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十五、苏轼(3)
苏洵这位了不起的父亲说，一辆车肯定要有车轮、车辐、车盖、车轸，而车轼作用不显著，似乎可有可无，没有“轼”只是让人感觉不完整而已。但有了这个所谓的“轼”，即车前那根用来作扶手的横木，车子的层次就上升了，可见这根横木是很张扬的。所以老苏十分忧虑：“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于是又给苏轼起了个字叫作“子瞻”，希望他能高瞻远瞩，把前面的道路看清楚些，可以显摆才华的时候就显摆，不能显摆的时候就要含蓄。至于苏辙，老苏就很放心了。所谓“辙”是车轮辗过的痕迹，有车行走就自然就少不了车辙，即使车仆马毙也不会连累车辙，所以他给苏辙曲字“子由”，让他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头。事实证明，老苏的预见太准确了，每当国家的前途出了问题，苏轼这个车上的横木就会被人家好好修理一番，因为苏轼是那样的光彩夺目，怎会不招人嫉妒呢？
虽然有些忧心忡忡，但那是未来的事情，眼下老苏感到的只有自豪。嘉祐元年（1056），老苏携二子，怀揣张方平的推荐信，踌躇满志地直奔首都而来，准备参加次年举行的进士考试。当时主考官是欧阳修，参加阅卷工作的还有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试题则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一科真是人才济济，中举的除了苏轼兄弟，还有曾巩、曾布兄弟四人及两名妹夫，以及程颢、张载、吕惠卿等，这些都是在历史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看来，欧公的眼光不是一般的毒辣，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才都被他一网打尽了。这也说明一种考试制度，尽管存在着许多缺陷，只要保持公平与公正，总还是可以让大多数金子闪光的。
当然，欧公也有小小的失误。当时梅尧臣读到苏轼的文章，拍案称奇，要求欧公录为第一。但欧公误以为此文是其门生兼乡亲曾巩所作，将之录为第二。不过，欧公很快以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错误。苏轼论证自己的观点了，虚构了尧与皋陶的一段对白作为证据，说明领导人处罚他人时应该满怀怜悯之心，显示出忠厚宽容的姿态，而执法官则应铁面无私，刚正不阿，能够承受来自上级的压力：“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段对白梅诗人与欧公都看着眼生，可在批阅试卷时又不好意思提出来讨论，免得让大家看出自己底子薄。于是等考试结果出来后，寻个机会假装漫不经心地考问苏轼。没想到苏轼引用《三国志·孔融传》“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作为回答，说是自己的临场发挥。欧公听毕，哈哈大笑，到处称赞苏轼是个会读书的人。
苏轼所说的“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涉及到曹操与孔融的交锋。建安九年（204年），曹操的大军攻下了袁绍的老巢邺城，曹阿瞒立刻派人赶紧去抢倾国倾城的甄宓（袁绍的二儿媳），结果左右汇报说已经被五官将（其子曹丕）抢先一步了。曹老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把甄氏赐给了曹丕。孔融知道了这件事，写信存心来挖苦曹操，先称赞了老曹破袁的武功，然后玩了一把春秋笔法：“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也认为自己是个博学的人，书读过不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个段子呢？后来碰到了孔融，虚心向孔融请教。孔融阴阳怪气地说：“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想来是这样）。”
另一种说法是苏轼的典故其实是有出处的，但他自己或许忘了，或许为了保存座师的颜面，故意不说出来。苏轼是个极聪明的人，应该不会这样伶俐与狡猾。传说欧公曾经向刘攽写信请教一些典制掌故问题，如“入阁起于何年”等。刘攽正在喝酒，看到来信就对信使说明天回复。信使出发后，这位刘攽想想又不对劲，这么好的机会自己怎能放过，当即派人将信使追回，让他在堂下等着，自己现场回信作答。然后刘攽就放出话来：“好个欧九，极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读书耳。”苏轼听到刘攽的评语后，感慨说：欧公竟然还被人讥讽不读书，这还让我们这些人活不活？
十五、苏轼(4)
当我们看到苏轼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依然那样刻苦读书，并且还谦虚地声称他懂得不多时，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被这位大才子逼迫得没有什么活路了。史书说，“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有时书籍的来源有限，苏轼就到手的书反复阅读，他还创造了著名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又答王庠书》）。
他对书的痴迷，曾使身边的人苦不堪言。在黄州闲居的时候，苏轼坚持每夜读书，有天晚上读到杜牧的《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就再三感叹，越读越觉得味道十足，到夜半时分还没有睡意。在外面侍奉苏轼的是陕西的两个老兵，夜深了，两人年纪大了，实在熬不住了。其中一个人发牢骚说：不知他读书有甚好处，夜久寒甚，还不肯睡！连声感叹日子真苦。另一个则说苏大人读的文章其中也有两句好的。前者大怒，说：“你又理会得甚底？”后者幽幽地说我喜欢文章中那一句“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苏轼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哑然失笑。
据说苏轼对一部《汉书》就三次手抄，第一次将文章摘以三字为题，第二次以两字为题，第三次以一字为题，后来只要人们任意挑选其中一字题，他都可以可应声背出一大段《汉书》中的文字来，并且没有任何差错。苏轼的书法，可能也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少年的时候，他就经常代父亲给别人回复书信。成名以后，许多爱好者更是有意识地收集他的字迹。当时韩宗儒经常把苏轼的文字拿去换书斤羊肉，有次韩宗儒又想吃羊肉了，就没事找事，给苏轼写了一封信。苏轼接到信，发现没有什么好写的，就要送信的带个口信回去。而信使则坚持要苏轼用文字回复，苏轼被纠缠不过，就笑着对信使说：告诉你家大人，今日禁止屠宰，要他吃素算了。
3.风波
苏洵死后，欧阳修在墓志铭中描述了他们父子三人进京的盛况，说“眉山在西南数千里之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这是苏氏父子成名后欧公所作的回顾，难免与事实有些出入。苏氏父子虽然犹如斜地里杀出的三匹黑马，但从引人注目到万众景仰也有一个过程。
嘉祐二年（1057），苏轼兄弟俩同登进士第。正当两人准备展翅飞翔时，在老家的程大夫人去世了，苏洵只好带两个朝气蓬勃的儿子回家蛰伏。三年后，他们三人卷土重来。经过欧公等人的推荐，两兄弟参加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老苏本来也有机会跻身于这种考试，只是考场上多次失利的他已经对各种考试产生了畏惧心理。凡是要经过考试的那种官职，一律被他老人家推辞了。这次考试，苏轼的对策入第三等，这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好成绩。北宋制考考试成绩分为五等，立朝以来，只有一位吴育取得过三等的成绩，其他人最好也是四等。据说考评官司马光也想把苏辙列入第三等，但胡宿认为苏辙的文章锋芒归于犀利，指斥时弊过于直接，应该将其黜落。后来皇帝出来打圆场，把苏辙录为第四等。在仁宗心目中，这两兄弟都是难得人才，他要好好储存起来留给儿子当宰相用。
此时，苏氏兄弟俩如日中天。据说他们到首都参加制科考试时，报名的人本来很多。后来韩琦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这话传了出去，结果十个考生中有九个临场脱逃。
也有人不喜欢风头正劲的苏轼。《邵氏闻见后录》记载，苏轼制科考试高中之后，王安石问吕公著看过苏轼的对策没有，吕公著迭声称赞。王安石却说苏轼的文章风格全然与战国时期的一样，如果他是考官，肯定会黜落苏轼。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是历代文人都喜欢谈论的话题。追随苏轼的文人说，王安石首先表现出了他的不友好姿态。制科考试后，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签判，正式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同时，苏辙也被任命为商州推官，但任命书迟迟没有下达，据说就是因为知制诰王安石“封还词头”，拒绝起草文件，直到次年秋天，才由另一位知制诰写了任命书。
十五、苏轼(5)
三年任期满后，苏轼又参加了一次考试，这次是韩琦坚持要举行的。当时英宗皇帝甫上台，对这个名震天下的大才子非常感兴趣，有意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但老宰相韩琦表示反对，认为爱护这样的人才就要给他充分的适应与磨练时间，不能骤然拔擢使之成为众矢之的，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英宗又准备授命苏轼掌管宫中公务的记载，韩琦依然认为与权力中心距离太近，推荐苏轼到教育部门去任职，并要求苏轼参加指定的考试。在韩琦的坚持下，苏轼在考试后授职直史馆。
在史馆任职的日子，苏轼的生活相当惬意，他也有机会饱读珍本书籍、手稿名画。只是这样悠闲的日子没能够持续太久，先是他的原配夫人王弗病卒，次年父亲苏洵又病逝。辞去官职，苏轼与苏辙把两人的灵柩运回故土。这是兄弟俩二度回到家乡，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回老家。此后，故土中的一切只有在梦见才能看见了。丧期结束后，苏轼接进来他的第二位妻子，新娘王润之是前妻的堂妹，十年前苏轼奔母丧回家时，两人已经见过面。当时的王润之对苏轼满心敬佩，婚后的她则把这种敬佩转化为默默地顺从与支持。
苏轼居丧期间，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一代的政治家纷纷凋谢，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都远离了权力中心，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走上了前台。神宗即位后，选择了王安石，改革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如一潭死水的京都顿时沉滓泛起，喧嚣的争吵声弥漫士大夫阶层。就在喧哗与骚动之中，苏轼兄弟回来了。
初回京城的苏轼，一时间摸不清头绪，很理智地保持了缄默。后来苏辙在回忆录中说“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这样的说法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也说当时神宗皇帝想重用苏轼，让他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当即提出异议，认为“（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同时王安石还郑重提醒神宗皇帝：“（苏）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其实对于这些记载包括前面所引的《邵氏闻见后录》中那段文字，我们大可保持质疑的态度。其时王安石正忙于改弦更张，在改革的舞台上大展拳脚，忙得不亦乐乎，未必有精力来“诋毁”才冒尖尖角的苏轼，志存高远的王安石也未必会把三十出头的苏轼作为自己潜在的对手，更何况苏轼还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苏辙由于积极参加改革运动，很快被任命为改革领导小组“条例司”的属官。但不久，他对诸多“新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自知分歧难以弥补，选择自动离开了条例司，外放为河南府推官。正如苏洵所言，苏辙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他知道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他不会出卖人格夤缘钻刺，也不愿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苏轼，在保守派与改革派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在代表保守势力的政坛大腕一个个倒下去的时候，他却选择站了出来，屹立在浪尖之上。结果一个巨浪打了过来，他就被卷走了。
熙宁二年（1059）八月，苏轼担任国子监考官时，在考题中有意识地批评神宗对王安石的宠信。十二月，他又写了一份万言书给皇上，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新法的认识。次年三月进士殿试时，苏轼又巧妙地将策问内容引向对新法的攻击。改革派认为他们与苏轼的决裂在所难免，既然不是一个壕沟里的战友，对待敌人就应该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熙宁三年八月，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突然发难，弹劾苏轼在奔丧期间，利用扶柩回川及服除回京的机会，携带货物，贩卖私盐，并冒称朝廷差遣，向地方借用兵卒、柁工等。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苏轼就这样失去了神宗皇帝的信任。苏轼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后，司马光面见圣上，说凡是反对王安石的人如苏轼等都遭受了人身攻击。神宗皇帝却不紧不慢地说：“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
十五、苏轼(6)
在这种情形下，如惊弓之鸟的苏轼不敢自我辩白，只好乞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六月，他被任命为杭州通判，仓皇离开京城，此后辗转密州、徐州和湖州。北宋轻外重内，与执政者持不同政见者往往会以外放的形式下野。倘若连续在地方任职，说明他仍处于备受冷落的阶段，没有得到有关执政者的谅解。苏轼在上述四地共呆了八年多时间，其中一度回京述职，但“有旨意不许入国门”，他只好在京城附近的范镇家住下来。
这八年苏轼过得很充实。在杭州，他帮助修复钱塘六井；在密州，他遇上蝗灾，带头吃野菜，还亲自沿城收捡弃婴；在徐州，他战斗在抗洪的第一线，全力组织抗灾，感动了当地驻军，也保全了徐州。
在这八年期间，苏轼也迎来了他创作第一个高峰。今存词集表明，苏轼从通判杭州时才开始填词。据朱孝臧《强村丛书》本《东坡乐府》，第一首编年词是《浪淘沙·昨日出东城》，作于熙宁五年，当时他三十七岁。此后，词作不断涌现，但苏轼每首词的词牌之下差不多都有说明题材或主题的副题，从一开始苏轼就表现了与众不同的一面。这时期的词风和他的精神状态相呼应，不拘一格，随情所发，随兴而止。“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此时的东坡词，任情任意，任真任淳，基本没有形成统一风格．只是狂放的成分居多。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熙宁七年。随着苏轼的被任命为密州太守，苏轼的人生豪气勃发了。翌年，苏轼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首先展现他豪放词风的标志性作品：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用典准确，用比巧妙，善于烘托，加上音节急骤，韵位较密。这一切都与射猎的场面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增强了词的豪迈奔放的气势，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苏轼自己也认识到了它与以往词作的不同，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的人生豪气经过漫长的积聚之后，终于在他四十不惑的时候勃发了，形成了千古绝唱的豪放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一大批诗歌名作。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业已拜倒在他门下，这就是文学史上盛传的“苏门四学士”。苏轼请求外放的初衷是远离是非之地，杭州等地的自由生活也让他一度过得轻松自在。其间也有许多轶事流传，如任杭州通判时，灵隐寺的了然和尚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褛，秀奴便不再见他。后来在乱醉之后，这位了然和尚闯进门去，把秀奴打她杀。在审案时，苏轼看见了然和尚的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于是写下判词：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不过，诗人毕竟不是真的隐士，对于现实他无法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也无法克制自己心中的怒火。他曾经对苏辙说：我知道自己一向出言不慎，也知道祸从口出的道理，不过只要看见不对的事情，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苏辙劝告说，发言要看对象，有些人可以推心置腹，有些人就不可以。甚至他的妻子都曾告诫他，说苏轼谈话全然不看对象，有人分明只是在阿谀奉承，诗人却还在喋喋不休。苏轼也认识到了自己这个弱点，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和谁说话，都畅所欲言。
十五、苏轼(7)
正如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所言，苏轼“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他在诗歌中经常嘲讽朝政，这些流传广、影响大，使当权派恼羞成怒。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调任湖州，在谢恩表中，他写道：“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直接挖苦当权派无能又无耻。古代的中国，朝廷的公报是固定出版的，苏轼的文字又惹人注目，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笑柄。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当即羞得老脸通红，他们摘取苏东坡诗中的一些句子，指摘苏轼“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对皇上不忠，对政府不满。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苏轼被押往京城受审。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当时的目击者通判祖无颇很为苏轼不平，他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据说与家人告别时，全家人凄凄惶惶。为了活跃气氛，苏轼讲述了一个故事：
真宗皇帝在山野林泉之间访求名士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前去应征。杨朴实在不愿意，又没有办法推辞，结果被护卫押送到京师。皇帝亲切地接见了他，问他会不会写诗，杨朴说他自己不会写诗，但夫人能够作诗。临别之际还现场作诗一首：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王润之夫人听见这首诗，也不由得破涕为笑。
4.黄州
苏轼在监狱里面呆了四十多天。当时攻击者来势汹汹，苏轼心中忐忑不安，与儿子苏迈约好，如一切正常就送蔬菜肉食；如风向不对就可送鱼。谁知有几天苏迈离京借钱，把送饭菜一事托付给朋友，却又忘了告知接头暗号。这位不知情的朋友觉得应该给诗人变换菜谱，不能整天吃肉，于是改送熏鱼。苏轼以为大限到来，极为沮丧，写了诀别诗给苏辙：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辙接到这首诗悲恸万分，但同时敏锐地意识到这首诗是个很有利的证据。他坚持要求狱卒把它拿回去。按照规定，犯人所写的片纸只字都要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首诗很有可能流传到皇帝手中。果不其然，皇帝读到了这首诗，也正如苏辙预料的那样被打动了，据说最后皇帝能顶住来自御史台的巨大压力，从轻发落苏轼，与这首诗不无关系。
御史台的官员本以为能够将苏轼置之死地，甚至希望能将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一网打尽。他们找来苏轼反对新法的诗篇，宣称苏轼反对新法就是无视皇帝的尊严，就是侮辱政府，不诛杀苏轼不足以平民愤。舒禀在奏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龛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诗为主。……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有而已。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苏轼本认为自己没有罪过，他先辩解说他自为官始，只有两次污点：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钢八斤；另一次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这些都与他个人道德无关。但苏轼很快认识到申明无罪已经很困难了。御史们讨论的不是具体的刑事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苏轼写过一篇文章，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也是习见的议论与感叹，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但御史们却从中发现了苏轼的异端思想，认为这些观点就是他大逆不道的表现：“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这样大的帽子压下来，苏轼吓得不敢喘气。他唯有服罪以求宽容。
十五、苏轼(8)
最后判定的结果是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司马光等人或贬谪，或交纳罚金。“乌台诗案”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呢？很多文人庆幸说当时的皇帝不够昏庸，还有爱才之心、怜才之意，在一片喊杀声中护住了苏轼。叶梦得《石林诗话》就记载：
元丰间东坡系大理狱，有《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时相进呈，以为有不臣之意。神宗问何以知之，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神宗幸无经生之愚，使东坡免蒙不白之冤。
另一种说法则是仁宗的皇后对苏轼很有好感。此时，她身染重病，临终之前对神宗皇帝说，当年苏轼兄弟二人高中进士，先帝异常兴奋，说他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被羁押受审，显然是小人嫉妒陷害。这样的遗言，神宗皇帝自然得遵从。
不过，皇帝、皇后的这些好心肠都是传闻，他们的情绪是靠不住的，我们不必对他们表示感激。苏轼逃脱牢狱之灾，还是靠他自己，靠他在文坛上在社会上闯荡出来的巨大声誉。北宋有不杀上书言事的士大夫的传统，即使那些恶贯满盈的奸佞，也鲜有被直接处死的，充其量只是流放而已。仅仅以文字狱来论处苏轼，毋庸说那些旧党人士，就连新党中的核心人物如章惇也觉得滑稽可笑。事后，据说苏轼还写文章歌颂圣上的英明，叙述他在监狱时，皇上偷偷派太监去考察，发现苏轼睡眠很好，鼾声如雷，于是断定他心中无愧。这样的故事，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相信，苏轼这才子有故弄玄虚的癖好。假若碰上一个睡眠状态不好的敏感诗人，不就是一大冤假错案么？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非常清贫，主要是工资收入急剧下降，一家老小要动用积蓄过日子，向来不为阿堵之物劳神费心的诗人也开始了精打细算。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始哭穷：“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凛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而在给秦观的一封书信中，他得意地介绍了自己节省的技巧，即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个大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一百五十个钱，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取一份，即藏起叉子，将挑下的钱当作一天开销，如有盈余，则放置一大竹筒内存起来，以待来了宾客招待之用。如果手头积蓄尚可支撑一年有余，就再做其他筹划。想想潇洒的诗人过着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不能不报之于同情。好在黄州的物价很低，据说米一斗只要二十文钱，照此算来一天伙食费可买七斗半米，大约有七十来斤，一家十余口包括七女、三男及两个女婿基本饮食无忧。此外肉食价格也相当低，牛肉、獐、鹿及鱼、蟹之类基本上不太值钱，尤其是猪肉价格低得让人吃惊。看看诗人的这首诗：
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作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传说中赫赫有名的东坡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明出来的。除了节流之外，诗人想方设法进行开源，拓宽收入途径。在穷书生的帮助下，他从官府那里得到了一块数十亩的荒地来补贴家用。他亲自下地，种植了一些粳稻栆栗。与孔平仲的诗中，他描述了劳动场面：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这块荒地在黄州城旧营地的东面，他便给它取名为东坡，自己也拥有了“东坡居士”的别号。诗人在东坡的高处还搭建了几间草房，命名为“雪堂”，在堂边种树挖池，做好了长期生活的准备。专家说“东坡居士”的实际上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步东坡》一诗：
十五、苏轼(9)
朝上东坡路，夕上东坡路，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不管名号的真正来源如何，我们所熟识的苏东坡出现了。因为诗人实在太清闲，没有公务需要他处理。很多友人怕受牵连，与他断绝了往来，他也知道自己此时不太受欢迎，很自觉地与外人保持距离。时间太充裕了，也许不知道怎样打法，据林语堂先生说诗人还练上了瑜珈。在给张方平的书信中，他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每天夜半以后披衣而起，面对东方或南方盘足打坐，调整呼吸，咽下唾液，气沉丹田，“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问，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当然，诗人还保持着几分理智，知道内丹可炼而外丹坚决敬而远之，虽然他对长生不老的外丹很感兴趣，但也知道这些异人奇士不可相信。长寿的秘方则在于调节心情，生活有规律，他总结了四条原则：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向。生活的自由，使他精神状态有很大的改观。随遇而安的思想，则使他超越了世俗的是是非非。诗人经常遨游在山光水色之中，品味大自然的和谐美妙。有次他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一时兴起，唱词一首：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就有谣言传苏东坡顺流而下逃走了，黄州太守大惊失色，因为苏轼是他监管的罪人，他立刻前往苏家，结果发现苏东坡高卧未起，仍在酣睡。虽然诗人对外界的议论已经不太关注，可他的一言一行始终落在有心人眼中。有段时间苏轼患了眼病，几个月都杜门不出，结果就传言诗人已经归天，这个谣言甚至传到皇帝耳中。皇帝正在用膳，于是叹息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竟然没有胃口再吃下去。老朋友范镇也听说了这个消息，很是悲伤了一阵子，还准备好了丧礼，后来他觉得还是应该落实传闻，派人到黄州一打听，才发现只是传言。后来苏轼在给皇帝的表章中说：“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当然，这只是套话，为了骗取圣上的鳄鱼之泪。此时的苏轼，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完全没有悲观厌世的情绪。
谪居黄州，是诗人思想上脱胎换骨的一个契机。死里逃生的他，在大灾大难过后，深切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开始思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的思想境界与人生态度都发生了飞跃，他也迎来文学创作的高峰。《赤壁赋》等作品之外，《定风波》或许可以代表了他的反思：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有一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序中的介绍来看，这首词所写的不过是途中遇雨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得的感受，但词人借此表露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展示了自己的宽阔胸襟。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由于“雨具先去”，同行者皆不堪，可以想见他们通身湿透、急匆匆寻找避雨处所的“狼狈”相。而苏轼却是另一番气度：他在风雨之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另得一番乐趣。骤雨泼身，可以置之度外；“穿林打叶”之声，可以充耳不闻。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遇上了只需坦然对待。词人在生话的逆境中，壮志未销．对世事未能忘情．又不与之奋斗，而是采取一种超然物外、忘怀得失的达观态度。在一种旷达的气度中．不纠缠于眼前景．身边事，而是超脱出去，在远距离的观察中，描绘人生，升华人生。
5.
元丰七年（1084）正月，神宗皇帝记起了苏轼，亲自写了一道手札，说苏轼人材难得，不忍终弃，量移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官职虽然没有变化，但暗含有赋闲待用的意思。苏轼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黄州的生活，有心拒绝，又担心辜负了圣上的一片好意，引起误解。于是他慢腾腾地从黄州顺江而下，然后入运河，转淮水，再入汴水，最后到达汝州，绕了一个极大的圈子，其实是希望事情能有所变化。
十五、苏轼(10)
苏轼此行收获极为丰富。在庐山，他引起了轰动，留下了我们所熟知的名篇；到江西湖口，又夜探石钟山；到金陵，则会晤了赋闲在家罢相已达八年之久的王安石。关于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历来有多种传闻。《曲洧旧闻》说王安石穿着乡野间朴素的服装，骑着一头毛驴前往苏轼所在的船上拜谒。另外一些野史如《后山杂谈》都说是苏轼前去拜访这位倔强的老头。至于会谈的内容，《后山杂谈》说两人谈了一些不咸不淡不着边际的笑话。《曲洧旧闻》说两人比试了一番诗才。《邵氏闻见后录》则声称两人探讨了严肃了学问，如关于如何重修《三国志》等问题，后来话题转移到时事政治，对吕惠卿有所批评。
据说，许多人都看见过王安石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当苏轼亲眼目睹一个权倾天下的改革家成为一个孤独寂寥甚至带些痴呆状的老汉时，他心中肯定有许多难以言说的触动。也许正是这次会见，使他对王安石的新法有了别样的感觉。当然，也有可能是现实教育了他，使他去掉了感情色彩，能够全面的考察新法的得失利弊，而不是一味的批评指斥。这一立场了转变，使他在一些特殊场合成为了神宗与新法的辩护人，从而也给他的仕途带来了更多的波折。
司马光把苏轼提拔上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轼的想法已经有所改变，他以为苏东坡还是当初那个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年纪轻轻就与世长辞，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主持政务，司马光等旧党受到重用，苏轼的职位随即以火箭般的速度往上窜。不过一年时间，他就被任命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掌内制，成为朝廷的喉舌。
但此时旧党忙于废除新法，弹劾新进，打击政敌，对改革成果全盘否定，苏轼便在如何对待新法等核心问题上与党魁司马光等人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雪上加霜的时，由于他的口无遮拦，对浮夸傲慢、古怪得不近人情的大理学家程颐进行了入木三分地挖苦，导致他卷入了蜀党、洛党之争。司马光死后，程颐主持丧礼。那天正好是朝廷百官在太庙中参加大典的日子，大典结束后，苏轼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等同仁前往吊祭，程颐却拦住了大家，说《论语》云：“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天大家既然在太庙唱过歌，听过奏乐，就不能去吊丧哭泣。苏轼立刻说《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吊唁的时候，苏轼又发现司马光的儿子没出来接待客人，一打听，原来程颐认为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得不能见客人才是。苏轼实在无法忍受，当着众人之面说程颐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即过于死板，不知变通，不懂装懂，标准的假学究，结果引起哄堂大笑。
程颐的门人长期担任谏官，苏轼捅了马蜂窝，自然引起了程氏徒子徒孙的疯咬。历史证明，宁愿得罪小人，也不能得罪那些自以为是的清流。为了利益，小人可能会记恨你，但转眼之间可能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忽略你或讨好你，只有所谓的“君子”，一旦惦记上了你，就会不屈不挠，把击败你作为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历经多少坎坷都矢志不渝。苏轼终于不胜其烦，主动要去外放，于是再度来到杭州，成为杭州知州，疏浚西湖，筑长堤，留下了“苏堤”。一年后，他内调为吏部尚书，结果又遭到程颐门人的弹奏，苏轼再次选择了避战，出为扬州知州。但太皇太后对他始终充满信任，很快又将五十七岁的苏轼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充礼部尚书。可惜的是，第二年这位太皇太后去世，苏轼的好日子就到了尽头。
高太后的垂帘听政，曾让哲宗皇帝十分郁闷，他觉得自己正儿八经的坐在龙椅上，但一旦讨论国事就被晾在一旁，“只见臀背”，即只能看见众位大臣的背影与屁股，插不进半句话，所以他对白胡子的旧党充满怨恨。现在他掌握大权，自然要扬眉吐气，将那些所谓的托孤重臣一个个踢出朝堂。苏轼首先成为他出气的对象，对这个老师，哲宗没给他好脸色。当苏轼前往定州任职，临行前要求面见陛下时，哲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然而，这是噩梦的开始。
十五、苏轼(11)
随着新党一个个趾高气扬的回到朝廷，苏轼等旧党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苏辙的执政权力很快被收缴了，苏轼贬官的速度也赶上了升迁的速度，他连续五次接到贬谪的皇命，贬官的位置离京城越来越远，最后被撵到广州惠州。诗人在惠州的生活很窘困，菜要靠自己种，酿酒的米也不充裕，但他安之若素，并总能找到生活的乐趣，“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但苏轼这个愿望也很快落空了。他又被责授为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耳）安置。据说是因为苏轼有诗云“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等看见后，嫉妒苏轼还能在春风中听着寺院悠远的钟声午睡，于是就颁布了新的命令。
当时苏辙要贬往雷州，两人同行，分手时，苏轼还很洒脱地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两人真正只有遥相对望。到了儋州，苏轼的生活更为艰苦，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刚到海南，他还住在馆舍。后来朝廷派人来巡视，又将他从馆舍中撵了出去，他只好自己搭了个简易的房子。不过，苏翁的生活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读书写诗之余，还经常串门闲聊，带着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偶尔还露两手妙手回春的绝话。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又是太后听政，元祐旧党时来运转，重新被启用，苏轼也获得了选择住所的自由。他渡海北归，来到常州，身染重病。传闻在临终前，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诗人一如既往地充满了自信，他还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另一则逸闻则认为他临死之时，曾经有过困惑，问环伺在床边的几个儿子死了究竟好不好。小儿子继承了他诙谐的性格，自信地抢答道：一定很好。苏轼很纳闷，小伙子解释说：千百年来，死去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回来，可见死后的生活很幸福。
十六、柳永(1)
1.名字
从某种程度上讲，柳永才是一个真正具有艺术家气质的词人，他风流、落拓而又饱富才情，很有些现代气息。只是他那个时代，入仕是所有文人追求的核心目标，也是文人唯一的出路，因此艺术才能也要为之服务。那些在文坛执牛耳的领袖都能将两者完美得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虽有令人敬佩的艺术造诣，但也只是用于外在的修饰。柳永领悟了现在艺术的真谛，这不免使他走得太远，最终连皇帝也认为他只是合格的艺术家，而不能成为官僚，于是柳永就成为了中国词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
作为第一个专业词人，尽管柳永后来还是做出了极大的妥协，但他对词坛的贡献，是任何人不应该否认的。北宋前期词坛至柳永才出现重大改观。柳永对词的贡献首先在于大力创作调长拍缓的慢词，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同时他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从创作方向上改变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把视线转向市井青楼，极力展示都市风情，变俗为雅，使词具有了浓郁的生活情调和人情味，对词体的雅俗分流，对词的普及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相适应，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是中国他的创作为宋词的发展展示了灿烂的前景。不过，他的并不美好的声名，还是让他受到了很多的非议和攻击。对一个并不显赫甚至地位底下但又声名甚响的人，大加讨伐以标明自己的高雅和纯真，是没有多大风险的。
柳永原名柳三变，字景庄，后来改名为柳永，字耆卿。“三变”这个名字，源于《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也就是说，一个君子应该给人三种印象：看上去是庄重严肃的，与他接近后发现是温柔敦厚的，听他说话又是严厉不苟的。古人的名与字含义往往相通，“俨然”最常见的是“明显”与“仿佛”的意思，这里是“严肃庄重”与“仪态美好”的意思，如《论语·尧曰》中有“俨然人望而畏之”，《诗经·陈风》里也说“有美一人，硕大且俨”，所以柳三变就字“景庄”了。
那么他什么时候改名为柳永，又为什么要改名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说：“柳永，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耆卿……屡试不第，直到他改名为‘永’，才中了景佑元年(1034)的进士。”这种说法似乎就疏于考证，难免以讹传讹。柳永原名确实是“三变”，但不是字“耆卿”，因为“三变”与“耆卿”没有任何关系，“永”字的涵义才能与“耆卿”联系起来。“永”本来的涵义是水长流，如《诗经·汉广》中说“江之永矣”，后来引申为时间长久，正如女词人李清照《醉花阴》所言“薄雾浓云愁永昼”，长久到极致则是永远了，这就是《诗经·木瓜》里所说的“永以为好也”。用到人身上就是长寿之意，如《尚书·高宗彤日》里说:“降年有永有不永。”《诗·大雅·既醉》也说:“君子万年，永锡祚胤”。 而所谓“耆”者，老之谓也。《礼·曲礼》:“六十曰耆。”因此所谓“永”即“永年”，“耆”即“耆老”，合在一起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到永远。
有没有证据呢？王辟之《绳水燕谈录》卷八云：“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王辟之说，柳三变后来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疾病的威胁越来越大，为了能活得更为长久一些，他就改名为永，字耆卿。至于当前有电视剧别出心裁，说柳永改名的动力是希望国家永固，这一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落实，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国家永固”与“耆卿”有什么联系，当然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柳永的爱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