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查验窦婴为灌夫辩护的话，有和事实不符合的地方，于是窦婴也被捕入狱。窦婴曾经接受汉景帝遗诏，上面写着：“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赋予了窦婴紧急处置非常事件时可以自行决断的权力。但是遗诏只收存在窦婴家，皇家档案中没有找到存档文件。于是窦婴以“矫先帝诏”的罪名，论定罪当“弃市”。灌夫及其家属十月被处死。窦婴也于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在咸阳故城被处以“弃市”之刑。没过多少天，田蚡大病，不断地高呼谢罪。这可能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病症。据自称能够看到鬼魂的巫者说，窦婴和灌夫站在田蚡身边，要杀田蚡报仇。次年春三月乙卯日，田蚡死去。
淮南王刘安来朝时，田蚡曾经到霸上迎接。他对刘安说：皇帝没有太子，大王最贤，又有高祖孙的身份，如果皇帝去世，继任的除了大王还能有谁呢？淮南王大喜，送给田蚡许多金玉财物。淮南王刘安谋反被治罪后，汉武帝知道了这一情节，他说：如果田蚡还在，也要灭族的。
汉武帝在当时窦婴和田蚡的争斗中其实并不偏向田蚡。最后的裁决对田蚡有利，只是因为王太后的缘故。
唐代诗人虞世南《门有车马客》诗就“田蚡擅豪华”情形，有所感叹：“曲台临上路，高轩抵狭斜。赭汗千金马，绣轴五香车。白鹤随飞盖，朱鹭入鸣笳。夏莲开剑水，春桃发绶花。高谈辩飞兔，摛藻握灵蛇。逢恩出毛羽，失路委泥沙。”“千金马”“五香车”等句，形容竞奢侈、“擅豪华”的行为，后面几句，所谓“出毛羽”、“委泥沙”，则说他大权在握，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异己，拔擢亲信。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田蚡多有批评，如宋代学者洪迈《容斋五笔》所说，“于田蚡则诋其负贵骄溢，以肺腑为相，杀窦婴、灌夫”。然而洪迈认为，田蚡对于汉武帝时代抬举儒学，是有功的：“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六学散缺，高帝初兴，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于武帝，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说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之后，文化教育遭受毁灭性的摧残，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还来不及全面恢复文化建设，汉惠帝和吕后执政时，当权的都是军功武臣，汉文帝用刑名之学，汉景帝不喜欢儒学。直到汉武帝即位，田蚡当了丞相，开始压抑黄老之学和法家之学等各派学说，请来数以百计的儒学学者参与行政。洪迈肯定了田蚡在文化史进程中的表现，认为他在儒学地位逐渐上升的文化体制转型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以窦婴和田蚡为首的两个外戚集团，在两个多月之间相继被瓦解。不过，在窦婴和田蚡去世的第二年，汉武帝就将陈皇后贬黜长门宫，卫子夫的地位明显上升。第三年，卫子夫之弟卫青被任命为车骑将军，独当一面出击匈奴，军功和威望日益显著。
一个新的外戚集团又出现了。
汉武出猎
在太皇窦太后和王太后行使政治权威的日子里，少年汉武帝没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汉武帝18岁这年，开始了“微行”的游戏。
我们在秦始皇的事迹中，可以看到有关“微行”的情节。卢生对秦始皇说：臣等寻求芝奇药仙者，辛苦多日，仍然无法得到，一定有什么原因有所妨害。据说君主应当经常“微行”，以有意避开恶鬼，恶鬼避开了，真人才能来到。现今陛下治理天下，行为过于张扬，应当低调一些。希望陛下所居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不死之药呢。秦始皇于是下令：咸阳旁边200里之内的270座宫观，统统用凌空通行的复道和两旁筑有墙壁的甬道连通起来。每座宫观里面，都分别设置帷帐、钟鼓等服务设施和美人、侍从等服务人员，不再随皇帝改变住处而反复移动。皇帝行幸所到之处，有私自泄露于他人的，一律处以死刑。秦始皇后来果然有“微行”的尝试。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他在咸阳附近的一次“微行”，却遭遇了意外。我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看到了这样的记载：“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说秦始皇在咸阳附近地方“微行”，随行有四名武士。他们夜间在兰池宫附近意外地遇到强盗拦截袭击，当时情景十分危急。后来武士终于击杀强盗，使秦始皇脱险。事后秦始皇命令在关中戒严整整20天，严密搜索追捕相关的危险分子。
那么，到底什么是“微行”呢？
按照唐代学者解释《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兰池遇盗经历“微行”两个字的含义时，所引用的三国时魏国学者张晏的话，就是：“若卑微之所为，故曰‘微行’也。”就是说，尊贵的人仿照卑微的人的出行方式，这种行为，就叫作“微行”。《汉书·成帝纪》的注解中又引用了张晏这样的说法：“于后门出，从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白衣组帻，单骑出入市里，不复警跸，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说尊贵者故意从后门出宫，只带领少数随从，穿平民的服装，没有富丽华贵的车骑队列随从，又不采取清道戒严的形式，这种和身份微贱的人相同的出行方式，就叫做“微行”。
通常称帝王或有权势的人隐匿身份，易服出行或私访为“微行”。然而汉武帝的“微行”却不仅仅是一般的出行。他的行迹北到池阳县，西至黄山宫，南猎长杨宫，东游宜春观。他经常在夜间出发，自称平阳侯，黎明的时候已经到达南山之麓，射杀野生的鹿、豕、狐、兔，往来随意纵驰，践踏百姓的农田，惹得民众愤恨，呼喊叫骂。鄠县和杜县的地方行政长官要拘捕他们，随从出示了皇家的用物，方才得以宽免。
汉武帝曾经夜行柏谷，投宿到一户民家。问主人：有什么喝的吗？主人回答：这儿没什么喝的，只有尿！
主人疑心他们是一伙盗贼，召集邻近少年准备以武力攻杀。女主人看到汉武帝相貌不一般，劝阻丈夫说：看这客人，不是平常人。而且他们是有防备的，不要轻举妄动。丈夫不听，她只得用酒灌醉了丈夫，把他捆绑起来，解散了约集的少年，又杀鸡做饭招待汉武帝一行。
第二天，汉武帝回宫后，召见女主人，赐金千斤，并拜他的丈夫作羽林郎。
汉武帝为了游猎方便，在适当的地方设置了12处休息更衣之处。他有时还投宿长杨宫、五柞宫。长杨宫址，在今天陕西周至境内。汉武帝因为道远劳苦，又有农田，往来妨害农事，致使民间怨愤，让大臣筹划将秦阿房宫遗址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的大片良田归入上林苑，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向南直抵南山。这样一来，鄠、杜两个县原有的农耕积累都将被扫荡一空，居民只能搬到邻近的各县重新开垦荒地。
东方朔进谏说：这一地方，是“天下陆海之地”，当年秦国所以能够称霸天下，兼并六国，就是以这样的地方作为基本根据地的。这里的良田，号称“土膏”，每亩的地价高达一金。如果规划入皇家禁苑，国家得不到农业税收，农民也失去了养家的基本。为了扩大园林，毁坏老百姓的墓地和住宅，使万民悲痛，实在是很不合适的。而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骑着快马，驾着飞车，纵横往来，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也难以设想。东方朔列举历史上殷纣王、楚灵王、秦二世等昏暴的帝王曾经为了自己的享乐不顾百姓的危难，致使国家颠覆的教训，警告汉武帝。汉武帝并没有因为东方朔提出反对意见而震怒。他提升了东方朔的官职，赏赐他黄金百斤。但是却并不采纳他的意见，依旧按照原计划扩大了上林苑的规模。
唐代诗人钱起有《汉武出猎》诗，说到了汉武帝微行游猎的故事：
汉家无事乐时邕，羽猎年年出九重。
玉帛不朝金阙路，旌旗长绕彩霞峰。
且贪原兽轻黄屋，宁畏渔人犯白龙。
薄暮方归长乐观，垂杨几处绿烟浓。
“渔人犯白龙”，是说尊贵者处在卑微状况则不免危险的情形。《说苑·正谏》说，吴王要同平民一同饮酒，伍子胥劝谏说，这是不可以的。过去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了它的眼睛。白龙上诉天帝。天帝问道：当时你是怎样的情形呢？白龙回答：我下清泠之渊，化为鱼。天帝说：鱼，固人之所射也。如果是这样，豫且又有什么罪过呢？“黄屋”，是指帝王居处的宫室，在这里有可能也暗含陈皇后阿娇故事中“金屋”的意思。
汉武帝行猎，真的如同后来有些人批评的，只具有游乐的性质吗？
也许他在政治形势尚不适宜施展个人主张的情况下，采取了这样一种韬晦的策略；也许他想通过这种富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运动，释放自己充溢于胸的豪壮之情；也许他是要借取这样的类似军事演习的游戏，体验即将来临的战争生活。
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驰逐野兽。司马相如曾经上疏劝阻说，今陛下喜欢亲临险阻，射杀猛兽，如果一旦遭遇意外，纵然勇力超群，也难以施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枯木朽株，尽为难矣”。野地里一棵枯朽的树木，都可以导致意外的发生。汉武帝对司马相如提的意见表示赞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终止了游猎的爱好。不管怎么说，驰射的锻炼是一种富有刺激性诱惑的苦行经历，这种实践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汉武帝的意志磨砺、精神锤炼和性格养成，一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汉书·武帝纪》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我们现在看到的汉武帝的画像，眉间似乎外溢出一种英武之气。然而，我们从他的目光中除了感受到一种刚毅果敢之外，还可以体会到一种文思的智慧。
汉武帝虽然得到“武”的谥号，但是他的历史贡献除了武功之外，也包括文治的成就。
特别有意思的是，《汉书》的作者班固在《武帝纪》一篇最后的赞语中，只肯定了汉武帝的文治，对他的武功甚至只字不提。他写道：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说，西汉王朝承接前世落后残破的历史遗存，汉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汉文帝和汉景帝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顾不上文化建设。汉武帝刚刚即位，就罢黜诸子百家杂说，提高儒学经典《易》、《诗》、《书》、《春秋》、《礼》、《乐》的文化地位。于是聚集海内人才，举用俊杰之士，和他们一同建立大功业。兴办太学，改定正朔，修正历法，调和音律，创作诗乐，设立封禅，礼拜百神，使先王的文化绪统有以承继，所颁布的法令通告，焕然而多有文采。后世子孙遵行这一方向，于是有三代之风。像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背弃汉文帝、汉景帝谦恭简朴的作风，一心为老百姓谋利益，那么，以《诗》《书》中的赞词和颂歌来表彰他，一点儿也不过分啊！
班固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不著一字，这似乎也是一种批评吧。
受到班固高度赞赏的，是汉武帝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功绩。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正是在汉武帝时代，随着中国以大一统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得以定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也得以基本形成。作为重要的历史标志，以儒学作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开始出现。
宋代学者洪迈《容斋五笔》写道，史家往往批评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置生民于涂炭”，然而他“实有大功于名教”。也就是说，对以儒学为总方向的教化，因汉武帝的努力得以有显著的推进。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依然压抑儒学，“帝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始请为博士官置弟子，郡国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请著为令。而《诗》、《书》、《易》、《礼》之学，彬彬并兴，使唐、虞三代以来稽古礼文之士，得以不废。今之所以识圣人至道之要者，实本于此。史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盖已不能尽其美”。洪迈说，汉武帝请有见识的儒学之士参与高层政治决策，又创立新的学制，奖励学术，使得儒学获得延续、改良和发展、普及的良好条件。现今人们知道儒学的基本道理，正是由于汉武帝当时的文化举措。史书称赞他“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其实并没有能够充分表彰他的文化功绩。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大量起用文学儒者，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有人经常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无论是董仲舒还是汉武帝，或者当时任何一位思想界人士，都没有说过“独尊儒术”这样的话。记述西汉历史的文献中，也看不到“独尊儒术”这样的文字。“独尊儒术”这种表述方式，出现得相当晚，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
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应该说符合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儒学原则和法家等学说的巧妙结合。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咨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
太学的兴立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自是出现。
《汉书·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学者以尽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
公孙弘拟议，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原本私人收徒的博士确定为国家正式的教职，其私学形式于是转变为官学；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第四，博士弟子的选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第五，太学管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办学方案。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100人，汉宣帝时增加到200人，汉元帝时增加到1000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3000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东汉时期，太学生人数已经多至3万人，形成了“东京学者猥众”、“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
东汉时的太学，已经形成社会舆论的一个中心。最高执政集团和整个官僚政体已经不能不重视太学中发出的声音。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命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儒学领袖董仲舒
今天西安市碑林区有一条下马陵街。据说，下马陵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葬地，他的学生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下马步行，所以称作“下马陵”。也有人说，“下马陵”的得名，是因为汉武帝每次经过董仲舒墓，都下马致敬的缘故。宋代学者程大昌《雍录》引李肇《国史补》：“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马，时谓之‘下马陵’，岁远讹为‘虾蟆陵’也。”明代正德元年(1506)，陕西巡抚王珝在这里建造了董子祠。嘉靖年间，又出现了董子墓。清康熙六年(1667)又扩建了祠堂，并且在门前刻石“下马陵”。
董仲舒的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光辉。
董仲舒出身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少年时就开始研读《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他专心学业，据说“三年不窥园”，宅中庭园景色优美，他竟然三年未曾分心。他言行举止，每时每刻都遵循“礼”的规范。儒学学士们尊奉他为导师。
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对策，在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时见识卓越，言辞得体，为汉武帝所看重。
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国相。江都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骄横好勇，然而董仲舒以儒学经典治国，得到江都王的尊重。
董仲舒在家中闲居时，得知辽东郡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殿都发生了火灾，于是借此宣传灾异学说，对现实行政自然免不了批评。草稿尚未完成，主父偃正好前来探访，出于嫉恨之心，偷走了草稿进献给汉武帝。汉武帝为此召见群儒，把董仲舒的文字给各位儒生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自己老师的文章，以为是“大愚”之见。董仲舒因此被捕，经过审讯定罪，应当处死，汉武帝诏令赦免。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议论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公孙弘治《春秋》之学，水准不如董仲舒。然而他善于察言观色，灵活处世，地位至于公卿。董仲舒看不惯公孙弘阿谀逢迎的作风，被公孙弘嫉恨。公孙弘听说汉武帝的另一位兄长胶西王极其任性骄狂，多次谋害朝廷派来的官员，便向汉武帝建议任命董仲舒为胶西国相。董仲舒到任后，胶西王听说这是著名的大儒，对他反而十分客气。但是董仲舒担心时间长了终究会出问题，只好借病辞职。他回到家乡之后，也只是修学著书，并不用心于家产经营。
宋人石介《安道登茂材异等科》诗写道：“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说到汉武帝时代儒学未必占据了压倒其他一切学派的地位。而“硗确”两字，其实也贴切地反映了董仲舒本人始终未曾显达的命运和不平坦的人生道路。
宋代学者苏舜钦曾经写过一首《过下马陵》诗，前两句是：“下马陵头草色春，我来怀古一沾巾。”诗句表达了怀古礼贤的心意，主题是对董仲舒和他当时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的纪念。此外，宋人戴复古“下马陵前感慨深”，元人王恽“下马陵前拜秋草”，谢应芳“浇酒林庄下马陵”，元人黄溍“时有北人来下马，不知秦树几啼鹃”，金人元好问“千年荆棘龟趺在，会有人寻下马陵”，以及明人黎民表“碑在千秋下马陵”等诗句，也都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对使儒学成为文化正统的董仲舒的深情怀念。
有意思的是，唐人对董仲舒墓的遗存，似乎并没有太多凝重而严肃的敬意。白居易《琵琶行》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的名句。又如僧皎然《长安少年行》诗：“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纷纷半醉绿槐道，蹀躞花骢骄不胜。”说到“虾蟆陵”时，也不免语句轻薄。这当然和唐代儒学并不一定总是摆出庄严冷穆的面孔有关，或许也反映了普通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儒学形象，原本有亲近人生的一面。
汉长安城遗址曾经出土的“石渠千秋”瓦当，“仁义自成”瓦当，也都是体现当时文化观念的重要遗存。石渠阁，是汉代宫廷图书档案馆。这里收藏着最丰富的文化精华。《汉书·刘向传》和《儒林传》都记载，这里曾经多次举行“讲论五经”，“五经诸儒，杂论同异”的儒学学术辩论活动。汉长安城遗址中未央宫前殿的北面，依然可以看到石渠阁夯土基址的存在。石渠阁遗址夯土台基长77米，宽65米，高874米，遍地散布着汉代的砖瓦残片。“仁义自成”四个字，表现出了一种以儒学为根基的文化充实感和文化自信心。
汉王朝和匈奴之间壮烈的战争，激动着两个民族悍勇男儿的热血，公元前2世纪的民族史和文化史的画面，闪耀着刀剑的寒光。
汉武帝时代最突出的历史表象之一，是汉王朝对匈奴进行了成功的远征。这就是我们前面曾经引录毛泽东所说的，“汉武征伐匈奴”。
用兵匈奴
戈壁大野，忽然扬起腾天的尘雾，地面有如轻雷滚动。远看旌旗鲜亮，大队的骑兵飞驰而来。——这是2100多年前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常见的场景。
汉王朝和匈奴之间壮烈的战争，激动着两个民族悍勇男儿的热血，公元前2世纪的民族史和文化史的画面，闪耀着刀剑的寒光。
汉武帝时代最突出的历史表象之一，是汉王朝对匈奴进行了成功的远征。这就是我们前面曾经引录毛泽东所说的，“汉武征伐匈奴”。
如果没有汉武帝精心组织和指挥的这一军事行动，汉王朝的政治地图，北面总是残缺的，破损的，移动的，变化的。
匈奴游牧部族联盟的军事力量长期以来压迫着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匈奴骑兵甚至侵扰过长安邻近地区。与匈奴的关系，成为汉武帝时代在对外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为严重、最为困难的问题。
汉武帝作为具有非凡胆识和气魄的帝王，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于匈奴的反侵略战争。可以说，汉朝被匈奴欺负了几十年，到了汉武帝时，才开始真正还手。由于对于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以征服匈奴为目的的战争的性质。
陕西咸阳杨家湾发现了一座汉代墓葬，经过清理，在11个陪葬坑里，出土了583件骑兵俑，1965件各种人俑。骑兵军阵十分严整，
战马昂首翘尾，胸宽体阔，骑士个个抬头挺胸，右手握持兵器，左手牵缰勒马，大都背弩负，部分身着甲胄。杨家湾汉墓的墓主，是文景时代的一名将领。陪葬坑骑兵军阵模型，体现了汉武帝之前汉王朝骑兵部队的风采。可以想见，汉武帝时代使用于征伐匈奴战事的骑阵，应当有更精良的装备，有更高昂的士气。
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计划引诱匈奴人进占马邑(今山西朔县)，以汉军30万人伏击，企图一举歼灭匈奴军主力。汉军的计划被匈奴单于察觉。他发现原野上只有散布的牛羊群，却看不到放牧的汉人，便下令攻击一处汉王朝的边防据点，抓捕到一名军官，经过审讯，得知了汉军的计划，于是匆忙中途撤回全军。此后，匈奴屡屡犯边，汉军也多次发动反击和主动的进攻。
元光六年(前129)，匈奴入上谷(郡治在今北京延庆西南)，汉武帝派遣4将军各率万骑击匈奴于胡市下。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进军至于龙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
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派卫青率3万骑兵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进攻匈奴。卫青斩敌数千人。
元朔二年(前127)，匈奴攻入上谷、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杀掠吏民。汉武帝命卫青率数万大军从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沿黄河北岸迅速向西北挺进，一举攻占军事要塞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切断了占据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所部与匈奴王庭间的联系。随后卫青率军又沿黄河西进，直下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完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所部的战略包围。匈奴在河南地的防务全线崩溃之后，白羊王、楼烦王只得率残部逃出塞外。卫青以收复河南地的战功，封为长平侯。
丧失河南地的匈奴贵族连年率部袭扰汉边境。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再次派遣卫青出击匈奴。卫青部经朔方(郡治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出高阙，北出边塞六七百里，奔袭匈奴右贤王部成功。卫青在军中被拜为大将军，取得了统率各路诸将的权力。这次战役的胜利，确保了朔方郡的安全，又切断了匈奴单于主力与占据河西地区的休屠王、浑邪王所部的联系。
元朔六年(前123)，大将军卫青将6将军兵10余万骑在春二月和夏四月两次出定襄击匈奴。
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汉军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北行千余里，数战数捷，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季，又从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孤军辗转2千余里，在得(今甘肃张掖西北)一带大败匈奴军，斩杀三万二千余人，俘虏匈奴贵族59人，官吏63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同年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4万余众降汉。霍去病奉命受降，又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坚定果敢地平定了匈奴部众的内部叛乱，使安置匈奴内附的计划得以成功。
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连续胜利，使得西北边境上的威胁基本解除。然而活动于汉王朝北边东部的匈奴左贤王的军队，始终没有遭受过沉重的打击，仍然在右北平(郡治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诸郡侵扰边地。而且匈奴主力退居大漠以北，以其具有飘忽若飞、出没无常的高度机动性方面的优势，依然威胁着汉王朝北部边地的正常的农耕生活。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发动了远征匈奴的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卫青率军从定襄出发，向北直进千余里，战胜匈奴伊稚斜单于的主力，推进到位于阗颜山(在今蒙古杭爱山南端)的赵信城。霍去病率军从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发，轻装疾进，长驱二千余里，在大漠击溃匈奴左贤王的主力，进军至狼居胥山(一说即今蒙古克鲁伦河之北的都图龙山)，祭姑衍山(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而还。
这次战役的胜利，使汉王朝在与匈奴的军力对比上占有了优势，一百多年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地，对中原北边农耕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得以扭转。匈奴在军队主力以及人畜资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向北远遁，形成了漠南无王庭的形势。汉军占领了从朔方至于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匈奴已经无力向汉王朝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汉与匈奴军事冲突的重心地域，也由东而西，转移到西域方向。
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从此能够安心生产了。
对“武皇开边”的批评，历来音声响亮。
唐代诗人杜甫的名作《兵车行》借“武皇”事迹，批评当时的执政者：“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虽然是借古讽今，但是诗句也显露出他和他周围的文人阶层对汉武帝战争行为的态度。
唐人沈彬有《塞下三首》：
塞叶声悲秋欲霜，寒山数点下牛羊。
映霞旅雁随疏雨，向碛行人带夕阳。
边骑不来沙路失，国恩深后海城荒。
胡儿向化新成长，犹自千回问汉王。
贵主和亲杀气沉，燕山闲猎鼓鼙音。
旗分雪草偷边马，箭入寒云落塞禽。
陇月尽牵乡思动，战衣谁寄泪痕深。
金钗谩作封侯别，劈破佳人万里心。
月冷榆关过雁行，将军寒笛老思乡。
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
戍角就沙催落日，阴云分碛护飞霜。
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
“金钗”“佳人”一句，说远征者背后的闺怨，是诗人常用的反战笔法。而“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句，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战争的意义，认为“中国”的人力财力不宜轻视，而新得疆土则荒凉无用，不值得以战争手段夺取。“阴云”、“落日”，“乡思”、“泪痕”，“雪草”、“寒笛”，以及所谓“旅雁随疏雨”，“行人带夕阳”等等，总的基调是悲冷的。
唐人司马扎的《古边卒思归》，通过农人的切身感受，表达了对汉武帝军事政策的批评：“有田不得耕，身卧辽阳城。梦中稻花香，觉后战血腥。汉武在深殿，唯思廓寰瀛。中原半烽火，比屋皆点行。边土无膏腴，闲地何必争。徒令执耒者，刀下死纵横。”所谓“边土无膏腴，闲地何必争”，是普通百姓的意识，而与身居“深殿”，“唯思廓寰瀛”的帝王不同。
北宋名相王安石的《汉武》诗也涉及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
壮士悲歌出塞频，中原萧瑟半无人。
君王不负长陵约，直欲功成赏汉臣。
清代学者赵翼曾经注意到，汉武帝任命的三位对匈奴作战的主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和汉武帝宠爱的女子有亲属关系。汉高祖刘邦曾经确立没有军功就不能封侯的原则。王安石诗句的意思，汉武帝是为了这三位贵戚得以立功封侯，才发军远征匈奴的。
三大将皆出自淫贱苟合，或为奴仆，或为倡优，或以嬖宠进，后皆成大功为名将，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汉武帝重用的三位将军都因“女宠”，确是事实，但是如果据此以为发动对匈奴战争的动机是针对卫、霍、李的“直欲功成赏汉臣”，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知道，以卫青当时的身份，已经完全可以效法汉景帝封王信那样，不必军功即可封侯。
在战争中以军功得封侯，不仅是卫、霍、李们个别人的心愿，也是当时社会普遍的追求。
邢义田在《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一文中考证，汉代画像中普遍出现的挽弓射高树之上猴子的画面，应当理解为“射侯图”。这种画面的出现，“代表了社会各阶层一种共通的愿望。这和汉代镜铭中看到普遍祈求富贵的情形是一致的”。汉代铜镜铭文中类似的语句，有：“宜侯”，“宜侯王”，“宜王侯”，“公侯至”，“为侯王”，“如侯王”，“位至侯王”，“立至公侯”等。汉代铜洗铭文，也常见“宜侯王”字样。铜镜和铜洗都是日常生活应用最频繁的物品，其铭文的内容天天面对主人，自然也可以看作主人心理的写照。
唐人诗作说到边塞战事，常见“觅封侯”的说法。如杜甫《复愁》：“胡虏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闾阎听小子，谈话觅封侯。”王维《塞上曲》：“塞虏常为敌，边风已报秋。平生多志气，箭底觅封侯。”高适《送兵到蓟北》：“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李端《送彭将军云中觐兄》：“闻说苍鹰守，今朝欲下鞲。因令白马将，兼道觅封侯。”王昌龄的《闺怨》诗更为人们所熟知：“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觅封侯”，其实也是汉武帝时代不少人积极参与对匈奴战事的动机。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举行过一次称作“盐铁会议”的关于基本国策的辩论。两种政见的代表人物就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和与匈奴和战等外交军事政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盐铁论》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批评汉武帝匈奴政策的一派说，当时出击匈奴，“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间”，军人苦战，民众辛劳，占领的都是没有用处的土地，在戈壁沙漠设立郡县，不仅难以守卫，还需要从内地输送军需粮草，这种政策，只能看到过失，看不到收益。他们回顾当时战争形势的严峻，“当路结祸，纷挐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数十年。介胄而耕耘，耰而候望，燧燔烽举，丁壮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则仁者不忍也。”为了备战，老百姓不得不穿戴着甲胄从事耕种，手里握着农具同时承担守备警戒任务，一旦烽火燃起，丁壮立即投入战斗，老者也必须仓惶躲避。所谓“流涕寒心”，“仁者不忍”，体现了儒学以“和”为基点的一种反战情绪。《盐铁论·徭役》中所说“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从“困苦”说到“慕思”，以至“愁忧”“咏叹”甚至“愤懑之恨”，从和平主义的意识出发，表述了当时社会情绪消沉的一面。而《盐铁论·论勇》记录的肯定汉武帝匈奴政策的一方，却以“怯夫有备，其气自倍”，“舞利剑，蹶强弩，以与貉虏骋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道也”等言辞，赞扬了战时形成的英雄主义精神。
“蹶强弩”，又称作“蹶张”，是汉代战争中一种普遍的作战形式。汉代画像中，仍然保留了武士“蹶强弩”的形象。也许我们在分析汉武帝时代与对匈奴作战有关的民众意识时，两个方面都应当注意。
打通西域道路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作“西域”。
所谓“天山草木荒”，被有些文人以为没有意义。实际上，这一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西汉初年，位于现今新疆地区的所谓狭义的“西域”计有36国，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汉武帝听说匈奴的宿敌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希望合力夹击匈奴。汉中人张骞应募，率众100余人在建元二年(前139)出发西行。途中经过匈奴控制的地区，被匈奴人拘禁，历时10年左右方得逃脱。张骞为了完成使命，继续西行，又翻越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了大月氏。然而这时的大月氏因为新居地富饶平安，无意东向与匈奴进行复仇战争。张骞于是东返，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了一年多，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有关西域的多方面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信道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
汉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值得重视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变化，汉王朝才开始真正地面对世界。
回顾汉武帝时代远征匈奴以及经营西域的历史，若干具体的历史细节有必要澄清。比如关于“镔铁”的认识。
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编导人员定位为“历史正剧”，又称据《史记》、《汉书》“改编”。于是人们在热心关注汉武帝时代的历史的同时，也自然会思考剧中的情节是否真的符合历史真实。
比如，剧中第34集有张骞和工匠在匈奴铁匠铺中的对白。张骞问：您往这里头加的是什么呀？工匠回答：这是锻造精钢宝刀的密料，从大月氏国来的宝贝，必须用它才能打造出宝刀。第44集又有张骞对大月氏女王说：这是我从匈奴拿到的炼制精钢所用的添加料，我想请女王……
观众因此产生了对于所谓匈奴“精钢宝刀”的疑问。有记者就剧中若干问题访问了《汉武大帝》历史顾问求实先生，于是有这样的采访记录：
“精钢”是从西域传来的吗？
《汉武大帝》中，刘彻看见大行令王恢出使匈奴前敬献的削铁如泥的匈奴宝刀“径路”很震惊，派张骞出使月氏国，带回炼精钢技术。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真的是与汉武帝想引入精钢技术有关吗？但是，既然铁在中国出现可溯源到春秋以至商周，有观众疑惑落后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制刀技术怎么会比汉朝还高？
据求实介绍，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这个词据考证可能来自伊朗语系或突厥语系。中国铁器时代发生较晚，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秦陵兵马俑的武器可证。制铁技术真正重大的突破是在西汉。
求实先生接着又谈到，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竟然导致了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就世界冶金史看，西亚、印度、北非和欧洲大约在纪元前10世纪即进入铁器时代，制作优质钢铁兵器的技术早于中国。西汉时期中国方进入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这种钢质镔铁，中世纪也传入欧洲，西方人称之为“印度钢”。
法国学者Canbul指出：“阿富汗(即大月氏/贵霜)产西方人所说至珍贵之‘印度钢’。至良之剑，则铸自波斯、叙利亚。古代印度钢，驰名四海，人争求之。”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那种黑色添加料，叫“金丝梵”，以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当然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并非只为引进精钢技术。派张骞出使西域，根本原因是汉武帝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的战略规划。
求实先生所说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动机，是“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而“获取精钢炼制技术”，按照求实先生所说，似是另外的收获。
对于《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说明，人们还是心存疑惑。看来，就所谓“镔铁”及其传入中土的时间进行讨论，是必要的。
其实，“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的说法，还需要证明。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体现的是特殊的军队构成，秦俑的性质现在还未能确知，有一种意见就认为其军阵有仪仗的意义。因此“秦陵兵马俑的武器”，不足以证明当时军队使用武器的总体状况。正如尽管英国皇家卫队的骑兵表演举世闻名，但不能据此误以为现今英国军队以骑兵为主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