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的重要性，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2

政工的重要性，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2

可惜作者虽较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眜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先生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

倒是作者批评张道藩的一段，尚不失为镜言佳句。

“张院长的质询，其内容是由立法院新闻室发布，刊载于报章的。其文字当与张院长当时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不得不为一个作为民主国家的立法院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有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扬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摘、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摘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动不动给人带上帽子，是共产党型的政治作风，民主的政治枝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20]

当局明知理亏，仍顽抗到底，三月九日，党报以《吴案应究办到底》，发表社论，硬指吴所谓“政见不同”，是“阴谋诡计”，意图使“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同时重弹外国自由主义污蔑台湾“独裁专制”的老调，说吴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

三月十七日，国大第十次大会“一致”通过临时动议，

“建议政府以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

同日，发挥高度行政效率，蒋先生发表“总统命令”，作为事件的尾声。

“总统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令：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祯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琢，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祯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祯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读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21]

“政务委员”一职，在吴氏辞省主席时，即坚辞不允，现在“予以撤免，以振纲纪”，完全是黑白倒置，自我下台好办法。“违法读职”更是莫须有，有失风度的政治手法。

吴修潢，后来通过蓝钦大使缓颊，当局放人。但事件过程中，台北新闻界的一些做法，纵非当局授意，当局未予阻止，却颇受非议。故事经过如下：

“自从吴国祯发表诋毁政府的言论后，却使吴修潢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使得他再也安不下心来研习功课，三天两次请假。为了逃避一部分同学的揶揄和白眼，他拿起父亲关国祯的印章向学校要求转学，虽然经学校当局劝阻了，但是他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他已是失去了蹦跳的活力，眼镜下是一双失神的眸子。问起他对他爸爸最近的言论有何感想时，他带着些愤怒和难以掩饰的痛苦说：‘那是我爸爸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愿意念书，其它什么问题我都无兴趣。’但是稍稍平静之后．他又说：‘如果爸爸是胡说的，那末我希望他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吴修潢的性格似乎是比较内向的，在学校除了功课，他对课外的团体活动，一向无多大兴趣，而且许多想法也很不健全。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到美国去念书。他的爸爸临走时曾对他说：‘孩子你不要难过，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他仍寄予无限的希望。可是由于吴国桢在国外种种卑劣的行为，倒先作了儿子的罪人了。”[22]

整个事件，系由经国而起，吴函所指“若干人士”，尚有保留，等另刊出《上总统书》，重申六项建议，提出特务迫害问题，才对经国正式点名。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先生“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国民党要员中，如此批评蒋先生的，除胡汉民、孙科，则数吴氏。但前者言论扩散的影响，仅限于国内，吴国祯直接诉诸于美国公众之前，等于一颗威力的原子弹，丢到蒋先生父子的后院，发出惊人的震动。

台湾内部的反应，和官方幕后策动的“声讨”、“上书”、“签名”，表里悬殊。包括副总统陈诚在内，都觉得经国做的太过火。陈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尚难逃小蒋特务系统的监视，一般人的处境如何，可思过半。吴出此下策，谁曰非经国逼人过甚所致。

胡适之离台返美前的一段话，至为公允，他说：

“前台湾省主席吴国祯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祯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23]

语虽委婉，其言中肯，可说代表沉默大众的心声。

事后，蒋先生一定很后悔，当年“义释华容道”的差错，不让吴出走，吴即不可能借外国政治的保护，为所欲为（指随意放言批评政府）。蒋绝非妇人之仁的领袖，释吴出于夫人的劝说和影响，使我们清楚地看出，经国和夫人间的斗争，由吴案更趋于表面与白热化。

经国自始至终，未公开露面，未发一言，很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微妙。然而，权衡得失，经国依旧是个胜利者。从权力的方面看，“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凡是阻碍经国权力上升的一切力量，都是要铲除的。试看他告诉美国学者艾伦·怀丁《AllenMhiting）的一段话，证明他的思想基础，是无法动摇的。

“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政工、特务、青年救国团，共党攻击的最厉害，美国的误会也最深。基本的道理最清楚，我们反共是为了争自由，只有如此，才能反共。我们的原则是实行民主，但是共产党存在一天，我们永远无法实行我们的理想，那末则永远没有民主。”[24]

进一步看艾伦·怀丁对他的观察，有助于我们对吴、蒋之争的深刻透视。

“他有很多缺点，种因于长期在苏联的生活。他不信任任何人，忽视西方思想，反对有英、美大学学历的人，他找自己的同伴，对有真才实学消息灵通之士，不予理睬，政治行动带苏式宣传气味，"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缺少健全的策划。”

吴、蒋出身不同，思想背景不同，有性格的冲突，

有见解的差异，把这样两个人物，强迫组合，最后的决斗，无可避免，而吴之失败为形势之决定，亦理所当然。

吴案的余绪( aftermath)，一为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为经国调职。新职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层楼，成为名符其实的秘密警察首长(Secret Police Chief)。

注释：[1]蒋先生于一九五0年七月三十一日，麦帅访台时，提议台湾出兵三万三千人援南朝鲜。

[2]把宪法完整地带回大陆。

[3]蒋匀田著《行宪与修宪的层叠插曲》（二），《中华月报》第720期，一九七五年九月号第16页。

[4]《蒋介石先生年表》，《传记文学》157期，一九七五年四月，第100页。

[5]潘公展著《我所见的吴国桢》，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第13-15页。

[6]雷震著《雷震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出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第83页。

[7]同[3]。

[8]丁依著《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影》，刊香港《南北极》，收入《蒋经国传》文艺书屋版，第262页。

[9]同[8]。

[10]吴国祯著《上蒋总统书》，一九五四年六月。

[11]同[10]。

[12]‘The K. C. Wu Story、明ay the Governor of Formosa $ro·ke with Chiang Kai-Shek”The Reporter, Mar, 1954 1'.18.

[13]同[5]。

[14]何凤山著《何凤山博士回忆录》，《国际周报》，美国洛棚矶，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第16页。[15]同[5]。

[16]史无前著《吴国桢一声霹雳》，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

[17]《吴国祯、蒋经国、蒋介石》文，原刊香港《南北极》，后收入丁依的《蒋经国传》。

[18]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

[19]朱启葆著《吴国桢事件发展中的评议》，台北《自由中国》，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该文可能为朱养民博士所写，朱现退休美国首都华盛顿。

[20]同[19]。

[21]同[17]。

[22]刘亚平著《吴国桢国外扯淡，唯为了老父幼子》，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23]同[17]。

[24] Allen Whiting, "A Man of Mystry" Saturday Evening PostMar. 12,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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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江·大陈

某一时期的政治口号，恰好反应出当时的政治情势。在美军未协防台湾之前，“保卫大台湾”的声浪，铺天盖地；华府的政策一变，马上改为“反攻大陆，收复失上”，几乎是声震环宇。蒋先生一年三次的文告（新年、青年节、双十节），永远重申“今年是反攻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和后来“文革”期间中共所谓的“一片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有异曲同工之妙。

“反攻”，从现实的观点看，是一个神话，正如殷海光教授所说“现在，共党占据中国大陆，手握世界第三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湾及其外岛需要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和支援。这证明它自卫尚成问题，怎么能够‘反攻大陆’？”[1]吴国祯的回忆，肯定蒋“自始至终，没有这个打算。”[2]但“政治神话”、“诺言公债”，“人身神话”，既有利于国民党集团的统治，它们自乐于充分利用。不允许任何人发出疑问，日子久了，谎话变成真言。

“反攻”的口号喊得如此动人，更使人采信，必须有具体行动的配合，哪怕是行动再微小。

自海南、舟山相继失落，邻近大陆边缘的零星外岛，就纯军事的意义，是国府的负担。地理位置与台湾相距太远，运补不便，军费开支繁巨，且分散本土的兵力。蒋先生拒绝放弃的原因，即与上列神话有关。

浙江省的面积，十万二千平方公里，下大陈仅七点五平方公里。打开地图，根本找不到它的正确位置。[3]假使国军真有进攻天台，临海的军事意图，这个位于台州湾东南海上，距陆地十四海里的岛屿，未始没有军事跳板的作用，其奈，蒋先生的原意，仅限于“对大陆沿海海陆渗透突击”，“展开政治、心理、经济等攻势”[4]而己。

一九五O年六月，成立“大陈游击指挥所”，指挥官由海军温台巡防处处长兼任，所属游击队，五花八门，番号众多。[5]实际上，各显神通，并无真正的统一指挥。到一九五一年九月，“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派驻大陈，始纳入正规。

胡的使命，为“秘密策划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准备配合国际间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岛发起反攻大陆军事作战”。集“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和“省主席”两要职于一身。听起来很显赫，所辖兵力不过六个突击大队，一个海上突击总队（司令夏季屏），人数七千。省府下设军事处、民政处、经济处及温岭县政府，但所能控制的领土，只上下大陈、渔山、一江、披山、南麂等四个离岛地区，面积十六平方公里。

胡到大陈，系处在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情况下，自愿请缨，带罪立功。蒋先生“准备配合国际局势间的演变”的梦，自然和他若干次的旧梦一样，为现实所粉碎。胡英雄末路，时不我予，积谷山被占（一九五三年五月）将军已感到很气馁，复和美方顾问，生防务歧见，大陈军政体制，因而改组。

大陈防务，由新整编的美援装备师刘廉一扩充。[6]

一九五三年八月，经国奉命专程迎胡返台。“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部”，更名为“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徒具虚名的省府主席，亦暂由钟松代理。

大陈防区，北领渔山、一江、南控披山、南麂，防线绵延达一百二十余海里，司令部则以陆军为主体的三军联合编组，司令官兼管防区党、政、军统一指挥责任。后来担任台湾司法部调查局局长多年的沈之岳，即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7]

一九五四年九月，下大陈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管全区地方行政，沈之岳奉命兼任，“省政府”结束迁台。经国的势力，因通过沈而彻底掌握控制。

朝鲜战争停火，解放军的海空军，得以自此南移，开始对浙海地区，施加压力。毛泽东能让经国的几只“小小苍蝇”长期“嗡嗡叫”吗？大陈舰队，已多次与中共东海舰队的大型舰艇，在三门湾附近，发生遭遇。积谷山失陷，中共的岸炮，置大陈港西口外海域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四月底，在渔山、菜花歧间海面，中共空军，出动投弹攻击，国军的海空优势，发生急剧变化。

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蒋先生乘峨嵋军舰，前往亲察。不久，爆发鲠门岛战役，解放军初试啼声，陆海协调，一举轻取鲠门、头门、田岙三岛。

解放军步步进逼，取得上列三岛后，迅速于毗邻一江的头门岛，架设岸炮，其射程可涵盖一江及大陈以北海面，台州湾海域为其控制，渔山列岛侧翼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瞰视下，过去游有余刃的海上游击行动，颇遭威胁。

时序十月，解放军的攻势倍增，头门的巨炮，达三十余门。由宁波樟桥和黄岩、路桥基地起飞的战机，不时光临，从事照相侦察。东海舰队的大型舰艇，同时在石浦港及三门湾一带海面出没，向国军的大陈特遣舰队（辖太字号、永字号及后勤舰艇）挑衅，剑拔弩张，如箭在弦。

解放军的主要目标是一江山，盖取地理之便。国军守将王生明上校，曾任防卫部副部长，系新近奉调，骁勇善战，曾膺选为一九五四年度国军战斗英雄，比起那些“跑将”汤恩伯、李延年、李天霞来，其意志、决心，简直有天壤之别。不幸，情势急剧恶的，回天乏术。

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米格十五战斗机十余架次，掩护轻重轰炸机十三架次，首次扬威，向上下大陈岛港口设施与停泊炮艇，反复投弹炸射。陆军岸炮，分别自头门，羊屿，大小麂岛阵地，发射三千五百余发，大陈防区，进入全面备战状态。

解放军的海军，亦于鲠门岛设指挥所，积极举行三军联合登陆演习。是月五日，国军某舰，在距头门岛二万五千余码处海面，遭岸炮击伤，十四日，更严重的恶兆光临。太平军舰，于渔山西南海面执行夜间巡航时，为解放军的鱼雷快艇，突袭沉没。

三年内战，主战场为陆地。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始着手海军建军，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四年，是萌芽期，国军凭有限的舰只，七海雄风，处于无可抗衡的地步，太平舰沉没，给予国军强烈的讯号，既往的海上优势，已为时间所淘汰。

经国利用这个机会，指示救国团发起一项建舰复仇运动。很多青年，受到激励，报名从军。用中共的术语说：“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经国反祸为福取得重大宣传上的胜利。

但太平舰沉没，就全局看，只是正式接战的序曲。年节前，东南沿海，气候恶劣，东北季风，持续不断。台湾、大陈间的海上交通运输，因此受阻。解放军的首脑中心，认为进攻时机已到，一月十日，各型轰炸机一百一十五架次，猛烈轰炸运补船团，国军陆上舰上的高射炮，虽全力发射，终因无空中支援掩护，处于挨打地位，多艘舰艇，中弹负伤。当晚，大陈全区，进入战斗战备，因公留大陈的王司令，连夜赶返一江山严阵以待。

十日以后的一星期，解放军的海空主力，则以搜索毁灭国军的舰艇为目标。国军舰队不支，被迫退至南麂，浙海门户洞开。

那末，王叔铭指挥的空军，为什么不去支援呢？空军龟缩的原因有二，老式飞机的性能，不如米格十五其一，空中距离太远其二。

一月十八日，攻击开始，战役经过，请看《大陈岛往事记述》的追叙：

“共军于拂晓即开始以机群、舰炮及岸炮，轮番炸射一江岛上我军碉堡、阵地、水际及滩头防御设施。一江全岛，己全部笼罩在弹幕下，硝烟弥漫，火光闪烁。至中午，岛上我军阵地、工事、通信，遭受严重破坏，各部队间，已失却连络掌握。午后，共军以小型登陆舟艇为主体的登陆船团，分由南田至海门一带港湾驶出，在大型作战舰艇掩护下，向我一江山海岸抢滩登陆。我忠勇守军，虽予猛烈阻击，但共军借其人海战术，冒死攀登上岸。在战斗过程中，王生明司令，一直坐镇指挥所，指挥所属作战。最后，王司令在电话中报告刘司令官：‘敌军已迫近到指挥所附近五十公尺处，所有预备队，都已用上，我正亲自指挥逆袭中，我手里还给自己留着一颗手榴弹……’，话未说完，电话机中传来‘轰，的一声，通话就此中断。刘司令官和我们围在电话机旁的人，都知道王司令已经壮烈殉国，无不热泪盈眶，悲恸不已！王司令虽已成仁，但一江岛我军，仍在继续各自浴血奋战，直到二十日傍晚，枪炮声始告寂止。一江山在激战五十三小时后，终于陷入共军之手！”[8]

一江山是个弹丸之地，中共必争，且无畏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标榜的“战争边缘”政策，发动三军，强行夺取。其中颇多奥秘。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虽于月前（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在华盛顿签订，中华民国的“领士”范围，仅限于台湾与澎湖（第六条）、大陈及其岛屿，并不在“协防”之内。毛泽东紧接着协防条约签订之后不久而用兵，一方面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一方面给蒋猛掴一掌，告诉台湾军民，有这个条约，解放军还是想打就打，别以为条约是万灵符。

大陈岛驻有美军顾问，整个战斗过程中，华尔登上校和他的接替人麦克雷登上校，都在现场观察。中共的情报，当然不会茫然无知，这一仗含有向华盛顿亮一手的意思—解放军照样能打三军协同战役，请看看北京的实力！

一江失陷，蒋先生头脑才清醒过来，即使是“我的朋友杜勒斯”，依旧美国利益至上，蒋先生的计划再宏远，只是华府五角大楼的从属，美方不愿意介入援助，与其说是军事的理由，毋宁说是政治的考虑。几乎没有人相信，蒋先生能打回去的神话，站在华盛顿的立场，纵使国军能确保这些岛屿，除了东方人传统的面子问题，并无丝毫实质上的意义。美方抓着这个机会，正好逼蒋，自大陈撤退。

蒋先生顽固如昔，对美国的劝告，开始严拒。但事实摆在眼前，上下大陈，将遭一江同样命运，一江距大陈一万一千尺，解放军的一O五榴弹炮，射程控制整个上大陈，连飞机都要在下大陈海湾降落，始免击落的危险。最后，蒋先生只好接受第七舰队司令蒲立德的建议，同意主动撤兵。

经国于一江失陷不久，来到大陈，他的任务，分两个阶段。“金刚计划”拟订前，设法稳定士气，决定撤退的行动开始，则为安定民心。

大陈本岛的民众，约一万四千四百一十六人，沈之岳专员于一月二十六日发布公告，要求民众疏散，“以策安全”，且规定“自二月二日止，至各该县政府登记，以便准备交通工具。”布告说得非常模糊，益增人心的慌乱；“疏散”的理由，是说“最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为“确军生命”所作的措施。

准备交通工具去哪里呢？据当时在现场目击的《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说：

“……极少数人因年纪大，身体病，走不了，他们仍在观望。决定走的人，不敢住在家，都捆好行李搬到小村里借住。又是乱世人心浮动，大陈这么多民众，政府能有这么多船只吗？尤其在此慌乱之时，共匪打来怎么办？”[9]

“他（经国）一人的到来，等于增兵十万，人们嘴里不说，心都明白，蒋总统如无把握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来送死啊！”[10]

和经国同行的，尚有总政治部的美籍顾问杨帝泽中校，第七舰队帮忙，中共休战，自谈不上危险。但大陈的百姓们，怎知道其中的内幕呢？群众本来就是盲目的，既谈不上政治认识，对中共的恐惧，也都是受的宣传蛊惑。

所以，经国走到街上，出现刘毅夫所描述的镜头，说他是“大陈生命的灯塔”。

“饭后，蒋主任说：‘咱们到街上去望望’！我听不懂，他笑了说：‘这是我们家乡话，望望就是看看。’

一走出专员公署，门外已站满了老少民众，纷纷向蒋主任拉手，一位老婆婆说：‘主任啊，你来了我们安心啦，总统老人家好吧？”

另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拉着他的孙儿，挤到蒋主任身边说：‘主任带我们去台湾吧，我们都决定跟蒋总统走，我们不要共产党！’

我们再往前走，灯影凄迷中的山路上，人们更多了，突然有人喊：‘蒋总统万岁，蒋主任万岁！’又有人大声叫：’蒋主任把我带到台湾吧！我们东西都捆好了！’

我们往路旁的房子里看，可不是，家家户户都捆好了行李，人们都准备随时上船，他们连床铺都拆了。

看了这种情形，一向刚强的杨帝泽擦着眼睛说：‘我眼泪忍不住了。’”[11]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信用早已扫地，“不论日夜，都有民众守望在蒋先生住地附近，只要蒋先生一露面，民众就会大声向后面传喊：‘蒋先生还在这里啊！’”，说明了对这位“风雨中宁静”的蒋主任，并没有什么信心。

经国和杨帝泽下塌于渔师庙，二月四日，放了空袭警报，晚间，一江火光四射，台湾飞来的空军，实施夜袭。独坐山头，凝视月光下的波涛，沉痛地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12]

台湾来的船团，杳无音讯。早起盥洗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同伴刘毅夫“请看看海上有船来吗？”刘说：“我可知道他心里实在也很着急”，“我充分了解望洋兴叹的心情了。”[13]

二月五日，经国收到一位宪兵的短柬：“你是我们的朋友，更是我们的导师，我们在哪里，你就到哪里、哪里危险，你就到哪里。”[14]不错，是“在凄风苦雨中，与军民共甘苦，共生死的感叹心声。”但除此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总政治部主任，职责所在，又是父亲的儿子，人伦责任，只好“吃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了。”

经国本想六日这天，搭机回台北，看看究竟。“怕民众误会”而“迟迟未做决定。”

这晚，搬离渔师庙，睡在附近的猫儿洞里，所谓“猫儿洞”，不过是个一公尺宽深的土洞，两傍各开一个可以睡一个人的横洞，里边铺着稻草，和衣而睡。条件比他在苏联时期石可夫农庄的教堂稍逊，起码，没有那样冷。

六日，佳音天降。“在晚饭前，想不到在这个风雨恼人的夜间，传来众所关心的大消息：台北电报到了，大规模撤退大陈民众的船团，已定后日（八日）到大陈。蒋先生有了安心的笑容！”[15]

七日，阴雨连绵，春寒料峭，经国告诉刘毅夫：“到外边去望望吧，今夭该有船了。”

“夜雨已停，仍是满天低云，我跑出渔师庙，上了附近的海边小山头，行东一看，吓，真来了，大概是一艘美国海军的扫雷舰，也许是联络舰，舰身的号码是124号。再往屏风山外边看去，有更多数不清的战舰，象鲨鱼群似的往大海域涌来。我立刻跑回渔师庙，报告了蒋先生，他只微笑的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早饭，跟着蒋先生乘吉普车去风山岭，又看见了下大陈守将彭团长，他陪我们爬上下大陈最高峰凤尾山，一路上蒋先生随便同他谈些防务事宜。上山之后，才知道美国第七舰队已象猎人似的在大陈海域散开了猎犬，海上有一眼看不清的兵舰，空中处处都有喷射飞机巡逻，还有一些大蜻蜓似的直升飞机在舰队上空回旋警戒。我们可敬的将士们，虽然也知道了撤退计划，但仍在挖战壕、修碉堡，诡变无定的战场上有备才能无患，可是一些库存待运的弹药箱，已在往山下搬运。”[16]

整个撤退作业，定名为“金刚计划”，骨干为第七舰队，负责掩护和大批船只的派遣，军民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人，预定八天半内，完成分批撤离，实行“坚壁清野”的计划。

八日，大陈冠盖云集，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总司令梁序昭、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同时到达，经国精神为之一振。翌晨，登太昭军舰，驶向北方的渔山，仗第七舰队的威风，太平舰被击沉以来，国军舰只首次出现。由渔山再去距大陈三十海里的披山，巡视完毕。

撤离前，经国自太昭舰上带下一面国旗，举行升旗仪式。经国强自镇静勉励大家：“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下决心打回来。”然后，他闷闷的领着沈之岳、刘毅夫等，走遍了大陈街道，怆怀不已的到了海边。

守将刘廉一后来在兵舰起锚前，凄然地说：“什么都完了，落一场空！”经国没有表情。

“一江山”战役，大陈撤退，虽没有五年前海南、舟山那么令人震撼，却因而谱出“反攻无望论”的凄厉乐章，谁再相信蒋先生“我带你们回大陆”的鬼话呢？

国军被迫自大陈撤退，久已消失的悲愤气氛，重临全岛。但以蒋夫大为支柱的华美协进会，由陈香梅出面，假空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岛上有史以来首次的服装表演会，“介绍流行美利坚的H线条洋装，并将这场展览会美其名为‘服装义演”。出现如此矛盾虚华的社会现象，自然为卫道之士痛心疾首。义演当晚，由军大之友社总干事江海东带头，率领同志一批，在仁爱路拦阻赴会的汽车，用行动表示沉重的抗议。

华美协进会来头如此之大，是晚应邀赴会的有美国大使蓝钦等各国使节及夫人，尽是得罪不起的贵宾。江海东太岁头上动土，经夫人向蒋先生具报，蒋冲冠一怒，下令将江扣押。

江是太子系的人物，当时的的量，不下于王升、江国栋等人。假使非仰承旨意，他敢去扫夫人的兴吗？所以，经国被牵涉到这个不愉快的插曲中。一般的说法，是经国和夫人斗法的另一回合（上海打虎，为孔令侃扬子公司案是第一次）。

江海东在西宁南路三十六号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名义上受监禁，暗地里受到彭孟缉的优待。三个月后，恢复自由，那几乎是人人能够想象到的结果，是经国打的圆场。换一个人，可能控以匪谍罪，轻则判刑坐牢，重则送命。

为经国辩护的人，最有力的理由，认为经国当时不在台湾，完全是少数军人“一股无处宣泄的怨气”，因而触发。是欤？非欤？经国缄默，当事人守口如瓶，和许多其它政治事件一样，即使百年后，外人亦难探真相。但国民党七届五中全会中，蒋先生提出“励行战时生活”的议案，很提供一些明朗的线索—父亲间接地站到儿子的这一边。

注释：[1]殷海光著《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自由中国》第22卷第10期，第313页。

[2]吴国祯先生面告作者，时间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于乔治亚州萨瓦娜吴宅。

[3]《中国分省地图》，地图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上海)。

[4]陈振夫著《大阵岛往事记述》，《传记文学》第239--290期，一九八二年四月一五月，第103--110页。

[5]同[4]，有王相义的三十六纵队，王祥村的国防部独七纵队，程慕颐的三十五纵队，吴浙霖的二十八纵队．吕渭祥的江浙反共教国军等。

[6]第六十七军，刘任军长。

[7]沈为毛人凤派驻大陈的保密局站长，因派人偷拍奉化照片献蒋，获蒋赏识。

[8]同[4]。

[9]刘毅夫著《大陈列岛军民完整撒退来台补记》，《传记文学》第189---190期（一九七八年二－三月）。

[10]同[9]。

[11]同[9]。

[12]同[9]。

[13]同[9]。

[14]同[9]。

[15]同[9]。

[16]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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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孙立人兵变

失去一江、大陈，颜面上使蒋先生感到无光，“光复大陆”之说，益见虚无飘渺。实质上，既有《中美协防条约》[1]为庇护，长期偏安之局己定，他老人家也就乐得称孤道寡，安享天年。

有父亲做后盾，经国认真地推动其权力之旅(TheJ ourney to Power) 。大陆时代，形势比较复杂，国民党内部，党中有党，派外有派。欲更上层楼，不知要排除几许阻力，还未必能如愿以偿。到了台湾，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呼风唤雨，点石成金。

任总政治部主任，摹仿苏联的政工制度，切实掌握军队。有了枪杆子，自然不怕拿不到政权，剩下党和特务系统，只是时间问题。

在蒋先生的默许下，经国兼程并进，或明或暗，或缓或急，表面从容，实际上，步步为营，处处扎根。

从江西时代起，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已的KGB，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夭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戴雨农的禁脔，都直接向蒋先生负责，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予小蒋登堂入室的机会。何况，陈立夫远走美国，毛人凤当家的军统，不复昔日雄风。

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政行会是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在台北的圆山正式成立，即今“安全局”的大本营。成立之初，仅书记室和石牌训练班两个部门。

“委员会”因对外行文不便，旋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披着“总统府”那张老虎皮，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超越任何党政架构，就象其中一位工作过的同僚所说：

“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了太子先生手中，马上便不同了，由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名衔，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机要室下面的一个小小单位，而便小看了它，实际上它是一颗包在败絮里面的钻石，虽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条刻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颗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哪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3]

资料组副主任陈大庆，曾任上海警备司令，因“打虎”和小蒋结为莫逆之交，执行秘书张师，军统老人，机构很小，受它监理督导的单位，则无远弗届，计党政军十八个单位。[4]

“内调局”（全名为内政部调查局）自陈立夫一九四九年八月赴美“重整道德”[5]CC的势力，日趋式微，但该局盘根错节，局长数易其人，到沈之岳接长，季源溥（前局长）升内政部次长，经过一番大整肃，(6)始由经国彻底掌握。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这位江山三毛之一，(7)自恃得宠于蒋先生，是“领袖的耳目”，把领袖的儿子，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明争暗斗，八方风雨，等到叶翔之继张炎元接长“情报局”（后更名）方受囊括。

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莫奈他何！毛不仅有蒋先生撑腰，还有夫人做靠山。经国虽以总政治部名义，抢去“军密局”的业务，在毛人凤眼里，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毛怎么会服气呢？经国遇到这样负隅顽抗的特务头子，类似猛龙斗恶虎，速胜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渗沙子，挖墙角”的办法，长期图谋。先拉拢和毛失和的郑介民，次向毛手下的叶翔之招手，从内部去瓦解敌人。

叶翔之，浙江杭州人，原任职空军政工，一九三九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8]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一九四九年，任“保密局”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9]炸毁“译生”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为蒋先生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品德低落，且为人桀骜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长），将相失和，形同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一九五一年，时机难得，叶办案敛财，为毛抓到把柄，叶共中饱黄金一百七十余条，东窗事发。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报蒋先生，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向当时的经国好友王新衡（戴笠时代，军统高级干部）求援。王带叶去见经国，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矣，略施拳脚，将毛的签呈，从蒋先生办公桌上抽下，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郑介民）[10]兼中二组副主任。

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毛人凤的感受如何？不难想象。一九五六年十月，毛患肺癌去世，众口同声，说是为经国所气死，原是穿凿附会，不屑一顾。

由于叶翔之窝里反，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报复打击，不稍宽容。那位中国的电讯专家，前戴笠的电讯处长，国防部爆破总队长魏大铭将军，即以贪污罪，判罪下狱五年。

调离总政治部，经国的新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这个机构，扑朔迷离，来路欠明。台湾上下，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组织职掌如何？究竟在党政军机关中属哪一环？建制上，属行政院抑国防部？经费从何而来？单听名称，好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性质类似，但NSC并非政府常设机构，只在有紧急事故，提供总统咨询，而无实际运作的权力。

蒋先生凭灵感办事，要设什么机构，反正不受立法的牵制，想设就设。国安会议其实由过去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或“总统府资料组”，繁衍，是制度化了的太上特务机构，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会议本身，设若干组，负责承上启下，但外强中干，又象是个空架子。秘书长先是顾祝同，后来周至柔，经国担任副手。如果，了解蒋先生的一套政治权术，这就是他老人家的火候，经国一辈子从政，担任无数次副职，正副只是名义，和权力的实质，并无丝毫关系，而经国总是把正副颠倒过来。

吴国桢的妙喻：蒋先生当总统，则为总统制；蒋任行政院长，则为责任内阁制。经国继承衣钵．就这一点，也学得唯妙唯肖，他做副的，即是他当家。温哈熊将军透露：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期间，外交部的事，都向国防部请示，个中玄妙可知。

经国坐在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安全”），间接听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政方面其它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先生的意思是“我让我的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经国接管后，对大陆派遣游击队的活动，[11]因前年大陈之失，砍去地利之便，近乎停摆，破坏渗透,惟赖港澳。可是，中共的篱笆扎得那样紧，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驻外机构，徒具形式。安全局（郑介民局长）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第二年，毛人凤作古，连情报局的障碍，都消弭于无形。

内部情况，吴国桢大闹一阵，很使蒋先生在美国颜面无光。吴毕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于实际政治，已经绝缘。省府主席俞鸿钧的后任，是比俞更听话的严家淦，经国得心应手，尽可高奏凯歌。

唯一能称为政治势力的，剩下陈诚副总统。陈有野心，又是经国的父执辈，对太子并不轻易就范，以他过去的资历，现有的功劳声望，远非经国所可匹敌。但除非蒋先生突然归天，陈依宪法规定递补，经国认输。陈成功的偶数，非常渺小，一为年龄的悬殊，陈五十七，经国四十五，相差十二岁，时间对陈不利；二为陈的健康，患严重胃疾，早不堪繁剧。相对地，蒋先生精力过人，在生命接力赛中，冠军在望。

敌人相继溃不成军，只剩下时任参谋长的孙立人将军。孙如不除，芒刺在背，可能构成蒋政权潜在的威胁。且孙与吴的情况迥异，孙是武将，虽被解除兵权，在总统府坐冷板凳，但他过去带过兵，羽翼尚在。

我们先把焦点对准孙立人，将孙的出身和蒋的关系，作一交代，再回到事件的本身。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清华毕业，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转入弗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Vtni) [12]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George Marshal)是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入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八一三”淞沪战事，孙的税警第四团，参予是役，在温藻滨[13]中弹负伤，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新税警总团”在长沙成立，孙重任团长，后调贵州都匀驻防。

一九四O年十一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任师长，翌年远征缅甸。滇缅战役中，仁安羌解救英军，打通雷多公路，反攻缅北，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

缅北战争获胜，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四平、长春之役后，因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意见不合，解除兵权，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不久调台，任编练司令，负责

新兵训练。大陆沦陷，蒋重整旗鼓，申“明耻教战”的决心，且为了争取美援，确保台澎湖，打出孙立人这张己冷藏的王牌。一九四九年，任命孙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第二年三月擢升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一九五一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