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官邸内部的人员，如果从职务来划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内务科系统，主管蒋家全家的生活起居照应；其二是侍卫系统，主管老先生夫妇和家人的安全警戒工作。如果拿它和帝王时代宫廷相较，内务科无疑和“大内”的太监没什么两样，如果你要说官邸侍卫像封建时期的御林军，大概也相去不远。
内务科一页沧桑
内务科的编制，早在北伐时代就已粗具规模，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内务科的建制便大致就绪，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内务科更是人员繁杂、编制庞大，已经俨然一个小紫禁城，而蒋介石就是这个紫禁城惟一的皇帝。
“行宪”以来，内务科就隶属于“总统府”第六局管辖。南京时期，内务科的机构非常庞大，除了南京有它的人马，就连宋美龄当年在上海的公馆，也有内务科的人员在该处服侍随时来长住的宋美龄。那时，只要是蒋氏夫妇会去的地方，几乎都有内务科的编制人员，随时为他们夫妇效犬马之劳。
南京政府时期，内务科的科长是袁广陛，他当副官时已经官拜少校。袁广陛在老先生任北伐军总司令的时候，就当老先生的副官，一直跟随到台湾。袁广陛因为年事已高，老先生要他就在内务科养老，来台湾后，没有什么职务。
袁广陛的继任者是蒋孝镇。讲起蒋孝镇其人，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其实，他也可以说是老先生的救命恩人，也是老先生老家侄子辈的亲戚。
1936年12月12日，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仓皇逃走，在暗夜中，后有追兵、前路不明的情形下，他连鞋子都在慌乱中失落，堂堂一个三军总司令却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疲于奔命了。当时，护卫老先生逃离现场的蒋孝镇，见老先生没有穿鞋子，赶忙脱下自己的鞋子，给老先生穿上，他发现后面的追兵愈来愈接近，身后枪声仍然不绝于耳，情况相当危急，蒋孝镇顾不得自己两脚没有穿鞋子，背着老先生就在夜暗中翻过围墙向后山奔逃。
最后，蒋介石依旧被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军队捉住，但是，所幸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给了他穿，因为他们逃走的一路上，遍地都是带刺的荆棘，蒋孝镇强忍着双脚赤裸踩在地上荆棘的疼痛，居然背着他走了一大段路程，两人被俘虏时，蒋孝镇双脚已经是鲜血淋漓，老先生当时对蒋孝镇就非常感激，要不是蒋孝镇赤着脚背他走，他不是被乱枪打死，就是双脚已经和蒋孝镇一样血肉模糊。
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老先生平安返回南京，蒋孝镇这位救命恩人，也在老先生的交代下，住进南京最好的中央医院，脚伤治疗痊愈之后，重回老先生的身边服务。后来，在内务科科长袁广陛离职以后，蒋孝镇就正式接任内务科长的工作。救命恩人成了内务总管，职司大内杂务负责人，这也是老先生给这位裁缝出身的亲人，一个最大程度的“栽培”。
基本上，蒋孝镇是一个从基层干起的侍从人员，他从大陆时期就干蒋先生的副官，一直到台湾才晋升为内务科长，他为蒋介石真算是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从来没有听到他有任何抱怨。但是，就因为他对先生、夫人的忠诚，他对内务科并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改革，一切依老先生和老夫人的意旨办事，从来不会自作主张，或是有什么越权的举动，作风十分保守，因而也有人认为他在魄力方面是显有不足之处。
从袁广陛到蒋孝镇，不难看出，给老先生当副官，大不了也就是提升个内务科长干干，他绝不会因为副官对他无限忠诚和效命，而委以重任或为副官谋一个官位。始终如一地奉献忠诚，做到老做到死是蒋介石官邸内务科人员的命运。
得宋美龄宠信厨师当上大管家
到了1961年左右，蒋孝镇因为年龄大了，准备退休，而内务科长的继任问题，却在官邸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而且在蒋介石和夫人之间，也引发了一些彼此间的不快和摩擦。
事情发生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老先生虽然很少插手去管内务科以及官邸的家务事，可是，他对官邸重要人员的任用，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定见，然而，夫人在那次的内务科长人选的问题上，也相当坚持她的主张。
原来夫人心中早就有了内定的人选，这个人就是陈杏奎。
陈杏奎其人可以说长得相当体面，外貌仪表堂堂。记得我们从溪口撤退后再到广州时，他身穿西装，进黄埔军校大门，门口的卫兵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以为他是某位大官，朝他毕恭毕敬地敬礼，让认识的人看在眼里，不禁哑然失笑，其实他是到菜市场买菜回营区。而另外有一位真正的大官——俞济时，有次行经大门，门口卫兵见他穿件旧中山装，人又长得矮小干瘦，卫兵见了他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
这件事情，在当时官邸曾经一度引为笑谈。
陈杏奎早在大陆时期，就是老夫人宋美龄身边最得宠的厨师，陪着老夫人撤退到台湾以后，成为老夫人身旁最资深的人员之一，所以，老夫人把他视为最忠心的下人。每当官邸用饭时，老夫人经常会问：“哪一样菜是陈杏奎烧的啊？”只要有人说某样菜是陈杏奎的手艺，管保老夫人一定对陈杏奎烧的菜大加赞扬，他也因而成为老夫人心中手艺最杰出的西菜厨师。
事实上，据对厨务特别了解的人员说，官邸有不少可口的菜肴都是出自另外一位厨师的手艺，这位厨师叫陈宝汉。他在年轻时代，曾经在上海专门向法国师傅拜师学过西餐手艺，宁波菜也烧得非常合老先生的口味，从南京、溪口等地，一路跟随老先生撤退到台湾来，有人说，夫人夸赞的好菜，其实有不少是陈宝汉的杰作。
陈宝汉人长得矮小结实，外表也不出色，可是确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厨房大师傅。这位大师傅，平时待人也十分客气，我们副官都用上海话称呼他“小阿哥”，而他则称呼我们为“阿弟”，大家处得很亲切。这位个子矮小的厨房师傅，还是武功高强的能人，身体十分健朗。
在官邸厨房还有一位袁师傅，是顾祝同将军介绍来的自家中菜厨师，和陈宝汉是不相上下，也十分得老先生欢心；还有一位厨房助手叫蒋茂发，后来也是一位手艺特别受老先生夫妇喜爱的大师傅之一。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官邸出色的厨师不只陈杏奎一位，而老夫人之所以会对他有特别的关照，应该和她长久被他伺候，在主观上对他特别爱护有关。
1961年前后，士林官邸内务科科长出缺，老夫人就力荐陈杏奎继任科长一职。老先生对夫人的这项建议，觉得并不妥当，他不赞成地说：“大师傅怎么可以直接升内务科科长？”可是，蒋夫人却执意要提携陈杏奎，最后，在她百般坚持之下，说服老先生写下升任陈杏奎当内务科长的条子，于是，陈杏奎终于晋升科长。
这位新科长和前面几位科长最显著的不同点，是在他为人上的强势作风，喜欢下属和他套关系，所以，难免开罪了不少人。然而，陈杏奎毕竟有老夫人宋美龄作为他强有力的后盾，不管官邸内务科的人，还是官邸外的人，知道他身分背景的人，都没有人敢惹他，与其对抗，所以，在内务科长任内，陈杏奎自是风光不可一世。
可是，孔二小姐回来以后，士林官邸又有了一番新的局面，内务科也连带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
孔二小姐旋风
1962年10月23日，离国17年的孔祥熙夫妇带着孔令伟孔二小姐，从美国来到台湾。
孔氏夫妇就住在博爱路的博爱宾馆，也就是后来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台北的办公地点，孔氏夫妇在台湾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孔氏夫妇离开台湾，孔二小姐则继续留在台北，和宋美龄作伴。
为了就近和宋美龄作伴，官邸特别为她在官邸对面整理出一间招待所，专门给孔令伟住。
孔二小姐生性喜欢女扮男装，有时候嘴里还叼着一根烟斗，十足的大男人形象。除此之外，她的身世之谜，也是士林官邸下人之间很喜欢谈论的话题。
就在陈杏奎内务科做得最风光的时期，孔二小姐闯了进来。因为陈杏奎的强势作风，他多多少少得罪了一些官邸的下人，对他不满的人希望搞垮他，就到孔二小姐那里告状，数说他的不是。这些人会找孔二小姐告状，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孔二小姐在宋美龄面前的地位。宋美龄确实非常信任孔令伟，不但官邸各种事情听她的建议，连像当时圆山饭店兴建监工那样大的责任，宋美龄都交给了孔二小姐，就可以想见她受重视的程度。
因而，从这段时间开始，陈杏奎的影响力受到了相当的限制，而且因为告状的人愈来愈多，在孔二小姐的转告下，宋美龄对陈杏奎的信任，也因而大打折扣，这是陈杏奎逐渐失势的原因。
陈杏奎失宠之后，孔二小姐便有取而代之的架势，然而，孔二小姐有一个脾气，她对官邸内务的各种事情都很有兴趣。60年代经常可以见到孔二小姐在官邸的厨房穿进穿出。当时，她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都管，但也什么都不管，有时有人问到一些事情，她就十分轻松地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那件事情，那与我何干？！”可是，士林官邸上下又不能不尊重她，因为大家知道她的背后就是宋美龄，是得罪不起的人。
孔二小姐非但连官邸的大小事情都有插手的情况，连宋美龄挂名的几个机关团体，像妇联会、振兴复健医院、华兴育幼院等等，孔二小姐都要插手管一下。
由于孔二小姐不断向宋美龄反映一般下人对陈杏奎的反感，加上陈杏奎以家里有人生病为借口，他的内务科长也就这样拱手让人，由李大伟接任。
李科长接任之后，内务科渐渐平静，从那时起，士林官邸开始进入多事之秋，上面已经没有心情去注意底下的一些风风雨雨了。
现代“大内”探秘
士林官邸的内务科，恐怕是20世纪的中国，最后的一个“宫廷大内”机构。
内务科一共配属了二十几个人。这二十几个男女，包括洗衣工人、做衣服的裁缝、烫衣服工人、杂务工人、仓库管理工人、花园园丁、厨房工作人员等，大多数是蒋介石从大陆带来的一些人，少数是从台湾就地招募的。
这些工作人员的人力编配，大致上是这样的：专门照顾蒋介石的副官有三人；照顾宋美龄的
佣人有男女各一人，男人负责杂务，女佣负责照顾她的起居生活；厨房里面有大师傅三人，助手二人，下手若干人，裁缝二人，洗衣工人一人，烫衣工人一人，另外还有清洗客厅、插花、园丁、工人等各若干人。
这些人全部是专职人员，平日各有职司，完全以老先生夫妇和蒋家的近亲为服务对象。
这些官邸内务科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住在官邸附近的眷村里面，这样可以随传随到，不会耽误公事。因此，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行动上是受到本身工作很大的牵制的。特别是老先生要出巡的时候，不管那时是逢年还是过节，我们副官和内务科的所有人员，便得一律停止休假，全员到齐和老先生一起出巡。
许多年老的同事，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低，因为，蒋家的人有把我们当作他们家族的奴隶的心态。老一辈的同仁，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毕竟，特别是大陆时期，老先生在年富力强的年龄，潜意识里面有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心态作祟，他在不知不觉间会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王者。可是，败退到台湾，蒋家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君临天下”的锐气。然而，尽管退居海岛，老先生仍旧把自己视为统治区域内独一无二的领导者，或者是接近皇帝那样的无上地位。经国先生在有意无意间，把老先生从繁杂的政务当中“孤立”起来，他应该是出自“善意”——很容易被为人子女的人体会出来的一种“善意”。但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为什么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把老先生神化，并且，把他抬到这个海岛上最崇高的地位上？
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蒋介石不自觉地就把自己想作是不会犯错的圣贤，如果他有任何错误的话，也是周围的人给他捅的娄子，此一来，我们内务科的人员不免就要在一些时候，做他的出气筒。
记得有一回，老先生把他自己桌上的东西放到另一个地方，临时要找却找不到，情急之下，就把我们副官人员骂得狗血淋头。可是，几分钟后，副官为他在旁边找着了，他心里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刚刚拿了，年纪大了一时健忘，搞错了东西放置的位置，让我们这些个无辜的副官白白挨了一顿好骂。
蒋介石明明知道是自己放忘了地方，是自己的错，和我们副官无关，但是，他也不愿向我们说一声抱歉。他除了没有向任何人说抱歉的习惯之外，也绝对不会向他心中视为奴才的内务科人员讲一声抱歉。
老先生毕竟是年纪大了，他喜欢听一些好听的话，所以，经国先生非常清楚他的心理，便很善于为他营造这样的气氛。
譬如说，自60年代起，蒋介石到任何场合，都会有一些人在他离去之前，高喊：“蒋总统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之类的拥护口号，蒋介石就高兴得合不拢嘴。我们站在一旁看他高兴的表情，知道他虽然不是自己要把自己塑造成皇帝的样子，但是，他并不拒绝那样的情境和场面，而且还有些沉醉其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1967年或是1968年的10月31日，那天，在大溪慈湖宾馆，老先生的一些至亲好友，为他唱戏祝寿，有关方面还特别请来了大鹏剧团的学生来支援唱戏。大鹏的名角廖苑芬饰演铁镜公主，杜月笙的夫人姚玉兰也粉墨登场。那场在大客厅演唱的评剧结束以后，老先生高兴得不得了，连忙交代我们去拿中央银行特别铸造的祝寿金币来，给大鹏学生每个人发一枚金币，以资犒赏。平日自奉节俭，而当自己高兴的时候，就拿金币来分送给众人，这就是他的个性。
我从一开始，就把老先生视为自己祖父辈的老人家来伺候，诚然，他的年龄也确实可以做我们的祖父。何况，他有他的人性善良的一面，他对下人的那种权威意识，我们是可以体谅的，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权威意识最高涨的时代，在他的言行举止之间，还不自觉地流露着对晚辈的关怀，所以，为他服务，至少在情绪上是很平衡的。
然而，他的儿子经国先生就不是这样的个性，他对外面的人们是一个嘴脸，对我们又是另一副容貌。
蒋介石有个轿夫班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加上政府因为抗日战争，曾经退居西南后方，在西南那种多山多水地形复杂的地区，自然要有特殊的交通工具，来适应环境的需要，这便是重庆时期，官邸轿夫班成立的客观背景。
这些轿夫的挑选和训练过程，十分严格。轿夫主要的挑选原则，是个子要平均、身材要适中，而且，只要抬起轿子以后，彼此之间的步履更要相互配合，否则，不但坐在轿子上的人会感觉不舒适，更让人没有安全感。通常，蒋宋夫妇坐的轿子，是由两个人前后抬着，基于安全上的考虑，左右两边还各有一位轿夫，在一旁跟着。只要发生有轿子抬得不是很安稳的情况，两边的轿夫就立刻上前扶持，以防倾倒或是意外情况发生，等前后的轿夫体力耗得差不多了，再由这两位副手上前接替，而原来的抬轿人，就变为副手，一旁跟着护驾。
一直到台湾，官邸都有从大陆带来的两顶轿子，供蒋宋夫妇出游时使用。
基本上，官邸轿子比中国西南地区使用的“滑竿”，在大小结构上和材质上，都舒适许多。外观上，它的椅子是藤制的，轿椅的上方还有像后来的三轮车一样的折叠式遮篷，可以无畏日晒雨淋。
在人员编制上，到了台湾以后，基于“总统府”人员缩编的考虑，轿夫班已经合并到内务科的编制下面。在平时用不上轿夫的时候，这些为数约有十余人的轿夫，被编制到“总统府”清洁班，从事清洁杂役的工作，到了老先生要出巡，而且需要乘轿子的时候，再从内务科里，把这些轿夫们重新加以编组，执行任务。
从50年代到70年代，蒋宋夫妇在全台湾各个偏远山区游历，如果当地没有行车用的公路，或是在风景清幽的羊肠小径，他俩经常乘着轿子，徜徉于山水之间，像桃园复兴乡的角板山、日月潭等地，两夫妇都有过乘坐轿子的经历。
坐轿子舒服，抬轿子则是一件累人的差事，而且，蒋宋夫妇出巡，带的东西不但数目多，种类更是繁杂，他们俩坐轿子，我们非但要走路，还要用推车运载两个老人的行李和日常用品。所以，每次出巡，不但内务科上上下下累翻了天，连轿夫也是个个腰酸背痛、暗自叫苦。
从这里也可以想见，蒋宋夫妇当年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实际上是内务科的轿夫们，凭借着原始的人力，把两个老人抬到山水之滨的。
诚然，老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封建帝王，但是，各种的享受却明白地显示，他过着一种20世纪绝无仅有的奇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形态，只有在清代的紫禁城里才看得到那样的场面。
蒋介石生病以后，他们夫妇再也没有联袂出游的机会，轿夫班的编制虽然也是名存实亡。但是，轿夫班的轿夫和轿夫班的建制还是存在的，后来，老先生过世，老夫人身体因脚伤痼疾复发，在士林官邸上下楼也是由轿夫班的人负责抬上抬下。
轿夫班的轿夫固然平日是在内务科的清洁班工作，但是也有因为个人际遇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
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孔令伟的副官刘副官。在大陆时代，他是老先生的轿夫，到了台湾，还当过一阵子的轿夫。后来，孔令伟和她的父母来到台湾，孔令伟对这位魁梧有力的轿夫印象不错，就向宋美龄要人，宋美龄是对孔令伟言听计从的，就答应了她的请求，把这位刘姓轿夫调到孔令伟的身边，做她的专任贴身副官，这是在蒋氏家族之外，少数几个有贴身副官的人，可见宋美龄对她的重视和宠爱。
孔令伟对刘副官的信赖，可以从一件事情看出来。孔令伟和宋美龄一样，喜欢在早上起床后，请人为她做全身按摩，宋美龄是请一位女副官为她做按摩，而孔令伟则是叫这位魁梧有力的刘副官，为她做全身按摩，从这里也可以想见孔令伟对他的信任。在她身边服务多年，刘副官也从她那儿得到一些好处，这是孔二小姐宽厚的一面。
蒋介石出巡
士林官邸的侍卫系统，沿袭了自大陆南京和重庆时期的侍卫系统，但是，为了配合台湾的特殊情况，也做了一些改变。
在编制上，士林官邸侍卫系统的体系是这样的：士林官邸的安全最高指挥官，是侍卫长，他的职衔是中将衔。其下有两位副侍卫长，中将或少将军衔。在侍卫长的统领下，官邸侍卫系统又分为两组，其一是最核心的内卫组，设主任一名，下辖内卫组和侍从组；其二是外卫组，设主任一名，下辖有警务组、警官队、警安组，并且可以指挥外卫宪警人员，执行保卫蒋宋夫妇安全的任务。
从蒋宋夫妇出巡时，侍卫人员和官邸内务科工作人员，忙得人仰马翻的情况，可以想见蒋“总统”出游，其实和清朝乾隆爷下江南的盛况相去不远，而安全保障和各种生活起居杂务更是繁复。
蒋宋夫妇若同时出巡的话，他们的车队规模称得上是十分浩大的。在60年代，老先生夫妇的座车，已经换成各种型号的美国豪华凯迪拉克大型座车，从安全保障的角度，老先生的车队，可说完全是一支密不透风的钢铁队伍。
“总统”车队，基本上第一辆是先导车，是一部凯迪拉克五人座的豪华轿车。第二辆车是“总统”和夫人的座车，是七人座的凯迪拉克，前座右侧坐着座车侍卫官，负责帮老先生夫妇开车门，所谓座车侍卫官，其实就是老先生的侍卫官。第三部车是所谓的“随一车”，就是第一辆随行的工作人员座车，里面坐着夫人的侍卫官，还有“总统”的副侍卫长或者是内卫组主任，当车队指挥官。他的后座，右侧坐着“总统”的侍卫长，中间的位子，坐“总统”的随从副官，左边是侍从医官；“随一车”基本上是为了预防“总统”座车损坏抛锚时，可以立刻替换“总统”座车而准备的备用车，因而，这辆车的清洁和车况，都经常保持在最佳状态，以备不时之需。第四部车是所谓的“随二车”，和随一车相同也是凯迪拉克七人座车。坐在车头右侧的，是内卫组组长。第五部车供武官和秘书及一些不担任警卫工作的人员乘坐。总计跟随老先生的核心侍卫人员，除了侍卫长和副侍卫长以外，至少还有六位以上侍卫人员随行。如果再加上外围的军警，少说也出动了100人以上的警卫人力；如果再加上临时动员的各个情报单位的人力，出动的人数更是难以估算。
别以为这样的五辆车队，就是蒋宋夫妇的出巡车队，事实上，陪同“总统”出巡的车队和相关人员，绝对不只此数。因为，早在老先生夫妇从士林或是阳明山官邸出发前24小时，官邸内务科的先遣人员已经先搭公务车辆，到达目的地，打理好诸如用膳、衣着、住处杂务、娱乐消遣及一切想到的任何问题。
有时候，假使是要到南部去度假，因为路途比较遥远，老先生坐长途车比较累，就会改搭专机，“总统”专机原则上只由侍卫长和侍卫人员及少数一些随从人员跟上去，像内务科的一些人员，算是先遣人员，所以也是搭乘先遣飞机，先到达目的地，把一切必须处理好的事情先做好，然后在原地等候老先生及夫人的大驾光临。至于，维护安全的官邸警安组人员，则是先到目的地的警察局，成立所谓的“联合勤务指挥所”，以官邸的警安组组长为指挥官，指挥当地的军宪警人员，统筹执行保护老先生安全的一切任务。
到台湾中南部出游，即便是搭专机，“总统”的座车还是不能少。为此，我们必须提早将老先生乘坐的豪华座车，先行用火车运送到目的地，供老先生夫妇到达以后使用。当然，像前面讲过的轿子，若是地形比较陡峭而且没有公路可以到达的地方，只好准备轿子，让老先生去寻幽揽胜。
蒋介石有时候出巡也不见得就是到外地去游历。记得1953年，陪他去马祖视察军情，那天海峡的风浪特别大，他搭“阳字”号驱逐舰到马祖，舰长的座舱作为他的寝室，官邸对船上的伙食还不放心，特地带来官邸的厨师，到舰上厨房烹饪给老先生吃。
那一次，我记得老先生他们已经上了马祖岸上，我们则是搭了一艘编号104，吨位不过几百吨的“江字号”军舰，在马祖外海巡弋护航。上面的意思主要是怕共产党得到老先生上马祖的情报，突然派出大批作战舰艇，来突袭老先生一行，这在当时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神经最紧张的防范。
因为上面有这样的考虑，官邸侍卫人员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的侍卫人员随护“总统”上岸，我们几个人留在那艘“江字”号军舰上。谁知道那天的浪头特别大，老先生要在马祖过夜，我们那艘“江字号”就在马祖沿海警戒，随浪浮沉。因为船小，颠簸得实在太厉害，许多同仁不习惯这样的海上行船，不少人已经倒卧船上，有的甚至连肚里黄水都呕了出来，还是不住地反胃，搞得兵疲马困，可是基于职务，我们还是得在这艘小军舰上巡逻待命。
所幸，我是不晕船的，同仁在底舱休息，我就爬上军舰的指挥台上，和那艘兵舰的舰长聊天，度过一个漫漫长夜。这艘兵舰刚刚从美国人那边接收过来，所以兵舰上面有不少美军留下来的剩余物资，像罐头什么的，舰长请客，大家饱餐一顿，我在那座由帆布围绕的指挥台上，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这算是我们侍卫人员苦中作乐的一种形态吧！
事实上，我多年来和老先生走南跑北，已经领悟出一些必须苦中作乐的哲学，否则在繁重的随扈任务中，早就精神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