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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有警惕，国共间的冲突斗争，愈来愈表面化。然而，绝据割席的形势，尚不具备。

北伐军的进展，出乎意料之外的迅速。一九二六年十月，革命军已席卷两湖和赣闽。就在这个时候，南方政府北移的结果，权力中心分化，南昌的总司令部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互唱对台。

宁汉的裂的症结在夺权，国民党内的左翼提出“反对军事独裁”、“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对象是蒋介石、张静江。蒋介石握有枪杆子，兼有国民党内的右翼集团做后盾。岂是这么轻易就范的，加上上海财团的大量经济援助，于是全力反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乘中共方面丝毫无备之际，使出杀手锏，把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和中共的党员干部，用机枪大刀，杀得血流成渠。国民党称此为“清党”，中共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或“四一二大屠杀”。

第三国际原寄厚望于唐生智、冯玉样和蒋介石较量一下，讵料这最后的希望亦告落空，武汉政府解体，莫斯科的钦差人臣鲍罗廷等，弄得一脸晦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七月黯然归国。

中国国内形势的遽变，虽有其必然性，托洛茨基、斯人林等却从没有料到会这么快。蒋介石翻起脸来，如此六亲不认。

三月底，上海工人群众起义，支援革命军争夺上海的军事行动，二十一日，白宝生的部队全面溃败，国民军胜利占领。

消息传到莫斯科，“孙大”学生的狂喜，如晴天霹雳，有的彼此拥抱，相互握手，有的涕泪交流，难抑喜悦情绪。[1]《国际新闻通讯》记下当时苏联的反应，“孙大”学生的回声。

“上海收复的消息，今晨在莫斯科传开，首都人民一致欢欣鼓舞。工厂下班后，各地纷纷集会，听取革命军大捷的意义。

下午四点，第三国际广场前，逾千群众集会。孙逸仙大学的学生，结队游街时，担任前导。墨兹同志、卡洛罗夫同志以及中共代表，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集会至黄昏始散…。”[2]

《真理报》社论，以“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为题，大胆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和获得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

俄罗斯少女，围着中国留学生，广送秋波，认为这批人是未来中国的领袖群。比较大胆的，甚至主动献身，要求被带回中国。

四月五日，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尚坚持没有驱逐国民党右派的必要，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

“孙大”筹备隆重庆祝“五一”，一幅巨大的蒋介石油画肖像，正赶工绘制中，准备红场游行时，和马、恩、列等同时亮相，表示对蒋的尊崇。[3]

讵料，坏消息紧随着好消息而来。过早的乐观，证明有欠成熟，蒋介石心头一狠，枪头转向，以往意气奋发的工人纠察队、地下党，转眼间，失踪、屠杀，全成了国军刀下冤魂。

这一幕人间惨状，在那部描写智利政变的影片《失踪》里，能帮助我们窥其大概。

“孙大”群情哗然，通过群众集会，批评声讨，一致通过致武汉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其中声讨最激烈，言词最动人的，首推蒋经国。据一个目击者说：“获得全体学生的反应，如雷般的掌声。”数天后，发表声明一纸，公开谴责，塔斯社予以传达世界各地，译文如下：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4]

经国此举，和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大相径庭，卫道之士啧有烦言，可是，我们别忘了，他的处境和他当时是共青团员这个事实，中共革命期间，包括建国后的“土改”、“五反”，不也是要求党员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吗？我们又何能偏责作为贤者的经国！

中国上空的风雷，虽给旅苏的“孙大”学生，带来尴尬处境，苏联人改以鄙视的眼光，对待中国人。只经国的声誉，与日俱增。

盛岳说：

“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5]

夏天，第三国际东方部，看大势已去，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学生归国，谷正纲等人，乃于此时归返。

武汉政府举行清党后，苏联当局恼羞成怒，采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国共不分，大量驱逐中国学生离境。

假设照这方案执行，经国后期的十年苏联生活，即可避免了。其奈，苏联方面接受鲍罗廷的建议改变上项决定。鲍罗廷的意见是：“此时遣送中国学生回国，等于帮助国民党执行其清党工作，如系共产分子，等于送他们上刀俎，不如及时控制及软禁这批青年。如其不愿，等待相当时日后，再行遣送，亦不致误事。到那时候，中国的革命情势，或能好转。纵或不能，国民党中央，对于由苏回国的学生，即令不加杀害，也会不敢去信任。”[6]

第三国际，非仅没有因父亲的事，迁怒儿子，且在苏联政府的安排下，选送到列宁格勒，进入红军军政学校（Central一Tolrnatchef Mititary＆PoliticalInstitute）深造。

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他的对手；外斗，罗斯福亦差之远甚。[7]就斯大林言，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这颗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

托玛卡军政学校，位于列宁格勒的尼罗河畔，对面矗立彼得官，左面是共和大桥，右面是彼得半岛。苏联城市中，仅列宁格勒最富欧洲建筑色彩，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经国对这故都，印象深刻，所以，他说“列宁城中的风景有特别的风味。”

这里，是正规的军事学府，组成分子和“孙大”大异其趣。上课不用翻译，课程偏用军事技术，是为红军训练军事指挥官的所在。

经国一生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拥有二级上将军衔，引起不少非议。可是勃列日涅夫生前，不也是升为苏联陆军元帅吗？战场经验固一无所有，却是正宗军校出身，后来被斯大林整肃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MarshalTukashevsky），就是他的战术教官。

托玛卡学校，除了教军事，同时教政治。红军以政治为灵魂，且区分党的工作与军事政治工作两种。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他自己的心得：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军事政治工作对象为非党员群众，党对两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互相发生关系，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相同的。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党代表除作宣传训练工作外，尚有检查及监视军官命令正确与否的责任。”[8]

红军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解放军依样画葫芦，把美式装备的国军，三年内，摧枯拉朽，打得一败涂地，担任国军政工局长的“孙大”学生邓文仪，束手无策。一九五O年，由经国接手，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企图让他从二十二年前的旧笔记里，找到重整国军和巩固台湾基地的答案。于是海峡两岸，标榜的主义迥异，控制军队的方法雷同。

经国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久，但成绩斐然。其研究重点，为游击战术，且写成出色的研究报告，因而受到苏联党政机构的重视，吸收他为预备党员，留校担任翻译。

据“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记载，他已经有倦鸟知返的情绪，希望苏联当局允许他回国。第三国际，拒其所请，他再度要求，分发到红军工作，这个请求也落了空。有关他归国的去处，辞典没有作进一步说明，究竟是回到“叛徒”的父亲身边，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呢？还是继续革命的壮志，前往白区上海，坚持和国民党的流血斗争呢？

另一个使经国想归国的理由，是他和托洛茨基联成一体的意识形态，他是公开同情托洛茨基的托派，卷入到苏联内部党争的漩涡里，[9]“孙大”校长拉狄克遭到整肃，近百个中国学生，进集中营监禁劳改，包括充配到西伯利亚充淘金工人。

经国沾了是蒋介石儿子的光，没有遭殃，权力斗争中，斯大林取得胜利，大势已定，亦莫可奈何。假使，内心里他仍坚持托洛茨基式的信念，留下去，接受斯大林的领导，就宁愿归国。

中国的革命形势，空前困难。有抱负的同志，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土上，前往第一线，才非空谈革命。

经国自己怎么想，没有得到可靠的信史之前，将永远是个谜。任何猜测，都是枉然。

斯大林下着妙棋，不让他回国，可也不让他参加红军的行列。某种意义上，经国变成斯大林的人质，斯大林心里想：“你就慢慢儿等着吧！”

一九二八年六月，经国奉命担任列宁大学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这个任务，轻松愉快。俄文俄语，已有相当基础，又是苏联的识途老马。

他最愉快的使命，是率领“列大”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过去，他被率领，现在他率领别人，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

苏联的目的，不外乎向中国学生炫耀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体化的光荣成果”，所以，参观团看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经国此行，留下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在顿河旁洛斯脱夫城的附近，他看见了欧洲最大的国家农场，面积一千二百亩，机器操作，农场用飞机送信发报。使他为之惊讶的：“工人所住的，都是小洋房，每晨去上工，都是用汽车接送。农场中有俱乐部、电影场、医院、学校、"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公园种种设备。”(10)

在洛斯脱夫城，经国参观了一个农业机器制造厂，但机器都是德国造的。四十年前的苏联，和今天许多开发中的国家相仿，落后贫穷。共产主义再优越，还是造不出机器来，非靠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不可。可惜，经国的世界观，狭窄得很，他的心智被苏联的宣传所蒙蔽了。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挑选的样板。斯大林主义，差点毁了苏联的农业生产，即使到今天，苏联产的小麦，还是喂不饱“幸福”的苏联平民呢！

此行，看到斯大林母亲，和“她说了几句话”，看到“伟大领袖”的母亲，不能不说是三生有幸。

可是，返回首都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不久住进莫斯科医院。据医生说，进医院的头三天，他根本不省人事，温度常在38度与39．5度之间。

病很快痊愈复元。所获得的人生启示，十分深远。

“在病中觉得格外忧闷．我进医院之后，只有三个俄国朋友常来看我，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

没有中国朋友照顾他，使他很感喟，“有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死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11]

可见，所谓“同志间至高无上的革命情操”，“心携心，手携手”的阶级感情，都是虚伪的教条口号，尼古拉同志生病，他们跑得远远的，口头上，却“非常亲热。”

纽约世家，当过副总统的洛克菲勒，[12]生前没有朋友，他怕人家打他钱的主意。回国的经国，春风得意，他和纳尔逊一样，孤独得很，怀疑别人想利用他的权势，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早年的环境，现实的教训，应当是这个心理形成的主要因素。莫斯科病中的感触，等于在他心底留下一道疮痕，这个疮痕，随着时间慢慢扩大，到了后期，他连半个朋友都没有了。官越做越大，朋友越来越少，成为他性格上最大的弱点。身体一复元，十月间，苏联当局的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的劳工生活。

工厂设在莫斯科城外，宿舍却在莫斯科市中心。上工挤电车，好容易挤上去，在车中挤得动都不能动。清晨凭票领面包，有时候缺货领不到，就得饿肚子。上工要在社会主义的竞赛空气下，参加生产竞赛。吃完午饭，要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政治谈话，晚上要到工程夜校去上课，到家已是十二点，面包店关门，又要准备饿肚子。

这样刻板的作息表，清晰地勾画出他在狄拿马做工人期间的生活轮廓。

经过如是恶劣环境下的劳动体验，苏联共产党的

美丽理想和他生活面接触到的丑恶现实，难免不在他的思想领域里，发生尖锐的冲突，诚如毛以亨所说的，他毕竟是个“有国民党本质的共产主义者”。

可怜这样的日子，他即使想恋栈，也不可能。根据“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说法，经国在一次会议中，因对王明（陈绍禹）的攻击，王予以报复，第三国际认为蒋犯了错误，需要接受党的改造教育，“改造”也者，惩处的代名词。

经国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而得罪了王明呢？王有权势，是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一言九鼎，挟洋自重。他建议把经国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经国不服，向苏联党政机关申诉，名义上，念他身体太坏，骨子里，斯大林怕轻易失掉这颗棋子，改派到莫斯科附近一个农庄，插队做农民去了。

注释：[1]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ersonal Account，Kansas.The Uni－versity of Kansas,1971,P119.

[2]同[1]。

[3]同[1]。

[4]同[1]。

[5]同[1]。

[6]王觉源著《留苏回忆录》，合北三民书局出版。

[7]斯大林以对日参战为饵，要挟罗斯福签《雅尔塔协定》，牺牲中国东北的权益。

[8]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一九四八年上海前锋出版社出版。

[9]同[1]。

[10]同[8]。

[11]同[8]。

[12]洛克菲勒的全名是Nelson Rockf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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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席·技师·厂长

一九三一年，苏联发生大饥荒，产生饥荒的原因，主要是人谋不臧，是斯大林加速集体化，“在农村中开辟广阔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的结果。农民农奴化，抵制反抗的情绪，于焉滋长，举国饥荒，惨到人食人的境地。[1]

消费品、食用品，如鱼肉、糖、肥皂、牙粉、鞋、袜等，无论城市农村，一概奇缺，即使有再多的卢布，亦徒劳无功。

是否因为经济的条件，还是王明的打击报复，非送经国到农村去体验集体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一家之言，没有别的有一力资料，足以反证。

无沦如何．把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化、罗曼主义化的经国，再没有比这个考验，更具挑战性了。

大政治环境、反托斗争、全面清党，正进行的如火如茶。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送去阿拉木图(Alma-Ata）充军；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前“孙大”校长）等党政要人，受到整肃；到过中国的越飞自杀。

经国能免于托派的株连，已属万幸。新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临，比起那些煊赫一时的大人物，他又算什么呢？在党里，个人生命，属于组织，服从组织，是党员的天职。

想到这一层，他又很坦然，主要是他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余地。带着简单的行李，向农村报到去了。

石可夫在莫斯科区内，离市中心并不远，但它是农村，且是“最落后的一个农村”。这和他过去历次参观过的集体农庄，有机械操作，农民住洋房的“样板”，简直象从天堂跌到地狱那般差异。

苏联人的排外情绪，并未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有所改变：这个事实，托洛茨基都承认过。[2]莫斯科的平民如此，毫无知识的农民，亦复如此。经国说他们不讲道理。“我初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个教堂的车房里。”[3]

不讲道理的原因，是这些人的优越感，潜意识的种族歧视。他们奇怪，怎么会来个插队的矮小中国人？至于为什么？尼古拉同志什么出身来历？没有人有兴趣，经国不会去说它，说了也白费气力。

忍耐恐怕是经国唯一的武器，迫不得已，把自己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情绪、骄傲，隐藏起来，用行动表

现做农民的朋友。其忍辱负重的过程，有他自己的日记，足资征引。

“第二天，一早就到农场去。农民讲许多话来讥笑我，可是，我很客气的对他们说：‘早安！’后来有一个老农民对我说：‘你应该与我们共同耕田！’我说：‘好！’他们就给了我一匹马及其它的农具，开始我以为耕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后来感觉到并不十分困难，惟须多用体力罢了。耕田耕到晚上，身体已很疲倦。回到教堂的车房中，浑身疼痛，倒头就睡。睡到半夜，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妇人，起了些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很疲倦了，明天我来！’我冷冷地回答。‘你用不着怕我，在这儿睡觉是会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茅屋，可是要比这里好得多，一同去吧！’”[4]。

没有住处，睡到“教堂车房里”的经国，是他献身苏维埃祖国的第一课。“劳其筋骨”，斯大林好象颇懂中国孟轲的大道理。

沙弗亚老农妇的慈爱，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残暴，形成强烈的对比。相信，这是经国第一次感到人性光辉的温暖时刻。沙弗亚终于成了他的好朋友，那草屋成为他唯一的归宿。

冲破环境的哲学，是抓上层阶级，向村中顽固派的领袖，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他的结论：“要有群众的信仰，必须先和他们的领袖接近，要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必须先影响他们的领袖。”

得到领袖信任后，再推动组织，争取群众信任。果然，经国的处境大变，他的领袖气质，使他免于劳力之苦，放弃耕种，专职为农民接洽土地贷款，购置农具等任务，且当选了农村苏维埃的主席。

苏维埃农民，本质上，和中国农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农民，纯朴忠厚的性格，有其共同之处。唱高调、喊主义，没有用的。只有行动实践，才能赢取信任。

真实体验中，经国学到群众运动的真谛。劳改期满，当他离开石可夫时，当地农民流露出的真挚情感和离别场面，生动感人，更富戏剧性。他写着：

“草屋门外面的人，渐渐的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斯客洛平宣布开会并致欢送词。”[5]当时他的行李，只有一只破小箱，箱子里装着两身衬衣裤和一双已经补了十多次的破袜子，三、四个月没有用过一次肥皂，比起他同村的农友来，他才真算“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典型。”

离开石可夫村，使他感到怅惘，尤其是告别沙弗亚老农妇，要不是她，当时就没有人收容一个睡在车房里的孤客，那他将要和莫斯科的严寒进行生死存亡的挣扎，离开此地，还有没有这样的人间温暖呢！

第二年夏天，经国曾重回到村庄来，探望这位老妇人。可是，她已在两个月前孤苦地去世。经国特地买了一束花，到坟前凭吊，且大哭一场，充分流露着非布尔什维克的一面。

从工厂去农村，由农村重回工厂。一度在一个小火车站担任搬运工人。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不得不离开这四位好友，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去阿尔泰金矿。

临去前夕，患恙不起，他自己说：

“……病得快要死，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面，有四个青年的伙伴围着我，两个摸着我的手，一个摸着我的头，另外一个动也不动地站在我身边，他们都知道我的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想救我帮助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是靠气力生活的，而这几天天气特别冷，火车站上的货物不能搬运，所以一个钱都赚不到，他们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同声唱所喜欢的歌给我听：

‘我死了，我死了！

总会有一个人把我埋葬起来，

可是谁也不会晓得我的坟墓在哪里，

到了明年春天，

只有黄莺会飞到我的坟上来，

唱美丽的歌给我听，

但是唱完了，它又要飞走的……’”

这首歌，是俄国一支古老的民谣，歌词隽永，[6]调子凄惋，触景生情，使他想起命运，想起生死的问题，病愈和同伴们告别，偷偷留下一张字条：“山和山是永远遇不到的，人同人总是有遇到的机会的，祝兄弟们健康”，压在一块黑面包的下面，背着包袱，离开车站，越过高山，走过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踏着洁白的冰雪，到了矿场，淘金挑柴，又开始劳动生活。

幸而在金矿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又重回原来的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UralHeavy Machinery Plant），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厂址在斯夫洛斯克（Sverdlousk）。后来由技工升技师。王升著《我所知道蒋总统经国先生的人格风范》，吹嘘经国为苏联设计坦克，从莫斯科步行到西伯利亚等，不仅吹牛吹过了头，更证明王的知识贫乏，自己造自己的笑话。

经国自己说，不过“越过了高山，走完了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7]用想象去写历史，太可笑了。

在工厂里，重逢小彼得，就是“四个朋友中间的一个”，分外亲热。其它三个，一个故世，两个到南方煤油矿去做工。

和小彼得的感情，患难之交，超过手足。可惜，火灾遇难，他买了棺材，把他埋葬在松林里，为他做了坟。

他自己节节高升，的表管理当局参加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和工人职工会代表一起解决工资问题，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在党内担任支部书记工作，为五年经济计划的推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Heavy fn-Dustry Daily）的主编。

事业得意，带来了爱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FAINA)，慧眼独钟，双方瞬即坠入爱河。

芬娜出身孤儿，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处处受到尼古拉副厂长的悉心照顾，内心感激不已。她的回报，经国卧病，竭力奉侍汤药，情意绵绵。

芬娜且是共青团员，和经国同属组织里的成员，于是一经申请，苏联党政机构，欣然同意，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据说证婚人，是现在台湾担任立委的王新衡。[8]

芬娜女士，到中国后，改名蒋方良，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同年十二月，生下长子艾伦，中文名字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爱理，学名孝璋，后来做了俞大维的媳妇，在美国奥克兰定居。

事业家庭，样样得意，工厂里，居领导阶层，月薪七百卢布，[9]，往事渐渐褪色，那嚼着冷冻黑面包的日子，那火车站旁裹着毛毯的寒夜，那个使人忧伤的沙弗亚老妇人的面庞……。

这年除夕，心情特别开朗，约了朋友，聚餐过年，认真庆祝。

“今天工厂管理处请客，到会的共有一千余人，会场中布置得非常华丽。桌上丰裕的酒席，使人回想到三、四年前饥饿的状况，所以今日特别高兴。十二点半我就离开宴会回家，因为今夜我在家中亦约了八位朋友聚餐过年。同时两星期前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工作很忙，所以还没有请过客（所以）决定于今天举行一个小宴会。这八位是我工厂中最要好的朋友，和他们一直谈到四点钟。客人走了之后，我久不能入睡……。"[10]

经国自己承认，他对政治活动的兴趣，此时甚索然，但是他是“中共的工具，又受到苏共严密的控制。”

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他。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一九三五年，经国再度应召，王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的压力下，经过四天的反复争论，经国终于同意此一要求，幻想着也许会同意他回国作为交换条件。

信发表于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纽约时报》曾于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蒋介石先生作了全面的检查，再予以严厉地批判。‘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撕开蒋先生提倡孝佛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你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

“夸张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为苏联吹嘘：‘在这十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大大地改变，成了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有一条广阔而富裕生活的道路。’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一九三0年以前，我在各种学校念书，从一九三0年起，我就在厂里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师，现在则担任厂长（实则副厂长）。这个分工厂现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个月领七百卢布的薪水……。”，

“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柯尔甲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他说：‘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之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声讨蒋先生围剿苏维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这封信，通过新闻界的广为传播，的确轰动一时，最感到难堪的，自然是蒋先生。三十年的中期，蒋委员长的声望，在国人心目中，达到顶峰。江西戡乱，功成名就，经济建设，稳步前进。诸事如意中，儿子弄出这么一封丢人现眼的信，且中外喧腾，领袖的尊严，置于何处？

这些年来，经国的音讯杳然。公私查询，均无下落，唯一的安慰，儿子还健在，这样至少向毛福梅有个交待，免得老和他纠缠。

儿子真的变成共产党了吗？蒋先生有点不敢置信。年青人容易中毒，徐恩曾的“中统”和戴笠的“军统”，简直抓不胜抓，谁能保证经国不和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一样，受到邪说的蛊惑？

朝好的方面想，是斯大林的恶作剧，存心给他下不了台。无论如何，要等将来见到经国才能弄个一清二楚。

在苏联的经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的副厂长职务给解除了，候补党员也被取消了。

失掉副厂长的职务，并不严重，只是每月少拿七百卢布，对家庭生计．有严重影响，但苏联也不会让他饿死。

停掉党权，那就非同小可，与苏联的大审判有关吗？否则一定犯了错误，那是什么错误呢？

塞翁失马，坏事变好事的法则，经国也懂一些，只是他不敢这样想。在苏联十兰年，外间的事，知道太少，非常闭塞，《消息报》、《真理报》以及一大堆的苏联出版物，甚至，他自己编过报，可是，“《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说的都是事实。

听说发生了“西安事变”，塔斯社的报导，说是日本的阴谋，蒋先生的安危和莫斯科的国际统一战线，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会联系到他个人的去向，他无法判断，也无从判断。

十二年前的革命狂热，经不起岁月的侵蚀，早已冷却，喜欢回顾反省，作透视分析，寻找答案。

无事一身轻，在思考中，寻回失去的自已。开始想家，想吃奉化的水蜜桃，想到依闾望儿归的母亲。什么“工人无祖国”，完全是苏联共产党的鬼话，过去，他曾经信以为真，不免觉得好笑。

“还是回去吧！”中国好坏，到底是自己的国家。他已打定主意。但是斯大林会准吗？过去，他也申请过，曾遭到严词拒绝，加上王明的作梗，希望很渺茫。

踌躇再三，把心一横，用他洗练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列举他必须回去的理由。

信到不到得了斯大林的手里？后果如何？他不敢想，尝试一下再说吧！

注释：[1]郑学稼著《斯大林真传》，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五四年四月）。

[2]盛岳著《孙逸仙大学与中国革命》，堪萨斯大学出版，无中译本，英文原名参阅4中的注[1]。

[3]参阅4中的注[8]。

[4]同[3]。

[5]同[3]。

[6]蒋经国著《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一九七一年香港《联合画报》，第82---83页。

[7]同[3]。

[8]据王新衡告诉朋友。

[9]蒋经国著《给母亲的信》（Harold Denny, Son Repudiate Ghian只Kaishek. The New York Times．Feb 12，1936.）。

[1O]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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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再见，莫斯科

大英帝国办外交的座右铭，比起动辄讲道义的中国达官，就高明现实多了。

“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道尽办国交的不变原则。说什么“中苏友谊，万古常青”，不过是自欺和欺人之谈。

中苏关系，即循着以上的轨迹在发展着的。鲍罗廷归国前，广州的革命政府，大半靠苏联的卢布、枪枝、[1]顾问在支撑着的，后来反目成仇，持续多年，不相往还。

经国是夹缝人物，阴错阳差，偏偏碰上那样的不幸，只好用宿命论去解释了—生不逢时。

斯大林始终难忘蒋介石那一箭之仇，但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国家利益，必须放置个人恩怨之上。合纵连横，本来就是形势所决定的。

远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中，决定了今后的方向—“组织全球统一战线”。大会宣言

指出：我们赞同我们在中国勇敢的兄弟党发起一项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中国全境内既存的，且准备参加救国救民实际战斗的所有组织力量，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斯大林好象忽视国民政府在江西瑞金发生了什么事。两害之间，取其轻，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已严重的危害到苏联的国家利益。“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也许可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挣扎（长征途中）。唯蒋介石的声望和力量可以产生对抗日本的杠杆作用。

“西安事变”适逢其时，成中国近代历史的枢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联合发生兵变，在陕西临潼，[2]将蒋先生和他的随员劫持。

斯大林的想法：失去蒋先生，中国一团乱局，日本得利。所以，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3]派周恩来、秦邦宪，以和事佬的身的，由军安去西安，从事调停。

三国时代“义释华容道的故事”，因而重演。

兹援引张氏有关经国部分的回忆，供读者参阅。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所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蒋先生念子心切，一直努力查询经国的下落。周恩来的机警急智，难怪白修德(Ted White)佩服得五体投地。提到经国，蒋先生才把“板起”的面孔收着，留心静听，继而微露思子之意。[4]

周恩来能够“满口答应”帮助经国返乡，弦外之音，经国在苏联的情况，通过王明的联系，延安方面是了然的，只是担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不得要领而已。[5]

国共合作的气氛，由“西安事变”作契机，顿时热络起来。一九三七年二月，周恩来、潘汉年，相偕赴南京，合作乃成具体事实。

就是这样戏剧性的事件，为经国个人的历史，带来戏剧性的发展。

斯大林双手将经国送还蒋先生，作为中苏进一步合作的献礼。莫斯科、西安、南京三地的微妙关系，经国一无所知。忽然间，接到通知，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那分惊喜，只有汉朝的苏武有此体验。

经国正式离开莫斯科是一九三七年的三月，二十七岁生日的前几天，蒋廷黻特地举行了欢送宴会，时任使馆秘书的李能梗，记下全部过程。

“七时半，大家都衣冠整齐的赶到大使官邸，看见蒋大使满面笑容上前迎接我们，大家既经坐定后，他仍未把晚宴的理由宣告，我们也只好忍耐一些时，静候听取他要我们赶来聚餐的目的。正当我们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间听到汽车声，大家对于开到的汽车声倒处之泰然，可是蒋大使显出格外冲动的神态，立刻站起来，邀同他的夫人跑出大门前，迎接这辆汽车带来的客人。”[6]

客人就是经国，作者的印象，这位中国青年“身体不甚健壮”，蒋方良是位“服装很朴素的俄国少妇。”

蒋廷黻自己的回忆：

“一九三七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前，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他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我请他不必担心，我会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说他已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肯定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接着他又问是否应该给委员长及夫人带一些礼物。最后，我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装饰品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夫人。”

这晚，蒋大使还特别准备了麻将、桥牌、舞会，用典型资本主义颓废派的玩意，迎接经国回到他曾咀咒过的官僚社会去。自然，以此为的水岭，昔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从此被一脚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能梗形容，夫妇两人，当晚有“说不尽的快乐”。快乐的是，终于看见自己人，看见没有云雾的太阳了。

离开住了十二年半的莫斯科，心情复杂矛盾，往事历历，象一幅眼泪渗着欢笑的图画，蕴藏着的全是人世间的无数沧桑。

假使，他模仿瞿秋白，写下他自己的《赤都心影》，比秋白的故事动人多了，拍成电影，凭其曲折离奇的情节，赚人眼泪之外，醒世的意义更大。可惜，缺少西哈努克亲王那样的浪漫气质，基于敏感的政治理由，苏联这一段，成了禁脔，连提都提不得呢！

总结经国对苏联的印象，爱恨交错，划不出一条明显的界线来。他是真正深入基层，和苏联人打成一片的，种过田、做过工，交过小彼得、沙弗亚那样的朋友，体会到苏联的平民还是朴素的、真挚的、善良的。

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和他自己一样，有理想、有抱负，心灵纯洁，狂热献身。二十年代苏联社会朝气

蓬勃，和沙皇执政时期的贪污腐的，形成强烈的对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是，斯大林一连串的整肃斗争，连革命功臣，优秀同志，都以莫须有的罪名，充配、杀头、进集中营，他开始打起问号，革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在苏联的时间停留愈久，愈怀念故国的山川人物，中国的现状，究竟怎么样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现在，他感到他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苏联不是他的“祖国”，“工人无祖国”，原是国际共产主义者的美丽谎言。

和父亲睽违已十二载，临别前，父亲曾有不少叮咛，想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为了“四·一二惨案”，对父亲的公开批评指责，倍感不安，将来一旦见面，如何向他解释？去年的声明，会使老人家更光大，所以，他问蒋大使：“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

和蒋方良的婚姻，[7]系由环境所使然，父亲对这位洋媳妇，会怎么想呢？母亲更保守，她看得惯这位蓝眼睛高鼻子的洋鬼子吗？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火迫在眉捷，继何梅协定后，华北的晋冀察绥靖委员会，表面上，由宋哲元控制，日本的统治阴影，已四处弥漫。经国带着妻儿，于三月二十五日踏上征途，出发当天的日记，这样写着：

“今天我要离开莫斯科了，早晨五时就起床，从我的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得见克里姆林宫，同我在十二年以前所看见的克里姆林宫，差不多完全一样，不过几个教堂顶上的双头鹰，已经看不见了，现在所能看见的，是由宝石制成的五角星。克里姆林宫是苏联的政治中心，我曾经到过四次：一次是去参观（一九二五年）：一次是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旁听，一九二六年）；一次是参加军事高级学校毕业典礼（一九三O年）；一次是参加苏维埃大会。

孙逸仙大学前面的大礼堂，在三年之前已被拆毁，现在在那里正在开始建筑伟大的劳动营。国家大戏院前面的小屋及小花园，已经完全毁灭，现在成了一个极大的停车场，大戏院要比从前威严得多了。国家大戏院右边的低屋及小菜场亦早已拆毁，现在这一区成了莫斯科中心，在这条街上都是高楼大厦—人民总委员会办公处、莫斯科大旅馆、外国人旅行招待所等。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已经通行，车站装磺的美丽，买在可与皇宫相比。车辆非常舒服，街上的汽车要比十年前增加二十倍。除公共汽车、电车外，还有元轨电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