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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时候的经国，尚未经过权力的腐蚀，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虽然在莫斯科，也唱过国际歌，踏着斯大林的音乐节拍，发出为苏联祖国效劳的誓言。

他的民族观，在下列一段文字里，跃然纸上：

“出张掖向西过临泽、亭台，就到肃州，肃州就是酒泉。这里是关内第一个县，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各种民族都有，有一种叫哈萨克的民族，他们有一种叫英雄帽，戴这帽的人凡是杀一个人，就在帽上插一根鸣毛，杀人愈多。鸡毛插得愈多，就表示他是英雄。这些人，脚很短，所以他们总是骑马的时候多，骑在马上，上山下山过河都可以，但是下了马，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肃州，我们请了一次客，一共到了十一位客人，有纳蒙克、他木龙（蒙）、马彦寿、马志强（回）、雷廷龄、安维峻（藏）、马通、哈一、阿无阿林（哈萨克）、李志正、赵天夫（汉）。

我认为这一次的请客，是最有意义的。我这一次请客，是请了各种民族，每个民族派代表两人。所以，在席上有汉人、有回人、有蒙古人、有哈萨克人……。那一天，正好有月亮，看着那塞上的月亮，心里有无限的感触。我们这许多民族代表，大家都坐在月亮底下，毫无拘束地，毫无隔阂地畅谈，大家都很诚恳、坦白，我心里感到非常快乐，同时我更想到过去我们认为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容易得到解决的。平心说一句话，在边疆最坏的还是做生意的汉人。我可以举个例来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蒙古人在店铺内买东西，一样东西是一元二角，蒙古人因为知识程度低，算了半天，不能结出个总数来，那家店铺内的人就说：‘算一你放下五块钱走好了！’那个蒙古人没有办法，只好给了五块钱才走。好象我们买黑羔皮袍，在肃州一带向蒙古人买，每件只要二百多块钱，但是商人把它运到兰州就要卖三千块钱。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看了，也会气愤的。所以，我相信边疆的少数民族，还是真诚、坦白、单纯的，将来我们要建设西北，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总理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定会亲密的团结起来的。过去回汉之间，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很大的冲突，但是差不多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听说有一次是为了回教人演戏，汉人的小孩子来看戏而闹起来；有一次为了汉人在回教人家里杀一只鸡而没有把毛先拔掉而闹起来。我们相信这些情形不应该有的，将来也一定不会再发生的。

那一天晚上，我们大家谈得很高兴，什么民族问题都讨论而得到了解决，后来，还举行了游艺，蒙古人出来打了拳，藏民演了一个打小孩子不去看羊的戏剧，回民真奇怪，他们唱了一个满江红的歌，哈萨克跳了一个打老虎舞，直闹到天亮，实在太有意思了！”[10]

西北归来，经国总结此行的感想有三：

(1)确认西北地理的优越性，“地大物博，有无穷尽的宝藏”。“过去，我们认为安西是我们的西北了，但是安西还仅是我们西北的心脏。”他说：“从安西到苏联的边境，坐汽车还要走六、七天。这样广大的土地，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用无限的热烈，无限的忠诚，无限坚强的力量来爱护它、来保存它、来发扬它，我们要坚持西北的进步，西北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没有新的西北，就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2)强调西北是军事力量的重心，那里有新的中国空军，新的机械化部队，西北是将来反攻力量的中心。

(3)西北是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

就国防的观点出发，西北是中原的屏障，几千年来的外侮，也都是肇始于此一河西地带，岳武穆那股“踏破贺兰山缺”的壮志豪情，是感情上的愿望，同是意志的语言。

经国从西北回到重庆，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认识到“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因此提倡建设新的西北，要为西北同胞谋幸福的生活。旧调重弹，把他父亲在《中国之命运》里的老套搬出来，重呼“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这一期间，经国的西北热，的确在他个人的水银柱上升涨得很高，他觉得东南已有成，不妨去西北。殖边垦牧，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父子之间的思想差距，好象总无法靠得拢似的。蒋先生依旧沉溺在他的统驭公式里，以妥协代替果敢。经国的主席梦没有圆成，盛世才的官衔，却愈加愈多。

注释：[1]曹云霞说毛夫人遇难是一九三九年，唐瑞福说是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二，年代不确。曹锺麟曾任奉化县长，《奉化墓待祭扫》一文，肯定是一九三九年。蒋自著《五百零四小时》，《明报月刊》第113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近日心中有二事，始终不能忘者：一为先母罹难，此为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证明唐“农历”之不确。

[2]曹云霞著《赣南忆旧录》，第60页，香港《七十年代》出版。

[3]曹锺麟著《奉化墓侍祭扫》，香港《大公报》（一九八一年）。

[4]墓碑“显妣毛太君之墓”，为吴稚辉所题。安葬时俞飞鹏点主，石料由施季言（武岭校务主任），负责采自上花山。

[5]雷震著《我的母亲》，被台湾当局没收，雷抗议：“经国可写他的父亲，我不能写《我的母亲》，宁非天下怪事！”

[6]参阅一九四一年六月《东南日报》。

[7]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8]蒋经国著《伟大的西北》。

[9]同[8]。

[10]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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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育长·主任

假使我们说，蒋先生早就有意把棒子交给他的儿子，那实在是一种过分大胆的假设。但是，说他老人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已蓄意培植经国，就比较接近事实了。

一九三九年，甫行就职专员，经国接“委座”指示，“克日登程赴渝”，[1]入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在国民党的官场里，通常被认为，这是一个镀金的机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到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无数的院校团班，训练过十万的党政干部。获得遴选，象征着明日的希望，从关系学的方面看，更意义非凡。

蒋先生认为，多经过一次熏陶，干部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对领袖的向心力，会益形加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样适应经国的情况。经国是个特殊的例子，他只是要经国和别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在国民党的体制内，茁壮成长。

蒋先生一方面让经国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正规训练，为儿子未来获膺新命铺路，一方面，巧妙地，解决原来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问题。

由重庆回到江西，任命发表，派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儿乎是火箭的速度。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成立于武昌，[2]集复兴社cc系组织的大成。党内有党，派外有派，对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蒋先生偏偏有他独到的奥秘。

经国的政府官职，以江西起步，抓党组团，同是发物于江西。经国自苏联归来，深切体会，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

做行政专员，他有旧官僚、土豪劣绅等敌人；领导江西的三青团，和他作对的对手，对付起来，也不大容易呢！

名义上，蒋先生任团长，康泽组织处长，涉及权力，即使是团长的儿子，一亦寸步不让。

经国一跃为团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一，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实质上是江西团的首脑“第一把手”，康泽怕这位太子，将来抢了他的地位，先使个杀手钢。在江西支团的干部安排上，大动手脚。

康泽安置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架空经国。书记彭朝钰以下，清一色的康派。而彭“每天跑专员公署，表面上尊重蒋主任，实际是玩弄手段，不让蒋主任亲自来支团部办公，蒋主任那张办公桌形同虚设。青年招待所保送学生受训或就业，彭朝钰都一个个召见谈话，彭朝钰亲口告诉青年招待所学生说，蒋主任是兼职，忙不过来，他是中央派来的，一切由他负责。”[3]

经国到赣南的第一场遭遇战，就遇到自称“中央派”的康泽系，几番较量，这批人有眼不识泰山，才知道经国在莫斯科顶礼膜拜来的斗争经验，关老爷面前的大刀是舞不得的。

太子的策略，表面按兵不动，却积极培训干部，巩固阵地。

设在赤朱岭的“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每期招收一百二十人，经国从制订计划，到招生训练，概一手包办。自任“精神讲话”课程，标榜“三青团不是少爷小姐俱乐部，不是官僚政客摔交场”，倡“赤朱岭精神”。

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组织联系。

时机成熟，经国反攻，一九四一年四月，举行支团第三次会议，康系人马，弃甲曳兵，全被排除。“清干班”的基础，不断扩大，经国且办了江西青年夏令营和虎岗青年夏令营，更多青年子弟，受其罗致。

一九四三年，江西支团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其中一些干部如胡轨、詹纯鉴、王升、许素玉[4]等，始终追随经国，由江西而台湾。

只四年工夫，经国在江西党政方面的成就，连主席熊式辉的光辉，都相形失色。十二月，太子辞赣县县长，授任江西省府委员，虽无实权，却有更上层楼的意义。

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是无神论者，为了迎合蒋先生和宋美龄的心意，接受洗礼，成为美以美教会的基督徒。教徒这个事实，外间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他不仅很少参加礼拜活动，甚至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禁止国军官兵信教，[5]其虔诚可知。

一九四四年元月，蒋先生改派爱子出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自然，他热心推行的“新赣南建设计划”，亦人去政息。辛苦造就的忠贞干部，跟着去了重庆的新天地，另树旗帜。

“中央干校”的筹备工作，由李维果主持。原兼任“中央青干班”主任的康泽，雄心勃勃，改班为校，自兼教育长一职，理所当然。但李看透蒋先生的心思，提议经国担任，“照准”的批示，马上发下。

蒋先生的构想，经国到赣南，终究是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等于做生意积累资金。他个人的崛起，不就是黄埔打下的基础吗？

客观地说，经国具备的条件，毋论组织技巧，训练方法，刻苦精神，黄埔学生，难望其项背。

国民党的表现，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早趋祚微，蒋先生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已有觉察，三青团的成立，即含有补救的意思，经国这时候才三十三岁，年龄、形象、声誉，都是担任教育长的适当人选。

一九四四年五月，干校开学，但只有研究部，[6]经国的意思，先培训“干部的干部”，第二期培养专业人才，设地方自治科、师范科、管理科、生产管理科，后来场面开始扩大，增办“东北青年训练班”、“青年政工人员训练班”。

干校的性质，类似苏联的“孙大”，不能用一般高等院校的标准去衡量，诚如曾任该校区团部书记的蔡希曾（省三）所说：“蒋经国所考虑的迫切课题，是借着主办‘中央干校，的大好机会，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

兼校长蒋先生说的更明白，“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

“革命”一词，在中国官员嘴里，从来缺乏严谨的定义，几乎任何事，都可套上一顶革命的桂冠，加以演绎，革命即是追随领袖的同义词。

经国根据父亲的训示，提出下列口号：

“中央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培养革命的干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总而言之，经国的任务，是培养一批新的门徒。当时抗战接近尾声，战争的目的是保家卫国，反对日本侵略，和革命发生什么关系呢？

为了把学校办好，自招生、入学、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政治组训、课程等等，他无不躬亲参与，别出心裁。规定的教学重点，计有：

（1）高深的政治素养。

（2）高层的领导才能，要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

（3）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

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构想很好，其奈客观条件不具备，也做不到。平白给人一个印象，他喜欢说空话，然而我们也不能抹杀他办教育的一些灵活做法和许多独特的设计。

最具民主色彩的活动，首推“全校师生大会”，主张“师生团结，共商教学大计”，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还要前进。但是，所办的大聚餐、大联欢、访问贫苦人民、劳动竞赛、实验治校等，[7]可是典型的苏联式群众运动。

如果经国能心无旁鹜地把中央干校的事业坚持下去，“二十年的远景规划”，不能算是空中阁楼，他的成就，将非常可观。环境却强迫他，不停地改变计划。主要，战时的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任何长远的规划，随时可化为泡影。

一九四四年六月，长沙沦陷，八月衡阳失守，日军的秋季攻势，锐不可当，独山失守，直趋贵阳，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九月，经国奉命，曾至西康部署。十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由蒋委员长亲自提出。配合这个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蒋先生重想到他的儿子，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

过去，经国的经历，集中于党政方面，现在开始尝试跨到军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抓枪杆子”。政工班第一期学生甫毕业，中央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经国是主任，总部且设在中央干校内。军政部依国军序列，编为八个师，[8]各师设政治部，政治部第一科（管组织、训练），科长和团教导员悉由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不用说，是经国遴选，上级任命的自己人，包括现在台湾的报业巨子余纪忠（二0三师），司法部次长范魁书（二0八师）在内。

苏联的党的表制度，北伐时期一度在国军中移植。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名存实亡。相隔十五年，经国把它重建起来。一则，他驾轻就熟；二则，他对这个制度的功子，深信不疑。推行开来，党指挥枪，那末，就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认真地实施政治训练，规定上政治课二至四小时，各师聘专任政治教官，强化思想训练。

公开的口号如：

“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

“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

“青年军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先锋队！”

“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

秘密地，通令政工人员，向全军上下“灌输中心思想”；“必须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

政工既是首脑，经国等于掌握了全军灵魂。加上青年军没有实际的统帅，各师师长乐于臣服，他已是实际上的统帅。

照青年军成立的原意，入伍三个月训练结束，随即进入实战训练，进入第二线，准备随时增援第一线。经国介入，性质变了，作用也变了。

本来命名“青年远征军”，那是要归陈诚、罗卓英指挥监督，经国把它自立门户，于是“远征”两个字悄然失踪。

训练期满，延长训练，蒋先生有私心，经国的嫡系部队，“不到牺牲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直到日本投降，这八师部队，仍驻原地。没有“远征”过，更没有向日军放过一枪。

抗战胜利前夕，国府受美国的压力，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经国受命，担任宋子文的随员，后调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办理对苏外交（下章将予详述）。此处续谈青年军复员各节。

一九四六年年初，蒋先生下令成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陈诚任主委，蒋经国任副手，研究拟订复员办法。

复员当然非复员不可，蒋先生另有想法。他指示：

“青年军复员，不是青年军的结束，而是青年军新发展的开端，今后要制定一套办法，使青年军成为国军后备兵员的精英，同时要加强复员青年军的政治组训工作，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9]

何谓“革命力量”？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效忠领袖”的力量。四月，“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成立，陈诚处长，蒋经国和彭位仁[10]副之。

复员青年，受到升学和就业的优待，有的进大学，有的进先修班，程度不够念大学的，进青年中学，[11]就业的，原来在机关任职的，回原单位，又升级又加薪，原来没有职务的，介绍职业。

复员工作，经国的确卖过无数力气。但是，“青年从”、“国大代”、“军官总”等，仍被社会公众，列为五害之一。[12]

复员后的组织，经国仍不放松，约有下列数项：

．成立“复员青年军联谊会”，中央设总会，领导机构是干事会，经国自兼总干事。联谊会设南京中央路德润庐中央干校校友会内，成为太子的卫星组织。省市设分会，机关学校设通讯组，层层组织，纵横联系。

．青年军八师的建制，保持原状。师设“军士教导营”，让志愿留营的，接受训练后，升为次期青年军的班长。

．复员管理处，改为常设机构。

四月三十日，国府还都，五月五日，中央各机关在南京恢复办公。经国班底的有形力量，仅剩下“中央干部学校”最后的堡垒。CC系建议，中央干校和中央政校合并，设立“国立政治大学”。

“政大”预定蒋公自兼校长，经国任教育长，严格地说，蒋的学历，不符合大学校长的资格，他在日本只从振武学堂，拿到一张文凭，做个小学校长，都非常勉强。但中国的情况特殊，蒋曾兼任所有军事学校的挂名校长。

CC的如意算盘，吃掉干校。而经国暗中的计划，吞没政校。

政校的前身“中央党校”，在南京红纸廊，战前即有校舍，国府接收的同时即修葺校舍，师生陆续回京复员，一九四六年秋季始业，正式招生，合教职员、师生有一千多人。

干校创校伊始，在南京没有片瓦，到一九四六年夏，专修部第一期，刚毕业的发，研究部第二期，草草结束。大学部这年未招生，相形之下，和政校不成比例。于是合并也者，成了“政校吞并了干校”，谈判代表游馄说，对方“人多势众”。

补救办法，干校争得一席训导长，侍从室传达，蒋公要教育部签呈举荐蒋经国为政大教育长。命令发布后，经国一身三职，除“政大”外，尚兼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组训）处长和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处长（后改“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不仅他个人志躇意满，认为虽有东北之失，仍有可为。他的亲信干部们，更意气奋发，准备到“政大”，大施拳脚一番。

天下的事，就这么难说，煮熟的鸭子，长着翅膀冲天而去。蔡省三先生的记载，兹原文引录：

“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

‘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X X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珠炮发出震耳的口号：

‘反对儿子教育长！’

‘反对父子家校！’

‘蒋经国滚开吧！’”[13]

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1）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2）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3）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先生。据到现场观察过的蔡省三、倪志操（中央团部第五处调查组长）的结论：“那种强烈的反蒋气氛，使人明显地看出，决不是某些学生的一时冲动。”敢“向蒋氏父子开火，显然有人在幕后支撑。”[14]

蒋先生勃然大怒，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并令陈立即告诫学生，克日复课，遵从命令。

经过陈立夫的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在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

陈立夫向蒋先生复命，陈报调查所得，反蒋风潮的幕后，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鼓动，并非CC从中捣蛋。

经国的反应，又气又怒。有几天闭门拒客，随后在他私人的办公处—南京励志社，召集中央干校校友会核心分子，举行会议，大发一顿牢骚外，郑重宣布，他已经向教育部送出辞呈，决心不干那个教育长了。最后带着训勉的语气，要求校友会人员，注重加强干校校友的联系和团结，作为事件收场的尾声。

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经国心情之颓丧，可以想象。现在，他才真正体会到，事业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谁有力量，谁就成功。”[15]

和CC的对抗，败在没有力量。如果说东北使命的失败，败于外交，究非不战之罪；“政校”之挫，罪在战而无功。讲到利害冲突，连他父亲的心腹，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冷酷的敌人。政治的无情，多么可怕！

经国懂得忍耐，不露声色，这就是他懂得辩证法的好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注释：

[1]蔡省三、曹云霞合著《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九年八月）

[2]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通过《统一党团组织案》三青团撤销。

[3] 同[1]。

[4]胡轨到台湾后，曾任中国青年反共教国团主任，正中书局董事长后退休，詹纯鉴曾任台湾省党部书记长，王升曾任总政治部主任许素玉曾任台北市党部主委。

[5]五十年代，总政治部下今，严禁官兵信教。基督教不主张崇拜偶像这和“效忠领袖”的宣传，发生冲突。

[6]中央干校受“三青团中央子事会”管辖，不向教育部登记立案，与教育部无关。第一期招生，报名三百，录取二百六十人。报名资格，限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

[7]实验治校。师生大会闭幕前，自教育长起到各部职员，包括传达、伙夫，全部休假由学生接管一天。

[8]二O一师：师长戴之奇，驻壁山（戴后调九十九师，战死苏北）。

二0二师：师长罗泽闿，驻綦江。

二O三师：师长钟彬，驻沪州。

二0四师：师长覃异之，驻万县。

二O五师；师长刘树勋，继任刘安琪，驻贵阳。

二0六师：师长萧劲，继任方先觉，驻汉中。

二0七师：师长方先觉，继任罗友伦，驻昆明。

二0八师：师长黄珍吾，继任吴啸亚，驻黎川。

二0九师：师长温鸣剑。

[9]同[1]。

[10]彭位仁初到台湾，曾任剑潭情报训练班副主任。

[11]计有杭州青中（潘振球校长）、杭州青职、嘉兴青中（王升校长）、嘉兴青职、重庆青中、汉中青中。

[12] 五害：“立监委”、“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

[13]同[1]。

[14]同[1]。

[15] 蒋经国著《悼温世勋》，收《新事业》书内，江西赣南正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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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外交特派员

长夜漫漫的抗战，中国人民疲惫不堪地祈祷胜利早日来临。

“珍珠港事变”象一个奇迹，为抗战军民带来黑暗中的曙光。中国再非孤立无援，凭血肉之躯，对付东邻强敌的飞机大炮。

太平洋彼岸的山姆大叔，被日本的一记猛鞭，清醒过来，日本过去敢于和苏联为敌，同样敢向美国挑战。

蒋先生日夜盼望的中美同盟，悠然而至。物资、武器、人员，越过驼峰，源源到来。

和史迪威的一些不愉快，蒋先生是胜利者，罗斯福看着他是远东区总司令的分上，撤换史迪威，派遣魏德迈，中美关系，情意殷浓。

重庆和华府间的军事计划，预备由东南沿海登陆，消灭日军，麦克阿瑟的蓝图，先用跃岛战术，砍臂削足，再登陆本岛，使东条就范。

罗斯福总统，一付妇人心肠，听取乔治·马歇尔和参谋本部的意见，[1]担心麦帅的计划，美军所支付的人命代价，过分巨大，不惜求助于盟友斯大林。

斯大林纵横裨阖，一代袅雄，他比坐在轮椅上的弗兰克林，不知险恶多少倍。看准罗斯福的心思，代价是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和不冻港旅顺、大连的控制使用。[2]

罗斯福觉得，东北是中国的东北，慷一点他人的慨，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的承诺，何乐而不为。

那个出卖盟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就在这黑海边上的避暑胜地，谈笑间，订下乾坤。[3]

可怜的蒋委员长，没有半点情报。被称为神出鬼没的戴雨农将军，原来，在国际间谍战方面，一筹莫展。

“协定”等到四个月零四天后，[4]才通知重庆，蒋主席感到很愤怒，可是对他的尴尬处境，却丝毫无能为力。

主要斯大林空洞的保证，把霍普金斯和哈里曼弄糊涂了。斯大林提出两点：

（1）苏联对日的军事行动，是以中国同意接受《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宋子文于七月一日以前，须到莫斯科。

（2）愿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中国。

斯大林处处勒索，一方面挟美国自重，压迫重庆就范；一方面威胁宋子文说：“中国政府最好赶快达成协议，要不然，共军会进入东北。”[5]中国进退失据，和事后充满阿Q式的自慰，卜道明《中苏条约》一文表达的淋漓尽致。

“苏俄即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第二天，苏军数十万即全线攻入东北。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乘势迅即占领整个东北。在此情形下，苏俄当可凭借武力实现其全部愿望。那时中苏间将发生种种权益和领土的纠纷，不难想象。我若提出交涉，美国将因我拒绝了《雅尔塔协定》，未与苏俄成立条约，对我不予援助：而对苏俄，则因《雅尔塔协定》的存在，反而有支持苏俄实现其全部要求的义务。我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将预定我之交涉失败。不仅如此，苏俄势必利用我之孤立状态，根据《雅尔塔协定》笼统的规定，乘势更进一步的分裂中国领土。在东北，内蒙、华北及新疆等地建立其傀儡政权，因此而造成更混乱的局势，那时中国要驱逐苏军出境，收拾混乱局势，除使用自己武力外，别无其它有效途径。而我在东北当时既无一兵一卒，抗战八年后的中国，亦无力对苏作战，也是显明的事实。反之，我国若与苏俄预先签订一项条约，用条约来限制《雅尔塔协定》的流弊，约束苏俄的侵略行动，并对日后苏俄可能违约的行动预先把握一种提出交涉的政治立场，那时我们不仅进退有所依据，而且美国对中苏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亦不能坐视无睹，而应根据道义与公理的立场予我以声援。”[6]

谈判的两期进行，第一期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开始，七月十三日结束；第二期从同年八月七日开始，到八月十四日为止。

宋子文（行政院长兼外长）任首席的表，经国和他的一位同学卜道明（外交部亚洲司长）担任随员。

蒋委员长打出经国这张牌的原因：派自己的儿子，对斯大林是一种亲善的姿态；其次，经国通俄文，曾．长住俄国，比较了解苏联人的想法和意图，从旁观察的析，补团长宋子文的不足。

经国所负的使命，可以忍辱负重四个字作总结。

斯大林仗着有罗斯福的签字，看准重庆的处境，中国的谈判地位，居于弱势。宋子文和他的前辈李鸿章，扮演的角色，并无差异。

斯大林盛气凌人，“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你看过这东西没有？”斯大林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7]

往返折冲，不过发挥一下谈判的艺术而已，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外蒙问题，经国奉命以个人资格去见斯大林，他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杭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杭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8]

经国这段话，讲的是实情，可惜，弄错对象。斯大林只认识力量，他的字典上，没有“同情”两个字，所以他说“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和斯大林谈判的经过，经国后来在《一位平凡的伟人》文中，有详细描述。实质上的东西，殊少透露，无非要读者相信，斯大林是个可怕的敌人。

假如没有《雅尔塔协定》，美国一样可以强迫国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同样可以拿取这些领土和权益。后者是前者的副产品，但是，苏联那样做，得不到美国的承诺，将失去合法的掩护。

蒋先生如果拒绝和美国合作，他可能激怒杜鲁门总统并失去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经援助，然而，他却会更能获得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苏联一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关东军未发一弹，即为苏军制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适在中国人民狂热欢呼胜利来临之际，白字变成黑字。[9]

宋子文珍惜令誉，辞去外交部长，签字的任务，改由王世杰完成，[10]后来王受人指责为卖国行为，持平而论，王是工具（instrument），非条约签订的决策人（decision maker），和经国一样，毋须背历史的黑锅。

莫斯科旧地重游，时距一九三七年束装归国，八载有余。苏联历经希特勒的蹂躏，浴血奋战，惨痛不下于中国，但是，愈战愈强，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超越英法，和美国平分秋色。

十四年前（一九三一年），[11]经国会晤过斯大林，还是克里姆林宫那个老办公室。一切如旧，惟略呈异样的是“从前斯大林的书桌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现在换上彼得大帝的画像。开始，他感到不解，经斯大林的秘书点醒，才恍然大悟。原来，“此一时，彼一时”，时代变了。

不是吗？当年经国是尼古拉同志，现在，他是陆军中将、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是蒋主席的私人代表。当年，斯大林送他去农村、去矿场、去工厂，受尽折磨。十四年后，平起平坐，唇枪舌剑。“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的巨浪，本来就是无休止地起落着的。

这次来莫斯科，担任外交使命，是一种新的尝试。中美关系早已是宋美龄的禁脔；日本关系，一向由张群独揽；和斯大林的交道，则非他莫属。想到这里，感到很自慰，当年的辛苦，并非丝毫没有代价。回到重庆，举国欢腾的历史场面，业已错过。复员还乡的胜利空气，弥漫了整个山城。军政官员，人人磨拳擦掌，忙于接收，抢地盘，为自己的前程，勾画出光耀夺目的远景。

经国并不例外，过去赣南的局面太小，战时首都的空间，毕竟有限，他已经头上顶着两顶帽子，一边是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人马八、九万；一边是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学生逾千。掌军掌团，集组织和干部系统于一身。这样的力量，进可无往不利，退可稳坐钓鱼台。

经国自认，他了解斯大林，相信斯大林的承诺。斯大林说：

“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他的视野，突然伸展到白山黑水的关系，他的干部们，更信心百倍，鼓励他到北域植基拓疆。

如果纯照中苏三十年友好条约的精神看，斯大林的着眼，无非是旅顺、大连和一条中东铁路；对延安的支持，苏联的态度是否定的。一代枭雄—斯大林的话能信吗？看透斯大林心机的，不止是那个多嘴的湖北参政员胡秋原，经国左右的智囊，同样向太子陈述过其利弊，认为关外的白山黑水，斯大林不会轻易放手的，劝他不必以自己的前途作赌注。

这位朋友的进言，计有三策，上焉者去日本就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也就是后来商震、朱世明的位置，重建中日新邦交，进而成立中日英三角同盟，横断太平洋，形成美苏外的第三势力。中焉者到台湾去，继承日本的衣钵，搞经济建设，走刘铭传的路子。下焉者远征西南，掌握川蜀的地理经济条件，开发西南大后方，步诸葛孔明的后尘。“到东北去是死路”，就是这位朋友的结论。[12]

当时的经国，一脑子的关外锦绣大地，自然这位朋友的衷言，难免听起来有几的逆耳。他就不相信，苏联的承诺，一钱不值。到《苏俄在中国》、《我们的敌国》等反苏文章间世，把斯大林说成混世魔王，已是时隔多年的马后炮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暂时丢下“青年军”和“中央干校”，经国和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

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浩浩荡荡直奔长春，新职是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的负责人。

新时代，“新事业”，胜利的花朵，含苞待放，一片芳香。

然而，事实证明，他那位朋友的见解，的确比他看得深远。斯大林从黑海和罗斯福晤面时起，即包藏祸心。

从斯大林的观点出发，日俄战争留下的仇恨，苏联有机会子不报吗？拿点铁路，抢走工业设备事小，甚至派军占领日本，叫它永远翻不起身。

蒋介石甘愿做美国的马前卒，中美携手，威胁到苏联亚洲部的的安全。中立的国民党政权既然是奢想，不如趁机培植延安的势力，消极地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基础，积极地建立中苏间的缓冲区。二十年代功亏一篑的事业，现在去完成。

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邀请经国访苏，言词间，把苏联的意向说得再清楚也没有。[13]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工具，他必要的时候，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14]

美苏争霸，殃及无辜。蒋主席的处境，除非有超人的睿智应付殊为不易。我们自无法，以五十年代尼赫鲁的外交策略，画一根平行线，将印度、中国等同。

蒋主席的困难：

（1）苏联的历史记录，记忆犹新。

（2）共产党的势力，构成严重威胁。

（3）采取中立政策，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4）迫切需要美国的军经援助。

斯大林胸有成竹，外交上，蒋主席亲美，他则全力扶植延安的毛泽东，等到共军的羽毛丰满，苏军再从容撤退。

几乎可以说，经国的使命，没有半点成功的希望。一开头遇到的问题就十的辣手，为了国军登陆，费尽了唇舌。想在大连登陆，苏方反对的理由：大连是商港，如允许军队登陆，就是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国军被诱到安东登陆，负责运送的是美国海军巴贝中将，登陆地点营口。可是，数千的不明部队己捷足先登，占领该市，企图在葫芦岛登陆的国军，同样受阻，陆路进军，复遭袭击。

经过多方的阻挠，国军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始进驻了东北，防守着沈阳、长春、吉林等几个主要的点线。可是，苏军已和林彪的“民主联军”[15]合作，布置好一个“请君入瓮”的陷阱。

根据条约，“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在三个月内撤完，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十二月三日，应为苏军完成撤退之期。中国军队预定由十月下旬开始在大连、营口、葫芦岛等港口登陆，另由山海关陆路进军，但苏方提议，改迟为第二年二月一日。

限期已届，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要挟，“谓经济合作方案未获协议前，不能预料苏军撤退之确实日期。”[16]

苏军拒撤，事态明显，且以治安暴乱作骚扰，迫东北行营自长春往山海关撤退。留下军事代表团和外交特派公署，继续交涉。

谈判重心，一度移到重庆，十二月初，在长春恢复。苏方提出“中苏共营东北工矿一百五十四个单位之要求，并声明东北之工矿设备均应视为苏军对日作战之战利品”。[17]中国的解释“动产可为战利品，不动产不能为战利品，战利品之名词仅适用于敌人之作战武器及军事直接有关之供应品”。

和苏联方面说理，当然无用。据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估计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二十亿美元。”[18]蒋先生的数字，尤其具体，他说：

“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供应设备被苏联拆运而去，此外，鞍山、官原、本溪等钢铁工厂设备的百分之八十被搬走，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而受害甚大。”[19]

军调部成立，停战令下，苏方态度变本加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挑衅事件，接二连三。计有十三日，共军万名侵入鞍山，停止锦州以西的供电。十四日，共军袭击营口，攻占盘山。军调处飞机一架被扣，十五日，国军运兵车，受苏军射击，十六日保安队被缴械，张莘夫惨死。

中国方面所受到的委屈、调侃、奚落，难以胜言。重庆所反应的节制、冷静，令人称道。一月二十二日，仍派宋美龄偕周至柔、董显光，飞往长春，向苏军表示慰问。苏方仪队军乐，很热闹一番，但北极熊的既定方针，永远不变。

接收受阻，救济物资，如医药卫生设备等，亦为苏方所不许。无故凌辱的事，更有多起，如行营赖秉拓少将的座车，持有卡尔洛夫少将的通行证，竟遭苏军抢夺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