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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不得已，苏军撤退，却和共军的进攻，密切配合。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苏军自四平诡密撤出，当晚林彪的东北联军，即取包围态势。撤离沈阳，沈阳外围的铁路桥梁，悉被破坏。

国军接收长春，苏军以鼠疫为借口。苏军撤离，又和共军串通，炮制四平的把戏。即使溥仪引渡那件小事，亦横生节枝。

苏军终于五月二十三日，撤出国境。国军一度攻势凌厉，十九日收复四平，二十一日收复公主岭，二十三日拂晓收复长春，国军将领乐观估汁，哈尔滨旦夕可下。

九个月内，中苏双方共举行二十二次会谈。[20]大部的均由经国和董彦平中将，分别参加。

苏联一拖再拖的目的，说穿了是在执行斯大林掠夺和扶植中共的图谋，等一切就绪，拖着蹒跚的步伐，带着英雄式的微笑，回到苏维埃自己的国土去。

在东北的辛酸史，经国曾以日记形式，于一九五四年，以《五百零四小时》命名出版。[21]对整个交涉的经纬，裨益不多，他的心态，刻画颇深。

东北的任务完成，他跟着卸任，回到南京，东北的局势，败象毕露。

他的打击，自然不轻。出关前，那份美妙的蓝图，被撕得粉碎。东北不是他的赣南，原来是个多刺的玫瑰。那批准备跟他一块儿去闯天下的赣南旧班底，最早计划的三批北行，由于主帅后撤，只好相顾失色，留在中原，徐谋他举了。

美国军事专家魏德迈将军的诤言，[22]东北是守不住的。关外幅员那么大，把国军精锐，送到敌人的虎口，物资的消耗，兵力的分散，和战线拉得那么长，都犯着兵家的大忌。但是，蒋先生却一口坚持着东北不保，华北垂危的唇齿军事观，结果，一副血本，三两年间，被林彪的七次攻势，输得精光。

军事以外的因素，更不计其数，刊在《观察周刊》的一篇文章，可以在此作为注脚。

“胜利之初，东北有五十万久经组训的青年军，还有许多万义勇军，满盼着胜利来临，山河重见。中央恐怕他们奴化太深，投鼠忌器，所收容者不及十分之一、二，结果都挤到共产军里去，现成的饭，叫人家吃了……。

东北有久孚威望的军事将领，东北有久孚仰望的政治领袖，满盼着胜利后可以在地方效力，驾轻就熟，众意所归。中夹偏不用他，或仅给予有名无实的头衔，或叫他们的公子哥儿，当当省委，作为应酬他们的工具，叫他们有力无处用，若熊式辉、若关麟征、若杜聿明、若陈诚、若卫立煌，哪一个与东北天时地利人和上有过关系。近来报载又有起用杭战败将汤恩伯总绾东北军符之说，始终将东北这块肥肉当作私产，不敢用旁系人来抗肩。南辕北辙，放着那就地熟悉军情、地情、人情，有组织、有武装的现成人不用，而叫穿草鞋未见过冰的人来作冰雪战，所为何来？

可是自己的人又太给自己泄气了，多是为淘金而来，看着东北又‘噱头’、‘接收’、‘劫收’、‘搜劫’。沈阳市有三多：‘军人结婚的多，军人跨密斯的多，军人跳舞的多’。这种英雄与美人，真是与‘不怕死’三个字，距离太远。本地人哪能不眼红，岂不是把人心失掉得连影子也没有了。”[23]

作者在文中透露了许多笑话，譬如第五次攻势紧了，高级军政人员及眷属，纷纷逃跑，关金黄金一起入关；各级军官太太，退到沈阳，拉夫、占民房、占机关，纲纪全无；接收人员，终日争权夺利，分赃走私，贪污案重重，令人啼笑皆非。

这样的局面，焉有不溃败之理。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的辽沈战役结束为止，美式装备的精兵，牺牲了三十万，郑洞国、廖耀湘、范汉杰等抗战后期的名将，个个变成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东北一失，林彪人军进关，于是，华北成为覆巢之卵。

东北的挫败，内因外因，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认真讨论，亦非本书的主题所在。

回到南京，经国失魂落魄，颓丧不已。就他的政治前途，他面临两项抉择：（1）另辟天地，他身边的智囊旧调重弹，向他献计，到成都平原去，开拓川蜀。（2）留在京畿，守在父亲身边，躬亲左右，再俟机而动。[24]

蒋先生却别有打算，预备把他的政治黄埔—中央政治学校交给他，发表他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让他将来为自己扎点根，同时把陈氏势力，借机压一压。讵料，漏屋偏逢连夜雨，“政大”发生驱蒋风潮，经国摔交，只剩下一个青年军复员处和中央干校校友会的空架子，算是太子的势力范围。

为了消除心中积郁，一度和伏特加、漂亮的女人分不开，正是在石头城伏枥的阴霾岁月里。(25)

注释：[1]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G.C.Marshall) to the President．Memorandum fnrthe President, Jan 23, 1945.

[2]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斯大林把参战的政治代价，向哈里曼提出。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文件签字，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斯大林称《雅尔塔协定》。

[3]由罗斯福负责取得中国同意，至于何时通知蒋委员长，“依斯大林元帅之意见行事”。

[4]郭荣赵著《美国 <雅尔塔协定>与中国》，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

[5]同[4]

[6]卜道明著《我们的敌国》，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

[7]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后收入《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手业公司出版。

[8]同[7]。

[9]签订日期，一说是于日，一说是十五日，何以日期相差一天，费解。

[10]宋子文辞外交部长，王世杰继任。

[11]同[7]。

[1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0年）。

[13]《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1册，日本产经新闻出版，《中央日报》译印，第44页。

[14]同[13]。

[15]中共当时不便打出八路军的招牌，用“民主联军”的名义，混淆视听，中共中央政治局，派高岗、彭真、罗荣恒等潜入东北，发展实力。

[16]董彦平著《苏俄据东北》，台北反攻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十月）

[17]同[16]。

[18]同[13]。

[19]同[13]。

[20]同[13]。

[21]蒋经国著《五百零四小时》，一九五四年六月出版，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五年五月第113期转载。

[22]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U. S．Department of State 1949（即白皮书）

[23]《东北严重怎样促成的》，《观察》第4卷第5期（上海）。

[24]同[12]。

[25]据当时任亚州司副司长盛岳说，经国某次到外交部找道明和他，要到夫子庙去找一个最拆烂污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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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戡建大队

我们先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的一些重要镜头，剪接起来。

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在和事佬马歇尔的调停下，签订了停战协定。

其实，除非是白痴，才相信重庆和延安间，能借谈判而化干戈为玉帛。

毛泽东说：“一系列因素，包括国际局势在内，对重新发动内战不利。”[1]要通过谈判，使共党取得法律地位，向世界表明，要打内战的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

蒋先生明白，没有美国大量的军经援助，内战打不赢。抗战胜利来得太快，国军的兵力，集中在川滇边陲地区，时间上来不及运往华中、东南、华北、东北等地区，填补日军留下的真空。谈判可以时间争取空间。

政治协商会议，煞有介事地，通过各项议案，准备为未来的联合政府催生，国共双方是主角，“民盟”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担任龙套。

裁军协议，讲价还价，好象双方从此立地成佛，“还军于国”。

以巴大维为首的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成立，《军事援华法案》经美国国会通过。

国军五十四万，在美国海空军的协助下，接收日军的防地。

到这年的六月为止，国军尚占优势，盱衡全局，基本上是乐观的。但是，向后的日子，就很黯淡了。

杜鲁门禁运的命令，于七月颁布，且持续八个月之久，因此，国军的优势，大为削弱。

次年一月，马歇尔铩羽而归，旋即接任国务卿，南京和华府间的关系，江河日下。

经国在东北，打不出局面，干部南移，连他搬到长春的《正气日报》，[2]都跟着迁到上海，想在那里建立起宣传的据点。

一时没有新的开展，本建军先建校的原则，重操旧业。

一九四六年夏，三青团举办青年夏令营，人数近千，一就是他回到中原后的杰作。九月一日到十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假庐山大礼堂举行，他的干部们，酝酿着独树一帜的意愿。

经国自己，也很有兴趣，主要，他不甘CC派的压制和打击。那本《我们对团的建议》的小册子，企图

摆脱党的牵制，呼之欲出。但是，一身兼总裁、团长两职的蒋先生不点头，办得到吗？

蒋先生对爱子的想法，频频心动，用红笔御批后、嘱经国研究具体办法。太子庐山河西路的别墅，顿时群贤毕集，包括蔡省三、陈元、王升、赖钟声等，开会集议，分工起草组织纲领，忙得一天星斗。

三青团组党的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兼程上山，直言诤谏，同时拉出戴季陶[3]分头夹击，蒋先生于是改变主意，组党一说，付之东流。

蒋先生碍难采纳，并非没有理由。他自己是国民党的总裁，且“余自束发以来，无时不以基督耶稣和总理信徒”自居，何能允许青天白日的旗帜以外，再飘出别的什么旗来，让左手和右手相互对立。

设立青年团的原意，已经变质，失掉原来团结号召的初衷。由团改党，扩大派系分裂，将置党魁于何地？

事后检讨，经国也觉得很孟浪。他的干部们，有政治狂热，缺少政治经验；注重集团利益，忽视整体利益；倾向于用主观信念的力量，去和客观的事实相抗争。

紧接夏令营的举办，选举第二届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等高阶层人事，由庐山而南京，轰轰烈烈，好戏连台。太子系的人马．许季玉、刘安琪和覃异之当选干事，罗泽恺、罗友伦、胡素当选监察。

中央团部改组，陈诚蝉联书记长，袁守谦、郑彦棻为副书记长，经国当选为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原秘书处改第一处，宣传处改第三处，服务处和工作管理处改第四处，视导、调查、研究为第五处）主管组织训练。陈、袁挂名，实权全在太子手里。

掌握到青年团的神经中枢，尽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国民党的事，永远和我们的想象背逆。省市支团，仍由康泽系的人马控制。于是，命令的贯彻上，七折八扣，有时候，甚至地方和中央，互唱对台。

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一九四八年的副总统选举，即是测验三青团功能的温度计。

蒋介石的原意，副总统一职，内定孙科，他对桂系的实力，始终存着戒心；但当时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德邻（宗仁），并不怎么唯命是听，一场攻坚战，在首都展开。

三青团名义上并入国民党，而各县市党部的主委，由CC担任；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出马。CC和三青团，势不两立，而三青团内部，尚有复兴社、太子系的激烈对抗。大部分国大代表，出身各地三青团，党中央下令支持孙科，孙科应稳操胜券，轻易击败对手李宗仁。

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仅一千二百九十五票．[4]李胜孙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如白瑜[5]、周天贤．刘先云、许伯超等，宁置贺衷寒、袁守谦的劝阻于不顾，也要支持李德邻顺利当选。

李、孙一役，经国歉疚，蒋先生伤心，国民党的腐朽，差不多已无药可救。

青年团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经国转为党的中央委员[6] 兼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张厉生。官衔又长又大，职权无足轻重，经国对这张冷板凳，当然就兴趣索然。

好在，党的职务并不重要，他尚担任预干局的中将局长，为国防部的一级单位。

预干局的全名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一九四六年成立，和它平行的是“‘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经国推荐。彭投桃报李，用的全是太子嫡系，所以“外界把监察局视为预干局的盘支。”[7]

抗战末期，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大前提抗战建国，还我河山，所以一呼百应．志士来归。“剿匪”是内战，性质、内容、时机和抗日战争，好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也许内战方殷，蒋公出乎情势需要，顾不了那么多，旧梦重温，炒第一次青年从军运动的冷饭。

预干局成立的首件大事，召集青年军干部会议，黄维[8]、刘安琪、钟彬、覃异之等将领，纷纷赴会。会议通过征集第二批青年从军，报请国防部批准。

蔡省三先生，偏偏另持异议，他说：

“问题是抗战刚刚结束，国军正在裁减整编，第一期青年军的复员安置，尚未竣事，许多地方都被‘青年从，扰攘不宁。现在忽然又来搞个‘青年从军运动’，实在是‘师出无名’，不切时宜。要象第一期那样，拼凑一个‘征集委员会’，势不可能。‘运动’眼看是搞不起来，于是只得作为国防部改制后的一项措施，通过行政命令来办理。由预干局会同兵役局，在全国各地‘招兵’，名义仍然叫‘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并公开宣告，入伍后系接受‘军士’的预备干邵训练，成绩优异者，可保送升学‘军官学校’，或直接晋升军士，将来可按役龄再晋级军官。这就是以升官’为诱饵。尽管如此，但是知识青年应征者扔旧为数寥寥，随后是来者不拒，文盲也收，流氓地痞，一并收罗。勉强凑数，虽然兵不足额，仍然恢复了二0一师到二0八师的八个师的建制。好歹总算让这支嫡系武装延续了下来。”[9]

第二期的青年军，没有第一期幸运，战局吃紧，先后被调到前线参战。结局，或残或俘，到上海失陷为止，兵员建制，荡然无存。

马歇尔使命（Marshal Mission）宣告中止，国共双方再没有借和谈假惺惺作态的必要。诚如陈立夫所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得来的，谈是谈不去的。”

国府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下总动员令，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发动夏季攻势为回应，东北、热河、冀东各个战场，展开战略性反攻。

实质上，谈谈打打，战火燎原，从日本投降那天起，任何一方都没有住过手。初期国军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几经交手，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不过是银样蜡枪头。

试看，毛泽东下列举证。他说：

“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莫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10]

毛泽东承认．共方付出三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大批被敌占领的土地，但是，共方立于主动。

孟良崮，[11]国军张灵甫殉难，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两役约十万人被歼。

鲁西南战役，国军四师九旅之众，遭到歼灭。

国军大书特书的一场胜仗，是胡宗南的部队，攻入延安。[12]但是换取到的，不过一场空欢喜。津浦线短暂通车，陇海西段，又被刘、邓大军所切断。

战场上国军频频失利，共军的新战略．执行“外线作战”。以乡村包围城市，由游击战，扩大为阵地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国军变强为弱，变攻为守，双方形势消长，急转直下，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

其它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13]和军事一样地令人沮丧。

导源于“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了无宁日。他们提出的口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无不矛头对准南京政府，旨在瘫痪国民党的后方，打击民心士气。毛泽东称此为“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当局，自然很清楚，这是敌人的恶作剧，是中共地下党幕后的策动。经国负责的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确绞过脑汁，派精英分子，渗透到各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壁垒的明地，相互对抗，可惜成效极其有限。国民党人，即使在后方，也不是中共的对手。

经济方面，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政府财源枯竭，唯一的希望，等待美援，美援不来，只好滥发钞票，借资挹注。

失业、饥饿、萧条，每一项因素，分别困扰着国民党政府，加上中共巧妙的宣传，轻易地转嫁到另一方去认为蒋介石集团，独裁卖国，贪污腐化，反正一无是处。

国民党若干短视暴虐的举措，[14]无形中亦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崩溃的步伐。

经国当时在南京的地位，相当微妙。一只脚在党里，一只脚在军里，可都算不上高层决策人物。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没有他的的，各军种各兵团，直属参谋本部，鲜有轮到他插足的余地。

大局如斯，经国对一切的情况，看得比他父亲还要清楚，原因，蒋先生高高在上，很少有兼听的机会。

经国因而忧郁仿徨，口头上、行动上，他要扮演成乐观坚强的斗士，强调“天下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心灵深处，阴暗深沉，看不见地道那一头，有任何光芒。

扶撑危局的办法，集南京所有的诸葛亮，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即使有，蒋先生那样的性格也听不进去。听进去的，办不办得通，尤其成问题。

避免坐以待毙，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经国召集亲信反复研究，且得到蒋先生的首肯，终于提出一个对付中共的新方案—建立“实验绥靖区”。[15]

纸上谈兵，计划是不错的。

绥靖区实现全民武装，把及龄壮丁，全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保家保乡，巩固收复区，根绝共军兵员粮食供应。

预备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

“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配合施行。

认真实施，也就和美国在南越办的战略村类似，是以组织对组织的一种手段。

南越这一妙招，没有成功，关键系于：

（1）属于政府方面的干部，赶不上越共方面干部对主义信仰的宗教狂热。

（2）政府军没有力量保护村民的安全。经不起越共的报复打击。

中国的情况，较越南更特殊。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彼此矛盾。绝大多数农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将结束贫困，获得翻身。

凭这付印象，已命定失败，劳民伤财，空忙一阵。

经国有什么选择呢？明知不可为，亦只有临危受命，鞠躬尽瘁。

计划没有出门，困难来了。行政院重划行政区是第一关，中训团另编预算，订编制，备营房是第二关。

行政院的官僚们，对国事的轻重缓急，漠不关心。仅知道照章办事，奉公守法。一记太极拳打过来，经国已手足失措。他们说：“设立实验区，事关改变现时政区，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耗时旷日不说，能否顺利通过，还是未定之数。

最后，还是蒋先生想到的变通办法，根据“戡乱总动员令”，交国防部出面办理。但“实验绥靖区”的原定计划，早已走样。

国民党的事，如是拖泥带水，甭说，对敌斗争之不易，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就够辛苦了。

“戡建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一千二百余人，编为六个大队，每人发美式手枪一支，子弹两百发，官阶准尉、上尉不等，颇有点御林军的威严。

一九四八年一月，国防部戡建总队[16]成立。总队长胡轨，下辖六个中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但都受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

队员或个别、或小组，参与地方施政，组训民众等工作。有时用他们的上方宝剑，进行搜查、逮捕活动。以戡乱建国的“先锋队”、“政治兵’自居，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发生越权揽权等情。因而，戡建的功能，未见发挥，内部倾轧的现象，不一而足。

戡建总队之外，尚设戡建小组，负责情报活动，为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

其奈，俱往矣，随着国军的覆灭，他这支新兵，被俘、被歼的．占十之八九。他们是充州第五大队，于许世友占领济南后，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无一幸免。少将督导游鲲（曾任蒋主任秘书）同时成擒。

襄阳第四大队全队被歼、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

潢州第三大队，因豫南战局吃紧，各奔东西，而自行解体。

淮阴第一大队，未遑开展工作，即和南京的联系切断，后陆续逃回上海。

合肥的第二大队和唐山的第六大队，一九四八年七月调到上海。

武汉“戡建小组”的组长宋特立，携秘密档案投共。

赣南时期，经国曾说过：“年轻人的日子是不夜的，可是年轻人的黄昏来得太早了。”现在，竟成了他自己的忏语，命运就这么捉弄着他。

注释[1]吴嘉静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谈判与马歇尔使华》，《中报月刊》第41期（香港一九八三年六月》，第98页。[2]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3]曹省三、曹云霞答《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第178页。[4]程思远著《李宗仁先生晚年》，第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九八0年十二月北京。[5]白斌为广西籍立法委员[6]第一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7]同[3]。[8]黄维，前国军十二兵团司令，徐蚌会战被俘，一九七五中共释俘时，恢复自由。[9]同[3]，第185页。[10]毛泽东著《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9页。这一统计数字，不一定正确，但国军损耗巨大是事实，董显光谓“到了民国三十六年终，中国政府日益增加的危险已呈更剧烈的现象”。《蒋总统传》，第488页。[11]电影《南征北战》和《红日》即描写此役经过。战争发生于山东沂蒙山区。[12]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一九四六年十一二月），一九四七年四月，共军主动放弃延安国军得一空城，不久，胡部被全歼。[13] Russell Randall准将，认为这场战争有五个方面：战场上、财务上、政治上、精神上和心理上。见《中国时报》旧金山版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版。[14]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其余如特务恐怖、抓人、判刑、坐牢等。真正的共党分子，极少抓到。[15]同[3]。[16]国防部系统的特种工作队，尚有“人民服务总队”属邓文仪的国防部新闻局，“绥靖总队”属国防部第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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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八一九防线

战争进入第二年（和谈破裂），共军反守为攻，国军精锐，象见到太阳的坚冰，快速融化。

毛泽东“宜将胜勇追穷寇”[1]的战略，就是看准蒋的弱点，不让南京有喘气的机会，由内线进攻，加速蒋氏王朝的崩解。

等到后来，蒋看到事态之严重，承认经济战场上，也遭受挫折，已生命垂危，再无法挽救了。

据董显光说：一九四八年夏间，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2]从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假定，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作例：“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如以银元来计算，约等于十五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的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左右了。这份薪给，比之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3]这是一位教授的自述。再从当时流行的钞票面额来看，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九日，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了，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三百九十万倍，物价上涨的幅度，如此巨大，可真是“法币的末日”了。

造成这样严重情势的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压力，是中共的控制地区，日益扩大，到这年的六月三十日为止，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二百三十五万平万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六千八百万。国库收入（田赋）锐减，但军费相反地直线上升。赤字成为天文数字。

国府更大的困扰，每失一地，即产生成千成万的难民，即这些人内心里拥护国民党，恐惧中共的“解放”、“翻身”。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统计，此项无家可归的难民人数，共达两千万之巨。政府无法坐视，需予人道救济，因而益增财政上的沉重负荷。

“无粮不聚兵”，早是支援战争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在战争中，已长期失去生息喘气的机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从事剿共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又持续数载，民穷财尽，筋疲力竭。

美援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而美援却不是那么说来即来。华盛顿夹带着附带条件，那就是：国民党先要自助，着手政治革新，推行民主运动，才肯慷慨解囊。

华盛顿的观点，并不全错，但也不全对，它不能用施舍的态度，无条件地送钱送枪送炮，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有一的钱的功效。然而，客观事实是，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育，再猛的药物针剂，短期间，亦无法使它恢复健康，进而生机勃勃。

至于陈伯达所说的“四大豪门”等等，和真实情况，并不全部符合。

谁当财政部长，谁也没有办法，唯有“凭了印刷机，把法币象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应付急需。其后果是“一方面冲淡了人民原有币值的购买力，一方面更以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把都市的与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生活物价飞涨，币值日降。” [5]

渐渐地，灵符失灵，“举国已成法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6]换句话说，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

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7]

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前往牯岭，晤蒋会谈，于是订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

八月十八日，蒋下山返京。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第三天，蒋、翁（文灏）联合招待民意代表及京沪银、钱业，同日宣布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二十一日，发表俞鸿钧和蒋经国的新任命。行动迅速和敏捷，显示政府的决心，非打赢这一仗不可。[8]

方案的条文甚多，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十月二十日前）收兑己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金圆券（其后又将限期延至十月三十一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紧急处分令，系总统根据宪法临时条款所授的权限，即西方所谓的Mandate，无需经过立法院的立法程序，和美国参议院在东京湾事件后通过的越战授权相同。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八月二十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来。文章说：

“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蒋先生实在没有别的王牌可打，只有太子于满朝文武中，赤胆忠心。而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认“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9]

经国的信心，来自他的潜意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困难，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消灭了吗？他很自负地说：“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10]

然而，民间舆论，却向他大泼冷水。

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带着严重的失望，在社沦中写着：

“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11]

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断言：“这是临时的镇静剂，可以缓和经济的贫血症，却不会有长久的功效。”接着说：“中国的一般情势是绝望的，蒋和翁的申明，已不再隐匿其严重性。”[12]

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更有直率的评论：

“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而且，除了内战以外，其它足以使这个改革能成功的条件，亦不具备。这些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预算，健全的赋税制度，现在我们所能寄于希望的，莫过于此新出的金圆券，勉可通行一时。

负责拟订这个改革方案的是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财长。据王乐观估计，币改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三十六亿金圆券，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可得二十五亿，赤字仅及十亿。弥补的办法，可以靠出售国营事业（棉纺厂公债），美援物资，以及增加侨汇。”[13]

经济学家，则大不以为然，“税率按战前标准调整后，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征得到手的（两个月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但支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14]

国营事业，经过官营的结果，早是烫手的蕃薯，民间收买的兴趣，微乎又微。而出卖公债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员，有心无力，大商贾对飘摇毋定的局势，缺乏信心，有力无心。

侨汇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无外力可使；而且，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果，一丸四八年较一九四七年，更为减少。

基于平衡的理想，政府希望今后在节流开源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是增加出口，减少浪费，撙节外汇。这个说法，其实是信口开河。战争一天不停，战争的机器，就无法停止，这些燃料滋补从哪里来？当然，要靠外汇，而撙节又从何说起？

王云五最大的如意算盘，希望美国拿出五亿美金作后援。王特别专程赴华府，但是杜鲁门政府给他吃了闭门羹。

经国带着他“新赣南政冶”的资本，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的旧干部，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就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照政府公布的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品，必须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价上，即官方称谓的“八一九防线”。管制的目的，打击投机市场，“革上海人的命”。

在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二十三、二十七两天，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全部出动到全市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七十天的经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八一九”到十月二日，是第一阶段；十月三日抢购开始，到该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通过议案，放弃限价，是第二阶段。

最不愿意和太子合作的，当然是上海的财阀和“教父”，要是他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其次是国民党内部的官僚集团。

经国上任不到三个礼拜，派系斗争的裂痕，已由里层而表面。南京消息，宣铁吾将调衢州绥靖副主任，遗缺由经国继任，宣表示“今后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就是一付酸溜溜的口气。

跟着吴国桢市长，也跑到南京，向蒋递辞呈；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对抗；内争一升级，外侮自然会加剧。[15]

第一个向经济紧急处的命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陶任职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结果案破服刑。这是对经国办事的决心，初次考验。杀鸡警猴，为中国自李斯以来，严刑峻法，借以慑服人心的原始法则。

随后送命的有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官员戚再玉（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长，勒索罪被杀），因囤积而处死的有王春哲，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共达六十四名。这在上海那个“有条有理—有金条有道理”的世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经国要建立法律权威，要铲除恶势力，的确很给望治心切的上海人民，不同凡响的观感。外国记者把他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称为“雍正皇帝”。

有些手段，连经国自己都认为“多少是不近人情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家鞋帽公司，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被罚一千元，老板托人说项，蒋的答复：“好好！看你的面子，加罚两千元！”令出法随，铁面无私，固是好事，从纯法治的观点看，未免有些近乎即兴主义。

但经国是下定决心，和上海的财富集团，拼个你死我活。在那篇《上海何处去》的演讲词里他向上海的商人，下达了“哀的美敦书”，他说：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16]

接着他疾言厉色的警告他的敌人说：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编，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己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于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17]

由戡建队喊出来最响亮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所揭示的四大工作目标，也提出“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18]对于群众心理的掌握，经国真不愧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宣传家。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成为传诵一时的政治格言。

上海人民感到最吸引的，莫过于他的人民哲学，“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19]这套口号，当时在苏北、华中、鲁南…“各解放区”，早已是中共动员民众的口头禅，好在经国不怕戴红帽子，前进的青年，苦闷的民众，对经国的印象，可就与其它的官员迥然相异。

当群众的情绪，被鼓动的和商人们对立的时候，商人就会被孤立起来，有利经改工作的开展。所以，假使斟建大队是他的骨干，人民服务站和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则是力道无边的两条竹节金鞭。

经改命令下达的第十天，上海成立了十一个人民服务站，它的任务，主要是接受告密。九月十日，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选拔了一万二千三百三十九人，分组为二十个大队，有组织地扩展群众运动的基础，青年们的反应，其热烈的程度，“如怒潮排壑似的投身到服务总队的旗下来”。不过，等“削反队”受训完毕，经改的好景已过，瞬将成为不治之症。

至于智囊人物，贴身干部，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根本格格不入，他只相信他的留苏同学和新赣南的旧干部，这批人的确出了大力气，是推动经检的主力，初期的表现，真有些气象万干。

经国的地位，随着经改暂时性的成功，在上海成了一位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以收兑黄金为例，一个月中，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三亿七千三百万元，其中包括黄金十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二两，美钞三千二百八十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元。中国的农村和小城市居民是把黄金视同生命的！没有土地的农民，把黄金看作土地。

这些黄金美钞，全是上海升斗小民的，他们愿意和政府合作，一说明，经国的声誉，已在他们心目中生根。王云五沉不住气，马上沾沾自喜，他对立法院说：

“……本人不仅应以口头及在短期内以书面分别答复，并决以事实答复（鼓掌）……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头脑冷静的专家，看问题就透彻得多了。他们把政府冻结物价的措施，比喻为用“立正”、“稍息”的军事口令，来建筑“经济上的马奇诺防线”。[20]也有人指责，是“漠视工业再生产的可能性和商业商品流通的必需条件。结果限制不敷成本，工商业再生产和再循环，必然引起紧缩，生产衰落了，流通呆滞了，而在政府强力压制下，工商业者只能忍痛地把现存无法匿藏的商品，亏本出售。”[21]它的后果是使大多数善良的工商经营者以及民族企业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