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清楚，以当时台湾的未来走向，台湾没有充分的客观环境，继续走强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自觉，孝字辈的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
悲剧一生蒋孝文
男人对长子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期许和眷顾，蒋经国自不例外。
蒋孝文，1935年生于苏联，他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孝文，就等于重现年少时代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蒋氏夫妇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们的收获却极其有限。孝文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最艰难的时代里，孝文越过大半个亚洲大陆，跟随他的父母回到祖国，可是，等到在台湾成长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剧。
蒋经国对孝文的管教可说非常的严格，只要孝文犯了什么错误，总是难逃蒋经国的一顿训斥，所以，孝文基本上最怕他的父亲。
记得我们在长安东路当侍卫的时候，晚上时常被孝文叫去为他“推”吉普车。吉普车所以要推，倒不是说吉普车出了什么毛病，而是孝文喜欢过夜生活，和三五好友一起啸聚，那时大概他的玩伴当中只有他家里有车，但经国先生对他管束甚严，只要蒋经国在的话，孝文根本不敢乱跑，可是到了深夜，孝文还是会趁他父亲熟睡以后，偷偷摸摸地溜出官邸，然后要我们守在门口的侍卫为他开门，但是，又怕吉普车在院子里发动，会吵醒蒋经国，就叫我们侍卫几个人一起，为他把吉普车推到官邸外面的长安东路上，大概推到距离官邸大门有好几十米远，才敢发动引擎，然后加速扬长而去。
在年龄上，我们只比孝文大五六岁，所以，那时我们之间还很可以沟通。他经常到我们侍卫的宿舍来，和我们混得很熟，所以，他把侍卫住的地方和门房，当作他日常休闲的去处，下了学不是和同学好友出去玩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活动范围，和卫士们腻在一起。
老先生对孝文这个长孙非常疼爱。老先生毕竟是军人出身，所以只要孙儿们若是喜欢抡刀弄枪的，那他是最高兴的了。而孝文从小就对枪支很有兴趣，从高中时代，只要回到长安东路官邸更是枪不离手，经常见他把玩左轮手枪之类的武器，因为孝文这项“嗜好”是老先生鼓励的，自然没有人敢去制止阻挡他。老先生不但鼓励他多认识武器性能，还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因而孝文更是把手枪当作他随身的宝贝，除了去学校之外，常常见他腰间拽把左轮枪。
某日下午，有位便衣卫士李之楚刚好下班，回到宿舍休息，一进门，就见到孝文一个人躺在床上耍弄着他的左轮枪，孝文看见李之楚进门，就喊了一声：“不准动！”然后把枪口对着李之楚瞄准。李之楚平时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为孝文又是在开玩笑，就随口一句：“唉！别随便拿枪对人乱指，会闹人命的！”孝文大概一时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轰然一声，孝文竟然扣动了扳机，一枪刚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当场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
孝文大概忘了枪里居然装了子弹，更没有想到竟然一枪打中了李之楚要害，当场大惊失色。大家听到枪声，心知不妙，立刻跑到卫士房间探个究竟，结果一看是李之楚给孝文一枪打伤了。大家看到情势非常危急，李之楚中弹的部位是胸前，大家都认为他是凶多吉少，可是情况危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有立刻送他去医院碰碰运气了。这时，孝文知道自己闯下大祸，已经吓得脸色发白，在房间一角沉默不语。
送医急救后，李之楚竟然奇迹般地没有死，子弹距离他的心脏据说只有几厘米远，只要子弹稍微再偏一点，他就没有命了。李之楚和我是同年入伍的，也是浙江人。后来蒋经国大概怕有人说话，加上他那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再不能允许他执行勤务，所以，蒋经国干脆把李之楚想办法弄到高雄的建台水泥公司去服务，一方面也算是为自己儿子的一时失手，向他表达一些弥补之意。
李之楚固然痊愈出院了，可是不少人担心他伤势太重大概活不了几年，没想到，他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还讨了老婆生了孩子。
记得还有一次，我们随侍老先生去高雄西子湾，孝文喜欢打猎。我就曾经陪他去高雄的寿山要塞的山林里打猎，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孩，去打猎没有什么猎物拿回家，似乎很不甘心，我们侍卫还特地到山里捉了一只山羊，绑在地上，让孝文在数步之遥的地方，用猎枪瞄准射击，然后，他就带着那只被他打死的“猎物”，状似得意地回到住处，向老先生炫耀一番。
读中学的时候，因为自己不爱念书，成绩考得一塌糊涂，有好几门课是红字。那时成功中学的成绩单都是用邮寄直接寄给家长，蒋经国在孝文上成功中学之前，曾经亲自交代那时的成功中学校长潘振球，要好好管教孝文，潘振球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部属，自然不敢违拗蒋经国的指示。可是，孝文毕竟是当时一般人心目中的“皇孙”，即使蒋经国亲自交代，即使孝文有不好的地方，也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
然而，每次孝文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寄发成绩单回家，就通知我们，要我们先收下来。我们侍卫当时也不清楚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既然孝文命令，我们也不能不听，谁知道那些信件正是学校寄给蒋经国的孝文在校成绩单。但是，潘振球的确对蒋孝文的在校成绩十分注意，在他连续注意了几个月后，发现孝文成绩每况愈下，这样迟早会出问题，于是，他就写了一封措辞和缓的信，给蒋经国向他报告最近孝文在校的近况，以及最近几次月考的成绩，并且顺便问蒋经国有没有收到学校寄发的成绩通知单，可是，这封信寄出去了好几个月，蒋经国还是一点回音也没有。这时，潘振球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直接去找蒋经国，亲自向他报告这一连串的事情。
蒋经国听到这个事情，心里气得不得了，回到家来就找孝文追问。孝文知道纸包不住火，只好实话实说，蒋经国真是痛心极了，拿起棍子就朝孝文身上猛打，打得孝文是满屋子跑。蒋方良听到丈夫在打儿子，心疼不已，立刻出来制止，蒋经国还是拼命打，急得蒋方良眼泪汪汪，一旁拼命拉住蒋经国不准他动手打孝文。蒋经国无奈，只好放下棍子，可是他余气未消，命令孝文跪在地上不准起来。跪了一阵子，蒋方良心疼得不得了，又是一阵哭哭啼啼，硬是要蒋经国饶了孝文，让他站起来。
从这点可以看出蒋经国夫妇在教育子女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主张用斯巴达的教育方式，而他的母亲却忍不下心来严格管教孝文，甚至还和蒋经国唱反调，或许，这也是孝文不能步上正途的原因之一。
就因为前面我说的推吉普车和代收成绩单事件，蒋经国把孝文学坏的过错全部记在我们侍卫人员身上。殊不知我们侍卫夹在中间，孝文下的命令我们岂有不听的道理？可是，若是依从他的命令，难免要冒着被蒋经国责骂的命运，有时候我们真是左右为难。
后来，孝文从美国返台，而且已经和徐乃锦女士结婚，可是结了婚的孝文，个性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反而染上酗酒的恶习，而且只要他喝了酒就会出些事情。
有一次，大概又是为了和太太有点口角争执，便出去喝酒解闷。哪知道他喝醉以后，心中一时情绪不能发泄，就开着官邸的一部美制别克汽车，沿着中山北路一路急速奔驰，最后，因为他那晚实在已经烂醉如泥，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出了一场车祸，把那辆别克车撞得面目全非，连方向盘都给撞歪了，孝文自己也受了轻伤，门牙全部撞断，满口鲜血，后来只好全部装假牙。
还有一次，大概也是和徐乃锦为了一些小事，大吵了一架，然后他就负气出去喝酒。那晚，他也是烂醉如泥，在中山北路嘉新水泥大楼附近餐厅大闹一场，别人怎么劝他也不肯回家。蒋方良发现儿子不在，派人四处寻找，终于在嘉新大楼找到他，侍卫人员劝他回家，怎么劝他还是不听。
孝文以盛年就因为宿醉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他的一生就这样毁在酒上，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在蒋家的嫡子当中，孝文可说相貌堂堂，为人宽厚，如果在一个平实的环境中成长，应该可以独当一面、成就不凡，无奈造化弄人，他又夫复奈何？
孝文昏迷后有一天，蒋经国到医院去看望卧病中的孝文，蒋经国望着昏迷的孝文，不禁悲从中来，不断轻声重复：“ALLEN(艾伦)！爸爸对不起你！”蒋经国的愧疚主要是因为孝文继承了蒋经国从毛夫人遗传来的糖尿病，岂非天命哉！
掌上明珠蒋孝章
蒋氏夫妇的几个小孩当中，最得蒋经国喜爱的首推蒋孝章。
孝章这个生来就眉清目秀的女孩，我们侍卫人员对她的平民作风非常敬重，这一点，她的特质和她父亲蒋经国很像。记得是在她就读“北一女”的时候，蒋经国曾经要我们侍卫和司机接送她上下课，可是，孝章硬是不愿意有人接送，她喜欢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大老远从长安东路骑到重庆南路的一女中上学。
蒋经国不放心让孝章吃外面的餐食，叫司机老邬开着小型座车，中午为孝章送饭盒去，孝章站在校门口，对他怒目相视，待他走过去把饭盒交给她，她说：“你们走远一点好不好？”我们可以理解她的用意，是不希望被同学视为特权阶级。所以，我们以后给她送饭盒知道了她的脾气，刻意只将饭盒放在学校门房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一个角落等着看她拿到饭盒，我们就算完成任务，打道回府。
对待侍卫，孝章从来不会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孝章念中学的时代，我曾经有一次陪她去西门町的大世界电影院看电影，从那一次的接触，我觉得她是一个相当平民化的人，和我们相处十分有礼貌。她一向坚持不要让自己有太特殊的感觉，更不愿被人视为利用权势。这一点，我们实在非常崇敬她。就以她自己为例，如果她愿意的话，蒋经国当然会给她先生安插职务，可是她从来没有做过这类的要求，可见，她的确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官邸奇女子。
孝章的心地非常善良，可是她的个性和脾气却相当倔强，所以，蒋经国在家谁都不怕，就怕他的女儿孝章发脾气。只要是孝章什么事情不愉快，蒋经国官邸就像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蒋经国真是食不知味，非要把孝章逗到笑了，蒋家的低气压才算解除。
通常，只要孝章发起脾气来的时候，蒋经国偶尔会叫好友王叔铭到家里来，一起把孝章哄到台北的“空军新生社”，一块儿吃顿饭，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孝章心情缓和下来，总算雨过天晴。
就因为王叔铭经常扮演为经国父女解围的角色，所以，曾经一度有人盛传蒋经国有意接受王叔铭的儿子，作为孝章的乘龙快婿，可是两人没有机缘，尽管是父母有意，奈何环境却无法为这两个青年撮合。
后来，孝章去美国进修深造，却在此时坠入情网，爱上俞大维的长公子俞扬和。
在孝章赴美之前，蒋经国就想好孝章到美国念书时的一切生活问题。他知道俞大维的儿子在美国，凭他和俞家的交情，对女儿寄住在美国俞家，可以说相当放心，可是，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青春年少的孝章到了美国俞家不久后，却爱上了负有照顾之责的俞家大少爷。这位俞家大少爷，比孝章年纪大了一二十岁，是俞大维的德国太太生的。
孝章和俞扬和谈恋爱的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在蒋经国官邸引起极大的震撼，等蒋经国亲自向孝章查证，确实有这件事之后，而且孝章还提出坚持要嫁给俞扬和的时候，蒋经国气得眼泪直流，半天说不出话来，而孝文三兄弟更是气愤填膺，直说要去美国找俞扬和算账。
后来，为了息事宁人，宋美龄亲自出面，为此事打圆场，最后总算在两家各自节制的情况下，让这件事慢慢平息下来，蒋经国后来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俞扬和也不再心存痛恨，接纳了这位女婿。
和俞扬和结婚后，孝章马上改变自己的角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在结婚之初，孝章忍受各种来自家庭成员的污辱和反对声浪，也始终没有任何的反弹和溢于言表的不满。听说蒋经国曾经有意为俞扬和安排到台北华航担任总经理，可是，孝章始终拒绝她父亲的任何人事安排，甚至连台湾都有一段时间不太愿意回。
老先生去世的第二年，有一次，孝章抽空回了一次台湾，记得那次蒋经国曾经在慈湖摆了一桌酒席，请孝章夫妇一起吃了一顿饭，后来，她就很少再回来。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职“总统”的日子，曾经寄了机票给孝章夫妇，可是他们并没有回台湾。后来，蒋经国第二次就任“总统”，孝章还是没有回台湾，官邸人士都在议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人都猜测，这八成是因为三兄弟对俞扬和不礼貌的关系。
争议不断的蒋孝武
离开蒋家这段日子以来，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怀，1987年12月13日，也就是蒋经国死前一个月，蒋孝武结束台湾假期向蒋经国拜别的那幕情景。
那时候，种种迹象显示蒋经国的病情愈来愈恶化的状况，可是，现实的环境却必须逼迫蒋经国做出决定，让二儿子蒋孝武远离台湾，而孝武似乎也从医生那儿，隐约知道蒋经国的病情，所以，那天中午，他在七海官邸吃过中饭之后，到蒋经国房间拜别，然后红着眼眶走出房间，遇到了我，孝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有些哽咽地说：“以后父亲要你们多费心照顾了！”说完，就形容憔悴地步出官邸。果然一个月后，蒋经国就病逝。
说起孝武，外界总会不期然地想起不少政治事件，都和他扯上一些关系，但是，到底真相如何，现在已死无对证，也没有人再去追究这件事情。
对孝武的印象，早源于孝武三兄弟小的时候。记得是孝武小时候，就听老先生讲过，这个孝武啊！眼睛经常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是一个“计谋多端”“鬼灵精”的小孩。孝勇小时候经常手上的零用钱动不动就被孝武给骗走了。
老先生习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一个红包，给孝字辈的晚辈做鼓励。有一次，蒋介石又发红包了，孝武就跑去孝勇那儿，说：“阿弟啊！你有钱要多用！”他劝孝勇尽量用钱，而自己却非常吝惜自己手上的金钱。有一次，孝武中了一次爱国奖券，有人起哄要他请客，可是他就是不愿拿出一部分钱与大家同乐。
孝武的婚姻，也是蒋家公子当中，非常不顺利的一个。
他的太太汪长诗，父亲曾是台湾驻欧“外交”人员，和孝武是在留学德国期间认识的，后来两人相爱就步入结婚礼堂，可是，却因为孝武处处要耍个性，而和汪长诗走上仳离命运。
除了两人的倔强以外，他们年纪太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记得在慈湖守灵的一个凌晨，忽然接到一通来自七海官邸的电话，说孝武的太太汪长诗要到慈湖来见她的公公蒋经国，大家都很纳闷，汪长诗有什么急事，什么时候不可以见面，偏偏要在清晨见蒋经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一时之间，大家议论纷纷，可是等到汪长诗出现，大伙才知道，原来是汪长诗和蒋孝武闹别扭，情况闹得很僵，所以非找蒋经国出面不可。
慈湖方面知道了大致的情况，在汪小姐没来慈湖之前，就通知蒋孝勇，叫他前来做调解人，希望能够缓和孝武夫妇的僵局，可是，孝勇调停无效，只有请蒋经国亲自出面了，汪长诗还是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也承诺要负责找孝武，向汪长诗低头赔不是。可是，孝武岂会如此软弱，根本就不理会汪长诗到慈湖告状这码子事，对父亲蒋经国的劝说也是有如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
因为两人老是见面就吵架，最后只有走上离婚一途。
中国人劝合不劝离，尤其是官邸子女，若想要离婚的话，更是要被老一辈的人视为是离经叛道。所以，蒋家的亲戚当中和汪家的亲戚，当然都希望两人的婚姻关系能够继续维系下去，所以莫不想尽了办法，为他们设法挽回残局。
在亲友的密切安排下，汪长诗准备给蒋孝武表现真诚的机会，于是她在从海外过境台北机场时，蒋家亲戚就希望孝武能够去机场接机，这样，汪长诗在孝武给面子的情况下，还可以勉为其难地回到孝武的身边。可是，哪知道孝武对亲友的这个计划，根本是不屑一顾，觉得自己是堂堂“总统”家庭的第三代，别人应该来向我低头才对，哪有堂堂男子汉向女人低头的道理，因而，孝武根本连机场都懒得去。如此一来，汪长诗在机场等不着孝武，一气之下，愤而离开台湾，从此和蒋孝武分道扬镳。
人的情缘，就是这样奇妙，孝武和汪小姐离婚之后，两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小姐每年都会固定在寒暑假回台湾，看看她的儿女友松、友兰。
说起孝武的工作经验，应该是在他和汪小姐结婚后，回台湾后的事。
当年轻的孝武回到台湾时，老先生还在世，当时孝文情况不是太好，所以老先生对孝武的期待也就格外殷切。老先生希望这个留学德国的第二个孙子，能够为蒋家第三代争口气，因而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孝武的身上。他一回国，老先生就发布孝武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专门委员，这个职位和中央党部的总干事平行，一般大学毕业的青年，如果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人员招考，即使他的能力、学识、人品再好，即使是考上了，也只能从助理干事做起。可是，老先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还说这是要给孝武“磨炼磨炼”。
在党部上班的时候，他自己开美制道奇吉普车去办公室，后来，他由党部转到“辅导会”经营的华欣文化事业公司。当筹备主任的时候，那时“辅导会”的主任，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是赵聚钰。赵主任是孝武父亲的老部下，对孝武焉有不关照的道理，自然是要什么有什么。
江南案(据称《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因在该书中有意“丑化元首”，遭台湾情报部门特工刺杀身亡)，给孝武政治生命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这也是导致他出国避风头的主因；但也有人认为，蒋孝武出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在国外比较能够避免外来的一些干扰，让他过一个比较平静的新的婚姻生活。
的确，孝武自从和汪长诗离异以后，他展开了他新生活的第一页。在这第一页的扉页上，他认识了一位台湾籍的小姐蔡惠媚，而这位台籍小姐竟然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认识蔡惠媚之前，孝武的私生活是很受外界关注的，当然这些关注有相当一部分是带着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待他。可是，在他认识了蔡惠媚之后，却奇迹式的，改变了以往不为家人和外界认同的生活方式，在作为和生活步调上，都慢慢做了微妙的转变。可见，爱情的力量即使在这位时人视为“太子”的身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蔡惠媚本来是孝武尚未离婚时，他女儿友兰的英文教师。蔡惠媚生长在台中望族，在经济上，她根本没有必要外出赚钱，可是，上天有意让她和孝武借着当家庭教师的机会，两人结合。
孝武为了追求蔡惠媚，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才感动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特别是蔡家本身是台中的大户人家，根本没必要去攀蒋家这门亲戚，而且，台湾人对蒋家基本上是有着十分歧异的看法，加上孝武过去在政坛上的一些风风雨雨，蔡家自然早有所闻，所以，女方家长对这门婚事，基本上最早的兴趣实在不大，要不是孝武苦苦追求，感动了蔡惠媚，恐怕这门婚事永远都不会成功。
蒋经国对孝武的这档婚姻，非常重视，而且这是蒋家头一次和台湾籍人士结姻亲，自然更为重视，何况孝武有离婚纪录，蒋经国怕孝武再有失足纪录的话，势必引起社会更为负面的批评。所以，父子两人为此曾经做了一番深谈。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后，他才要孝武以蒋经国本人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母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了蔡家二老，并且借着茶叙的时间，由蒋经国、蒋方良夫妇，亲口和蔡家二老把亲事定下来，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
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由于蒋经国是不可能出台的，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孝武的婚礼。
从整个人生经历来看，如果说蒋孝武的性格不是那么倔强，而且不发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从政坛上销声匿迹的。他的个性让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更不幸的，在他结束“出使”海外生涯时候，却突然在一次健康检查中，无故暴卒。他的死不但让类似江南命案的案子变成悬案，而且也留下了许多的疑点，为后人带来更大的臆测空间。
蒋孝武死后，蒋家变成一门四寡，这个家族真是多灾多难。
“地下总统”蒋孝勇
长安东路时代，我们奉派到蒋经国官邸去担任便衣卫士的工作，上面给我们的任务分配是一个人负责带蒋孝武，一个人负责带蒋孝勇。通常，带孝勇的那个同仁是比较辛苦的，除了他的年龄比较小，不好带之外，孝勇的调皮捣蛋是一个重要原因。
孝勇小时候，像是一只猴子，不但玩刀玩枪天不怕地不怕，而且特别喜欢爬树，早上给他穿的是一套新衣裳，下午已经玩得全身是泥，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更绝的是，孝勇只要出去玩，身上总是到处是伤。而从小，孝武和孝勇就是每天打打闹闹的，只要见面就会打架，这两兄弟从小打到大，真是一对小冤家。
所以，负责带他的同仁，不但要经常注意他的衣着整洁，而且还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不能有一点受伤害的情况，否则谁也担待不了这个责任。然而偏偏这些小孩既不能打也不能骂，所以，一旦他们调皮起来，任谁也管不了他们，只有任由他们胡闹。
一直到孝勇读军校时，他还是校方心目中最棘手的人物。
在读军校时，孝勇最怕的人还是教育班长。如果孝勇在学校偷着抽烟，被教育班长当场抓到的话，教育班长是不会理会他是老“总统”的孙子这样的身分，照样给他严厉的处罚，硬是叫他连烟带灰一起吞到肚里去。可是，他对军校的校长和高层首长却不看在眼里，毕竟，这些人都是他父祖辈的部下，他一方面是有恃无恐，一方面，这些学校首长拍他的马屁犹恐不及，怎么可能对他有什么太严苛的举动？
后来，孝勇在一次训练中，跌伤了脚踝，所以只好办理退学手续。从军校退学后，孝勇又插班进入台湾大学就读。
因为蒋孝勇最懂得讨好他的父亲蒋经国，在表面上，他也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他不像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孝文那样孟浪冲动，他是蒋经国的子女中，在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但是，蒋孝勇背后究竟在做些什么，蒋经国是从来也不清楚真相的。
1975年，也就是老先生过世以后不久，因为蒋经国的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虚耗，而且蒋经国慢慢发现自己染有遗传性的糖尿病，虽有专职医生负责，为他诊治，长期下来渐难控制，如果他的体力再不更有效益地运用，那将无异饮鸩止渴。所以，他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尤其是私人的权力与工作，放一部分给儿子去分忧解劳。
然而，蒋经国几经考虑，在他三个儿子当中，已经卧病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而且，性情上也不像孝勇那样内敛，也就是所谓的“持盈保泰”，孝武不懂这一套，所以，如果赋予孝武重任的话，很可能会因为一时急躁，而前功尽弃。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清楚，以当时台湾的未来走向，台湾没有充分的客观环境，继续走强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自觉，孝字辈的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可是，蒋经国毕竟是一个跨越现代与传统的过渡型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像现代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人物，是“传贤不传子”的、是用民主程序决定一切的，他已经习惯了在台湾这块地方呼风唤雨的感觉，如果有朝一日他失去了现在拥有的一切，他实在无法想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希望给孝武和孝勇有更多的机会去比较他们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决定谁是真正有资格继承他“法统”的儿子。
很多侍卫人员和官邸工作人员，都清楚孝勇的脾气和个性，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个笑面虎，人前人后的表现完全不同。
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时光，蒋孝勇可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所以有人戏称他是“地下总统”，就是在蒋经国卧病那段时期，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那时，孝勇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是他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的人便不得不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特别讨蒋孝勇的欢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