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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和经国有过相同遭遇的读书人，才能体会到，

这种了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旧式教育，对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是何等不合理，对孩子止常心智的健康发展．是怎样的摧残！

保守的旧传统，在卫道者的眼里，是中国文化的伟大遗产，从某些角度看，它的永久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相对地，这个思想的根源，是封建的、是落伍的，甚至是反动的．和我们的时代是脱节的。所以，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以科学民主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即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蒋先生中了旧思想的毒，一生迷信四维八德的大道理是改造中国的万灵符，甚至被赶出了大陆，在台湾偏安，还在大喊文化复兴，强迫高中学生读《沦语》、《孟子》，还规定每年要祭孔。孔子的后代，可以坐在家里打着麻将领高俸，孔孟学会的招牌，也挂出来了。为曾国藩涂脂抹粉，装扮成伟大的圣贤豪杰。这种扒死人灰的意识形态，强加诸于他儿子的身上，进而加诸受他统治的子民身上，真做到了公私一体，贯彻始终。

所以，我们加以总结，在蒋先生的阴影下，经国旱年的教育，除了在四书五经堆里打滚外，并没有接受到当时欧风西渐现代教育的陶冶，塾馆生活，其实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一九二一年，溪口的蒋家发生了两件大事。

前一年的一月二十七．王太夫人扶病莅沪，和儿子聚到三月返乡，第二年六月，老太太沉疴不起，溘然长逝，这年仅五十八岁，蒋闻讯自广州赶回，已气息奄奄。[4]

母子情深，蒋先生的悲痛和孝思，悉在意料之中。由蒋自撰的挽联“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真情及乎词，一幅生动的写照。

经国顿失这位慈爱的祖母，而且来得这么突然，他的感受，缺文字记载，无从考据。曾为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伤痕和挫失，殆无疑义。

蒋先生和毛福梅的感情，一直不好，做孩子的，当能体会得到。感情再坏，王太夫人在世一天，基于老太太的威严，怕伤老人家的心，表面上，至少要维持一个夫妻的形式。

骤然间，这样一位中流砥柱的老太太去世了，结构上立即发生变化。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它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毋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望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人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子女者，如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5]

这个训词的真实性颇成问题，恐系出诸蒋的授意，由毛思诚事后补进去的，好掩饰以后他和宋美龄结合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蒋的心态。现在又堂堂正正，假“革命”的大帽子，遗弃发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怡诚。

果然，第二年和陈洁如在上海结秦晋之好，[6]他再去和汪兆铭、胡汉民，为自己“人人言弟为好色”去辩护，即无人置信了。

经国年纪轻，先有失去祖母的创痛，次有家庭破碎的震惊，那原是十的沉重的感受。可是在父亲面前，他能反抗吗？反抗又于事何补？

经国和母亲的情感，至深且厚，在他历年发表的文字中，虽少提到生母，怕刺激蒋夫人，伤到父亲的心，仅在江西时代出版的《我在苏联的生活》的自序中，吐露了他的心声：“回忆三十年来，始而寄迹海上，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他写着：“且因邮电不通，音讯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侍汤药，以娱慈母之心。”毛夫人是一九三九年冬，为日机炸死，为了思念无已，出了这本书“用以纪念吾母，并志无涯之哀悼。”留苏期间，发表公开信，清算他父亲那一幕，用字遣词，比蒋的任何一位政敌，骂得还要无情和泼辣，但对母亲，始终亲情似海，未有半句不敬的话，与其说是至孝，毋宁说是出乎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是一种条件下的反射。

毛福梅算不上红颜，只能说是薄命。她是时代的牺牲者，典型的旧式女子，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和大多数她同一时代的女人一样，出生在闭塞的中国农村，假使和其它的女人一样，遵从父母的意旨，嫁个门当户对的庄稼汉，生儿育女，做个“三从四德”的好妻子，就能太太平平地过一生。不过，命运往往捉弄人，她的少女的幻梦，经不起时代的呼啸，给冲破了。前人的经验，“悔教夫婿莫封侯”，现在竟变成她自己的遭遇。夫婿非但郎心似铁，个性更粗鲁，动辄拳打脚踢，曾经有次，从二楼把她摔到楼下，对太太好比对士兵的办法。这些惨痛的往事、在犹是孩子的经国心里，他会做什么想法呢？

一九二二年的三月，经国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经过宁波到上海。他的心情很复杂，和母亲暂时告别，不免有些酸楚，武岭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但是，上海的诱惑力很大，从父亲嘴里，不时听到关于上海的一切，那是个和奉化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父亲的事业，虽然由上海移到了广州，上海依旧是政治中心。这儿年在乡下读书，读来读去离不了塾馆那一套，实在厌倦了，听那些伯伯叔叔说，上海有新式的学堂，能换个环境，总是件好事。

三月的第三天，他考取了万竹小学的四年级。他过去念书的纪录，顾清廉的评语：“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先生自己的观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那都是可信的信史。

经国到上海不久，蒋先生在虞洽卿的资助下，去了广州，且携美眷同行，即经国称呼她“上海姆妈”[7]的陈氏夫人。负责监护经国的责任，落到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身上，缺钱“则向舜耕（陈舜耕曾任台湾铁路局长）及果夫哥哥取”。[8]所以，和父亲还是分隔着的。

在上海念小学，精神、境界都为之豁然开朗，这年的下学期，初次尝试到外国语文，自然科学有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有历史地理，相形之下，和那“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的《诗经·大雅》，岂可以道理计。包括他父亲，在读书的观念上，也向前猛跨了一大步，在家信中叮咛他；

“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

余如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记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亦要留心……”[9]

蒋先生自己念过德文，也念过俄文，结果都半途而废，他这人的语言天才，从他迄今乡音不改这点上，差不多已知过半矣。希望儿子学学英文，至少会有补自己之短的意思，那份爱子心切的情意，任何人都能体会的。

如果说，经国到了上海，就真的摆脱了古文的纠缠，那又是奢想了。前面已经的析过，蒋先生是旧时代教育出来的新人物，他没有勇气，甚至他拒绝重建新的精神生活，连在北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他竟无动于衷，好象未曾发生过。他满足他已经僵化了的思维领域，尽管，他主张经国要学些英文，怕他“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不过，他的出发点是属于功利主义的。而不是要他的儿子去吸收西方新的文化知识。

他耿耿于怀的，还是“必须熟读《孟子》”，“看‘曾公家训”，且延聘王、竺二位，“寓舍教国文”。然而，经国已经不是武岭时代的经国，他不能对周遭的事物，无动于衷。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扩大和求知欲望的升华，纵不敢明目张胆地违背父亲的意旨，对父亲的要求，却愈来愈冷淡，有时候会自问：“经书有它的现

实意义吗？”，“为什么在新文化如此蓬勃的今天，还要开倒车呢？”

或许，有人怀疑：经国当时会不会这么深入呢？不错，他才十三、四岁，年纪很轻，新文化的怒潮，如此奔腾，他不可能在情绪上，不受到激动而萌生出感清的嫩芽。

描叙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动态，已故曹聚仁教授以过来人的经验，这样说：

“我们在三十年后，回看这一段历程，有着思想革命的痕迹，有着文学革命的痕迹，也有着社会革命的痕迹，也有着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痕迹，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而荟集在政治社会革命这一重要浪潮上。”

套用今天时髦的术语，二十年代正出现了“一片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重心虽然放在文学革命上，提倡“文学的革命，革命的文学”，由“五四”引发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其光芒却更胜于文学运动。陈独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先在上海出现。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年便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策动香港海员大罢工，策动京汉铁路罢工亦即惯称的“二七”惨案，以提高工人待遇和民族主义作号召，掀起工人运动。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积极扩充中，团员人数膨胀到四千人以上。

历遭挫折的国民党，逼于孤立无援的形势，兼受苏联十月革命的诱惑，通过陈独秀的介绍，自一九二0年，苏联代表沃亭斯基到上海，和孙中山会晤，双方搭上线后，从此一拍即合，不绝如缕。一九二二年，越飞答应以协助国民党建军为饵，共同携手，奠定了以孙越联合宣言为背景的国共合作的基础。

宣言发表不久，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纪元，共产党员以个人身的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当选为中委和候补的共产党员占了总名额的三的之一（当选中委的有谭平山、张国焘、林祖涵、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于树德），而最重要的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及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却都在共产党员的掌握中。

苏联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加仑将军等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实际上是一切以鲍顾问马首是瞻的苏联势力范围。

广州和上海，虽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两者却都是行动的中心，甚至，上海在思想战线上的巨大功能，借租界势力的荫庇，远超过发号施令的军政重心广州，作为东西文化汇集的重镇，颇陈百花齐放的景象。

宣传共产主义的有《向导》、《新青年》，鼓吹新文学的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民国日报》为国民党发言，《时事新报》反映研究系的心声。作家马彬，在其《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作了如下的陈述。

“……西洋学说，于此时介绍到中国来为最多，‘无政府主义，也于此时出现，共产主义自然成了最热门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文学理论，先后输入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知识青年，读者的兴趣被启发了！学术界空前地呈现辉煌……。”

接着，他提到当时的上海：

“总之，在北伐前的上海，颇有我国百家杂陈的局面，在政治上各样的理论都公开地推陈出来，在文学上，也五花八门，这是激烈进步的现象。”[10]

这四年的时间，经国躬逢其盛地，正生活在这激烈进步的上海，除非他是政治冷血动物，随着那诱人的环境，往昔“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旧境界，还能满足他吗？假使我们无法推翻社会学家“人是环境的产物”的理论，面对这样波斓壮阔的时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毫无疑义的，会在他洁白的心灵上，起着强烈的感染作用。自然，这些变化，是负责监护的王、竺两位所无法理解的。

足资查考的记录，经国在上海求学的过程中，一九二二年“仍在万竹学校”，这年且在学校运动会里，得了亚军，第二年进入浦东中学，一九二五年“赴黄埔省亲”。

事实上值得一书的两件大事，相反地，受到了掩盖。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他思想行动起了重大变化的明证，更是他人生旅途的转折点。

依据马彬的分类，那时期知识的子的思想，除掉保守派外，大致可以归入渐进与急进两种，经国是后者，这从他勇敢的投到“五卅”爱国运动的行列里，可以得到结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反英、反日大罢工。起因是这月的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枪杀了一位工人顾正红，于是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联合在上海租界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游行时部分工人、学生因遭到英租界巡捕的杀害，爱国志士的血触发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举行了总罢市，酿成历史上的“五卅”惨案。经国和其它很多爱国青年一样，坚决地站到反帝国主义这一边，是游行示威的成员之一。

经国的行为，固得到同学师长的赞许，但却支付了很大的代价。学校当局的保守派片面地，武断地认为，这个年轻人有造反的趋向，给予他一项意想不到的惩处—开除。罪名“该生行为不轨”。在当时开除是

件很不名誉的事，带着满腔愤怒不平，大概在这年的六、七月，告别上海，去了北京，进了吴稚晖的外语学系。这多半是他父亲的意思，希望吴敬恒好好管教一下，免得再闹出上海那样的笑话来。不过，经国已非池中之物，“吴妖怪”也没有办法约束这位世侄，政治觉悟越高，对革命的胆识越大，不久即加入当地学生发动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代表学校当局的吴伯伯，自然不会给他开除的惩罚，军阀当局却冷峻地执法如山，把他判处了两个星期的监禁。

恢复自由后的经国，仿徨苦闷，最后选择了，还是去广州吧！是北方的初秋，他跳上从天津开往南方的一艘轮船，结束短暂的故都之旅。

注释：[1]《蒋经国先生一言论著述汇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这本书共十二大册, 经过篡改等手脚，很多重要的文献，均未收入。

[2]蒋经国著《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3]同[2]。

[4]汪日章、唐瑞福合著《蒋介石的故乡》，发表于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公报》。

[5]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

[6]参阅丁依著《蒋介石婚姻生活考》，香港《南北极》月刊、陈忠人著《纪念外婆—陈洁如》，香港《百姓》第49期。

[7]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

[8]同[6]。

[9]同[2]。

[10]马彬著《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马彬另一笔名南宫博，专写历史小说著名，他的论著，其实远胜过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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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逸仙大学

中国一向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傲视环宇，因而产生出天朝文化中心论的骄傲和优越感。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我们祖先把国名定为中国，自许为宇宙的中心，它的周围则是蛮夷之邦，化外之民，即使到今天，称洋人仍是洋鬼子，而非平等待之。

不错，数中国儿千年的历史，它有过辉煌期，也有过衰落期。唐代万邦来朝，我们的东邻日本，甚至派遣大量留学生，乘风破浪，到长安拜师入学。丝绸之路，首启外贸之端。

历史是一面镜子，同样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自视甚高的结果，适应性就比较差，对任何外来文化，悉采鄙夷峻拒的态度。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的假面具拆穿了。后代子孙，为祖先们的骄傲和偏见，付出巨大的代价。继外侮日甚，有识之士觉醒到，非坚甲利兵，不足以保中华于不坠。接着倡“自强运动”，以张之洞为首的士大夫喊

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且在这个指导原则下，派青年士子，出洋留学，大搞洋务运动。

留学的目的地，始则欧美。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咸认日本的“明治维新”，值得我们效法，改去东洋。一时留日的风气，取代留英、留美的热潮。蒋介石、阎锡山、张群等选择日本，正说明当时的风向。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如洪水般倾泻，开青年人向往苏联的滥觞。最初只有瞿秋白等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首途赤都，稍后，刘少奇、李立三、秦邦宪等革命青年，个别或集体的，奔向红朝。待苏联在华的势力，扶摇直上，留学苏联的吸引和一号召，顿成时尚。

解释留苏何以狂热一时的背景，我们势必对当时的政治情势，略作回顾。

从民族感情上，对于这位北方的近邻，从无好感。北极熊的侵略性，比起大英帝国，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由依凡到尼古拉斯，中国所丧失的土地面积，超过欧洲许多小国的总和。其次，俄罗斯民族的科技文化，无法和英美放在相同的天平上，鲜少值得效法的地方。

形势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就历史的意义，二十年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逆转。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渊源于美国的民主政治，

期以取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三民主义宏伟主张，虽抄自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追溯更远一点，原是位瑞士医生的创见。其思想立论，哲学基础和那位长一脸大胡子的德国犹太，马克思的学说，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不幸的，孙先生奔走呼号的革命运动，没有乔治·华盛顿那么顺利，更不如列宁那么走运，他给中国开的药，中国病人吞服不一下。

国民党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的政党，单靠向军阀依附，注定大业难成。特别是一九二二年，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公开叛变，孙受此沉重打击，离穗赴沪，开始国民党的重组与改造。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始认定用西方式似有似无，组织，松散的政党组织，不适宜中国的国情。那就是党要类似黑社会的紧密结构，党员要纳入组织系统，绝对地服从纪律，接受精英领导。精神方法上，修正为独裁的组织领导，一党专政。可是把观念付诸行动，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缺少此项经验和技术。于是，赋予苏联插手中国革命的机会。

孙中山和列宁搭线，始于一九一八年，由上海发给列宁的电报里说：“中苏人民有共同目标”，预言“两国的革命运动将联合解放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1]

这年八月，齐雪林（G. V. Chicherin）外长热情地回复孙的电报，大灌罗宋汤，称孙为“可敬的导师”，打开布尔什维克运动进入中国的通道。

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Lea Karak-han）(2)宣言》发表，声明苏联政府愿放弃以前帝俄和满清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特别提示一项苏维埃运动－－协助被压迫的东方民族，尤其是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解放运动。

这样一个冠冕堂皇，掷地有声的宣言，尽管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履行诺言，当时，在中国人民中所产生的震撼，尤其是对历经挫折的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却非同小可。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和越飞（Adalf A. Joffe）发表联合宣言，芝加哥教师出身的鲍罗廷（Michael Boradin）(3)接踵来华。

南方的广州政府，处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乃变成不得不尔的行动方向。

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北京，但无碍苏联与）广州的蜜月关系，七月一日，成立军政府，十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中，[4]鲍罗廷宣布，莫斯科成立孙逸仙大学，并建议选送学生，前往苏联。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三人为成员的选拔委员会，同时成立。

苏联决定此举的原因，一石二鸟。正面的意义，表示对孙中山的崇敬，特设一个大学，来纪念他。侧面的目的，进一步在中国投资，为无产阶级革命施肥播种。

“孙大”招生的消息，一经公布，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纷纷报名投考，广东一地，即达千名以上。的析青年们的心理动机，曾是过来人的王觉源提供他自己的经验如下：

“当着神秘性的俄国革命真相，还在巧饰宣传，没有揭穿的阶段，世界的政冶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一般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大体相同的想法：我们并非生性怀疑别人是否具有真理和已够幸福。但对于苏联的现状，我们被迫如果不在思想上有听决断．就应该在行动上有所决断，现在既然在大部分思想和行动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的决断和他们有所不同，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不同在哪里？如果我们与共产党人是在同一世界内致力于相反的目的，那就该看我们与他们的目的在哪里与怎样相反？当两种目的相遇与冲突时，我们必须注意究竟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目的被粉碎。不管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首先必须有一种直接的观察和了解！由是一九一七年以后，‘到苏联去看看！’在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中，便形成一种普通的愿望。正在内忧外患痛苦呻吟中的中国青年，在这一新的诱惑与好奇心理下，自然，也有着美丽的憧憬！适逢其会，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重建革命基地开府广州。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领袖列宁之奉献殷勤；另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或有可供我们观摩之一处。在这种情感与理智激荡下，于是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从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涌上西伯利亚的征途，‘到苏联去看看！’”[5]

实际获得录取的幸运者，仅三百四十名，[6]其中三十名，由鲍罗廷推荐，他们则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包括本书的主角蒋经国在内。

经国和他的同学王觉源一样，固有好奇的成分，更大的理由，要数他当时狂热的革命意志。

两项证据，足资支持此说。这年六月，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期间，因参加上海“反抗五卅惨案”的大游行，遭保守的学校当局，开除学籍。[7]

满怀愤怒，去了北京，入吴稚晖办的子弟学校—北京外语补习学校(8)短暂停留，曾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下狱两周。[9]

这时候，经国不过是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放下书包，走到街头，走向群众，去参与反帝、反军阀的示威游行，一反普通中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和对国事的冷漠，没有点勇气，没有点激情，那是绝无可能的。套用江青“文革”时的术语，经国不愧为“革命闯将”。

环境方面，他父亲被称为“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10]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耳濡目染，焉能无动于衷。

处此情况，为了追寻理想，坚持信仰，献身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大业，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就再自然不过了。

蒋先生的意见，处于两可之间。经国既无心念书，且到处闹事，一时并想不出很好的安排。客观形势，既有孙逸仙大学的创设，鲍罗廷的引荐，顺着儿子的意思，让他到俄罗斯去锻炼锻炼，未尝不是件好事。

新出现的资料，否决前述推断，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独持异议：

“留学，是蒋经国从上海到广州后不久，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苏联，这不仅在蒋介石从苏联写给外婆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分明白的表达，而且在蒋经国留苏问题上同外婆商量时，他也重复表示过。

蒋介石后来所以勉强赞同，仅仅因为我外、婆的一再劝说，支持蒋经国的留学大志。经国去苏后，经济上很少得到蒋介石的接济，因此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是相当窘迫的。还是外婆知愉后，将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陈果夫转汇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11]

要找出蒋先生不喜欢苏联的证据，千千万万，问题就在于那个时期的蒋介石。一九二五年，蒋介石、鲍罗廷正打得火热，没有苏联的卢布、枪枝，当年黄埔军校都无法成立，不喜欢苏联，他绝不会叫出“以苏联为师”的口号来。

一九二五年，蒋陈结婚，才三年不到，枕边细语，陈对蒋有相当分量的影响力，人人可以置信。经国留学这件事，蒋会固执到非要“一再劝说”，才“勉强赞同”，恐怕与蒋的为人个性不合，有保留存疑之处。

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送经国去莫斯科，这个注他不下吗？后来纬国去柏林，不正是南京向希特勒认同之际吗？至于一九二七年以后的戏剧性发展，使得蒋先生噬脐莫及，那是连神仙都料不到的。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和第一批二十二位同学，[12]搭上一艘苏轮，经过三昼夜的航行，从广州抵达上海，借候船之便，和毛福梅作短暂团聚。

经国的鸿鹄之志，则是毛夫人所无法了解的，“革命”等新鲜词儿，几乎听厌了，革命使她丢了丈夫，现在恐怕又有失去独生子的危险。怎么解释，奇 -書∧ 網毛夫人也不懂，革命何以非到那个远在天边的地方。毛福梅流了无限眼泪，经国除了安慰，一样涕泪纵横。但是，改变是不可能的了。

去苏联的行程，共有三条路线。一为从哈尔滨，转中东铁路，但满洲为张作霖控制，安全有顾虑。二为转道欧洲去莫斯科，路太远，旅费太贵。三为从上海搭苏联货轮，到海参崴，改走陆路。

海参崴，历史上曾是大清帝国的疆土，咸丰手里，割给帝俄，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苏联东方重要的海军军港，西伯利亚铁道终点于此，故贸易颇盛。

中国色彩，仍很浓厚，华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近乎半华半俄，华人经营的餐馆、茶室、赌馆、戏院、烟馆，应有尽有。第三国际负责接待的，是位德国犹太人韦登麦，[13]除了朔风凛冽，万里冰封，冷得不太习惯以外，并无异乡异样的感觉。

四天半后，登上去莫斯科的火车。这是一段枯寂漫长的行程，每人分配到自己的床位，可惜，是双层硬席，车外漫天飞雪，人人冻得哆嗦不已，车内竟无取暖设备。因缺原煤，车头引擎的动力，依靠木材，行驶缓慢，更逢站必停。车上没有餐车，没有饮水，悉赖停站供应。这就象我们在《齐瓦哥医生》影片中所看到的场面，那么寒怆了。

海参崴距莫斯科，七千四百公里，经国的一位旅途同伴，把此行见闻，描叙得很细致生动，兹摘要援引：

“火车自海参崴出发，因为路线弯曲，地势高低不平，以故车行甚缓，第三天才到赤塔。这是西伯利亚的东部重镇，为原日远东政府首府。纵贯东三省的中东铁路，即在此接轨。这仿佛一把利剑，当胸插入我国东北的心脏，而刀柄就在这赤塔！我们正在赤塔站上欣赏风光，忽然一个武装兵，紧追着一位湖南籍同学，直迫车箱。其势汹汹，仿佛是抓强盗似的。我们查问情由，才知道这位同学曾以自备照相机在车站摄取风景。这是他们的法律所不容许的。经过再三解释，卒将胶卷没收了事。但这位同学却已吓得面无人色了。赤塔西行第三天的早上，远远望见贝加尔湖。绿波荡漾，水天一色。晌午始近湖滨，接连穿过几十个山洞，山洞都是在湖滨岩石之下开凿而成的。隧道虽多，但都很短，车行其中，一如游龙穿洞，宛延曲折，景致绝佳。吾人身在车中，乍明乍暗，亦生情趣。湖的南端，火车靠站，大家一拥而下，争相欣赏这世界第一深水的内陆大湖。一片汪洋，如临火海，唯一可资凭吊的，就是兀立湖滨的一座小神龛，用火砖砌成，不过数尺见方，龛内空无一物。据说这就是当年苏武牧羊北海时栖身的所在。除此可供留恶之外，其它实无可观。

伊尔库次克以西，东方色彩，亦逐渐淡薄而趋于消失。这城是西伯利亚的首府，为既往总督驻节地。其规模之大，工业之盛，在当时的西伯利亚区，实首屈一指。这从车站建筑之宏伟及工厂烟囱之林立情况下，亦可窥知一二。但时势推移，不久之后，这种优势，又为其它新兴城市所取代了。苏境内有几座大桥，其中以伏尔加（旧称涅瓦河）大桥为最长。桥的两瑞及中间桥墩上，都站有士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甚为严密。火车过桥，必将窗门关闭，不准窥视，仅可从时间上推知其长度而已，漫长的旅程，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到达终点——莫斯科。若自广州出发之日算起，沿途连行带住，大约是一个月光景。”

孙逸仙大学，位莫斯科阿罗罕街，坐东朝西，是一座平庸的方形建筑物、正面有个花园，当中是甬道，两旁栽了些花木。隔着马路．座落着一所大教堂，建筑甚别致，中间突出一个大圆顶，四面环绕着四个圆顶，成莲花形，据称规模仅次于罗马大教堂，居世界寺院第二位教堂四周的广场，即是“孙大”学生早操、散步、溜冰运动的场所。

苏联平民，差不多没有人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15]保密反正是共产党人的习惯。学校的建筑规模，比想象中差得多，它的外表象个党政机关，而不象个生动活泼的大学。经国对一这些都不介意，到革命的摇篮里，读书求知，并不是他万里迢迢的目的。

当他跨进“孙大”的大门，等迎着的是一群自京、津先期到达的同学，问长问短，亲切热情。事务长博古列也夫，早做好充分的准备，从饭票、理发票、电车票、寝具到日用品如梳子、鞋油等，井井有条，一应俱全。经国感到特别有兴趣的是，学校方面为每一个人准备好奇怪的俄罗斯名字。尼古拉同志，从此长期替代建丰和经国。听起来怪别扭，感觉却很新鲜。

学校采小班制上课，经国和其它二十一位同学，“恰好编作一个教授班”，教室宽大，每人大桌子一张，上课、自修、开会、休息都在此。

课程计有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资本论）、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

一天八小时课程，“其余一半时间”，毛以亨说“学生都在开会，讨论问题做结论。[16]

王觉源也说“孙大”是以学术做幌子，没有念书求知这回事，它的口号是‘开会第一，上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在规定的作息时间内有会，清早有会，午夜有会，会不完，不准去上课，上课的是“学院派”、“个人主义”：会不停，不许吃饭。吃饭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私主义”。

这种训练，极其机械刻板，他们为它定了名字—“行动学习”，包括下列四种：(1)自我批评，各人要从家世、出身、经历、志愿，彻底的予以坦白交待，自我检讨，自我批评。(2)连环监视，参加组织的细胞，思想行动，随时随地都有人秘密监视，而且连环式的互不脱竹，脱节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罚。(3)限交日记，日常生活、思想、行动，要逐一详细记载，上级随时予以检查。(4)参加工作，要写讲义，负责油印校对，出壁报，编新闻等等。

不幸，这样的训练方式．后来经国把它移植到中国，台湾北投的复兴岗就是成功的“孙大”翻版。校长王升没有去过苏联，却学会拉狄克、米夫的本事，且弄得维妙维肖。

名义上，“孙大”为纪念孙逸仙而设，目的为中国革命培养革命干部。全部课程中，没有半个钟点涉猎到三民主义造就的干部，亦以训练共产党人为目标。

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领袖的，计有邓小平、廖承志、林祖涵、乌兰夫等。乌兰夫和蒋经国且是坐同一张凳子的“孙大”同学。[17]

早期中国留学生，上课靠翻译做桥梁，日本如此，苏联亦不例外。但经国苦学俄语，他的俄文，即此时奠下的基础。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条约谈判和签汀时，他是成员之一，以后担任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协助熊式辉和苏联人办交涉，也都借重他的俄文和旅苏经验。马林科夫偏说他讲的俄语听不懂，则是故意奚落的成分居多了。开学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始举行开学典礼。那天，

“红军之父”托洛茨基亲临主持，[18]地点假工会的大厦举行，礼堂正中，孙中山、列宁的画像并列。托洛茨基能言善道，手舞足蹈，他那富煽动性的言辞，打动台下无数听众。经国的感觉，与众不同。蒋先生一九二三年访苏，遇到的正是这位军事天才，他对托的衷心折服，和他日后变成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可能由此开其端。

革命后的苏联，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对中国的留学生，则出奇的慷慨。刚开始，一日五餐，后改三餐，面包黑自兼备，取之不尽。牛奶肉类，绰有余裕。生活津贴，每月二十卢布，一般多花在烟、酒和“中国饭”上。

男女关系，本着“性解放”的风气，十分随便，交往对象，先是自己人，再向外发展“向俄罗斯女孩进攻”。精力正旺的经国，“不弹此调，有空看书，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19]

反映经国当时对赤都的印象，可借助部的他写的日记。

“这就是我的早饭。’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他又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青年，我们对你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从前能够读书的，只是富家子孙，现在每个劳动者，都有读书的机会。当然的，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所以，我们还很苦。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光明的前途，亦都是非常乐观。现在我们莫斯科大学中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九是工人，这都是将来为人民创造幸福的人们，我今天虽然很苦，但将来是幸福的……。

有位铁匠出身的国家商店店员，因为算错了帐，受到讥讽，但却表示他的信心说：我是一个铁匠，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们工厂的党部就派我来此学习，只要能吃苦，有恒心，令天算得虽慢，明天就会快起来的；今天国家虽弱，明天就会强起来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把国家的总算盘算错了。革命以前这都是莫斯科资本家大商人的避署处。现在都归国有，给劳动者享福！这是我们俄国革命者流血的结果。从前在这许多房屋中，这样好的风景区内，只有三、四十个有钱的剥削者，可以过快乐的生活，现在所内有八百个工人休养。”[20]

字里行间，尼古拉同志，对他未来的“祖国”，从心底里赞美、钦佩，以致毫无保留地认同。中国的希望，进而人类的希望，全靠苏联做救星。共产主义、列宁、托洛茨基，将为黑暗的世界，带来希望的光芒。

革命后的新生事物，很多都是真实的，布尔乔维亚们，朝气蓬勃，的确胸怀大志，以解救人类为己任，配合巧妙的宣传，伟大的空话，在世界各地的青年心目中震荡，包括约翰·里德，[21]那位美国作家在内。

不幸地，很多虚假的东西，乌托邦式的理想，经国缺少透视的能力。一方面，他知识有限，思想真空；一方面，他对主义信仰的狂热，把理智泯灭了，这是青年人的通病，非独经国为然。

正因为信仰坚定，“孙大”党组织，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他抵达赤都的第八个星期，以火箭速度，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要求。[22]

很多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到了莫斯科后，降为后补，经国轻易地纳入组织，第三国际东方部的特殊青睐，拆开来看，别有用心。

办“孙大”，在国民党身上下注，苏联当局，既非办慈善事业，它的目的明显不过；经济投资，为政治服务。把国民党人，改变为共产党员。经国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他能走在群众前面，对“中国国民党旅莫左派”的游离派，其诱导和示范作用，会有非凡的功效。

由共青团，后来升为预备党员，等于开过戒的出家人，很多同学之类钦羡不已。但是，到他回国前夕，苏联当局实际上已停止他的党权，卸下袈裟，毅然还俗，一九七0年，“台独”公开指责他未脱离党（共产）籍，其实是不明真相，或借题发挥。

注释：

[1]Ytteh Shedg ．Sun Yat-Sen University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f1 Personal Account，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P. 9盛岳，留苏六年，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之一。在国府驻乌拉圭大使任后退休，现居伯拉奥托市。

[2]加拉罕付代理人民外交理事长，后任驻中国大使（北洋政府）。

[3]中国国民党党章，鲍罗延根据苏联共产党党章，译成英文，廖仲恺改译为中文，延用迄今。

[4]同[1]。

[5]王觉源著《留苏回忆录》，一九六九年九月，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王觉源和经国等二十二人，第一批留苏学生，前住东联，曾任国防大学教授，观已退休。

[6]同[1]。盛岳和王觉源的数字，相差二十名。

[7]哥伦比亚大学编《民国人名大辞典》。

[8]《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 ,一九八三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9]同[7]。

[10]马彬著《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11]陈忠人著《纪念外婆一陈洁如》，香港《百姓》49期（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

[12]同[5]。

[13]同[5]。

[14]同[5]。

[15]同[1]。

[16]毛以亨著《苏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17]蒋经国自己承认，和乌兰夫同坐一张凳子。

[18]同[1]。

[19] 同[1]。

[20]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一九四八年上海前锋出版社出版。

[21]约翰·里德（John Reed)著《震撼的世界十日》，拍摄电影，一九八二年得纪录片奖。

[22]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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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尼古拉同志

国共合作，本来就是一对临时凑合的野鸳鸯（mar-riage of convenience)。国民党人，借联俄以内抗军阀，外御帝国主义。苏联鉴于欧洲的共产运动，已趋式微，为了避免孤立，急于在东方寻找出路，那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就订下的长期策略。

战术上，认定列强对中国资源和市场的霸占掠夺，只有在唯一的条件下方能如愿以偿，即永远保持一个衰弱和的裂的中国。因应之道，是将中国革命阵线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牢固的大联盟。中国人口多，且都是世代耕种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农民队伍”。

共产党的力量，当时还不够壮大，尚在襁褓时期，陈独秀等这批骨干，一时毕竟成不了大器。将就形势，必须先在国民党头上投资，把共产党人，巧妙地寄生到国民党的组织里，等待时机，再决战摊牌。

这种纯以利害结合的“合作”，随时会因利害的违背而分裂，关键在乎形势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