，被迫在南京下游搁\。共产党已经疯狂啦，他们这种难以令人置信的骄横无理的暴行，使国际间大为惊讶；可是更令世人惊讶的，是痛挨炮轰的大英帝国在不多日后率先承认了中共政权！

我在南京一直住了三个月。在这冷酷阴闇的三个月中，我也获致一些温暖：

报社总社长坚留我在总社担任主笔，使我免去失业之苦；最低领袖几乎和我朝夕相处，他给我的深挚友情，使我感到快慰；美庄突然有了音讯，最低领袖交给我一封信，那是美庄写给他的：

最低领袖：久不写信问候你，歉甚。现在我要恳托你一件事——就是请你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如果，你也不清楚，务必请你多方打听。

也许你还不知道，我曾往天津小住，与醒亚同游平津名胜，至为愉快；不幸最后两人吵翻了脸，我便睹气跑到上海，游览了苏州、杭州以后，便只身返渝。

返渝后，我曾前后接获醒亚三封信；可是我一时犯了娃儿脾气，立志一定要接到醒亚十封信，才肯给他回信，才肯恢复邦交。我有这种自信，我坚信醒亚必会一连给我写信来。然而我没有想对，醒亚的信竟然再也不来了。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但是我仍然盼望醒亚的信来，因为无论如何我还是爱他的，所以我把当初自己立的志，打了个对折——只要醒亚给我写五封信来，我就立刻跟他通信。难道他已经写了三封，就不肯再继续写两封吗？绝对不会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也还在爱我，并且我知道他会永远爱我。他实在是一个忠实于爱情，忠实于我的人。我曾冤了他，说他不爱我，爱别人，后来我已经想通了，他并非如此，只是他不太懂我所以向他撒赖撒娇的原因与目的。醒亚稍稍缺乏一点风趣，有时候有些不解风情，这也许是他的唯一的缺点——我爱他如初，我每天都在等候他的来信。我有点恐慌，也有点气忿了，我又最后一次“立志”：只要醒亚再仅来一封信，哪怕只有三五个字，我就宣布解严令，立刻跟他通信，甚至答应他回到天津结婚。醒亚也太狠心了，他居然再多一封信也不写来了。我觉得我受了太多的欺侮与伤害，从小父母说我是“不许苍蝇踢一脚的人”，如今我竟活像被兽蹄踢得遍体鳞伤——我绝不能再破坏自己最后的也是最低的誓言——他不写第四封信来，我死也不写信给他。我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向他无条件投降。自从认识醒亚，我为他设想、向他让步的地方已经够多了，我担心我这么做惯了，一旦结婚以后，他会要求我处处做更大的让步——由报纸上我看到了他当选天津市参议员的消息，我曾想给他拍个官样文章的贺电去，看他反应如何？可是我终又阻止了自己这么做，我怕他误会我向他谄媚，我并不把参议员看成了不起，我本希望醒亚从政做官，而他偏偏又干起专门跟做官的找麻烦的民意代表来，简直是故意气我。我恨他做参议员，我想象得到，参议员繁忙的生活，会使他无暇多想到我，甚而淡忘了我。

我呕这口气，想不到一呕竟呕了一年多！日前看报，突然触目惊心地看到天津沦陷的大标题，我简直吓呆了。最近一年来，不怕你骂，我一直很少看报，看报也是专门看看电影广告及其它娱乐新闻，国家大事我一向不感兴趣，虽然偶尔听父亲讲起国军剿共战事越来越转向不利的消息，但始终没引起我太大的注意。一万个想不到天津竟这么快就失陷了。我这才发觉我曾经立过的那个志，起过的那个誓，是多么荒谬而毫无意义！如果醒亚沦入铁幕，呀，我不敢再想下去，我要哭了——

书归正传，你是我们的老同学，又是我们的“领袖”，不能不管我们的事。所以我犹豫了好多天，终于决定给你写信，请你设法打听醒亚的消息。我多盼望他已事先或事后逃出天津，那么他一定会到南京去的，因为南京有他的报社总社，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伤心发牢骚了，他一直爱报社甚于爱我，我知道他如果逃出天津，他必去南京找他的报社，而不来重庆找他的未婚妻——

最低领袖，请快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快，快，快，用航空快信双挂号告诉我，或是加急电报告诉我！我向你敬礼！

美庄

最低领袖给美庄拍了加急电报。我全然相信，也感念美庄对我真切的关怀，我还在思考如何也写一封长信寄给美庄时，美庄迅速地先寄信给我了。那信，充满嗔怨与责怪，也充满热情与恩爱。

最低领袖已经听我把美庄上次在天津与我争吵的原原本本，以及我与唐琪相识的始末详叙一遍，他表示非常钦佩唐琪，同时他也为美庄辩护，认为美庄态度虽然不好，但仍系出于一片痴爱我的心理。最低领袖从未见过唐琪一面，与美庄却有三年同学之谊，他似乎有点偏袒美庄，这是极自然的。

我和美庄开始通信，信中双方都绝口不谈唐琪；可是，我不敢担保唐琪的影子已全部在美庄心中消逝，而我，我简直无法使自己片刻不想到唐琪。唐琪本来是可以到上海的，为了我，她宁愿把自己关进铁幕，今天我能和美庄自由地通信，都是唐琪所赐予。尽管唐琪一再要我跟美庄相爱，跟美庄结婚；然而我却感觉我果真那么做，便越发对唐琪不起。然而，我不那么做，除了白白伤害美庄外，又有甚么特别对得起唐琪呢？

我不再爱美庄也救不出来唐琪了。我不再爱美庄也不能补好唐琪心灵上受过的太多太大的创伤了。而唐琪口口声声要我去爱美庄，并非花言巧语，她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她的处处为我设想，为我牺牲，都是来自无比的真\。渐渐地，我觉得，我不能再做一件违背唐琪的意志的事。渐渐地，我觉得，为了听从唐琪的话，我也得继续爱美庄。

美庄来信约我去重庆，最低领袖催促我去重庆，连在青岛的表姊和我通信时也赞成我去重庆。我不能马上去重庆，因为我刚刚担任报社主笔工作，文章还没有写几篇，就要请假，甚至借薪离京入川，实在对不起报社和厚爱我的总社长；紧接着，报社准备迁往广州出版，我被指派兼任一部分照料工作，更不好推卸责任一走了之。

最低领袖在四月初把他的杂志社迁往上海。我跟报社最后一批撤退的员工，在行车时间已形大乱的下关车站等了三天三夜，始于四月二十日抢搭上一列火车。车行半途，一部分乘客被赶下来，改载军队，我们庆幸被留在车上，得以安抵上海。

在我离开南京的前几天，心情恶劣异常；可是却有一桩喜讯到来——贺大哥自青岛来信，原来他经过数月的东躲西藏，终于冒险化装逃出，沿津浦线到济南，转胶济路，抵达青岛，并且找到了表姊和表姊丈。在信中他报导了许多天津沦陷后的新闻，共产党不外仍是那一套清算、斗争、杀人、洗脑、血腥恐怖统治。另外他特别告诉我四件事：我们的报社已被封闭劫收；唐琪没有消息，听说去了北平；我的姑父全家平安，不过已被赶出那楝小楼，共产党认为姑父一家人没有必要与资格再住那么“大”的洋房；高大爷在各种欢迎共产党的场合很活跃，由于带领共产党接收电信器材有功，仍旧官居电信局处长职位。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南京沦陷，第三天太原沦陷，太原城破前夕，忠贞反共的公务员和眷属五百人集体自杀。

到上海的第四天，上海保卫战正式闻始。上海保卫战足足打了一个月，国军捷报频传，共军伤亡惨重，一时人心大为振奋；然而那却是整个大陆关进铁幕之前，国军打的最后一次硬仗了，防守上海的国军有唯一自东北强行撤退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当保卫台湾的重大使命必须靠它承担时，它只好在数度达到歼敌任务之后，向大上海挥手告别。

五月二十七日国军撤离上海，一周前我和一些报社同事搭轮前往广州。

最低领袖的杂志已不能维持，显然，他很悲观，他痛恨一些政府官员的不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与痛恨共产党在中国大地疯狂地推行马列主义的程度，几乎已达到同一水平。因此，在他极端失望之下，他几乎决定不再跟随政府到处流亡。他痛心疾首地对我说：

“若说我本人不赤\拥护政府，恐怕无人相信；可是你看看，咱们这些官员们到今天还不肯大彻大悟：贪污，低能，怠惰，搞派系，互相倾轧，逃亡变节——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他们居然还开口三民主义闭门三民主义，简直是三民主义的最大叛徒！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喘不出气来——”

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的政府在遭受过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后，能够减少甚而根除他所指出的这些病症，那仍是值得我们竭\爱护的政府。我又告诉他：他和我，还有许多朋友，都必须负起这种善意批判政府、\恳促进政府觉悟改革的责任，因此，他必须跟着政府走！

最低领袖终于跟我一块儿到达广州，他的杂志已无力量出版，经我推荐，他到我们广州的报社担任撰述委员。五个月后，广州沦陷，最低领袖没有出来，我无法再强带最低领袖离开广州，因为那时候我正在遥远的重庆。

七十九

我是十月初到重庆的。

去重庆以前，我本决定前往台湾。贺大哥和表姊、表姊丈都在六月间青岛撒退时，随国军登舰，到达台湾。表姊丈已在台北邮局工作，贺大哥在台北一家中学里\到一个教师职务，他们来信要我即去台湾，并一再描述台湾风景幽美，民风淳朴，大米特别便宜，生活容易维持，他们又建议我到台湾来做体育教师，或是写写文章卖卖稿子，都可以过得安适。

当我决定赴台，同时也决定了要最低领袖和美庄与我同去。这是我在大陆自由区域里，最亲的两个人了。一个是老同学，一个是老同学又是未婚妻。最低领袖表示愿意跟我同走；可是，在我一连寄出好几封催促美庄速来广州然后偕同赴台的信后，美庄仍旧犹豫不决。她渴盼我去重庆。她信上说：重庆即将恢复到抗战时期的冲要地位，重庆人都正在纷纷议论一旦广州不守，国都势将再度迁来重庆：她又说；台湾弹丸之地，怎能与四川天府之国相比？当初打日本靠四川，今天打共产党少不得还是要靠四川，所以她有一百万个理由要我到重庆去。我再连续发出数信，告诉美庄：今日重庆万难再与抗日时代的陪都相提并论，由于国军精锐多毁于东北、徐蚌两大战场，并且民心涣散，精神崩溃，想靠西南一隅扭转乾坤，实在希望渺茫；此后一切必须从头切实做起，所以复国的基地应是台湾无疑。可借，我这些信，并不能获得美庄的同意。

我开始为难了。去重庆？还是去台湾？最后我决定了：去台湾，然而去台湾之前，先到重庆把美庄说服，带她一块回到广州，再同去台湾。

我的决定，最低领袖完全赞成。表姊、贺大哥来信也表示十分赞成，表姊还为我凑了一部分钱充做往来的旅费。

在飞往重庆的旅途上，我感慨万千。整整十年前，我山太行山下来，渡黄河，经豫陕入川，一路千辛万苦，可是精神极为奋发极为愉快；如今安坐在地球上最快速、最舒适、最神气的交通工具上，二度入川，却是无限忧伤无限辛酸。只有想到将和一别两年的美庄会晤，心头方始泛起阵阵喜悦。

在旅途中，我也想到了唐琪。我不知道现在她在哪儿？反正，我是离她越来越远了。我正在天空自由飞行；而她，却身陷铁幕。“去重庆找美庄！”唐琪曾这么嘱咐我。唐琪爱我，她不忍心我沦入铁幕，所以千方百计救我出走；美庄是我的未婚妻，我如忍心任她沦入铁幕，那，我和唐琪一比，岂不是太卑劣，太可耻了吗？何况，唐琪是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甚或生命来换取我的出走，而我并不需要牺牲甚么，便可以换取美庄的出走——

美庄到珊瑚坝机场接我。她快活地，热情地，欢迎我的来临，彷佛两年前，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那次可怕的争吵。

可是，当我提出要她早日与我同去广州时，找们又不能避免争吵了；不过一开始那是很小的，并不严重的争吵。

没想到广州的噩\来得那么快，十月十三日广州沦陷了——我刚刚到重庆一个星期。

在这一周内，美庄大尽地主之谊，招待我吃最好的馆子，喝最陈的茅台和大曲，到最豪华的舞厅跳舞，逛南北温泉，还特别到沙坪坝校园和嘉陵江畔追觅我们的旧梦。美庄已学会了驾驶汽车，她自己拥有一部一九四九年“克赖斯勒”座车，她得意万分对我讲：

“我这部‘克赖斯勒’比你大参议员在天津的那座‘道济’还名贵一等哟，不过比起父亲现在坐的那部‘林肯’牌，就又逊色了！你知道吧？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就是‘林肯’、‘卡德拉克’，二等的是‘别而克’、‘克赖斯勒’，再等而下之，是‘庞帝艾克’，‘帕克’、‘道济’、‘普黎茂斯’、‘第索透’、‘福特’、‘雪佛兰’、‘纳喜’、‘斯杜培克’——看我已经成了汽车专家啦！”

日子在甘美安适中度过；可是我的心绪一直不宁，我恨不得早日偕美庄飞离这座当年曾被我赞颂、热爱的山城。

抵渝后，我曾连接最低领袖两次电报，催我速偕美庄返回，好一同赴台，我也连覆两电说即日去穗，想不到广州却竟这么快就丢了。我盼望最低领袖能够事先逃出，到香港，到海南，到台湾，到哪儿都可以，只要别陷身铁幕；又过了一周，他杳无信息。

我有点埋怨美庄，她若立即随我去穗，最低领袖绝对不会和我们失去联系：然而，我并没有把这抱怨的话说给美庄，因为说了又有何用？而我知道，最低领袖如果沦入铁幕，也绝非美庄所乐意造成的事。

重庆比抗战时期更繁荣了。都邮街、林森路、陕西街上，林立着巨大的百货公司，与耸入云霄的银行大厦，使我恍惚感觉仍置身天津或上海。欧美洋货充斥市场，没有人再穿抗战时的粗呢、麻布或阴丹士林布，娱乐场所日日夜夜满坑满谷，流线型汽车风驰电掣地在街上穿梭往来，望龙门的缆车早已修竣，人们上坡下坡不需要跑路或乘滑竿——重庆在进步中；然而我看到了它的阴影。

尽管四面八方的人都一骨脑儿奔来重庆，把命\交托给重庆；可是重庆，在披上了繁华的多彩外衫以后，当年那种坚苦卓绝的精神已无处可寻了，虽然当年也有少数人在这儿唯我独尊地享受豪华，我还清楚记得我曾和最低领袖愤慨万状地咒诅过那批发国难财享国难福的家伙们，和今日一比，那批家伙的生活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重庆正走向麻痹，糜烂。

重庆已有人满之患。由歌乐山、新桥、新开寺、林园、山洞、小龙坎、化龙桥、一直到市区上清寺，大小别墅式的房屋，在山林间，在公路边，毗连地赶修起来。战事稍形稳住一点，大家便把这儿视为固若金汤的堡垒或是世外桃源，房地价、银元券（金元券已经不用）便一起涨，忽有前线不利消息传来，大家又把这儿视为朝不保夕的危城，于是有钱的人争相飞往香港、菲律宾、马来亚、日本，甚至美国——房地价落了，银元券也跌了，美钞、黄金猛涨，谣言满天飞扬——人心苦闷，需要刺激：将要离开重庆的人以“临别纪念”的心情，大玩特玩；决心不走却又知道共产党来了一切都得光的人，抱定“早光也是光，晚光也是光，不如痛快地现在光”的心态，也大玩特玩——因而，重庆更麻痹，更糜烂了。

美庄的父亲对大局却很抱乐观。他一再告诉我：四川是宝地，是福地，要我放心大胆地住下去。虽然，他并没有直言反对美庄跟我去台湾；可是，我看得出他是不会赞成的，因为他本身不想离开重庆，同时又多次劝我留在重庆。

美庄似乎也不明了他父亲不肯出川的原因何在？举家去台湾，去香港，继续在那边过舒服的生活，他都有足够的力量；否则共产党来了，要讲清算斗争，郑总司令不是数一、也是数二的对象。军阀之外，“地主”、“富豪”、“反动”，任何一条罪名，都会使他“扫地出门”甚而不能保存生命。然而，他不肯走。

美庄希望她母亲跟我们同走，我立刻高兴地同意。美庄的母亲，我也有奉养的义务。可是郑夫人自己不肯走。她的理由很单纯：“总司令走，我就走；单叫我走，我绝不肯白白便宜了黄山上那两个不要脸的烂女人，她们倒早就想把我请走哟！”

美庄显然陷在困惑中。不过我看得出：她跟随我走的意念正在逐日增加。可是，一天，她又突然告诉我：

“我看，我们还是一起留在四川吧！最近大家都讲台湾危险，连父亲都讲果真大局再形恶转，台湾绝对要比重庆被共产党更早先占领。我们留在四川还可以往西康、云南退，康滇的省主席和将领们都是父亲的莫逆好友，到他们那儿跟在自己家一样；如果我们跑到台湾，一旦共军登陆，我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岂非只有跳海一途——”

我当然对美庄的论调表示异议。感谢天，事实为我的辩论做了最有力的左证：

十月下旬，在台湾的门户金门古宁头登陆的共军，全部覆没，死亡万余，被俘七千！紧接着十一月初，在舟山群岛登步岛登陆的大批共军，遭遇到同样命\！国军在金门、登步两次大捷，使台湾突然放射出万丈光芒！

“算你这次没有替台湾瞎吹牛。”美庄笑嘻嘻地对我说，“不过，你如果能够耐心地等在四川，看我们四川队伍打共产党的好戏，保险比台湾的中央军打共产党更出色哟！这几天，我看父亲特别兴奋，特别忙，散驻在四川各地的将领，都纷纷赶来重庆跟父亲密商大计，连我那在川北带兵的大哥昨天也回来了。看情形，父亲这次要在保乡卫民反共救国大业上，大大地表现一下了。父亲虽然不是现任川军统帅，可是那些四川将领大多数都是他的旧部下，他如发号施令，保险三军会个个当先——”

十一月十日，一条意外的坏消息刊于报端：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领该二公司全部留在香港的飞机，飞往北平投共！这两个叛徒所造成的损失，并不仅是那些架值钱的飞机，而是使自由区域的空中交通骤形停摆，迫使巨大数目的忠贞人士与宝贵物资无法飞往台湾。

重庆顿时呈现出恐慌。必要时上天飞走的最后一计，势成泡影。民航空\队的飞机成了唯一的空中宠儿与人间救星；可是，他们的飞机数量太少了。用各种方法抢搭飞机的花样，开始在重庆上演，那白热化的镜头，比我在天津看到听到的更为唬人。

湖北、贵州的战事在失利中，共军已以钳形攻势自鄂黔两省伸向重庆。

如果郑总司令肯出面，美庄和我二人的飞机票，拿到手是无问题的。可是，他不肯管这件事。飞机票已越过了巨额金钱可以自黑市获得的阶段，非依赖权势无法解决了。这也难怪，在这最后关头，政府控制的飞机当然要尽先载\重要官员与显赫人物。靠我自己，乱世中的一个新闻记者，实在无法获得两个机位。

我想，也许重庆还能支撑几个月；我只好静心地等候下去。可是，进入川境的共军，看来根本未曾遇见任何抵抗，没有几天功夫，就逼进了重庆外围。

郑总司令确如美庄所说的，仍在忙于和一些将领们密商大计；可是我终于惊愕万分地发现并证实了：他们并非密商如何抵抗共军，而是密商如何靠拢“立功”！

十一月廿八日的下午，整个重庆的市街陷入混乱，到处塞满搬\东西的卡车、小汽车，和行人。我跑到若干机关打听消息，每处都是人去楼空，只有一、二人员在那儿焚烧文件档案。显然政府正在紧急撒退。南岸来人谈起：共军先头部队已迫近南温泉。我不能再等，我要美庄即刻与我起程前往成都。

“我正要跟你讲，父亲今天中午郑重告诉我：不要我，也不要你走了，”美庄这么对我说，“父亲在‘解放’后的四川将出山担任要职！”

“甚么？甚么？”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暴跳如雷，大声吼叫，可是我立刻冷静地镇定下来，我知道我发天大的怒火，丝毫与事无补，反会对自己和美庄的出走有害。

“父亲还特别跟我讲，说你是‘中央派’，又是激烈反共份子，如果你一定坚持要去台湾，他希望你今天晚上就动身走；不过他又说，假如你不走，他可以负责保证你的安全，并且还要借重你，协助他未来的事业！”美庄说着说着，泪水涌上眼眶，“醒亚，你到底准备怎么样？你能不能答应不走？我不能放你走——”

我极端痛苦，极端凄惨地，摇摇头。

“我知道，你不会留下来的，” 美庄拉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异常冰冷，“台湾有你的表姊，有你的贺大哥，也许，也许还有你的唐——”说着，说着，美庄伏着在我的肩头痛哭起来。

我从未看到过她如此悲伤，如此辛酸，又如此驯良地哭泣不止。我拥她入怀，告诉她唐琪根本在天津没有出来，然后，哀求她必须跟我一路到台湾去。

郑总司令这一夜，一直没有回家，后来我得知他是和几个将领躲在市郊，草拟他们的投靠宣言。我几乎费了一整夜的口舌，总算把美庄说服，天朦胧亮的时候，美庄和我悄悄地，搭乘属于美庄的那一部“克赖斯勒” 座车，驶进渝蓉道上数达四、五千辆卡车、座车的长流中，往成都进发。

八十

由重庆到成都，四百五十公里的路程，小座车一日半即可到达；可是，我们一走，走了整整五天。

我们沿途还越过了不少车辆，然而整个公路多处都被塞得水泄不通，一部车子抛锚，一大串车子都得跟着熄火，军车、商车，纠纷时起，我们想找一个空隙超车，非常不易。有的人不愿久候修理抛锚的座车，便把自己的座车推翻到公路两边的田野或溪流里，改搭别人的车子前进，并为后面的车队让路。好在美庄的“克赖斯勒”机件良好，那位司机的技术也异常熟练，五日路程，一直没有发生故障。

离开重庆的第二天——十一月卅日，重庆已告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公路上。如果共军立即沿成渝公路北上，我们这一长串笨拙缓进的车队，势将全部被俘。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是在内江等船\汽车过江，因为车子太多一等竟等了两天，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的滋味，我们这批人，可说尝了个够。

十二月三日，我和美庄安抵成都。五天以来，我们一直在车上合衣而卧。美庄高叫着：“头昏、腰酸、腿疼，百病齐发！”我和司机两位男士也大有同感。我们本想在城内洗个热水澡，舒适地睡一夜；可是，看到成都的混乱情形正不亚于重庆沦陷前夕，我们饱吃了一顿“毛肚开堂”后，便直驶八十里外的新津机场。

一千以上的人正在新津机场等候飞机。

飞机不晓得甚么时候来，也不晓得甚么时候走。不过每天都来，每天都走。想搭机赴台的人，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机场。只有天黑以后，始敢各自散去，找地方过夜。

机场内房屋极少，办公室内又不能睡觉，这上千的人便把机场周围的旅社、小店、与民房统统住满。

第一天，我们就赶上了倾盆大雨。

以后，小雨不停，一直下了六天六夜。

每天只有少数的人，在大家羡慕、妒嫉的目光中，搭机离去；却有成百成百的人继续自城内涌来机场。未出三日，候机人超出了两千。晚来者，没有房子可住，夜里只好就睡在机场空地上任凭风吹雨打。搭乘自用小座车来的，也有好多位，他们在侥幸获得机位后，便将车子拍卖，最高价可卖到银元五十元，后走的人买到手中可以暂且充做数日躲避风雨的“旅店”。

美庄幸好在第一天就找到了一间“高等”住宿的地方！那是一家茶棚主人的茅草房，美庄和茶棚的老板娘同居一室，我和老板、司机三人，睡汽车。茶棚下面，每晚也都睡满了人。这家老板心地相当厚道，他的茶水与大饼，一直没有涨价。

在茶棚的难友中，不乏知名之士与流亡的高级官员。最惨的是一位学问道德久为国人共仰的国民大会代表，他每晚睡在茶棚的右端一个角落，没有铺盖，身上是大衣，身下是稻草，一条黄狗整天到晚向他不带善意地吠叫，难友们感慨地说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后来经老板娘说明，大伙方才知道：那个角落的稻草堆原本是那条黄狗每天睡觉的地方，如今被人占去，难怪牠要抗议地吠叫不止了——大家一时啼笑皆非，那位代表先生只好幽默地拉过那条狗来，温存地抚了半天牠的头，并且抱歉地说：

“对不起呀，朋友——”

到达新津的第五天，美庄先行搭机飞台。

在这五天内，我们两人发挥了人类忍耐、抑制的最高极限。美庄吃了从未吃过的苦，发了从未发过的怒，也表现了从未表现过的爱。她时而破口大骂诅咒我要她跑到成都受这种“死不了活不成”的罪，又时而歉疚地请我宽恕她的暴躁，后悔不该不早日由重庆随我同去广州转往台湾。她时而指责自己父亲投靠的不义，又时而抱怨自己离家的不智。她时而恨我入骨，又时而爱我如命。她时而想返转重庆或回成都城内坐等“解放”，又时而对共产党感到极端的恐怖，一再对我喊叫她绝对不能忍受“铁幕”的统治。我知道，她矛盾极了，也痛苦极了！我一再警告自己，无论如何，我不能再有一点刺激美庄，我不能跟美庄再发生一点争吵，我对她的抛弃双亲随我出走，心中充满了感激，我对她给予我的爱与信赖，没有任何途径答报，唯有负起全责把她护送到台湾，使她在那儿自由愉快地生活下去。于是，当我们的机位一再拖延不能解决时，我决定了：如果先有一个机位，或到最后一架班机也仅只能获有一个机座时，我应该要美庄走。

我这一提议，一开始当然美庄不肯接纳，“要死死在一块儿”的心理，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例外，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男人，又何尝能够例外？在美庄哭得死去活来之后，我暂时答应了放弃要她先走的计划。可是，当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一位仁慈的飞机驾驶员交涉出一个机位时，我立即坚决地要求美庄登机离去。

“你一下飞机就去找慧亚表姊，她会好好地接待你，我顶多三、五天也就会赶到台北，万一搭不上飞机，我可以跟随国军退往西康，或是投入正在成都招兵买马的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赵恫将军的母亲）与准备在四川打游击的国大代表唐式遵将军麾下，等待机会离开大陆，转往台湾找你——如果，你不先走，而我先走，你就很难逃出铁幕了，那我们此生也就再无相会的机缘了——我是你的未婚夫，我是个男人，把你先送住平安地区这是我天经地义应该做的事；否则，我的罪过就太大了。答应我，美庄，答应我，好美庄——”我连拉带推地劝慰着美庄，强把她拖到了机舱门口。

美庄终于答应先走。不顾机场内那么多只眼睛的集中注视，她抓紧我的肩头，一面低泣，一面说个不停：

“醒亚，我真不知如何感激你，你对我这么好，这么爱，我多后悔已往对你的猜疑，我多后悔过去对你的争吵，我简直觉得没有一天好好地爱过你，你要快点到台湾来，让我们在台湾结婚，开始过幸福的生活，过一辈子幸福的生活——”

美庄进入机舱以后，又跳下来，拉我到一边，要把带在她手提包里的三十条黄金分给我一半。我坚决要她全部带走。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如陷身铁幕或死在铁幕，腰缠黄金又有何用？她应该全数带走，万一我不能逃出，她在台湾不是更需要一笔生活费吗？我不敢想下去。我把美庄推回机舱。

美庄走后，我像自心头卸下了千斤重担，又像完成了一桩悠长岁月的宿愿。我感到心安与宁静。我更有一个虔\教徒的心情，感到自己必可获救飞往台湾，因为我做了一件上帝希望世人做的事，上帝会赐福给我。

果然，美庄走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日，也就是我到达新津的第七天，我意外地发现到一架搭了许多新闻记者的飞机即将起飞，在机舱门口，我惊喜地遇见两位抗战期间与我同在重庆跑新闻的同业友人，经过了一波三折的交涉，我终于被加进了那个小小集团的名单，在当日下午两点钟，像梦幻般地，我被带上了天空，与危在旦夕的成都赋别。

气候恶劣，整个天空一片昏暗，愁云惨雾凄风苦雨一直紧紧包围着我们这架飞机。黄昏时分，突然看到了夕阳的余晖，天放晴了吗？啊，不，原来我们飞到了南中国海上空。大陆已被抛离得无影无踪。

兴奋使我们这些过于疲乏的人们，无意入睡。就在这时候，机身突然一连串的急遽地升降，与一连串引擎失常的声响，使每一乘客都敏感地意识到飞机可能发生了故障。一阵惶恐急掠过每个人的面庞；接着是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驾驶员和服务员要大家镇静，他们告诉大家：就要到海南岛了，飞机的毛病不大，必要时将在海南岛降落，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海里。

许多人垂头合眼念念有词，显然在祈求天佑，我也以最虔\的心情开始\告。

\告了没有好久，不知不觉间我竟睡熟了。

突然，似梦非梦地，我感到足以粉碎头脑的震动，剧烈的耳鼓疼，与奇异的恶心，同时听到极为混乱的哀号，我似乎刚刚企图睁开眼睛分辨一下究竟发生了甚么事？可是，已经来不及，我完全失去了知觉。

————

天！当我醒来时，世界对我已经变了样：

没有一点飞机引擎的声响，没有机舱，没有旅伴，我以为自己仍在梦中，可是我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左膀在剧烈地疼痛，我用右手抚摸了半天自己的身体，我发现我的左腿已完全麻木，接着，我听到周围一片绝望的嘶喊与凄厉的呻吟，再接着，我看到了我左右两边僵直在血泊中的尸体——

一点不含糊地，驮我们奔向自由的那架飞机，已经在强迫降落时跌毁在海南岛。

我听到了活人讲话——居然还有几位轻伤的幸\旅伴。当他们检视全场之后，我得知由于机舱里装有笨重的器材，翻跌时，因为各人在机舱中占有的位置不同，半数以上身负重创，二十名以上的旅伴被压砸死亡，而其中竟包括那两位在新津机场为我奔跑机位的记者朋友。生死之间的距离竟如此短暂，生死之间的隔墙竟如此单薄，脆弱呀！泪如泉涌地，流向我的耳根，流向这块毁灭了我的旅伴，然而拯救我了我的生命的土地——

我被拖出了尸首堆；可是，我又立刻跌倒下去。

我的腿已失去支撑站立的能力。

我被送往海口医院。

八十一

我和二十几位“大难不死”的难友，在医院一共住了十天。那是一家教会医院，院长是一位犹太人，医生和护士都是广东人。设备还不错，不过不能动大手术。我们每人的脸部和周身都是一片血污，经过一再洗涤、消毒之后，表皮上龌龊的紫红色总算消失了，可是，大家又都变成了黑种人，原来每人周身的每一支微血管都已震破受伤。劫后余生的一群，每天互相指叫着：

“黑张飞！”“黑李逵！”

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我托医院给表姊、美庄、贺大哥拍了电报：“平安抵琼，日内即行飞台”我没敢告诉他们飞机失事的实况，我怕她们，尤其怕美庄会过于焦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