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教士的制度，
遭到了世俗的鄙视；
修女沦落作婊子，
贵妇人变成卖淫妇。
（Sponsa Christi fit mercalis，generosa generalis）
在中世纪盛期，金钱的微小作用把圣职买卖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可现在它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使得它到处都起作用。
哥利亚德的讽刺作品《斗兽士》（Betiarius），在浪漫主义的怪诞精神中，展示出一种装饰纹样，带有变形为动物的神职人员的图案。于是在商会三角门楣上，出现了一个由教士构成的滴水嘴的世界。教皇是狮子吞吃着一切；主教是蠢牛，像贪得无厌的放牧者，当着自己羊群的面啃光了草地；他的副主教是搜捕猎物的山猫；他的大长老是条猎狗，在主教的猎手即众官吏的协助下，设置陷阱，追捕猎物。按照哥利亚德文学来说，这就是“游戏规则”。
哥利亚德一方面把普通神甫看作教会等级制度的牺牲品和身处穷困与受剥削的兄弟，一般不责备他们，而对修士则严加谴责。这种攻击的内容不止是有关修士们的坏习气的普通笑话，比如贪吃、游手好闲和放荡。与世俗观点关系密切的现世精神，在谴责修士的同时也在谴责自己的竞争对手，说他们夺走了穷苦神父的薪俸，肆意役使忏悔老和信徒。在接下来的下一个世纪里，这样的争执在大学里以更尖锐的形式再次出现。并且还要更进一步，那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整个方面的否定，也就是基督教信仰中背离时代精神，逃避现实，献身于孤寂、苦修、贫穷、禁欲，甚至作为放弃精神财富的愚昧无知的那一方面。这涉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积极生活与冥想生活，一边是人间乐园，另一边是苦苦地在人世以外寻求二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修士与哥利亚德的对立，就在这点上，这在后者中造就了一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先驱，即写作《天父－佑护者》（Deus
Pater，adiuva）的诗人，他带着一个年轻的教士脱离修道院生活，使他事先领略瓦拉对“带黑兜帽的修士者流”（gens
cucul－lata）的抨击。
作为城市人，哥利亚德同样睥睨农村世界里的人，对体现这个世界的粗野的农民只感到厌恶。在那首著名的《乡巴佬变格表》。里，哥利亚德丑化农民说：
这个卑鄙的家伙
这个笨蛋
这个魔鬼
这个小偷
噢，这些强盗胚！
因这劫道的
这该杀的
这倒霉蛋
这说谎的
这大废物
噢，可恨的！
因这些不信教的。
最后，贵族是哥利亚德第三个攻击目标。哥利亚德谴责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
贵族是美德使他高贵的人，
卑贱者是不带一点美德的人。
针对旧规章，哥利亚德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实际功绩之上的新规章：
人的高贵在于精神和反映神的旨意，
人的高贵在于具备高尚的美德，
人的高贵在于自我克制，
人的高贵在于帮助普通人，
人的高贵在于由自然赋予了公正，
人的高贵在于知耻。
在憎恨贵族的同时，哥利亚德也憎恨官吏与士兵。对城市知识分子来说，就荣誉而言，智力的争强斗胜、论辩的高下较量取代了用武器的争斗和战争的伟绩。科隆的桂冠诗人、奥尔良的雨果表达了自己对兵役的憎恶，他说：“我讨厌行伍服役。”（me
terruit labormilitaris）哥利亚德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阿贝拉尔，出于同样原因，在今天可惜已失传的作品里也是这样写的，当时人们在圣热内维耶伏山上朗诵并歌唱了他的作品，就像人们今天哼流行歌曲一样。
贵族及士兵同新型知识分子的冲突，也许最明白地表现在一个社会学特别感兴趣的方面：即两性关系上。教士们和骑士们声名狼藉的争斗（由此产生了许多诗歌）的根源，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里的人对女人的争夺。对哥利亚德来说，强调他们占了这些封建阶级大人们上风的最好办法，是吹嘘他们在女人身上取得的成功。她们更喜欢我们，教土是比骑士更美好的情人。社会学家应该从这句话中看到关于两个社会阶层牛争的有倾向性的表达。在《菲丽与芙洛拉之歌》里，两个女主人公中，一个爱上教士，另一个爱上骑士（miles），她们在一段滑稽地模仿宫廷爱情课程的诗句里，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既符合科学，
也同传统看法一致，
教士证明自己在作爱上
比骑士更为擅长。
虽然哥利亚德有他们的重要性，但他们却仍然被向后推到知识分子运动的边缘上。他们无疑曾提出一些未来的课题，尽管这些课题在其长期发展过程里褪了色。他们生动地描写了渴慕解放的氛围，他们为接下来的下一世纪提出了许多见解，如自然道德、伦理或思想的自由解放以及对宗教社会的批判。我们以后在大学教职员那里，在吕特勃夫的诗歌中，在约翰·德·墨恩的《玫瑰传奇》里，尤其是 1277年在巴黎被判决为异端的学说原理中，重新发现这一切。但在13世纪，他们却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遇到了迫害与宗教裁判，而他们进行毁灭性批评的倾向，使他们在大学建设中得不到自己的地位。他们有时还对知识分子生活不感兴趣，而去寻求比较懒散的逍遥，或热衷于浪游，这样，知识分子运动只限于在几个有组织的中心大学里展开，终于导致这一背井离乡的族群的灭绝。
阿贝拉尔
巴黎人的骄傲彼埃尔·阿贝拉尔，虽然也是哥利亚德的一员，可他的意义与贡献远比他的战友大得多。就12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是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
阿贝拉尔的成长道路很奇特，这对他的个性很合适。他1079
年生于南特附近的帕累，是布列塔尼人，出身下等贵族，家庭生活条件由于货币经济的引入变得困难。他高兴地让兄弟们去军队服役，自己则读书深造。
阿贝拉尔放弃士兵的武器，而进行另一种斗争。他时刻准备参加每一场战斗，并且按照保罗·韦伊诺的说法，成了“辩证法的斗士”。他永远不知道安静，总是出现在发生矛盾纠葛的地方。他始终在促进新观念的产生，哪里有他的身影哪里就有激烈的争议。
阿贝拉尔在知识上的“十字军征战”，势必驱使他去巴黎。在巴黎地进一步展露出自己的性格特点：怀有摧毁偶像的强烈欲望。他公开承认的自信心——他喜欢说自我意识（de
me Presumens），这不是指过份优先考虑自我，而是意味着对自我价值的意识——促使他同巴黎最有名望的教师尚波的威廉发生了激烈冲突。威廉向他挑衅，把他逼入困境，争取公众站到自己一边。威廉逼他离开巴黎。但这个年轻的天才不让自己被人扼杀。阿贝拉尔成了一位教师。他的学生们先跟随他去默伦，然后又去科贝尔，他在那里讲课。他的身体因他只注重智力的生活方式突然出了毛病，他病倒了，不得不回布列塔尼待了几年。
健康恢复后，他回到巴黎，找他的死对头尚波的威廉。结果发生了新的论争。威廉的信念动摇了，考虑了他的年轻对手的批评意见，修正自己的学说。但这位远没有满意并且说话语气更为激烈，结果事情落到阿贝拉尔不得不重回默伦的地步。不过威廉的这次胜利事实上等于是失败，因为他的学生全都离开他了。这位老教师受到打击，放弃了授课。阿贝拉尔凯旋，并且正好是在他的老对手退隐的地方圣热内维耶伏山开业授徒。此事已成定局。巴黎文化的中心从此永远不再是在城区的小岛上，而是在圣热内维耶伏山，在塞纳河的左岸：一个人就这样决定了一个市区的命运。
阿贝拉尔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因而感到遗憾。作为逻辑学家，他同样不满意把神学家抬高到超出其他所有人之上的做法。他发誓也要成为神学家。他重新开始学习，很快就去拉昂，听当时最著名的神学家安瑟尔姆讲课。安瑟尔姆的声望只不过暂时使这位最激烈的反传统者收敛了蔑弃偶像的狂热。阿贝拉尔这样写道：
我接触了这位老人，他的声誉与其说靠他的才华或休养，还不如说靠他的这把年纪。所有向他求教的人，本来对事情的答案没有把握，离开时却更觉得茫然。如果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他看上去还是可敬可佩的，但只要一开口向他请教，他马上就暴露出自己是草包。说起空话来他倒是说得头头是道，他有的是可鄙的才智和空洞贫乏的理解力。他的才华的火焰不是令四壁生辉，而是让屋子薰黑。那是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从远处看招人注意，走到跟前站住仔细一打量，枝头却没有结一个果实。当我为了有所收获而接近他时，我看到，他就像被上帝遗弃的那棵无花果树，或者像琉善·庞贝攸斯打过比方的那棵老橡树：
他站在巨大声望的阴影里
像田野中间一棵华丽的橡树。
我领教过以后，就不再在他的学校里浪费时间了。
现在阿贝拉尔受到了挑战，要他建立自己的学校。他接受了挑战。人们向他指出，虽然他彻底掌握了哲学，但他对神学一窍不通。他反驳说，同样的方法对两门学问都适用。别人指责他缺少经验。“我对此的回答是：在教学中我从来习惯于依靠我的思想力量，而不是依靠传统。”
阿贝拉尔通过在课堂上即席对以西结的预言发表评论，这使他的听众感到振奋。听课笔记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出现不计其数的传抄本。越来越多的听众要他把对圣经的评论继续进行下去。为此他回到巴黎。
爱洛依丝
1118年，阿贝拉尔处于巅峰的崇高声誉突然因为同爱洛依丝的关系而遭中断。通过他的杰出的自传《哀伤史）（HistoriaCalamitatum）——这是《忏悔录》的前身——我们了解到有关的细节。
事情的开始一如所有的风流逸事。阿贝拉尔根本不是放荡人。他只是从奥维德的作品和在他自己的诗歌里才知道有爱情，这些诗歌仅仅出自哥利亚德的精神，并无实际的经验作基础，但情魔征服了这位39岁的知识分子。阿贝拉尔置身在荣耀与自负的顶峰。他承认：“我想，从今以后我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哲学家……”爱洛依丝只是又一个被征服者，用来增添他精神上的荣耀与自负。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完全不可思议。阿贝拉尔听说，自己的同事、大教堂主事弗尔贝有个侄女。她年方17，容貌美丽，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之渊博已闻名全法国。对他来说这是位合适的女人，他似乎已经忍耐不住了，她讨人欢喜的容貌令他满心欢喜。这是一个关系到趣味和声誉的问题。他冷静地设想一个计划，结果计划的成功大大超出他的期望。教堂主事把年轻的侄女当作学生托付给他，并洋洋自得，能替爱洛依丝找到这样一个出众的好老师。阿贝拉尔还不费力气从节俭的弗尔贝那里弄到桌子和床，作为以实物支付的讲课报酬。但魔鬼在窥伺着。在老师和女学生之间燃起了爱情之火，知识的交流不久就发展到肉体的交流。阿贝拉尔仿佛中了邪，放弃授课与工作。关系在继续着，并在不断加深。爱情一萌发便没有尽头，爱情将经受一些麻烦，以后还得经历一场悲剧。
首先一个麻烦是：他们的关系被人识破了。阿贝拉尔不得不离开受骗的主人的家。他们改在别的地方相会。他们很快由幽会又发展成私奔。他们无视别人嚷嚷，互相尊敬。
第二个麻烦是爱洛依丝怀孕了。有一次正巧弗尔贝不在，阿贝拉尔便把自己的情人打扮成修女送到布列塔尼自己的姐妹那里。爱洛依丝在那里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亚斯特洛拉布。作为一对知识分子的孩子，当时的情况可并不轻松……
第三个麻烦是结婚问题。阿贝拉尔怀着沉重的心情拜访弗尔贝，主动提出，为恢复爱洛依丝的名声．要同她结婚。艾金纳·吉尔森在他关于这对著名情人的出色研究中指出，阿贝拉尔的为难并不在于他的教士身份。根据教会法规，作为一个普通的下层教士，他是可以娶妻的。但阿贝拉尔害怕，结婚对于他的讲师职位有妨碍，并且可能会使他成为教育界的笑柄。
12世纪的妇女和婚姻
12世纪出现了一个反对婚姻的强大潮流。恰好在这个时代，妇女解放了自己，不再被看成男人的财产和生育机器，男人也不再询问女人到底有没有灵魂——这也是西方国家恢复圣母崇拜的世纪，这时候婚姻被看得一钱不值，尤其贵族阶层中间，肉体上的或精神上的和高雅的恋爱只存在于婚外，这种爱情通过特里斯坦和伊瑟，朗瑟罗和吉妮芙拉而获得具体表现。同样在教育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恋爱论”，我们在下一世纪，又在约翰·德·墨恩的《玫瑰传奇》里重又看到这样的理论。
妇女就这样参加了进来。当爱洛依丝在阿贝拉尔身边出现时，这一方面影响了一个得到哥利亚德支持的，为教士以及牧师要求感官享受的运动，另一方面同时也显示出12世纪新型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他们的人本主义促使他们做一个完整的人。他们拒绝一切在他们看来有可能否定自我的东西。为了实现自我，他们需要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女人。哥利亚德引用旧约和新约，以自由的表达方式进行解释，强调男人和女人是由肉体构成的，他们无须禁忌使用他们的肉体。为了更好地领会下面这个悲剧的程度，更好地理解阿贝拉尔的感情，让我们忘却那一大堆粗鄙下流的笑话，来思考一下那种气氛和那种情感状态。
爱洛依丝首先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在一封令人惊异的信件里，她敦促阿贝拉尔放弃结婚的想法。她描绘了一幅他们必然会生活在其中的穷苦知识分子家庭的画面：“你不可能同样细心地关心你的妻子和你的哲学。讲课和女仆，典籍和摇篮，书本和捻线杆，羽毛笔和纺锤，你如何能使这一切协调一致？一个需要在神学或哲学的默想中沉思的人，怎么能忍受婴儿的啼哭、摇篮曲和男女仆役嘈杂喧闹的干扰呢？他怎么可能受得了因幼儿造成的经常不断的肮脏？富人可以做到，他们在豪华的宫殿里，不必为开支费用操心，不必天天因物质上的忧虑愁眉不展，但知识分子（哲学家）没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必须为金钱和物质费心操劳的人，无法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神学或哲学著作。”
此外，一些权威人士也支持这样的态度，并责备智者的结婚设想。爱洛依丝引证狄奥弗拉斯特的话，或者说是引证圣哲洛姆的论点，他在12世纪受到普遍喜爱的《反乔维尼安纳论》（Adversus
Jovinianum）中采用了狄奥弗拉斯特的观点。她还把古人推荐给神学家；西塞罗在撵走特伦霞以后，又拒绝了同他的朋友希尔丢斯的妹妹的婚姻。
但阿贝拉尔没有接受爱洛伊丝作出的牺牲。婚姻缔结了，不过是秘密举行的。为了平息弗尔贝的怒气，他们向他透露了秘密，而且他还出席他们在教堂举行的婚礼。
但这两位当事人的打算没有能够实现。阿贝拉尔想安心地重新开始工作，而爱洛依丝要过隐居的生活。弗尔贝却要公开这件婚事，并把向他赔罪的事公之于众，而这肯定会败坏阿贝拉尔的名誉，因为他并没有宽恕阿贝拉尔。
阿贝拉尔想出一个办法来对付这件麻烦事。爱洛依丝将回到阿冈待伊修道院去，乔妆成一名见习修女。这样做会消除流言蜚语。爱洛依丝凡事只听从阿贝拉尔的旨意，她将在这样的乔装中等到流言蜚语平息下来。但这个打算是在弗尔贝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他觉得自己受骗了，以为阿贝拉尔想把爱洛依丝推到修女那里去，婚姻也就了结了。于是就在阿贝拉尔的屋子里发生了一次夜间惩罚行动，阿贝拉尔被阉割了，次日清晨人群聚集在他家门口，丑闻传开了。
阿贝拉尔躲在圣狄尼修道院里遮盖他的羞辱。上述事件发生后，他绝望之深是可以想见的。一个阉人还能算男人吗？
我们在这里跟爱洛依丝分手，她不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题目。我们知道，这两位相爱的情人从一个修道院转到另一个修道院，至死不渝地保持着令人钦佩的精神友谊。
新的斗争
求知的激情使阿贝拉尔恢复元气。他的伤势愈合后，重新找回了以前斗争的兴趣。愚昧和粗鄙的修道士使他感到烦躁。他的高傲同样也使这些修道士烦恼。此外，他的清静孤寂遭到许许多多学生的打扰。他们来找他们的老师，恳求他重新授课。阿贝拉尔为他们写出第一本神学小册子。他的成功招来了妒忌。1121年在苏瓦松举行了一次被夸耀为主教会议的宗教会议，对他进行裁判。情况很紧张，他的敌人们为了对会议施加压力，煽动群众要对他施行私刑。尽管沙特尔大主教竭力斡旋，要求进行一次补充调查，那本小册子仍被烧毁了，阿贝拉尔终身将被幽禁在修道院的院墙内。
阿贝拉尔回到圣狄尼修道院，同修士们无休无止的争论继续活跃地进行着。当他指明伊尔汀关于修道院创办人的著名文章只不过是空洞的废话，第一任巴黎大主教与圣保罗使之皈依的艾罗帕齐特毫无关系时，他不就是在挑起某种争端吗？第二年他逃离了修道院，终于在特鲁瓦大主教那里找到庇护，并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塞纳河畔诺让的领地。他在那里遁世隐居，并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建立一个小祈祷堂。他什么都牢记在心——他那本被烧掉的书就是题献给三位一体的。
他的学生们很快发现他避难的地点，蜂拥来到他的隐居地。出现一个由帐篷和茅屋组成的学院村。小教堂扩大了，用石头重新修建起来，献给圣灵。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变化。对这些临时的乡居者来说，光是阿贝拉尔的讲课，就能代替城市的乐趣。他们怀着深深的渴慕回想起，“城市里的学生们享有一切必要的舒适”。
但阿贝拉尔无法长期享受这平静的生活。两个新使徒——他就这样称呼——策划一个阴谋来反对他。这是指普莱蒙斯特莱教团的创始人圣诺尔贝和西妥的改革者圣伯纳德。迫害的规模之大，使他不得不考虑逃往东方。“上帝知道，我在深深的绝望中曾考虑过多少次，想离开基督教的王国投奔异教徒（后来约翰·德·墨恩的译本解释说，指投奔萨拉逊人），在那里，作为在基督的敌人中间的基督徒，不是作为祭坛上的牺牲品，安宁地生活。我想象，一旦异教徒们因我遭受到的指责，无法再把我看作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一定会由衷地欢迎我。”
这种走极端的解决办法，是对自己所属的世界绝望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最初尝试，阿贝拉尔没有这样做。
阿贝拉尔被任命为布列塔尼一所修道院的院长。这引起了新的矛盾，因为他就像生活在野蛮人中间。人们只说下布列塔尼的方言土语。修士们是难以想象的粗鄙。他训导他们走上正轨。他们却企图毒死他。1132年他逃离了修道院。
1136年，阿贝拉尔再度来到圣热内维耶伏山。他重新开课，听课的人比以前更多。城市骚乱的罪魁祸首，被逐出意大利的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也避难到了巴黎。阿诺德同他建立了友谊，并把自己穷苦的、靠行乞为生的学生介绍给他。自从自己的著作在斯瓦松被禁以后，阿贝拉尔一直不停地在继续写作。但在1140年，他的敌人们再次对他的著作发动攻击。他同那个被唾弃的罗马人的友谊，一定使他们的仇恨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难理解，城市的辩证法和教区民主运动的联盟，对它的敌人来说，似乎是很有特点的。
圣伯纳德和阿贝拉尔
阿贝拉尔的敌人中，首要的是圣伯纳德。正如谢纽修士正确指出的：“西妥修道院院长站在基督教两边的另一边。”圣伯纳德始终是个乡巴佬、封建主，而且主要一直是个大兵，他对城市知识分子（Intelligenzia）毫不理解。对待异端分子或异教徒，他只知道一个办法：武力。他是武装十字军远征的先驱，但他不相信用知识进行的十字军。当彼埃尔·维尼拉比利要求他读一读古兰经的译本，以便用笔头对穆罕默德进行讨伐时，他却不答应。在修道院的孤寂生活中，他通过神秘玄想（他把这种神秘玄想发展到了极端）获得了力量，作为复仇者回到尘世。这个离群索居的信徒，始终坚持反对他认为是危险的新事物。他在晚年实际上已控制了基督教，给教皇下达指令，为建立军事制度而大肆鼓动，梦想在西方国家建立骑士制度和基督教民兵组织。他是早产的宗教裁判所大审判官。
圣伯纳德必然要同阿贝拉尔发生冲突。圣伯纳德的得力帮手、圣梯累的威廉挑起了争端，后者在致圣伯纳德的一封信里表示反对“新神学”，鼓动他的赫赫有名的朋友来迫害阿贝拉尔。圣伯纳德前往巴黎，企图把学生争取过来，结果显然是成效甚微，圣伯纳德确信阿贝拉尔散播的谬论危害严重。这两个人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桑斯举行的一次神学家与主教的会议上，阿贝拉尔的一个学生发表了一篇论战性讲话。这位老师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再一次把会上听众吸引过来。但圣伯纳德私下把会议的性质完全改变。他在讨论开始前一天晚间，把主教们召集到一起，并将一份把阿贝拉尔说成是危险的异端分子的整套卷宗给大家传阅。在第二天，阿贝拉尔所能做的只是否定会议的这种职权，并向教皇上诉。主教们给罗马教廷送去一份很温和的谴责。但得知这一信息的圣伯纳德，行动比其他所有的人来得快。他的秘书替他向完全忠诚于他的枢机主教们递交信件，这些枢机主教迫使教皇改变对阿贝拉尔的谴责；他所写的书在彼得大教堂被焚毁。阿贝拉尔在途中得到这个消息，就去克吕厄修道院寻求避难。这次阿贝拉尔是被打败了。彼埃尔·维尼拉比利以无比宽宏的慈悲心肠收容了他，使他与圣伯纳德和解，设法让罗马教廷撤消把他革出教门的惩罚，然后把他送往莎恩河畔夏龙的圣马塞尔修道院。1142年4月21日，阿贝拉尔在那里去世。伟大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给他送去一分书面赦罪令，并作为一种特别美妙的情感的最后表示，让人转交给圣灵女修道院院长爱洛依丝。
这是一份典型的履历，同时也是异乎寻常的命运。在这里，我们只能举出阿贝拉尔博大精深的著作中几个突出的特点。
逻辑学家
阿贝拉尔主要是个逻辑学家，他像所有的伟大哲学家一样，首先研究出一种方法。他是辩证法的伟大的先驱者。除了《逻辑学初阶》（Logica
Ingredientibus），尤其是1122年发表的《是与否）（Sicet
Non）这两部著作外，他还把他的第一部《方法论》（Discours
dela Methode）献给西方思想界。他在这本书里以极为简明扼要的方式证明进行论证的必要性。神父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意见不一致；一个人说“白”时，另一个人则说“黑”。这就是“是与否”。
因此就出现语言科学的必要性。唯名论产生了，这种理论认为，词语的存在是为了表明意义，但词语以真实作为基础。它们要跟它们意指的事实相符。逻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语言同它指称的真实之间的指义的一致性能够成立。对阿贝拉尔要求完美的思想而言，语言不是现实的面纱，而是现实的表达。阿贝拉尔教授相信他的工具，即词语的本体价值。
道德学家
逻辑学家阿贝拉尔也是道德学家。在《伦理学，或自我认识》（EthicaseuScitoteipsum）中，他借助古典哲学，对于在内省中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以及修士的神秘主义者，比如圣伯纳德或圣梯累的威廉，都作了高度评价。但二者仍有不同，正如冈底亚克说的：“对西妥教团的修士而言，‘基督教苏格拉底主义’首先意味着认识到有罪的人类无能为力；而《伦理学》中的自我认识，表现为对自由表示赞同的分析，通过它我们可以承认或否定对上帝的不敬，即罪孽。”
圣伯纳德声称：“我们降生于罪孽之中，是罪人，并生育罪人；我们是作为负债者出生的，并生育负债者；我们是作为道德败坏者出生的，并生育道德败坏者；我们是作为奴隶出生的，并生育奴隶。我们满身伤残来到这个世界度过一生，并照原来模样离开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无一处完好。”阿贝拉尔反驳道，罪孽仅仅是个过错：“犯罪就是不敬重我们的造物主，那就是说，为了他不做那些事，亦即我们必须相信为了他而要放弃的那些事。如果我们完全消极地把罪孽确定为不放弃该受谴责的事，或者相反地，取消值得称赞的事，那么很显然，罪孽并不是什么实体，与其说它存在，还不如说它根本不存在，这正像黑暗一样，人们可以把它确定为该有光亮的地方不存在光亮。”阿贝拉尔还要求同意给人以赞成或放弃构成道德生活中心的正派观念的可能。
这样，阿贝拉尔就为推倒基督教重要圣事之———赎罪的先决条件，做出了有力的贡献。由于人们罪孽深重，教会在野蛮时代，根据野蛮的法律，列出了罪孽的清单和惩罚的等级。这个“赎罪登记表”证明了，对中世纪盛期的人们来说，赎罪最根本的是罪孽，由此产生了惩罚。阿贝拉尔表明了改变这种做法的趋势，并加强了这一趋势。从此以后，罪人是指他的含义，或者说，是指他的意图，因而忏悔变成了赎罪的主要组成部分。阿贝拉尔写道：“心灵的忏悔于是就消除罪孽，即对上帝不敬，或对魔鬼的默许。因为上帝的仁爱，这慈悲的泉源，是同罪孽不相容的。”在这个世纪末出现的忏悔神父们，全都把这一逆转变化引入了赎罪心理学（如果不说“赎罪神学”）。城市和学校中的心理分析就这样进一步深入，教会的圣事也真正“人性”化了。这对西方的思想是多么重要的财富！
人文主义者
我们只强调神学家阿贝拉尔的一个特点。没有人像阿贝拉尔那样致力于把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在这个领域，他作为新神学的重要创始人圣托马斯的先驱，超过了圣安瑟尔姆，后者在上一世纪曾传播了一句有益的格言：“信仰寻求理智力”（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阿贝拉尔因而顺应了学校人士的愿望，他们在神学的范围内“要求说明人类和哲学的论据，希望更多地理解而不是简单宣布福音。他们曾这样说；无法理解的言辞有什么用处？人们不可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对别人讲授无论讲的人自己还是听众都理解不了的东西，那是很可笑的。”
在克吕尼最后几个月中，作为人文主义者的阿贝拉尔，头脑非常清晰，忙于写作《一个哲学家（异教的）、一个犹太教徒和一个基督教徒的对话》。他想以此证明，无论原罪，还是人的产生，都不是人类历史上绝对重大的事件。他试图举出以上三种宗教的所有共同点，对他来说，这三个宗教概括了人类的思想。他有意重新发现自然法则，它们能超越宗教，使每个人在自己身上找到上帝之子。他的人文主义通向宽容；同谴责别人的同时代人相反，他在寻求人们之间的联系，并且意识到，“天父家中有许多屋子”。阿贝拉尔是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代表；而在沙特尔修道院，又表现出新兴知识分子的另一些特点。
“沙特尔精神”
沙特尔修道院是12世纪重要的科学中心。正如我们在沙特尔的伯纳德的学说里看到的，“三合一”的“艺术”：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不受禁止。但这一“言语”（Voces）的研究，在沙特尔还得让位于“事物”（res）的研究，后者由四门学科组成：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
这一方向显示出沙特尔精神的特征。这一精神由求新、观察和研究构成，并由于从希腊－阿拉伯科学中汲取了养料，将获得伟大的意义。渴求知识蔚然成风，以致当时最著名的通俗作家，据称是欧坦的贺诺琉斯，在一句富有说服力的口号中把它概括为：“人的流放是无知，他的家乡是科学。”
这种求新精神激怒了固守传统的思想家。圣维克多的亚勃萨隆认为，对“地球的形状，四大要素的本质，星座的分布，动物的天性，风的力量，植物和根系的生长”感兴趣是胡闹。圣梯累的威廉写信给圣伯纳德，要求对那些认为第一个人“不是由上帝创造，而是由自然、灵魂和星球来的”那些人严加谴责。康歇的威廉反驳说：“他们对自然力量一无所知，想用他们的无知来捆住我们的手脚；他们拒不给予我们研究的权利，并判定我们只配像粗野的笨蛋那样没有理智地盲从。”
一些从前的伟大人物受到高度赞扬和普遍欢迎；人们把他们基督教徒化，把他们当作知识的象征，奉为“学者伟大的神话式的先祖”。
所罗门是通晓所有东方的和希伯来科学的大师，不仅是旧约中的“智者”，也是诠释学的杰出代表，在他倡导下出现了神秘知识的百科全书，他是掌握一切奥秘的大师，科学之谜的维护者。
亚历山大大帝是研究者的典范。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把对研究工作的热爱，对探求新奇事物的执着（这是科学之母），传授给了他。古代伪托的亚历山大写给亚里士多德叙述印度的奇观的信，四处传播。普林尼的传说重新为人称引。根据这个传说，亚历山大任命这位哲学家为科学研究工作的主任，并将数以千计被派到世界各地作考察旅行的人供他指派。据说对知识的渴求是他旅行和远征的动力。对他来说，彻底测量地球还不够，他还想要研究其他一些要素。他坐在飞毯上，迅速飞越空中。首先他让人制作一个玻璃桶，然后他用这个潜水舱的前身沉入海洋，研究鱼类和海底植物的习性。“不幸的是”，亚历山大·内卡姆写道，“他没有把他的观察结果留传给我们。”
最后是维吉尔。这个维吉尔，他本该在《牧歌》第四首“里宣告基督转化成人身圣保罗似乎曾在他的墓边祈祷，他也应该在史诗《埃涅亚斯》中，把古典时代的知识汇总集成。沙特尔的伯纳德把维吉尔史诗的前六卷，犹如《创世记》，当作科学著作来评述。传说就这样形成了，它导致但丁笔下令人钦仰的形象，并导致《神曲》的作者在探索地下世界时尊称为“敬爱的导师、先生和大师”（TUduca，tu
signore e tu maestro）的人物。
这一研究精神还启发了沙特尔学派的另一倾向，即理性精神。在通向新时代的阶梯上，科学精神的这两种基本态度常常表现为对立的状态。对 12世纪的学者而言，经验只达到现象与表象。科学必须避开这一点，通过推断掌握真理。我们将回顾这一分离，它曾重重地压在中世纪科学的头上。
沙特尔的自然主义
沙特尔学派这一理性主义的基础，是相信自然的无限权力。对沙特尔人来说，自然首先是孕育万物的、不断创造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它是繁殖之母（mater
generationis）。12世纪自然主义的乐观主义就立足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蓬勃兴旺和繁荣发展的世纪。
但自然也是宇宙，一个有机的和合理的整体。它是规律的网状系统，规律的存在使得宇宙的理性科学成为可能与必要。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乐观主义的进一步的源泉：世界的理性天赋；世界不是没有意义，只是尚未理解，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协调和谐。沙特尔人对宇宙中秩序的要求甚至促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否认泰初的混乱。康歇的威廉和阿尔诺·德彭涅瓦尔就是这样想的，他们这样评述创世的过程：“上帝把属下各物按地点和名称作了区分，给众事物就象给一个巨大身体的四肢，分配了相应的尺寸和功能。在上帝那里，甚至在始初的创造时刻，不存在任何混乱，任何浑沌，因为在创造中事物就已经在它们的实体中形成了适当的类别。”
沙特尔人用这种思想来解释创世的过程，从今以后创世被按照自然规律解释。物理体系反对圣象体系。沙特尔的梯累就这样工作着，打算按照物理学法则和字面意义（secundum
Physicam etad litteram）进行圣经经文的研究。阿贝拉尔在他的《创世六日记注释》（Expositio
in Hexameron）里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的这种信念给这些基督教徒带来一些问题。这涉及自然与上帝的关系。对沙特尔人来说，上帝虽然创造了自然，但他也注意他给予自然的规律。他的全能力量同决定论不矛盾。奇迹在自然秩序内部发挥作用。康歇的威廉写道：“这不涉及上帝愿意创造什么，而涉及对此进行研究，进行理性的解释，昭示上帝的目标及理性。毫无疑问，上帝无所不能，但问题是，他究竟做过些什么？毫无疑问，就像蠢笨的庄稼汉说的那样，上帝能够把树干变成一头小牛犊，但上帝真的曾这样做过吗？
就这样，对自然的非神圣化，对圣象论的批判——这是每一门科学的必要前提，继续发展着。就像彼埃尔·杜恩指出的，这门科学，使基督教自从它传播以来就已经不再像古典时代的科学那样，把自然、天体、现象界当成众神，而是看作上帝的创造物。现在接下来的一步是提高这一创造中的天赋理性特征的价值。于是如同所说的那样，出现了“对一种在天意制约下具有独立和次层原因的有序存在的要求，来反对把宇宙作呈像论的解释”。在 12世纪肯定还存在着普遍的圣像论，但知识分子们已在使天平向着理性科学一侧倾斜。
沙特尔的人文主义
但“沙特尔精神”首先是一种人文主义。这不仅是在引申意义上，因为它曾依据古典文化构筑自己的学说，而且主要由于它把“人”放在科学、哲学以及几乎也是神学的中心位置上。
对沙特尔精神来说，人是上帝创造的对象和中心。就像谢纽修士极为恰当地指出的，“神人同一”（Cur
Deus homo）的争论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圣格雷高里采用的传统说法是，人是上帝创世的一个事故，是上帝偶然创造的一件代用品，一种应急的补救，目的是用来代替反叛后堕落的天使。与此相对，沙特尔从圣安瑟尔姆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另一个设想，即人在创世主的计划中早已预先规定，甚至世界也都是为了人而创造出来的。
在一篇著名的文稿里，欧坦的贺诺琉斯把沙特尔人的命题通俗化了。他一开始就说明：“除了理性证明的真理，不存在别的权威；权威教导我们信仰的东西，理性以它的证据替我们证实。逻辑推理的理性，证明圣经有目共睹的权威所宣布的东西：即便是全体天使都留在天堂，人连同他的所有后裔也会被创造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是为人类而创造的，而我所理解的世界是天、地和宇宙包含的一切。要是相信如果众天使继续留在天空，人类就不会被创造出来，那是荒唐愚蠢的，正像我们读到的，正是为了人宇宙才被创造出来。”
我们顺便强调一下，中世纪的神学在讨论天使，以及甚至关于天使的性别时，差不多总是在想到人；对未来的思想界来说，再没有比这表面看上去毫无用处的争论更为重要了。
沙特尔人首先把人看成是天赋理性的生物。在他身上产生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有活力的统一，它是12世纪知识分子的基本学说之一。在我看来，与此有关的还有他们对动物的强烈兴趣——因为动物被当作人的陪衬。“兽－人”的对偶是这个世纪的重要比喻之一。在古罗马的动物故事书这个怪诞的源自东方的宇宙里，传统的想象世界由于它的象征主义而接受了它，经院哲学家们看到了一种颠倒的人文主义。另外他们将自己从中摆脱出来，并把一种新的模型交给哥特式雕塑家，那就是“人”。
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对这一人文理性主义所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翻译家和哲学家巴斯的阿德拉尔，他是伟大的西班牙浪游者之一。
阿德拉尔答复一位提议正是要同他讨论动物的传统派人士说：“同你讨论动物，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我向我的阿拉伯老师们学到的就是要把理性当作准绳，但你如同奴隶满足于服从道德化权威的锁链。应该怎样来描绘这种权威，除了把它描绘成锁链？愚笨的被人用锁链牵着走的动物不知道，人们把它们牵往何处去或为什么要牵着它们，而只满足于乖乖地顺从拴紧它们的绳索。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像动物一样是轻信的俘虏，听任自己被书本的权威用由危险的信仰组成的锁链牵着走。”
他继续说：“亚里士多德想要开玩笑时，就靠自己圆熟的机智，在听众面前，为用辩证法的论证替错误辩护，而听众却反对他并且坚持真理。因为所有其他人文学科都确信得到辩证法的帮助，并能挺直身子走，但假如没有辩证法，它们就会绊倒，不能保持平衡。因此新时代人在讨论问题时首先向这门艺术的最伟大的大师们求教。
巴斯的阿德拉尔甚至还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下去。他几乎相信，12世纪的知识分子从他们自身，从他们自己的理智的宝库里，已经创造了理性的本质元素，但他们经常用古代人与阿拉伯人的名义来加以掩饰，为的是能够更好地使一般习惯于听从权威的神学家接受他们的大胆的议论——尽管这些没有公开发表。阿德拉尔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犯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它不接受任何可能产生于新时代的东西。每当我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并打算把它公开时，我就把它归于别人名下，并解释说：‘这是别人说的，并不是我。’为了使人们彻底相信我，我就把我所有的想法推到别人头上：‘这些都是别人说的，并不是我。’为了避免这种不利情况，也就是免得人们认为我这个无知无识的人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自己的想法，我只好装作我是从自己对阿拉伯学术的研究中得到这些想法的。倘若以上所说的话会使落伍的神学家们感到不快，那我自己并不想由我来开罪他们。我在普通百姓那儿看到真正的学者的命运。因此我不是在为我的事业努力，而是在替阿拉伯人的事业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