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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传》

作者：江南

出版说明

今年七月，一位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向我们介绍了江南先生。不久，江南先生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并寄来了他的“江南小语”书稿。九月中旬，江南先生来京，又亲自将他所著的“蒋经国传”书稿交由我公司在国内出版。在他离京返美后，于十月五日致函我公司，信中说：“书稿中有不少错误，假使排版，我要做些修正。”不料，我们收到此信的次日，即已传来江南先生被害的恶耗。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先生积多年心血之作，从六十年代起他就为撰写此书进行了材料准备工作，并为此而放弃了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除去进行采访和到图书馆查证资料外，为取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多次回大陆，到浙江、江西等处实地采访。在他的努力下，此书的材料来源件件注明出处，很有史料价值。

现在，我们不负江南先生生前之托，出版此书，作为对江南先生的纪念。只是书中的某些错漏，已无法得到江南先生的亲自修正，终成遗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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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谢善元

二十九年前，刚到台湾台中东海大学上学时，曾选修一门哲学概论，由张佛泉教授主讲。张教授上课有他独特的一套教法。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时，他什么话都不说，就从灰色长袍里取出一只鲜红的苹果来放在讲桌上，然后要所有学生花十分钟去详尽地描述它。这一下可真把我们这一批大一新生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他老先生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年事稍长，我们逐渐意识到认知主体与被认知客体之间往往有一层不可逾越的距离。可是由许多认知主体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客体，虽说不能求得绝对的真，毕竟会增加穿破表象，把握真相的机会。

认识自然界的物固然已很困难，要认识人文界的客体，特别是一位基于政治需要，必须作许多明明暗暗行为的政治人物，其困难又不可以道里计了。

江南写《蒋经国传》，其主要用意便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当今台湾政坛上关系千百万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位红人—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先生。此书一旦出版，相信必能成为今年的中文最畅销书。

《蒋经国传》之所以会成为最畅销书，有它许多与众不同的条件。首先是题目好。从他二十六岁由苏联回来那天起，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止，经国先生始终是老总统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而老总统是五十年来中国政坛上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换句话说，经国先生一直是台湾权力中心的核心分子。能够了解他的一切，就会帮助读者了解近几十年来台湾政坛，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台湾政局里的许多演变及其原因。当然台港各书店里也有一些有关他的书籍，而他自己本人除去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外，也会不时公布一下他的日记，剖白他的心底感触。可是这些片面资料无法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心。大家都希望能越过歌功颂德者的马屁文章，以及经过删节的自白，穿破种种表象，直观真相。

江南的《蒋经国传》，可说是近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的写作环境下，全面地为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这本书到底成功到何种程度，见仁见智，恐无定论，一切要由读者自己决定，但江南主观上确已尽了他最大努力：“我脱下情感的有色眼镜，帮助对历史有研究兴趣的读者，找到历史的片段和零缣”，“主要的是能站在公正的立场，秉笔直书。”

《蒋经国传》的第二个特点是取材广且严谨，而这又得力于江南的出身、经历和学厉，从一九六三年起，至一九六七年止，四年间，江南成功地担任《台湾日报》的记者。他获得了同事的尊敬，也赢来被报导人的感激。这些成果，都是他自己拚出来的。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经常不停地跑，不断地访问当事人，又须在不违背良心的原则下，尽量说服事件主角吐露真实感触。由于他的优异表现，他被报社特派到香港及东南亚去作专访，撰成《香港记行》及《动乱的东南亚》两书。一九六七年来美之后，他又花了五年时间念学位。虽然最后因为没有写完论文而未曾取得博士学位，他对写论文的各种必备条件，却已充分掌握，行文落笔，处处顾到来源出处。这些经历，都在《蒋经国传》的写作过程中透露出来。书中的资料，有许多是由江南亲自从许多历史的见证人口中得来的，有些稀有档案是从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及国会图书馆中挖掘出来的，有的则出自他自己的亲身观察与研判，而所有这些都有脚注注明原委，其处理手法，完全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论文的那一套规矩，因此他所用材料的可靠性相当高。

《蒋经国传》的另一个特点是文笔生动、感触敏锐。江南从十五岁起便开始独立生活，备尝人间各种辛酸滋味，也没有机会受完科班式教育。可是他留在家乡那段时间，却已把国学根基打牢。原来他有位望孙成龙的祖父，早年对他教养严格，常常叫他熟读古书，尤其是《古文观止》。虽然他对这种高压式的家庭作业大起反感，事实上却终生受它好处。《蒋经国传》里比比皆是言简意赅的文句，文笔流畅，读来顺口，倍增读者兴味。

不难想象，《蒋经国传》的读者会是社会上所有各阶层的华人，而各人读《蒋经国传》的动机也不尽相同：有些人纯粹是出于好奇；有些人会对经国先生的某一面或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有特殊兴趣。我在这里想对好学深思的朋友提出三个问题：

1.人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经国先生可说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即形成的“不断有国耻--努力洗刷国耻”的大刺激反应圈内渡过的，但他的反应却不幸落在苏联的模式里。这一事实，是否就注定他必然成为一位台湾政坛上的悲剧英雄？

2.除非我们相信机械的命定论，否则我们总可以在一些历史的转折点上作一些选择。经国先生所经历的许多事件中，是否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如果有，则他是否作了最好的选择？中国历史演变成今天这个模样，与他当年的许多选择有多大关系？

3.经国先生对许多国事都是尽力以赴，可是他主观上的努力和信心，好几次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读《蒋经国传》时，是否可以对“主观与客观”的配合

上得出一些有益于后世的结论？“虽有镃基，不如趁势”这类话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我们殷切期待《新资治通鉴—民国篇》的出现。

《蒋经国传》曾于一九八0年以单行本方式与读者见过面，这次江南在书中增加了许多新资料，相信更能引起读者兴趣。不过读者也须了解，即使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想要无顾无虑地发表一点心里感想，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论坛报》此次出版《蒋经国传》，便曾遭遇到许多压力。其实读者们如果细读本书，当可发现，江南对经国先生有些行为和措施，固然有所批评，对他的许多优点，也不惮厌烦地加以表扬。他的基本态度，主要只是“用史家的态度来评定一件事或一个人的功过”，即使不用现代民主国家的尺度去衡量，而光用中国传统的角度去看江南撰写《蒋经国传》的态度和立场，我们也觉得，来自台湾的种种压力不仅多余，而且违背“言行相符”原则。记得当年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时，国文课本中便有文天祥的正气歌，其中有两句深入我心：“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台湾教育当局既然希望中学生能够向春秋时的齐太史及晋国的董狐看齐，则今日国府及国民党对《论坛报》之出版《蒋经国传》便不应千方百计地干涉阻挠。有道是“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读者看了《蒋经国传》后自有他们的评价，实无须台北劳神防范“精神污染”。

我衷心祝贺《蒋经国传》的面世。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于美国加州屋仑九松楼

江南注

谢善元教授，现年四十八岁，浙江镇海人，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著《李观之生平与思想》（英文），历年任教丹佛大学及宾州哈特福学院等。其政治专论，散见港、台报刊如《中国时报》、《明报月刊》及《七十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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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和母亲以及两个弟弟，在县城[1]，南门谢家桥赁屋栖居。那里距乡下的老家，[2]不及十五公里，但是为新四军控制，称“解放区”。国军的范围，则称“国统区”。

那年，我甫初中毕业，够直升高中的资格、因为太穷，穷到三餐难继，靠美援面粉过日子，和一些亲友鼎接济。

八月十九日，南京宣布币制改革。上海市执行最彻底，由蒋总统的公子经国先生奉命主其事，政局在一连串鼎挫败声中，似乎带来新的希望。

一般人民，知识很有限，就算能读《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精英分子（当时的标准），也不过跟着“报喜不报忧”的舆论，盲目乐观，目我陶醉而已。

经济管制，由限价到有行无市。连我住的小地方，距上海有好几百里之遥，也受到了波及，县城的米行，缺货歇业。

面对无米之炊的痛苦，母亲只有下乡觅米一途。在城北五里处的孤山镇，邂逅我们村上一位突然发达起来的邻居，他说：“干吗你还不回老家去！”当然，他说的就是命令。就这样，我和母亲永别。她不幸沦为经管的池鱼。

二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晨，我在上海吴淞，正挣扎于绝望的边缘，无奈地看着东海的汪洋而浩叹。如果被“解放”，还乡的后果，用不着麻烦算命先生，已有答案。否则，只有把黄浦当成陆秀夫的崖山。

后来跳上“国良号”，一艘只有十几吨的小船，在东海中飘荡了五天，抵达定海。周后乘轮赴台。所以，读经国先生一九四九年所写的日记，他那种失败离乱的心绪，我大致能深切体会。我感到，我至少是这一段历史的部分见证人。

一九五0年年杪，加入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班址先设新竹近郊的山崎，后迁北投竞马场，班主任正是蒋经国。见面胜似闻名。听他几次“精神训话”，往往热血沸腾，信心百倍，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后岛屿，总不会再沉下去了。

到空军[3]去做了两年政工官，再入干校，还是北投的老地方，只是换了新地名—复兴岗。在这里，

需要做一声明。当时，我做此抉择，并没有借以从龙的意思，很多人的确有那个动机。虽然，满口革命，或真或假地持着宗教徒的狂热。

那时候，我已听厌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研判事理的工夫，也不很高，但是，常识告诉我，“反攻”是无望的，可能长期偏安。我自己是个自由主义倾向很强烈的人，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留在军中，绝无前途。本来，我希望被分发到“康总”或“中制”等国防部直属单位，那末，勉强留几年，再俟机脱掉二尺半。

毕业前三个星期，答案揭晓，我的新工作单位是驻防高雄的第八十军，军长唐守治。梦幻破灭，只有挺而走险一途。技术细节，求教入伍时的训导员宋运兰，他做过军法官，待人忠厚诚恳，很得学生的信任。还有干事傅中梅，即后来因雷震案遭当局感化的《自由中国》编辑傅正先生。他们很同情我，也很了解我，从技术观点考虑，建议我别等毕业先走。

踌躇至再，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上午八时，当同学们列队去中正堂举行毕业典礼之际，鼓起余勇，和带队的分队长，当场冲突。下一步是，我主动到禁闭室报到。当天下午，队长张善鉴前来劝说，要我写一份悔过书，即可安然无事。“队长，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并无可悔之过。”我率直地回答。他感到很可惜，非常失望。

于是，校长王永树下令开除。从前华盛顿大使馆文参处的一位毛君，就拿着这件事作为我的污点，到处渲染，他恨不得要写本书，向全世界举证，“刘XX品行不端，当年就是被干校开除的。”

其实，干校没有开除我，我开除了干校。《国际日报》在《＜蒋经国传＞风波》文中，存心踩我一脚，说得煞有介事。我借这个机会，顺便予以交代。

三

写《蒋经国传》的计划，开始于六十年代。这时候，我就读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tatlonS,The American University,Wa-sh. D. C.）硕士班。好几个作业(Term paper)选定经国在赣南当专员，在上海“打虎”的事迹作为题材，跑图书馆获得的资料愈多，愈对这位传奇人物兴趣倍增。

我从一九四九到台湾，一九六七来美为止，共十七寒暑。虽然，两度做过他的学生，借职业之便，更听过无数关于他的故事。处在台湾当时的环境，所见所闻，无非雾里看花，我们并不许从事真正独快的学术研究。

取得学位，继续念博士，我决定以早期经国的家庭背景、学校生活、思想型模、哲学基础、政治理想作为毕业论文。一方面继续进图书馆，搜集各种有关他的资料，查证考核，纵深研究；一方面将触角伸及港台各地，寻找与经国有过朋友关系的活人，驰函探讨。

最早和我通信的是曹聚仁先生，他写的《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为初期蓝本。执教陆军大学的王觉源先生；诚恳赐教，获益非浅。其余如张其盷先生、蒋纬国将军、王升、楚篙秋等，多避重就轻，搪塞了事。

可见，这个主题的敏感性。太子的事，朝野人士，都不想沾边，甚至此地的基金会，亦退避三舍。

一九七二年，修完应读的课程，下一阶段，考资格试，撰写论文。我写了一个详细计划送进新泽西的“中国国际基金会”(Chin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申请补助。找到这个基金会的原因，我和他们过去有过渊源，一九六九年去印尼，即由该会支援。业师林迈可爵士(Lord Michael Lindsay)热心推荐，周书楷大使从旁赞助。基金会董事长菲利普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长），亦表同情，但董事会集会讨论时，被其中的中国籍董事所否决了，理由非常可笑，不愿开罪台湾当局。

基金会的经济来源落空，安心写论文的计划为事实所不许，加上找一份育人子弟的工作，镜花水月。我改业从商，学位一事，转瞬间变得毫无意义，连带论文也搁浅了。

四

不写论文，朋友劝我，何如写传？断断续续，完成四章，通过朋友介绍，交香港《南北极》月刊连载。

文章一上场，弄得欲罢不能。只能边写边刊，边到图书馆补充资料。严格说，这是港、台很多作家写小说的办法，有率尔操觚之嫌。

先后刊了两年，读者反应，据说“不错”。我自己则很不满意，有些地方资料不够充实，有些章节有贫弱之感，有些当时认为对的观点，事后感到不够成熟，还有时地的错误，留待修正。《南北极》编者答应，出单行本时，再予纠正。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在台去世。《南北极》抓紧时机立即将该书推出，书已上市，我这位作者，居然一无所知。去函抗议，复函仅说“时间来不及”，又说“即使我不印，人家也会盗印。”

其后，盗印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盗印专家”，完全失去控制的我，究竟出了几版？卖了多少本？完全一无所知。

现距该书初次问世，时隔八载。经国先生由台后走到台前，继承大统，亦已六载。尽管台湾还是从前的台湾，国民党也是既往的国民党，毋容置疑，被称为“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这些年来，除了经济起飞，民

生乐利，国府步向民主法洽方面的努力，和它所表现的理性与宽容，脚步固然慢一点，但是，它在前进，则是众所公认忧事实。

承阮大方兄邀约，拙作在《论坛报》连载，我自乐意遵命，并同时予以增补改写，读者如和旧作对照，当发现，新著所注下的心血，当非泛泛。

家世这章，因得到许多新的资料，我自己也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到奉化蒋里，从事实地调查，若干遗珠，得到再事充实。

贾亦斌嘉兴起义那一段，当初孤陋寡闻，乃告漏失，这次予以补叙原委。

可惜，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经国在苏联这段，尚无新的资料呈献读者。

“丁衣”笔名，正式订正，改为“江南”。

最后，读者诸君中，如对本书各章资料的谬误，有所教正，欢迎随时来函踢教。

家母已于一九五七年在贫病交迫中仙逝，十年后我才辗转闻讯，特以此书，作为纪念。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八四年元月二十日重写

注释：[1]老家江苏靖江，在江阴北面，八圩渡江到黄田港，仅十分钟的轮渡。

[2]老家长安乡和如皋、泰兴交界，不足一公里，一九四一年起，新四军即出现干此区域。

[3]先后任职台北四O六通讯大队和新竹工兵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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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溪口童年（1）

2上海·北京·广州（14）

3孙逸仙大学（29）

4尼古拉同志（47）

5主席·技师·厂长（60）

6再见，莫斯科（73）

7蒋青天（90）

8伟大的西北（103)

9教育长·主任（115)

10外交特派员（129）

11戡建大队（146）

12八一九防线（159）

13南京·溪口·上海（184)

14风雷震荡（203）

15台湾—历史的起点（220)

16蒋主任（244）

17吴国祯事件（263)

18一江·大陈（290）

19孙立人兵变（305）

20五二四事件（330)

21雷震·《自由中国》(361)

22副部长·部长(392)

23蒋经国时代(418)

24继位（444）

25渐隐（476）

后记（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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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溪口童年

“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徊，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

这篇《武岭乐亭记》，不知是谁的手笔，被选为中学国文教材。它的地位，不下于《桃花源记》或《兰亭序》，文字好坏其次，编辑人有个很积极的用心，灌输下一代，那是龙的故乡。

人杰地灵，即使是刘邦的故乡苏北沛县，朱元璋的祖籍安徽凤阳，经过文仕们的彩笔，都可涂绘成此景只应天上有的人间胜境。配合风水先生阴阳八卦之说，英豪降世非此莫属。

“中国古代贤哲每认为人类领袖常生于崇山与清泉之间，而就吾人所知者，蒋总统实生于如是之环境中，此殆因生于地势高峻之人常是强毅的性型，较生于低地者更适于领袖的地位。”[1]

写官书《蒋总统传》的董显光先生，就这么牵强附会地，大倡其领袖与环境的高论。其实，这种逻辑推演，科学的成分少，玄学的成分多，和许多编造的领袖轶事一样，不值智者一笑。

溪口诚然山环水抱，景色秀丽，但在一九二七年前，无籍籍名，就是徐霞客先生再世，他忧游踪，也到不了这四明余脉的奉化。

传说那个会书法的王羲之，曾隐居剡溪、婉辞晋帝的征召，吴越王钱镠在此驻跸那也仅止于“传说”。

然而，溪口与蒋氏王朝或国民党的兴亡，息息相关，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后三次下野，蒋先生总喜欢到奉化躲起来，装扮成陶渊明式的隐士，再盘算着东山再起。

写经国传，只能随俗，需先从时、地、人寻根开始。

溪口清末隶属禽孝乡，一九二八年，蒋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期，改溪口乡。隔了七年（一九三五年），改称溪口镇。

蒋姓为溪口大族，全镇九百余户，蒋姓占了五百可见族众之一般。

蒋家源从奉化三岭迁修峰岭，再迁至溪口落户。蒋经国的祖父蒋明火，又名肇聪，字肃庵，即我们熟悉的肃庵公，在溪口镇上经营玉泰盐铺，卖些粮食、烟酒、食盐、杂货等。

盐铺首创于蒋斯千，[2]又称玉表公。洪杨之乱后，奉化遇难，蒋家家产毁于一旦，蒋老先生生财有道，和官府挂钩，经营起盐业买卖（清朝，盐是专卖商品），家庭经济日渐富裕起来。一八九四年，老人去世，肇聪继承衣钵。

肃庵公秉性刚直，处事公正，更好排解乡里纷争，热心公益事业，但人生苦短，只活了五十四岁，而婚娶频繁，先后结了三次婚。原配徐氏，生一子一女，子名周康，号介卿，女名瑞春。徐氏病故，奇*書$网收集整理续娶孙氏为继室，不久亦病故，乃娶王采玉女士为填房。

说到王太夫人，颇有段来历。

唐瑞福、汪日章合写的《蒋介石的故乡》，交代的清清楚楚，抄录如下：

“玉泰盐铺有个老伙计王贤东，是奉化葛竹村人，在玉泰盐铺二十多年，颇得蒋明火的信任。王贤东有个堂妹王采玉，年轻守寡，在葛竹庵带发修行，精于女红，并粗通文字，能诵《楞严经》、《金刚经》等经卷，经王贤东说娶撮合，还俗再嫁蒋明火为继室，她就是蒋介石的生身母亲。”[3]

原来王采玉女士，做过寡妇，做过尼姑[4]，却和唐人所绘影绘声的“河南郑三发子”，搭不上半点关系。

沈醉所著《戴笠其人其事》那一段，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证。[5]

梅开二度的王采玉，共生二子一女，大儿子周泰，[6]乳名瑞元，又名介石，后改中正，小儿瑞青，六岁夭折，女名瑞莲，嫁玉泰盐铺学徒竺芝珊为妻（竺于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死在台湾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内）。

肇聪先生病故，蒋介石时年九岁，“一门孤寡，无可依靠”。《报国与思亲》文中说：“当时清廷政治腐败，胥吏豪绅依附权势作恶，我家人丁单薄，遂成为凌虐胁迫对象，没有一日安宁，曾经为田赋征收，被强迫摊派役使。”[7]《哭母文》说：“地方上没有仗义执言的人，族人和亲戚们也多袖手旁观，我家母子含愤忍痛，悲苦情况，无法比喻。”[8]

蒋介石同父异母的长兄锡侯，[9]趁父亲去世，赶快另快门户，王太夫人茕孑无依，抚孤携幼的处境，可想而知。受此刺激，是促成蒋尔后向外发展，东渡日本的重要因素。

王太夫人忍气吞声，一面诵经念佛，求取心灵的安宁，一面望子成龙，严加督促蒋介石的学业。一九0一年，蒋十五岁，“以门祚式微”的原故，“早为完娶”。新娘毛福梅，是岩头村毛鼎和的女儿，家里开祥丰杂货店，家道小康。毛这年十九岁（生于光绪九年十一月二日），比蒋大四岁。女大于男，蒋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丈夫。可是在当时的风俗，稀松平常。迷信习俗上认为“四年合局，大吉大利。”[10]

蒋毛婚姻，是当时时的忧产物，等时移势易，不免沦为时代忧牺牲者，终毛福梅的一生，喜剧开始，悲剧终场。

蒋毛结婚，凤凰于飞的时间，少之又少，只蒋在宁波从师顾清廉（讲学于群城箭金学堂）读书时，福梅伴随半年多，以后促进军定，出东洋，奔走国内外，回溪口的日子，屈指可数。

但毛的出身，来自封建门第。在传统中国的礼教束缚之下，讲究三从四德，对丈夫除了百依百顺，就是孝敬婆婆。大概受王太夫人的感染，虔诚信佛，日夜吃斋，丰镐房楼上经堂内供奉观音大士像。农历初一，月半均为斋期，附近江口白雀寺的当家静悟，雪窦寺方丈大胜、静培，都成了丰镐房斋期的常客。

蒋介石呢？婚后第四年（一九0五年）听从顾清廉的话，“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11]”东渡日本，拟进陆军学校未果，因为需要军送，折返华北，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军定军校前身）。翌年冬，考取留日试，再去扶桑，先入振武学校，一九0九年升入冈外史为师团长的野炮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12]

回到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可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慈禧和光绪，相继归天，而且一前一后，传说是那个老女人下的毒手。爱新的罗的后裔，奄奄一息，以紫禁城为的表的帝王权力发号中心，仅剩下那面褪了色的龙旗。新登基的溥仪皇帝，这年才五岁，少不更事，离不开摄政代劳．于是垂帘的垂帘，听政的听政，可把隆裕太后和亲王载沣忙成一团。

革命党人的行动．愈来愈烈，虽然历年举事，均遭受无情的打击，惨痛的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却屡仆屡起、非“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不可。就在这一年，广州的新军，尚举了事。

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满清内外交困忧形势，变本加厉，日本把朝鲜占为己有，设置总督。

不管时代多么震荡，对奉化溪口镇上的小民，却丝毫没有什么冲击。中国农民，世代耕种，但求温饱，对政治的变迁，国族的兴亡，一向非常冷淡。倒是镇上毛氏媳妇添丁的事，泛起微微的涟漪。

正确的出生日期，是一九一0年的三月十八日[13]，山区桃李争艳的初春时际。那年头，没有妇产科医院，只有接生婆，接生婆移樽就教，所以，经国的出生地，即溪口素居（即丰镐房）。

迎接麟儿，祖母王太夫人最兴奋，这些年，海天遥隔，不大看得见儿子，能早点抱孙一子，心理上是一大慰藉。从此有人承继烟火，该是观音菩萨的恩赐，是虔诚析祷的结果。

和婆婆分享这个快乐的是毛福梅女士，自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九年前，于归到溪口促家，她的唯一任务，好象是为侍候婆婆和顽童丈夫而来，等丈夫稍微成熟，他又负笈远游，天各一方，饱尝分离的苦楚。孩子降世的意义，特别是个男孩，不仅精神上有个寄托，且多一层保障，免得丈夫将来变心，借口“无后”，搞纳妾再娶等把戏。

孩子乳名建丰，号经国。望文生义，长大了，希望将来成经国济世之才。在当时，不过一种即兴的灵感，自没有人料到，六十五年后，成为台湾的一号强人。包括孩子的父亲在内，不过留日洗马的吴下阿蒙。

因蒋先生滞留东瀛，关于经国的血缘关系，乃有种种无稽的传说。甚至说是伯父蒋锡候的儿子，过继至蒋介石名下。一项最有力的佐证是，经国的举止仪容，极少酷似乃父，身材短小，眉宇间，更缺乏父亲的英俊潇洒。

这些，都是无稽的里弄传闻，任何争辩，不过浪费笔墨而已。

蒋虽留日入伍，却几度返里，如蒋瑞莲出嫁竺芝珊，即“应召归襄办嫁事”。官印的《六十六年来蒋总统与中国大事年表》，记有蒋二十一岁入东京振武学堂，二十五岁自日返沪，这四年，列入留日期间，是抓大事编年的办法，因而有人大做文章，可说犯了未小心求证，假设大胆的毛病。

经国出世的喜讯，不知是用书信，还是电报，传到日本新泻，作为联队二等兵的蒋志清，闻讯一定雀跃不已，因毛思诚没有记，董显光略而未提，无从稽考。本诸常情，他的欢欣鼓舞，不下于结识陈其美，会晤孙中山。再为“吾家之必当有后”，而耿耿于怀了。

这种怕绝子嗣的孝道思想，根深蒂固，哪怕是提倡女权的现在，没有女儿不要紧，没有儿子，兹事体大。蒋先生从传统伦理的思想中培养出来，他不可能超越他生存的时代，因此，初做爸爸的蒋介石，他的心理状态，和所有的父亲一样，认为是他人生历程上的大事。

不过，父亲和孩子初次见面的机会，延到第二年的夏天，和同伴张群“托故假归”，才看到取名建丰的婴儿。’

父亲忙得很，军务倥惚，在陈其美手下，东奔西走，一会儿浙江，一会儿江阴，忙里偷闲，新结识一粉红知己，且正式金屋藏娇。那就是后来成为蒋纬国养母的姚怡诚女士。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的天津《益世报》，对姚的身世，勾描如下：

“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花名）在法租界某妓处作房侍，在筵席同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至室。”[14]

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并不讳言“纳妾姚氏”这一史实。一九一二年冬天，蒋且携姚回奉化乡居。

官书上，蒋斥责“置妾为人生最不道德之事”，[15]那是得道以后装正人君子的后话了。

毛福梅明媒正配，当然不喜欢上海来的新客，也许有些怏怏不快，可是，丈夫纳妾，在实行多妻制的旧中国，比比皆是。何况丈夫再非溪上活跃的顽童，喝了洋墨水，一身笔挺的军服，当过沪军团长，同盟会会员，早沸腾乡梓，简直比前清带着红翎子荣归故里，还要轰动。这样有头有脸的丈夫，配个美眷，包括毛氏夫人自己，都觉得平添了不少光彩。

董著说“新婚的毛夫人具有许多美德，尤富雅量”，说得语焉不详，吞吞吐吐，其实，就指的这些事，碍于微妙处境，不便明说而已。

王太夫人，乐得丰镐堂新增如花似玉的儿媳，果能和睦相处，即“阿弥陀佛”，万事大吉。

革命的火焰，于一九一一年的十月，虽闪烁了一下，小皇帝溥仪宣告退位，孙中山在南京接大总统的、职位。可借，瞬即黯淡无光，革命的果实，来得快，去得也快，孙大总统取得头衔，但没有取得政权。因缺少枪杆子的保护，被出卖光绪的袁世凯，拱手而得。落寞之余，只好去做铁路督办。

北方的局势，一团浑水，先是各党各派争权，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互不相让，最后，干脆开杀戒，陈其美、宋教仁全成了袁世凯手下的冤魂。革命党人始恍然觉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经过一番劝进，登基为洪宪皇帝，眼着蔡锷到云南发起护国之役，袁世凯一命呜呼。

张勋的辫子兵，演出荒唐的复辟把戏。

军阀割据，四分五裂。

连绵不断的烽烟，遭劫的永远是老百姓。然而，形势再坏，坏不到这偏僻的武岭。岭上依旧风光明媚，如画如诗，挑李芬芳。秋天，露白霜飞。入冬，山枕寒流。

蒋家的声势，经过一段中落，渐渐恢复旧观。昔年遭邻里欺凌的往事，早已物换星移。

蒋先生，一九一四年，奉命主持沪宁讨袁军事，兼第一路司令，计划进攻宝山、海门，不幸为郑汝成侦悉，险受缉拿。

毛著“时公甚失意，郁郁不得志”倒是真话。六月又去日本，返沪后，和虞洽卿、张静江、陈果夫等开股票行，搞金融投机，加入青帮，拜黄金荣为师，就是外间所指，蒋在上海做股票经纪人那一段。

独生子有祖母、母亲的双重照顾，乐也融融，仿佛天之骄子。父亲的仕途，不很得意，经济上，却挥金如土，无困乏之虞。常自上海，托人带回一些洋玩意，逗得孩子直乐。

王太夫人念经无懈，不是在素居厅堂，就是到附近摩诃祖师殿，闲暇弄孙含饴，享尽天伦之乐。

毛福梅性有洁癖，除了疼孩子，就是指挥侍婢蒋聪玲，打扫揩抹，忙个不停，务使丰镐房内外，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遇到正月十五、六月初六等大节日，返乡的善男信女，扶老携幼，忙着赶庙会，迎神拜佛。老祖母少不了带孙）儿去向菩萨报到，顺便让孩子看看热闹。

很多人会奇怪，蒋经国从小在这样浓厚的佛教气氛中成长，何以后来未成居士，而追随乃父，恭读荒漠甘泉，变为满口“神救世人”的基督徒？合理的解释，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政治信仰如此宗教信仰，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很多人来自佛教家庭，未必全信佛教。其次，后期的蒋家，再非奉化时期那么单纯。蒋先生宋美龄，既皈依真主，经国要扮演一个孝子的角色，也不得不假戏真做，在耶稣面前，向乃父认同。

经国受到的疼爱，殆无疑义。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孩子需要同年的伴侣，在这方面，他寂寞得很。毛氏夫人继经国之后，就此打住。

到经国五岁这年，蒋家才再度添丁，孩子取名纬国，生辰是十月六日。

这个孩子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他的母亲是位穿和服的东洋女子，是蒋先生在日本留下的中日爱情结晶，自日携回，交姚夫人领养，[16]那位戴安国，过继给后来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的戴季陶先生。

一九一六年，经国幼小忧心灵，当然不懂得这新来小弟弟的离奇身世，丰镐房多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总是热闹些，他的确高兴了好一阵子。

后来，蒋纬国去了德国学军事，曾在台湾历任装甲司令、三军大学校长，现任陆军上摘联勤总司令。他爱逗笑：“过去我是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总统的弟弟”，成为很多人熟知的幽默笑谈。

注释：[1]董显光著《蒋总统传》，初版于一九三六年，一九五二年增订再版，张其昀编入《中华大典》（一九六七年台北版)。

[2]蒋氏家系表

[3]汪日章、唐瑞福合著《蒋介石的故乡》，刊于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公报》，可能转载自浙江出版的文史资料《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二七》，为研究蒋家世渊源的珍贵史料。

[4]王采玉的身世，官方文件中，一向是隐瞒着的，唐、汪的文章，是初次揭露。

[5]该书由沈醉、文强合著，香港《新晚报》曾连载。

[6]蒋介石的名字，在合湾或大陆时期，官方文件概用中正，洋人称他为介石。蒋瑞元是祖父玉表公命名。周泰是童年原名，和其它兄弟周字排名，学名志清，在日本留学时，即为“清人蒋志青”。

[7]蒋中正著《报国与思亲》，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陈布雷捉刀。

[8] 蒋中正著《哭母文》，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六月，收入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

[9]蒋锡候官至台州地方法院推事，“西安事变”时，积优成疾去世。

[10]同[3]。

[11] 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台湾禁止公开出售。

[12] 《蒋总统秘录》：“蒋总统从留学的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身的，的发到驻屯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入伍，十二月五日报到。”高田即日本新泻县高田町，位北海道。第2册第210-212页（合北《中央日报》译本）。日文原名是《蒋介石秘史》，中文版删改之处甚多，已失本来面目。

[13]三月十八日，乃中国旧历惯例由王升、楚嵩秋、潘振球等为蒋设宴祝寿。

[14]《现代支那支录》，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

[15]同[11]。

[16]丁依著《蒋介石婚姻生活考》，原载香港《南北极》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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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北京·广州

一九一六年，经国五岁，在家乡启蒙，纬国比他幸运，后来进的是县城培本幼稚园。

民国初年，中国的教育制度，止处在一个新旧交替．从旧式塾馆，过渡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但这就和把小脚放大那么困难，工作进展，非常缓慢：一方面死硬的保守派，永远抱残守缺：一方面经济的因素，师资、设备，都非一蹴可成、所以除了通都大邑，受西洋文化的冲击．开始创设了新式学堂。育人子弟的事．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和千百年前，一脉相承，操纵在腐酸的职业教书匠手里。具备教师资格的身分很严，必须是得到功名的秀才，会做做八股，写写行楷．吟吟诗赋，百无一是的书生。

这年三月，经国遵节随俗，穿一身棉布褂儿向孔子和祖宗牌位，规规矩矩地，行过三跪九叩礼，正式拜当地的周老夫子为师，开始他人生最重要的历程之一、典礼很隆重，读的课本更深奥，先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再“子曰：学而时习之”，就这么胡里胡涂，不知所以地，双脚蹒跚，踩到一个光怪陆离的知识领域。

地点就是本镇的武山学校，蒙师周东，可却不是《蒋总统经国先生人事年表》中所说的“奉化名贤”[1]念念天地玄黄，需要圣贤，未免要求过高。

第二年十二月，改业顾清廉，顾老夫子，一生靠砚耕为业，过去教过蒋先生，现在又教经国，所以毛思诚特为记上一笔，誉为“二世治教”。经国对他的几位塾师，包括顾以后的王欧声，从来闭口不提，倒是父亲的家教，赞扬备至。猜想，这些旧式塾师，对他不会有什么重大启发，以他自己的年龄，对经、史、子、学那套大道理，也不可能有所领悟。

我们姑且不谈蒋先生本人的行为德性，和他一身功过。他对儿子的教养，是下过很大工夫的，经国自己常说：“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蒋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固然随环境的变迁，作适时的修正，但基本的方针和目标是不变的，那就是悉心培养，照他规划好的型模铸造。

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2]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常读《诗经》、《尔雅》。

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革命”就是狭义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另一脚停在封建残余的陋巷里，认为孔孟思想，将永远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尽管，他自己到过日本，喝了东洋墨水，却并没有真正呼吸到新时代的新气息，追求过军事常识以外的新知。因此，他还止步在明清儒学和旧礼教的境界里，冲不出去，甚至从未尝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经国有很详尽的描述：“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这难怪，蒋先生童年，就是这样造就出来的。他进一步解释读古书的作用时说：“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3]

他要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认为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汝在家，对亲需要孝顺”，而以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作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