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是，西汉时期，中原在冶铁技术方面是超过匈奴的。匈奴史研究者林幹先生在《匈奴史》、《匈奴通史》中指出，匈奴“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不过，“从许多刀剑的形式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不仅反映匈奴人的铁器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断当时的铁匠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至于西域诸国，据《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有的国家有铁器制作业，如婼羌国“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此外，难兜国“有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然而通过这些文字，显然难以得出“引进精钢技术”是“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之一的推想。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有的西域国家是从汉王朝传入铁器制作技术的：“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里所说的“钱器”，裴骃《集解》引徐广说，也写作“铁器”。《汉书·西域传上》正是这样记录的：“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史记·汲郑列传》说，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物资交往，有严格的关禁制度：匈奴浑邪王一行来到长安，商人与他们发生贸易关系的，有500多人被判死罪。汲黯说：“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一般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在长安市场上做买卖，官员竟然会按照惩治边关走私财物的法律严厉治罪呢？唐代学者裴骃在《史记集解》中有这样的解释：“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指出汉代法律明文规定，官员和百姓不得携带兵器出关。对于汉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的条文，唐代学者颜师古在解释《汉书·汲黯传》中的有关记载时引录了东汉学者应劭的话，又明确指出禁止出关的物资包括“铁”，即“兵器及铁”：“《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可见，匈奴在制铁技术方面未必比汉王朝先进，真实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
居延出土汉代木简文书中，可以看到有关边境两位亭长叛逃到境外的事件的记录，其中明确写到他们带走的铁制兵器的品类和数量。这样的文字，可以理解为罪证的记录。
作为《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求实先生说，“西汉时期中国方进入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认为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并无实据。
“镔铁”这个语汇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见于《魏书·西域传》关于“波斯国”的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迭、毼、氍毹……等物。”此时距离汉武帝时代，已经相当遥远。值得注意的还有，《魏书》关于波斯国物产的记述中，“金刚”和“镔铁”并列，与求实“‘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的说法不同。唐人元稹诗句“金刚锥透玉，宾铁剑吹毛”，也体现了同样的认识。
据《金太祖实录》记载，“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终有销坏”。《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四库全书本《金史》作“镔铁”)可见往来草原大漠的契丹人当时掌握着这种特种钢的冶炼技术。这种技术的真正的“引进”，可能应当以《元史·选举志三》所见“置镔铁局”的记载作为标志。求实先生说“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中所谓“这时”，是汉武帝时代。他认定西汉中期已经“引进”“镔铁”，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历史根据的。
杨宽先生《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曾经指出，“波斯萨珊朝的‘镔铁’，是使用熟铁配合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密封加热而炼成的优质钢。这种镔铁制品，在北魏时期已传入我国。”美国学者谢弗所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也说到“镔铁”和“印度钢”：“在中世纪时，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大马士革钢’，但是我们还无法确定这种钢是否输入了唐朝。根据6世纪的记载，说这种钢产于波斯。但是7世纪时又说它是罽宾的产品。据认为，这种金属‘坚利可切金玉’。中世纪时印度出产的高碳‘印度钢’也具有与大马士革钢相同的波形条纹。在中国，将这种金属称为‘镔铁’。‘镔’字很可能来自印度帕拉克语中的一个类似于‘piza’的伊朗方言。如果唐朝人得到了大马士革刀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以印度或者是印度化的民族为中介的。”应当注意到，按照谢弗先生的意见，关于“镔铁”或“印度钢”，中国人是中世纪才知道的，唐朝是否传入，还需要考论。杨宽先生则认为在北魏时期传入。即便如此，距离汉武帝时代也有五六百年之久。
镔铁出西蕃，面上自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器打磨光净，用金丝矾矾之，其花则见。价直过于银。古云“识铁强如识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细看验。
——《格古要论》
《哈密卫志》云：砺石谓之吃铁石，剖之得镔铁。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砻明，以金丝矾矾之，其花即见，伪者则是黑花。
——《物理小识》
顺便还应当指出，与镔铁刀剑制作加工有关的所谓“金丝梵”，其实应当是“金丝矾”的误写。“金丝矾”，见于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及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不过，“金丝矾”并不是“精钢炼制技术”所用的“那种黑色添加料”。据古文献记载，“金丝矾”并不具有“以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的作用，而是用来辨识是否镔铁的。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打假”的用物。《格古要论》说：“镔铁”出产在西方外族地域，表面有旋螺花或者芝麻雪花等花纹。凡是刀剑器，打磨光净之后，用金丝矾涂抹擦拭，其花纹就会显现。如果是假造的，会出现黑色花纹。《物理小识》说：《哈密卫志》一书写道，砺石，又称作吃铁石，剖开后，中间有“镔铁”。“镔铁”的花纹有旋螺花，有芝麻雪花，凡是刀剑，擦拭明亮，以金丝矾检验，花纹自会显现，伪造者则出现黑花。《格致镜原》卷五○“矾”条引《事物绀珠》说：“黄矾，一名金丝矾。烧铁焠之，可以引之如金线。”看来，“金丝矾”应当是黄色，而并不是“黑色”。剧中“那种黑色添加料”，如果解释为杨宽所说的“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或许更为合理。
就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看来，不仅“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并没有“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的动机，而且当时西汉王朝冶铁业的进步(求实所谓“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似乎也与张骞西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史记·项羽本纪》
在反映古代历史的影视作品中，“剑”是基本的道具。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到项羽不学“一人敌”，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战国秦汉时期，“剑”曾经是身份标志，也是有实用价值的武器。有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原的“剑”，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这种看法的酿成，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春秋以前的剑”。20世纪50年代有陕西长安张家坡和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至春秋初年剑的出土，林寿晋先生于是在《论周代青铜剑的渊源》中指出，中国周围古代文化的剑，或与中国剑形制无关，或年代晚于中国剑，都不能作为中国青铜剑的起源。杨泓先生《剑和刀》一文曾经分析，山西保德林遮峪发现的青铜剑，可能制作于殷代晚期，其风格“散发着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而张家坡剑，则“具有西南地方的特征”。李学勤先生认为，四川成都地方商代遗址已经出土柳叶形剑，张家坡剑可能源自蜀国。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后期墓中也出土两件剑，也与来自西南的剑有一定关系。杨泓先生和李学勤先生都指出，商代和西周的青铜短剑，有效使用的锋刃部分其实可以说是和匕首差不多，只有当双方战士扭打在一起时，这种短武器才会起作用。林遮峪一类其风格“散发着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的短剑，甚至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李学勤先生《青铜剑的渊源》又指出，浙江长兴雉城的云雷纹剑，长度已经达到358厘米。他推测，“严格意义上的剑，恐有可能始于东南，即吴越地区”。“剑的渊源多在南方，而标准的长剑更可能自东南兴起”，《考工记》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这不只表示吴越造剑工艺的发达，也说明剑在当地历史的悠久”。正像马明达《说剑丛稿》中所说的，“这是一个精辟的观点，对我们深有启发”。看来，现在还不能简单地论定“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至于所谓“‘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的意见，也还有可以讨论的余地。《逸周书·克殷解》说，周武王对纣的尸身“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有人说，“轻吕”和“径路”都是“剑”对音。不过，“轻吕”，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写作“轻剑”。可见，“轻吕”和“径路”为“剑”的对音或者“其合音就是‘剑’”的说法还不能十分确定。《汉书·匈奴传下》：“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犂挠酒。”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饭匕也。挠，和也。”匈奴单于使用“径路刀”与“饭匕”调酒的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这种“径路”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的说法。
据考古发现，单纯的匈奴文物遗存中，兵器除箭镞外，以刀为主。对于所发现的所谓“剑”，可能以冯恩学先生关于匈奴考古的论述中“短剑(匕首)”的表述较为合理。
求实先生答记者问的报道中说，“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我们看到，《冯家升论著辑粹》所收第一篇《契丹名号考释》中第三章《契丹字义之解释》的第二节《金太祖所语镔铁指契丹说》，专有题为《镔铁解》的一段论证，分列“中国方面之解释”和“西人方面之解释”，这应当是冯家升先生讨论“镔铁”问题的主要论著，但是其中并没有看到“汉晋以来”字样。冯文反而明确说，“镔”字，“以余所知，最早载见梁顾野王之《玉篇》，及魏收《魏书·西域传》”。求实先生的“引用”，却以“汉晋以来”的说法模糊时代断限，并且说，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这样的解释，不仅难以说服提出诘问的观众，也使得《汉武大帝》编创人员“历史正剧”的自我评价，不免打了一些折扣。
夜郎入朝
据说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把南越相吕嘉的子孙宗族迁徙到了现今云南保山地方，予以惩罚。他因此设不韦县，把吕嘉的罪恶和吕不韦联系起来。如果这样的说法确实，那么，当时云南西部与南越地区之间，已经开通了可以实现区域文化联系的交通路线。
秦汉时期，居住在今四川西部、云南、贵州以及广西西部地区的文化传统与中原有别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西南夷地区是当时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西南夷地区的经济特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西南夷地区的文化风貌，也具有引人注目的鲜明的特色。
《史记·大宛列传》记述，开通西域道路的功臣张骞曾经向汉武帝建议由蜀地取道西南夷，经过位于今印度、巴基斯坦的身毒，可以通往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他说：我在大夏的时候，看到蜀地出产的蜀布和用邛山所出邛竹制作的手杖，问道：你们怎么得到这些东西的？大夏国人回答说：这是我们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约数千里，风俗和大夏相同，只是卑湿暑热。身毒人民骑大象作战。其国“临大水焉”。以张骞的推算，大夏距离汉地大约一万二千里，在汉的西南方向。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估计应当距离蜀地不远。如果和大夏通使，经过羌中，道路险恶，羌人也会干扰；如果从北边走，则为匈奴所得；经过蜀地最为捷近，又没有敌对势力的阻碍。
汉武帝久有意于交通大宛、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康居，期望“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听到张骞的话，非常高兴。他命令张骞于蜀郡和犍为郡组织人员探索通身毒路。所派遣的官员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而为当地部族阻滞，“终莫得通”。汉武帝期望由西南夷打通身毒道路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不过，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却因张骞的建议得以促进。
西南夷诸部族中，较为著名的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莋都、冉和白马等。
据说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为了与身毒交通，汉武帝准备征伐昆明，于是在长安附近作昆明池操练楼船军，演习水战。也有一种说法，以为开凿昆明池的目的，是为了和越人水战。《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和《食货志下》都有关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组织昆明池工程的记载，或称“穿昆明池”，或称“作昆明池”，或称“修昆明池”。
位于长安西南的昆明池，是汉代关中地区最著名的湖泊。其规模之宏大，据说“方四十里”。《三辅黄图》卷四《池沼》引录《三辅旧事》的内容，说道：“昆眀池地三百三十二顷，中有戈船各数十，楼船百艘。”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颜师古注：“如淳曰：‘《食货志》以旧吏弄法，故谪使穿池，更发有赀者为吏也。’臣瓒曰：‘《西南夷传》有越、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货志》又曰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遂乃大修昆明池也。’”
昆明池仿像滇池，以操练楼船军为目的，水面之辽阔，可以想见。班固《西都赋》写道：“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以“云汉”“无涯”形容其宏大的形势。张衡《西京赋》也说：“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蒙汜。”《文选》卷二李善注：“言池广大，日月出入其中也。”潘岳《西征赋》的如下内容沿袭汉人之说，也可以看作对汉时昆明池规模的追忆：“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则汤汤汗汗，滉瀁弥漫，浩如河汉。日月丽天，出入乎东西，旦似汤谷，夕类虞渊。”元人甘立有《昆明池乐歌二首》：“彩鹢齐飞簇画旗，甲光如水入云低。长杨五柞遥相望，笳鼓归来日每西。”“博望封侯万里还，血流青海骨如山。将军新赐楼船印，锦缆牙樯杳霭间。”描写了昆明池操练楼船军的情形。
考古学者经过对现场的考察，发现了昆明池附近有西周文化的遗存。《三辅黄图》卷四《池沼》说，汉武帝挖凿昆明池时，出现黑土，询问东方朔是何缘故。东方朔说，西域胡人知道。于是问胡人，胡人回答：这是“劫烧之余灰”啊。
以“劫灰”解释昆明池底的黑色土层，推想应当是佛教传入中原之后形成的说法。唐代诗人杜甫“凤纪编生日，龙池堑劫灰”，元稹“僧餐月灯阁，醵宴劫灰池”，李商隐“汉苑生春水，昆池换劫灰”、“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韩偓“眼看朝中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等诗句，都使用了昆明池黑土为劫后典故。昆明池劫灰传说，或许曲折反映了汉武帝时代开凿昆明池的工程中，前代灰坑一类生活遗迹曾经因此受到破坏。
余灰的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上·竺法兰》：“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
唐人胡曾《咏史》诗中有一首《昆明池》，其中写道：
欲出昆明万里师，汉皇习战此穿池。
如何一面图攻取，不念生灵气力疲。
诗句中发表了对“汉皇”一意“攻取”而不顾百姓疾苦的批评。温庭筠有《昆明池水战词》：“汪汪积水光连空，重迭细纹晴漾红。赤帝龙孙鳞甲怒，临流一盻生阴风。鼍鼓三声报天子，雕旌兽舰凌波起。雷吼涛惊白石山，石鲸眼裂蟠蛟死。溟池海浦俱喧豗，青帜白旌相次来。箭羽枪缨三百万，踏翻西海生尘埃。茂陵仙去菱花老，唼唼游鱼近烟岛。渺莽残阳钓艇归，绿头江鸭眠沙草。”诗人感叹“茂陵仙去”也就是汉武帝的生理寿命结束之后，当年“箭羽枪缨三百万，踏翻西海生尘埃”的英雄胜迹，只留下一派鱼雁和谐的自然的静谧。
所谓“西南夷”以及邻近的部族群中，较大的部族联盟有夜郎、滇、邛都、徙、莋都、冉、白马等。唐蒙向汉武帝建议，“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出不意”，是制服南越的奇计。汉武帝于是委任唐蒙为郎中将，开通夜郎道路，说服夜郎侯及周围的部族首领归附汉王朝，在这里设置了犍为郡。又组织巴蜀卒修治道路，自僰道直通牂牁江。司马相如也受命以郎中将身份到邛、莋等部族宣扬汉王朝的神威，终于使当地成为蜀郡的一部分。司马迁记述：“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滇王降汉，欢迎中央政权派遣官吏，并请求入朝。汉武帝以其地为益州郡，赐予滇王王印，让他继续管理原有的臣民。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证实了这段历史。
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发军五路征伐南越，其中就有“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来自夜郎的部队沿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西江水路而下，计划与其他四路大军在番禺(今广州)会师。事实上，夜郎军还没有赶到，南越国已经平定。但是这一计划的拟定，说明汉王朝对西南夷地方已经实行了有效的控制。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王朝的使者来到滇国时，滇王对汉使者说：“汉孰与我大？”使者来到夜郎国，夜郎侯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是因为道路不通，他们各自作为当地的主宰，不知道汉的广大。于是后来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
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
汉赋的成就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丰收的季节，中国古代文化的盛世。
汉赋的成就，在当时的文化收获中最为辉煌夺目。
赋，是从骚体演变而来的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赋的成就，也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巧文多智的特色。
汉赋，当时是文学的壮流。《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学成就“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等“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三篇”等“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赋十篇”等“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客主赋》十八篇”等“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总共多达78家，占诗赋总合的7358％。篇数合计多至1004篇，占诗赋总合的7618％。其中除个别先秦和“秦时”作品外，均为西汉作品。
西汉早期的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等，都借物抒怀，意境深沉。枚乘的《七发》，开汉武帝时代长篇赋的先河。
汉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赋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赋以气势恢廓，景物迷离，词藻华美而绮丽为特征，正反映了当时文化气度的宏阔广大，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
方铭先生在分析汉赋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时，强调其色彩特色，有“色彩绚烂，气势雄奇，醉人心魄，迷人魂梦”，“绚丽而不失深沉”等评价，称赞其“鲜明而丰富的色彩夺人目精”。在对汉赋的典范进行讨论时，又有“形象生动”的“彩色的骚体句式”诸语。汉赋的华丽风格，是和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气象相一致的。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汉武帝时代比较著名的赋作家和赋作品，大致有：
枚乘赋九篇。
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
淮南王赋八十二篇。
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
吾丘寿王赋十五篇。
上所自造赋二篇。
兒宽赋二篇。
枚皋赋百二十篇。
常侍郎庄怱奇赋十一篇。
严助赋三十五篇。
朱买臣赋三篇。
宗正刘辟彊赋八篇。
司马迁赋八篇。
广川惠王越赋五篇。
平阳公主舍人周长孺赋二篇。
当代研究古代文学史的专家们收辑的《全汉赋》中，汉武帝时代的作品则有：枚乘的《七发》、《梁王菟园赋》、《临灞池远诀赋》、《笙赋》、《柳赋》，邹阳的《酒赋》、《几赋》，公孙乘的《月赋》，路乔如的《鹤赋》，公孙诡的《文鹿赋》，羊胜的《屏风赋》，刘安的《屏风赋》、《薰笼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梨赋》、《鱼菹赋》、《梓桐山赋》、《难蜀父老》，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孔臧的《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刘胜的《文木赋》，汉武帝刘彻的《李夫人赋》，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答客难》，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
《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汉赋是怎样“体物”的呢？对于“体物”，《文心雕龙·比兴》的表述形式是“图状山川，影写云物”。汉赋确实十分注重对自然景观的描绘。有学者因此说：“汉赋有绘形绘声的山水描写，是山水文学的先声。”(康金声《汉赋纵横》)我们借助汉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功夫，可以了解当时人生活的情境，有今人难以想象的自然美。《文心雕龙·诠赋》说，在“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之外，汉赋的内容，“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汉赋作者的笔触涉及自然生态，确实有“兴”有“情”，而且往往由较为平易的风格，透露出更为亲近的深忱厚意。汉赋作者如《文心雕龙·物色》所说，往往“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习惯以物喻情，于是在文学批评家的眼中，不免“‘葳蕤’之群积”，有“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的弊病。不过，我们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考察，却不能不珍惜相关的文字，因为其中对于当时人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态度的体现，虽然细碎，然而真实。
枚乘《柳赋》写道：“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又如孔臧《杨柳赋》：“绿叶累迭，郁茂翳沉，蒙笼交错，应风悲吟。”汉人赋作中对“绿”色的歌咏，并不仅仅表现出对生命力的爱重。作者对“绿”的赞美，往往还深含着一种对自然总体环境的亲和之心。枚乘《梁王菟园赋》所谓“枝叶荣茂”，刘胜《文木赋》所谓“丽木离披”等，都把自然生机的丰满和轻盈，充实和绮丽，萌动和生长，以简洁的文字，描绘得十分活泼新鲜。公孙诡《文鹿赋》：“麀鹿濯濯”，“呦呦相召”，“来我槐庭，食我槐叶”。路乔如《鹤赋》：“白鸟朱冠，鼓翼池干。”“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栏而为欢。”从汉代画像遗存中，可以看到“纵养”禽鸟的风习。汉赋所见麀鹿“来我槐庭”和白鹤“凭朱栏而为欢”的情形，也体现了汉代人生活情境中与自然的亲近。
汉武帝时代赋作的“闳侈巨衍”，如果分析其文化背景，人们都会注意到当时社会追求闳大和豪壮的时代精神，确实对文学风格也产生了影响。
司马相如及其赋作
反映汉武帝时代人们的自然观的赋作，还有司马相如的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说到“蕙圃”所生，有“衡兰芷若，穹穷昌蒲，江蓠蘪芜，诸柘巴苴”，关于云梦地方，“其高燥则生葴析苞荔，薜莎青。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蘠雕胡，莲藕觚卢，奄闾轩于”。原始森林中，“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檘离朱杨，梨梬栗，橘柚芬芳”。在《上林赋》中，除了山岭上的“深林巨木”外，他对大泽广原的草色也使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掩以绿蕙，被以江蓠，糅以蘪芜，杂以流夷。尃结缕，攒戾莎，揭车衡兰，槀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持若荪，鲜枝黄砾，蒋苎青，布濩闳泽，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肸蚃布写，晻苾勃。”园林的繁荣，“扬翠叶，杌紫茎，发红华，秀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自然的绿色，在人们的视野中，“视之无端，究之亡穷”。
司马相如《上林赋》又写到上林湖泽的水鸟：“鸿鹔鹄鸨，鹅傷q目，烦鹜，葴鴜，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掩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学者姜书阁在批评汉赋“闳侈巨衍”，“重叠板滞”的重大缺点时，依然承认“《上林赋》写水禽一段”“是很值得称赞的”。
司马相如是西汉最著名的赋作家。他的作品最典型地反映了汉赋的特征。
司马相如之所以千古闻名，还在于他那富有浪漫色彩的情感经历。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年时喜好读书，曾经学习击剑，因为仰慕蔺相如的道德才华，自己改名为“相如”。他曾经在汉景帝时代为郎，后来客游梁地，成为梁孝王身边文学团体中的一员。《子虚赋》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梁孝王去世之后，司马相如回到家乡。因贫穷无以为业，不得不投靠在临邛(今四川邛崃)任县令的朋友。在一次富人卓王孙举办的宴会上，司马相如承友人之邀，抚琴奏曲。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新寡，又好音乐。司马相如以琴声致意。据说琴音蕴含诗意：“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有艳淑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接为鸳鸯。”“凰兮凰兮从我栖，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卓文君窥视相如，心生爱慕，于深夜离家出走，私奔相如。司马相如于是和她驰车返回成都，而家中徒有四壁。卓王孙大怒，说：女儿没出息，我不忍心杀她，但是我的财产，绝不分给她一钱！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又回到临邛，卖了车骑，买了一个酒店经营。卓文君当垆操作，司马相如身穿奴婢的衣服，当市洗酒杯。卓王孙深以为耻，闭门不出。后来终于听从了别人的劝告，分给卓文君奴僮百人，钱百万。卓文君于是和司马相如回到成都，买田置宅，成为富人。
唐代诗人卢照邻《相如琴台》诗写道：“闻有雍容地，千年无四邻。园院风烟古，池台松槚春。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寂寂啼莺处，空伤游子神。”杜甫有《琴台》诗，也回忆了司马相如的故事：“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皇意，寥寥不复闻。”可见司马相如演奏而卓文君倾听的浪漫琴声，流韵千古，弥久不歇。
蜀人杨得意在汉武帝身边任管理猎犬的狗监。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深心欣赏，感叹道：我怎么就不能和此人同时呢！杨得意说：臣的同乡司马相如说这篇赋就是他写的。汉武帝于是召问司马相如，相如说，确曾作此赋，又表示“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完成之后，汉武帝读了，也从内心赞赏。所谓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就是那篇著名的《上林赋》。
据说司马相如口吃，不善言谈，但是善于著述。他曾经在朝廷任职，然而不追求官爵，后来称病，在茂陵闲居。
司马相如为赋，曾经极言帝王贵族生活之浮华奢丽，又发表批评说，淫乐侈靡的风气，其实是应当予以坚决否定的。相互就奢侈荒淫相攀比，相竞赛，并不能够宣扬名誉，相反只能自贬自损。司马相如这种委婉的批评，是受到司马迁的重视的。他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最后，以“太史公曰”的口气说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在这里，就对于最高统治阶层浮侈之风的批判，发出了思想的共鸣。
乐府：一种文化制度·一种文化风格
乐府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宝贵遗产。
乐府本来是政府的音乐机构，其最初设立可能在汉武帝以前。汉武帝任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主持编制庙堂乐歌，歌词主要由文人编写。同时，乐府广泛地在民间采风配乐，赵、代、秦、楚等地的民间歌谣，都是乐府采集的主要对象。乐府采集的民歌，经过加工配乐，就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乐府诗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乐府采集的民歌，多有民间优秀作品，其内容往往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表述了民众情感，因而新鲜生动，富有感染力，从而也具有了珍贵的艺术价值。这一部分乐府诗，是秦汉时期文学的最大成就。建安年间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在乐府中属于杂曲歌辞一类，是这一时期乐府民歌中的杰作。人们在回顾乐府诗创作和传播的历史时，不能不珍视汉武帝时代歌手和文人的历史贡献。
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五言诗。东汉时，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模仿乐府创作的五言诗。这些作品与乐府诗相比，一般篇幅较长，叙事较曲折。《文选》所收录的《古诗十九首》，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东汉创作的五言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五言诗，多托名于汉武帝时代的人物，如题为苏武和李陵赠答的五言诗，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清代学者有“汉武乐府，壮丽宏奇”的评价(郎廷槐《师友诗传录》)，应当理解为对汉武帝时代以“乐府”为标帜的文化成就的肯定。不过，“壮丽宏奇”，也许并不是汉武帝时代乐府作品的主要特征。
《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武帝扩充乐府机构编制，在各地采集民歌，又让司马相如等文士制作新歌，是服务于祭祀活动的。于是，祠坛之上，神光止集，皇帝亲自望拜，歌乐唱奏，营造了神秘的宗教文化气氛，在场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动情。
对于所谓“采诗夜诵”，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以为其中言辞可能有不宜公开的内容，所以要在夜间歌诵。这样的解说，并不是合理的。其实，这里所说的“夜诵”，只是因为某些祠祀活动是在夜里进行。比如，“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仪式的进行，从黄昏直到黎明。
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指出：“汉武帝利用‘新声变曲’为郊祀之礼配乐，客观上等于承认了从先秦以来就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的世俗音乐——新声(郑声)的合法地位，这为其在汉代顺利地发展铺平了道路。从艺术生产的角度讲，是借助了官方的力量，推动了从先秦以来就已经产生的世俗音乐——新声(郑声)的发展。”这样的评论，是大体准确的。汉武帝以活泼的郑声充实贫乏的雅乐，是有文化革新意义的进步的举措。
郑声，早在春秋时代就遭到大学者孔夫子的严厉贬斥。《论语》引用孔子的话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他看不惯人们喜好本非正色的紫色竟然超过了红色，看不惯人们喜好本非正音的郑声而干扰了雅乐的影响。孔子又因为“郑声淫，佞人殆”而主张“放郑声，远佞人”，以为应当摈弃郑声，疏远佞人，这是因为郑声倾向于淫荡，佞人会导致危亡。对照这样的儒学训导，可以理解汉武帝对于礼制在文化风格方面的革新，是怎样的勇敢。
《汉书·礼乐志》还说，汉武帝时，“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不仅祠祀用乐，当时“朝廷”上下演奏的乐曲，都回荡着郑声。
事实上，在汉武帝之后，西汉晚期的帝王们就对乐府制度逐渐修正。汉宣帝时，博士谏大夫王吉就曾经建议裁减乐府设置。汉元帝时，宣布乐府裁员。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宣布“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宣布“减乐府员”。汉哀帝时，又将“郑声尤甚”和社会风习的“淫侈过度”联系起来，据孔子“放郑声，郑声淫”的主张，下令废除了乐府官。《汉书·哀帝纪》的记载是：绥和二年(前7)六月，“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
不过，由于汉武帝乐府倡起的音乐风格已经在百姓中流行长久，官方又没有制作雅乐予以替代，“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汉书·礼乐志》)，有条件的民户依然享用着郑声带来的愉悦和浪漫。
司马谈紧紧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热泪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周王朝的太史，再往上追溯，前代祖先还曾经在虞夏之朝有显赫的功名。后世竟然中衰，难道要在我这一代中断了吗？你接任太史，则继承了我们祖先的事业。现今天子封禅泰山，是承接千年绪统的重大举措，而我却不能从行，是命运这样决定的吗？我死之后，你必然任太史。任太史之后，不要忘记了我有心完成的论著。……当今大汉兴起，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任太史而没有记载，废天下之史文，令我内心十分惶恐，你应当时时想着这件事！
司马迁低着头，也禁不住泪双流。他说：小子不敏，愿意详细论说先人所记录的史事，不敢遗漏。
刘安·《淮南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汉武帝时代是成就宏富、内容多彩的历史阶段。除了儒学成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思想吸引了诸多学人从事研究、充实、发展的工作而外，其他一些思想收获也值得重视。
淮南王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二十一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
刘安入朝，与太尉武安侯田蚡关系比较亲近。田蚡有一次到霸上迎接刘安，对他说，方今皇帝没有太子，您是高皇帝的亲孙子，有仁义之心，天下没有人不知道。如果皇帝一旦发生意外，除了您，谁还能即帝位管理天下呢！刘安听了，当然非常高兴。
刘安有个女儿名叫刘陵，心思聪慧，口齿伶俐。刘安提供了大量金钱宝物，作为她在长安的活动经费，让她交结汉武帝身边的人，刺探高层政治情报。
西安附近曾经出土“淮南”半瓦当，有可能是淮南国邸，也就是淮南国驻长安的办事处的遗存。看来刘陵在长安的活动，是有落脚点的。有的学者甚至根据这件文物，认为“淮南王安当有离宫在京师，故用此半瓦”。又有“淮南邸印”封泥的发现，可以证实淮南邸的存在。另有一件“□□王当”残瓦，同样出土于汉长安城遗址，有学者推断所缺两字也是“淮南”。
刘安有心在天下一旦发生变乱时取得政治主动，积极制作战争装备，集聚金钱，贿赂汉王朝的地方实力派。又日夜研究军事地图，暗中进行作战部署。淮南国贵族违法的事件逐渐有所败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时，刘安终于发起叛乱。然而叛乱迅速被汉王朝成功平定。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自杀。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
在政治上，刘安是一个失败的野心家。在学术上，他却是一位难得的才子，一位有为的成功者。
《淮南子》一书，可以看作西汉前期思想的总结。《汉书·艺文志》将它列为杂家，其实，这部书大体还是具备完整的体系的。
《淮南子》同时批判儒家和法家，而积极提倡“无为”的文化原则，这是和汉初政治文化形势相一致的。然而《淮南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说凝滞而不动，而是要人们注意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正像《淮南子·原道》中所说的：“因其自然而推之。”
《淮南子》的社会历史观也有以民意为重的内容。《淮南子·泰族训》写道，商汤和周武王发起灭亡夏桀和商纣的革命，之所以能够胜而得天下，是由于“因民之欲也”，也就是顺从了民众的欲望。只要能够顺从民众的欲望，“则无敌于天下”。《淮南子·齐俗训》也写道，历史上英雄人物要“功成”“名立”，就应当使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周于世”，“合于时”。只要顺应时势，顺应民心，自然可以无往不胜。《淮南子·主术训》也说，利用众人的智慧，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够承担的；集中众人的力量，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战胜的。能够顺应民众之心的人，取得天下，治理天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宋人胡宿《淮南王》诗写道：“贪铸金钱盗写符，何曾七国戒前车。长生不待炉中药，鸿宝谁收箧里书。碧井床空天影在，小山人去桂丛疏。云中鸡犬无消息，麦秀渐渐遍故墟。”这里所说的“鸿宝”，是指淮南王刘安的著作。《汉书·刘向传》说，“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一般以《鸿宝》为道教修仙炼丹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就赋作产量而言，仅次于“枚皋赋百二十篇”。至于“小山”，则是在刘安主持下，他周围文士们创作的文学作品。
汉代学者王逸在《〈楚辞·招隐士〉解题》中说，淮南王刘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多有学者追慕相从，他们各尽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按照内容形式分类，有的称“大山”，有的称“小山”，和《诗经》中有“大雅”、“小雅”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