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司马迁
稍有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人，不会不知道《史记》。
在汉武帝时代，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正是《史记》一书。
《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史记》全书130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种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二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这一书名，是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年说法不一，一说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开始游历天下山川，重视探访重要的历史遗迹。此后不久，仕郎中，以汉武帝侍卫和扈从的身份多次随驾出巡，并曾奉命出使巴蜀。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继承其父司马谈的职务，任太史令。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陈述了自己家世的历史渊源及学术背景之后，说到父亲司马谈竟然是因为未能追随汉武帝封禅泰山，以致“发愤”而去世的。
司马迁当时奉使西行巴蜀以南，经历西南夷之地，返回之后向朝廷汇报时，与父亲相见于河洛之间。父子两代历史学家之间，有一段悲切感人的对话。
司马谈紧紧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热泪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周王朝的太史，再往上追溯，前代祖先还曾经在虞夏之朝有显赫的功名。后世竟然中衰，难道要在我这一代中断了吗？你接任太史，则继承了我们祖先的事业。现今天子封禅泰山，是承接千年绪统的重大举措，而我却不能从行，是命运这样决定的吗？我死之后，你必然任太史。任太史之后，不要忘记了我有心完成的论著。……当今大汉兴起，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任太史而没有记载，废天下之史文，令我内心十分惶恐，你应当时时想着这件事！
司马迁低着头，也禁不住泪双流。他说：小子不敏，愿意详细论说先人所记录的史事，不敢遗漏。
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的传承，文化的接替，是通过这样的心与心的交孚感会而实现的。
《史记志疑》卷三六引慵讷居士《咫闻录》，有这样的说法：“太史谈且死，以不及与封禅为恨。相如且死，遗《封禅书》以劝。当时不独世主有侈心，士大夫皆有以启之。杜子美天宝十三载献《封西岳赋》，劝玄宗封华山，帝未及行，明年禄山反，天下大乱。文人孟浪类如此。”论者指出，封禅的荒唐表演，不仅出于帝王的“侈心”，也有文人怂恿的因素。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唐玄宗时代的杜甫，都有这样的不庄重的“孟浪”言行。看来，《咫闻录》的作者是承认“太史谈且死，以不及与封禅为恨”是真实的心理记录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说，司马谈留滞周南，其实是因为汉武帝决意“尽罢诸儒不用”。而《史记·封禅书》记载，司马谈确实曾经热心于具有浓重神学色彩的祭祀仪礼的制定与说明。元鼎四年(前113)，他曾经与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元鼎五年(前112)，又与宽舒议立泰畤坛。两次建议均得到采纳。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封禅即将进行时“而尽罢诸儒不用”的这种强烈反差下，他痛感失落，悲怨积郁于胸，终于“发愤且卒”，其实是很自然的情形。
中井积德又说：“封禅出于术士之妄，岂儒者所可言哉？谈罢可谓幸矣。乃发愤至死，何惑之甚！虽迁亦未知封禅之为非也，是汉儒之通病矣。”他说，封禅建议本来都是方术之士的妄言，儒学学者怎么可以参与其事呢？司马谈被排斥其外，是他的幸运，然而竟然郁怨而死，他怎么竟然糊涂到这等地步！即使是司马迁，也对于封禅没有清醒的认识，这看来是汉代儒者共同的思想误区啊。
按照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的说法，司马迁就在和司马谈相会于河洛之间后，立即就东行追行汉武帝乘舆，司马谈去世时，司马迁可能正在汉武帝身边服务。
就总体而言，司马谈是一位极有识见的历史学者。
俞正燮《癸巳类稿》曾经说，“《史记》之事，大半谈著，至其驰骋议论，谈无与焉”。说《史记》记述的历史，大半都是出自司马谈之手，而史学议论，则出自司马迁。顾颉刚《司马谈作史》一文也指出：“《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其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时，叱咤千古。如闻董生辈转述夏无且语而写荆轲，生龙活虎，绘声绘色，其文学造诣之高可知。其书有传文，有赞语，开创作之一体，为二千年来史家所共遵，其史学见解之深辟亦可知。故《史记》之作，迁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史公交游，据《史记》所载，《屈原贾生列传》有贾嘉，《刺客列传》有公孙季重、董生，《樊郦滕灌列传》有樊它广，《郦生陆贾列传》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张释之冯唐列传》有冯遂(字王孙，《赵世家》亦云‘余闻之冯王孙’)，《田叔列传》有田仁，《韩长孺列传》有壶遂，《卫将军骠骑列传》有苏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孙季重、董生(非仲舒)曾与秦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年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又樊它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则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史记》文本中多处说到作者的交游实践，其中若干人以年龄分析，并不与司马迁同时，王国维于是判断是司马迁追记父亲司马谈的言谈。
顾颉刚则说，这样的情形，并非或然，而是必然。《史记》赞语中所说的“余”，其实是司马谈自称。看来，司马谈著史，有传，有赞，则《史记》之体例是由司马谈创定。而司马迁继作，仍然采用了司马谈设定的结构，和后来班固承袭其父班彪作《汉书》的情形其实相同。
太史令司马迁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的历法。此后，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获释后为中书令，忍辱发愤，完成了《史记》一书的撰著和润饰。
《史记》这部历史名著以文化内涵之宏大和历史眼光之阔远，久已受到学人的重视。
扬雄《法言·君子》写道：“《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太平御览》卷六○二引桓谭《新论》也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王充在《论衡·案书》中又写道：“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河汉也，其余，泾渭也。”司马迁的史书是大江大河，其他著作则如同泾渭这样的支流。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司马迁“博物洽闻”，其书则“涉猎者广博”，“驰骋古今”。后世又有朱熹《朱子语类》说“司马迁才高，识亦高”，风格“粗率”“疏爽”，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称司马迁“博物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则称其“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黄震《史惑》也说“迁以迈往不群之气”，“激为文章，雄视千古”。又如钱谦益《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所谓“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王治皞《史记榷参》所谓“雄深雅健，自成一家之言”，“识力笔力，卓绝千古”，李晚芳《读史管见·读史摘微》所谓“其识甚高，其学甚博”，“其文峻洁雄伟，自成一家”等，也都是值得重视的评论。
《史记》之广大博杂，建构了社会史料的宏大宝库。
翦伯赞《中国史纲》曾经这样说，与一般“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不同，《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叛乱的首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为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他于是评价：“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历代评价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汉书·司马迁传》)，“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五经》之橐籥，群史之领袖”(崔适《史记探源》卷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等，都说明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文”“史”之中，《史记》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标范性的影响。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得到生动的记述。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学者、商贾、医生、游侠、农民领袖等人物的事迹也受到重视。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入世家。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又曾经于《史记·汲郑列传》中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由于持这种背离传统的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态度，《史记》曾经被有的人称为“谤书”。
跟随卫青和霍去病出击匈奴，以军功封侯的将领，一共有15人。
当时的北部天空，真是将星朗朗，光耀河汉。在古代中国军事史上，汉武帝时代，应当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特殊的时代。
大将军卫青
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第19集，在未央宫司马门外，卫青初次出场时，剧中人汉武帝、平阳公主和平阳公主的“骑奴”卫青有这样的对白：
刘彻：姐姐，这位是谁呀？
平阳公主：这是我的一个骑奴，卫士，叫卫青。
卫青：奴才卫青参见陛下！
刘彻：骑奴？目光如炬啊！
平阳公主：他喜欢习武，练就了一副好身板儿。走吧！陛下，你还是回去吧！
刘彻：姐姐那儿连骑奴都有贵相，必定是藏龙卧虎啊！好！改天朕一定到姐姐家去逛一逛。
平阳公主：那就说定了！
卫青：陛下，失礼了！
平阳公主：陛下回去吧！
《汉武大帝》的第23集中，在平阳公主府邸，淮南王刘安的女儿刘陵和平阳公主在刘陵的“马夫”郭解和卫青击剑时，又有一段关于卫青的对白：
刘陵：都说我刘陵的马夫如何了得！没想到姐姐的家奴，是更胜一筹啊！不但人生得魁梧，而且剑法也是了得呀。
平阳公主：这个卫青啊，最喜欢三样东西：兵书、宝剑、骏马！而恰恰这三样东西，也是皇上平素喜欢的。也算是近山识鸟音，近水懂鱼性吧。
刘陵：姐姐怕还少说了一样吧？
平阳公主：哪一样？
刘陵：美人哪！我就不信这么好的男人，会不爱美人哪！
平阳公主：胡说！
刘陵：不懂得欣赏姐姐的，还算什么识得鸟音鱼性哪！
平阳公主：还胡说！
刘陵：好，好，好！我胡说，我胡说！那一会儿我们家的马夫万一伤了卫青的话，你别心疼啊！
这两段对话，除了卫青对汉武帝自称“奴才”明显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外，大体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既介绍了卫青的才具，也交代了他和平阳公主特殊的感情关系。
卫青的父亲名叫郑季，以吏的身份在平阳侯家服务，与平阳侯的妾卫媪私通，生了卫青。卫青年少时曾经牧羊，父亲嫡妻的儿子把他看作奴隶，不以兄弟相待。他曾经到甘泉居室，遇到一位脖子上戴着刑具“钳”的罪犯，看其面相，惊叹道：“贵人也，官当封侯。”卫青笑道：奴婢的后代，能够不遭受笞骂就已经很满足了，怎么能奢望封侯呢！
卫青后来为平阳侯家骑侍，又专门跟随平阳公主。他的姐姐卫子夫得汉武帝宠幸后，卫青被任命为建章监，侍中。卫子夫成为夫人后，卫青当了大中大夫。
同李延年的情况相似，卫青得以迅速升迁，并不完全是因为其姐得宠，而是与他本人的卓越武功分不开的。
元光五年(前131)，卫青为车骑将军，从上谷郡出击匈奴。同时出击的还有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各路将军都统领1万骑兵。卫青深入匈奴腹心地区，进军直抵龙城，斩敌数百。骑将军公孙敖损失了7千骑；骁骑将军李广为匈奴俘虏，后来奋力逃归。按照汉朝法律，公孙敖和李广都应当斩首，缴纳赎金后，免为庶人。此次出击，公孙贺也没有战功。
元朔元年(前128)秋，车骑将军卫青率3万骑兵出雁门击匈奴，斩敌数千人。第二年(前127)，匈奴入侵，杀辽西太守，掳走渔阳二千余人，击败韩安国将军的部队。汉武帝命令将军李息出代郡，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郡，反击匈奴。卫青所部西至高阙，收复河南地，至于陇西，歼灭敌军数千人，得到牲畜数十万，驱逐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于是以河南地为朔方郡。卫青被封为长平侯。卫青部下有两名军官也因军功得以封侯。校尉苏建封为平陵侯，校尉张次公封为岸头侯。
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再次入侵，杀代郡太守，掳走雁门郡千余人。第二年，匈奴又大举入代郡、定襄郡和上郡，杀掠汉军民数千人。元朔五年(前124)春，汉武帝命令车骑将军卫青率领3万骑兵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都由车骑将军卫青统一指挥，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各路大军同时出征，进击匈奴。卫青的部队打败匈奴右贤王部，右贤王率数百骑突围逃窜。汉军追击数百里，俘虏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汉武帝奖励卫青的军功，增益所封民户，同时封卫青的儿子卫伉为宜春侯，卫不疑为阴安侯，卫登为发干侯。凯旋到边塞时，汉武帝派使者持大将军印，在军中拜车骑将军卫青为大将军，宣布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卫青以其子尚在襁褓中，极力辞谢，并且强调“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汉武帝于是封公孙敖为合骑侯，韩说为龙頟侯，公孙贺为南窌侯，李蔡为乐安侯，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沮、李息及豆如意赐爵关内侯。
这一年的秋季，匈奴再次侵入代郡，杀都尉朱英。元朔六年(前123)春，大将军卫青又出军定襄，属下有中将军合骑侯公孙敖，左将军太仆公孙贺，前将军翕侯赵信，右将军卫尉苏建，后将军郎中令李广，强弩将军右内史李沮，杀敌数千人，返回长城以内。入塞后只休整了1个多月，又再次出定襄击匈奴，杀敌1万余人。右将军苏建和前将军赵信率军3千余骑，遭遇单于主力，苦战一天多，汉兵死伤且尽。赵信原本是匈奴人，降汉后封为翕侯。情势紧急时刻，匈奴诱降，赵信率所部残余800骑投降单于。右将军苏建的部队全数阵亡，只有他独自一人逃归。
在此后对匈奴大的军事行动中，卫青之甥霍去病承担了重要的角色。
元狩四年(前119)春，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领5万骑兵，出定襄、代郡击匈奴。
赵信向匈奴单于建议：汉兵经过大漠，人马疲惫，匈奴可轻易得胜。于是让辎重北移，以精兵在大漠以北等待会战。大将军卫青的部队出塞千余里之后，遭遇单于兵阵，卫青命令排列武刚车形成圜形营阵，以5千骑兵出击匈奴。匈奴也出动大约万骑迎战。双方会战之时，突然大风骤起，沙砾击面，两军不能相见，汉军又以左右翼包围单于。单于看到汉军兵多，而士马强劲，死战对匈奴不利，就在黄昏时分率数百精锐骑兵从西北方向突围而去。汉军出动轻骑连夜追击，大将军部队的主力随后进发。到黎明时分，已经西北方向行进了二百余里，没有找寻到单于的踪迹。大军至窴颜山赵信城，缴获匈奴囤积的军粮。汉军在这里停留一天，然后焚烧粮仓南归。入塞时统计，斩杀俘虏匈奴一共一万九千多。
清代学者王士禛作《西江月·咏史》，说到了卫青事迹：
汉武史称大略，陇西家世名流。次公已作岸头侯，飞将数奇不偶。昔日人奴笞骂，长安甲第云浮。龙鳞鹤尾铁兜鍪，笑谓箝徒有口。
王士禛以岸头侯张次公和飞将军李广的事迹作为陪衬，突出卫青之所以能够显贵的原因。这位“昔日人奴笞骂”的下等人，后来一时“长安甲第云浮”。那位“箝徒”预言家对于一个普通“人奴”未来命运所谓“贵人也，官当封侯”的判断，竟然真的很准确呢。
卫青后来终于与平阳公主成婚。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写道，自卫青首封，后来卫氏家族中有5人封侯。然而不过24年，五侯均被废夺，卫家再也没有为侯者了。
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
大将军卫青姐姐的儿子霍去病年仅18岁的时候，因为得到汉武帝喜爱，任为侍中。霍去病善骑射，又参加了大将军的军队，任职剽姚校尉。
元朔六年(前123)，霍去病与轻勇骑800人远离汉军主力部队，驰行数百里奔袭匈奴，多有斩获。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这一年，在与匈奴作战中，汉军损失了两位将军，翕侯逃亡，军功不多，所以大将军卫青未能加封。
3年之后，元狩二年(前121)春，汉武帝以冠军侯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1万骑兵出陇西，杀折兰王，斩卢胡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杀敌8千余人，收休屠祭天金人。汉武帝于是益封霍去病二千户。
这一年的夏天，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一同出军北地，分道进击。博望侯张骞和郎中令李广也同时出军右北平，分道进击。郎中令李广将4千骑先抵达指定位置，博望侯张骞率领1万骑兵没有按时赶到。匈奴左贤王以数万骑兵围攻李广，李广苦战两日，死者过半，直到张骞部队抵达，匈奴兵才退却。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北地，已深入敌境，而合骑侯公孙敖部迷失道路，两军未能会合，霍去病部越居延至祁连山，斩杀俘虏敌军甚多。汉武帝予以嘉奖。从这时起，骠骑将军的地位已经与大将军相当。
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单于对居于西翼的浑邪王屡次为霍去病统率的汉军击破，损失人众数万而深感愤怒，于是召见浑邪王，将予处死。浑邪王与休屠王等密谋投降汉王朝，派人到边境向汉王朝传递这一消息。李息得浑邪王使，立即驰传上报汉武帝。汉武帝担心匈奴人以诈降方式袭击边郡，命令霍去病率兵防备。骠骑将军渡过河，与浑邪王部众相望。浑邪王部下军士裨将看到汉军，许多人又心中犹豫，不愿投降，多有逃亡者。骠骑将军亲自驰马进入浑邪王阵地与其相见，斩杀军中要逃亡的将士8千人，又下令让浑邪王乘坐高等级的邮驿传车，以最快速度前往汉武帝驻地，自己指挥浑邪王部众渡河，一举收降匈奴军士数万(号称10万)。霍去病再次受到嘉奖。
元狩四年(前119)春，汉武帝命令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领5万骑兵，步兵及转运军需者数十万出击。而敢于力战深入的勇敢之士都统属于霍去病。骠骑将军的部队起始计划出定襄，正当单于主力。得到情报说单于时在东部，于是又改变了计划，令骠骑将军部出代郡，令大将军部出定襄。
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5万，车列辎重的数量规模和大将军部队相等。大军出代郡、右北平千余里，对方是匈奴左翼部队，所斩捕敌军的战功超过了大将军卫青的部队。又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凯旋后，再次得到汉武帝的奖赏。
此战之后，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均为大司马。霍去病的秩禄，也已经与卫青相等。此后，卫青的权势开始逐渐下降，而霍去病的地位则日益上升。卫青门下的追随者多转而奉事霍去病。
霍去病为人，性格深沉，不好言谈，而胸有胆气。汉武帝曾经教他学习孙吴兵法，他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和据说“长安甲第云浮”的大将军卫青不同，汉武帝为他修建宅第，让他去看，他却回答：“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于是更受到天子爱重。
不过，霍去病因为少年得志，没有经历过下层生活，在军中不能对普通士兵诚心体恤。出征时，汉武帝专门令宫中服务部门为他准备的特殊饮食，竟然有十多辆车之多。还军时，车上往往剩余好米好肉，而军中普通士卒面有饥色。在塞外时，战士缺乏粮食，难以自给，霍去病却在军营中玩“蹴鞠”的游戏。
骠骑将军霍去病在元狩六年(前117)因病去世，终年不足30岁。汉武帝深切哀悼他的离去，下令调发属国铁甲部队，自长安至茂陵，列阵送葬。霍去病墓上封土取像祁连山，作为对这位英勇善战的青年将军显赫军功的纪念。
霍去病墓前有一组石刻作品，充分利用石材原貌，凿痕简略，然而却以古朴的匠工，表现出“闳放”、“雄大”的风格。当你站在仿像祁连山的墓冢前，面对“马踏匈奴”这样的石雕杰作，自然会被凝聚在这厚土坚石中的那种精神所深深感动。霍去病墓上风格雄浑朴重的石刻，是当时汉王朝军人风格的写照，也是当时汉民族的时代精神的写照。其古朴的风格，在后世的石雕作品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南朝梁武帝时代有一位著名的武将，名叫曹景宗。因为作战奋勇，功勋累累。有一次又打了胜仗，凯旋回京，梁武帝在华光殿设宴欢迎。百官宴饮间玩“连句”的游戏。曹景宗未能尽兴，请求赋诗。梁武帝说，你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要抢着作诗呢？曹景宗已经醉酒，坚持乞求作诗，于是得到准许。可是韵已经被先作者用完，只剩下“竞”和“病”两个字。而曹景宗镇定操笔，很快就写完了。其词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梁武帝赞叹不已，朝廷中的文士都大为惊异。这位曹景宗的爵位于是上升到“公”一级，又拜为领军将军。《南史》中记录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西汉青年将军霍去病的英名怎样深入人心，得以千古传诵。
“巫蛊之祸”作为发生于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剧烈的动乱，使汉帝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也形成了深刻的社会震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演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汉武帝的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有沿海巡行的壮举，表露出一种特殊的海恋情结。秦皇汉武满怀热望，频繁奔赴东方海滨的主要动机，其实是向往神仙，追求不死。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记录了汉武帝出巡海上的经历。第一次东巡前往海滨，是在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当时齐人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而没有一个得到验证。于是竟然“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大举组织出航，派出数千名宣传蓬莱神山的方士海上求仙。这一年，汉武帝在于泰山行封禅之礼之后，又再次东行海上。因为封泰山时没有遭遇风雨之灾，方士们再次宣传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汉武帝再次东至海上远望，希望得见蓬莱神仙。第二年，也就是元封二年(前109)春天，公孙卿自称在东莱山看到神人，神人竟然还说希望见到天子。汉武帝于是拜公孙卿为中大夫，又来到东莱，宿留数日，然而一无所见。汉武帝再次派遣数以千计的方士求神怪采芝药。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又出行来到海滨。汉武帝再一次东巡海上，是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东至海上，考察入海及方士求神者，没有得见神仙的实证，然而依然派遣更多的方士继续寻求。他又亲自行临渤海，要望祀蓬莱神山。太初三年(前102)，汉武帝又有海上之行：“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这句话，可以看作汉武帝东至海滨的出巡实践的总结。他一次次来到海边，期望找到求仙之路，然而方士们传播的神话，始终没有得到应验。
除了《史记·封禅书》中这5次记录外，《汉书·武帝纪》还记载了晚年汉武帝4次出行至于海滨的情形：
(天汉)二年春，行幸东海。
(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
(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
汉武帝最后一次行临东海，已经是68岁的高龄。
元封五年汉武帝的海上之行，途中行历长江，有江上射蛟的壮举。《汉书·武帝纪》记载：
(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祠其名山大川。
对于“蛟”，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许慎云：‘蛟，龙属也。’郭璞说其状，云似蛇而四脚，细颈，颈有白婴，大者数围，卵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吞人也。”
汉武帝“亲射蛟江中，获之”，所杀获的，应当是扬子鳄。
汉武帝对于海上神仙的迷信和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使得东海方士再次活跃于朝廷。
方士李少君自称：臣曾经游于海上，见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于是汉武帝又派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等。后来李少君病死，出发前往海上求蓬莱安期生的方士没有收获，然而依然多有燕齐地方的方士前来报告有关神仙的见闻。有来自胶东的栾大说，臣经常往来海中，见到安期、羡门等仙人。栾大于是在几个月之间，大受信用，身佩六枚官印，贵震天下。于是海滨方士自称能够与神仙交往者络绎不绝。汉武帝对于这些妄言，亦信亦疑，半信半疑，时信时疑。在骗局揭穿之后，他处决过一些方士，但是随即又被新来的方士再次迷惑。
在汉武帝时代，可以看到方士暴起急落的人生轨迹。以方术震惊宫廷而“上尊之”的李少君，被封为“文成将军”的齐人少翁和被封为“五利将军”的胶东宫人栾大，他们从备受信用、极端显贵而意外猝死，荣辱与生死，都与汉武帝不寻常的心境有关。李少君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自称能够避免衰老，善于制造“数百岁人也”的假象，然而却在极度富贵中病死。齐人少翁把帛书置于牛饲料中，而佯装不知，宣称发现这头牛的腹中有异象。然而终以笔迹败露，被汉武帝处死。栾大因不敢入海，骗局揭露被杀。以栾大为例，元鼎四年(前113)春，栾大封侯。元鼎五年(前112)九月，就被处死。这位曾经被汉武帝看作“天若遣朕士”的方士，虽一时“贵震天下”，然而只风光了一年半左右，就全面败露而陷于死地。
东海方术之学的鼎盛时代，在汉武帝以后即宣告结束。或许可以说，汉武帝通过亲身的试验，使得西汉王朝的最高执政集团终于明白了以海滨为基地的这种神仙信仰的荒诞。
唐人曹唐《汉武帝将候西王母下降》诗：“昆仑凝想最高峰，王母来乘五色龙。歌听紫鸾犹缥缈，语来青鸟许从容。风回水落三清月，漏苦霜传五夜钟。树影悠悠花悄悄，若闻箫管是行踪。”又《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诗：“鳌岫云低太一坛，武皇斋洁不胜欢。长生碧字期亲署，延寿丹泉许细看。剑佩有声宫树静，星河无影禁花寒。秋风袅袅月朗朗，玉女清歌一夜阑。”都描绘了汉武帝求仙热情的旺盛。唐代诗人李贺《仙人》诗写道：“弹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持白鸾尾，夜扫南山云。鹿饮寒涧下，鱼归清海滨。时时汉武帝，书报桃花春。”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读汉武帝纪》诗也写道：
方士陈仙术，飘飘意不疑。
云浮仲山鼎，风降寿宫祠。
上药行当就，殊庭庶可期。
蓬莱何日返，五利不吾欺。
也说到汉武帝对“仙术”深信“不疑”的心态特征。司马光又有《汉宫词》：“苜蓿花犹短，蒲萄叶未齐。更衣过柏谷，走马宿棠梨。逆旅聊怀玺，田间共斗鸡。犹思饮云露，高举出虹蜺。”说汉武帝有旷达潇洒的一面，但是面对生死，依然难以跳出世俗迷信。“长生无极”的妄想，也寄托在宫苑建筑中。“犹思饮云露，高举出虹蜺”，说的是承露盘。
《三辅黄图》中，三次说到承露盘。卷一《都城十二门》写道：“长安城北出东头第一门曰洛城门，又曰高门。《汉宫殿疏》曰：‘高门，长安北门也。又名鹳雀台门。外有汉武承露盘，在台上。’”卷三《建章宫》有对汉武帝营造的建章宫的描述：“神明台，《汉书》曰：‘建章有神明台。’《庙记》曰：‘神明台，武帝造，祭仙人处。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长安记》：‘仙人掌大七围，以铜为之。魏文帝徙铜盘，折，声闻数十里。’”卷五《台榭》说到甘泉宫通天台也有承露盘：“通天台，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台。《汉旧仪》云：‘通天者，言此台高通于天也。’《汉武故事》：‘筑通天台于甘泉，去地百余丈，望云雨悉在其下，望见长安城。’‘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令人升通天台，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举烽火而就竹宫望拜。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元凤间自毁，椽桷皆化为龙凤，从风雨飞去。’《西京赋》云：‘通天眇而竦峙，径百常而茎擢。上瓣华以交纷，下刻陗其若削。’亦曰候神台，又曰望仙台，以候神明望神仙也。”
汉武帝的神仙意识在历史上常常受到指责。
唐人崔涂《续纪汉武》诗写道：“分明三鸟下储胥，一觉钧天梦不如。争那白头方士到，茂陵红叶已萧疏。”唐人许浑的诗作《学仙二首》写道：“汉武迎仙紫禁秋，玉笙瑶瑟祀昆丘。年年望断无消息，空闭重城十二楼。”“心期仙诀意无穷，采画云车起寿宫。闻有三山未知处，茂陵松柏满西风。”都讽刺汉武帝学仙不成，最终还是长眠于茂陵松柏之下。李华的《咏史诗》说得更为直接：“日照昆仑山，羽人披羽衣。乘龙驾云雾，欲往心无违。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国。灵气皆自然，求之不可得。何为汉武帝，精意遍群山。糜费巨万计，宫车终不还。苍苍茂陵树，足以戒人间。”茂陵的苍苍林木，提供给后人永远的鉴诫。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二写道：“(汉武帝)斋戒求仙，毕生不倦，亦可谓痴绝矣。李颀《王母歌》云：‘武皇斋戒承华殿，端拱须臾王母见。手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长生临宇县。’又云：‘若能炼魄去三尸，后当见我天皇所。’观武帝所为，是能炼魄去三尸者乎？善哉东坡之论也，‘安期与羡门，乘龙安在哉！茂陵秋风客，劝尔麾一杯。帝乡不可期，楚些招归来。’言武帝非得仙趾姿也。又有《安期生诗》云：‘尝千重瞳子，不见龙准翁。茂陵秋风客，望祀犹蚁蜂。海上如瓜枣，可闻不可逢。’言安期尚不见高祖，而肯见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吴筠《览古诗》云：‘尝稽真仙道，清淑秘众烦。秦皇及汉武，焉得游其藩。既欲先宇宙，仍规后乾坤。崇高与久远，物莫能两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灵根。安期反蓬莱，王母还昆仑。’此诗殆与东坡之旨合。”人们鄙薄汉武帝求仙的“痴绝”，是正确的，然而连带这位帝王多欲有为的性格，甚至他的一系列政策一同批判，取“薄武帝甚”的态度，则应当进行必要的分析了。
不管怎么说，狂热的求仙渴望，是汉武帝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通过汉武帝对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到这位历史人物的短见和远识、偏执和浪漫、迷妄和智思，如何交错于胸，形成了特殊的心态。
巫蛊之祸
刘据的命运，是因为“巫蛊之祸”而发生重大转折的。
汉武帝晚年，行政苛烦，为法严厉，而且迷信方士神巫，年迈多疑，喜怒无常。《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说：“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多病，“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于是指使酷吏清查“巫蛊”，严刑逼供，形成空前的大狱，据说有数万人冤死，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祝诅”，就是祝告鬼神，以加祸于仇人。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写道：“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而“心术既荒，随念招妄”，“迷不复开”，也是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之一。
“巫蛊之祸”随即引发了都城长安以汉武帝调动和指挥的政府军为一方，以太子刘据发动的长乐宫卫戍部队和武装市民为另一方的直接的战争。鏖斗之激烈，据说伤亡数以万计，大路两旁的沟水，都被鲜血染红。“巫蛊之祸”作为发生于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剧烈的动乱，使汉帝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也形成了深刻的社会震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演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巫蛊”，本来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蛊”的原义，大约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说文·虫部》写道：“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汉武帝时代所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罹祸。有学者称此为“偶像伤害术”。《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中，说赵姨娘买通马道婆“暗里算计”凤姐和宝玉，就使用了这种巫术。马道婆抓了银子，收了欠契，“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又悄悄地教他道：‘把他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做法，自有效验。’”马道婆做法果然有效验，“只见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随后，“宝玉益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登时园内乱麻一般。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后来，“他叔嫂二人愈发糊涂，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浑身火炭一般，口内无般不说。”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曾经写到这种巫术形式在近世民俗中的表现：“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取得被施术者身上的一点毛发、指甲乃至衣物，做法诅咒后或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据说，被施术者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刺偶像的哪个部位，真人的哪个部位就会受到感应性伤害。为了折磨仇家，施术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钉铁钉并合厌以魔鬼偶像，最后才以巨钉钉心，弄死对方。”
“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通常方式之一。汉代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西汉后宫盛行“巫蛊”的情形，可以通过汉武帝许皇后的事迹得到说明。)
汉代宫廷中“巫蛊”事，以民间巫术的兴起为背景，同时又助长了神秘主义意识在社会礼俗中的渗透。
汉武帝晚期“巫蛊之祸”的发生，因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案拉开了序幕。
征和二年(前91)，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又派人用巫术诅咒汉武帝，并且在汉武帝经常经过的甘泉宫驰道埋偶人(颜师古注：“甘泉宫在北山，故欲王皆言上也。刻木为人，像人之形，谓之‘偶人’。”)，祝诅之言十分恶毒。于是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整个家族都被处死。《汉书·武帝纪》记载：“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死。”数月之后，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因为巫蛊罪行处死。
汉武帝病重时，江充奏言皇帝的疾祟在于“巫蛊”，于是汉武帝以江充为使者治“巫蛊”。江充率领胡巫掘地寻求偶人，逮捕施行巫术的嫌疑人，严加拷问。有人说，他们挖出来的偶人，常常就是他们故意预先埋设的。他们逮捕所谓“夜祭祠祝诅者”，也往往是由胡巫以酒洒地，伪造现场。按照颜师古的分析，是“(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所以少傅石德在劝太子刘据起兵诛江充时说：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公主及卫氏亲族都因此致罪，现在又有胡巫和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是胡巫事先放置的，还是真的就有，根本无以自明。
《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记载：江充主持查办“巫蛊”案，预先体会汉武帝的疑心，称宫中有蛊气，进入后宫以及朝廷最高执政集团办公地点，到处挖掘，甚至御座也被破坏。据说他们在太子宫“掘蛊”时，真的找到了6个针刺桐木人。江充肆无忌惮，似乎事先得到了汉武帝的某种明示或暗示，所以敢于在宫中“掘蛊”，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
当时汉武帝患病，在甘泉宫避暑休养，长安只有皇后、太子在。太子刘据处于极被动的形势下，召问少傅石德，石德说，巫蛊大案，可能是江充等人有意制造，现在圣上住在甘泉宫，但是皇后及家吏请问都没有回音，至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猖獗，太子难道忘记了扶苏的教训吗？(秦始皇东巡途中去世，赵高、李斯、胡亥发动政变，伪造秦始皇遗诏，逼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使胡亥得以取得帝位。)石德用秦公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刘据于是终于下决心起兵杀江充。征和二年(前91)七月壬午这一天，派宾客以使者身份收捕江充等人。又向皇后汇报，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于是斩江充示众，又将胡巫烧死在上林中。
一直被看作温良敦厚的刘据，这时候显示出了英雄气概。
面对政府军的进攻，刘据动员数万市民战于长安城中，汉代最严重的政治动乱“巫蛊之祸”爆发。
当时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命令严厉镇压太子军，又具体指示：捕斩反者，根据功过，自有赏罚；以牛车作掩护，避免短兵相接，力争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不要让反者逃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