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的重要性，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5

政工的重要性，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5

……总裁的话买在太沉痛了，我们党员应该知所悔悟，如果有人‘还要跟着共匪和他的尾巴来唱旧调，还要反对军队设立党部，这样下去，不仅是要毁灭自己革命的党国，而且连整个的民族文化和五千年的历史，都要从此一笔勾销，世世子孙，永为俄寇的奴隶，而无自由翻身的日子’。第四，反对军中设立党部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民主国家军队里没有政党活动，象美国军队里就没有共和党或民主党设立的党部。答复这一个问题是简单的。因为一个国家军队组织的如何形成，以及思想和武力的如何结合，是不可能完全与各国相同的。一个军队有一个军队的传统精神，一个军队有一个军队的历史背景，一个军队有一个军队的对敌客观条件及其战斗需要。为澄清此一观念，总裁曾有特别训示，他说：‘我们政工和党务，依美国军队的传统来说，是不易了解的，但是照我们国军的传统，确是非此不可的。大家更应知道，我们国军里的官兵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有党籍的党员，你看军队组成分子，有这样绝大多数党员的成分，如你禁止他党员组织和活动的话，那就等于是共匪朱毛在民国三十五、六年（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时代，要求我们撤销政工和党员活动一样办法。这无异于要求我们军队全部却除武装，你看行不行呢？’这样，大家就知道我国军队的一切是不能与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军队相提并论的，其理由即在此。”[12]就胡适《祝寿专题》的文章，该文反驳说：

“某刊物批评总裁个人，阴险毒辣！因为国民革命历史证明，领袖与群众为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基本条件。广大的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与失败。阴狠毒辣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俄帝、共匪在民国三干七、三十八年（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间，利用各种人士，（如‘民主同盟’及无党无派分子、各种方式，集中共产国际所有宣传力量，诬蔑毁谤我们的总裁，煽惑军民，分化群众，结果总裁被迫引退总统职位，国家失去元首，三军失去统帅，革命失去领导，演出大陆沦陷一幕的悲剧。我们全体军民经过这次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深深地知道领袖的重要，同时亦了解共匪阴谋的毒辣，于是重新团结在领袖的周围，要求领袖复视总统职事。这时正是革命最黑暗时期—军事溃败，外援断绝，人心危疑震撼，革命历史不绝如缕的严重关头。领袖为了革命责任的驱驶，毅然决然顺应全国军民的要求，继续领导革命，人心士气为之一振。从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到现在，七年以来，自由中国全体军民在领袖坚强正确领导之下，一德一心，克服困难，努力迈进，已把国军改造成世界第一流的作战部队，把台湾建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因而受到友邦人士的敬重，大陆同胞的向往。今后全国军民只要虔诚信仰领袖，服从领袖，继续奋斗下去，一定获得胜利和成功。可是共匪则决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一定要重施故技，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的力量，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最近某刊物借替领袖祝寿机会，对领袖施以种种恶毒批评和攻击，其用意显然可见，而其幕后是否有匪谋指使亦难揣测。但我们必须提高警觉，注视其阴谋的发展。”

结论指鹿为马，和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攻势，混为一谈。颇有雷震《自由中国》，已和毛泽东互通声气，要把蒋家的天下，瓦解崩溃，这篇“特种指示”，不仅火药气特浓，更是满纸“狼来了”的歇斯底里。

说理说不过《自由中国》，只好采取“说理”以外的办法，先是骚扰，用特务力量，压迫承印该刊的印刷所，拒绝买卖，雷震叹他的苦经时说：

“《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稿子一旦送到印刷所时，各方面的特务就川流不息的跑到印刷所索取已经排好的稿子，拿回去审查后而来找麻烦，他们就可以大邀其功。这些持务本是不学无术，而又带着‘有色眼镜’—成见，来看稿子，据说有警备总部的特务，有宪兵司令部和首都警察局的特务，印刷厂因不胜其烦，所以不愿续印了。还有，特务老爷竟敢命令印刷厂不要给《自由中国》半月刊印刷。后来在台北长沙街的精华印书馆系立法委员陈纪滢介绍的，说他印刷好，排印错字少，中央研究院的东西都是在那里印的。我就移到精华印书馆，并订有合同，由陈纪滢作证人。不料后来陈纪滢撤回‘证人’，且叫精华印书馆不要再印了，以免麻烦。这件事陈纪滢不够朋友，不仅不来帮忙，反来扯腿。关于印刷所的事情，我们在十年功夫里，竟换了七个厂，还说了不少的好话。”[13]

其次，以挖墙脚、卧底的惯技，制造雷震的困扰。

《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一九五九年出版，登了两则读者投书。它们是《军人也赞成反对党》和《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署名的为陈怀琪。

《自由中国》的编辑部，处理这样敏感性的读者投书，显然，没有认真调查核实作者的真伪，防范经国的恶作剧，“无处不是战场，无时不是战斗”的点面战术。出刊不久，陈怀琪即写就万余字的长函，要求雷震“来函照刊”。《自由中国》于两期后，虽予更正，陈不满意，乃在党报《中央日报》，官报《新生报》，军报《青年战士报》，和《联合报》，以广告方式，全函揭载。

陈怀琪仅一收入菲薄的军人，他哪来的钱支付巨额广告费呢？谁在幕后指使插手，已不言而喻。跟着陈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自诉，责雷犯“伪造文书”、“诽谤”和“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三项罪名。在此同时，警总下达公函，谓该投书有“匪谍”嫌疑。《自由中国》发表的反驳声明，除《联合报》和真正独立的《公论报》照登以外，党报只字不刊。

陈怀琪其人的背景来历，官方讳莫如深，仅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若莱正义，略知一二：

“陈怀琪一切讲话，完全依照写好的稿子照念。不敢多讲一字，由于要控告《自由中国》半月刊，故暂迁来台北居住（福州街的陆军服务社）。

‘这次广告费一定花了不少钱？’若莱问。‘为自已名誉计而不得不如此，且系借贷而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雷震接获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官的传票，规定于次日下午一时应讯。

庭讯经过，有雷的自述，可供参考：

“三月三日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我到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庭应讯，殊不料有一百多位学生已在法院检察庭门口等候。因为检察庭不能旁听，他们等我出来后始散去。还有一位青年人，一定要送我一百元台币，帮助讼费，青年人之有正义感，由此可见一斑。此外除《自由中国》社职员外，还有《自立晚报》社长李玉阶和青年党领袖夏涛声、诗人周弃子诸先生。李、夏二人还携带机关图章来，必要时给我作保之用，但检察庭未要交保。检察官为谢俊峰，广东人，习法律。另有一位书记官，文笔则不通。我进入检察庭后，检察官对我说：‘雷先生，我对你很敬仰。’又搬张椅子给我坐。检察官告诉我说：陈怀琪控告你三个罪：‘伪造文书’、‘诽谤名誉’和‘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旋由检察官开始问话，我除口头答复外，并将陈怀琪投书贴在一个本子上送交检察官。最后检察官嘱我补个书状。我于四时二十分退出。在庭外等候的学生和新闻记者围拢来问我许多话，我说：‘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愿作进一步的说明，’谢谢各位关心！’

胡适先生很焦急，曾打几个电话来。是日下午六时模样，我去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倒杯酒给我喝，说给我压惊。他盛称我之出席法庭受讯，是最文明的。”[14]二十天后，雷再度应讯，雷说：

“三月二十三日，地方法院检察处又送来一张传票，嘱我于三月二十五日出庭应讯。我届时出庭，又看到陈怀琪和他的训育主任陆伯琨。陆告我‘伪造文书’来诽谤他。检察官问我何以要登出这件投书？我答复说：‘我反对国民党在所有军队中，包括宪兵警察等持有武力的机关里设立国民党党部，那是违反现行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一百三十九条的基本国策的。’检察官又问我对军中政治教育意见如何？我说：‘在军队中宣传宪法，我是赞成的，而宣传任何党派的党义我是反对的。’检察官又问我参加过党派没有？我答说：‘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在东京加入国民党的。回国后做过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我是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第六届连任。国民党总裁来台后，擅自取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而另设‘改造委员’，我是改造委员会下面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由于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而批评了国民党及其政府，民国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由于登了一篇《抢救教育危机》而被国民党总裁开除国民党党籍，现在是一个无党派的人了。”[15]

当局的真实用意，十分模糊，可能是一种吓阻，给雷震一个明确的警告，“你再胡来，我们就不客气了！”，也可能借此试探一下国外舆论反应，特别是美国的官方态度。

出乎国民党人意料之外的，党内的开明派如成舍我、胡秋原等，并不以当局的手段做法为然，认为这场官司打下去，国民党和政府“一定名誉扫地”。原任发行人的胡适，也挺身而出，撰《容忍与自由》一文，委婉地向蒋氏父子档表态，因此，当局暂时鸣金收兵，讼案告一段落。

当局的“宽大”，原希望雷震有所警惕，其奈，雷顽强固执的个性，和追求信念的精神，只同意停火，而不停战，且挑战性愈来愈强，相对地国民党的敌性也愈升愈高。一九六0年九月四日，终在事非得已的情况下，下令逮捕雷震。

其实，政府明知“在今日国际形势下必发生于我不利之反响”，[16]蒋先生于拘雷之外有很多途径，足资选择，如查禁《自由中国》，强迫改组等，可是，当局“经过长期慎重考虑”的结果，宁可采取前者的原因，打击萌芽中的新党，乃成为捕雷的主体目标。

四日上午九时，雷震和该刊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骕，会计刘子英同时自住宅带走，送进西宁南路三十六号的保安处“黑牢”内，“先用疲劳讯问，继则威胁利诱”，强迫刘子英承认是中共派遣的间谍，且雷预知全部内情，俾造成雷震“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的罪名。

经国用过相同的方法，对付情敌任显群，比康熙皇帝单靠文字狱整人，的确技巧上，大跨一步，也容易判十年徒刑。另一方面，单从《自由中国》所刊过的文章中，“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罗织雷的罪名，究难昭信于世人。

特务机构先派洪国式和雷同间，拟由洪诬雷为“匪谍”。讵料，雷说“洪国式不但不肯诬陷我，反而同情我，要我说话当心。”

洪国式这着棋失败了，改向刘子英下手。雷说：

“因为刘子英是我担保入台的，抵台时又住在《自由中国》社里面，而我又一再给他介绍工作。如果刘子英能够自认是匪谋而又告诉了我，那就可以课我以叛国之罪，在‘莫须有’的表面上，总比较好看一点。至于这样做法，是否丧尽了良心和伤天害理，那就完全不顾了。过去许多王朝时代就不必说了，为了家天下和个人统治起见，清末的那位慈禧固是如此，民国的袁世凯亦复如是。刘子英在受不住威胁利诱的情形下，就‘自认是匪谍，而且告诉了雷震。’被迫缮写‘自白书’而六易其稿，始得警备总部当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雷案’的人，大为满意。其条件则是警备总部，当然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豢养刘子英的一生和其大陆的家属”。[17]

逮捕雷震，举手之劳；防悠悠之口，可就不简单了。九月五日，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举行记者招待会，一口咬定雷“涉嫌叛乱”，但事实如何，搪塞以对。又说：警总系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十条采取行动。第十条规定，在戒严区域内，不论犯本条例之罪者为军人，抑为非军人，概由军事机关审判。

王超凡同时以书面文件，公开指责《自由中国》的言论文字，涉嫌叛乱，国民党中央党部，不甘落后，亦以言论摘要配合。

司马桑敦在其《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文中，摘要归纳如下：

“（1）倡导反攻无望。引用《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七期的《反攻大陆问题》中文例：‘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文件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民心士气，莫此为甚。

（2）主张美国干步我国内政。引用《自由中国》第十八卷第六期社论：《中国人看美国的远东政策》中说‘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的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会反对这种干涉’。又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社论《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华》文：‘试想，如果由上而下的改革竟被事实证明为无法走通之路，则中国将面临怎样一个可怕选择，流血？政变？还是让绝望来销蚀人民的反共意志？’文件作者认为这篇社论，将‘流血’‘政变’来激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干涉我内政。

（3）煽动军人愤恨政府。文例引自《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我们的军事》内有：‘但军人生活的困难，内心的苦闷，实已相当的严重’，‘这种现象，还不够严重吗？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文例又引《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文，认为《自由中国》用意在煽动军人情绪，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

（4）为共匪作统战宣传。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八期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新运动》，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又有：‘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项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浪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文件作者认为这些文字均证该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

(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二期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内有‘司法成了政治乃至政党的工具’。除司法以外，警察与税吏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的横行霸道，更为一般人民所最感头痛，无怪乎这三个部门在省议的质询中称之为‘台湾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

又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七期社论：《台湾人对陈内阁的期望》，内有：‘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

文件作者认为这是该刊挑拨拨台湾人不应受大陆人的统治。

(6)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内有：‘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反杭的。’”

又引用同期另一篇社论：

“《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内有：‘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文件作者认为自南韩与土耳其政变后，《自由中国》一再为文鼓动人民效法韩土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以图颠覆政府。”[18]

证明经国在下令拘捕雷震之前，早做好一切周详的准备。简言之，发动舆论，使用特务手段，发挥军法制裁的力量，而且，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与气魄。

雷震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熟悉台湾情况的观察家，认为是意想中事，但外国报纸，仍惊奇不已，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社论说：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缺乏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到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来都不象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19]

其余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时代周刊》、合众社等，无不先后著文大加挞伐。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德，气愤不已也公开评蒋，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象是清算反对党。”[20]

九月十三日，蒋先生亲自出马，向访台的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团，解释捕雷的原因，“系该刊所登的文章，对‘共匪’有利”。他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等等，最后，蒋先生故意卖关子：“我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查中。”[21]

官方一口咬定，雷案是法律事件，其实谁都知道那是政治事件，它的用心，是在逃避世人指责。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陈翰珍，即持此说：“雷案根本不是法律问题，完全是因雷震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政治问题。”[22]

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蒋已一意孤行，只好蛮干到底。

军事法庭，发挥高度的工作效率，于二十七日公布起诉书，起诉内容，一无新颖之处，主要说，刘子英接受傅学文的派遣，策反雷震，为匪宣传，雷知情不报，另一名马之骕，曾参加南下工作团，经警总侦讯，由雷军外候审。

起诉书发表的前三天，《自由中国》的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愿对该刊的文章，自负文责，但当局的对象是雷震，故未予理会。

两星期后（十月八日），军法处走完过场，便匆匆结案，以“煽动叛乱罪”判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七年；刘子英陪葬，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八年；马之骕有期徒刑五年；傅正因撰文“攻讦政府，论调激烈”，交感化教育三年。

国民党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在天人共愤的情形下，急速落幕。

雷震下狱，蒋先生父子为之释然，再无需担心岛内的反对声浪，刚刚要出土的新党，亦因此寒流霜雪而摧残。但国外正义的怒潮，却奔腾狂卷。

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宾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

“……雷震的罪名，经失败主义直到颠覆政府，但是他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杭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

……最近盛传……蒋经国正在握权。统治秘密警察的蒋经国，不是美国的朋友，在台湾住的人，最怕的就是他。

国民党有理由畏惧象中国民主党有生气的新党派，此点毫不足异，甚至拥护国民党的人士如胡适，及第三势力如张君劢，目前也很恐俱，或在私下批评。自由中国在哪里呢？它自然不在大陆上，但也没有在台湾。”[23]

詹姆斯·H·泰勒牧师这样反问着：

“起诉书中‘该刘子英图报犹恐不及，断无任意攀诬（雷震）之理。’这说法是错误的。随便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就非常多，有的人们甚至捏词出卖朋友。基于这段错误的说法，雷震被假定‘明知刘子英系匪帮派来使其自己为共党工作的匪谍’。

我并不是说雷震并不知道此事，我也不是说他已经知道此事。我只要问，刘子英说他告诉雷震说他是被共产党派来工作的说法（雷震对此点已予否认），是否就足以构成他确己知道的事实呢？”[24]

美国舆论的抨击，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评雷论蒋，国民党所受到的羞辱，不下于吴国祯事件，或“五二四事件”。但香港报纸，以纯自己人的身分，同样冷峻责骂，署名参斧的一位先生，在《星岛日报》这样说：

“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要象六十年前一样，祸乱迭见。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闭塞言论，一如当年，怎不叫人不寒而栗？‘中兴’之象未见，反而出现末代衰风，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庚子是一个可怖的岁序，过了不祥之年，应化庆气为祥知，否则徒嗟年头不对，于大局何补？”[25]

《德臣西报》(CHINA MILL)的社论，用词遣字，近乎淋漓尽致。香港《工商日报》曾予转载：

“全球人士都想知道雷震将来的命运。现在事情似乎明显得很：蒋氏统治台湾一天，可以预料得到的，不幸的雷震，将会象一个反蒋人物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张学良遭非正式的监禁，几乎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26]

雷震发监执行，胡适等四十人，曾联名请求“特赦”，蒋先生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签注”的结果，不问可知。一九六八年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致函国府，要求赦免雷三分之一的刑期，蒋先生置之不理，到一九七0年九月出狱，雷在新店军人监狱，整整坐了十年牢，一天不少。

刑满出狱，需要交保，堪称中国司法史上的笑话。写自励诗，致《时与潮》停刊一年。雷案发生不久，殷海光先生受迫害，含恨而终，柏杨下狱，李敖判刑，台湾真的安静了，剩下只有喊“蒋总统万岁”的声音了。

注释：[1]殷海光著《剖析国民党》中译本，《南北极》月刊。一九七五年二月第56－57期，第2－5页。

[2]史量才在南京晤蒋，蒋要《申报》停止攻击南京政府，史不允。且说：“你有枪杆子，我有笔杆子！”蒋不悦，下令戴笠，杀史于沪杭公路上。

[3]司马桑敦著《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香港《明报》，第60期（一九七0年十二月），第62－69页。

[4]同[3]。

[5]一九七五年选举前夕，白雅灿散发传单，要求蒋经国公布私人财产等，遭判无期徒刑，现羁狱中。

[6]雷震著《雷霎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出版，第378一379页。

[7]同[6]，第28-29页。

[8]同[1]。

[9]同[6]，第109-111页。

[10] 同[6]，十项准则是：

①不违反三民主义。

②不违反反共抗俄国策。

③不违反国家民族利益。

④不违反领袖意旨。

⑤不为共产主义帮凶，及对匪俄种种政治阴谋寄予同情。

⑥不带有蔑视国家，及崇拜个人自由主义色彩。

⑦不自我鄙弃民族文化传统。

⑧不曲解政策，或故作惊人之论以耸动听闻，煽惑群众。

⑨不散播悲观颓废思想，助长失败主义，压低军民同仇敌汽情绪。

⑩不妨碍国内外团结。

[11]同[6]，第124-126页。

[12]同[6]，第125-136页。

[13]同[6]，第1010－102页。

[14]同[6]，第68页。

[15]同[6]，第69页。

[16]同[6]，第160页。

[17]同[6]，第294--295页。

[18]同[3]，第62-69页。

[19]同[6]，第32页。

[20]同[6]，第35页。

[21] 同[6]，第9-10页。

[22]同[6]，第193页。

[23]同[6]，第37页。

[24]同[6]，第40-41页。

[25]同[6]，第55页。

[26]同[6]，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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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副部长·部长

进入六十年代，台湾承继前十年的安定，虽进取不足，在安定中求发展，却绰有余裕。

政治上，发生几件大事，大致上，喜多于忧。

艾森豪威尔临去秋波，趁旅日之便，顺道访台。蒋、艾森豪威尔南京时代，有过一面之缘。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美国总统屈驾，对蒋先生和他的自由中国的声望，如同火箭升空，光耀环宇。

也有些细微的挫折，无非“小小苍蝇嗡嗡叫”并无伤大雅。

雷震判刑下狱，海内外愤怒激烈的舆论，比想象中更来势汹汹，可谓继吴国祯、孙立人、“五二四事件”以来，最震撼的政治风波。

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北京建交，[1]使国府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

湖口事件，[2]有惊无险。但反映出，少数军队将领对现状的不安与不满，非单纯的“违纪案”那么单纯。

当局的因应，不外乎强化控制手段。五中全会后，举行“党员总登记”，“反攻授旗式”，内容、形式，早已陈旧不堪，难期振衰起弊的作用，可是，观众再无反应，戏还是要演。

经国个人，晋升为二级上将，[3]关于升阶这件事，各方看法，十分分歧。很多战功卓著的将领，发出不平之鸣。“太子凭什么升上将，他有战功吗？”同情者认为，彭孟缉之流，由军安副司令而代参谋总长，以直升机升空的速度向上爬，经国难道不该升上将吗？

这一期间，经国的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其余的如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党的中央常委等等，与军方根本沾不上边，国家安全会议究竟是什么性质？属于国防部的建制？抑总统府直属的机构？亦如五十年代初总统府那个资料室那样，妾身未明。

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既无硬性规定要军人出任，他的几位后任如黄少谷、沈昌焕等，甚至是道地文人。蒋先生此举，除非有意安排经国出任参谋总长，晋阶的本身，殊少积极意义，和苏联勃列日涅夫苏维埃主席任内，升为陆军元帅一样滑稽。唯一的合理解释，为太子未来做国防部副部长[4]铺路。

辅导会的担子，经国挑起来，驾轻就熟。一来，他自己勤奋，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一来有美援作后盾，无资金匮乏之虞。辅导会开山筑路，实业大兴。数年间，又是一片他自己的新天地。

敌人方面，大陆经济，稍见复苏，无外患，无内忧，正是安定民生，经济建国的黄金时期。

敌我形势，相互消长，颇使蒋先生生“观衅而动”的决心。

一九六二年五月，突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配置行动，北投的政工干校，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收复地区的党政干部，从事培训工作。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中，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公开倡言，“为反攻复国开路，贯彻革命任务。”

宁静的宝岛，无复宁静，好象“反攻圣战”，已迫在眉睫。蒋先生不断接见外国记者，重申“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等信念。

北京宣布：国军游击队九批，计一百七十二人，曾先后在大陆沿海海丰、惠阳、惠来、台山等地登陆，遭到擒获，证实，台湾蠢蠢欲动，并非只说不练的宣传攻势。

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诚然，有利于国军采取行动的时机。单靠台湾一岛的力量，想旋转乾坤，蒋先生尽可舌灿莲花，毕竟曲高和寡。

解放军可以放手让国军在闽粤沿海登陆，受地形限制，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在这一边的山区施展。遇到优势兵力的围歼，国军顿成瓮中之鳖，山东之役的故事，即会重演。

国军总兵力，号称六十万，如倾巢而出，台湾空虚，分兵出击，寡不敌众。退一步说送一个野战兵团，约十至十五万人，强行抢滩登陆，暂且不提海军支援，哪来如许规模的渡海工具？登上去，后勤补给又怎么办？后继部队，如何运补？

蒋先生寄希望于“大陆同胞揭竿而起”，这是一厢情愿。曹聚仁说：

“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5]

毛先生的声望，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依旧是“红太阳”，困难只是暂时的，想“揭竿而起”的那一批，早在“肃反”运动中，荡然无存。

蒋先生的一言一行，北京方面，冷眼旁观，可是并不重视。倒是，华盛顿的年轻总统，沉不住气了。这年（一九六二年）八月，肯尼迪提出警告，他说：“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台湾此举，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6]

台北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毫不隐讳地，予以揭载，官方或半官方的中文报纸，奉命一字不提。

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先中立台湾海峡，杜勒斯签的协防条约，比杜鲁门的中立化，虽有进步，华府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奉行决不轻易陷入中国内战泥淖的原则。国军的任何行动，悉在美军协防司令部的监视下，它们的杀手锏是，从汽油、零件，到弹药补给，最多仅有两至三个月的贮藏量。国军轻启战端，肯尼迪指为“自杀”，一语双关，自非过甚其词。

迫于形势，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继停止征收国防捐，而悄然收场。

肯尼迪不仅反对国军轻举妄动，甚至有意和中共改善关系。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倡“围堵而不孤立”之说，罗斯福的遗孀艾莲诺以美国联大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建议中共代表中国，进入联大。上列政治气球，台湾的反应，难堪其次，生时移势易的惊恐是主要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蒋上将以行政院政务委员身分，奉命访美，官方的理由为“会谈中、美共同关切的问题。”背后的文章，那就只好尽在不言中了。

十年前，经国以总政治部主任访问过美国，从心底里，他对美国没有好感，“五二四事件”，稍舒积郁。但也使他自己愈得不到美方的谅解，被迫韬光养晦，六载于兹。

喜不喜欢美国，是个人的情绪，任令情绪左右自己的意志，会阻碍事业的发展。因此，踏上征程，势所必需。

时机上，“五二四”的记忆，一般美国人已经淡忘，正可借此重拾旧欢。陈诚副总统的健康，日益恶的，经国为了接班，寻求美方的认识、谅解，有未雨绸缪的意义。

华府和台北间，再没有共和党时的水乳交融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蒋先生感到忧心忡忡，他自己声言，光复大陆前，决不出国，这项外交任务，只好由经国担任。

美国方面，了解台湾的政局，正在加速新陈代谢的步伐，蒋先生是年七十七岁，身体再好，终究风烛残年，钦定继承人陈诚，不久于人世。所以，美方同样有需要，对这位台湾未来的掌舵人，有个熟悉、面对面了解、评估的机会。

经国此行，采的低姿势，美方亦避免过事声张，双方会谈内容，没有公报，没有共同声明，原则上，皆大欢喜。

但蒋先生，早订下走下一步棋的腹案，经国甫卸行装，政治行情高涨。

蒋先生先召开九全会议，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长严家淦，继陈辞修组阁。

陈患十二指肠溃疡，历有年矣。一九四八年由东北回南京，转沪疗养，住虹桥医院，施行胃部手术，发现肝脏中度硬的。一九六三年，肝疾复发，养病高雄大贝湖，健康每况愈下，召开内阁会议，均扶病出席。

生理状祝，辞修先生早不堪繁剧，精神上，更其烦躁，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坐二望一，但实权和名义，相距甚远，好比为夹心三明治。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

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因而，影响病情。开完一中全会，向蒋先生坚辞院长兼职，蒋先生批示“辞职缓议”，给假一月，暂予静养，经陈再三坚辞，蒋先生“勉强”接受。

经过这段过门，陈去严来，新闻界喻为“黑马”，事实诚是事实，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先生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先生慧眼独锤，一个唯唯诺诺的严静波，不可否认，有私字的成的。

严家淦，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一九0五年生，比经国大五岁，下面是《联合报》写的经历简介：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杭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于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的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五年之久，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杭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调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年三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部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尔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7]

细读这一段经历，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达到完人的标准。

我们体谅新闻人员的苦衷，跟风为环境所逼，所以，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man（唯唯诺诺的人），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做台省主席期间，一般耳熟能详的批评说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有段关于他拘谨不负责任的故事，经杂志揭载，曾传诵一时：

“去年西班牙戈耶画展举行前，中央暨省级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外交部更竭力襄助，因戈邓画展系中西文化协会主办，正当中西二国邦交积极开展之际，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襄助玉成，自属义不容辞。中西文化负责筹备戈耶画展之范君，曾书就呈文，透过私人关系往谒严主席，请拨款（只是三两千元之事）襄助。

主席满口‘好的，好的’，然后在呈文上批示：

‘交教育、财政两厅核议’。公文旅行多日，经教育、财政两厅核议的结果：‘似可照准，惟因经费短绌，如何之处，呈请钧裁’。上行下效的推回主席办公室，范君再谒主席，又是满口‘好的，好的’，并再批交该两厅二度议核。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尚且迟迟不决，其施政大端可想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严氏过去多年来所养成的拘谨习惯，虽荣膺主席，但此一习惯，却无法改变口”[8]

这个故事的精义，在于说明严家淦遇事推事的本领，和张岳军的名言“原则同意，技术研究”，半斤八两，蒋先生，口口声声，要革除官僚政治，他偏偏喜欢这类官僚，原因无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党内资历，除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七大始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九大，临时抱佛脚，升为中央常委。其难服众，显而易见。

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由总统提名，咨请立法院同意，如果立法院诸公，稍露不满，一九四九年，居正组阁受阻的先例，照样历史重演。幸严挨家逐户，登门作揖，兼国民党中央，发动组织机器，强迫支持，立法院这一关，轻舟强渡，顺利抵岸。蒋先生为什么看中这位“新人”呢？说穿了，见怪不怪。我们认为的严的缺点，正是严的优点，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严静波新阁一登场，次一步内阁局部改组。各部会人事，依例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所谓“通过”，并非靠投票决定，如党章所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总裁交议的事，人人赞成，常会的功能，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目的为经国的上升，找个陪衬而已。严家淦接到指示，提名太子为国防部副部长，做数学家俞大维的副手。新闻报导，经国事先一无所知，那天他在合欢山休憩。但和他一道的，却又是他的前任，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上将，[9]益见假戏真做之不易天衣无缝。

俞大维九年前出长国防，弹道专家最大的长处：（1）不过问内部人事，因此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2）他是真正的文人，符合宪法精神，除了跑美国争取军援，即是去金门，慰问驻军将士。

派经国去国防部担任俞的副手，我们可以看出蒋先生爱护儿子的苦心孤诣，以小蒋的能力、经历，他无须屈居他这位亲家的名分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