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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场边的合作社，现在改造为列宁博物馆，范围非常宏大。

莫斯科的商业非常兴旺，新的大商店很多，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商店中的人都非常拥挤。今日领护照、买车票，一直忙到开车，下午两点钟，在北火车站搭第二号西伯利亚快车离莫斯科。苏联－－再会！”[8]

中苏交通，还是十二年前的老路线，经陆路横穿西伯利亚，到海参崴改乘邮轮去上海。

火车过了伊尔库次克，东方色彩，愈来愈浓。贝加尔湖旁纪念苏武的神龛，凭吊低回，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远眺湖景，绿波荡漾，水天一色。车箱穿越湖滨岩石下的山洞，宛延曲折，明暗交替，倍增情趣。

赤塔到海参崴，须绕道阿尔穆省，道经海兰泡，山路崎岖，车辆使劲地爬，穿插在浓雾晨曦间，颇有云山飘渺的意境。

海参崴，市面已较当年繁荣，这是苏联远东的门户。

中国官员的阿谀馅媚，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的。驻外使领，岂敢怠慢这位荣归的蒋委员长的公子。权世恩总领事，奉到蒋大使的飞电，非但亲迎，且花了两万卢布的巨款，隆重接待。

这一路风光，工人出身的蒋方良，过去耳闻，目见是首一次。经国自己，旧地重返，感受不同，快乐的心境则一。

方良初次离国，新奇刺激，对她生于斯长于斯的苏联，并无依恋，她憧憬着的是一个新天地。

轮船先靠香港，蒋纬国奉命专程南下迎接。[9]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分手，他才九岁，现已是二十一岁的小伙子，经国比他大六岁，这年二十七岁。嫂嫂俄国人，大家语言不通，但侄儿侄女，好漂亮的中俄棍血儿。

弟兄俩，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家常。从纬国嘴里，才知道，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的十二月，和宋美龄结了婚，阿姆陈洁如，被安排送到美国，停留五年，重返上海。毛夫人姚夫人仍居奉化乡间。

四月中句，一行抵达上海，这里有他的旧居，以及一些美丽童年的痕迹。

上海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黄浦江浑浊的江水，依旧悠悠地流着，江海关楼顶的巨钟，照常钟声悠扬。各国租界林立，帝国主义的势力有增无已。

沪上稍停，即去南京，[10]拜见父亲和美龄女士。传说，蒋生先等了两个星期，才传谕会晤，原因是，对他在《真理报》发表的公开信，颇难鉴谅。后来，还是陈布雷进言缓颊，始子宽恕。

问到儿子的打算，经国表示，愿在政治、工业间，任择其一。

经国提到工业，可以产生两个解释：他曾经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不愿意为自己的出处，使得蒋先生过分为难，此其一；凭他在苏联工厂的实地经验，真心诚意地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尽其绵薄，此其二。

人与人间的关系，环境是最大的主宰。即是亲如父子，也不例外，父王和太子间，一牵涉到权力政治，就好象隔着一层城墙似的。大家都会言不由衷，说话要带过门，互留余地。

经国很技巧地提出他未来的出路。蒋先生功于权术，自然，不会不心领神会。父子这场心战，留下伏笔，但没有结论，蒋先生吩咐，先去奉化，看看阿娘，休息休息再说，来日方长。

经国夫妇，从南京去杭州，特由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中将陪同，下榻西子湖边的澄庐，挑他生日那天，返乡与毛夫人团聚。

夏明曦刊在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记载生动细致，值得抄录。

“在溪口，这一天，丰镐房里汇集了众亲百眷，熙熙攘攘，热闹盈门。帐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从早到晚，响个不绝，是杭州来的专线报告。溪口街上，更是人来人往，热闹异常。标语横额，张贴满街；工商界的人做好红条纸旗，置办鞭炮，准备迎接蒋公子还乡。

电话一个接一个，报告说，汽车从杭州出发了，沿着奉新公路驶来。陪同来的是溪口人毛庆祥。

下午二时，人们在‘上山’洋桥那边列队迎候，一辆漂亮的雪佛蓝小汽车远远地从西驶来，由远而近，车中坐着蒋经国、方良、爱伦和毛庆祥四人(连孝璋在内，应为五人）。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

汽车驶到丰镐房大门口停下，这里，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领一批长辈在门外等候。相见之下．悲喜交集，连忙拥着外甥、外甥媳妇进入大门，直往内走，毛庆祥本来就是溪口毛家人，驾轻就熟，也陪着小主人循着月洞门径自走进去。这丰镐居本是蒋经国的出生之地，幼时奶娘、嬉戏均于此，自然是熟悉的，但现在反主为客，任人安排，一切都感陌生了。原来当他离家时，老家只几间古旧的木结构楼屋，如今经过一翻修缮、扩建，粉壁画柱，面貌大变。这一切，怎么不使这位离家日久的小主人兴‘华堂春暖福无边’之感呢？”[11]

安排和一毛福梅母子见面的那一场，很有点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夏明曦说：

“她们决定让母子相会的地点在吃饭的客厅，为了试试儿子的眼力，她们坐着十来个人，让经国自己来认亲娘。

在客厅里，现在坐着的是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女人，这就是：毛氏自己、姚氏怡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结拜姊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大家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等待经国来认娘。

人们簇拥着蒋经国、方良和爱伦，走向客堂间来，内外挤满了人，当经国等人一入门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经众人相劝，才止哭欢笑。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

第三天，丰镐房里桂灯结彩，宾客盈门，喜上加喜。原来蒋经国孝母情重，为讨娘欢喜，遵循澳口乡俗，补办婚仪。

礼堂就是他家的‘报本堂’。他们的婚仪，完全老式：新郎蒋经国，身穿长袍．黑马褂，头戴呢帽：新娘方良凤冠彩裙，一如戏台上的诰命夫人。‘报本堂，里灯烛辉煌，伏猪伏羊，丝竹大鸣。行礼如仪，一拜天地、二祭祖宗、三拜父母。‘礼毕，鞭炮齐放，锣鼓喧天，送入洞房。

溪口风俗，凡是在外完婚之人，回到家里均要‘料理礼水，，即置办酒席请同族吃酒。蒋宅不能免俗。这一席喜酒，足足办了四、五十桌。毛氏嘱咐总管宋涨松（表侄）说：‘凡亲朋众友所送礼仪，一律不收，长辈茶仪受之。’

丰镐房一连热闹了五、六天，待众亲百眷散去，这才静下来，进入正常的生活程序。”[12]

溪口的母子会，那份天伦之乐，曹聚仁论说更活泼传神：

“他的归来，对于毛太夫人是极大安慰，她捞到了一颗水底的月亮，在她失去了天边的太阳之后。这位老太太曾经为了她的丈夫在西安遭遇的大不幸，焚香祈祷上苍，愿以身代。她相信这点虔诚的心愿，上天赐还了她的儿子，她一直茹素念佛，在那老庙里虔修胜业。她对着这位红眉毛、绿眼睛、高鼻梁的媳妇发怔。可是，那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女，却使她爱不忍释。这位洋媳妇就穿起了旗袍，学着用筷子，慢慢说着宁波话来了。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13]

蒋先生让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的作用。溪口非常安静，慢慢地经国可以从容不迫地修心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由调整而适应。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经国尽点孝，让她冷寂的心灵，因而有失夫得子的慰藉。

蒋先生心目中的儿子，在苏联期间，已中毒甚深，他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恨不得经国也父规子随。经国回忆着：

“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买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14]

经国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长时间的陶冶，口头上怎么保证，蒋先生还是不会怎么太放心的。国民党的字典里，虽然找不出“思想改造”这个名词，却并非说，国民党人压根没有使用过。经国没有进汤山中央训练团，但是这个吃力的任务，却是在蒋先生的遥控下进行的。

经国说：“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国外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15]蒋先生的意思：“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说穿了，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那份“旅俄报告”，用共产党的术语来说，就是经国的思想总检查。只是程度有差别，能满足一下蒋先生的歇斯底里，也就可以顺利过关了。

帮助经国读书的担子落到徐道邻身上，徐担任过江苏省民政厅长，奉到蒋先生电召，荣拜“太师”。

蒋方良中文一窍不通，总不是办法，需从头学起，请位慈溪籍的女老师，教她学中国语文。

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之下，特建洋房一幢，(16)供小俩口居住。

另一个陪伴太子读书的，是经国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高理文。曹聚仁说：

“‘他姓高，个子很矮，湖北人，说话很尖很急。’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跟陈铭枢一伙人（十九路军）交谊很深，福建人民政府的要角。’后来，在赣南时期和上海打虎时期，高是经国的得力助手，可是，‘古来侍君如侍虎。到了台湾，就被永远藏到中信局的冰冻拒里了。’”[17]

奉化舒适安祥的生活，持续经年，中日战争虽于次年七月在河北的芦沟桥点燃，中国被迫进入全面抗战，从事保卫国土的圣战。华东地区尚能苟安一时，直到第二年，去江西赣州，他的隐士生活始告结束。

注释：[1]罗勃-C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五六年出版。

[2]距西安三十公里，蒋夜宿骊山，在此被捕。

[3]莫斯科回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和平解决的甚础上．自动将蒋释放。”杜桐荪著《谁教斯大林说话的》，《论坛报》第76期。杜说陈立夫曾通过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致电斯大林，杜肯定斯大林主张放蒋，是陈立夫的“一句话”，乃过分高估陈的影响力了。

[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45页，香港《明报月刊》出版

[5]蒋廷黻著《出使莫斯科》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第98页（一九七八年六月）中：“我和苏俄外交部次长史脱尼可夫初期会晤中，有次我提到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并表示极愿知其下落，如能代为查询，感激之至。他认为很困难，不过他答应试一试。”

[6]李能梗著《外交生涯回忆》，香港《新闻天地》周刊（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二十日）。

[7] 据前中央社东京分社主任李嘉告诉记者经国和方良的婚姻，并不和谐，夫妻勃谿，蒋方良即欲带着孩子回苏联，经国一怒，把桌子都揭了。当然，这是早年的事，后来蒋方良爱上方城之战，她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牌桌上了。一九五0一一九六0年间，牌搭子悉由当时任“台制”厂长的龙芳安排。

[8]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

[9] 纬国到香港接船，是他自己告诉台湾驻港记者的，在坐的有《中国时报》华府特派员傅建中，《联合报》的施克敏和丁中江。据纬国将军一九七O年九月七日给本书作者来信“家兄十六岁离国赴俄求学时，我仅十岁，及家兄返国已是抗战之时，我在前一年出国……。”查核资料，蒋纬国去德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和他的来信日期矛盾，故持前说。

[10]文章日期已不详，刊于一九八二年《大公报》“人物志”栏。

[11]同[10]。

[12] 同 [10]。

[13]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14]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收入《风雨中的宁静》，第83页。

[15]同[14]。

[16]同[10]。

[17]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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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蒋青天

溪口的风光，母子团聚的温馨，那分宁静淡泊的乡居生活，和过去十二年的风风雨雨，颠沛流离的日子，判若天壤。

不过，这里的一切，对归隐林泉，不问政事的老年人，较具吸引力。经国正居壮年，国家民族复临生死存亡的战斗。保卫国土，消灭日寇的怒吼，震撼着每一个角落，中原板荡，志士归心。

杭州湾北岸的京沪三角洲，已铁骑四布，钱塘江南岸的沦陷，只是时间间题。经国的求知欲再强，他怎么能置身事外，专心读书呢？

父亲为国事废寝忘食，可忘不了安排儿子的出处。按道理，这颗棋子，应为李、白集团的黄绍竑所顺手捡去（黄时任浙省主席），诚如曹聚仁所说：“有政治头脑，但缺少政治敏感”，现成的政治资本，顺水的人情，就被眼明手快的政学系捷足先登了。

这时候江西的封疆大吏是熊式辉，在蒋先生面前，甚得厚宠。他是很了解蒋先生心思的，提议经国到江西去，那真是太合孤意没有了，何况蒋一向分外重视江西，和中共五年的厮杀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南昌，庐山训练团在江西，经国自己，雄心勃勃，也表示喜欢到最艰难的地方去，[1]亮亮他学回的一套苏联本事。

初试锋芒的第一个职务，是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处长廖仕翘），他在列宁格勒的确学过军事，不能说是门外汉。然而，从少尉跨到少将，步子大得离奇。尤其，他在中国军队里，没有半点经验。中国官场的不上轨道，和制度的浮泛，的确是十分可笑的。

经国到江西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2]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济南、太原相继失陷。但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获得大捷。副处长是个空头，实权且握在熊斌（熊式辉的侄儿）手里，熊怕公子闲散，一度派蒋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可是又防范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因人设事，乃在江西临川设“新兵督练处”，直属江西保安司令部，任务是轮流调训该省保安团队。

经国的处长职位，在位极短，且兼任过江西伤兵管理处长，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

翌年三月十八日，经国三十岁生辰那天，熊式辉改派他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选定这个好日子，为太子加官晋级，政学系的高度政治艺术，的确非同等闲。六月，兼任赣州县长。[3]

据曹云宾《赣南忆旧录》的记载，熊调蒋去当专员的内情，是怕蒋“和杨遇春一起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4]

专员这个位子，从权力的意义出发，位高权不大，对所属县长，能督察不能指挥，在省与县间，担任的是承上启下的职能，相当于明清的兵备道。

赣南当时的情况，泰和[5]的政令往往鞭长莫及，是江西的化外之区。熊式辉的妙着，假使经国都对付不了，就莫怪熊某无德无能；经国有办法对付，熊也沾光。

专区辖赣县、南康、信丰等十一县[6]面积二万三千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的大小。略逊台湾，仅及台湾的三分之二，但台湾的人口，超过赣南十倍。位置在江西省的南部，境内多山，和湖南、福建交界地区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脉，天然条件成为理想中的游击根据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在“平江起义”失败后，即选定湘、赣毗邻的井岗山，作为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中华苏维埃”成立，中共中央的首脑中心，即设在距赣州不远的瑞金。赣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一九三五年，均为红军所控制。

先天条件下，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上四年的国共对峙，“围剿”冲杀，悲惨情况，全国之冠。

地主们受到中共败退的鼓励，重新回到家乡，掌握农村封建的旧势力；官僚军人勾结，以搜括为本位，形成新的残民政治基础。

如果简单地勾画，赣南的丑恶图画，大概是这样的：官员们贪污腐化，非但不是社会秩序的建立者，而是破坏的先锋；捐税任意征收；兵役成为公开买卖的行为；烟馆和赌馆在官吏们的掩护下开设，械斗可以公开进行：人民中的大多数是文盲，对于政治的认识，依旧停留在绅权和神权的阶段。

地方豪绅的嚣张，可以经国的前任刘已达做例子：“曾被地方上霸绑架”，土皇帝刘甲第，妻室上街，后面跟着马弁保镖。新官上任，要是他不肯点个头，专署衙内的太师椅，就别想坐牢。

仔细分析，中国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局面。绅权伸张，正反映着治权的削弱。各地方的刘甲第，不知凡几，有两位县长，因为和乡绅作恶，曾被绑架，受到戴着高帽子游街的侮辱。人民痛恨官吏，把官员捆着殴打是常事，有位保长，因执行征兵公务，而遭到身首两处的报复。

产生上列现象的原因，罄竹难书。治权未获有效恢复，封建余毒盘根错节，法律不健全，人权受践踏等，应是主要症结。

以俄国做样板，赣南暗无天日的程度，还会比沙皇尼古拉斯时代更黑暗吗？经国既受过社会主义的洗礼，抱着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一股战天斗地的干劲，简直就是不怕老虎的初生之犊。那句“建设赣南即建设江西乃至建设新中国伟业之一部门”的口号，何等气慨！

经国上任的专署，仅有一所破房子（专员公署设赣州城西西津路米汁巷口），连一支笔都没有。大概被他的前任搬空了。好在中国的事，有个印信，有些枪杆儿，那就象征着权力之所在。

政治的艺术，就在乎懂得如何运用权力。权力用得恰当，没有不肯和官府合作的人民。经国比他父亲高明之处，是从苏联，他学到了群众运动的妙处，他学到了辩证法，活学活用，搬到中国，人民的观感焕然为之一新。

下令禁赌、禁烟、禁娟，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的彻底。赣南的一位盐务处长的太太，偏不信邪，结果被判在赣县中正公园的阵亡将士前，罚跪三天，兼做苦工六个月。另有一位大山头－－国家银行的主管内室打牌，以武装守卫，被专员抓到了，守卫的士兵一概枪决。某富户的独生子，因烟毒违禁，判处了死刑。

他喊出很多动人的口号：“我们对赣南的浓厚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所谓“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经国认为，他们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非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不可的。

曹聚仁的评语：“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其实，说奇不奇，中共取得政权后，用相同的方法，连上海那样复杂的环境，仅几个回合，黄金荣那样的牛鬼蛇神，就恭顺地大现原形，象喝了雄黄的白蛇娘娘。

经国的声名，上窜得很快。尤其在纯朴的农民心目里，他变成了现代“施公”、“包龙图”、“蒋青天”，有关他的轶事传闻，经过穿凿附会，好比是活神仙。

他提出的革命理论：“革命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但是，赣南的反动势力，并没有象经国说的那么严重，在斗争形势上，是不成对比的，他的前一句话倒说对了，说中了国民党政权的通病—“只说不练”。

经国的作风，国民党人看起来，很不习惯，认为师承共产党。譬如，上任以后，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看不惯旧官僚养尊处优的习惯，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行。遇到民众，哪怕在农田里、商店内，话匣子打开，天南地北，任意交谈，目的在了解人民的困难，和解决他们的困难。以一九三九一－九四O年年度为例，一年跑了九百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最难得的，他一直保持这个传统，甚至，相隔四十年，在台湾就任行政院长、总统之后。

鼓动风潮，制造舆论的重要性，国民党人似懂非懂，经国师承列宁、斯大林，对掌握宣传工具这方面，想到做到，毫不含糊。

他的老部下蔡省三夫妇说：

“赣州当时是内地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专员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一份《赣南民国日报》，是江西省党部在赣南地区的机关报，另一份商办约《三民日报》，它们有各自的背景，要这种报纸替蒋专员随心所欲的宣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蒋经国立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这一来，就把蒋专员‘建设新赣南’的口号传播开了。”[7]

除了报纸，尚有通讯社—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和《江西青年月刊》等一系列文的事业，俨然是重庆国民党中央的规模。上台的第二年，正式颁布“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提出“五有”[8]的宏远理想。誓言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万几百万人来工作。”

在经国所为的“良心政治”下，赣南的变革，有目共睹：

．教育建设。出现中华新村，从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到正气中学，一系列的教育设施，先后面世。着眼于智力开发，人力投资。

．社会革新。公布集团结婚办法，破除乡民铺张浪费的习俗。设贫民食堂，收留流浪无依的儿童。办新人学校，帮助犯人增进就业技能。

．经济政策。经国采取的是统治式的经济。战时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遭殃，政府束手。专署成立了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把各种日用品，如油、盆、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一则打击谋暴利的商人，[奇Qisuu.ｃom书]一则使赣南人民免受通货飞涨的生活威胁。

．干部训练。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经国牢牢记住。他自己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于是，赣南的“黄埔”、“抗大”，在虎岗开办。他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和青年们冒朝雾，踏晨曦，一起升旗，一道赤膊跑步。大门口的木牌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单凭这张成绩单，已够中外瞩目了。《大公报》的一篇报导，客观公正，最能反映赣南的情况：

“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在四华山，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资制度，已给合理的货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9]

外国报纸，对国民党政权观感的好坏，人尽皆知，这是董显光主持的国际宣传处都一筹莫展的。但是，说公道，他们真公道的很，赣南的一切，马上引起洋人的注意。

《科立尔》杂志带头，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出文章，题为《小蒋建立型模，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Gissimo is Building a Model State as anExample for New China）。[10]

《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剧评家）专程去赣南实地采访，同年十一月五日，刊出《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的特写。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相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经国的声望，火箭似地直上云霄，国民党内部最敏感，一种强烈的酸性反应，马上变成气体，弥漫到重庆的蒋先生那儿。指责专区的举措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更露骨的说法是：“蒋经国是道地的共产党，

赣南快被赤化了。”

延安的中共领导阶层，一样聚精会神地，密切注视着赣南的动态。

然而，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国民党的大圈圈。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好象什么都不是，他的冲力，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

经国的如意算盘，以赣南为起点，江西有成绩，再推展到全国。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并不了解中国。国民党的烂摊子，比他想象的要难弄多了。

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得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以他公布的“新赣南土地政策”为例，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11]是一种温和的土地政策。听起来，好象很动人。后来，陈诚在台湾实施，就非常成功。

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他办得到吗？垄断土地的土豪劣绅，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办法，才能彻底施行。使大地主破产，国民党的根基，即会动摇。而由“银行照价收买”，银行固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换银钱，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

紧跟着那个三年计划之后，一九四三年底，马上宣布了新的“五年计划”，菜单开得的确很丰富。其建设纲领第九条，说是将各县城改建为现代标准城市，并将各县二十八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赣城人口扩充至五十万人。在各项工作表中，把炼钢、炼铁、炼铜列为优先。

《东南日报》一篇批评，评得极为合理：

“以蒋君五年计划完成的希望，民间享受，可以超过苏联，甚至步趋美国，以赣南一隅之地，纵使尽到最大的努力，恐亦难以如愿，尤其是炼钢、炼铜，及制造机器，都属于重工业范围，毫无基础，谈何容易，试问我国现在有几个炼钢厂、机器制造厂，乃欲以赣南十一县之力，从事于此。而且一个不足，竟想设三、四个之多。五年期间，又极短促，以此列入计划，我真惊叹他们的胆量。”[12]

经国很多想法上的大跃进，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13]

这反映了经国不务实，喜欢说大话的毛病。支票满天飞，兑不了现，就有损到自己的声望信誉。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少详细计划”。

内部的压力，迫使蒋先生在谗言的围攻下，一方面默许经国的做法，一方面也不免感到经国的锋芒太露，留下了经国终于离开赣南的伏笔。

一九四三年，经国在赣南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那是蒋先生的意旨，觉得经国留在农村的时间太久了，先交卸了赣县县长。十二月发表新命，升任江西省府委员。一九四四年的元月，远走重庆，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进入中央级工作。专员职务，虽在一九四五年移交，其实，他早已和赣南分割了。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

但是，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他的名字，成为青年偶像。极目前瞻，一条阔广的大道，正在等着他，他意识着一个崭新的“新时代来到了。”[14]

注释：

[1]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上海版，一九七一年九月香港翻印。原文为“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2]曹云霞、蔡省三著《蒋经国共史话》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核对《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正确时间是一九八三年。

[3]参阅《赣县年鉴》。

[4]同[2]。

[5]江西省政府原在南昌，日军陷南昌，迁泰和。

[6]专区辖赣县、大庾、南康、信丰、赣南、定南、虔南、上犹、崇义、安远、寻邬。

[7]同[2]

[8]五有：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和人人有书读。

[9]徐盈著《赣南行脚》，重庆《大公报》（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二日）。

[10]Brooks Atki．、93（，，、，‘、Kanhsien Seto Aim for决opl。‘s Rule”The New Ynrk Time，，Nov 1945．F．IO，COI．6．

[11]蒋经国著《新事业》，江西正气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三年六月）。

[12]周维新著《评新赣南政治》，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第40一49页。

[13]同[11]。

[14]参阅虎岗歌词：

太阳出来照虎岗

岗上青年脸发光

齐声作长啸

好象老虎叫

一啸再琳

魔鬼影全消

新的时代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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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伟大的西北

赣南的事业，一帆风顺。但家庭方面，却遭到突如其来的变故，生母毛福梅，在溪口蒙难。发生的时间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1]

毛太夫人生前，经国屡次要接母亲前往赣南而不果，其经过见曹云灵女士的回忆：

“太夫人平日关心乡人疾苦，深得乡人爱护，他多次要接太夫人来赣南，太夫人都因舍不得家乡人，而不忍离家。最后一次，蒋氏和夫人偕同孙儿女一起跪在毛太夫人膝前，央求一同来赣，并称太夫人如不答应，即长跪不起。这样太夫人只得允许来赣，正收拾行装，定期起程。消息传出去了，近亲和乡人纷纷来到蒋府，聚集成群，又跪在蒋府内外，恳求太夫人不要离乡。太夫人感于乡人的深情，终于决定，’再不离乡’，最后打消了来赣的念头。”[2]

这样一位善良，且是虔诚佛教徒的老太太，等了十二年，刚和儿子媳妇团聚一载，日机肆暴，夺去生命。

做过奉化县长的曹钟麟先生（现天津市政协委员），追记如斯：

“一九三九年我在浙江省政府任秘书，有一天秘书长李立民突然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是奉化县溪口镇被日本飞机轰炸，经国生母毛夫人在炸后失踪，命我代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昼夜兼程赶赴出事地点，寻找毛夫人踪迹。我奉命后即搭省府大轿车开往溪口。下车后，即偕民夫在丰镐房附近的断垣残壁中进行挖掘，当夜幕降临，终于发现了毛夫人的遗体。最初发现的是一只胳膊，胳膊上戴有金手镯。有人认出了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就是毛夫人，果然不久就挖出了毛夫人的遗体。我站到遗体前默哀致敬。当时，经国先生任江西省赣州专员，闻讯后搭黑色小轿车星夜兼程赶到溪口，一进门就抱起尸体，号啕大哭，旁观亲友也失声痛哭起来，我亦难抑悲愤，连连落泪。”[3]

一时找不到坟地，暂葬老太太生前念经的地方—摩诃殿北隅，竖墓碑一座。[4]遇难处，蒋亲笔题字“以血洗血”，刻石留念（作者一九八0年访问溪口，目击碑石仍在）。

经国曾经写过一本书，题名《鲜红的血》，哭《王继春》、《悼周崇文（干事）》和《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篇篇有血有泪，肺腑哀号，嘶声啜泣。曹聚仁说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凡是认识他的人，一致同意。

丧母之痛，伦理关系，更胜“同志之爱”“手足之爱”，其佘，处他的情况，顾到继母宋关龄的颜面，无法学雷震，写一篇《我的母亲》。[5]因此，对母亲的事，只是在日记里，私下提提。

当了专员后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蒋先生打过主意，派他去新疆，[6]接替盛世才。夏天，奉命随政治部长张治中（西北宣慰团）越秦岭，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跨青海，跑遍西北国防前哨。

蒋的考虑，其来有渐，我们且先回到全局，作一鸟瞰。

一九四一年，抗战进入中期，日军占领武汉后，气焰更盛。以武汉为战略据点，积极作点面的伸张，长沙两次会战，如箭在弦。

中原战局，固乏善可陈，环顾国际形势，益形黯淡。自前一年冬夭，日军的势力南进后，法国少爷兵，当然不是日军的对入，越南失陷，从华北到华南的海岸封锁线，因而为敌人所严密控制。暹罗湾口可能是代替东京湾的缺口，不幸见风转舵的泰国执政当局，却

甘愿为东京的走卒，借投降以自保。剩下唯一的希望是缅甸。伦敦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竟在日本的要求下，落井下石，把中国唯一的国际通路—滇缅公路，予以切断。同时那位爱抽雪茄的老狐狸邱吉尔，下令停止对中国政府作财政上的援助。

在这样悲观灰暗的气氛中，就重庆的领袖而言，唯一足以自慰的，是来自新疆的喜讯。土皇帝盛世才，终于为中央所制服，结束他在西北七年称孤道寡的割据统治。

盛世才，东北辽宁人，少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书，留日返国，曾参加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充任下级军官。一九二七年，自日本归国，为蒋罗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由丁偶然的机会，邂逅了鲁效祖（新疆统治者金树仁手下的秘书长），以军事长才的资格，应聘前往西北。

引进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上校，对新疆的当权派，无疑的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正如中国人惯用的比喻所说“引狼入室”，或“开门揖盗”。

果然，盛掌握了此一难得的良机，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运筹帷握。几年间，赶走金树仁，挤垮马仲英，取彼自代，驰骋天山南北，大有《沁园春》那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

盛世才统治新疆的作为，不仅视南京的中央政府为无物，高举六星红旗，仿效苏联格伯乌，成立“六星社”，且公开倒向苏联。“信仰”共产主义，标榜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不只是解放中国的最明亮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进一步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一则唱新疆为中国的领上，一则亲苏以杭中央。

令得南京当局感到最不安的，是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并吞，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这是远虑。盛于一九三八年朝苏归来，亲苏同时亲共，延安和迪化的关系，将日益接近，形成近忧。

盛世才翻云覆雨，毋沦莫斯科，重庆，延安方面，都感到他是只烫手的蕃薯，他的转变之快，较之倒戈将军冯玉祥还胜一筹。

德苏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瞬即转变，新疆王的统治梦，跟着起了新的变化。当斯大林忙着应付德军的闪电攻势时，蒋介石置于河西走廊的重兵，亦将伺机向盛下手，盛在朱绍良的威胁利诱下，乃摇身一变，由新疆铁托，转为反苏倒共的民族英雄。

盛苏交恶，西北大局，由危而安，青天白日旗取代了六星旗，抗战的低气压下，出现这么个喜讯，重庆当局的踌躇满志，可想而知。

蒋先生考虑派经国去挑大梁，是因为经国懂俄文，了解苏联，由他去，比较放心。可把盛的根，从新疆

的沙土里．彻底的拔掉。而经国自己，受到赣南治迹的鼓舞，也颇自信，认为收抬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

据曹聚仁说：经国的确是得到中枢的示意的，他就曾向曹聚仁约邀，请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到迪化去办一张象样的报纸。假使没有以后的突变因素，也许就能成为事实。

曹聚仁说：‘他从西北回到重庆，中枢就决定让他担任新疆主席的职位。在当时，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不过，由于老头子左右的阻梗，一夜之中，又变了计划。”[7]

蒋先生做事，一向一石数鸟，经国的西北之旅，我们从局外推敲，至少可看出如下的层次来：

盛世才既从斯大林的怀抱里转变过来，中央的政策，不外乎先联合，再斗争。经国虽是赣南的地方官，但他是元首的儿子，他到西北，是以蒋特使的身分，给叛将以安抚，给盛吃颗镇静剂。

其次，蒋借着这个机会，以安抚为名，查访为实，从经国那里，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洞悉新疆的虚实，作为未来对付盛的一着预布妙棋。

让经国先去看看，熟悉一下情况，预布他取盛自代的棋局。

老头子从来没有忘情西北，延安是他的心腹之患，抗战那样的艰巨，胡宗南的一支重兵，却总是打着拱

卫西北的幌子，监视着延安的军事动态。派经国去经营新疆，正如曹聚仁所说：“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新疆居地理要冲，内战烽火一燃，苏联给予延安的援助，即无假道可能，任何爱将近臣，总没有自己的儿子更足信赖吧！

经国从前没有到过西北，他的活动半径，一直局限干东南和西南，北疆之旅，他对中国地理的认识，更深一层，读他所著《伟大的西北》，仿佛我们听到民族的声音，和时的的呼唤：

“洛阳是河南的最前线。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战争的景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伟大的国防工程，这是动员了十万人建筑成功的。洛阳的城很小，工事都在城外，早晨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听到做国防工事的几万个工人，开始工作的声音，同时又听到火车站上搬运军火工人的呼喊，这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8]

这里是他路过潼关时的惆怅：

“到了X X时候，天快傍晚了，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上象涂满了血一样地发红，刚被炸毁铁桥残缺的影子，无力的斜躺在路上，四周寂静得听不到什么声音，那时的情景，激动一个旅人的心，是悲哀，还是壮烈？是惆怅，还是依恋？已经是辨不出它的滋味来了。”[9]

从重庆到西北，绵延数千里，其间多的是山川河岳，名都胜迹，无不代表中华文化的渊远流长。登秦岭、俯仰中原，看苍茫大地，不知道，我们这位预备继大业的太子，有无“谁主沉浮”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