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迅速回到长安，停住城西建章宫，下诏调集三辅近县兵员，亲自进行指挥。太子军与政府军大战五日，死者数万人。太子兵败，出城东逃，在追捕中自杀。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统治晚期发生的一场特别剧烈的政治风暴，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严重的政治危机。
汉武帝在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之后数日，严厉斥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请罪，汉武帝仍然命令押送掖庭狱惩处。夫人回头还顾，汉武帝则厉声喝斥道：快走，你别想再活着了！
夫人死于云阳宫，据说当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钩弋夫人在夜色中被草草安葬，墓上只作了简单的标识。传说“殡之而尸香一日”，殡殓之后，她的遗体整天散发着香气。
钩弋故事
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出身于河间。汉武帝巡狩经过河间的时候，望气者说，云气显示，此地有奇女子。汉武帝于是急令使者召见。
面见皇帝时，这女子两手握拳，汉武帝亲自为她展开指掌。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
“拳夫人”进为婕妤，居于钩弋宫，大受宠爱。太始三年(前94)生了皇子刘弗陵。刘弗陵号“钩弋子”，据说怀孕14个月才临产。汉武帝说：听说古时帝尧14个月才出生，今钩弋子也是同样。于是宣布将刘弗陵所出生宫殿的宫门改名为“尧母门”。
后来卫太子刘据败亡，而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多有过失，宠姬王夫人的儿子齐怀王、李夫人的儿子昌邑哀王都过早去世，而钩弋子年五六岁时，健康聪明，汉武帝常说“这孩子像我”，又感念他的出生与众不同，心中十分喜爱，有心立为太子，只是因为年幼，担心即位后女主专恣扰乱国家政治，长期犹豫不决。
汉武帝临终时，确定以少子刘弗陵为继承人，这就是后来的汉昭帝。
然而，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却因此被逼身亡。
帝位继承问题，是汉武帝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时刻苦心思虑的政治难题。
卫太子刘据被废后，一直没有再立太子。而燕王刘旦上书，愿放弃其封国入长安在汉武帝身边担任宿卫。汉武帝明白其政治企图，大怒，当时就在未央宫北阙将其使者处斩。
汉武帝居住在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背负少年周成王的画面。于是左右群臣知道了汉武帝有意立少子为继承人的心迹。此后不过数日，汉武帝所宠爱的钩弋夫人即死于云阳宫。
钩弋夫人之死，体现出汉武帝作为一位强有力的帝王，其谋虑之深远和手段之毒辣。
据《史记·外戚世家》中褚少孙的补述，汉武帝在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之后数日，严厉斥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请罪，汉武帝仍然命令押送掖庭狱惩处。夫人回头还顾，汉武帝则厉声喝斥道：快走，你别想再活着了！
夫人死于云阳宫，据说当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钩弋夫人在夜色中被草草安葬，墓上只作了简单的标识。传说“殡之而尸香一日”，殡殓之后，她的遗体整天散发着香气。
其后汉武帝闲居，问左右说，对这件事，人们有什么议论吗？左右答道：人们说，将立其子，为什么要除去其母呢？汉武帝说：是啊，这确实是一般人不能明白的。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事件吗？
历史学者禇少孙于是感叹道：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可以称为“贤圣”，“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后人定其谥号为“武”，岂能是没有根据的！
帝王心态，果然狠忍异常，所谓“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以致如此，足见政治人出于政治目的，可以表现出个人情感的严重异化。
有人批评汉武帝的这种做法“违天理而拂人情”(〔金〕王若虚《君事实辨》)，以为既不合天理，又背离人情。也有人说，“武帝此举，残忍不经，殊非正家裕后之义。”(〔明〕张宁《读史录·武帝》)如此残厉的作为，是无从为后世宗族树立典范的。汉武帝对钩弋夫人的手段，固然对维护汉家天下的大局有利，但是对钩弋夫人本人来说，实在是残忍无情。专制帝王薄情冷血的心性，因此暴露无疑。然而也有人站在维护汉王朝政治统治的立场上看待“武帝此举”，竟有肯定的评论。如元代文名甚盛的张养浩，就有《吕后》诗：“妇人阴类狠淫俱，故德元勋半坐诛。钩弋后来非命死，茂陵刚断古今无。”作者自注：“惜高祖不诛此妇也。”以刘邦不诛吕后致使功臣多遇害，对比汉武帝的“刚断”，也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历史认识了。
据说汉武帝内心依然思念钩弋夫人，为她专门在甘泉宫修筑了一座通灵台。经常有一只青鸟往来台上，一直持续到汉昭帝即位的时候。唐人张祜《钩弋夫人词》因此写道：“惆怅云陵事不回，万金重更筑仙台。莫言天上无消息，犹是夫人作鸟来。”其中“惆怅”二字，似是诗人想像的帝王心态。也有人说，汉昭帝即位后，改葬其母，打开棺椁，只有丝制的鞋履依然存留。这样的传说，暗示钩弋夫人已经仙化。
元人杨维桢《咏女史·钩弋夫人》有这样的内容：“婕仪未换母仪尊，闻道君王已寡恩。太子宫中无木偶，可无鞠域到尧门。”诗句指责“君王”的“寡恩”。明人沈德符《天启宫词八首》其八写道：“六宫抆泪但吞声，后命何须罪有名。钩弋竞传尸解去，圣人依旧戏昆明。”则表露出某种批判的意味了。所谓“钩弋竞传尸解去”，说到了棺中“但存丝履”的传说。
武帝的临终遗诏
河西地区的戈壁荒沙之中，往往在汉代人的居址附近，可以发现当时书写文字的残简。在这些残断的木片竹片上，有时可以发现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
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中，有1件七面棱形觚，前半部分是一篇诏书的抄件，计133字：
制诏：皇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有学者分析，这可能是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临终遗诏之一。大意是说：朕身染重病，势将不起，希望皇太子今后能够谨慎使用皇天赋予的权力，较朕在位时更加善待百姓，赋敛有度，接近贤能，集合才士，遵奉名教，躬行祖制，靠自身的道德和才能管理天下。秦二世自取灭亡，又使先祖的帝业走向崩溃，这一教训应当牢记。
诏书中又多感伤之词，如“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出自一位一生都勇健豪放、自信有为的雄主之口，体现出任何人在步履生命末途时都难以避免的凄切哀怨的心态。
汉武帝立皇子钩弋夫人男为太子，虽然考虑许久，但是最后的决策，其实是比较仓促的。他同时指令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田千秋并受遗诏，辅佐少主。
一个新的政治结构，在汉武帝的谋划下建立了起来。
历史进入汉昭帝时代，发生了一些转折。
宋代学者钱时在《两汉笔记》中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武帝好大喜夸多欲之主也。一时人材纷然猬集，凡有以中其欲者，皆得而从臾之。”认为汉武帝好大喜功，多欲有为，又特别喜欢听赞美顺从之辞。所以许多人迎合汉武帝的心理，所提建议都能落实。方士致力求仙，江充大治巫蛊，都是由于迎合汉武帝之心，导致了行政原则的不确定。“东飘西泊，泛泛然如风萍之在江湖，略无主宰，良可悯笑”。政治的失误，往往留下笑柄。但是，晚年汉武帝对身后政治结构的设计，却表现出异常的清醒。“身后之谋，先事而定，所见卓然，断不他属。”看来，汉武帝确实是一代英主，“于此见帝天姿本高，从前浮念，至是扫灭，而真见特达乃如此，汉祚之所以未艾欤！”汉王朝的统治之所以又能够继续，实在是因为他“所见卓然，断不他属”，即判断的准确和执行的果断。
御史大夫桑弘羊
汉武帝临终时嘱托辅佐新主的另一位重臣桑弘羊，早已是著名的理财名臣。
汉景帝四年(前153)，桑弘羊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中。他任侍中长达26年。后来出任大农丞，制定和执行算缗告缗政策，又建议整顿币制，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
汉武帝时代由中央铸作的五铢钱，成为中国古代最稳定的通行年代最长久的币种。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提升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并且代理大农令，承担了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重任。天汉元年(前100)，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在代理大农令到任大司农这一期间，他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等重要的经济政策。
桑弘羊主持推行的史称“均输”的制度，对于汉武帝时代的经济进步有重要的作用。
专制国家在官营运输组织方面的弊病，曾经成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直接导因。西汉人回顾秦史，往往重视秦王朝组织长途运输对民众造成的沉重负担，《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甚至说，正是因为“道路死者相望”，于是“天下始畔秦也”，天下民众才奋起反抗秦的暴政。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依然继承了秦的这一弊政。年代为汉景帝四年(前153)的湖北江陵10号汉墓，出土了记载当利里正月至三月算钱账目的木牍。木牍上面的文字告诉我们，仅所谓“给转费”一项，就高达每月定算的3652％。据《汉书·枚乘传》保留的资料，当时中央政府和各诸侯国的官营运输行为，“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为满足汉王朝统治中枢需求的由东而西的粮食运输，“陆行不绝，水行满河”。汉武帝时代对西南夷和北边的经营，也使民众承受了沉重的运输负担。运输费用的支出，致使府库空虚。到了桑弘羊推行均输制度之前，甚至已经出现了天下赋输有时不能抵偿运输费用的严重局面。
均输法，就是大农向若干郡国派遣均输官，进行官营运输业的经营，改进调整以全国为规模的运输调度，扭转了以往重复运输、过远运输、对流运输等不合理运输所导致的天下赋输运费甚至超过货物所值的现象。汉武帝元鼎年间，河渭漕运粮食四百万石，再加上官府自行购买谷物，方能够满足需求，在桑弘羊以均输法调整运输政策以后，元封年间，关东漕运的运输量增加到岁六百万石。六百万石粟，按照汉代一车载25斛的运载规格，用车可达24万辆次。交通运输的合理组织，促使财政形势也大大改观。
汉代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中有《均输》章，其中的算题，反映了当时官营运输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制定详密计划分派运量、调度运力，并且严格规定运输行程的情形。
平准法，就是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进行官营商业的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
均输法和平准法的制定和推行，体现出西汉王朝的国家经济管理水平有了飞跃的进步。
汉武帝的有关经济政策，在当时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议。反对派指责这些经济政策是导致民间疾苦的主要原因，呼吁予以废止。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曾经作为汉武帝经济改革实际主持者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郡国所推举到中央任职的“贤良”、“文学”就有关施政方向进行辩论。“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均输官等新经济政策，以为这些政策的实质是“与民争利”，桑弘羊等仍然坚持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原则，认为兴盐铁、置均输，扩大了政府的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济保证，同时，这些经济改革的形式，也有益于民生。他说，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和均输，都是万民所拥护并且从中得到利益的制度，如果罢除，则不利于国家和社会。
“贤良”、“文学”之议，对于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经济原则，以维持安定局面，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们对取消盐铁、均输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并没有被西汉政府采纳。
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作“盐铁会议”。汉宣帝时一个叫桓宽的官员根据盐铁会议的“议文”，也就是今天通常所说的“会议记录”，整理成一部专书，这就是著名的《盐铁论》。
盐铁会议的第二年，也就是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的九月，在汉王朝皇族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帝位的激烈斗争。
燕王刘旦年长于刘弗陵，有争夺最高权力的野心。他和上官桀父子勾结，企图除掉霍光，废汉昭帝，取得帝位。桑弘羊因政见不合，也对霍光不满，于是参与了燕王的地下活动。然而燕王刘旦和上官桀的阴谋败露，刘旦自杀，上官桀父子被处死。桑弘羊据说参与上官桀谋反，也被诛灭。
桑弘羊被处死时，年74岁。
生活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童话“金屋藏娇”
“金屋藏娇”的著名故事，最早见于《汉武故事》：“胶东王数岁，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娇好否?’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说胶东王刘彻几岁的时候，姑姑长公主刘嫖把他抱在膝上，问道：你想娶媳妇吗？又指着身边一百多名女官和宫女一一询问，刘彻都说不要。又指着自己的女儿说：娶阿娇好不好？刘彻说：好！如果真的能够娶阿娇作媳妇的话，我愿意造一座金房子让她住。
长公主于是反复央求汉景帝，终于说服了他，使得刘彻和阿娇得以成婚。
后来，因为汉武帝阿娇故事，“金屋”成为富贵和情爱的象征。《隋书·列女传》说贵族女子生活形式，就包括“坐金屋，乘玉辇”。《旧唐书·音乐志》里的皇家庙堂乐章，有“瑶台荐祉，金屋延祥”的句子，《贞观政要》里说：“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金屋”和“瑶台”相对应。唐代诗人宋之问有“还以金屋贵，留兹宝席尊”的诗句，“宝席”与“金屋”对仗。宋人文同《王昭君》诗写道：“绝艳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明代孟称舜《娇红记·会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感叹：“蓦遇着这金屋娇娘，蓦遇着这金屋娇娘，猛回头何方故乡？”《醒世恒言》中《苏小妹三难新郎》一篇，又有如下的文字：“相府请亲，老夫岂敢不从。只是小女貌丑，恐不足以当金屋之选。”看来，无论对于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金屋”都代表着一种生活理想，似乎这“金屋子”中所收贮的，全是美好。
其实，对于后宫女子来说，“金屋”所深藏的，往往是情感的悲剧。“内庭”人们迷信的“金屋宠”，有多少可以实现？又有多少可以长久？
这位阿娇，史书上称为“陈皇后”，后来被汉武帝冷落，在后宫幽哀地独居。
电视剧《汉武大帝》告诉我们的，似乎是阿娇有些简单化的不免过分的表演所显示的骄横无理，导致了刘彻与她感情不能相合。剧中双方厮打的场面，和村野男女也差不多。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形，也许是相当复杂的。
李白《妾薄命》写道：“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水覆重难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对于阿娇的命运，有生动的描述。同时也揭示了富贵和情感的复杂关系，蕴涵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句，其实体现了认识古来性别关系的一种真知。
《汉书·外戚传上》记载，这位陈皇后在卫子夫出现之后，多次寻死觅活，致使汉武帝愤怒，这就是李白诗句中说的“妒深情却疏”。后来她又信用一个名叫“楚服”的女巫，用巫术诅咒汉武帝喜欢的后宫女子。事情败露后，楚服被处死，枭首于市。汉武帝宣布废去陈阿娇“皇后”称号，命令她退居长门宫。李白“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诗句，说汉武帝和她恩情已绝。
据说阿娇住到长门宫之后，愁闷悲思，听说司马相如文章作得好，于是送上黄金百斤，请他写一篇解愁之辞。相如为她作《长门赋》，汉武帝读了心生伤感，于是又得亲幸。元代诗人杨维桢的诗句叙说了这一故事：“阿娇盼美目，阿娇贮金屋。金屋瑶华春未老，长门一夜生秋草。蜀才人，金百斤，受金为我赋《长门》。《长门》写春愁，君王见之为伤秋。临邛沟水东西流，不知悲妇悲白头。”宋人范浚《读长门赋》诗也写道：“阿娇负恃颜姝好，那知汉帝恩难保。一朝秋水落芙蕖，几岁长门闭春草。自怜身世等前鱼，旧宠全移卫子夫。独夜不眠香草枕，东箱斜月上金铺。晓惊永巷车音近，失喜疑君枉瑶轸。临风望幸立多时，却是轻雷声隐隐。年年织女会牵牛，百子池边侍宴游。自从一落离宫后，无复穿针更上楼。人言消渴临邛客，天下工文专大册。黄金取酒奉文君，冀悟君王赐颜色。赋成果得大家怜，凤觜煎胶续断弦。不似昭君离汉土，一生埋没犬羊天。”其实，长门怨妇复得亲幸，“凤觜煎胶续断弦”，只是一种妄想。还是宋人王恽的《当熊词》说得好：“大笑陈妃望幸心，千金空买《长门》怨。”
南朝梁柳恽《长门怨》诗：“无复金屋念，岂照长门心。”又费昶《长门怨》诗：“金屋贮娇时，不言君不入。”同样是“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的意思，也都说君王情感的变化，已经覆水难收。李白又有《长门怨二首》：“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从“金屋”到“长门”，一个女人以帝王专爱为惟一寄托的情感旅程，真的是太短暂了。
回顾历史上帝王的情感生活，所谓“金屋藏娇”故事，可以说不过只是“抱置膝上”的小儿的童话罢了。
不过，阿娇也算是个幸运的女人。除了曾经享受“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的得意而外，她的命运凝结成“长门怨”三个字，受到历代文士的关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许许多多的诗人骚客都有命题《长门怨》的作品。如僧皎然“春风日日闭长门，揺荡春心似梦魂”，刘长卿“何事长门闭珠帘，只自垂月移深殿”，陆游“咫尺之天今万里，空在长安一城里；春风时送箫韶声，独掩罗巾泪如洗”，岳珂“宫车辘辘春雷晓，明星初荧绿云扰；增成丙舍争迎銮，惟有长门闭花鸟”等等，都以凄切笔调，表露了对长门宫主人深深的同情。当然，有些诗句，也借“长门”以为寓托，发抒着作者自己怀志不遇、怀才不遇的幽怨。
情爱的幻境：方士为致夫人魂魄
据《史记·封禅书》中的记述，汉武帝时代相继有好几位方士介入了这位帝王的生活，在宫廷有活跃的表演。如齐人少翁曾经以方术见汉武帝，在对他所实施的直接的影响中，竟然涉及后宫情爱关系。
司马迁写道，元狩二年(前121)，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汉武帝。汉武帝所幸的王夫人去世，少翁以方术于夜间重现王夫人风貌，汉武帝自帷中望见。于是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
少翁不久有骗局被直接揭穿，被处死。
文成将军少翁为汉武帝以方术夜致王夫人的故事，《史记·孝武本纪》裴骃《集解》引桓谭《新论》说：“武帝有所爱幸王夫人，窈窕好容，质性缳佞。”
《北堂书钞》卷一三二引桓谭《新论》是这样说的：
武帝所幸王夫人死，帝痛惜之。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魂魄，乃夜设烛张幄，令帝居于它帐中，遥望见好女似夫人。
说汉武帝爱幸的王夫人去世，武帝深心痛惜。方士李少君自称能够让她的魂魄归复，于是夜间设灯烛，张帷幄，请汉武帝在另一个帐中遥望，果然看到美女，一如王夫人样态。
方术的谎言自然不足信。方士玩的把戏，是使用魔术，让汉武帝进入了感觉的幻境？还是以另外的美女，进行了以王夫人为角色的演出？
这种所谓使怀念亡人者“遥望见好女似夫人”的情形，有人说，这是他们又一次生死离别，不过帷帐里出现的并不是有血有肉的夫人，可能不过是模拟她的体态容貌而投射的幻影。方士为汉武帝夜致亡故佳人，很可能是使用了某种催眠术或致幻术。宋兆麟《巫与巫术》提到，台湾地区的巫者，据说可以使用类似的法术，“把被作术者的妇女，用某种神力领到阴间，即进入催眠状态，让她看见已故亲人死后的生活，或者看到活人在阴间的灵魂”。“仫佬族有些思念亡妻和情人的男子，多请女巫把她们的亡灵请回来”，亡灵甚至可以“与求神的男子互相对歌，倾吐衷情”。
人类学考察提供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例如，科里亚克族的萨满食用致幻毒蘑菇之后，进入神志昏乱状态，可以和幻觉中的人对话。
我们现在不能判定少翁对汉武帝施行巫术“以方盖夜致王夫人”的具体技术细节，但是可以推测其基本手法，应当与后世巫术的方式基本类同，或者存在着某种承继关系。
汉武帝的女人们
明人王世贞《忆昔》诗有这样的诗句：“更忆南巡汉武皇，楼船车马郁相望。轻裘鄠杜张公子，挟瑟邯郸吕氏倡。秋净旌旗营细柳，夜深烽火猎长杨。孤城尚有遗弓泪，不见当时折槛郎。”诗的首句以“汉武皇”开头，诗的内容却似乎并非只说汉武帝故事。比如“营细柳”、“折槛郎”等，就与汉武帝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所谓“挟瑟邯郸吕氏倡”者，其实反映着西汉帝王共同的生活样式。不过，也许汉武帝由于个人性格的因素，在情感生活方面有更复杂的经历。
在陈皇后也就是阿娇之后，汉武帝专宠卫子夫。卫皇后色衰，王夫人得幸，她为汉武帝生了齐王刘闳。王夫人去世较早，后来李夫人得宠，她为汉武帝生了昌邑王刘髆。李夫人去世后，又有尹婕妤等有宠。据说这位尹婕妤，原先也是倡女，并非贵族家女儿，按照司马迁在《史记·外戚列传》中的说法，是不可以成为帝王配偶的。然而对《史记》有所补述的褚少孙却说：“士不必贤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这样的认识，汉武帝看来是赞同的。
和夫人尹婕妤同时得宠的，还有一位邢夫人。她们同时并幸，却没有相见。一次，尹夫人请求汉武帝，希望见到邢夫人。汉武帝答应了她，然后让另一位夫人妆饰齐整，有宫女数十人相随，假装邢夫人前来。尹夫人看到后，说：这不是邢夫人。汉武帝问：何以言之？她答道：看她的身貌形状，配不上帝王。于是汉武帝让邢夫人穿日常衣服，独身前来。尹夫人望见，说：此真是也。于是低头而泣，自惭不如。褚少孙记述了这一情节，又感叹道：民谚说“美女入室，恶女之仇”，看来果真是这样啊。
钩弋夫人可能是较晚为汉武帝喜爱的女子。她为汉武帝生的儿子刘弗陵，就是后来的汉昭帝。褚少孙说，刘弗陵出生的时候，汉武帝已经70岁了。又说汉昭帝5岁登基。这一说法看来是不准确的。
汉武帝70岁去世，当时刘弗陵7岁。也就是说，汉武帝大约在63岁时，生了刘弗陵。
汉武帝从即位到去世共换了十三位丞相。其中有五位基本上属于正常免职和正常死亡；有七位属于不正常死亡；一位是武帝死后托孤留任的。丞相处于当时政治生活的中心，武帝与丞相的关系，反映了他恩威并用的坚毅、果断而又严酷的性格。
十二个丞相
自汉初以来，继承秦制，丞相有相当大的权力。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次居于前列的萧何和曹参为丞相，丞相位望曾经盛极一时。《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丞相的职能，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当时的丞相，实际上是朝廷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汉景帝时，窦太后期望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汉景帝表示：请允许我和丞相商量商量。于是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以高帝刘邦“非有功，不得侯”的预先约定予以坚定的拒绝。汉景帝默然而有沮丧之色，无可奈何。最终等到周亚夫去世之后，王信才得以封侯。可见当时相权之重。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汉武帝初年，田蚡任相，一次奏事，坐谈竟日，荐举升迁的官员，甚至有从平民直接任职级二千石的高级官僚的，使皇帝的用人权力受到侵犯。汉武帝终于表露出内心的不满。
汉武帝成年，亲自主持政务之后，有意改变丞相位尊而权重的传统。他曾经有设置左右二丞相的意图。征和二年(前91)，他任命刘屈氂为左丞相，颁布诏书，宣布分丞相官署为两府，以期待天下远方合适的人选。这一后来未曾实行的分设左右丞相的设想，其主要出发点显然是为了分弱相权。汉武帝还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担任参与国家政治中枢主要决策的侍中、常侍、给事中等职，让他们能够出入宫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这些成为近臣的官员，身份相当于皇帝的宾客和幕僚。皇帝亲自任命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领，也往往参议机要。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等，权势都超过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职，具有了参与宫廷重要决策的特殊地位。于是，和属于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得以形成。
“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亲信的近臣所构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之内就先自作出了决策。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官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仅仅参与宫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
汉代制度，地方官每年定期将管辖区域内的户口、生产、赋税、治安、司法等情形编造文书，逐级上报朝廷，称作“上计”。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进行考察考核，以为评定等级，决定升降赏罚的标准，称作“考课”。主管郡国“上计”和“考课”，并且根据官吏的政绩，奏行赏罚，是丞相的主要职责之一。然而在汉武帝时代，却有皇帝亲自接受“上计”的情形。《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五年(前106)春三月，汉武帝曾经东巡至于泰山，接受诸侯王列侯朝贺，“受郡国计”。太初元年(前104)，又曾经“受计于甘泉”。汉武帝直接“受计”，说明当时他已经牢牢把握了对各地诸郡国的控制权。
汉武帝在位时，曾经频繁任免丞相。他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3人，平均任职时间只有415年。其中卫绾汉景帝时即任相，汉武帝任命的丞相计12人。除田千秋继续在汉昭帝时代担任丞相而外，其余11人中，3人在任上去世(其中田蚡精神错乱致死，也不属于正常死亡)，3人被免职，2人有罪自杀，3人下狱处死。自杀及下狱死的丞相有：
李蔡，任职2年，有罪自杀；
严青翟，任职2年又10月，有罪自杀；
赵周，任职2年又7月，下狱死；
公孙贺，任职11年又3月，下狱死；
刘屈氂，任职1年又2月，下狱腰斩。
加上窦婴免职后弃市，以及田蚡非正常死亡的特殊情形，政府高层官员受到严厉处置数量如此之多，密度如此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由于丞相责任重大，又有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公孙贺在初拜丞相时竟然不受印绶。他叩头涕泣，向汉武帝哀告：臣出身边鄙，以从军参战鞍马骑射而为官，才能实在不能胜任宰相之职。汉武帝和身边诸臣竟然都为之感动落泪。汉武帝吩咐道：“扶起丞相！”公孙贺不肯起，武帝起身径自离去，公孙贺于是不得不就任。他是看到公孙弘之后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都是相继因罪处死，石庆虽以谦谨得终老，然而也多次遭到汉武帝言辞斥责，于是忧心忡忡。左右侍从问他，为什么不肯就职，他说：主上贤明，臣下不足以适应，所以担心承负重责。我从此算是完了！
公孙贺是汉武帝当政时丞相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有11年多，但是也是命运最悲惨的一位，最后竟然全家都被处死。公孙贺的夫人卫君孺，是卫子夫的姐姐。公孙贺的命运，也和卫皇后色衰，卫氏家族势力败落有关。
杨生民《汉武帝传》讨论汉武帝用相，指出：“从汉武帝即位到去世共换了十三位丞相。其中有五位基本上属于正常免职和正常死亡；有七位属于不正常死亡；一位是武帝死后托孤留任的。丞相处于当时政治生活的中心，武帝与丞相的关系，反映了他恩威并用的坚毅、果断而又严酷的性格。”
李陵案例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他少年时就任侍中建章监，担任了卫青出击匈奴立功之前曾经担任的职务。他善骑射，谦让待士，汉武帝以为他有李广之风。曾经率领800骑兵深入匈奴腹地二千余里，又平安归还，拜为骑都尉。汉武帝让他率领勇敢之士五千人，于酒泉、张掖地方操练备战。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李陵曾经率部接应。
天汉二年(前99)，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汉武帝于未央宫武台殿召见李陵，准备派他为李广利军护送辎重。李陵叩头请求，希望自当一队，往兰干山南吸引匈奴单于部队。汉武帝说：你是不愿意统属于贰师将军部下吧！我此次发军数量多，没有骑兵可以调配给你。李陵表示不需要骑兵，愿以少击众，率步兵五千人冲击单于王庭。
汉武帝安排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军于半道接应李陵军。
路博德是前伏波将军，羞于为李陵担任后援，于是上奏说：方今正是秋季，匈奴马肥，不便出击，臣愿让李陵等待春季，我们一同率酒泉、张掖骑兵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一定可以大胜。
汉武帝看到上书，心中愤怒。他疑心一定是李陵后悔了，不愿出兵，而怂恿路博德上言。于是诏示路博德：我本来要给李陵骑兵的，他自己表示要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你迅速引兵走西河，阻挡钩营之道。
汉武帝又诏示李陵：以九月出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观察敌情，如果没有敌军，从赵破奴故道行抵受降城休整，及时派驿骑通报军情。你跟路博德是怎么商量的，如实上报。
应当说，汉武帝的这一决策是错误的。以往汉军出击，都是在春夏之季。秋冬正是匈奴南下季节。这时匈奴马队的机动性最强，而汉人不耐严寒，作战不利。而他这一错误决定的背景，是对李陵的没有根据的猜疑。
李陵遵命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30日，至浚稽山扎营。他绘制了沿途山川地形图，派骑士陈步乐回长安报告。陈步乐受到汉武帝召见，述说了李陵的近况，汉武帝十分高兴，拜陈步乐为郎。
李陵部队在浚稽山遭遇匈奴主力。匈奴三万人围攻李陵。李陵部杀匈奴数千人，匈奴又调动周围兵力，合军八万骑兵攻李陵。李陵军中受伤三处者载于车上，受伤两处的驾车，受伤一处的持兵器继续作战，又斩杀匈奴三千。军中箭矢用尽，士兵斩断车辐，持之力战。在最后关头，李陵令残余部众分散突围，自己被追兵俘虏，自叹“无面目报陛下”，于是投降。
汉武帝得知李陵降匈奴，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自杀。群臣都斥骂李陵，只有司马迁为李陵申辩，却因此遭受了极具人身侮辱的腐刑。
汉武帝又听信李陵为匈奴教练部队的错误传言，杀死李陵全家，致使李陵决心不再返回汉地。
唐人刘湾的《李陵别苏武》诗，试图写述李陵当时的复杂心境：“汉武爱边功，李陵提步卒。转战单于庭，身随汉军没。李陵不爱死，心存归汉阙。誓欲还国恩，不为匈奴屈。身辱家已无，长居虎狼窟。胡天无春风，虏地多积雪。穷阴愁杀人，况与苏武别。发声天地哀，执手肺肠绝。白日为我愁，阴云为我结。生为汉宫臣，死为胡地骨。万里长相思，终身望南月。”唐人胡曾的《咏史》组诗中有《李陵台》一首，其中这样写道：
北入单于万里疆，五千兵败滞穷荒。
英雄不伏蛮夷死，更筑高台望故乡。
诗人看来并不否认李陵兵败降敌的错误行为，但是内心似乎依然把他看作一位“英雄”。同时相信他会“更筑高台望故乡”，面对胡天冷月，思念自己的故国。
汉武帝的暴政酷刑灭杀了多少英雄？
“汉武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这样的历史评价，应当说是不违反历史事实的。
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颜异以“腹诽”罪被判处死刑。
颜异因廉洁正直，由基层官吏升任大司农，主管经济事务。他对于汉武帝造白鹿皮币的政策表示不同意见，引起汉武帝不满。酷吏张汤与颜异素有成见，正好有人因别的事情告发颜异，张汤审理此案时，竟然以“腹诽”定了颜异的死罪：“(张)汤奏当(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据《史记·平准书》说，从此之后，有了“腹诽之法”。
宋代学者洪迈《容斋三笔》卷二有“无名杀臣下”条，其中说：“《传》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古者置人于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无罪杀之，而必为之名者。”专制帝王要杀臣下，其实是不必寻找什么理由的。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张汤杀颜异。论者最后感叹道：“冤哉！此三臣之死也。”
“腹诽”，《汉书·食货志下》写作“腹非”。“腹诽”，是心中的异议。“腹诽之法”的出现，使得专制政治的残酷和无理，更上了一个等级。
张汤是使颜异致死的主要责任者。但是他不久也因法律的严酷而陷于死地。有人揭发，张汤办案时挟嫌报复，草菅人命，又有经济关系方面的污点。在审理时，张汤自杀。然而他死后，发现其家产不过五百金，都是正常俸禄所得。他的亲属想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却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焉！”于是出葬时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汉武帝得知张汤葬礼简朴，断定他因诬陷致罪，于是诛杀了揭发张汤的丞相府长史，丞相庄青翟也受到牵连，下狱后被迫自杀。这也许是一个错案又引带出了另外的错案。
在汉武帝时代，法令极其严酷。据《汉书·刑法志》说，当时因为社会矛盾尖锐，“穷民犯法，酷吏击断”，法网越来越繁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法律文书堆满了办公地方的书案和书架，主持司法的官员也不可能全部通读。
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下，冤狱纷生，不知有多少人不平而罪，不平而死，特别是没有权势，没有政治影响力的下层民众。其中，自然很可能也有一些本来可以促使文明进步，推动社会前行的“英雄”，被暴政和酷刑灭杀了。
我们说“汉武帝时代”，通常是指汉武帝执政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刘彻于汉景帝后三年(前141)正月即帝位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这一时期，前后54年又1个月。如果是指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则从刘彻于汉景帝前元年(前156)出生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去世，前后近70年。
现在对于“民族”的定义还存在不同意见。如果我们姑且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一语的含义，承认汉王朝管理地域的民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是可以讨论当时这个共同体的时代精神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回顾当时历史文化的面貌，认识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鲁迅曾经由鉴赏汉代铜镜这样的艺术品，发表过对汉代文化特征的评论。他在《坟·看镜有感》中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对于美术风格，鲁迅又在1935年致李桦的信中说：“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这里所说的“魄力”、“气魄”，当然已经不限于艺术，而涉及了文化精神。这位虽不专门治史却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思想家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多有悲凉感慨，然而他对于西汉时期民族精神之所谓“豁达闳大之风”的深情赞赏，却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总结当时人的历史创造时说：“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古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汉锦织文“登高明望四海”，正反映了这一时期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的胸襟，而积极进取的意向，也得到生动鲜明的体现。
“登高明望四海”表现出的立高怀远的文化精神，是汉代文明繁荣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史历程中我们至今可以引以为自豪的闪光点。
鲁迅所谓“闳放”和“雄大”，既可以看作对“取材异域”且“自出新裁”收获最为突出的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当时的汉人，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似乎还并不很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汉武帝有一天乘辇来到郎署，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郎”。汉武帝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回答说：“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以文帝时为郎。”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就已经作了“郎”的颜驷，何以始终未得提升，又问道：“何其不遇也？”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这样的评断，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专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然而进行跨时代的历史比较，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愣”，所谓“过度”，所谓“旺盛”以及“人性”“张扬”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同时可能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