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工程，急需二十四万两，先由海署存款项下借拨。”
“三海工程，待款孔亟、先由海署息借洋款八十万两。”
“报效修园工程银计有：‘文三十万两，崇礼三十万两，崇厚三十万两，文锡二十万两，海署一百万两，增调一百万两’。除此之外，还有奕、奕代表神机营陆军将佐共七十万两，李鸿章代表海军衙门全体海军将佐共七十万两。”
仅从这三项记载看，便筹集园工银554万两，涉及海军衙门的有374万两。在此期间，海军未添新舰，这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有直接影响。
光绪年间重修西苑三海，除维修油饰原有建筑外，又展拓了中海地面和南海水域，新建了一些重要建筑物和洋务设施。如慈禧寝宫“仪銮殿”和“西苑电灯公所”，还增建了180余间直房和70余处堆拨。历时四年，到1888年（光绪四年）春工程渐次告竣。同年7月31日，慈禧太后首次驻跸中海“仪銮殿”。
在这次拓建三海时，在中海西岸的紫光阁前还修筑了一条小铁路直通北海的镜清斋。李鸿章进贡了火轮车6辆，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属于窄轨火车。其中有一节高级卧厢车，“陈设华美，制作精工”。李鸿章还特为这些经办的法国商人请赏，要分别赏给他们以一、二、三等宝星。这条铁路通过中南海北面的福华门和北海的阳泽门，由于两门之间为交通要道，这段铁轨是不固定的，使用时临时安装。据说慈禧太后乘坐火车，不准车头鸣笛，所以行驶时不用机车，而是在车上栓绒绳，由太监曳引，前面还有仪仗开路。
中国兴建铁路，始自19世纪70年代，却受到守旧的群臣反对。此次在中南海建一条人拉车的铁路，供慈禧太后游乐之用，实际上李鸿章是另有用意。他鉴于朝野对修铁路的争议很大，有些人坚决反对修铁路，慈禧太后又犹豫不决，便以火车进宫、修小铁路的办法，让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亲眼看到火车的好处，从而支持修铁路的主张。事实证明，此举确实令慈禧改变了对铁路的看法，于翌年同意修建山海关至天津的铁路，不过步伐还是迈得很慢。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朝野才认识到铁路对军事和民间运输的重大意义。
重修西苑三海后仅6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大败，对日本赔款亿两白银，相当国家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清廷的财政因此破产。北海、中海、南海的兴建工程，至此不能不停顿下来。
面对国家危亡，不甘心当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决心变法。1898年6月起，他支持康有为等人实行了“百日维新”，下达了100多条诏令，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由此得罪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阶层。同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皇帝生病”为名重新听政，并把光绪囚禁到南海的小岛瀛台，平时还禁绝交通，只有送饭时才许过桥。采取这一措施，除了带有惩罚性，也是怕人将光绪劫走，以威胁慈禧的统治。
慈禧在南海囚禁光绪帝，当时便传闻于天下，也广为外国所知。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时到中南海，笑称他年轻时在俄国便听说此事，还有志向来华把这个皇帝救出来。
中南海的名气，因光绪帝被囚而大大提高，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显得举足轻重。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落荒而逃，西苑三海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兵营，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司令部设于慈禧寝宫“仪銮殿”。在此期间，三海遭受外国军队洗劫，破坏严重，仪銮殿被火焚。
1902年1月，慈禧、光绪结束流亡生活，从西安回銮入京。是年，慈禧太后不顾国家残败，又一心享乐，在下令重修颐和园时，又要求立即着手整修西苑三海。重点工程是在仪銮殿基址的东南方位，即春耦斋北面，建造慈禧太后的女宾招待处，费币500万银元，并仿西洋建筑模式建洋楼，命名“海晏堂”，辛亥革命后更名“居仁堂”。这处建筑，后来在中南海乃至新中国的史册上都有重要地位。
在这次重修中，在仪銮殿原址上又按中国传统宫殿式建造慈禧寝宫，命名“佛照楼”，后又更名为“怀仁堂”。
20世纪初年重修西苑三海，增设了电灯、西式洋楼等设施，标志北京正酝酿由封建古都向现代化都市演进，是北京城市现代化的起点和界碑。不过这时的中南海，仍完全是皇家禁苑，古老的封建暮气仍统治着这块如画的湖光衬映的宝地。
民国年间风云激荡中南海（2）
1917年黎元洪当总统时，正遇到张勋复辟，面对辫子军的威逼，黎元洪抱着总统大印逃出中南海跑到外国使馆。接着，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的旧部冯国璋当上了总统，中南海仍是总统府，他还把居仁堂作为自己眷属住房，堂门改为“宝光门”。冯国璋在园内处理公务，并曾在堂后楼内召开有中外人士参加的关税会议。不过这时国内已经形成了军阀割据，冯国璋号令不灵，不久由北洋政客徐世昌担任了总统。
徐世昌当政时，仍然无法指挥天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此间他住在中南海，正遇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大批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涌到新华门前，要求总统接见，并提出自己的主张。虽然徐世昌不敢出来，但是中南海的新华门前就此成为示威*者请愿的重要地点。
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总统，演出了一场丑剧。他于1923年10月10日上任，至下台共做了1年零20几天的总统。当上总统后，他把姬妾安顿在居仁堂，自己在居仁堂北面民国初年新建的延庆楼办公。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率兵从直奉军作战前线突然返京，逼迫曹锟退位。11月3日，曹锟被迫辞职，宣告引退。接着，冯玉祥的国民军不仅将溥仪驱逐出故宫，还将曹锟幽禁在延庆楼。曹锟虽然被软禁，所有府内旧有职员及卫兵还均可随便出入，搬运私有物件出府。曹锟的几个太太也能入府，陪他打麻将解闷。
冯玉祥部队控制北京后，因自己控制不了局面，奉军又大举入关，只好让段祺瑞出山。这个老北洋军阀于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政府执行之职，将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中南海一度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人们也可以进去游览。
1926年春天，奉系军阀占领天津、北京，冯玉祥的国民军北退南口。那个“东北王”张作霖又昙花一现地入居中南海，并把这里当成他的大本营。
“东北王”张作霖，是中国旧军阀中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由一个土匪头目，受抚为清军营官；经过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后又进兵关内。他靠着混迹过绿林，擅长投机钻营并与日本人左右逢迎，拉起一支庞大的东北军。1926年他进京后，攫取*，入主居仁堂，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这个当年的“不逞之徒”，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统治东北、华北达10几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他入居中南海的近两年间，主要“作为”便是与国民革命作对，并残酷*共产党人和革命者。
张作霖进入北京时，打着“讨赤”的旗号，将苏联支持的南方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称为“南赤”、“北赤”。这固然是他向帝国主义列强讨要援助，并扩大自己地盘的一种手段，同时也反映出对人民革命的仇视。奉军进京时，处处表现出胡匪作风，奸淫掠抢无所不为，北京警察不敢干涉。几十年间京城的老人们每忆及此，无不对“张大帅”属下的恶行痛骂不已。
张作霖入京后，便搜捕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率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是一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
民国年间风云激荡中南海（3）
1927年4月6日晨，根据张作霖的命令，奉军侦缉队及“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这批军警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同时捕去李大钊等20多名*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从临刑时拍下的照片看，李大钊泰然自若，一代英烈浩气长存！
在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原来中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已不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又与之对立。于是张作霖索性由自己出面，组织自称代表中国的政府，只是没有用“总统”名义。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到长江流域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于4月18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张作霖也遥相呼应，命奉军向武汉进攻。但是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在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的反攻下迅速溃败，4月27日武汉北伐军进占驻马店，5月7日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占了潼关。见风使舵的阎锡山也开始与奉军对峙。奉军在各方面的夹击之下，不得不狼狈退出河南。此时此刻，张作霖感到在北方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不过进入6月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之间，冯玉祥与这两个政府的矛盾又突出起来。1927年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条件：要他“信奉三*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维持东北治安，以实现“南北议和”。
张作霖此时却不买账，为了稳定北方，继续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决心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登上中国政府的最高宝座。为此，从6月11日开始，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集直系的败将孙传芳、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等将领举行会议，讨论了“和、战问题”和组织“安国军政府”、推选政府的最高统帅问题。
原来同奉系打过仗、这时因对国民革命军作战失败而被迫投靠的孙传芳为表忠心，首先按照张作霖的意图提议：“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组织巩固的‘安国军政府’，以完成对南方的用兵问题。”
孙传芳的提议，得到了张宗昌等参加会议的人的一致赞同。张作霖见参加会议的人一致推举他为大元帅，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你们就是。”
会后，孙传芳等7名将领联名，发出推戴通电，其所辖北方各省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与此同时，张作霖发出了“讨赤”通电，声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派”，只要“反赤”，“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介石、阎锡山进行联合。
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了所谓“*陆海军大元帅”。
这个就职仪式，显得格外冷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之后，他的推戴者孙传芳、张宗昌、张作相等人向他行了三鞠躬。这位“大元帅”算是上任了，马上在怀仁堂发布了任命令，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同时发表了9个部的总长名单，并发布了军政府的“组织令”，组成了“安国军政府”。
民国年间风云激荡中南海（4）
根据这个“军政府”的所谓组织令规定：“大元帅”不仅统治全国陆海军，而且“在军政时期代表*行使统治权”；国务院只能“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这个“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大总统”。
从绿林起家的张作霖在行将失败之前，总算是在名义上爬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国家“最高宝座”。然而这个北洋军阀最后的小朝廷，已经是朝不保夕，其控制的范围不过北方数省，而且面临着南方军的*。
张作霖在位于中南海中的“军政府”上任一年，所作所为都是勾结外人打内战。他就任“大元帅”的当天下午，便在“外交部”召开“茶话会”，邀请各国公使和武官参加。张作霖在“致辞”中大谈“尊重国际信义”和“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希望外国援助。这时的美英政府表面对中国南北双方持观望态度，实际倾向南京政府。日本虽表示可以支持安国军，却索要更多的权益，这又是张作霖不愿付出的。
从1927年秋季起，安国军的形势日益恶化。在军事上，孙传芳虽曾一度反攻，占领徐州、浦口等地，但是在龙潭一战惨败而精锐丧尽。同年冬季在与阎锡山的作战中，奉军又伤亡惨重，且主力被晋军牵制。在经济上，杨宇霆想尽一切办法，督促潘复内阁筹划财经，但毫无结果，“经济凋枯，达于极度”，只有靠东北老巢拨款支撑。
当时在“张大帅”统治下的北京，社会黑暗至极，他的部下见败势已定，便不择手段地诬陷、勒索人民。据报载：“北京城乡内外，被诬报为党人，为间谍者，倾家荡产，身死名没者不知有几百几千人。据闻只打磨广一街、山西商店，被强索六十万（元），各校学生被栽赃勒赎者，何啻百人。”
1928年3月29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他的“文武百官”，进行了一次情绪低落的“训话”。他承认“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甚一日”，“各机关的薪俸不能按月发放”，却要求下属“有卧薪尝胆之心”。他还说什么“现已年老，对虚荣看得很轻，决不贪恋个人虚名，待大局安定后，解甲归田，过平民生活”。
此时坐镇中南海的张作霖，明白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是战场形势。当时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为对付奉系，已达成表面上的暂时团结，组成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蒋介石兼任第1集团军司令，率军由津浦铁路北进山东，击溃了张宗昌部。冯玉祥率第2集团军由平汉铁路北伐，阎锡山率第3集团军沿正太铁路和平绥铁路东进，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作为预备队跟进。张作霖的安国军自然抵挡不住南方军、西北军和晋绥军的联合猛攻，只好乘着北伐军尚未占领天津、回东北的铁路还畅通时，逃回老巢。
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出帅府西门，乘上黄色的钢制汽车出发。汽车在警*密的夜色中开往前门车站。据报道，当时“月台上晃晃的灯光照射着卫兵的刺刀，充满着森严、沉闷的空气”。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都带着扫兴的表情，前来送别。张作霖在告别时，故作“镇静愉快”，但当“回顾中南海时，却异乎寻常地在他眼里闪耀着泪花”，这显然是慨叹他曾得到的*现在要丧失。
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却不愿让张作霖再回来，想铲除他再立傀儡。6月4日5时30分，张作霖所乘火车开到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时，日本军人埋下的炸药突然爆炸，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碎，他本人负伤过重很快死去。
此时还住在中南海里的张学良听到父亲被害的消息，马上赶回沈阳接位。东北军丧失首领，更无心再战，迅速放弃北京向东北撤退，所谓“安国军政府”至此也烟消云散。阎锡山的军队抢先进城，占领了北京。
国民党占领北京后，宣布“北伐成功”，“国家统一”。由于国民政府的首都定在南京，便要有意降低北京的地位。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并划为特别市。自元代以来的古都，就此失去首都地位，中南海也失去了它昔日的政治中心地位。
1928年以后的6年内，中南海改为公园，任市民游览，其中居仁堂改为国立图书馆。“瀛台各处，俱以赁诸市商，为品茗消闲之所。”此时因军阀之争频起祸乱，市政建设停滞，中南海建筑缺少维护修理，显得破旧。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时，阎锡山等北方军阀又曾在怀仁堂等处开会，建立所谓北方的“国民政府”。1933年日本军队进攻长城一线，华北告急，国民党南京政府派何应钦在北平建立行营。于是，1934年公园关闭作为华北行营所在地。为期仅一年，在日本的压力下行营南迁。得到日方同意设立的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接着又设在这里。这时的中南海，虽仍有办公人员出入，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
李宗仁进入中南海如同傀儡，禁苑最后交傅作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帷幕。古城北平西南的战火燃起后，国民党各行政机构都撤走了，7月28日全城沦陷于日军之手，此后度过了八年黑暗的岁月。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为便于进行殖民统治，又建立起以北洋余孽齐燮元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并利用了中南海的房舍。日伪统治时期，又宣布改城市名为北京，不过当时国人不服从此伪令，反而坚持称城名为北平。此时华北地区真正的统治者也并非是伪政权，而是设在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原执政府院内的日本“北*方面军”司令部。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1945年8月15日那个举国欢庆的沸腾之日。当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古城北平的人民不顾侵略军仍盘踞城内，纷纷悬挂国旗，燃放鞭炮庆祝。不过，侵占北平的日军和伪军接受美国和蒋介石的命令，“维持维持治安”，拒不向城外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城郊的战斗仍在继续。
日本投降时，包围北平城的是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按照国际间正常的战争惯例，投降者应该向与自己当面作战者缴械。在中国战场上，差不多半数的日军在敌后战场与解放区军队作战，按照常理，应该让正面战场的日军向国民党军投降，敌后战场上的日军则向解放区军队投降。可是美国国务院的谋士们却反对按照正常的惯例受降，认为让*部队接受日军投降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大半个中国马上被共产党接收，以致使美国在华利益不能实现。
在太平洋战场担任作战指挥的麦克阿瑟，此时被任命负责安排日本投降事宜。这个一向习惯于口衔长管烟斗、戴着太阳镜傲然悠荡的职业军人，在政治态度上素来站在极右翼的立场上，早在30年代初就以敢于下令在白宫前广场出动坦克并开枪*“饥饿示威”的退伍军人而恶名远播。此人虽然负责对日作战，最崇拜的人却是日本军阀东乡平八郎大将，对共产主义则极端仇恨。一听到日本表示投降，麦克阿瑟马上向国防部提议，应命令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投降。
在杜鲁门看来，国民党政府虽然**，按照美国的“*”标准和*观念来衡量绝对属于反动的专制政权，却是亲美的，能够充当自己的附庸。而中国共产党尽管有许多优点被人称赞，可是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庄莱德在备忘录中早已一针见血地说明：
“考虑到*的性质，意识形态及以往的态度，很难设想，美国的任何一种利益能在这样的共产*家中得到发展。”（《美国外交文件》第７卷，第633页）
从美国控制中国的目标出发，杜鲁门最后决定，还是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受降问题上，不能让日军把武器和地盘交给共产党，以壮大*的实力。8月15日，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负责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马上向日本大本营下达的受降范围的命令，规定除中国长城以北为苏军受降范围外，整个中国境内（不包括香港）、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均为蒋介石指挥的中国军队的受降区。日本的*派遣军、台湾的第10方面军、越南北部的第38军应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这一地区投降，违者要予以惩罚。
此时让蒋介石的军队去受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却办不到。对国民党当局在战争结束时所处的可悲局面，杜鲁门不禁感叹道：“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于是他决定“打破常规”，采取了一种“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的政策。杜鲁门后来在*中对此解释说：
李宗仁进入中南海如同傀儡，禁苑最后交傅作义…
“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至我们能够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杜鲁门*》中译本第2卷第72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如此这般，转眼间昔日作为作战对手的日本侵略军，立即就变成执行自己*任务的盟友。而此时的侵华日军头目，也把保存自己实力并逃避惩罚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和蒋介石身上，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日本投降当天，即8月15日，日本的*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其“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随后他又得到远东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关于只能向美蒋军队缴械的通告。起初有所犹豫并试图多方试探的冈村宁次就此打定主意，只接受美国和国民党政权的命令，要求日军继续作战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直至9月至10月间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美国空运的部队到达，日军才从城内撤至城郊，交出了北平防务。然而直至1946年2月，城内的日军才最后解除武装，随之遣返回国。
对这种美、蒋、日军联合*的行为，最后一任日本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在战后就回忆说：
“在华北，日军严守军纪，继续艰苦奋斗，掩护国民政府军和日本侨民的集中，直到国民政府军能够防御*的侵犯为止，始与之进行交代，并将武器交出。同时帮助侨民有条不紊地回国。在此期间，逃亡和失踪的，全军不过数百名。所以如此，中国领导人的善意也是原因之一。从十一月开始，中国方面对我军一部分解除武装，主力部队则是从翌年二月开始解除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北支治安战》（下）第七章第三节）
日本天皇刚刚宣布接受投降，美、蒋、日、伪便在*前提下迅速“结成一体”，使中国战场特别是北平、天津附近竟出现了这样的图景：日本宣布投降后的几个月里，身份上已经是战俘的日本军队却仍然手持武器，继续与战胜国中国的解放区军队作战，并“维持秩序”，即*各地的中国人民。这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怪现象！
当时，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反攻威震华北、华东，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虽然在继续作战，不过败军之将不可言勇，知道“皇国”败降的日军官兵此时根本没有多少战斗意志。*无能的伪军更是难以与八路军、新四军对抗，使得美国又以“受降”之名直接出兵到中国东部来帮助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从８月下旬开始，美国将其原先用于“驼峰空运”的太平洋战区的大部分运输机都调到中国。数百架Ｃ－46和Ｃ－47型运输机频繁地起降于各机场，出现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从未见过的一幅大规模空运场面。
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抢夺胜利果实，还利用侵略军和附敌的傀儡军以对付本国同胞，不能不引起中国解放区军民的极大愤怒，也引起原先的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人民的严重不满。美军开进刚刚获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中国，控制战略要地，而且军纪败坏、胡作非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当时在各大城市内，美军士兵抱着“吉普女郎”招摇过市，成为路人皆为之侧目的普遍景象。1946年12月，恰恰在受到西方影响较多的中国知识界内，最先发起了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去”的运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短短几年后，国民党政权即被中国人民推翻，美国对华政策亦彻底失败，报应何其速也！
李宗仁进入中南海如同傀儡，禁苑最后交傅作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的重点，又是北平这样的大城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9月1日宣布，建立国民政府北平行辕，原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被委以主任之职。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匆匆忙忙要建立北平行辕，固然是想在政治上向华北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用于否定当地已经建立的解放区政权，同时也是架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对手李宗仁的一种手段。
李宗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著名人物，民国年间是新桂系军阀的首领，也是国民党内广西派的领袖。他1891年出生于桂林，青年时就读于陆军速成学校，后参加同盟会。1917年他参加护法战争，次年任营长。1920年第一次粤桂战争后，他任陈炯明属下粤桂边防第3路军司令，1922年任广西自治军第2路军总司令，1924年底任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靠武力统一了广西。在统一广西后，李宗仁主动靠拢广东国民政府并在名义上接受领导，于1926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并与武汉政府对立。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他先后任第三路军总指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4集团军总司令。随着实力的壮大，新桂系被蒋介石视为威胁，1929年春遭南京政府的突然袭击，桂军一度被打垮。同年冬，李宗仁返回广西老巢，重整旧部，割据一方进行反蒋活动。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时，他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北平扩大会议，并派兵北上配合冯阎军进行中原大战。此次反蒋失败后，他退踞广西，1931年又与孙科、陈济棠等在广州组织“政府”，再次反蒋。1936年李宗仁又联合广东军阀发动两广事变，再掀反蒋旗帜。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他才与蒋介石重新握手言欢，并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一同进行抗日战争。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李宗仁有所倚重，表面上很客气，关键在于有战斗力较强的20多万桂系军队，因此先后委任李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曾指挥台儿庄之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等作战。通过抗战八年，桂系军队虽然没有被蒋介石的中央系吃掉，其指挥权却也逐渐与其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相分离。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除了急于消灭共产党，也想一并清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势力，除了对云南的龙云以武力解决，对李宗仁等人便采取架空的方式，授给一个表面级别很高却又没有实权的头衔。
李宗仁在五六十年代居美期间，曾由华人作家唐德刚笔录回忆。其中他讲述了被委任北平行辕主任时的感受：
“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前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从名义上讲，北平行辕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李宗仁权衡再三，选定了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来担任。在军事行动为主时期采用这种文人构架，也说明李宗仁知道行辕没有指挥权。
李宗仁进入中南海如同傀儡，禁苑最后交傅作义…
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北平行辕时，国民党军主力还在大西南，与北平远隔数千里，中间有广阔的解放区，从陆路根本无法到达。为此，美国第14航空队全部出动，以数百架运输机为国民党运兵。以李宗仁为首的原汉中行营，也是乘美机前往北平建立行辕。
9月初，李宗仁派遣参谋处10余人由汉中飞往北平，寻找合适的位置。9月20日，萧一山秘书长、王鸿韶参谋长也飞往北平布置北平行辕成立事宜。他们看到城内中南海这一区域最适宜设立行政机构，便决定在此办公。国民党内其他“接收大员”虽也在城内大肆强占房屋，毕竟还没有人敢与名义上的最高指挥机构行辕争夺中南海。
1945年10月26日，李宗仁率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等乘美国飞机飞到北平。北平市民听说李宗仁到来，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长达8年之久，今天重获“光复”，心中还是有诸多幻想，对国民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表示热烈欢迎确实还是出于至诚。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广大民众很快发出的呼声便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美国和国民党政权虽然利用日军和伪军暂时夺取了中国沦陷区的大城市，而在中国几乎民心丧尽。“五子登科”一词，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国内各城市中几乎人所周知的一句讽刺话。对于“天上飞来的”的接收大员和“地下钻出来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们，房子、车子、条子（金条）、票子、婊子这“五子”，成为最重要的追逐目标，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几至不可收拾。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突如其来的胜利之际急于抢夺城市，对接收事先并无统一规划。结果是党部抢，行政官员抢，军统、中统、宪兵、陆军、空军、警察机关也都争先去抢。加上蒋介石一贯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权术，党、政、军、特组织互不相统，每一组织内部也故意造成相互牵制的几个派系，这种体制就更加剧了争夺的混乱。结果是“先入关者为王”，谁先抢到手归谁。后到者眼红心热之余，有本事的就再去抢先到者。李宗仁这位赶到北平的大员，对此就回忆说：
“北平行辕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简陋的汉中行营所能比。不过北平行辕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蒋先生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道命令只是敷衍和面子的虚文。派到北平的各党政军机关，都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辕风马牛不相及，行辕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我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坐在中南海居仁堂内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非常明白自己这个主任是有职无权，徒有虚名而已。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我任北平行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这时的中南海，名为华北最高行政中心，实际上成了一个只接受公文副本的空架子。一些社会名流开始却对此机构充满厚望，请求解决问题，结果却基本得不到有实际价值的答复。如国内著名画家齐白石在城内粮食都被国民党官员垄断的情况下，家中竟然买不到下锅之米，只好跑到中南海找李宗仁。以齐白石的名气，行辕主任当然接见，得知此事后竟然也无办法可想。李宗仁无法指挥控制粮食的部门，便只好下令，从行辕人员的配给粮食中抽出一份，定期送到齐白石家。老画家对此“礼贤下士”十分感激，回去后画了一副山水图，送给李宗仁，从此悬在居仁堂的墙上，而知其事者却无不为此叹息。
李宗仁进入中南海如同傀儡，禁苑最后交傅作义…
一个国内大有名气的齐白石要吃饭，还要靠李宗仁从行辕人员的粮食供应中克扣一份才能解决，那么市内那么多毫无名气的小民百姓该怎么办呢？
当时中南海中行辕主食每天处理的公务，主要是为分赃不均而拔刀相向的国民党军政部门当调解人。
李宗仁在他的*中对此便回忆说：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辕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勋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我不得己，召集党政军临时联席谈话会，尤其对特务机关负责人马汉三晓以大义，申斥一顿。我说，你们对“汉奸”一词的定义，应该依法有明确的规定，不可用来作为勒索人民的借口，须知在敌人侵入国土之时，我政府无力保国卫民而被迫撤退，我们对留下来任敌人宰割的人民已觉惭愧不堪。今敌人幸被逐出国土，我们应与民更始，重庆升平。你们不此之图，反欲混水摸鱼，借口敲诈，成何体统。我一再告诫马汉三说，嗣后凡非附敌有据的，概不得滥予逮捕。尔部下如有不听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经人民告发，查明属实，当惟尔是问。
以上这段李宗仁的回忆，倒是说明了国民党接收北平后的实情，确实是搞得民怨沸腾。至于李宗仁申斥军统北平站站长、特务头子马汉三一事，其实也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因为马汉三本人不仅不会听命，而且他还负有监视李宗仁之责。由于他监视不力，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后，蒋介石还归罪于马汉三，于1948年下令将其枪毙（罪名是贪污）。
当时沦陷区内的民众除了应付敲诈外，最关心的事，还是自己手里原来握有的日伪政权发行的钞票，也就是胜利后人称的“伪币”如何处理。特别是没有多少实物积蓄的小民百姓，还要靠过去积攒下的一点钱度日。
日军侵占华北、华东各地后，曾强迫老百姓将手中的国民政府发行的钞票——法币兑换成伪币，比价是二块法币兑一块伪币。谁私藏一块法币，宪兵队发现后就可能以“抗日分子”的罪名抓去，因而沦陷区内的法币差不多都已兑换成伪币，并已流通了好几年。
“如今应该按照原比价，一对二”。刚刚胜利后，被称为“收复区”的原沦陷区内许多新出现的报纸都这样呼吁。从沦陷区与大后方的货币实际购买力来看，一块钱的法币与一块钱的伪币的币值相差不多，可那些“接收大员”和“义民”们都是带着法币而来的。接受日军受降仪式举行后两天，何应钦以陆军总司令名义于9月11日下令伪币停止使用，等候兑换处理。9月28日，刚刚收复的各大城市的银行门口都贴出了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布告，宣布“伪币与法币的比值为二百比一”。
李宗仁进入中南海如同傀儡，禁苑最后交傅作义…
“二百比一！”此布告一出，刚刚庆祝光复的北平等各城市里顿时是哭声骂声一片。有钱有势者，此时早都把手中的钞票换成房产地产和物资，唯有小民百姓只有点现钞和银行的储蓄在手中，此时差不多都家资荡尽。在1亿多人口的沦陷区内，刚刚欢庆胜利的景象迅速被民众的悲戚之相所代替。
此时，在战败国日本，美国占领当局所定的日元对美元的比价还远未如此刻毒。许多中国人一经比较，不禁抱怨这场胜利是“惨胜”。
如果说某些“接收大员”和特务的敲诈勒索还可以从个人品质来辩解，国民党当局有藉口推脱责任，那么这种政府规定的兑换率，却是“*”最高当权者对上亿沦陷区人民的一场大洗劫。不仅带着法币来的军政官员们以此大发了横财，掌握了国家银行的宋子文、孔祥熙两大家族更是一下子聚敛了富可敌国的资产，这些不义之财马上又大都转存到美国银行，成为穷国向富国的逆向投资，这样到头来只能是穷国愈穷，富国愈富。
这种“杀贫济富”、以国家机器的力量为极少数豪门贪欲服务的经济政策，自然立即激起*人怨。民犹水也，可载舟亦可覆舟。短短几年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大陆就迅速遭到了覆舟之报。李宗仁在大陆失败后避居美国，在*中曾痛心地总结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原因：
“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带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区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国家在大兵之后，疮痍满目，哀鸿遍野，而当国者却如此以国事逞私欲，国民党政权如不瓦解，真是无天理了！”（《李宗仁*》第854页，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
国民党接收北平后的作为，自然激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历来有学生运动传统的古都很快爆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风潮。中南海南门外的新华门，经常聚集着一批请愿的学生，口号声使居住在居仁堂里的中央大员们时时耳闻。
李宗仁在*中，对此又做过如下叙述：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制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学生，等他们把怒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过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长何思源忽然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示威。”
我说：“让他们*好了。”
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
我说：“如何行动法？”
何说：“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场面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我说：“他们真准备制造血案了？”
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200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辕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李宗仁进入中南海如同傀儡，禁苑最后交傅作义…
马汉三道：“报告主任，*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唯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惟惟而退。
当日午后二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也就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