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注重养生之道的蒋介石，60年代末期一场车祸之后，身体日渐衰弱。而大陆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他昔日的“反共友人”尼克松访问北京，国际形势对他日益不利，使他颇有时不我与之叹……
阳明山车祸事件
1969年7月间，蒋宋夫妇与往年一样，到了夏天就从士林官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暑。这一年也不例外，可是，这一次的避暑之行，却是老先生这一生，最不愉快的一次避暑。
“总统”的车队出巡，通常沿途都有非常周密的安全部署，固然，侍卫人员的目标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是零缺点。可是，侍卫人员毕竟不是神，确实，以那次阳明山发生的不幸事件来看，即使是神恐怕也是始料未及的。
阳明山的仰德大道等于是为了“总统”经常上山下山便利，才由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拨款兴建的。在路况的品质上，仰德大道除了山势陡峭的主观因素是无法改变的之外，可堪称是当时台北市郊最高级的一条道路了。可是，车祸还是发生了，这如果不是鬼使神差，实在就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解释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总统”车队从士林方向要回到草山官邸，当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班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前下客。前导车因为刚转弯，所以没有看清楚这部公路班车的后方有没有来车，这时，突然有一部吉普车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并且没有减速，便直接往下冲，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假如不马上煞车，很可能就要和那部吉普车撞个正着，于是，立刻紧急煞车。
前导车这样的处置是别无选择的，否则就要和那辆军用吉普车迎面相撞，可是，就在那关键性的一秒钟时间里，后面的“总统”座车却来不及反应，座车司机也根本还来不及踩煞车，就猛力撞上了前面的前导车的车尾，紧跟在后面的“随一车”幸好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后果更不堪想像。可是“总统”座车已经发生了不可收拾的后果。
在撞击的那一刹那，冲击力非常剧烈，老先生当时手上还握着拐杖，撞击的那一瞬间，老先生身体猛然往前冲去，整个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他的胸部当场受到严重撞伤，剧烈的冲撞力让他连阴囊都撞肿了，假牙也在撞击的刹那，从口中被撞出来。
老夫人宋美龄坐在老先生的左侧，受到同样程度的撞击，在她往前冲的那一瞬间，双腿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老夫人当场痛入骨髓，厉声叫喊。车祸发生后，现场一片慌乱，侍卫人员忙着把蒋宋夫妇立刻送到医院急救，副侍卫长孔令晟立刻报告了老先生的长公子蒋经国，并且一边急着找寻那辆闯祸后逃之夭夭的吉普车。阳明山，乃至整个台北笼罩在一片惊恐不安的情绪之中，蒋经国给情治当局的指示是，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找到肇事车辆，查明真相。至于酿成追撞事故的座车司机，老先生并未深责，他也未受任何处分。
阳明山发生“总统”座车车祸事件当天，我那时在中央党部值班。那天晚上，我见到台北市内宪兵和警察的车辆到处奔驰，心里还一直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第二天，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从韩国返回台湾，交代下属送两盆从韩国带回的牡丹到草山官邸呈献给总裁，我才知道老先生夫妇出事了，难怪昨天一整晚中山北路一路，都有宪兵在沿路盘查过往的军车。
有关方面追查一整天，可是却什么线索都查不到，这一点，让蒋经国十分恼火，他交代情报单位不管有多难查，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有关方面当然清楚这宗车祸事件在没有查到闯祸军车之前，绝对不能像一般老百姓的车祸事件那样，草草结案。
“联指部”、“宪兵司令部”调查组和警方等单位，成立了专案小组，上面的决心是务必要抓到导致座车车祸的军车司机，才可以罢休。据后来得知，座车车祸事件，整整追查了好几个月，最后才发现肇祸的车辆，原来是一名陆军师长的专用吉普车，台湾有关当局得知查到肇祸车辆以后，立刻做了最明快的处理：予以撤职处分。
据查证，这位肇事师长在当天，刚巧是在一项军事会议结束后，急急忙忙叫司机开车下山，没想到阴错阳差，发生了这么一件不幸的车祸。
这位师长在闯祸当时，也知道那一队车队来头必然不小，可是哪知道会是蒋宋夫妇座车，更没想到会让蒋宋夫妇受到那样严重的伤害。在事情发生后，这位师长和吉普车司机因为畏惧追查，曾经刻意躲了一阵子，可是没有想到还是给查了出来。
后来，这位少将师长就因为知情不报，被当局以“伤害最高领袖”的罪名，撤职查办，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当天开车的吉普车司机也按军法判刑。
不论这两个肇事者被当局判了多严重的刑罚，毕竟已然造成对老先生夫妇的伤害。我记得有一次，老先生在事后接见一位老将领时，他也承认：“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宋美龄的腿部也受到相当的创伤，一直到她晚年，她每逢冬天，双腿都会不适，这就是阳明山车祸给她留下的后遗症。
原本，蒋先生身体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大概只有几次感冒的几率，然而，在这次车祸不幸之后，老先生的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其中，心脏扩大，是他尔后身体健康的致命伤害。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车祸事件还只是一个开端。
肛门受伤事件
1971年11月间某日，我们随扈蒋介石到高雄澄清湖。
这天中午，他突然想要如厕，于是，他依照惯例，就叫当天值班的正班贴身副官，随侍一旁，那天的随侍副官是钱副官。
那时，蒋“总统”的身体机能已经不像往常那样健朗，大便时经常有便秘情形，有时必须借助甘油球，来软化大便。那天中午，老先生解手解了半天，大概觉得肛门不适，就命令钱副官，拿甘油球为他润一润肛门。这天，钱副官也不知是没睡好觉，还是做事心不在焉，一连插了两个甘油球进入老先生的肛门，但老先生还是解不出大便，心里直犯嘀咕，立即通知侍卫叫我上楼。值班侍卫急急忙忙跑来找我，说：“快！快！翁副官，老先生叫你去！”我当时是空班，正在中午休息时间，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还来不及问侍卫人员到底是什么急事，就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老先生的洗手间，一探究竟。
我趋前一看，简直被吓了一大跳，整个马桶全是鲜血。老先生也不知所措，他有点焦急地对我说：“你快点帮我看看，怎么回事？钱副官跟我塞了两个甘油球到肛门里面，可是大便依旧没有解出来，你快看看！”我低下身去，仔细打量他的肛门，发现钱副官刚刚为老先生塞的那两个甘油球，根本没有塞到肛门里去，而是塞到肛门旁边肌肉里去了，把肛门的肌肉都插破了，岂有不流血的道理。
我当机立断，立刻通知医官，赶快来做急救，医官很快就赶到现场，发现老先生肛门的肌肉已经被甘油侵蚀，有开始溃烂的现象，翌日急电“荣总”直肠外科主任杜圣楷为老先生诊治，总算止住流血。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工作，可以说是旷日持久，整整治疗了一个多月，肛门伤口才算慢慢痊愈。
经国先生第二天才接到报告，匆匆从台北赶到高雄。到达高雄，蒋经国显得很不高兴，他心里对侍卫长孔令晟没有立即向他报告此一意外事件，非常不谅解。当时蒋介石十分震怒，当即交代侍卫长，只说了一句：“把他给我关起来！”蒋经国就这么告诉孔令晟侍卫长说：“把钱副官送军法处分！”
孔令晟还是相当理智，他向“总统”报告：“在官邸有个不错的禁闭室，可以暂时把他关在那里；如此，这件事才可以不致外泄，这样既达到了处分的目的，而且又不会泄密，不是一举两得吗？”而事后才向经国先生、纬国先生报告，他们心中相当不悦。老先生听孔令晟讲得有道理，就依他的计策行事，立刻下命令把钱副官关押在禁闭室，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五年的牢狱生涯。
蒋介石去世后，钱副官的境遇受到有关部门人士的同情，最后经多方的求情，老夫人才同意释放他。
当时钱副官的一时大意，确实也使得蒋介石的身体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记得老夫人宋美龄，就不只一次地责骂钱副官：“就是你这个钱副官，老先生的身体就是你给拖垮的！你是罪魁祸首！”老先生自从肛门受伤，身体一直不佳，而且经常出现便秘情况。
肛门的肌肉毕竟是全身相当敏感的一个部分，这个部位肌肉若是溃烂，不但很难治疗，而且特别是疼痛难耐，所以，每次医官来为老先生上药，我在一旁观看和协助，发现老先生不但不叫疼，连哼都不哼一声，从这里可以知道老先生的忍耐精神，尤其是他和医生间的配合，更是合作无间，一点都不打折扣。所以，在官邸医官的眼光，老先生是最标准的病人，叫他吃药就吃药，要他打针就打针，绝对不会对医生的诊治方式有所怨言，或者有不合作的情况。这一点，就一个威严老人的角度，确实令人由衷敬佩，让我到现在都印象犹新。
老先生的身体，是不是钱副官的粗心大意直接造成的，这纯属医学上的问题，见仁见智，没有什么定见。但是，那次钱副官塞甘油导致老先生肛门严重外伤的事件，确实让老先生受了一个多月的皮肉之苦，因为受伤的部位是在肛门，所以，整整一个多月，老先生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在床上，也只能俯卧，夜晚睡觉也不能翻身，真是苦头十足。
血！血！血！
1971年春天，老先生有一次在小便时，发现小便竟然尿出血来了！当时高龄已经85岁的他，神情大为紧张，立刻要我们叫医官来查个明白，医官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蒋老先生以前开摄护腺手术后，造成的后遗症。
摄护腺手术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手术，那时，蒋宋夫妇大概是迷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是请美国医生开的刀。因为当时他摄护腺的病情并不严重，所以，外国医生是用电疗的方式，把他摄护腺有问题的部位，用电烧的方法处理。没想到手术后的第二年春天，老先生某次上洗手间时，发现小便里夹杂了不少小血块，一时之间，他真是错愕惊疑、方寸大乱，在他的心里，投下巨大的恐怖阴影。
医生给他的解释是说，这应该是手术后的“正常”现象，因为，电疗结疤后，如果没有处理好，多半会有这样的习惯性出血情况发生。这种小便出血的事件经我细细观察老先生的神情，他显得十分沮丧失志，连散步也都没有什么精神，也很少再看到有一丝笑容。
从此，官邸洗手间内就开始摆几个空的瓶子，只要蒋介石发现小便有暗红色的小血块从尿道流出，就吩咐我们赶快拿瓶子过去接血尿，我们可以明显地看见他的脸庞是那样的惊恐失望、黯淡无光，以前那个威仪棣棣的威权统治强人，如今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他内心充满焦虑、恐慌和对生命的了无信心，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可怖的事情。
像女人月信似的小便出血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一直到他死亡前，每年春天，都会好一阵子出现小便出血的现象。只要出一次血，老先生就会紧张个半死。可是，医生们似乎习以为常，不把他的小便出血当作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有一天，我当班站在他的后面服侍他小便，忽然见他脸色大变，我知道八成又是尿血了，就赶忙拿一只尿瓶给他，他两手颤颤巍巍地接着血尿，接完后，脸色如土地急声命令我：“快！快！你把这瓶血尿拿给医官检查看看，到底里面有几个红血球？”
老先生既然气急败坏，我当然也是十万火急地将这瓶血尿赶快拿到医官的手上，没想到那位医官却说：“这种毛病是没办法根治的，检查什么红血球？你把它拿去厕所倒掉吧！不用化验了！”我只好无奈地把那瓶血尿倾倒在厕所马桶里。没多久，老先生非常紧张地叫来那位医官，十分慎重地问他：“我的尿里到底有多少个红血球？”医官却毫不迟疑地说：“报告总统，大概五六个吧！没有问题的，这是正常现象！”
其实，蒋介石哪里懂得什么红血球的单位，医官也不是故意要欺骗他，而是他有时候太过紧张，搞到自己吓自己的地步，医官是要缓和他的情绪，才随便敷衍他的。
尽管如此，老先生对自己排尿会有血，依然是耿耿于怀，十分介意，可是医生却对这样的手术后遗症束手无策，只有任凭它每年复发一次。而年纪大的人毕竟比较怕死，尤其怕见血，老先生亦是如此，每次见血，他的精神就更加困顿萎靡，对自己身体健康失去信心。
无独有偶，自从他开始尿血，整个身体机能也比以前差了很多，此后，他就经常罹患感冒，而且间隔很频繁，我们明显发现他的疾病抵抗力已经衰退。
凶兆
1971年，老先生尿血刚刚缓和，有一天，我在当班时，发现了老先生一个新的病兆。
我发现老先生没走几步路就气喘如牛，而且，他在呼吸时，舌头不断往外伸，似乎有些呼吸不顺，讲话时舌头显得有些硬，变得口齿不清。我立刻把这个情况向医官熊丸报告，熊医官得到我的报告，立刻为老先生做检查，他的检查结论是：“老先生可能是血管硬化，但是问题不大，至于呼吸的时候会把舌头吐出来，是代表肺部缺氧。”
熊医官还当面嘉奖我一番：“翁元做这个反映很好，以后希望副官人员见到老先生身体有任何小问题，都请随时告诉我们。”
此后，蒋介石的四肢反应呈现愈来愈退化的现象。比如，双手会发抖，连他为自己点眼药，双手都抖个不停，剪指甲手也是抖得厉害，后来没办法，这些需要双手稳定来做的工作，都由我代劳了。
1972年春天，他和夫人到日月潭度假，住在涵碧楼招待所，那次又发生了另一个意外插曲，让我们贴身副官大为紧张。
涵碧楼招待所老先生住的房间，和老夫人的房间是紧挨在一起的，我们之前已经得到指示，因为老先生身体已有老化现象，所以，只要他起身活动，一定要有一个贴身副官紧跟在后，以防他有脚步不稳的情况发生。所谓的老化，无非是指他血管老化的问题，因而四肢机能明显有退化迹象。
有一天，老先生穿过夫人宋美龄书房正要往屋外走来，副官人员远远看见他走过来，就立刻要过去随侍。谁料想，因为夫人卧房就在一旁，副官人员为了怕惊扰夫人的隐私，只好绕过一个回廊，快步跑到老先生跟前，可是，在副官人员还来不及跑到他的面前时，老先生忽然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这下子立刻惊动了夫人，她大惊失色地走出房门，大叫：“是怎么搞的！怎么可以让总统摔倒呢？副官在干什么？”在宋美龄的严词诘问下，没有一个副官敢答腔。这时，被副官人员扶起来的老先生一面喘着气，一面说：“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我自己不小心，没事！没事！”
蒋介石嘴里直喊着没事，可是，宋美龄不那么想，她余气未消地说：“以后不要管我是不是在房里，只要先生一出房门，你们就给我直接过来扶先生！”
医官获知蒋介石摔跤的消息，也紧张兮兮地跑了过来，为他做检查。所幸，没有任何外伤和骨折的情况发生，可算是虚惊一场。
我们从此得到宋美龄的指示：和先生寸步不离！
我跟在他身边，觉得他的体力实在大不如前，有一次遇到医官邓述微，我向他报告老先生身体近况，并且问他原因，他说：“我也没有办法，这就是老化。”
老先生也对自己身体的江河日下，觉得不可思议，有一次也问邓述微，邓医官答道：“报告总统，这是正常现象，没有关系！”
邓述微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老先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然而，老先生的身体状况，却仍然没有改善的趋势，我们在他身边服侍，当然非常清楚，例如他散步，以前可以连续走个半个小时不会累，而他现在即使走个十分钟，就开始喘气，而且是舌头伸出来的那种喘气方式。
因为蒋介石的病，官邸笼罩在一种低沉的气氛当中。
“国家大典”蒋介石受罪
1972年5月20日，是“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就职典礼的日子。那时，蒋介石的体力更是衰弱，可是，政治大权岂可轻易拱手让人，“国家大典”更不能没有“总统”本人参加，这是官邸人士，尤其是宋美龄的基本看法。为了不让“总统”身体欠妥的事实外泄，官邸在就职典礼前夕，想出一个掩饰“总统”病情的方法。
这个方法看来非常简单，就是在“总统府”大客厅的“总统”及夫人站立的后边摆上一张沙发椅，典礼当天，贵宾道贺时，就让蒋“总统”挨着那排沙发椅站着。
这样的设计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为了预防老先生身体突然撑不下来，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后面的沙发椅就可以发挥作用。一方面，老先生不致跌倒，不会产生危险；另方面，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给老先生做身体的倚靠，不会感到吃力。这套方法，据说是孔令伟孔二小姐想出来的妙法。
为了防止老先生临时体力不支，“总统”医疗小组还在会场后方安放了氧气桶，以便老先生在急需时，可以立刻派上用场。
这样的“总统”就职仪式，恐怕也只有发生在台湾这样的地方，世界上有哪一个地区长官、哪一国家首脑的就职仪式有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总统”就职仪式之后，也就是1972年7月20日病发前一天，还有新任“大使”呈递到任“国书”，那时，也是用这招瞒天过海的方式，在“总统府”的会客室，举行呈递“国书”的仪式。
蒋介石突然昏迷
早在1972年6月间，也就是“总统”就职后的次月，“总统”官邸的医官特别为蒋先生做了一次全身身体检查，这项检查结果出来以后，让医官们大为紧张。从检查报告上看来，他的心脏已经比前一次检查时，更为扩大，如果再不好好调养，他未来的身体健康状况势必更加糟糕。
“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陈耀翰，看了这份检查报告，便直接面见老先生。陈医官很直率地把检查结果告诉老先生，陈医官建议他立刻停止一切对外活动半年，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下，做最清静的休息。
陈医官的意思非常清楚，他深知老先生的身体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状况，如果再拖下去，老先生的身体只有愈拖愈糟。但是，陈医官却忽略了老先生夫妇的想法。果然，老先生听到陈医官的这个休息建议之后，大为紧张，马上去向老夫人告知有关的讯息，并且征询老夫人的意见。
“陈医官要我立刻休息半年，你的意思怎么样？”蒋介石只是单纯征询意见，但是，夫人宋美龄的想法和医官的考虑点显然大相径庭，她的主要着眼点是“总统”一旦不在其位，那么“总统”的职权岂不旁落？蒋家荣耀谁来赓续？她自己崇高的地位是不是也会受到损失呢？而且，在那个强人领政的时代，如果“总统”身体不行，不能履行他的职务，和一般现代国家的领导者因病不能执政，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蒋“总统”身体垮了的消息一旦外泄，岂不是会引起政治不安、人心动荡吗？这无论对蒋家或是对台湾都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宋美龄心头不禁对直言的陈耀翰大为光火，不假思索地说：“不要听他夸大其词，你的身体还好得很，为什么要休息半年？这简直是岂有此理！陈医官太不识大局了，我去找他去！”
宋美龄怒气冲冲，把陈医官叫到房间，毫不客气地数落了他一顿。
“你应该对事情有个轻重的观念，你这样跑去和先生乱讲一通，会影响他的情绪的，这个责任谁负担得起啊？你这样只会让他心里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你知道吗？何况他刚刚就任总统，他怎么可以就这样休息半年，我们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啊？先生是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上，休息半年的，这对台湾政局会有很大的不利影响的，你知不知道？”
从此，只要有任何有关老先生的病情的报告，都要经过宋美龄的允准，才可以对老先生讲，宋美龄的理由很简单：这样是为了老先生的心理着想。
医官的考虑完全是基于蒋“总统”的病情出发，然而他们对夫人宋美龄那掺杂了政治的思考方式，当然也只有默然听命的份。医生的预言很快应验，蒋“总统”的病况的确有了令人忧虑的发展。
几天后，“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突然交代我们，从即日开始，要把每天喝多少水、排多少尿，都要一一记录下来。
我记得那几天老先生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稍稍活动一下，就感觉气喘，喘气时舌头还不停伸出来呼吸，这就是典型的缺氧现象。晚上，老先生经常会因为气喘不止，觉得胸口气闷，医官给的建议是，只要感到气喘不过来时，就到阳台外吸几口新鲜空气再回去睡觉，医疗小组还开给老先生一种药片，只要老先生觉得气闷，就在舌下含一片，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一种心脏病的特效药，叫“麻地黄”，可以强化心脏和使血管通畅。
可是，受陈耀翰被宋美龄当面指摘的事件的影响，所有的医官都再也不敢直接向蒋介石面报病情，必须先向宋美龄报告之后，再会商如何向蒋先生解释病情。当然基于不影响蒋“总统”情绪的考量，透露给他的消息，不外是“没关系”“多休息”之类和病情没有太直接关系或是隐瞒实情的话。纵令如此，医官进出“总统”房间的次数增加了，各种检查项目也明显加多。然而，没有人敢再告诉老先生实情。其实，医官跑“总统”书房跑得愈勤，就是表示老先生的身体已经到了十分紧张的地步，宋美龄不答应让老先生休养半年，老先生自己也坚持继续处理一些比较重要的公务。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医官不断给宋美龄提出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检查报告，迫使她不得不做出一些因应之道。
早在老先生发生车祸那年，“总统府”三局就为他做出了一连串的计划，特别像是“总统府”内加装电梯，可以让“总统”下车后，直通电梯，而电梯到了三楼，只要再走几步远，就是他的办公室。这样的设计，事实上，已经是很大的权变之策，然而，就一个随时可能爆发心脏病的老人而言，这样的办公室设计实际上已经不具积极意义。
几经说服，宋美龄也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她似乎已经了解，假如不立即给蒋老先生更周密的医药处置，老先生的病情是相当悲观的。明白了这一点，宋美龄下令立刻增加了两位台湾当时最顶尖的心脏科权威，一个是姜必宁，另一个是李有柄。姜医生是“荣总”心脏科主任，李有柄则是心脏血管科主任，这两位权威医师加入“总统”医官阵容，其实已经相当程度地显示了老先生病况的严重性。
7月前后，老先生连吃饭都要停顿好几次，要喘几分钟气，才能够继续进食。有几次，甚至吃到一半，竟然会全部吐出来，这都是心脏病要发作的前兆，医官们此时更加肯定老先生的病况已呈一触即发的态势，“总统”医官一方面更加小心观察老先生的病情，一方面准备到海外邀请治疗心脏病权威，能够在最短期间内，尽快找到这方面的适当人选。
当时，台湾十分缺乏治疗心脏病的医学专家，“总统”官邸医官几经讨论，推派卢光舜医官去美国，邀请当时在国际心脏病治疗方面，颇负盛名的权威专家余南庚博士，回台湾来为蒋“总统”治病。
“总统”官邸医官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主要也是希望找到一位可以妙手回春，而且是专家龙头的权威，为蒋“总统”找到一个根本治疗的方法，尽快治好他的心脏病。当然，医疗小组会去美国“取经＂，主要的压力来源，除了老先生病情的压迫感之外，更大的压力来源，无疑的是来自宋美龄那边的急切心理，在几经治疗，然而却仍无起色的情况下，老夫人已经渐渐失去耐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官邸医官除了去海外请“会念经的和尚”外，似乎别无选择，这便是卢光舜远涉重洋去美国请余南庚的基本原因。
余南庚，是我国早年留学美国的优秀医学人才，曾经担任过美国的心脏医学学会的会长，是中国留美医学人才中，少数的顶尖心脏医学专家，他也是经过“总统”医官一致公认当年最优秀的心脏医学权威，如果能够把他请回台湾，蒋“总统”的病情应该还存有康复的一线生机，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再经过宋美龄的允准和支持，才决定尽速派遣卢光舜前去美国，延请他回台湾为“总统”治病。事不宜迟，几乎就在和宋美龄开完会的第二天，卢光舜就赶赴美国，希望尽快找到余南庚博士，并且马上回到台湾，解老先生心脏病的燃眉之急。
那年的7月19日，卢光舜刚离开台湾去美国请余南庚，可是，三天后，台北阳明山中兴宾馆却发生了惊天动地、上下大乱的大事。
7月22日，官邸内务科为欢送即将卸任的侍卫长孔令晟将军，欢迎即将接任的新任侍卫长邹坚将军，于是，就在那天中午，我们举办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迎新送旧餐会。
那个餐会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地方，餐会结束后，因为我已经没当班，所以，我在餐会结束后，坐林武官的车子下山。林武官和我们交情不恶，我坐他的车子下山后，便回家休息。
第二天，我销假上班，在上班车的时候，觉得车里的气氛有异，怎么大家都是一副人心惶惶的样子，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大事，一问之下，才晓得是蒋“总统”突然在22日的下午昏迷了。
据我事后了解，蒋介石昏迷的情况是这样子的：22日中午，副官照顾他吃中饭，没有想到他不但胃口不佳，边吃还边大口喘气，吃到一半，因为反胃，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包括姜必宁、李有柄在内的医官，发现他随时有发病的可能，然而却不知道如何有效防治这样的突发状况，毕竟，医生不是上帝，他没有能力让每一个病人不药而愈，更不可能防范所有疾病的发生。
但是，医官的职责毕竟是在救人，为了防止老先生的心脏有任何突发情况，恰巧陈耀翰那天上午已经去“荣总”安排关于老先生的住院事宜，谁料到老先生的病情恶化到已经没有时间让医官为他办住院的一切事前工作。午睡以后，老先生感觉胸口很气闷，医生得知了这个情况，立刻想把他移到他房间的卧榻上休息，可是，当副官正受命要把老先生抱到卧榻上时，他就突然昏厥过去。这时，中兴宾馆上下一阵混乱，医官和护士人心惶惶，连开氧气装置都弄了老半天，直到陈耀翰被紧急召回官邸后，才在陈医官的指点下，开启了氧气开关，为老先生接好氧气管。
乍然之间，大家是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卢光舜远在美国，一时联络不上，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心脏病治疗权威余南庚博士，而这里蒋介石的病情已经等不及，昏迷在床，情况的危急令官邸上下笼罩在一片焦虑和绝望之中。
那天当班的熊丸医官，本来要连夜把老先生送到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然而又怕在运送过程中，稍一不慎，会让心脏病发作的老先生病情弄得无法收拾，所以，斟酌了老半天，没有人敢下决定把老先生大老远从阳明山的中兴宾馆，送到石牌的荣民总医院，于是，医生们只好当机立断，立刻在中兴宾馆成立了一个老先生的急救站，动员了所有的荣民总医院的医生、护士，来回奔波，要把老先生这条在死亡线上徘徊的生命，从阴阳交界处抢救回来。
夫人宋美龄这时发挥她临危不乱的镇定精神，指挥若定地命令所有的在场人员，从老先生昏迷的那刻起，停止一切休假，而且，所有的文武服务人员，一律不准和家人联络，如果有任何工作人员的家人打电话上山询问工作人员的去处，一律答以到南部出差公干数天才会回台北。所以，那一阵子，有不少医官或是官邸工作人员的太太都以为是丈夫失踪了，后来才知道是老先生病情变生肘腋。老夫人就像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指挥所有的官邸人员如何应变急救，而医生除了要在老先生病榻前忙着监测老先生病情、为老先生做性命攸关的急救，还要随时向老夫人报告最新的病情发展。
中兴宾馆的气氛空前凝重，23日上午当我回到中兴宾馆，官邸已处在最紧张的状态中，我见到老先生的鼻子、嘴巴，只要是有孔的地方都插上了各式各样的管子，心电图在滴滴答答地响着。一旁的医护人员全部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忙成一团，一会儿医疗小组的医官要侍卫人员派车去“荣总”拿药，一会儿又是要我们帮忙清理床铺，为大小便失禁的老先生整理床铺。
我们几个贴身副官以车轮战的方式在老先生病榻前服侍着。说实话，我们是真挚地希望老先生赶快好起来的，可是老先生的病情却让人忧心忡忡。
“老先生能不能过这一关，完全看能不能撑过最初的两个礼拜！”这是医疗小组成员对心脏冠状动脉病症一种经验之谈。可是大家心里都有种不祥的预感，医疗小组连续打了几次电话给到美国的卢光舜，催他赶紧找到余南庚，另方面，老夫人宋美龄在失望伤心之余，已经做好了为老先生办后事的心理准备，甚至连怎么移灵的步骤都已经预做了安排，以及模拟演练。
时间分分秒秒地挨过，大家围绕在老先生病榻四周，正在危疑绝望之际，有位医官不经意听见老先生嘴中似乎在念念有词，非常吃惊地告诉我：“翁副官！快来听听看，老先生好像在说什么，你应该可以听出一些什么来吧！”
在大伙全都一阵茫然的这个节骨眼上，医官的这个发现，无异是在最黑暗的世界角落，给大家一线曙光。
我立刻凑近老先生的嘴巴边，细细听着他有如呓语的每一个字……
我把自己听见的毫无保留地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从大家的表情可以发现，大家的眼眶都已经泛红微润。
“总统”六号病房
皇天不负苦心人，卢光舜终于在美国找到享誉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救命如救火，两人不做任何勾留，立刻火急赶回台湾，这已是7月27日，距离蒋介石昏迷，已经是三四天了。
世界顶尖的医生既然已经请了回来，接下来就是要赶快为蒋“总统”做最妥善的处置，让他尽快恢复知觉苏醒过来。余教授的来台，无疑给了“总统”医疗小组最有力的后盾与支持，大家心中原本的那块巨石都不约而同地放下。
余南庚不愧有权威风范，他一到中兴宾馆后，就检视了一遍医疗小组为“总统”做的一些处置，他十分镇定地说：“你们的处理非常好。”接下来一切的医疗计划就由他来统筹策划。
余南庚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医师，来台湾的日子，我们从来没见过他有什么假日，他被安排住在圆山饭店，每天一大早就从圆山赶到蒋“总统”的病榻旁，不仅诊断细心，而且更是全心投入，可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他回来以后，老先生虽然没有马上就苏醒过来，但是，却有了相当程度的起色，使得宋美龄和众医官对他信心倍增。
经过几天的全心照料，余教授认为老先生在阳明山中兴宾馆治病，显非万全之策。第一，这里距离荣民总医院至少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有什么急要的情况，比如要到“荣总”拿药，就十分不便。当时，在老先生昏迷之初，官邸特地派了两部车，并且由两位侍卫人员专门负责于中兴宾馆和“荣总”之间，两地来回跑，有时候还是不很方便，况且有些大型器材，实在搬运不便。
1972年8月5日的深夜，我们奉命做好一切工作，准备把老先生送到荣民总医院的“总统”专用六号病房。
之所以选择深夜时间，有两个最重要的考虑，一个是因为深夜时分，阳明山仰德大道的来往车辆较少，比较容易做局部交通管制；其次，也是为保密的考量，毕竟，蒋“总统”是台岛“独尊”，如果他得重病而且正准备做心脏大手术的消息一旦外泄，传到外人或是有心人耳里，难免要制造一些口实，让人做“动摇士气军心”的不利宣传。
移床入院行动，在严密的部署下，默默进行。
5日的晚上大概6点过后，军警已将阳明山到石牌荣民总医院沿路全面封锁，不准任何车辆出入。
为了让蒋“总统”在移动的过程中，平顺安稳，“总统”医疗小组特地调来一部簇新的大型救护车。这部救护车是当时“三军总医院”从国外进口的一部新型车辆，不但设备先进，而且行驶的时候格外平稳，不会有过于晃动的缺点。这部车总医院根本还没启用，就被官邸征调来作为老先生的专用救护车。
夜色中，我们小心翼翼用担架把老先生抬上救护车，戒护的侍卫人员和往常一样，组成车队，保护老先生一路上的安全。
8时许，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护车队，从阳明山中兴宾馆缓缓驶出，我们奉到上级的任务指示，基于老先生是严重心脏病的病患，所以，在运送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有一丝的大意或是一点点的颠簸，否则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他的病情。
为了慎重起见，余南庚亲自率领医护人员，随车一路护送，以防有任何突发状况发生。
此外，一路上，从前导的开道车，到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扈车队，全部都保持在车速约10公里以下的超低速前进，那样的速度，真可说是像蜗牛爬行似的。在那条漫漫的仰德大道上，老先生的病榻在深沉的夜色中，缓步向前，短短的十几公里路，以“总统”车队平日的行进速度，根本只须十几二十分钟，可是这一趟的随扈竟然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晚上9点多钟，才抵达荣民总医院的第六病房。当时，“荣总”四周可以说是处在半戒严状态，在一般门诊部门看病的人潮已经退去，去住院部门探病的人们也被支开，必须从另外的门出入；而六病房附近更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其目的就是不希望“总统”蒋介石住院的消息外泄，以免成为别人攻讦的口实。
六号病房是当年特地为老先生而设置的一个特别病房，完全和“荣总”的其他部门隔离，内部的医疗器材可以无止境地添置，如果有任何需要，尚可以从其他医院借调医护人才和新装备器材，供老先生治病之用。事实上，在“总统”身边人的心目中，只要能够把老先生的病治好，即使花个几千万甚至几亿台币，那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在六病房，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经费非常宽裕。
不但“总统”病房的设备一流，就是在病房陪伴的亲人房间，也做了充分准备。老先生住进六病房后，为了方便放置比较多的医疗器材，我们把病床从病房移到客厅，老夫人和孔令伟各自住一间房，蒋经国则住在病房内的另一间小房间，我们当然是因陋就简，就在医疗室摆了6张行军床，连护理台上也有我们的铺位，整个六病房的外围，和老先生去“荣总”做体检时一样，也有严密的警卫人员24小时警戒，光是所有的警卫人员和车队人员，就占住了半间的“荣总”餐厅。
虽然人在“荣总”，可是蒋介石吃的特别调制的流质食品和宋美龄等人吃的餐饮全是由士林官邸烧好送去的，而我们则是由“荣总”代办餐饮，吃在“荣总”，睡也在“荣总”。
在余南庚的领导下，成立了“总统”医疗小组，连同原来的5位医官，加上6位新任医官，“总统”医疗小组一共有11位，当然是以心脏科的专家为主体。从7月22日到8月6日，我们副官整整忙了两个星期，几乎是24小时随侍在侧，大家早就忙得精疲力竭。以我来
说，我的牙床在8月初就感觉浮肿疼痛，所以，一到“荣总”的隔天，我就到“荣总”牙科挂号，和医生约好时间，便立刻去看病，医生看了看我的牙齿，毫不迟疑地说：“你怎么了，牙床肿到这样才来？”我只好苦笑，说大概自己的火气太大了吧！结果，医生的诊断是需要立刻拔除以免后患，牙拔了人也比较舒服，可是，照顾蒋老先生的任务却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