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可以说是蒋介石健康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不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官邸上下同心协力的尽心照料，他的年寿不可能会延长到三年后。但是，无可讳言，老先生本身的强韧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求生意志，是他能够从昏迷险境苏活转来的重要契机。
“总统”医疗小组
曾经不只一次有外国医学专家告诉“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地区或国家，能像你们这样，为了拯救“国家元首”的生命，可以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使美国总统恐怕也不可能有像蒋介石这样近乎像帝王般的医疗照顾。
或许，美国人这些话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含意在里面，可是，如果从正面去设想这句话，应该是毫不夸张的。
到台湾来以后，老先生最信任的两位医官，当然首推熊丸和陈耀翰，他们两位是在1972年“总统”医疗小组成立前，老先生最常咨询的官邸御医。
在1972年时，熊丸还兼任中兴医院的院长，但是，所谓的中兴医院院长，其实只是一种便宜行事的做法，熊丸有很大一部分心力，是放在为“总统”治病的上面，他实际上是“总统”的随从医官。至于陈耀翰，他曾任军医医院胸腔内科主任，后来一直在官邸专任随从医官，老先生病发以后，熊丸和陈耀翰两人轮班照顾老先生，两人对蒋先生可说忠心耿耿，做
出全部的贡献。
后来，在余南庚主持下，成立了“总统”医疗小组。余南庚由于是客卿的身分，而且他在美国还有教学工作，只能利用休假的时候，暂时回台湾替蒋介石治病，不可能久留台湾，所以，这个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是由“国防医学院”借调来的王师揆负责担任，王医师同时也是劳人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师是没有编制限制的，所以，在最鼎盛的时期，“总统”医疗小组的医生就有13名左右，几乎比较重要的科别都齐全了，所以有人讥讽，官邸完全成了一间大医院。这虽是一句嘲讽的话，可是，和实情也相去不远。光是这个小组的名医名单，大概就可以羡煞平民百姓。
在小组之下，主要医官包括：
召集人：王师揆，专长是神经外科。所谓召集人就是负责实际的医务工作，并随时要负责向蒋“总统”或是夫人宋美龄报告病情发展，提供宋夫人决定之参考。
骨科：邓述微，兼任“三军总医院”院长，后来曾任振兴复健医院院长，后因院务理念和孔令伟不合而离开振兴。
胸腔外科：卢光舜。
胸腔内科：陈耀翰。
心脏内科：熊丸、姜必宁、李有柄、董玉京。
心脏外科：俞瑞璋。
肾脏科：谭柱光。
麻醉科：王学仕。
新陈代谢科：赵彬宇。
牙科：曾平治。
泌尿外科：郑不非。
眼科：林和鸣。
官邸对医师是相当礼遇的，尤其是对专门回国医治老先生的余南庚，更是礼遇有加，不但让他住新盖好的圆山大饭店豪华套房，而且还提供一部凯迪拉克专用轿车，当然，来回机票和一些相对的高报酬亦是难免。余南庚对老先生的病情，实在可以说得上是鞠躬尽瘁、不舍昼夜，几乎是全天候在看护老先生。
但是，余南庚以外的医疗小组成员，每个人的待遇和境况，便不尽相同了，加上官邸在“总统”病笃之后，大小杂务可以说是大部分掌握在孔二小姐和宋美龄手中，她们有各自的立场和看法，和医官们专业的立场又有所差异，因而，难免在某些问题上，容易发生争议的情况。
大体而言，医疗小组的医官们在医学界都已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可是，当他们处在官邸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际生态环境中，难免有许多格格不入。人说古代御医难当，可是现代“御医”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然而可贵的是，不论是官邸工作人员或是医官，在“总统”病重的那段时间，大家可以说是发挥了高度的吃苦耐劳精神，这就是老一辈的使命感，即使大家的肉体再怎么疲惫，大家多半是抱着咬牙强忍的心态，希望老先生的身体能够尽快痊愈。
在医疗设备方面，当时只要是各个军公医院，有任何新的进口医疗器材，一定必须先送到荣民总医院六病房使用；如果需要添置什么新的器材、药品，更是由各军公医院无止境提供。甚至为了“总统”长年使用六病房，六病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有关方面又嫌它太小不够新颖，另外又要“荣总”编列预算，兴建一处新的“总统”病房，可惜这个新的大型“总统”病房，还没落成，老先生就已经病逝。
医官、副官为蒋介石掏粪
许多罹患冠状动脉病变的人，如果遇到昏迷的情况，最初的两个星期，通常是最具关键性的时刻。假如熬不过两个星期，就只有准备后事。然而，像蒋介石这样昏迷时间长达半年的，恐怕在一般病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个案，堪称奇迹。
在这段昏迷的日子，蒋介石身上至少插了三根管子，包括供给氧气的氧气管、供给流质食物的胃管和手上的点滴管，就是这些药物和营养品，在维系他脆弱的生命。可是，进入“荣总
”之后，也就是余南庚博士来台后的这段时间，老先生的各项检验报告显示，已经有日渐好转的迹象，一切情况慢慢稳定下来。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情稳下来，我们付出了相当可观的代价，而老先生强烈的求生意志，则更是他得以转危为安的主要原因。
但是，蒋介石因长期卧床，已经使得他的肌肉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状态，我们守候在一旁的人，早就发觉他的右手首先有了蜷曲的现象，这大概是因为长期吊打点滴的关系，此外，由于血管硬化，腿部肌肉也有萎缩的情形，所幸，老先生的肠胃一向很好，所以，经过胃管灌食营养流质食物，吸收的状况十分良好。孔令伟孔二小姐为蒋介石的起居照顾问题，动了不少脑筋，她在这方面还真是小有天才。
譬如，老先生在昏迷时期，我们为了怕老先生久卧病床身上长褥疮，大概每隔两个小时要为他翻一次身，并且做全身按摩，以活络血脉。可是，每次我们为他翻身时，他的小便就因膀胱失禁而不自觉流出来，所以我们为他按摩之外，还经常要给他换床单和衣裤，一天总要换个好几次。
除小便失禁外，解大便更是一大问题，所以，大概每隔一两天，就要由医官为老先生“掏粪”。所谓“掏粪”，其实就是由医务人员戴手套，然后用手指直接伸到老先生的直肠内，将已经结成颗粒状的粪便，一粒一粒地挖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身体维持正常的排泄循环。但是，每次的“掏粪”工作，总要忙得医官满头大汗。
当时，做“掏粪”工作的主要是邓述微院长。他在做这件工作时，通常我是他的重要助手，我们做这个工作一直做到蒋介石苏醒后还是要继续做，原因无他，就是医官考虑到蒋“总统
”的心脏负荷的问题。因为，根据医学临床证实，有许多心脏病患者，是在解手特别是解大便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亡。所以，即使他已经醒来，医官还是不敢让他自己解大便，还是由邓院长和我们副官人员，亲手为他继续“掏粪”。
孔二小姐见到医官每每为了解决老先生的排便问题，忙得团团转，她就动脑筋，何不叫木匠，把病床的床垫略作改装，是不是可以把问题变得轻松一些？
她动了一阵子脑筋，终于想出一个妙法，她叫官邸内务科的木匠，把老先生病床的床板做成活动的，可以在我们要为老先生更换床单或是衣裤的时间，把床板抽出呈一个“L”形，这样换起床单来，既方便又省力，而且，孔二小姐去订做了一个海绵制的床垫，在床垫中间，也就是老先生躺卧时靠臀部的地方，挖了一个碗口大的洞，每当医师和副官要为老先生“掏粪”时，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床垫的小洞，进行这项向来被一般医师视为畏途的工作。
此外，在为老先生翻身时常见的小便失禁情况，孔二小姐也想出一招妙招，便是使用长条型的塑胶袋，套在裤子里，这样就大致解决了小便失禁问题。
蒋介石在陷入昏迷之初，体温曾经一度高达40度以上，而且，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已有积水现象，只有三分之一的肺部尚在正常运作。所以，他从一开始昏迷到最后，始终是套着氧气管，一刻不能中断氧气。
医生给他打了大量的盘尼西林针剂，目的是希望把肺脏积水的部位，控制在原有的那三分之二的区域，不要再进一步扩大。
有位医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就好像是官兵围堵强盗，假如官兵的人数比强盗少时，惟独把强盗全部挤压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让强盗四散，侵蚀到其他正常的部位，这样是一种最保险的治疗方式。
换言之，当时，“总统”医疗小组的见解和处置，是希望用一种比较消极但是却很稳健的诊疗方式，把蒋“总统”从极端不稳定的阶段，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下，这样才有可能使得“总统”苏醒过来。他们不赞成给类似老先生这样的心脏病患者太强烈的猛药，或是过于剧烈的治疗手段，以免弄巧成拙。
我相信，医疗小组会采取这种方式，倒不是投鼠忌器，而是基于病患实际情况，而下的一种处置。
最早，医疗小组这个策略，确实有着一定程度的成效，而且可以说是老先生半年后得以苏醒的主因。可是，到老先生真正醒过来之后，宋美龄那边却有了另一种看法，她急切地希望见到蒋介石能够很快恢复往日的活动力，并且马上就和正常人一样，能够回“总统府”上班。
然而，在“总统”医疗小组的眼中，这样急切的心理，反而会乱了整个的治疗计划，不但对“总统”的健康无益，甚者反而会为他带来难以逆料的后果。
这样两种格格不入、全然不同的医疗见解，为日后老先生的治疗工作，投下一团阴影，也在宋美龄和医疗小组之间，预设了双方矛盾的伏笔。
苏醒之后
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的苏醒，给宋美龄以下的官邸人士极大的兴奋感，尤其教人不敢置信的，是老先生苏醒以后，除了身体体力明显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未受到昏迷的影响。对
于老先生的身体渐渐健朗，大家都非常欣慰，可是，毕竟他依旧是有病在身，尤其是因为手脚肌肉的萎缩和变形，在行动上有诸多不便，所以，在日常生活上更加依赖我们官邸和医疗小组的工作人员。
就拿1973、1974年每年的夏天来说，因为老先生平常就是个既怕热，却又忌讳吹电扇、吹冷气的人，这样的状况下，就苦了我们这些副官。
以往他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们早已习惯帮他在夏天用蒲扇给他打扇子扬风，可是，他从昏迷中醒来后，似乎较以往更为怕热，要我们不分日夜为他打扇子扬风，否则他就睡不着觉。
那一段时期，大家因为要轮番照顾他，体力和精神上都感觉有些吃不消。我们吃在“荣总”、睡在“荣总”，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假日时间，长久下来，焉有不疲惫困顿的道理？原本
，我们是八个小时一班，然而这个时候的八个小时，和老先生健康时的八小时的班，是完全不同的，服侍病中的老先生，不但要帮医官护士做医护助手，还要兼做一般医院所谓“特别看护”的事情，举凡只要是医护人员不做的任何杂务，不论那个工作是否污秽肮脏，我们都没有任何选择不做的机会。
因为我们处理的工作，多半是和老先生切身起居有关，若放在以前，如果我们谁有什么病痛的情况，官邸的医官还不会太注意我们会不会影响老先生及其家人。可是，自从他病了之后，我们这些副官，只要有人患了感冒，即使是很轻微的感冒，也要向医官报告，医官立刻会为我们诊治。最初，医官比较紧张，凡是有一个下人感冒了，他们总是立刻叫这人离开病房，以免传染给体弱的老先生。有次我们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副官感冒，几个人都不能服勤，最
后连我也感冒了，还发着高烧，还是要继续值班，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就叫惟一没感冒的李振民副官睡到老先生旁边值夜，白天时，我工作只好戴上口罩，以免散布病菌。
我为什么会患感冒都还要照顾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不少副官都因太劳累而生病，另一方面，老先生那时上下床都要有人抱他，而偏偏李振民的个子矮小，老先生怕李振民抱不动他，每次李振民主动要去抱他下床，老先生马上制止，并说：“我不要你抱，叫其他人过来
！”医官知道我感冒了，可是老先生指定要我去服侍他，医官只好叫我戴上口罩，不要把细菌传染给老先生。
当时这段抱病照顾蒋介石的经历，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蒋先生向来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自从生病以后，活动的机会少了，但在心理上，他还是一直想活动一下，可是又偏偏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只好由其他的方面去满足，好比是按摩。他苏醒后，也许是神经比较迟钝，有时候明明我们已经用了相当的力道，为他按摩已经萎缩的右手或是左手，纵使我们再怎么用力，他也似乎没有什么感觉，有时候他误以为我们按摩不够用力，还大声斥责：“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即使我们拼老命使出更大的力气给他按摩，可是他依然不满意。
本来是好动的人，一下子给疾病绑在床上，毕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长时间躺在床上，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候他情绪不稳，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几乎已是家常便饭。
在病房里，他身上至少插了三根以上的管子，而且手脚肌肉都有萎缩的情况，每次起身，都要由我们连身体和管子抱上轮椅，而且，照官邸的老规矩，他起床后，侍卫官就要通知所有的侍卫人员，叫大家起来待命，即使在“荣总”住院，也是按此老规矩行事，所以，他起来几次，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轮班的医护人员就要被折腾几次，绝对不会幸免。
有几次，他也是想起来走走，可是医官觉得他身体还很衰弱，怕他起来不便，更怕他起来后，连接在他胸前的心电图电线，就要暂时拔除，这就等于暂时无法监控他的心跳纪录，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比如说像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况，谁负得起责任？所以医官多半不主张他起床太过频繁，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起床会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发生，他这样一个长期卧病的老人，总觉得是不是医护人员故意给他行动上设限制，有几次他对医护人员一再劝阻他下床大为光火，他冲着医官大骂：“我说要起来就是要起来，到底你们是总统还是我是总统？”
他发这么大的脾气，还会有谁敢去阻挡，只有悉听尊便了。
所以，有一次蒋介石曾创下一天内起床23次的纪录，他执意想起来的原因，大概是想试试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脚踏实地地站起来，可是，他每次起床大概只有几分钟，就气喘不止，然
后又吵着要回床上，等到回床上躺下没一会儿，他却又嚷着要下床，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上上下下，把所有工作人员搞得鸡犬不宁、暗自叫苦。
蒋先生复苏以后，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可是，经过一阵子以后，医官已经允许他可以在六病房四周坐在轮椅上活动，有时候他的体力比较好时，还让他到下面去走几圈。
有几次，老先生心血来潮，在宋美龄提议下，又找电影股的人去找电影片子，要在六病房放电影。官邸人员立刻照办，为他弄来最新档期的电影，可是，他看了几分钟以后，就说不想看了。其实，给他看电影，也只是希望舒解一下他的心情，让他不要太过烦闷，电影大概只看了几次，后来就没再放过。
老先生苏醒后不久，宋美龄对“总统”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以及官邸上下的工作人员，多时以来的辛勤努力十分感谢，在六病房时每逢年节都会设庆功宴，向医疗小组成员致谢。有时，老先生都还特地从床上起来，向在场的人员致意，这一点，蒋宋夫妇是做得相当周到也可以说很有人情味。
宋美龄导演“健康政治”
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当然免不了会有一些关于他病情传说的风言风语，为了“辟谣”
，宋美龄和官邸人士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从运用家族的重要活动，向外界“证明＂“总统
”尚健在，就可以看出宋美龄女士长于外交的手腕。
我的印象中，老先生在病中，一共对外露了四次脸，而这四次的公开露面，都是由宋美龄一手决策设计，并且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病中的蒋先生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曝光，是在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的时候。
孝勇的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老先生还在“荣总”调养，虽然他已经苏醒过来，只是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老先生这位家族长者奉茶。
当天上午，我们和平常一样，给老先生穿上长袍马褂，坐在六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接受孝勇夫妇的奉茶仪式。
那次的奉茶仪式，宋美龄特别决定选这个主题，对外发布新闻，说明“总统”为最小的孙子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并且对外证明老先生的病情正在康复中。这次的曝光，显得非常自然，实际上也没有造作的地方，当然，官邸在对外的说词上，必须斟酌外界的可能反应和联想。所以，在对外的用字遣词上，都是字斟句酌、小心谨慎。
然而不可否认的，蒋介石毕竟是有病在身的老人，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确经历过一番和疾病搏斗的艰辛历程，这个艰辛历程，使得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猜出他的病情。
第二次曝光是1973年11月间，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会客室晋见这位国民党总裁。
那次的晋见，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三中全会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见老先生，然而，当时老先生的右手肌肉萎缩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即使坐着的时候右手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到底该怎么掩饰右手的缺点？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后来，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何不用透明胶布将老先生萎缩的右手手腕索性“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再穿上长袍马褂，这样外表就看不出来他的右手有什么问题了。我把这个想法向上面反映，上面马上拍手叫好，于是，就照我的方法，先为老先生穿好他惯常穿的长袍马褂，然后再把他用轮椅推到“荣总”会客室，等他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定，我们便立刻用透明胶布在他右手手腕上方绕上一圈，直接粘在沙发的右边把手上，把他的右手问题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一一进场。
虽然那时蒋介石的身体有些清瘦，但精神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医官怕他离开心电图监视的时间太久，会引起危险，在有关方面安排行程时，特别要求尽量把接见的时间压缩，当然，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更是全员戒备，在会场一旁随时待命，只要他稍有情况，就马上采取必要的急救手段。
第三次曝光，是在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老先生夫妇。那次的家族活动，在宋美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全家家族照，再一次“证实”老先生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一扫当时有关老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不实传言。
那张照片画面上显示，老先生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地放在老先生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的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
时间是1975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湾当局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老先生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老先生已经有好长一段时期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老先生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老先生的踪影，可见，老先生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因为，见比不见更好，只有见，才可以免去不必要的误解和臆测，何况，这时日本和台湾刚刚“断交”，大陆已经进入联合国，如果我们再对美国有失礼动作，很可能对彼此的“邦谊”有负面影响。
然而，为了让马康卫晋见蒋“总统”的过程显得天衣无缝，士林官邸确实费了一番巧思。
在马康卫来晋见“总统”前夕，士林官邸内务科和有关部门的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然而，宋美龄对接见计划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有很好的英语语言基础，而且，在美国早一辈的外交圈子里，她的能力和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所以，她没有要求台湾当局任何一位“外交”人员作陪，她认为只要她陪伴“总统”接见马康卫，就已足堪应付大局。
可是，她惟一比较不放心的还是老先生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撑持一段时间？因为接见马康卫，不可能像见国民党主席团主席，见个十几分钟，敷衍一下，毕竟主席团主席都是老先生的部属，即使不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若是对美国“大使”也是这么敷衍十几分钟，恐怕还比不见来得更为失礼。
便是这个原因，医疗小组的医官对此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还是强调蒋“总统”是不宜离开心电图的监视太久的，否则没人可以保证他不会有任何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发生，何况，他已经有几次心跳突然停止的情况，尤其令人忧心的，便是他的每次心跳停止间隔时间已有日渐缩短的迹象，假如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话，谁能把握老先生不会因为一时兴奋或是冲动，而使心脏受到致命的刺激？
然而，尽管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如此悲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意思还是不改变接见马康卫的决心，为了国民党的前途，必须冒一次险。
接见照计划进行：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依约前来，蒋介石早在马康卫来之前，就已经端坐在士林官邸的客厅等候，医疗小组则在后侧隐秘处严阵以待，我们副官则在料理完杂务之后，退据在客厅后方等候差遣。
我清楚地看见老先生和夫人的表情和谈话过程，只是我并不懂英语，所以，听不清他们的交
谈内容，可是，他们的交谈状况，我却清楚在目。
老先生的表情那天有一点僵化，脸上表情不太自然，偶尔会讲几句中国话，但任何和他有过交谈经验的人或者从未交谈过的人，都可以发觉，他的舌头出了一些问题，似乎有些硬化的感觉，而且谈话时还会喘着大气，这正证明了老先生的病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然而，幸好还有宋美龄一旁协助，让马康卫“了解”老先生的意思，并且适时地掩饰老先生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几次重要接见安排下来，让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胆子都快吓破了，每次宋美龄告诉他老先生哪天要见某某，他总是极力反对，后来他和我们闲谈谈起：“你们不知道我每次要担多少心，但又不得不接受上级的指示，没有办法制止，心情真是非常复杂。”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老先生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这是当时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例证。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总统”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好像会对台湾未来造成什么致命影响似的。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台湾未来大局，就算老先生去世，其实已经不具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理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这则是不争事实。
抓权力比养身体更重要
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然而，老先生又何尝不是做如此想？
蒋介石在苏醒后不久，曾经一度想叫我们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了。但他还是很努力地练习握笔写字，只是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试想一个当年是“一国之尊”的“总统”，曾经批过多少重要文件、下达过多少命令，可是，当年那只指挥千军万马的右手，如今却不听使唤了，他的内心怎能不暗自神伤？
为要老先生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夫人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老先生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像孔二小姐便是最好的例证，孔令伟被赋予的任务之一，是夜里的查勤。
老先生从昏迷状态苏醒之后，若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叫我们副官为他打扇子扇风，但是老先生也体谅我们站着扬风很辛苦，有时候他会叫我们坐着扬。这一坐，反而我们的瞌睡都来了。尤其是入夜以后，六号病房只开了盏小灯泡，昏黄的光线下，隐约见到他躺在病床上，一旁的心电图发出有规律的鸣叫，加上已经忙了整个白天，我们差不多都会在值班时忍不住打起瞌睡来。
正班的副官通常是和两位值班照顾老先生的护士，一起在老先生病榻旁守候，防止有任何突发情况。护士一般来说，她们是专业人员，晚上若有轮值守夜，白天大致上不会有太重的任务给她们，和我们情况不同，所以她们也极少有打瞌睡的事情发生。
可是，孔二小姐她可不管这些，反正值班的人不能尽职，就是不对。她晚上经常是一身暗色的西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身轻如燕地从外面走进六号病房，先在进来的地方探个头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打瞌睡。要是有人敢打瞌睡给她瞧见，她会毫不留情面地给那个睡觉的人一顿狠骂。
不过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要是你们睡着了，先生心电图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谁能够及时回报？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岂可如此随便？”
当年我们多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了，体力大不如年轻时代那样丰沛，何况我们有时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一天没有多少睡眠时间，所以，值班打瞌睡可以说是人的生理自然反应，其实，我们又何尝不知道本身任务的重要性。
孔二小姐始终没有为了值班打瞌睡的事责备过我，我还记得有一回，我轮值夜班，守在老先生床榻边，不知不觉中，禁不住白天的疲累，我竟然意识昏沉地打起瞌睡来。隔了一会儿，护士小姐把我唤醒，她说：“翁元！刚刚总经理(指孔令伟孔二小姐)来过，她知道你在打瞌睡，没有把你叫起来，你运气很好！”
我振作起精神，咬紧牙关，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也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我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
谁知车队不过到了泰山附近，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就这样，我们的车队就在高速公路上来个大转弯，直接回到台北。
他自己非常清楚心有余力不足的窘境，已让他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
宋美龄非常了解老先生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老先生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实际权力。因而，老夫人也无所不用其极地动各种脑筋，要让老先生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老先生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夫人宋美龄却听从孔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老先生做各种复健运动，并且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宋美龄的心急和烦躁，可以从1974年11月23日，她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中看出她对老先生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
她对着医疗小组的医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圣诞节)！我搬回去！”
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老先生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老先生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老先生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号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折回士林官邸。所以，我们当时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到士林。
在夫人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宋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
是庸医误诊吗？
1975年3月间，老夫人宋美龄听从心腹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胸腔专家医师来为老先生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老先生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当场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老先生病情所以没有显著的起色，和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浸泡在“水”里有关。所以，他建议蒋“总统”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只有把肺脏里边的积水抽除，才可以让心脏病好起来。这是这位美国医生的理论，可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
医疗小组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们认为，蒋“总统”已经年高89岁，这样的高龄，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做这种穿刺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当时，蒋介石的心脏已经有几次停止跳动的情况，已经足以让医疗小组的医生们胆战心惊，如果在手术进行中，或是手术完成后，发生不可逆料的结果，到底责任如何归属？这是不得不加以厘清的。
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主任，向宋美龄力陈进行背部穿刺肺脏手术的高度危险性，并再三劝诫千万不可进行这项手术，宋美龄听取了双方的各种意见，还是坚持主张立即进行穿刺手术，她很坚定地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
宋美龄坚持己见，王师揆尽管有自己的专业知识支持他的看法，可是，宋美龄是“总统”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做这样的决定，而且她还贵为“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权在握，有谁能违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龄同意美国医生的建议，马上准备做背部穿刺肺脏的手术。
王师揆事后告诉我们，他始终认为“总统”不应该接受背部穿刺手术，他所持的理由很简单：“总统的肺脏虽说有三分之二泡在积水里，但是，这就好比是一个土匪窝，我们的目的是把土匪包围在土匪窝里，不让他有机会往外边扩散。可是，如果施行了背部穿刺手术，就等于把土匪窝的窠巢打破了，土匪全部倾巢而出，那还得了，连同其他健康的肺部也受到感染，这就无法控制局面了！”
医疗小组已经用盘尼西林这类的消炎药品，包围老先生肺脏中的这个“土匪窝”有两三年时间，医疗小组的控制方法，虽说十分消极，可是，这可说是最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既不会伤及老先生身体的健康部分，也不会危及老先生的性命，反而可以暂时把肺部的积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谁知道，因为1974年底以来，发生几次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形，宋美龄对医疗小组的传统消极医疗方式，开始产生动摇。据他们医官说，医疗小组的医疗方法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是，这种专业的事情，对一个一心一意只要自己丈夫好起来的人来说，实在已很难以听得入耳。
美国医生为老先生施行的背部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医生从老先生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本身虽然圆满成功，而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至。结束手术当天晚上，老先生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37摄氏度多，上升到41摄氏度，把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搞得手忙脚乱，官邸立刻又回复到1972年老先生刚昏迷那一阵子的混乱场面，危疑惊恐，不知伊于胡底。
手术完成后的第二天，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发生了！原本老先生在每年春天都会复发一次小便带血，这年的出血现象不但提早到来，而且这次的小便带血，来得既急又猛，简直有些像是大出血。
这次泌尿出血的情形，病况来得太猛，医疗小组的医官郑不非整整为老先生输了250CC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
高烧不退，小便大出血不说，更让医疗小组万分紧张的，就是老先生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这个危险的信号，让医疗小组的所有成员，开始感受到空前未有的压力。
在我值班的时候，就亲眼看过几次突发情况，本来明明心电图画面是很正常的曲线，可是在一阵杂乱的曲线以后，画面忽然呈一条白色的直线，我知道这就是心脏停止搏动的讯号，立刻呼唤医官来做紧急处理。
许多次的心跳停止好像多半是在深夜，只要突发这样的情况，一定急召所有的医疗小组成员，连夜赶回士林官邸，有的轮值医官从自己卧房赶来病榻前，还是一身睡衣打扮，可是大家已顾不了衣衫不整的丑态，一心一意只想到替老先生救命。
这样的紧张场面，两三个月里面总有个一次以上，时间间隔上，还不算太接近。可是，到了1975年初，特别是做完背部穿刺手术以后，老先生的心脏更是警讯频频，一夕数惊，我们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着连接他心脏的心电图画面看着那曲线忽强忽弱、上下跳动，真是令人冷汗直冒。
一位医官有次就很无奈地私下告诉我们说：“老先生这次大概很难熬过去了，唉！快油尽灯枯了！”
不祥的气氛笼罩着士林官邸，有的人意志消沉，有的人则在幻想另一个奇迹。
回光返照
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他父亲。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做短时间的交谈，他们交谈时，从不避讳我们这些在一旁的随侍。那天，我依稀听见蒋经国告诉老先生，说他上午要去参加纪念张伯龄先生的100岁诞辰，下午还要到阳明山陈大庆和苟云生的坟上看看。一会儿，他就退出老先生的房间，下楼离去。
我记得那天特别闷热，气压也还异于往常，天空乌云翻腾，似乎从空气中都能让人嗅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那个上午，官邸的中央空调原来放的暖气一时还未冷却下来，所以暂时不能开冷气。那天我们特地派人到“荣总”去借摇头电扇，可是，哪知道那天“荣总”居然因为放假，没有人上班，找不到管理人，因而没有借到电扇。
蒋介石平日是既不吹电扇，也不吹冷气的人。我们所以想去借电扇，还是因为那天实在闷热得出奇，我们想借只电扇，对着墙壁吹，让老先生稍微凉爽一些。
5日下午，轮到我4～8时当班随侍老先生。那天我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不要这样一下起来，一下又躺下。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只有任由他这样上上下下。那时，老先生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落，时有所闻。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晚餐后，他照往例先向老先生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老先生似乎有些倦容，就告诉老先生：“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老先生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老先生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老先生，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医官把药丸给老先生服下后，已经是晚间8点钟，到了我交班的时间。于是，我就把任务交给下一班的副官李振民。交了班，我就回副官房间，想好好睡上一觉。
正在我意识蒙胧的时刻，依稀听见楼上楼下非常急促的脚步声，忽而跑向东忽而跑向西，而且愈来愈急促，愈来愈杂乱，因为自己忙了一整天，实在已经累得不省人事，便不知不觉地昏睡过去了。
大约是晚上11点多的时候，李大伟突然把我从睡梦中摇醒，我还以为是叫我换班，我睡眼蒙胧中觉得我才没睡多久，为什么就要叫我换班，实在有些费解：“干什么！轮到我上班了吗？”李大伟神情紧张地说：“什么上班，老先生都已经过去啦！快点起来，大家现在忙得一塌糊涂，起来帮忙！”我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匆匆起床，李大伟才告诉我整个事情的发生经过。
原来，在晚上8点55分左右，老先生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护士和李振民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立刻到老先生身边进行急救。
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老先生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老先生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做了几次电击，老先生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这次要救活老先生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