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的重要性，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

“士兵与军官之训练，在政治的意义上尤有其必要。在过去，中国的将领只要其部下忠于个人，而不使他们知道对其敌人作战之任何理由。这就是军阀制度所由产生之故。蒋总统却具有大不相同的观念，要使官兵早日认识其所从事的政治目标。当然这些目标都是为着人民的福利。蒋总统认为士兵如果不知道为何而战，那他们就只是一种募兵，而募兵是不会成为优良士兵或斗士的。[14]

中国军队中所建立之政治作战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激励军队的高度战斗精神。为达此目的，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具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栖牲之坚决意志。军队精神之完全统一必须确立，最高水准的士气达到，借此而使军队成为一支革命军，具有钢铁般的战斗意志。”[15]

“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强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洞的三民主义，“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至于“为谁而战”？是为国民党？为领袖？“领袖”和一个普通大兵又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呢？

中共不然，他们井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

只是强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国军弃甲曳兵，一败涂地。

蒋先生要经国去改变这种思想战的劣势，曲高和寡，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难题，但新制（政工）实施后，对军队的福利、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著贡献，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依照组织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五项，[16]加以简化，则为政治和监察两种。前者“调查官兵思想行为”，后者“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平素没有战争，它最大的作用是“减少兵变风险”。

夏宗汉先生将此制度，比喻为唐代的监军制。肇始于武后光宅之年，分御史台为左右二台，各负有“监军旅之责”。讨徐敬业之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到肃宗时代，普遍流行，但皆为宦官。

但是，监军制度是有缺点的，夏说：

“由工商管理学的观点去看，政工监军制度的弊病在为了减少兵变风险，而分散指挥官事权，因此减低了效率。如果行之过甚，一则军队虽然忠字当头，没有兵变的危险，却也使指挥系统的效率降低，有碍克敌致胜。指挥官作业之最终目的在求胜，目标是战场上的敌人；政工监军之目的在肃反，其目标为军中内部的不稳分子。为了求胜，优秀的军事人才比较重要；为了肃反，政治热情分子比较受重视。而在专与红之间，两者往往难以兼顾。为了求胜，要统一力量，各级指挥如臂之于手，手之于指，随心如意；为了肃反，防止兵变，要集中意志，使带兵官无法独断或成独行群结党。”[17]

政工制度，虽由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衍变而来，却“性相近而习相远”，和中共比较，更差之远甚。解放军以党领军，党指挥军．政委是党代表。国军政工，只是亲院长的政治幕僚长，然而又自成系统，政工是一种专业，设立学校，专职培养，一九五O年九月，下令王升（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草拟建校计划。[18]第二年二月，成立建校委员会，选定台北近郊北投的竞马场为政工干校的校址，并手次年十一月招收新生。

从政工干部学校组织体系去看，和重庆时的的中央干校，如一对孪生兄弟，跑马场改为复兴岗，和原来的复兴关，也只是一字之差。说得更远一点，两个干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

干校的训导方针，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19]

在这个教学宗旨的基础上建校，求学当然其次，教育部亦不承认其为合法的大学机构。经国早胸有成竹，干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

胡伟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做了半年的短命校长，乃由王永树接替。王升（先是教育长，后升校长）的造神运动，依次是“伟大领袖”、“青年导师”蒋主任。复兴岗俨然是经国的黄埔。一九七五年，蒋先生去世，经国接班，太子门生，如水银泻地，除财经界尚是一片干净土外，情治系统、文化娱乐以及党政新闻界，无不盘据侵吞。

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因此，国民党在军中设立党部，从事党务活动是非法的，和行宪后提出“还军于国”的理想，大相径庭。国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党军，更具体的说，国军其名，蒋军其实。

董显光说，经国原“不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深知其父令出惟行，只得勉为接受。”[20]董先生自命为虔诚基督教徒，如此大胆说谎，真不知道他如何向上帝忏悔，董的潜在用心，恐怕还是为了下面一段：“在外人方面，颇有误会政治部之动机者。但如能彻底了解其作用，则误会当可消除。”

有“误会”是事实，“消除”则非易。外人乃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MAG）的官员，美军设新闻官，宗教官，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经国将苏式政工制度，党务活动，引进三军，使国军党化，私人化（Personalized），那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顾问，所无法容忍的。

且看哥伦比亚大学《民国人物大辞典》的记载：

“五十年度初期，国民党控制台湾，主要以戒严法为依据。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和苏联、中共的作法，殊无二致，美军驻台军官普遍厌恶。虽然，双方获得某些妥协，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我行我素，坚持为事实所必须。”

一九五三年九月，应美国防部之邀，经国赴美考察参观。[21]不言而喻，华府对这位“前共产党”是不怎么放心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礼遇．在白宫予以延见，但经国的思想底层，只想到权力的光辉，只想到对敌斗争，美国两个月的旅行，对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国民党七大召开，经国当选为中央委员，日益上升的权力，得到肯定。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22]蒋先生兼任团长，经国主任。

救国团的成立，事先未通过立法程序，也不属政府的任何部会，和教育部的性质类似，但教育部无权过问。所以后来被《自由中国》半月刊讥讽为经国的黑市机构。

成立之前，经国早在复兴岗政工干校内，设班储训干部，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

“青年是可爱的，尤其是军官学校的结业典礼中，前面一排都是各机关的高级长官，后面的都是年轻而刚毕业的学生，我心里便感觉到，唯有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足以接替前面的人所肩负的革命重担，才能完成艰巨的革命大任。今天中国的革命，没有青年起来，就不能成功，可是青年起来以后，如果没有组织去团结青年的力量，不能持久，最后还是全归失败。”(23)

浅看这段谈话，会以为经国一付范仲淹的胸怀，办救国团是为了要“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有准备交棒子的意思。

其实，他另有所图，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上，他说：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失败的教训，更知道要打倒中共，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24]

团结青年，为的是“打倒中共”，怕青年“被中共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后果，青年的矛头，就会掉转方向，向国民党政权挑战。

四十年代大陆的崩溃，学生运动，对国府的困扰，在某些方面，并不下于军事的挫败，国民党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情，也十分值得同情和理解。不幸它把学生运动与共党运动混为一谈，诚如李绿所说：“国民党逃难到台湾来，所做的总检讨，显然只停留在痛悔自已和共产党比起来，控制不够严密，手段不够残狠的技术层面上，对反省自我本质的工夫，则付之阙如。”[25]

自由派的人，反对“政治部”、“救国团”，老国民党人，或国民党中的死硬派，批评得更激烈，雷震即是一个例子。《自由中国》曾以多篇社论，主张撤销。其中一篇，箭头似乎瞄准经国。它说：青年救国团成立迄今，已五载于兹，但这一单位究竟是何种性质，社会上还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据青年救国团本身的解释：

“救国团是一个具有教育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青年组织。”（引自该团刊印的《新团员入团训练》教材）然另据青年救国团副主任胡轨说：“救国团的组织是教育性的组织，救国团的工作是教育性的工作。”[引自教育与文的社编印民国四十五年度（一九五六年）《中国教育与文的》] 显又置群众性和战斗性而不提。难怪社会上普遍的说，这是性质不明的组织。其实，青年救国团之几乎无事不可过问，以至无处不可插足者，也就是由于这一点。换言之，青年救国团正是利用这种方便，许多事情一把抓。不过，若仅从其组织之真正精神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关于这一点，青年救国团本身也不得不坦白承认：“救国团的名称是‘反共’、‘救国’，顾名思义，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见前引《教材》，下同）老实说，这个组织的性质，表面上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骨子里是以所谓教育性、群众性以及战斗性为手段，而以政治性为目的。很显然，这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此可从其团章及有关规定中，所谓信仰三民主义，所谓宣传三民主义，所谓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以至于所谓背叛三民主义是违犯团纪，而获得具体证明。甚至国民党内有人说，这不过是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所公开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作而已！[26]

所谓“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已呼之欲出，那就是“蒋主任”，社论又说：“今天这样惨局，青年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这责任理该由老一辈的人负担，尤其是该由老一辈政治上始终身居要津的人负担。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可痛心的一点，便是极少数的政治掮客，做着青年贩子的勾当。因为这少数掮客，相信‘谁有青年，谁有前途’的说法，一如商人之相信谁有资本，谁可赚钱的道理，于是对于青年人的纯真和热情，加以充分的利用。结果是盗用若干美丽的名词和动听的口号，欺骗青年，愚弄青年，麻醉青年，进而牺牲青年，使自己的权位，建筑在青年人的鲜血头颅上。天下事之可悲与可鄙，宁有过于此者？此所以为了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防止政治掮客的残酷利用，青年救国团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假使青年救国团真是爱护中国青年，根本便该自动撤销才对。[27]

国民党会自动撤销吗？救国团这个机构，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经国认为，这是他走向“胜利之路”的桥梁。任何人反对，都是枉费唇舌的刺耳噪音。

注释：[1]程沧波著《煎熬中的合湾》，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第三版。

[2]《台湾进入战时了》，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二十七日。

[3]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四日。

[4]《论海岛攻防战》，《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十日。

[5]《台湾守得住吗？》，转载自《中国一周》，《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

[6]邵毓麟著《汉城撤退前的漫长两昼夜》，《使韩回忆录》之十六，台北《传记文学》第193期（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

[7]同[6]，第103页。

[8]Klaus Mehner“Peking＆Moscow"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NY. 1963。

[9]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85页。

[10]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

[11]同[9]。

[12]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荣、陈雪屏、沈昌焕、连震东、袁守谦、张其盷、曾虚白、郭澄、崔书琴、谷凤翔、胡健中。

[13]陈诚曾任政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

[14]同[9]，第621页。

[15]同[9]，第622页。

[16]基本任务：①主持军队政治教育思想领导，建立精神武装。②筹划军中组织，考核官兵思想，防止逃亡反动。⑧监察所属单位之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④激发官兵战斗清绪。⑤推行保密防谍教育，展开官兵保防工作。

[17]夏宗汉著《由蜕变角度去看国府国防新政制草案》，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八年六月，第14- 19)页。

[18]《国军政工史》，第1565页。

[19]同[18]。

[20]同[9]。

[21]卜少夫著《蒋经国浮雕》，香港《新闻天地》第489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卜说：一九五三夏秋之交，亨利鲁斯在台北博爱路宾馆，与经国长谈三小时。鲁斯劝告经国去美国“考察一下”，蒋当场答应。

[22]青年节，蒋先生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决定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号召全国青年作第三次结合。

[23]李元乎著《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台北中国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五月。

[24]同[23]，第190页。

[25]李绿著《台大学生运动三十年回顾》，台北《夏潮论坛》第一卷第9期，一九八三年十月。

[26]《青年救国团问题》，《自由中国》半月刊，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

[27] 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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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吴国祯事件

因爆发朝鲜战争，蒋先生意外地得到一张人寿保险单（lifeinsurance）。蓝钦被任命为驻台公使代办台湾外交的职位，因而爬升。军经援助恢复，往昔阮囊羞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矣。

中日和约，东京屈服于华盛顿的压力，在台北完成谈判签字，开日、台关系正常化之先声。

蒋先生一再呼吁，出兵援南朝鲜，(1)为华府所婉拒。他的一套如意算盘，朝鲜危机扩大，国军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那就是他“反攻复国”的机会了。

杜鲁门和麦帅的想法不同，他只要朝鲜战争逐步化，可是，英国的艾登，扯着他的后腿，怕把事情闹大，这样一来蒋先生火中取栗的计划，化为乌有。

艾森豪威尔上台，取代仇蒋的杜鲁门，蒋先生否极泰来，信心倍增。台湾海峡的中立禁令解除，杜勒斯声言“中共不过是过眼烟云”，华府新的战略设计，将非一味让步，改持大举报复政策。

台湾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之说，此起彼伏，不可一世，叛将陶希圣把它扩大，说成“世界的重心在远东，远东的重心在中国，中国的重心在台湾。俨然“天朝中心”的老调，把别人的大牙都可笑掉。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年，形势危殆，蒋先生迫于无奈，祭起民主宪政的大旗，放弃独裁统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的着眼点，是在要挑他毛病的华府。现在共和党主政，既反共有志一同，连这个虚伪的门面，都是多余的了。

实际上，蒋先生畏首畏尾，形势上的事，他看的并不很清楚，美台关系，决定于彼此的利害需求，而非台湾实行何种政体。蒋先生如果有胆量，朝鲜战争以后，他应该抓紧机会，立即宣布解散国民大会，立、监两院，冻结宪法。美国也只好默认了事，南朝鲜的李承晚，下令释俘的事，就是他掴华府耳光的好例子。

不过，蒋先生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讽。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照宪法规定，应于一个月前选出第二届总统。所以，元月间，蒋先生下令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大张旗鼓地把当年在南京举行的政治闹剧，搬到台北重演。

遵照法律办事，所谓的“民意代表”，任期届满，应该鞠躬下台，再行竞选。但大陆已沦陷，这件事办不到，民意代表，早已不代表任何民意。“代表”诸公，在台流亡。其次，法定人数亦不足，很多代表，未克赴台，沦为中共“劳动改造的对象。”

对政治的解释，西方人有个说法：“政治者，妥协之谓也”。搬到中国，“妥协”一词，可圈可点。蒋先生既然一定要当总统，民主的招牌一定要挂，[2]办法多得很，只要偏劳大法官们，照指示办事，即依法有据。至于人数问题，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即可。于是，很多人摇身一变，凭命令“选”为“国代”，且是终身职，人称“万年国代”。

副总统一职，当然，非陈诚莫属，昔年，孙（科）李（宗仁）逐鹿的往事，自不许重演。但蒋先生难免要先谦虚一番，“问何应钦愿否竞选副总统？”[3]这位“西安事变”期间，拟取蒋自代的四星将军，早看透蒋的心思，连忙婉谢，蒋乃顺理成章地向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陈坐二望一，为外界公认的蒋氏继承人。

国民大会，因创制、复决二权，迄未行使，代表诸公，休息六年“辛苦”一次，依法不能享有薪给。然而，政治既有妥协的特征，更有的赃的奥妙，这些人原为无给职，趁此机会，正好勒索一番，票可以照投，但是大家得坐下谈谈条件。转瞬间，化无给为有给，后来升级，以“贷款”、“住宅”交换，成为六年一度的“政治拜拜”。

这年三月，台北一片升平景象，中山堂恢复了当年南京的热闹气氛。先是投票表决罢免副总统李宗仁，闹得煞有介事。其实，此举纯属多余，缘李氏于一九四九年冬，即移居美国新泽西州，自我放逐，不问政事。蒋为了报一九四九年“逼宫”的一箭之仇，始出此下策。

李宗仁强弩之末，容易对付，无独有偶，半路上杀出吴国祯事件，那就喧腾中外。

交待故事之前先把吴、蒋关系，作一简单交待。昊自美学成归国，受蒋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党政要职。党内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于政府的架构中，先后出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继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外交方面，担任外交部次长，为蒋面前长期得宠的爱将之一。但吴和经国间，则格格不入，形同水火。事件的爆发，即种因于此项潜在内斗的表面的。

赣南时代、重庆时代，经国和康泽、陈立夫的人马，不断交锋，但与吴副部长、吴市长，风牛马不相及，尚能和平共存。一九四八年八月，经国突奉命赴沪任经济督导员（详见本书12八一九防线），侵入吴的势力范围，双方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吴国祯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间题。吴且赴京，向蒋先生力谏，剖陈利弊。经

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三十年的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经国成熟、高明。一九四八年十月，经国落荒而走，非但未虚心接受上海失败的教训，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吴扯后腿，始有那样的结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吴继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4]两个冤家，窄路相逢，蒋作此人事安排，颇费周章。台湾是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唯一行省，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唯吴适人适事。吴自己亦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斯时，经国羽翼未丰，只有手杖的作用，尚无从过问高阶层的人事权，何况“国内的崩离析，国外阴雨密云”，内斗为势所不许。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前，勉能同舟共济，保持和谐的局面。

就政府的体制观察，经国任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但这仅是表象，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操副司令之手。吴国祯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讵料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经国互通声气。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末，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

吴拒绝妥协，客观分析可能出诸下列原因：

．吴的性格使然，“士可杀而不可辱”，官可以不做，原则要遵守。这本来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一项卓越（outstanding）的德性，吴能舍唯唯诺诺而表现其气节，至为难得。

．恃宠而骄，过的高估了蒋先生对他的信任，迨他了解蒋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

缺少团队精神。吴认为经国“不学无术”，其所主张及实施之办法，与“近代民主政治，实属扞格”，而忽略国府的本质。民主也者，本来就为装饰门面的东西。

照潘公展的说法，吴“八面玲珑，十分圆滑”。[5]一个“圆滑”的政治人物，当不至于糊涂到以自己的乌纱作孤注一掷，想必经国有欺人过甚之处。

枝枝节节的龌龊，大都为了金钱之争。迁台之初，政府除自上海搬去大量黄金白银，国库收入，几等于零。一切中央的开支，唯省府是赖。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岁收田赋。应付那样庞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

吴身为主席，自有撙节开支，开拓财源的责任，遇到预算以外的额外要求，如“政治部’、“救国团”的请托，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换一个人当主席，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宁愿别处节省，对经国网开一面。诚如他告诉雷震时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6]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分很大。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类似情况，陈诚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也曾发生过，[7]引起经国和辞修的矛盾，但没有吴蒋这么严重。

严重对抗，导因于台湾火柴公司案，那是一九五O年的事。某天省府召开资源方面的会议，有人报告，王哲甫（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被捕，承办单位即省保安司令部。会后，吴召见副司令彭孟缉，查明原委。彭说是总统的命令，并陈阅全卷。吴不看则已，阅后，情绪激动，十的气恼。

台湾火柴公司，总公司原设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淞沪失陷，董事长吴性栽，选择大陆。保安司令部，本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处事方针，将吴列为“附匪商人”。吴性栽解放前，从事电影事业，为了向新政权表态，或为形势所迫，摄制《民国四十年》影片一部。顾名思义，影片内容，对国民党、蒋先生，诸多诋毁失敬之处。透过情报活动，经国获悉，迁怒于留台的台湾火柴公司，下令彭孟缉将负责人王哲甫，不的青红皂白地，逮捕下狱。

于法，经国是站不住的，台湾的王哲甫没有理由去为上海的吴性栽负任何行为上的法律责任。而且吴说；

“王虽到香港和吴见过两次面，不过，在时间上是在影片完成之前。据王的供词，仅说是业务报告，和吴在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牵连。因此，我认为这种随便入人于罪的办法不足以服众。我命令彭孟缉立即释放，彭要我下手令，我下了一个条子。”

吴的手令，等于废纸，彭并未遵守。吴说：

“当天下午五点，彭要见我，而且和经国一道来的。当时小蒋的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我这才知道，经国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名义，控制着台湾的特务系统，经国说，王有罪，不能释放，我坚持于法无据，场面极为尴尬。最后我问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8]

处于彭的立场，可以对吴违命，吴莫奈他何！和经国站到一边，不愁将来之升官发财，果然，这位吴眼中“樟头鼠目”的彭副司令，因功而上将衔副参谋总长、代参谋总长、参谋总长，近乎火箭的速度，在台红极一时。

这是吴、蒋当面顶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以当时的情况，除吴以外，不作第二人想，可见吴的气焰，并不下于经国。

当天傍晚，吴下班不久，主席官邸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即总统贴身秘书周宏涛，奉令转达，抓王是蒋先生的意思。显然，打出父亲这张牌，目的在缓和经国和吴的关系，挽回经国的颜面。吴告诉周，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周打圆场：“假使省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尽可顺水推舟，息争了事。然而，吴仍未见好就收，坚持己见，写就私函一封，托周转呈，图作最后努力。

当晚，周再度访吴。周说：“先生（官邸称蒋为‘先生’）看你的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9]

吴未获全胜，亦未全败。以蒋先生的性格，对这样一位傲慢的部下，已足够容忍，但是和经国的嫌隙，亦未因此平息，且进一步扩大，恐怕，太子也有几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歇斯底里。

再次事件，发生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经国下令全省特务以户口检查之名，一夕间，逮捕三百九十八人，而其中仅十九名，有过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全属无辜。经吴出面干预，迅速获释。但大逮捕之后有小逮捕。吴回忆说：

“有一天，基隆市长谢贯一向我报告，有两位市议员，午夜失踪。接报后，我向彭孟缉查询，彭先说不知道，后来推到保安司令部的X处长身上，那处长又说不知详情，案子是调查局办的，于是我下令要他在三小时内开释。开释后，我要谢市长把两位台籍议员带来看我，出于我意料之外的，两位议员表示，人既恢复自由，倒过来要求我不必追求真相，原因是怕特务报复。后来说出真相，其故在未遵党部指示，投国民党提名的议长一票，遂遭惩罚。”

吴要彭把两位违法乱纪的处长撤职，彭表面敷衍，并未遵办。吴追问原因，“彭拿出蒋先生的手令，那么，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吴不得已，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向蒋先生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1o]蒋低头不语，装出很为难的表情，向吴斥责；“别说下去啦！’“

蒋先生按既定方针办事，吴的诤言，自难入耳，“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11]这个结，还是由吴自己解开。

一九五三年一月，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吴意识到，是他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三月初，借口健康欠佳，呈请辞职。蒋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月。[12]但吴去意已坚，“三度请辞”，行政院第二百八十六次院会，终于官样文章地“应予照准”，并通过上级交议，任命俞鸿钧为新的台省主席。

吴历任中枢要职，必有为蒋先生赏识的才干，否则，蒋不会如是纵容，吴也不会那么傲慢。下面摘引两个关于吴才具的侧案：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外国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一般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13]

这段话，出自上海市参议会潘公展议长之口，潘和国府同道，应是可信的肺腑之言。其次是吴任外交部次长时候的僚属何凤山的回忆：

“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时（一九四二年），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新进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的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是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在国内做事多年，所以英文之外，中文也很不错，他告诉我说：‘刀笔吏俗所谓绍兴师爷，在公文的运用上有一种特殊的技巧’。他佩服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方（芷汀），他跟陈某请教过，所以吴氏行文，极重简洁扼要，我们部中的同事，虽然许多是老公事，有时在重要关头上认为不当时，他也不客气的申斥，受他折磨最厉害的，要算欧洲司长梁龙（云松）。

吴氏是一个急性人，讲求效能，他的外国名字叫K.C.WU，中文喊为‘开水壶’，一则音同，再则恐怕是形容他说话说得快，好象壶中的开水一样。他走路健步如飞，许多老太爷们跟不上，视与他同行为畏途。在政治关系上，他与张群（岳军）接近，被视为政学系中的一分子。他注意人才选拔，我有时与他同车由上清市到涨秋山庄办公，在路上除讨论案件与问题之外，尚臧否部中的人事。因此，他对于部务的了解更加深切，譬之是时部员的外放，并非人事处决定，而乃每一出缺时，由每司提出人选，再经部务会议公决，人事处不过办理例行手续而已。我是时正督策同仁，铲除积习，努力工作，如果外放机会缺少，则将失去一重要的鞭策工具。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与吴氏谈司中的工作，又每一人员的学识品格。他是一位有心人，还晓得看点相，有次谈到纽约总领事馆的情形，我指出领事卢心畲有干才，处理内外事务均能恰到好处，他是干焌吉总领事的好助手。我不过是随便谈谈，并没有存什么心，哪知几个月之后，加拿大的多伦多总领事出缺，部中竞求的人很多，他忽然的问我说：‘你看派卢心畲怎样？’

我闻之愕然，他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他很好吗？打电报问问他的意思如何？，卢某虽因故没有接受，而吴氏的求才若渴可以想见。”[14]

何凤山现退休旧金山，与吴已几十年不相往返，自没有向吴讨好的必要。上列例子，把吴的个性为人，办事能力，勾画得一清二楚。

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的原则，断然挂冠。

五月二十四日，即卸职后的第四十四天，偕夫人黄卓群，黯然离台。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作六次公开演讲。离台当天，松山机场，场面热闹空前，陈诚夫妇以下，五百余人．为这位前主席隆重送行。

吴能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七十九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

吴修潢不准偕行，当局如引用兵役法的条例，自于法有据。有气度的话，未尝不可法外通情，免得落个“人质”的口实。

吴抵美后，有相当程度地克制，没有半句对国府不满之词。

上列事实证明，吴的转变，乃在王世杰撤职案发生以后的事。潘公展说：

“当去年十二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职案发生时，因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台湾、香港不断传来谣言，后来且有牵涉到吴国祯的。我于十二月四日在《华美日报》发表《政风》一文，就说政府如果以澄清政风为急务，则对于案情真相宜有一调查报告发布，‘必如是而后廉洁之士有所保障，贪墨之徒有听戒惧’。‘否则徒使问心无愧者横遭传说之诬毁，而暮夜芭苴，蝇营狗苟者，转得逍遥于法外’。更于同月十五日论根绝贪污之道，有‘法办今日黩职之官，即所以杜异日丑史之重演。惩治已发之贪污，即所以根绝未来之腐劣’等语。可是王案内情的是非曲直始终未为一般人所知，而谣言也愈来愈离奇。于是《美洲日报》遂于一月十三，十四两日也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一月二十五日的《民气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气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一月二十七日致《民气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

‘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桢恳请贵报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15]潘公展推断，是‘谣言’、‘逼出’。他原先不愿说的话，颇合逻辑。至于‘政府彻查，未得要领，自拟辟谣启事，又遭台报拒绝’的说法，核对事实，也不尽可靠。

吴的启事，完成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抵达台北的日期，大约为二十日左右，收件人是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张其盷。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祯闻此谣传后，已于一月二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的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十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窝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二十余处，每次讲费约四百五十元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间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祯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16]

这样一则广告，对当局并无冒犯之处，张其盷身为党的秘书长，应立即向蒋先生请示，并力陈拒刊或缓刊的利弊得失，殊料。张是官僚，学会官场的太极拳，将启事交吴父，吴老先生跑遍各报，不得要领。

广告转到蒋先生那边，又认为要“缓下来研究一番”，迟到二月七日，始行见报。

我们推测，当局对吴的情绪，一无了解，也可能忽视了吴的打击力量。吴忍无可忍，再想到留台的儿子吴修潢，放行无期，亲情难遏。乃于七日这天，向台发难，首先应MGN台的电视访问，周后接见合众社记者的专访。

美国的七日，正是台北八日的夜间。台北七日广告见报的时间，美国六日夜晚，吴国桢的消息，不可能这样快，换句话说，他知道这个消息，已明日黄花，否则，这场误会，或许可以避免。

吴之“政见”，共有下列三点：

“（1）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2）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3）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17]

吴的意见，知道内情的人，早见怪不怪，美国公众，当然闻所未闻，经吴登高一呼，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导。

国外闹得轰轰烈烈，台湾的报纸，只字不提。二月二十六日，身为立法院长的张道藩，始揭竿而起，和吴隔海骂战。

张氏是出名的政坛丑角，和吴曾在南开中学同学，自称是“老朋友”，这天的发言，一面孔的春秋大义，且非常情绪化。指吴“反动”、“狂妄”，上海市长任内，临阵脱逃，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大计等等。周后，张氏余意未尽，公开招待记者，说吴“非法犯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18]，共达十三条之多。

张带头“提质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主要向经国表态，所列罪名，也都是秦桧对付岳飞的手段，其中有关“套汇”一条，行政院长陈诚于答复佘凌云委员（立法院第十三次会期第五次会议中）时，已“郑重声明”，“吴政务委员根本无结汇套汇情事。”足见张道藩落井下石的居心。

另一位和张搭挡的是吴的湖北同乡陶希圣，陶撰《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刊台北《新生报》，口诛笔伐，“正气”凛然。

一片漫骂声中，惟独《自由中国》的一篇文章，较为心平气和。

“吴国祯二月七日及十六日指摘政府的话，尚系空空洞洞的词句，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这些原属空洞的词句，现在一经张院长的质询，吴国桢己申言要举出事实以支持之。果如此，我们倒是欢迎的。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即吴氏如要举出事实，最好是回国来向立法院公开作证，如同一九五一年五月间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被罢黜后向美国国会作证一样，正在堂堂地说出政见之争何在，并确确凿凿地指出我们政府有哪些不民主的事实，有哪些过于专权的地方，有哪些人认为对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不说其效果之如何有利于政治民主，就凭这个作证的本身，也可使我国政治向民主前途跨进一大步。我们该还记得，当时麦克阿瑟在其国会作证时所引起的‘杜鲁门麦克阿瑟大论战’，是如何显得民主国家的气派吧！我们对吴国桢作如此希望，希望其回国作证，正可觇验吴国桢的政治道德及其道德的勇气。”[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