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原来担任过康生秘书，此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也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使华国锋感到问题严重。在毛泽东病逝以后，9月15日姚文元便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姚文元还询问毛选五卷文稿在哪里，李鑫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想控制这些文稿。果然，过了几天，姚文元便来信提出要求，把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都是解放后的文稿）送给他。
在当时人们普遍有将“毛主席教导”神化的心理的情况下，控制了毛泽东的文稿特别是手稿，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四人帮”如将其掌握，便可以随意从中抽出个别词句当成打人的“棍子”，也可以为自己拉大旗作虎皮吓唬全党。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便马上提出要把毛泽东的秘书*抓起来，由她掌握毛泽东最后的住所留下的文件手稿，当场遭到华国锋坚决拒绝。此番姚文元又要用另一种形式干这种事。
当时李鑫拒绝交出毛泽东的文稿，报告了汪东兴，并要求面见华国锋。华国锋约李鑫在9月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见面后，李鑫报告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接着，华国锋交给李鑫一项任务，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976年的国庆节，因毛泽东刚逝世不久，未举行大型庆祝活动，只是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有4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一结束，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就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后，3个人就到中南海武成殿会议室开会。华国锋通报情况说：反复考虑研究，对“四人帮”要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接着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么样先抓起来再说，吴德也表示赞成。3人都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特殊的方式。
此时，从军事上如何控制局面，政治上如何掌握主动，经济上如何防止*等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不过中南海乃至整个北京表面上还是一片平静。
在“四人帮”准备夺权之际，确定在怀仁堂和2…
当粉碎“四人帮”的准备正在秘密进行时，江青一伙正利令智昏地进行着夺权活动，不过这伙过高估计自己的小人，所采取的行动显得十分愚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一个多小时，凌晨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楼住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党籍的决定。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问题。后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这次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按理说1956年毛泽东便带头在死后火化的倡议事上签字，真正遵守毛主席的遗志便应该火化而不要再保存遗体，然而当时在长期神化领袖并搞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照此实行。
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故意躲开，目的是存心找茬儿。如果不保留毛泽东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此事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而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一旦保留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同江青吵过一次。
毛泽东去世第二天，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被指定的值班人员（王洪文的秘书）。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认为情节可疑，便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华国锋。经汪东兴查明情况上报，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通了气，对王洪文不经其他中央负责人同意便向全国擅自发令极感震惊，并立即采取两点紧急措施：
一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二是以*中央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凡重大问题，均应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请示报告。
“四人帮”想在毛泽东去世后立即控制对全国的发令权企图失败，便动用舆论工具。被“四人帮”控制的首都几所高等院校都有活动，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希望她当“主席”。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特大喜讯等。
江青对毛泽东的丧事并不关心，甚至不过问，连应该参加的吊唁活动也不到场。此时她却忙于到中南海“202”毛泽东原住地争夺文件，为便于活动还从钓鱼台迁回中南海住进了代号201号的房子。
9月14日，江青打电话找华国锋大闹一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她和毛远新等人还要参加。这种傲慢地向中央最高负责人发号施令的举动，引起华国锋满腔怒火，当场将江青顶了回去。
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一开始，江青便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在“四人帮”准备夺权之际，确定在怀仁堂和2…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们讲完之后，汪东兴发言说明：“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
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也相继明确表示，同意将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以及各种材料，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碰了钉子，仍不死心。9月17日晚上8点多钟，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在202号的住处，把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并向负责看管的*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说：“这样我就好办了。”
当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她质问*：“这是谁干的？”*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江青回去后，马上给华国锋打电话大闹了一场。
9月16日，“四人帮”根据自身需要，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篇文章里，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遗言”，篡改了毛泽东的原话并大肆宣传。
10月2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拟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批示：“稿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张春桥看到了华国锋的这个批示，怕他们的阴谋被戳穿，在这个文件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既定方针”与“过去方针”，看来只是两字之差，意思也相似，理解起来却差别甚大。“过去方针”肯定是已经做过的而且大家都明白的方针，“既定方针”则是已经密定并深藏难测的方针，可以由掌握“遗言”者按自己意愿添加内容。毛远新作为毛泽东去世前的身边的“联络员”，在这里可以发挥很大的能量。
“四人帮”原称“*”，其老巢在上海，“一月夺权”起家的王洪文的小哥们正控制着那里的党政机构。9月28日，张春桥采取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非常措施，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直接向上海市委传话，里面先是说“要提高警惕”，接着竟然说：“*、*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这个“要打仗”的话，实际是张春桥对其党羽下发的动员令。上海方面的一伙人马上加紧进行舆论准备，并向民兵增发枪支，准备必要时采取武力行动。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污蔑*“*”毛主席，叫嚣要“开除*的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相”114张，并从21张8寸样片中选了标准相，指令按周恩来标准像的样子进行7次修改。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的“座次”名单，以江青当党的主席，王洪文当第一副主席兼军委主席，张春桥当总理，姚文元当委员长。所以他们抓紧时间，纷纷抢拍个人标准相和“历史性”合影。
在“四人帮”准备夺权之际，确定在怀仁堂和2…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他并且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央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王洪文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攻击、影射华国锋、叶剑英等是修正主义。
同一天，江青得意忘形，带着大小随从30余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她不但在苹果树下搔手弄姿地照了穿军装的照片，而且还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时再吃吧。”一语道破了她想尽快登上“女皇”宝座的天机。
这一天的深夜，“四人帮”的死党、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催促写作班子连夜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并匆匆要去。这是“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又一批“炮弹”，准备随时射向夺权的战场。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其中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里的矛头，明显是指向华国锋、叶剑英。担负注意报刊动向任务的李鑫，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华国锋，说明形势危险。
在“四人帮”加紧夺权的叫嚣时，叶剑英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除妖准备也进入最后时刻。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把身边随员都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叶剑英一坐下来，便对汪东兴说：“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接着，他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表明态度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剑英马上表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接着他表示：“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下午和晚间，叶剑英、汪东兴分别单独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汪东兴还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健华等人到中南海南楼办公室开会，说明了“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
当时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对“*”的极左错误还缺乏认识，对毛泽东的指示一向坚决执行，不过他们也都知道此前“四人帮”受过训斥，而且对江青过去动辄把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成“特务”并进行残酷*的恶行早就痛恨不已，只是看在毛主席面上才忍受至今。
毛泽东去世后，中南海内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干部普遍对江青更感恐惧，一些人还在圈内大胆地发牢骚说“毛主席去了，我们也要完了”。如今新的中央领导人能下达抓捕这伙人的任务，正好遂了心愿。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人帮”的覆没，也是江青这个早期品质即坏、后期又心理变态的怀疑狂、*狂自掘坟墓的必然结果。
此时，汪东兴向中南海负责警卫的领导们交代了抓捕任务，到会者都十分兴奋，他们马上研究一个方案，确定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在讨论行动方案时，几个人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在“四人帮”准备夺权之际，确定在怀仁堂和2…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他曾经让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选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过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对这一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这天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到达华国锋的办公室，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他还嘱咐：“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剑英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剑英接着又嘱咐：“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这天晚间，华国锋、李先念、吴德、陈锡联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又继续开会。华国锋通报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和10月6日动手的时机，并讲了主要部署，与会者表示一致赞成。随后，他们又研究了解决“四人帮”在北京两个亲信即迟群、谢静宜问题的具体措施。
当时特别强调保密，还有一个上海方面的问题。“四人帮”并非只是一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们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还掌握着部分武力，在北京也有少数追随者，如果措施不周便会造成流血战斗。当然，以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粉碎他们还是有把握的，不过若出现国内战斗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政治上也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因此还要争取以不流血、不开枪的方式解决这一反革命集团。
为此，需要经过精心准备，以突然行动的方式将“四人帮”一网打尽。
这次行动，已经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畴，因为江青一伙人登上高位本身就是违反党的组织程序的反常结果，自然也无法用正常的党的组织手续来解决他们。何况这伙人在上海还掌握“第二武装”，并紧张地准备暴力夺权。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抓捕“四人帮”。
江青在政治覆没那一天还浑然不觉，仍得意洋洋…
1976年10月6日，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一天来临了。在这一天的白天，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她仅存的自由时日。
摄影记者*回忆那天的情景说：
6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我，从我的家找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顺藤摸瓜找到了国务院的办公室，她叫我下午一点到毛泽东的住处——“游泳池”。
几个月没有来过了，今天猛然又来，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仿佛又听见毛主席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的“踏踏”脚步声和他沉重的呼吸声还伴有偶尔的咳嗽声……渐渐，凄凉的秋风带走我温暖亲切的感觉，留下孤独。我沉浸在深深的伤感之中。汽车的喇叭声打断了我伤感的冥思。我一惊，那是江青的“大红旗”。我赶快回到门厅里的沙发里，迅速抹去脸上忧伤的表情，显得平和自然甚至还有些懵懂。
“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我没头没脑来了一句。明明我来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谓“迟到”的含意。
“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后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和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也陆续来了。不过，他们已经来学了几天，七八个人将小小的过厅坐得满满的。
有人给我递了本毛选，我也照着他们翻到学习的页码，一脸虔诚认真阅读的样子。可是心里老在不停地画问号，江青为什么召集主席身边的人学习毛选？江青也不是个学习理论的人，这几天学毛选是做做样子，标榜自己是主席思想的继承人，还是有其他意图？
“小李，你接着昨天的继续往下念。”江青指了指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咦？学了好几天，连一篇都没有学完？”她翻开书自言自语地嘀咕。
我们的目光跟着读书声一行一行地在书上移动，没有几行，江青一声高腔，惊得我们抬起头，读书声戛然而止：
“你们知道中央谁反对毛主席？”
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搭她的话头。她见我们茫然的样子似乎很开心，拍了一下大腿：“万里！”
我下意识地摇摇头，江青脖子一直对我说：“你不信？哼！告诉你们，谁反对主席我都知道。这种事休想瞒过我！”
她忿忿地望着我们，想得到赞同的共鸣，沉默许久，江青似乎察觉这是在“对牛弹琴”，白费力气，突然朝着小李呵斥：“念，往下念。谁叫你停的？念！”
颤抖的读书声又响了起来……
这时的江青从钓鱼台搬回了中南海，召集毛泽东住所的工作人员“学毛选”，并连学了好几天，除了她无事可做外，也反映了这个正作“女皇”梦即想接任中央主席的野心家想以此树立自己是毛泽东继承者的形象。
在这天煞有介事的“学毛选”中，江青让小李念了一会儿书，自己显然也烦了。于是，她又拿出过去的狂妄架势，一个人大谈起中央的局势说：
“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谁也不能改动……谁要反对你们，不行，你们都是主席身边的人，反对你们就是反对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
对她的胡说八道，工作人员早都不耐烦的听，不过当时还不敢表现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发泄欲和宣讲欲得到了满足，才愉快地宣布：
“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
江青发了话，“合影”自然是摄影师*的事。于是他带头走出屋子，站立在草坪上，江青走过去，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和一顶蓝*式便帽，给本来就不年轻的形象平添几分阴阳怪气的色彩。工作人员们站在她身边，心怀厌烦地合了影，马上就如蒙大赦般离开，而江青还以为合影是对这些人天大的恩赐。
江青在政治覆没那一天还浑然不觉，仍得意洋洋…
在“游泳池”拍摄后，*以为没事了，提着摄影箱也想悄悄地溜走了事。没想到江青兴致勃勃喊：
“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
由于十月是采摘的季节，江青也有些急不可耐地准备“采摘”果实。
此时的江青，显得洋洋得意，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先走了。工作人员们坐着警卫局的面包车，跟着“大红旗”驶出中南海。汽车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去，径直开到一片苹果园旁。
在景山的果园里，江青满面春风从汽车里出来，非常得意地告诉负责摄影的*说：
“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棵树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在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前，江青小心翼翼地踩到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架子上，旁边的人七手八脚将她扶定，又在她的手边挂了一个小竹篮，让她放摘下的苹果。
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尽兴而返。这次去景山公园摘苹果，使*那里留存下许多那个女野心家采摘苹果的照片，这也是她有自由的最后一天的留影。
回到中南海后仅两个多小时，江青便遇到了抓捕。
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后来详细回忆了10月6日逮捕江青的一幕。
这天下午3时，张耀祠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那时，汪东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而张耀祠则是他的副手，他们经常见面。
张耀祠像平常一样，来到汪东兴的办公室里坐了下来。这天，汪东兴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同时奉命前来的，还有*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二人坐下来，汪东兴以低缓的语调，对张耀祠、武健华说道：
“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马上感到精神振奋。接着，汪东兴指定张耀祠负责逮捕江青的这一小组。他对张耀祠、武健华说：
“你们准备一下，今天晚上8时30分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一起解决。”
当时这是一项绝密的行动，张耀祠并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怎样研究制定了“10·6”行动计划，也不知道另三个小组如何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拘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命令。张耀祠离开汪东兴那里之后，和武健华一起作了安排，把这一绝密使命向几位警卫作了交代。
晚上8时30分，张耀祠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毛远新作为毛泽东晚年的联络员，自1975年从沈阳军区政委任上前往北京，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让他回辽宁工作，毛远新却迟迟不走，江青还要求他在十届三中全会做报告。毛远新长期不看亲生母亲朱旦华，反而管江青叫“妈”，在政治上更是相互勾结。此人政治能量很大，虽然不算“四人帮”成员，然而要扑灭这一集团必须同时解决毛远新。
张耀祠长年负责中南海警卫，对各处住宅都了若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当时，张耀祠穿便衣，没带手枪。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后来有作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首先在毛远新那里执行抓捕，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当这些人走进门去之后，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这与对待“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
江青在政治覆没那一天还浑然不觉，仍得意洋洋…
“主席尸骨未寒，他们就……”
毛远新拒绝交出手枪，于是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然后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抓捕江青的行动，就此开始。
在“*”中，江青长期住钓鱼台，到了1974年以后前往毛泽东的“游泳池”住所都要事先请示，得到批准才能来。不过出于她的特殊身份，在中南海内还为江青修了一座代号201的住房。
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便很少回钓鱼台，而住到中南海201号住所，显然是感到在此更容易进行政治活动。
对江青所住的201号，张耀祠由于工作关系也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走了进去。当时江青刚从景山采摘苹果回来，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过去张耀祠因江青的特殊身份，见她不得不客气些。今日却非比往常，他在江青面前站定后以庄重、严肃的口气说：
“江青——”
往日，张耀祠总称之“江青同志”，这一回忽然没有了“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显然知道大事不好。只听张耀祠接着说：
“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出于平时对江青的积愤，在传达完上面的交代后，张耀祠自己还加上两句话怒斥说：“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
接着，张耀祠命令江青：“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据张耀祠回忆，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对采访者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据张耀祠分析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江青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当时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又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这时，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监视，轿车仍由江青原来的司机驾驶。至于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纯属“想像”。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张耀祠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时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这一夜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将“四人帮”“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至于10月6日这一天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抓捕，当时的现场指挥者、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近些年在*中有详细的记载：
大约到了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江青在政治覆没那一天还浑然不觉，仍得意洋洋…
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了。”我实话实说。
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约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
“布置好了。”
“都没有问题了吗？”
“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松开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这就是我们军人的习惯，紧要的关头，就是那么简捷的只言片语，没有那么多罗里罗嗦的。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他的随卫，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
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进了怀仁堂后，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被抓起来，一个一个地被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我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警卫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更具权威的。
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撰写的长篇回忆，说明了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入怀仁堂前不久，“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此间正在怀仁堂大礼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准备。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以及放在车上应急使用的速射武器。有的在作类似运动员入场前的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着擒拿解脱的动作。……”
江青在政治覆没那一天还浑然不觉，仍得意洋洋…
武健华还讲述了当时怀仁堂内的情形是这样的：
汪东兴在检查了警戒部署、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今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
晚7时20分，叶剑英元帅到了。
晚7时40分，华国锋款款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都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回答：“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停立相视，倾心攀谈。
粉碎“四人帮”这一壮举，从思想酝酿，到定下决心，直至策划行动方案，运筹的全过程，都在高度警惕，绝对保密，铁的纪律等一系列的措施下进行的。就是最高决策者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也是遵纪行事，独来独往，当面约见，个别交谈。在此期间，他们三个人，从未同时会面共同商讨过。
从晚7时55分，迅雷不及掩耳“突击”王洪文，到我向华、叶、汪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在中南海解决了“四人帮”，9时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离开中南海怀仁堂，前往玉泉山。
在10月6日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晚间10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准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了*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到会同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接着华国锋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所要解决的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问题。
华国锋接着提议：“先请叶帅讲话。”叶剑英便向大家报告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并震惊世界的“10·6”行动，兵不血刃，未发一弹，便把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网打尽。这一切，进行得极为顺利，关键是大得人心。负责抓捕江青的张耀祠说，“四人帮”不得人心，所以一听说要拘捕他们，大家心里非常高兴——就连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支持我们。正因为这样，他执行拘捕江青的任务，非常顺利，没有太多的“戏剧性”，以致使种种传闻大为失色。
虽然这次行动没有“戏剧性”，然而粉碎“四人帮”的这一幕却永远留在中南海的历史记载之中，随之并使全国变成欢乐的海洋。老作家茅盾写文章说：“历史的证据，就是全国各地广大群众连日举行庆祝*。这样遍及全国各地的心情愉快、欣喜鼓舞的*，将永远载入史册……连南斯拉夫的报纸都称赞逮捕‘四人帮’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巧妙最漂亮的一仗’。”
为防上海的余党叛乱，抓捕“四人帮”的消息封…
“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10月6日当天只是在少数人中间传播。保密的重要理由，是防备其余党发动*，因为当时的中央宣传和新闻部门乃至上海地区还被这伙人控制。
就在10月6日当晚，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领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并拘捕了“四人帮”在那里的死党。为了不惊动上海方面，在几天之内电台、电视台还不改变节目内容。
在北京市内，“*”中从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中率军宣队进驻“六厂一校”、后长期成为“四人帮”追随者的迟群、谢静宜，也在10月6日被秘密抓捕，从而斩断了他们可能煽动“两校”闹事的渠道。
1976年10月7日，*中央作出决议：“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通报王、张、江、姚事件。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的方针。
对上海问题的解决，也比预先想像的要顺利。10月7日以后，此前一直与王洪文等人保持着电话联系的“上海革委会”内的“小兄弟”们突然同这些“首长”断了线，怎么打电话也打不通，找也找不到人。当时中央警卫局为了防止泄密，将姚文元等人的家属也控制起来并搬迁到新地方，上海的那伙死党自然打探不到消息，却感到情况异常。10月7日当天，中央通知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10月8日，上海市委的一批人又从上海警备区那里了解到，军队已经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这些情况，引起“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的警觉，他们怀疑“四位首长”已经出事。那个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女将王秀珍于10月8日派一个秘书飞往北京，规定了联络暗语。此人当天到京后马上回电话讲了暗语：
“我娘心肌梗死”。
讲起来也有意思，这伙人在规定暗语中，也下意识地将江青视为“娘”。
同日，王洪文从上海带到北京准备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从电话中传来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那个跳芭蕾舞得到江青赏识升官到文化部的刘庆棠也向上海打来电话用隐语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其实，这就是说部长于会泳等江青的爪牙都被抓了起来。
10月8日当天，上海的一伙“四人帮”党羽下达了准备*的动员令，组织3,500民兵集中，万民兵待命。不过他们中有点军事知识的人也提出，这些工人民兵再多，也不如军队有一个团的核心力量，于是“小兄弟”们便争取上海警备区的支持。由于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接到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上海警备区内个别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也停止了与之来往。此时如果上海出事，南京军区部队完全有把握将其迅速粉碎。
在上海准备发动反革命*的组织者，其实也是外强中干。他们过去“造反”时高喊“不怕牺牲”的口号，真正事到临头又是畏惧不已，缩头缩脑犹豫不决。
10月9日，中央通知上海的其他几个负责人也到北京开会，几个主要负责人还是心存侥幸，遵命前往北京，在那里被捕。留下的骨干分子见大势已去，则忙于解散秘密的*组织，销毁罪证。全国的人心，包括上海的人心所向，决定那伙靠“*”造反起家的帮派分子既得不到广大干部的支持，也被最广大的群众所鄙视，处于极端孤立、极端虚弱的地位，一旦树倒必然猕猴散。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是按他们的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即“王、张、江、姚”。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实际上，其他人是围着江青转的。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江青高，却都尊江青为他们的“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当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是起最大作用的核心人物。若仔细分析，这帮坏家伙也是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目的的，心里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来掂量，江青毕竟是他们的“中央首长”和凝聚的中心。所以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在会上便说明，“‘四人帮’的头头是江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