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王朝
面对如此的大好形势，王皇后劝永历帝要捐弃前嫌，以组成基础更广泛的抗清统一战线。那么首先就要与先前的敌人，推翻明王朝的农民军结盟，协同抗清。朱由榔深以为是，于是朝廷就派人到各地联络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自从李自成死后，其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在湖南、湖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等联合抗清。1648年，郝摇旗部就参加了桂林保卫战。年底，又大败清军于全州，进入湖南。在湖南，大顺军余部又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连克连捷，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度兴起，在江西的降清将领金声桓和在广州的降清将领李成栋先后反正，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趁势发动了广泛的攻势。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等七省。一时声威大震，出现了南明时期抗清斗争少有的高潮。
但永历政权是各种势力的联合体，内部矛盾重重。文官与武将间互相轻视、互相争夺权利。而且文官间有“阉党”与“清流”之分、武将中有“吴党”与“楚党”之争以及义军与正规军之别。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明朝将领要利用义军打击敌人，只要形势稍有好转，人人就打自己的小九九，义军更是各方面排挤打击的对象，如此乱象，如何团结御辱？这就给了清军以可乘之机。1649-1650年，农民军将领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它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失了。不久，李过病亡，其子李来亨伤心之余，同其他农民军将领一起，率部脱离南明政权，独立抗清。
好形势一旦失去，将永不再来。朱由榔病急乱投医，永历六年（1652）冬十月，他无奈地接受了名声不好的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是心存侥幸之举。朱由榔率全体皇室成员来到在贵州安隆所（今贵州安龙）孙可望的大本营。说好听一点是孙可望要尊他这个皇帝，说不好听一点，是他走投无路时的投靠或是自投樊笼。孙可望遂改安隆所为安隆府，作为皇帝的行宫。实际上，孙可望只是想借用一下他的招牌，哪里把永历帝放在眼里？遑论听其指挥了。他每年送给皇室银8000两、面30000斤、米600石，作为永历帝及朝臣的口粮，俸薪当然没有了。在孙可望的意识里，他从来没把庞大的朝廷当作一回事的，他发文书给从官，也只写道：“皇帝一名，皇后一名及从官数名”而已。当时，孙可望、李定国尚据有云南全境，还是具有一定的势力，对清朝形成威胁。只要戮力抗清，形势还不至于糟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是很悲哀啊，在此生死攸关之际，孙可望、李定国之间却爆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形势急转直下，优势顿失。孙可望妒忌李定国功高势大，阴谋置李定国于死地。不甘受辱的李定国只得率领8万将士出走，东出广西，一路攻下桂林，使驻守桂林的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随后又攻入湖南，在衡州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接着又避走广东，希望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但战斗失利，实力大损。
这时候只有孙可望深具实力了。永历朝部分权臣见风使舵，纷纷投靠孙可望。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抗清军队，也表示接受永历封号。南明朝廷大臣马吉翔和太监宠天寿利令智昏，甚至怂恿孙可望“受禅”篡夺帝位。因为形势对孙可望有利，永历帝在傲慢无礼的孙可望面前，是大气也不敢出，窝囊得像个小媳妇似的。但是，权臣们的厚颜无耻和孙可望的狼子野心，激起了朝中大臣吴贞毓、张福禄、全为国等18人的极大愤慨，他们便暗中联络正在广东出征的李定国，请他回师护銮，迎接永历帝。谁知谋事不秘，走漏了消息。永历八年（1654）三月，孙可望大兴“密诏之狱”，到处捕人杀人，一时之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南明朝廷。张福禄、全为国急急忙忙向坤宁宫逃去，请求王皇后救命，想着或许只有王皇后的道德力量才能拯救他们。哪知庞天寿等人一直尾追其后，不顾君臣之礼，硬闯宫门，在王皇后面前把张福禄、全为国抓获。王皇后力阻未果，反而受到庞天寿的肆意辱骂。王皇后哪受过这等小人之气，哽咽得话都说不出来。结果，希望扭转乾坤的这18人全部被杀害。
马吉翔、庞天寿是小人，攀附权贵，见皇室势孤，就向孙可望献媚，他们对孙可望说，实际上他的最大敌人，不是被杀掉的那18人，他们只是小喽罗，而头目是王皇后，她在坤宁宫救人，就是杀掉她的最好的理由。于是他们指使同党，上疏永历帝，历数王皇后干预朝政，破坏祖宗规矩的莫须有之罪，主张立即废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孙可望登上帝位作铺垫。
王皇后得知详情，思绪万千。她含着眼泪对永历帝哭诉道：“这真是末世之悲，缺少忠义之士，西汉末期王莽篡汉的悲剧，就要重演了，大明何辜负于他们，竟要断送大明江山。”说完泣不成声，永历帝也陪着垂泪，彼此唏嘘无语，又无可奈何。只是形势的发展，使孙可望不得不权衡利弊，未敢下手。王皇后这才保住了性命，也使得永历帝能够继续苟延残喘八九年之久。
1656年，李定国回师云南，孙可望率军迎战李定国。孙可望兵力虽众，但民望尽失，又骄横妒功，军心不附。不少将士在阵前纷纷倒戈，李定国一路凯歌，并接走了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帝。公元1658年，孙可望在绝望之余，率部降清，而贵州、广西等地均为清军进占，朱由榔赖以立身的地盘已所剩无几。朱由榔无奈，只好暂避走缅甸境内，被缅甸人解除了武装，安置于草房之中。
咒水之祸
永历十三年（1659）正月，清兵三路追逼，永历帝逃到了缅甸，住在几间竹编的房子里，暂时避开了清军的兵锋，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与当地人贸易，生活极其艰苦。王皇后由于长期奔波劳累，心境越来越坏，染上了疾病。李定国曾连连交涉，欲迎回云南，均为缅甸国王拒绝。
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朱由榔、沐天波和其他朝廷随行人员在顺治十六年闰正月二十六日进入缅甸以后，二十九日到蛮莫，当地缅甸土官思线前来迎接，永历帝赐给了金牌、缎帛厚礼。当时，黔国公沐天波、华亭侯王惟华、东宫典玺太监李崇实三人，头脑还比较清醒，他们认为把朝廷命运完全置于缅甸保护之下，万一缅甸当局态度发生变化，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经过商议后共同提出建议：“此地属缅边，尚未深入。我等若将文武将士一半随大驾（指朱由榔）入缅，以一半导太子入茶山调度各营，即上在缅地亦有外援可恃。不然，深入夷穴，音耗内外不通，终于生困。”永历帝觉得这个建议有道理，可以考虑；可是，中宫王氏却舍不得爱子远离身边，坚持不肯。
果然，永历十五年（1661）缅甸发生了政变，金楼白象王被他的弟弟锰白杀害，自立为王。公元1662年，吴三桂进兵缅甸，向缅甸国王锰白索取朱由榔，锰白由于刚弑兄自立，内部不稳，惧怕吴三桂，只得答应吴三桂的要求。锰白假称要与朱由榔盟誓，要他的随从过江议事、饮咒水。由于双方关系紧张，文武官员心怀疑惧，害怕凶多吉少，谁也不敢前往。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在缅方的坚持要求下，大学士、文安侯马吉翔、太监李国泰等提出，要由黔国公沐天波一同前往，方能放心。马吉翔等深知沐天波为明、清及西南边境各邦国、土司重视的人物，认为只有沐天波在场，才有起码的安全保障，不致变生意外。
沐天波见危授命，同意伴行。次日黎明，马吉翔等召集大小官员42人过江盟誓，同饮咒水，仅留内官13人和跛足总兵邓凯看守“行宫”。文武官员到达塔下，即被缅兵3000人团团围定。缅方指挥官员命人将沐天波拖出包围圈，有意放其生路。沐天波知道变生肘腋，鼓足余勇奋力夺取卫士的大刀反抗，砍杀缅兵九人；总兵魏豹、王升、王启隆也抓起木棍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力尽全部遇难，史称“咒水之祸”。
缅军随即蜂拥突入永历君臣“行宫”，搜掠财物女子。朱由榔惊慌失措，仓促中决定同中宫王皇后自缢。侍卫总兵邓凯规劝道：“太后年老，飘落异域。皇上失社稷已不忠，今弃太后，难道能是孝吗？高皇帝于地下，岂其见谅？”永历帝这才放弃了自尽的打算。缅兵把永历帝、太后、皇后、太子等至亲皇族25人集中在一所小屋内，对其余人员及扈从官员家属滥加侮辱。当缅兵搜刮已尽时，缅甸大臣才姗姗来到，假惺惺的喝令缅兵住手。
这次事件之后，宫中的贵人、宫女以及大臣的妻女都预感到末日不远了，悲哀就像夜幕一样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永历帝的刘、杨二贵人、吉王与妃妾等100多人，大都纷纷悬树自尽。每当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王皇后就哭着对下人说：“我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但我不能像她们那样去死。因为马太后（永历帝生母）还在，皇帝还在，他们需要我呀！我死倒干净，但马太后还能活吗？皇上不就更凄惨了吗？所以我不能死在他们之前！”于是，王皇后就拖着重病之躯，出面维持着永历朝的残局。
朱由榔自知难以脱身，哭着写信给吴三桂，先是斥责了吴三桂叛明助清、忘恩负义的不臣之举，后又出之于哀矜之言：我如今兵衰力弱，命运悬在你的手中，倘若能留我一条活命，我愿舍弃一切。甘愿民间为农，自食其力。吴三桂既叛故主，又怎能背弃新主？自当更加卖命了，因此不允其请，并加紧向缅甸国王催索朱由榔。
永历十六年（1662）二月，缅王见永历帝左右已基本被铲除殆尽，就索性将永历帝朱由榔连人带座地抬到吴三桂军营，献给了清军将领吴三桂。眷属25人哭着相随，哭声灌满山谷。可怜的永历帝和他的母亲、妻子就这样被押送到了昆明。
边地鬼魂
吴三桂还不算绝情，他在政治上对永历帝朱由榔冷血，严密拘禁，在生活上却给予了他们良好的待遇。永乐帝依然是以前的皇家装束，头戴“马鬃瓦棱帽”，身穿“纯绢大袖袍”，腰系“黄丝带”，“举止有度”，衣着讲究。加上永历帝身材魁伟，体态丰满，相貌堂堂，年方39岁，显出一副英武之气，仍不失皇帝风度。他被囚禁在室内，经常端坐不动，不管谁来送饭，或有人来观看，他都无动于衷，一语不发。有一名士兵看后，不禁赞叹：“这才是真皇帝呀！”
吴三桂也抽空见了他一面，但受到了永历帝朱由榔大义凛然的谴责，使英雄一世的吴三桂也不由得胆战心惊，再也不敢见了。永历帝的户部尚书龚彝置办了酒肴，准备进献给永历帝，守卫的士兵不许。龚彝厉声说：“我为臣子，面见我君。有何不可？况君臣大义，纵夷狄也不能忽略。我求见君面，何阻挠之甚？”守卫的士兵不敢自专，请示吴三桂，因为心中有愧，就准许进去探视。龚彝把酒宴摆好，请永历帝出来，向他行三跪九拜之礼后，恭恭敬敬地把酒端起奉上。永历帝本不善饮酒，此时此境，有风萧萧之意绪，大为伤怀，顿时痛哭不已。龚彝伏在地上也涕泗交流，劝之再三，永历帝勉强饮了三爵，龚彝再拜不止。突然一跃而起，用力以头触柱，脑浆迸裂而死。永历猝不及防，一下子惊呆了，待反应过来后，即扑到他的尸体上，悲痛欲绝，哭昏了过去……
永历帝和他的母亲、妻子既已成了吴三桂的阶下囚，是生，是死，他们无法知道，他们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在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只有悲哀和眼泪伴随着他们。然而，最后的命运很快就降临到他们的面前！
据与明史专家彭勇教授交谈得知，清军中有一甲喇章京军官，暗中联络一些满人，准备劫持永历帝，逃往陕西，奉为君主，“以成不世之功”。但由于处事不慎，走漏了消息。吴三桂非常恐慌，迅速逮捕了密谋起事的11名首犯，以最残酷的磔刑处死。为防止夜长梦多，再生变故，吴三桂加速了对永历的处置决定。
吴三桂上书清廷，直言如将永历帝押送北京，可能中途有被反清人士劫夺的危险。经清廷批准，就地正法。吴三桂遂于4月14日，将朱由榔及其眷属25人押到昆明篦子坡执行绞刑。王皇后就在被清军押解的途中，想着一代皇后，就这样屈辱而死，心实不甘，与其受辱而死，不如悲壮而死。于是她与马太后互相勉励，在槛车中自相扼喉而死。壮哉！烈女皇后。就在她们断气的那一刻，天降大雨，山川也为之同悲！
其实，永历政权同弘光、隆武政权一样，腐败不堪，但永历帝个人的一些品行，颇为人所称道。他作风朴实，厌恶繁华，不饮酒，也无声色之好，喜闻和谈论忠义事，奉母至孝，待妻恩爱，他的这些美好的品质博得了人们的赞赏。又因为他和王皇后是一对贤伉俪，死得如此悲惨，颇能激起人们更多的同情，洒下更多哀伤的泪水。一些对新政权不满的人，也就从中寄托着怀念故国之情。
末代皇后：皇后婉容的悲剧人生
众所周知，清王朝因辛亥革命而告覆灭，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清朝最后一任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时，年仅六岁，还是个小孩子，不到婚娶年龄。因此，末代皇后之位也虚。即使长大结婚，但逊位的皇帝，其身分也与一介平民无疑，何来皇后一说？然而，事实上溥仪后来确曾册立过皇后，且得到政府的认可与民间的认同，她就是婉容。这并不是清王室有什么自恋情节，而是历史事实的因循。当初建立民国时，袁世凯曾代表民国政府宣布优待皇室条款六项，其中一条就规定溥仪在逊位后仍得居住于宫中，仍保持其皇帝尊号，但范围只限于紫禁城，这就成了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
1922年，溥仪大婚，17岁的婉容因其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而被采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但她不能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后相比，因为她是给一个末代逊帝做皇后，她仅拥有皇后的名义，而无皇后之实。所以婉容的入宫正是她不幸命运的开始。
但与这种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宫廷生活相比，时代的风云激荡着旧时的社会秩序，她在心灵上始终获得不了自我解放，甚至于心甘情愿地套上精神束缚的枷锁，这就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开始了异化，她内心漂泊的痛苦和人格的不自由，让她痛不欲生，她唯一的解脱就是自甘堕落，自我毁灭，直至离世。
所以今人对她有确切的感慨：如果婉容能丢掉皇后这个虚名，那么她在死的时候，至少也能像文绣那样，作为完完整整的自己，起码能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显赫家世
末代皇后婉容（1906～1946），全名郭布罗?婉容，宇慕鸿，号植莲。家世为达斡尔族，后编入满族正白旗。1906年11月13日（清光绪32年9月27日）出生，是内务府大臣荣源唯一的女儿。她的名字源自曹植《洛神赋》里的名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是她的祖父给起的。寄托了一种民间普遍存有的凡俗的愿望，即希望她出落得亭亭净植，出淤泥而不染，而又高蹈于流俗。果然她后来被选为皇后，那种凡俗的愿望就变得很有寓意了。
婉容的老家在东北嫩江边上的讷河市龙河乡满乃屯，祖上历代都是清朝的忠臣良将。
据《清史稿》记载，婉容的高祖父郭布罗?阿尔景，是咸丰年间的副都统，并封为武显将军、建威将军。
曾祖父郭布罗?长顺为三朝重臣，曾是咸丰皇帝的蓝翎侍卫，因战功赫赫而青云直上，20多岁便领兵驻守西北。同治年间又擢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成为封疆大吏。光绪十四年他出任吉林将军，镇守东北边疆。在他主政吉林期间，吏治清明，百姓安乐。并且有感于“一百年来省志未立，无以恢宏神漠，润色鸿业”，主持编纂《吉林通志》，成为东北地区第一部官修的上乘全省志书，保存了一些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攻陷了海城，逼近辽阳。朝廷命他率兵驰援，他毫不犹豫，带领军队攻进辽阳与日军浴血奋战，最终将其全部击溃。吉林百姓为感念他的恩德，修建祠堂，以示纪念。他于光绪三十年去世后，清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赠太子少保，恩赐他的后人可以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并给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
祖父郭布罗?锡林布，弃武从文，刀笔从容，平日只喜欢吟诗作赋，俨然一个文人。虽无疆场立功，但由于有祖辈的功绩，他世袭了一等轻车都尉的封号。并娶了皇家的格格为妻，从此，郭布罗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族就攀上了亲。到了婉容父亲荣源持家的时候，清帝已经退位，他只在小朝廷里挂名内务府大臣，无实事可作，也没有朝廷的俸禄。但祖业丰厚，光东北老家就有几千垧土地，荣源又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两地经商，求取利润。婉容的母亲爱新觉罗氏，人称四格格，在婉容很小时便去世了。婉容的养母爱新觉罗?恒馨是军机大臣毓朗贝勒的次女，人称二格格。她是一位端庄善良、精明强干、豁达开朗并充满智慧的女人，她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恒馨对婉容宠爱备至，母女关系融洽。家中其他成员还有哥哥润良，弟弟润麒。
婉容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头顶就笼罩着一大片祖宗洒下的荫凉，家人又经常在宫内行走，与皇家互为姻亲，是家族的传统，因此，通向幽深皇宫的路，对婉容来说，就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弄堂。
民国年间，社会风气大化，婉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虽是遗老，由于经常奔走南北，交游广泛，思想比较开放，主张男女平等，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一样接受同样的教育。因此，婉容很小的时候，就与家里的兄弟一起读书习字、弹琴绘画。她的父亲对她很看重，特意为她聘请了家庭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因为受到良好的教育，婉容有着优雅的气质。作为一个世受皇恩的贵族家的小姐，生活环境的优裕富足和显赫的家族地位，使她内心有着十分强烈的优越感，也对她的性格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在她入宫之后，一直鄙视身世寒微的文绣，这也大概是后、妃失和的原因之一吧！
美冠群芳
溥仪出生于1906年（清光绪32年）正月十四日，到1922年（民国11年）的正月十四日，已整整16岁了，正是古人完婚的年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时紫禁城里为溥仪选后的消息一传出，各个名门贵族、大家闺秀们的照片就络绎不绝地送到了紫禁城，甚至徐世昌、张作霖也派人来提亲。后来经过几番筛选，最后拿给溥仪画圈的就只有四张照片了。溥仪最初选中的是文绣，根据溥仪的回忆记载：当时在他眼中，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实在分不出来丑俊。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看谁的特别艳一些。于是溥仪便不假思索地在没落贵族端恭的女儿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一个铅笔圈儿。由于婉容的父亲荣源与溥仪的父亲和叔叔关系都很好，在征得端康皇太妃（即光绪的瑾妃）的同意后，便向溥仪推荐婉容，认为婉容家境富有，与皇家多有渊源，相貌、血统都比文绣纯正。的确，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天生丽质，从今天她留下的照片上看，我们依然感受得到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她皓齿蛾眉，双目明亮，笑容蕴藉，融合了古代女子的韵致、北国女子的大气、江南女子的柔美于一身。且婉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在贵族中早已是芳名远播。于是溥仪听从众意，随手又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而放弃首先相中的文绣。但这一圈不打紧，它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婉容走向了一条人生的不归路。
古代的皇帝结婚，被称为“大婚”。溥仪此时虽然已经不是在位的大清皇帝了，然而，由于清廷退位时曾与民国政府有过协议，所以依然拥有朝廷名号，就按照清朝的旧有礼仪制度举行了隆重的“大婚”仪式。民国政府也特准婉容的“凤舆”从东华门抬进紫禁城，成为名义上的皇后。所以这才有婉容被人们称为末代皇后的缘由，这是符合历史实情的。但这末代皇后却与已往的历代皇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了。无“天下”可“母仪”，无后宫可统领。
婉容与溥仪同庚，嫁时年方17岁，正当美好的青春年华。婚礼的第三天，她和溥仪一起在东暖阁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这是婉容以皇后身分第一次公开露面。当时，她梳着满族式的“两把头”，高高的发髻上缀满了绒花；黄缎织锦旗袍更把她的曼妙身材衬托得美艳无比，青春的朝气扑面而来，使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们，也无不惊叹她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当时的大小报纸，亦极尽所能，不吝篇章，都争先恐后地做了绘影绘声的实况报道，可谓盛况空前。
“燕尔新婚，如兄如弟”。溥仪和婉容也确实度过了一段美满幸福的日子。这不仅因为婉容是旗人中的极品美人，还因为她是受过西式学堂教育的女子。与身边那些低头躬腰的太监和迂腐保守的师傅们相比，婉容不止是一股清新的风，一缕和煦的阳光，更是使他沉闷灰色的宫廷生活的导师。更何况民国时代的大家闺秀，以崇尚时髦为荣，所以婉容婚后经常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这些很对溥仪的口味，因为溥仪对西洋文化也很感兴趣。
此时的婉容是时尚、时髦和多情的，也确实给了溥仪很多柔情，而她的饱学多识，更使溥仪视之为知己。婉容在宫中引进了许多社会上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如外国电影，自行车，照相机等。宫中的保守势力有非议，但溥仪喜欢，不仅依从婉容的习惯和爱好，还特意聘请了美国教师专门教授婉容英文。应该说，在紫禁城两年多的时间里，是婉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几乎每天都用英文给溥仪写信，并且在这些情意绵绵的短信下方以“伊丽莎白”落款，这是溥仪给她取的英文名字，与英国女王的名字相同，婉容很是喜欢。
但溥仪的心思全不在此，他的观念早已形成，在众多遗老遗少和宫廷大臣的怂恿下，溥仪一心一意要恢复祖业，时刻想着复辟。竟至于在新婚之夜，离开洞房，独自一人跑到养心殿，而把婉容孤单的丢在洞房里。由此可见，溥仪这个人的怪异行为与漠视他人的冷酷心理。他一心想的只是：复辟。如果不是革命，他就可以亲政了。
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溥仪的性功能有问题，他害怕夜晚，害怕面对如仙女临阁一样的新婚妻子。他不知道该怎样保持自己男子汉的尊严，特别是在女人面前。所以躲避静思成了最好的借口。
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由此也养成了他妄自尊大的皇帝性格，视“皇后”如奴仆。正因为他骨子里有皇帝自命不凡的习性，才搞砸了自己的婚姻。他自己后来才有所领悟：“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的平衡的夫妇，在我，夫妻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溥仪还算客气，而不说妻妾都是泄欲的工具，因为溥仪的确无欲可泄。
婉容与溥仪虽然在表面上看还算欢愉融洽，但实际上从他们建立夫妻关系开始就潜伏着危机。她当初是怀着热切的期盼去做这个皇后的，不知宫闱似海。刚入宫的新鲜感过后，宫内日复一日的枯燥、寂寞、乏味的生活使她窒息压抑。她虽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分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她的自由，尤其是夫妻关系间的难言之隐，更使她体会不到丝毫的闺房之乐，床笫之欢。婉容有同龄女子一样的憧憬，虽然她又比她们多了一些尊崇。但少了她们的世俗的欢乐，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锢折磨，所以她很快就变得郁郁寡欢了。而时局的动荡与溥仪内心深处的极端自私、多疑，又让她的失望渐渐加重。因此，婉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是最不幸的皇后。
但她毕竟是新派女子，是一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开始，婉容常常以读书、画画、写字等闺中雅事来打发无聊的时光。后来，她终于耐不住精神上的空虚，受到了贵族式腐化生活的感染，在溥仪的同意和怂恿下用鸦片聊慰孤寂，渐渐形成依赖。据有的资料说，婉容抽鸦片，就是溥仪主张的结果，因为婉容有痛经的毛病，偶尔也患有头痛病，溥仪又没性能力，就让她抽大烟。一是治痛经；二是想以此来麻醉她。就这样，婉容的病不但没有医好，反而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成为瘾君子。毒品改变人性，婉容的性情也因此变得喜怒无常。精神苦闷，加上性格的乖戾，使婉容的视野越来越窄，甚至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婉容重复地犯了大多数女人都有的毛病，希望获得男人的专宠。而文绣的存在，就使得她和溥仪之间产生了一道新的裂痕。
后妃的矛盾，在历来的宫廷都一直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血腥的斗争。但时代不同了，婉容与文绣虽有分歧，但不血腥，只是暗流涌动。嫉妒是把双刃剑，伤了别人的时候也会伤了自己，因此，当事人都很苦闷。
婉容自以为容貌比文绣美丽，常以正宫娘娘自傲。时时争宠夺爱，处处要超过文绣。
文绣是与婉容同时被分别圈定为后为妃的。按清代礼制，她在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的前一天进宫，当时她年仅14岁。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虽然相貌不如婉容漂亮，但性格却比婉容温顺宽厚。婉容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坚决主张一夫一妻制。对此当时许多洋人都曾以赞美的口吻，著文予以赞扬。据说溥仪对他圈选的皇后还是喜欢的。婉容未入宫时，常常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与她絮絮长谈。可是，婉容入宫的头一天就和皇上闹了别扭。在她与溥仪大婚的时候，本来淑妃文绣是应该在坤宁宫外跪礼迎接婉容的，但是由于溥仪也受到了一点新文化的熏陶，认为皇后与皇妃虽然称谓有别，毕竟还是二女共事一夫。于是，他下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的礼仪。本来婉容就不喜欢和别人分享溥仪，这一下连尊卑之礼都没有了，婉容对文绣的不满和排挤就由此而产生了。
最初，溥仪尚能一碗水持平，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让婉容参加，也必让文绣出面。为了学习英语，溥仪也给文绣请了教师，婉容对此大为不满。婉容的争宠好胜，一方面是她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宫内枯燥、寂寞的生活决定的。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渐行渐远，为了缓解内心的苦闷，婉容便从鸦片的缭绕烟雾里，自我麻醉，以求暂时的解脱。
流寓津门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直系所控制的北洋政府搞垮了，随即颁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文告，其中一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就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了中国社会肌体上的最后一块毒瘤，清室被扫地出门。溥仪一家人离开紫禁城，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自然废止。从此，皇帝的名号也就永远走进了中国历史的天空，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分。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便衣护送下，化装成商人乘火车潜入天津。不久，婉容和文绣等皇室成员，也移居到了天津的张园与溥仪会合。张园建于1916年，系清末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私人花园。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闻讯纷纷前来见驾，搞得张园像刚开张的餐馆一样，天天火爆，热闹非凡。1929年7月9日，溥仪一家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乾园本是北洋军阀陆宗舆的私人公馆，1921年始建。主体两层，为砖木结构的西班牙式楼房。溥仪携婉容、文绣等搬到乾园后，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上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上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时”之志，以图东山再起。
正如以上所言，婉容和文绣作为溥仪的皇后和皇妃有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婉容也确实比较挤对、挑剔文绣。婉容出身高贵，文绣出身平民，母亲是个洗衣服的，所以她们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在宫里的时候，文绣就与婉容有些不和。到了天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婉容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背后还要向溥仪上文绣的烂药。文绣有文才，脾气也犟，免不了针尖对麦芒。在天津的前后七年间，一后一妃闹得不可开交，溥仪夹在妻妾之间，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逐出皇宫，对溥仪小朝廷是灾难，对婉容却如鱼得水，行动自由得多了。天津是她成长的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她的世界。因此，婉容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
高跟鞋，还烫了头发。婉容质本高洁，音容笑貌，优雅有度。更使她兴奋的是，天津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给她提供了最适合她的既时髦又风流的购物与消遣方式。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文绣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开始了比赛，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呀。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屋里都堆满了包括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等等各种奢侈无用的物品，而且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他写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要买，而且花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分。”
当时，朝廷经济已大不如前，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只能靠典当宫中旧物，才能勉强维持着这种表面上的奢华，这种竞争式的挥霍的糜费行为必须遏止。如此一来，婉容在物质上的虚荣的追求，就难以继续满足，婉容自然不满。她抬出皇后的身分，以为皇后的地位远高于妃嫔，如要裁减，也只能裁减文绣的开支，而不可限制她的消费。这种争执，一方面固然出于爱慕虚荣，但其内心的潜意识，也还是在于妻妾争宠。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愿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
早在清宫时，溥仪难得出宫，一旦有机会出宫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逛商场下馆子，成了溥仪皇家生活的最后奢侈和回味。但溥仪往往是把文绣扔在家里，而只带着婉容。他们两人把天津的大商场以及不少游乐场等能吃、喝、玩、乐的地方都跑遍了，他们形影不离地尽情欢乐。愈是这种时候，愈是深深地刺伤了文绣，文绣愈益痛苦。
而溥仪不出门的时候，也常让饭馆送饭到家。溥仪每次都与婉容笑逐颜开地对饮大嚼，而偏不让文绣上桌，仿佛她是一个多余的人！可以想见，冷板凳上的文绣该是怎样的凄苦悲凉！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的小怨渐积而成大怨，文绣对溥仪很失望。因为文绣认为她是被欺负的弱者，溥仪没有尽到保护她的责任；在溥仪这方面，则认为她不甘居于妾的地位，有意与他为难，这就使文绣与溥仪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坏。
虽然溥仪已经不是皇帝了，婉容也不许他除了自己还爱别人，婉容天天向溥仪絮叨，让他发誓，不爱文绣。连设坛扶乩也要求写上“万岁（指溥仪）与端氏（指文绣）并无真心真意”的“吉利语”。从此，婉容和文绣之间的疙瘩便愈结愈深，以致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文绣和溥仪结婚九年，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不但从未与溥仪
同居一次，又备受欺凌，是真正的小媳妇。文绣不堪忍受这种不平等待遇，于1931年秋，她做出了与溥仪
离婚的决定，并诉之法律，且通过报章公告天下，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妃子与皇帝的离婚风波，这就是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淑妃革命”。
“淑妃革命”给了溥仪莫大的刺激，他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他不下“罪己诏”，反而把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从而迁怒于她，两人由同床异梦而终致陌路。当时，溥仪在遗老们的怂恿下正一心想着复辟，日本人就鼓吹他到东北自己的龙兴之地，重整旗鼓，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再次入主中原。而婉容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以上两种原因使得溥仪非常厌恶婉容。婉容有她的虚荣心，她想留在天津，继续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但遭到了溥仪的粗暴对待。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废，常常夜不成寐，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症，只能更深的陷入鸦片的烟雾中，以麻醉自己求得解脱。而这，仅仅是她人生悲剧中的一段，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等着她呐！
伪满洲国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其实他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他抵挡不住恢复旧日帝国美梦的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为他精心设置的圈套，成了出卖祖国利益的傀儡。
溥仪的离开，婉容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溥仪抛弃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虽然她一直是在冷宫里寂寞着。如果从成熟女性的角度，从女人的幸福立场出发，溥仪的离开对她不啻是一种解脱。但当这种现实真的来到时，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结果。正像溥仪后来所说：“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与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被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这就是婉容，高贵的身分成了她思想的樊篱，她跨越不了自己。
她本可以给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后传统画上一个句号了，但她不让它谢幕，以一人之力硬撑起这巨大的夜色，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近世有学者是这样评论婉容的：她比别人有更多的虚荣心，女人没有不虚荣的，这种虚荣最初在婉容身上呈现的是一种人性的光泽，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好胜心，和对名誉的看重以及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感情生活，特别是她当了皇后之后，虚荣就从她生命的深处浮现出来。她掩藏起本来的自己，装扮出另一个自己。她的虚荣使她不愿意放弃皇后的头衔，哪怕是一个竹篮盛水的现实。从此她就固守皇后这一个信念，一种选择。因此，当她得知真相后，她哭闹不止，大骂溥仪薄情，要追上他问个究竟，谁也挡不住她。实际上就像溥仪说的，她不愿意放弃皇后这个头衔。与其说末代皇后是她别无选择的命运，毋宁说是她对自己立场的否定，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唆使。虚荣让她走上了不归之途，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策，最大的悲剧。
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乘船到大连，再转至长春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一到长春她就失去了自由。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人摆布的傀儡，她自己也成了日本人阴谋陷阱的一部分。这样看来，婉容是自愿走进东北这个表面覆盖着鲜花的陷阱的。
1932年3月8日，溥仪不顾婉容和其他人的劝阻，在长春执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自然又成了“执政”夫人了。溥仪成了满洲执政的傀儡后，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
“执政府”设在原吉黑榷运署旧址，其实就是二栋小楼，但也是当时长春最讲究的建筑了。婉容住进了缉熙楼，溥仪则在勤民楼办公。溥仪非常勤政，使婉容也觉得要恢复旧日的天堂，或许指日可待，未免不产生一些憧憬和欣慰。但时隔不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挂名，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处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掌握之中，无论是例行会见，还是私人召见，分分秒秒都有“御用挂”跟在身边，且有日本和伪满媒体跟踪报道。而且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溥仪梦想带兵入关，复辟大清。日本人是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他们遵照天皇给他们的政治目标，让溥仪不得离开满洲半步，日本人只需要溥仪帮助他们分裂满洲出中国。
婉容则更惨，她在宫中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和告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而缉熙楼，就是她的囚室，她的地狱。
因为是地狱，她的灾难就是双重的。她不仅受溥仪的冷落，还受日本人的冷落。溥仪第一次登基，举行了隆重的“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但没有“皇后”的一席之地，似乎在所有人的眼中，婉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除了1934年溥仪第三次登基，作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的秩父宫蕹仁亲王代表天皇“访满”，为了炫耀中日“亲善”，同意婉容以“皇后”身分随溥仪在勤民楼接见外宾外，此后的十多年，她再也没有以“皇后”身分公开露面过，甚至还失去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其打击可想而知！先前积郁的苦闷，眼前新添的愁思，使得婉容犹如一朵荏弱的花朵，很快就要枯萎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由轻度的神经衰弱症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东西摔得稀里哗啦。
女子毕竟是爱美的，婉容有时也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何况婉容原本就是一个俏丽的女子，虽然她在精神上呈现萎靡，脸上也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而呈现青乌的颜色。但在身体稍好些的时候，她还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或以其它方式享受一下生活的阳光。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在这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27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纱绸，还有不同花色、不同质地的日本、法国、印度等国的上等毛料、丝绸。她每个月有3000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的乐趣，是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婉容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在中国数百个皇后里，也只有她走进了现代生活的门槛，濡染了现代文明的星星之火。她有祖父般忧郁的气质，有北方女子的豪爽，也有大家闺秀的多愁善感。这使她在做着皇后的时候，更多的蕴藉着少女的情怀，有迷茫，有失望，也有向往。她写一些小资的诗句，读一些风花雪月的外国小说。她弹奏时尚的钢琴，给自己起英文的名字，穿着西装拍照等等。虽然她努力要保持皇后的矜持，把这些超越流俗的东西藏得很深，但这是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东西，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在东北做了伪满的皇后，她才猛然苏醒。生命里面渴望自由的神经在这个时候复活了。所有的虚荣，也都不再能左右她了，婉容最终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座人间地狱。
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