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七年（866），五十五岁的温庭筠终于当上了国子助教，并担任主试官。《唐诗纪事》卷六十七记载：“温庭筠任太学博士，主秋试，（李）涛与卫丹、张郃等诗赋，皆榜于都堂。”为什么要把李涛等人的诗赋贴在都堂之上呢？在《全唐文》中，温庭筠还有一个榜文来说明自己的目的：
十三、温庭筠(5)
右前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微，堪裨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专华藻。并仰榜出，以明无私。仍请申堂，并榜礼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试官温庭筠榜。
温庭筠说，作为主试官，他所追求的是大公无私。大公无私的结局，就是一些贫寒学子得到了认可。《永乐大典》残卷所载《胡宾王序》云：当时有位邵谒，乃是韶州翁源县人，少年贫寒，曾经为县令客厅里的小服务员，从事端茶倒水的工作。后来因为招待客人不周，县令一生气，就把他撵走了。邵谒受到刺激，于是削发明志，闭门苦读，把自己打扮成乡里那种小朋友的模样。有所成就之后，邵谒来到京师，进入国子监。当时温庭筠主持考试，同情寒苦学子，凭着一颗公正仁爱的良心，也把邵谒的诗赋贴出来。邵谒因此成名，尔后也进入了仕途。
公正、公道，在今天看来，应该是一个考官的基本操守，但在大唐，这个要求似乎还是很高。更重要的是，邵谒等人的一些诗文，还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史书上清楚地记载，当时邵谒等人的诗文“声词激切”，“人所难著”，也就是说颇多激烈地讽刺时政之语。而就是这些无所忌惮的批评触怒了当政者，当权派对邵谒等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庭筠能够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确实令人敬佩。
更让人敬佩的是，此时温庭筠已经五十多岁了，他不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他已经饱受欺压，对那个世道的人情冷暖有着深刻的体验，在历经沧桑之后，还能毅然做出这种的选择，不能不令人感动。中唐时期，也有一批才子，不失斗争的勇气，不失公正仁爱之心，可那种勇气与良知只是在他们刚刚踏入社会时才格外耀眼，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各种打击的接踵而至，他们的棱角磨圆了，他们的勇气消失了，他们开始安于自己的小生活，两耳不闻身外之事，孰是孰非也变得无关紧要，甚至还不乏同流合污者。
温庭筠对令狐相国的傲慢，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科场中，他始终无法出人头地；在仕途上，他倍受压制。当裴坦说“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把他的挫折比喻成屈原、贾谊的磨难之时，还遭到了时人的冷嘲热讽。野史记载，时人看到裴坦的制词后，大笑不止。俗人的嘲笑，让温庭筠气短；而权贵的冷漠与无情，更使他悲愤。
搅扰场屋后，温庭筠被贬随州随县尉，这应当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官位了。一年后，也就是咸通元年（860），四十九岁的温庭筠被襄阳刺史徐商辟为巡官。这时，他的弟弟温庭皓、儿女亲家段成式等人也在襄阳，大家在一起写诗饮酒，温庭筠还算过上了一段温馨的时光。可惜不久之后，徐商诏征赴阙，温庭筠失去了依靠，职位没有了，日子就愈发艰难了。在给段成式信中，他述说自己受了寒气侵染，到荆州后咳嗽不止，连药也没有。
咸通四年，五十二岁的温庭筠回到淮南。这时令狐綯出镇淮南，两人虽然相识已久，关系一度相当密切，但此时此刻，穷困潦倒的温庭筠依然觉得自己没有前去拜访请托的必要。不久，温庭筠衣衫褴褛，喝醉酒后，半夜在大街上晃荡，竟然被巡逻的兵丁打耳光，连牙齿也打折了。温庭筠向令狐綯告状，令狐綯找来施行暴力的兵丁，兵丁却说温庭筠品行不端该受痛殴。而令狐綯居然相信了兵丁的陈述。一个名闻天下的才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仅仅因为犯禁就被抽耳光、打断牙齿，有学者说，如果不是令狐綯的指示，一个小小的兵丁，会有如此暴行吗？从事后的处置来看，即使没有明确指示，也是默许纵容。咽不下这口气的温庭筠跑到京师告状，四处向公卿权贵申诉，结果却是自取其辱，让他的名声更加恶劣而已。
经此磨难，温庭筠应该会对所谓的公理有所体会吧。许多才子正是见识了权力的跋扈而心灰意冷、畏缩退去。但三年后，面对不平之事，面对权阀对贫寒学子的欺凌，他却仍能挺身而出。当他毅然出来主持公道的时候，难道不清楚一个小小的国子监助教也只是螳臂当车？结果也正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宰相杨收对温庭筠的举动非常恼怒，将温庭筠贬为方城尉。遭此打击，年事已高的温庭筠就在这年冬困顿失意而死，《唐才子传》说他是“竟流落而死”，不知死于途中，还是死于任上。当他前去赴任时，纪唐夫赠诗云：“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这句诗经常为后人所引用以表达对温庭筠的同情，其实，这里的说法还是不太准确。温庭筠才高是事实，但使其困顿一生的是他的傲骨与正气，是对权贵的蔑视，是对权力的反抗。
十三、温庭筠(6)
当温庭筠被打断牙齿而投诉无门的时候，他感受还只是权贵者的冷漠无情。在贫寒学子遭受欺凌的时候，他站了出来；遗憾的是，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同样遭受权贵的欺凌的时候，却没有勇敢者挺身而出了。不知道聪颖如温八叉，会不会预料到这样的结局。《全唐诗话》说，温宪员外是温庭筠的长子，他于僖宗、昭宗年间参考进士科考试。当时的主考官郑延昌对温庭筠的诸多讽刺时事的文章不满，又以为温庭筠傲慢狂妄，所以决定严重惩罚温庭筠的儿子，使温宪名落孙山。问题是没有任何人对郑延昌的无耻行为提出质疑，在时人看来，这是温庭筠应该付出的代价。更让温庭筠气短的是，他的儿子温宪直到年老才榜上有名，据说是郑延昌看到温宪所写的诗确实与众不同，于是大发慈悲。在现存的资料，世人一致认为郑延昌慈祥宽厚，有仁爱之心，他同情穷苦年老的温宪就是证据。
十四、欧阳修(1)
1.人格
常听人说“文人无行”，甚者还感叹“一为文人便不足道”。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文人的品行都难令人启齿，含蓄地说是不太令人满意。宋朝是文人的天堂，欧阳修、苏东坡则是文人的精华。说起欧阳修来，他的文章与道德都应该是万众敬仰的，当时“天下翕然而师尊之”，至今还无人敢撄其锋。
当年范仲淹指责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把一份他精心绘制的百官联络图上奏给皇帝，结果捅了马蜂窝，被狠狠地蜇了一下，赶出了朝廷。有位叫高若讷的御史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在私人宴会中诋毁范仲淹。这副幸灾乐祸的嘴脸，激怒了青年欧阳修。欧阳修挺身而出，龙飞凤舞，草就了一篇檄文《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是伪君子，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并情绪激愤地对高若讷说，你有种到皇帝那里去告我，就说我是范仲淹的同党。没曾想到，这位高先生还真是“憨厚实诚”，竟然当即将欧阳修的私信上交给朝廷，致使欧阳修被贬到湖北宜昌——当时的夷陵，今天的三峡门户——一个荒僻的小山城当县令去了。
后来，清朝乾隆皇帝读了欧阳修的信，拍案叫好，认为“凛凛正气，可薄日月”，同时惋惜地说，欧阳修毕竟太年轻了，不知道朝廷的这些官僚们都是这副作派，千古一辙，大抵如此，欧阳修是“少所见，多所怪”，才写出了这样愤激的文章。乾隆皇帝说这番话时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他可以对他的臣子失望，但不能对欧阳修有所贬抑。欧阳修一生还是担得上“正气凛然”四个字，即使后来他阅历丰富了，见多识广了，也不失赤诚之心。风水轮流转，范仲淹得到重用后，想提拔他。欧阳修很干脆地拒绝了，说他不是政治投机者，范大人不必想着报答他。当年他为范大人鸣冤叫屈是出于公道正义，同退可以，同进就没有必要了。
欧公虽然不愿意以非常规途径与他人“同进”，但却是竭尽所能地提携他人，尽量让他所认定的才华之士与之同进，所谓“天下之治必与众贤共之”，哪怕推举这些人会让他付出巨大代价，甚至这些人的崛起会对他的地位产生威胁与影响。宋人笔记《冷斋夜话》记载：“人意趣所至，多见于嗜好。欧公喜士为天下第一，常诵李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仅在至和三年，欧公就向朝廷推荐了包拯、王安石、梅尧臣、吕公著、胡瑗等。在这些人之中，除梅尧臣是他的诗文之交，有着很深的情谊，其他人则往来不多。欧公慧眼识苏轼的故事更是文坛上脍炙人口的佳话。
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知礼部贡举。当时考风颇不端正，请托舞弊情况十分严重。初春天气寒冷，考生们穿着厚厚的袍子，袍子里多有夹带的各种小纸条或者大部头的书籍。还有些考生花钱雇请枪手，一同进入考场，然后在其间捉刀代笔。今天出现的种种舞弊行为，除因技术原因无法实现的以外，其他的情形大致在宋代都早已出现了。
上任伊始，欧公一方面大力整顿考风，另一方面则大刀阔斧地改变文风。当时怪癖艰涩的“太学体”盛行天下，最有影响的是刘几，号称太学第一人，有极大的号召力，受到很多青年人的追捧。欧公在批阅试卷时，发现了一份非常怪异的文章，其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这样的句子，断定是刘几的卷子，就在后面接了两句：“秀才刺（荒谬），试官刷”，然后用大红笔从头抹到尾，判定为“大纰漏”，贴出来示众。千载之下，追想欧公当年的壮举，今天的教师羡慕不已，毋庸说在批改高考作文时对怪异的文章不敢有所表示，即使在日常的教学中对有个性的学生也要礼让三分。当然，欧公此番作为，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那帮写怪异文字的举子落榜后，又惊又怒，上千人聚集起来游行示威，在欧公上朝的时候痛骂他，还把写好的祭欧阳修文扔进他的院子。由于法不责众，治安人员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在此期间，欧公发现有篇文章写得精彩绝伦，有心想把他放在榜首，却又担心它是自己的老乡兼门生曾巩所为，为避嫌疑，就把它放在第二名，揭榜一看，原来此文乃苏轼所作。后来见到苏轼本人，读过苏轼所写的其它文章，欧公感叹说：“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后来还预言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见到能够超越自己的英才，如此欢欣鼓舞，其胸襟气度可想而知。
十四、欧阳修(2)
对于自己的同辈，欧公也不遗余力地给以推挽。宋祁很早就开始从事《新唐书》编写的工作，后来完成了列传部分，至于纪、志、表三个部分则无力完成，所以宋仁宗又命欧阳修主修《新唐书》。欧阳修虽然是中途参加，本纪十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均出自他之手，尤其是一些赞、序，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政论文章那里照搬过来。《新唐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按惯例，修史完成后一般只写上一个官职最高的主编者，欧阳修官职高于宋祁，贡献也不菲，只著录上他的名字也在情理之中。但欧公认为宋祁“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坚持让宋祁也列名于其上。二十四史里，署上两个主编的，仅仅只有这一部《新唐书》而已。宋祁的兄长宋庠感叹说：自古文人相轻，喜欢相互凌掩，欧公这样的君子真是旷古少有。
对于曾经提携自己的上级长辈，欧公也不是一味阿谀顺从。晏殊是一个令古往今来的文人都嫉妒不已的幸运儿。高官、厚禄、美名，所有文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似乎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同时还拥有一般文人难以企及的非凡才情。他位极人臣，历仕两朝，年少荣华，晚来厚宠，为历代所罕见。当世名人范仲淹、孔道辅都出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宋祁等人均受其赏识。但欧阳修与座师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因为在欧公眼中，晏殊有些富贵闲人的味道。
据说晏殊任枢密使的时候，碰到大雪纷飞，就邀请欧阳修等门生弟子来家作客，赏雪赋诗。但欧阳修却要偏偏扫他的兴头，在筵席上赋诗说：“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透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委婉地批评这位大官僚只顾自己寻欢作乐，完全不想想边境上的四十万战士正经受着严寒。晏殊心下不快，后来很委屈地向他人诉苦说：唐代的名相裴度也曾经大宴宾客，韩愈也是当时的文章高手，在裴家宴席上凑趣得很，能够写些“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的应景文字，从来没有见到象欧阳修这样故意败人雅兴的。
欧公的人格，连友邦人士都敬重。在出使契丹期间，欧阳修所享受的待遇之超高，连他自己都有些诧异。契丹方面反复解释说，这是出于对他个人的仰慕，与邦交无关。所以《宋史》在盖棺论定时，也肯定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
欧公与王安石在政见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当年刚刚出道的时候，王安石通过老乡曾巩的介绍，与欧公开始书信往来。后来王安石登门拜访，欧公倒屐相迎，并写出了《赠王介甫》一诗：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欧公把王安石比喻为李白、韩愈（一说为南朝诗人沈约），显然是期许甚高。不过，王安石还是认为欧公没有理解他的志向，在回赠的诗歌中说“他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表明自己要把孟子当做奋斗目标，而把欧公比作韩愈。但欧公毫不计较。欧公卒后，对这个持不同政见者，王安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颂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2.绯闻
但这样一个在道德操守上近乎完美的前辈，却闹出了私生活上的“绯闻”，最后导致政治前途黯淡。据说欧阳修很喜欢他的外甥女，也就是具有西方人口中的“洛丽塔”情结，有词《望江南》为证：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微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
称赞一个十四、五的小女孩美丽动人、活泼可爱，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少见。杜牧有首诗就明确地写出了他的这种经历：“自是寻春去已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 。”据《唐诗纪事》记载，杜牧游湖州时，碰见一位小女孩可人心动，约定十年后成结婚。十四年后再去寻访，他发现此女已嫁，并生二子，这令他倍感怅惋。但倘若把这种欣赏的眼光放在一个七岁女孩的身上（当时有人说，簸钱是七岁小女孩玩的游戏），而且这个女孩又是他的小辈，那就触犯了道德的底线。这一事件在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欧阳修后来也因此事牵连被贬到滁州当知州。当然，他在那里写出了著名的《醉翁亭记》，则另当别论。
十四、欧阳修(3)
这欧公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劣行呢？首先，纪大才子等人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上面所引的《望江南》根本就不是欧公所写。他们引用《名臣录》说，当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黜落了一批人，落第的举子刘煇等人心怀不满，于是写了《醉蓬莱》、《望江南》来败坏欧阳修的名声。
其次，故事中的女主角并是欧阳修的外甥女。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张龟正，没有生育。张龟正曾经有个女儿，是前妻所生。张龟正死后，欧阳修的妹妹就把这个女儿带回自己的娘家扶养。此女长大之后，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欧阳晟，但与欧阳晟的家仆陈谏私通。奸情败露，两人被押至开封府。为了开脱自己，寻求援助，此女在他人怂恿之下，一口咬定与欧阳修先有过暧昧之情。王铚《默记》说这位张女士“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 词多丑鄙”。当时审案的官员孙揆也认为张女士的说法过于荒唐，想置之不理。但欧公是名人，又是政客攻击的对象，好不容易抓住这等“丑事”，有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宰相吕夷简本来将欧阳修视为肉中刺，必欲剔之而后快，听闻孙揆的处理方案后，大发雷霆，当即另派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重审此案，务必把欧阳修拖下水。后来又有位叫王昭明前去监督审核。王昭明到了监狱，看见苏安世所写的案牍，大惊失色，说道：“昭明在官家左右，无三日不说欧阳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恶。翌日昭明吃剑不得!”苏安世听后也害怕起来，不敢再说张女士与欧公有私情，只弹劾欧公曾经用张氏的资金买田产立户一事。宰相大失所望，把欧阳修发配到滁州后，余恨未消，又把苏安世贬到泰州监税，王昭明降寿州监税。
欧阳修到了滁州，也为莫须有的罪名而愤怒，专门上表自辩，说自己生而孤苦，少则贱贫，同母之亲，惟存一妹。当年妹妹丧夫而无托，携孤女而来归，自己不能忍心拒之门外，况且也无法预料这位七岁的小女孩长大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时帮她们买田产置房产也是人之常情。现在追究我的责任，实在是吹析于毫，深文罗织。但历来大家对绯闻都具有超乎寻常的兴趣，更何况它发生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文坛领袖身上呢？三人成虎，欧阳修百口难辩。与欧阳修结怨的人也在其间推波助澜。欧阳修编修《五代史》时，对吴越王钱俶颇多贬词，被钱家所忌恨。钱明逸、钱勰等人借此良机纷纷参劾欧阳修。开封府知府杨日严，早年在益州为官时，欧阳修参劾其“贪姿不法”，此时也异常兴奋。口耳相传，欧阳修的“绯闻”竟就成为一段疑案，后人也竟然将它视为浪漫的故事。新版《射雕英雄传》描述了黄药师与女弟子梅超风之间有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孤傲怪僻的黄老邪，就曾把上面的《望江南》写给梅超风，只可惜年少的她，懵懵懂懂。
欧公的第二次绯闻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年间。仁宗晚年无子，经韩琦、欧阳修的反复劝说，正式确认皇侄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半年后，仁宗暴卒，赵曙即位，是为英宗。仁宗上台后，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对他的生父、嗣父如何称呼。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执政派认为“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即对英宗的亲生父亲濮安懿王、仁宗皇帝都应该称父亲。而以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台谏派却认为“国无二君，家无二尊”，倘若把濮安懿王称为父亲，那么又将仁宗皇帝置于何地。两方形成僵持，势如水火，闹得不可开交。英宗很想尊崇自己的生父，又担心舆论的压力，犹豫长久，最后下定决心支持执政派，将台谏派一个个撵出朝廷。但当时朝野人士大多倾向台谏派，欧阳修等人被视为阿谀奉承的奸佞。
其中有位蒋之奇，先前支持执政派，于是欧阳修推荐他为御史。这时蒋御史觉得自己承受的压力太大，付出的心血太多，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不再让众人将自己看成奸佞，决定反戈一击，通过攻击欧阳修来漂白自己。适逢欧阳修妻子薛氏的堂弟薛宗孺犯了事，薛宗孺任水部郎中时所荐举的京官崔庠贪赃枉法，按照规定薛宗孺也要受到弹劾。薛宗孺期望把这事情拖一拖，等到大赦后再从宽处理。为避嫌疑，欧公专门上书要求及时处理。薛宗孺恨得咬牙切齿，便使出下三滥的招数，扬言欧公与其儿媳吴春燕有染。谣言一出笼，很快传到蒋之奇耳中。蒋之奇见机不可失，急忙上书弹劾欧阳修。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在神宗皇帝的亲自干预下，蒋之奇等人被撵出朝堂，但欧公也是身心俱疲，心灰意冷，而后一再请求告退，解官归田。
十四、欧阳修(4)
政敌们攻击欧阳修的证据是什么？说起来还是与两首普通令词有关。一首是《减字木兰花》：
留春不住，燕老莺慵无觅处。说似残春，一老应无却少人。风和月好，办得黄金须买笑。爱惜芳时，莫待无花空折枝。
另一首是《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前一首词第一句“留春不住，燕老莺慵无觅处”，暗藏“春燕”二字，第二首词中直呼吴春燕“燕子”的小名。御史们说，这不就是证据吗？
3.艳词
欧公绯闻的出现，并非偶然，他的词集中有太多的“鄙亵之语”。 在严肃的词评家看来，素来著文作诗态度严谨、作品风骨峻肃的一代文宗欧阳修，竟以这样“低俗”、“发露”、“俳狎”、“鄙亵”的格调填词，简直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于是，他们认定俗艳词出现在欧阳修词集中定别有缘故。为维护欧阳修高大完美的正面形象，后世文人多把欧公词集中的艳词定为伪作。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欧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曾慥也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乐府雅词·序》）
与古人相比，现代大学者的态度更为宽容通达了。经过审核考订，专家们最后认定有近70首艳词乃欧公本人所为，并且认为这些艳词才真正反映了欧公的思想情绪。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欧公词“不意将他的道学假面具全都卸下来了。他活泼泼地、赤裸裸地将他的诗人生活表现在我们之前。……我们可以想见他的恋情，也必是有一段苦趣的。”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欧阳修的悲欢哀乐“不便表现于诗文，自然只能表现于词了。……写有几首艳词，正好是他一点私人生活的显露。前人完全以卫道的精神来估价他，似乎近于迂腐了。”
其实，以卫道的精神来评估他，固然是迂腐的；可是大力颂扬他的叛逆精神，也近于痴人说梦。事实上，北宋文人写艳词并不犯禁，迂腐之人如司马光也不乏此类之作。欧阳修之前的文人词创作，已有《阳春集》、《花间集》行世，形成了秾艳香软、镂金刻翠的唐五代花间词风，初步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基调。不过，以一位词人之心力，完全敞开襟怀，在自娱娱人的同时，大胆的自我呈现和潜意识的自然流露，把自己的素养、感情、生理欲念等，径直率真而毫无遮掩地反映到俗艳词中，给后人留下大量真实记录者，欧公显然是第一人。
另外，欧公也确实在不同场合公开讴歌男女情爱，历任朝官、地方官期间，有关欧阳修风流游妓的记载多见诸宋人笔记，尽管其间有许多捏造的事实，如下面《钱氏私志》所载：，欧公在任河南推官时与一妓关系尤为亲密。当时钱惟演为西京留守，宋代著名文人梅圣俞、尹师鲁都在他的幕下。这批文人里面惟有欧公“有才无行”，大家一个劲地提醒他，要他克制，注意维护形象，可是欧公就是不理睬。有天，钱公在后园里举办宴会，大伙都来了，唯独欧公与那位妓女迟迟不来。等了老半天，两人才一起出现，在坐的诸位心知肚明，相示以目，即各自以眼色示意。钱公倚老卖老，假装毫不知情，故意询问这位妓女为何姗姗来迟。这位妓女回答说，她中午在凉堂睡午觉，丢了一只金钗，寻觅了大半天，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钱公实在憋不住了，就坏笑着说：如果欧推官欧阳修大人能够现场填词，描述当时的情形，我就赔偿你一只金钗。欧公当即挺身而出，写下这首词：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升。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
十四、欧阳修(5)
在座的文人都说欧公的词写得好，把这位女子睡觉的场面生动地描绘出来了，使大家如身临其境。钱公于是要这位女子斟满酒，即席演唱，而让公库拿钱出来另买来一只金钗赔府给她。这则轶事显然不太可靠，欧公自有他风流倜傥与洒脱的一面，但不会如此无所顾忌。即使他想做一些风月之事，也会做得很高雅含蓄，会与他的身份相吻合。如《避暑夜话》记载，欧阳修在扬州供职时，建了一座平山堂，当时在淮南最为壮丽。每到夏天来临时，他就带领一帮清客前往游览，并在其他地方取来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而坐。喝酒的时候，他们派一位乐妓取来荷花，在客人中传递，接过花的人每人摘下一朵花瓣，无花瓣可摘的人就得罚酒，最后往往喝到夜半才载月而归。
这样的轶事，才是我们心目中的欧公所为。《高斋漫录》还记载了欧公的一则轶事:欧阳修替真宗时的宰相王旦作了一篇神道碑铭。王旦的儿子王仲仪给了他十副金制的酒具作为润笔之资，欧公觉得过于贵重，又不好当面谢绝，就开玩笑说：“酒具虽好，可是没有捧酒具的人啊！”王仲仪一听，当即派人到京城去用重金买来了两个漂亮的侍女，连同酒具再度送给欧公。欧阳修这才知道玩笑开大了，只好勉强收下酒具，将侍女退了回去，反复声明“前言戏之耳”。可见，欧公只是说说而已，喜欢开玩笑。
作为饱学之士，欧公也有文人的诙谐、幽默与洒脱。野史《拊掌录》记载：欧阳修曾经与一群人在筵席上饮酒。按照惯例，他们要行酒令。当时的酒令是每人各赋诗两句，内容则必须描写犯罪行为。有一酒客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另一有酒客则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时，他却说：“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在座的酒客很是不解，问欧公的这两句诗与犯罪行为有什么关系。欧公笑着解释说：喝酒喝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又《道山清话》载，欧公平生不信佛教，但是家中有个小孩小名为“僧哥”。于是有和尚好奇地问他：如果大人不敬重佛教，怎么会给自己的小孩取这样的名字呢？欧公笑曰：按照习俗，小孩子想要养得活蹦乱跳，往往都要取个很贱的字做小名，像什么阿猫阿狗之类的。这样的妙语让僧人哭笑不得。
不过，他所写的那些艳词确实太生动了，让人疑心简直就是他的亲身经历。看这首著作权存在争议的《醉蓬莱》，它描述了相悦、相恋、幽会、坠入爱河的全过程：
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红药阑边，恼不教伊过。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衫，偷回波眼，佯行佯坐。 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我且归家，你而今休呵。更为娘行，有些针线，诮未曾收啰。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
佳人“羞容嫩脸”“素腰袅娜”之美丽轻盈打动了词人的心扉，两情相悦之后，相约在“红药阑边”幽会。初次赴约，佳人“娇羞”异常，“语声低颤”中透露了内心的紧张、新奇、期待、渴望。在幽会的欢悦中，双方的情感很快达到了炽热的顶点，决心不顾一切投入爱河。然而，毕竟是女子心细且多顾虑，为了防止“被娘猜破”，便约定各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去，而将真正的欢悦留待夜半“更阑”时候，在“庭花影下”再度相聚。幽会的过程写得活灵活现，宛在眼前。又如《南乡子》写调情：
好个人人，深点唇儿淡抹腮。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遗下弓弓小绣鞋。 刬袜重来。半亸乌云金凤钗。行笑行行连抱得，相挨。一向娇痴不下情。
两人在“花下”初次相见，男士立即迷恋上对方的容颜。女子其实也早已动心，只因娇羞而匆忙离开，却“遗下弓弓小绣鞋”作为再度相见的借口。不久，女子便“刬袜重来”。“半亸乌云”，可见她来得急迫，来得匆忙，原来她也是同样焦急地牵挂着男方。所以，一旦“抱得”“相挨”，便粘到情人怀中，“一向娇痴不下情”了。《蕙香囊》写私会，写得极为香艳：
十四、欧阳修(6)
身作琵琶，调全宫羽，佳人自然用意。宝檀槽在雪胸前，倚香脐、横枕琼臂。 组带金钩，背垂红绶，纤指转弦韵细。愿伊只恁拨梁州，且多时、得在怀里。
他的许多词沿袭了“花间”、“南唐”词风，大量抒写惜春赏花、恋情相思、离愁别恨等情感，对女子的外貌打扮、神情体态、歌舞演技都有细致的描写，甚至还有述写幽期密约、洞房艳遇、床第柔情之作。不过，欧公的词艳而不俗。正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所说：“作情语，勿作绮语。绮语设为淫思，坏人心术；情语则热血所钟，缠绵恻悱。而即近知远，即微知著，其人一生大节，可与此得其端倪。‘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出自欧阳文忠……是皆一代名德，慎勿谓曲子相公害轻薄者。”谢章铤认为欧公写的是情语而非艳语，丝毫不涉淫冶。他还进一步指出豪杰之士都是有情人：“人必先有所不忍于其家，而后有所不忍于其国，今日之深情款款者，必异日之大节磊磊者也。故工诗者，余于性；工词者，余于情”。看看下面的《玉楼春》，谢章铤确实应该被欧公引为知音：
夜来枕上争闲事，推倒屏山褰绣被。尽人求守不应人，走向碧窗纱下睡。 直到起来由自殢，向道夜来真个醉。大家恶发大家休，毕竟到头谁不是？
这是写情人之间怄气斗嘴，一种甜蜜的摩擦。情人怄气都是一些生活细节或琐事引起。深爱对方于是就很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对琐碎“闲事”也夸张对待。在气头上各不相让，以至于“推倒屏山褰绣被”。等到一方软语相求时，另一方反而更加委屈，更加作态，“走向碧窗纱下睡”。第二天，双方都有些不好意思，觉得是小题大做，只好把吵嘴的原因推托为“夜来真个醉”。两人各让一步，“大家恶发大家休”，生活闲事又能说清谁是谁非呢？
当然，真正展示欧阳修词作艺术风格的还是那些别后相思之词，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春郊客舍，但见梅残柳细；暖风拂面，送来阵阵草香。两人执手话别。行人越走越远，而离愁也越来越浓，它象春水那样无穷无尽，延绵不断。行人已经远去，居者柔肠寸断，以泪洗面。她登楼远眺，以排遣心中思念之情，但望而不见，所见只是一片长满青草的平原。即使望到平原的尽头，又还有春山阻挡了视线，而人在春山之外，如何望得见。
他的另一首名作也是写深闺思妇的愁苦心境，即《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庭院深深，不知道究竟有多深？杨柳攒聚，烟雾堆积，如一重重帘幕，使本来幽深的庭院更加深邃了。生活在琼楼玉宇之中，也无心欣赏艳丽的春色，因为薄幸之人，早已沉湎于歌楼妓馆。春天即将过去，狂风大作的三月雨，加速了春色的消退。黄昏时刻，只有掩起门户，独守空房，这怎么能挽留住春意。泪眼汪汪问花可知道我的心意，花儿默默不语，只有纷乱的落花，零零落落，一点一点飞到秋千之外。
十五、苏轼(1)
1.求仁得仁
提起苏轼的词，人们自然就会想起“大江东去”、“西北望，射天狼”等黄钟大吕之声，似乎他所写的都是这类关西大汉所唱的词。其实他婉约妩媚的作品并不少于秦七、黄九，只不过这类豪放之词，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一新天下耳目，所以让人们念念不往。莺娇燕昵的香艳词曲唱得多了，就不免失却真情，曲子里头满是假意虚情，就会使人乏味，不知道情词本该是怎样婉转旖旎、风情万种。在人们对男女相思之情、离别之苦、风花雪月之愁有些厌倦的时候，突然听到慷慨激昂之声，该是多么的欣喜惊奇。而词也从此改变了它发展的方向，进入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的新境界。
苏轼带给人们的惊喜远远不止这些。高亢激奋的庄言危论听多了，感受到的就是虚张声势；超凡脱俗、风流倜傥的才子见多了，麒麟皮下露出的就是马脚；高高在上、悲悯众生的救世主瞻仰多了，感受到的则是不可一世的骄横，如同老虎的屁股。一个天才般的存在，却从来不显摆自己的孤高，始终认为自己是飞蓬，是泥上的鸿爪，如同世间芸芸众生一样都是偶然的存在。“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把一介囚犯，也视为“均是为食谋”的同路人。见惯了矫揉造作、傲慢怪癖的才子，突然看到一个亲切和蔼如邻家老头而才华横溢无所不能的才子，又该是多么欣喜与惊奇。而才子也就此改变了它的方向，越来越靠近世俗生活了。
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这么多的封号，其实也就在说明苏轼的生活是真实而丰富的，他不是一个单面人。
少年苏轼，也曾说过一些让人肃然起敬的言辞。《宋史》苏轼本传及苏辙为他母亲所写的碑文里都记载，大约在苏轼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自教育他——说来也奇怪，北宋前任文坛盟主欧阳修，也是他母亲手把手培养出来的——程老夫人读到《后汉书》中的《范滂传》，慨然太息。苏轼当即问到：“长大后我也成为范那样的人，母亲大人您愿意吗？”程氏夫人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范滂东汉后期的名士，当时与许多儒生一起同当权的阉宦展开了不屈不挠的争斗，引来了阉宦的疯狂镇压。逮捕范滂的诏书下达后，督邮吴导抱着诏书在官办的旅舍中伏床而泣，失声痛哭——自从张飞鞭打督邮，陶渊明不愿意为督邮而折腰，人们对督邮就没有什么好印象，没想到之前还有这样好的督邮。范滂听说后，马上自动蹲进监狱。县令郭某要求和他一起潜逃，范滂说何苦连累大家，又让自己的母亲颠簸流离。后来母亲来与他诀别，范滂表达歉意，母亲却鼓励他说求仁得仁没有什么遗憾的。不过，范滂终究还是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困惑。面对自己的儿子，三十三岁的范滂还是表达出了自己迷茫：“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看来，范滂还是没有做到勇往直前，不如他的母亲刚毅果敢。
《宋史》苏轼本传开篇就叙述苏轼与他母亲的这段对话，除了说明少年苏轼志存高远，除了说明苏轼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以外，恐怕还有暗示的意图，有点一语成谶的味道。太平时节出生的苏轼，有那么多好的志向都可以选择与追求，偏偏要以范滂以奋斗目标，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好兆头，结果他的一生真如他其愿，在挫折中，在斗争中，在牢狱之灾与颠簸流离中度过了。一个才华盖世的天才竟然没有过几天风平浪静的生活，看来少年立志真要万分谨慎。
十五、苏轼(2)
苏轼求仁得仁，应该不会有什么怨言，即使后悔也会太好意思说出来——当年伯齐、叔夷不食周粟而饿死，孔夫子的学生质疑这两位大圣人临终之前饿得那样难受，会不会产生什么怨言，孔夫子很坚决地回答说求仁得仁又何怨——只可惜苏夫人王氏一生饱受惊吓，对苏轼的这种理想并不支持，支持苏轼的母亲大人程氏在苏轼进监狱之前早已经过世了，没有机会在生离死别之际鼓励他——有时候私下想想，假若程氏夫人身体健康，有机会活到目送儿子进入监狱的那天，那她会不会一改初衷呢？
我们所知道的是，有机会确立光辉形象的王夫人却使劲拉扯苏轼的后腿，她要求饱受挫折的苏轼管好自己的嘴巴，管好自己的手，并把惹祸的诗稿付之于炬，等到旁人去抢救这笔宝贵的文化财产时，据说已经烧掉了三分之二。而苏轼，在灾难来临的那个片刻，也与范滂一样产生过困惑，他认为一切灾难都源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元丰六年(1083)，朝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轼写了一首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与范滂的教诲何等相似。
2.见微知著
烧掉苏轼文稿的王氏，应该称为小王夫人，她是苏轼的续弦，大王夫人的堂妹，可能因为没有侍奉过伟大的婆婆，所以思想境界上始终没有大的飞跃。苏轼的原配是王弗，也是四川眉州人，十六岁嫁给苏轼。当时苏轼号称十九岁，实际上只有十七岁多一点，因为苏轼是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按照当时的计算方式，刚满月的他就已经达到两岁了。这样想来，他虽比兄弟苏辙大了四岁，实际年龄却相差并不多，所以两人也有共同语言，能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苏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又说：“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苏辙则回应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这也催生了“明月几时有”这样的绝妙好词。
哥俩感情虽好，可性格相差很大。传说苏洵曾携二子一去拜访张方平，张方平惊异于两兄弟的博闻强记，有心测试他们俩，于是将苏轼兄弟叫过来做六道题目，自己躲在隔壁屋里透过洞穴观察他们的举动。两兄弟拿到题目，立刻紧张地构思起来。不久，苏辙对其中的一道产生疑问，用手指给哥哥苏轼看，苏轼不发一话，只把手中的笔倒过来在桌子上敲，示意此题出自《管子》。苏辙犹疑不决，又问下一道题。苏轼拿起笔果断地把这个题目勾划掉了。两人做完题后，呈给张方平看。张方平相当欣喜，因为苏轼勾去的那个题目没有出处，乃是老张故意试探这哥俩的。事后，张方平对苏洵说：两位公子都是天纵之才。哥哥机智敏锐，才华出众；弟弟老成谨重，成就或许还会超过兄长。
这个故事是来说明张方平有鉴人之能的。张方平也许真有这样的超能力，传说他早年很不喜欢王安石，说这个家伙不能当领导，否则会闹得乌烟瘴气。也许是受他的影响，与张方平交往甚密的苏洵也很讨厌王安石，据说还曾写过《辨奸论》，预言王安石将成为治世之奸贼，会折腾得大家不安宁。苏洵的《辨奸论》其实比上面的这个故事还不可靠，虽然相信的人很多。不过，苏洵确实有预言的天赋，有见微知著的才能，至少对他的这两个宝贝儿子所作的预言惊人地准确。苏轼的小名叫作“和仲”，苏辙的小名叫作“同叔”，因为苏轼还有个大哥名为景先，这位老大很早就夭折了。庆历七年（1047），苏轼的祖父苏序（因为其祖父名序，所以苏轼给人写序往往称“叙”或“引”）去世，在外面游荡了很久的苏洵奔丧回家了，履行了父亲的义务，于是兄弟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名。苏洵写了一篇《名二子说》，专门解释自己为什么给两个儿子起这样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