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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子今当前章节：3111 字更新时间：2026-6-17 10:23

当时虽然是在专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说敢作的人，他们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锁锢。侠风的盛起，就是这种精神倾向的社会表现之一。

当时慷慨豪放，重义轻死的所谓“游侠”的活跃，也体现了民间风尚的特点。荀悦在《汉纪》卷一○《孝武一》中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荀悦强调了他们“立气势”、“立强”的精神特征。司马迁《史记》特别为他们立传，又称述其独异于社会其他人等的品格，说他们能够“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所谓“仁者”、“义者”，与他们相比，也有不足。他们实际上在另一层次上实践了“仁”“义”。司马迁注意到游侠精神传递的悠远，这种传递，并不凭借经典文献而得以承继；也注意到游侠社会声誉的广大，这种声誉，也并不凭借权势地位而得以张扬。司马迁写道：世间“闾巷之侠”，“匹夫之侠”，虽然往往违犯当时法禁，对于社会却并无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声之远播，群众之追随，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放纵私欲，奴役贫民，欺凌孤弱的行为，游侠其实也是鄙视的。司马迁不满意将游侠与“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见解，似乎反映了一种“体制外”的思想个性。然而他的见解，也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汉武帝时代的“游侠”曾经进行过引人注目的表演。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为当时的社会风貌涂染了鲜丽的色彩。而司马迁的态度，则表现出较高层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倾向。看来，当时文化“正统”的力量还并不十分强大，人们坚持与执政者不同的立场，发表与执政者不同的意见，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汉书·游侠传》分析游侠兴起的背景时所谓“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应当说是客观的分析。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奋迅”(《史记·乐书》)、“骋驰”(《淮南子·修务训》)、“奔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驰骛”(东方朔《七谏》)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当时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说林训》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汉书·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时开始形成。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不过，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心理分析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注意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我们看到，汉武帝决策发起对匈奴的远征，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一点儿也不狭隘。比如匈奴贵族子弟金日受到信用，甚至受顾命，辅幼主，就是明显的例子。著名秦汉史学者劳榦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当时汉王朝的主力军中有“胡骑”部队。“巫蛊之祸”时，和政府军抗争的太子刘据争取“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的支持而未遂，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区的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进技术带到了草原地区。而张骞和苏武都曾经娶匈奴女子为妻，体现了在当时民族关系中，在战争的怒涛之下，也有亲和的缓流。

就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体趋势而言，按照鲁迅的表述，“闳放”是基于“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则是“深沉”。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的精神现象时应当注意的。

秦汉时期对于外域文化的认识，由于交往的有限，而怀有某种神秘感。秦始皇和汉武帝“并海”巡行的壮举以及所倡导的狂热的海上求仙运动，都可以作为反映当时人外域文化观的例证。

汉代民间西王母崇拜的盛行，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天下”观或称“世界”观的文化现象。民间这种基于对远域国家部族的模糊了解所产生的迷信意识，是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所应当注意的。《易林》中所谓“西见王母”、“西过王母”、“西遇王母”、“西逢王母”而皆蒙福祉诸文句，都反映了西王母崇拜的这一心理背景。汉代受到普遍崇拜的吉祥永寿之神西王母，在当时巫风大畅的背景下，可以看作西方神秘世界的一种典型象征。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同样来自西方的佛的形象在中土民间意识中得以确立并且逐渐高大起来之后，西王母神话的影响便渐渐削弱了。

秦汉时期，是中原华夏文化主动西向，同时又空前集中、空前强烈地感受到西方文化东来影响的历史阶段。对于西方见闻的疏略，对于西方认识的模糊，对于西方理解的肤浅，使得西方文化具有了某种神秘的色彩。当时人对于来自外域的新鲜事物，一方面有所欢迎，一方面又心存疑惧。《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沿海巡行，在琅邪梦与海神战，又听信占梦博士的话，以为海上恶神以大鱼蛟龙为前沿警卫，如果除去，则善神可致，于是“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果然在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这样的记载，反映了这位帝王在探索外域文化时既以为神奇又深怀疑惧的心态，而同时内心仍然保持着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

不过，在汉武帝时代，这种自信和自尊又有超过其合理度，而演变成一种文化虚荣的情形。《史记·大宛列传》写道，汉武帝对于“外国客”，散财帛以赏赐，供给以厚重丰饶的消费条件。“行赏赐，酒池肉林”，又令“外国客”参观各仓库府藏之积累，以显示汉帝国的广大富足，希求对外国代表形成心理震慑。这种意识在后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系统进行交往的历史中，也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