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百科全书》说柳永改名的原因，是因为旧名字留给有关官员乃至皇帝的印象不好，为了争取美好的前途，他通过改名字的方式告诉时人他将开始新的生活。这一说法也不是它的臆造，在很多野史那里都可以寻找到出处。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柳水，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狎邪，善为歌词……永亦善为他文词，而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叶梦得说，柳永年轻的时候不谨慎，经常到烟花场合去留恋，又写了不少艳词，结果名声很不好，甚至影响到他的仕途，所以他要抛去旧名字，表示要与旧生活彻底决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就说得更清楚明了：“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柳三变中了进士后，朝廷对他很不信任，不任命官职，后来改了名字，才给他一个官去做。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竟然采用野史里较为荒唐说法的举动，我们也不要太惊奇，因为历史上由名字来决定人的前途与命运的荒唐事太多了。
十六、柳永(2)
柳永的两个愿望，可以算部分地实现了。改了名字，他也做了小官，虽然与理想的级别还是有较大差距；改了名字，好歹他也活到了五十岁，虽然我们一直不清楚他的生卒年，有人说他生于980年卒于1053年，有人说他生于987年卒于1055年，还有人说他生于1004年卒于1054年，不论哪一年，至少比他唐代的同宗大文豪柳宗元多活了一年。
柳永是否与柳宗元同族呢？似乎没有史料证实这一点，虽然柳永的祖籍也是河东（今山西永济），后来才徙居崇安(今福建崇安县)。和柳宗元一样，柳永也是官宦世家。在很多人印象中，柳永就是一个浪子，便不免对他的出身看低了许多，以为他是从低层凭借几分才气一路厮混上来的，所以有些放荡不羁。说起来，柳永的家世还真让人肃然起敬。
柳永的祖父柳崇，以儒学著称，虽名扬天下而终身不仕，史书说他平生“以行义著于州里，以兢严治于闺门”，“诸子诸妇，动修礼法”。他的父亲柳宜本是南唐高官，也以刚正严直著称，以“褐衣上疏，言时政得失”，为李国主器重，一度为监察御史，“多所弹射，不避权贵”。宋军过江后，他选择了一条明确的道路，弃暗投明，被任命为大宋沂州费县令，后来又参加考试，取得良好出身，荣登太宗雍熙二年梁灏榜进士，最后官至工部侍郎。柳永众多的叔叔，也个个身手不凡，如柳寘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蔡齐榜进士，柳宏是真宗咸平元年进士，终光禄寺卿，柳寀官终礼部侍郎，柳察待诏金马门。
柳永排行第七，俗称“柳七”。他还名叫柳三变的时候，与两位兄长柳三复、柳三接，在当时都很有知名度，号“柳氏三绝”。 柳三复是真宗天禧二年进士，柳三接是仁宗景祐元年榜进士，官至都官员外郎。柳家第三代，也多有进士及第者。柳三接之子，宋仁宗皇祐五年郑獬榜进士，官至太常博士。甚至柳永自己的儿子柳涚，也是仁宗庆历六年进士，曾官著作郎及陕西司理参军。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却说：“柳永大概没有结婚，他死后没有家属为之营丧葬……把柳水恋爱故事的传说写成剧本的，有元曲《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关汉卿著，剧本说明他赴考以前尚未结婚。”
为什么会有学术权威认定柳永终身未婚呢？这主要是宋元以来，许多戏曲小说故事都传说他是为青楼女子出资所葬。祝穆的《方舆胜览》卷十:“(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家，谓之‘吊柳会’。”《喻世明言》第十二卷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故事：
原来柳七官人，虽做两任官职，毫无家计。谢玉英虽说蹋随他终身，到带着一家一火前来，并不费他分毫之事。今日送终时节，谢玉英便是他亲妻一般；这几个行首，便是他亲人一般。当时陈师师为首，敛取众妓家财帛，制买衣袁棺椁，就在赵家殡殓。谢玉英衰经做个主丧，其他一个的行首，都聚在一处，带孝守幕。一面在乐游原上，买一块隙地起坟，择曰安葬。坟上竖个小碑，照依他手板上写的增添两字，刻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之墓。”出滨之曰，官僚中也有相识的，前来送葬。只见一片缟素，满城妓家，无一人不到，哀声震地。那送葬的官僚，自觉惭愧，掩面而返。不逾两月，谢玉英过哀，得病亦死，附葬于柳墓之旁。亦见玉英贞节，妓家难得，不在话下。自葬后，每年清明左右，春风验荡，诸名姬不约而同，各备祭礼，往柳七官人坟上，挂纸钱拜扫，唤做“吊柳七”，又唤做“上风流家”。未曾“吊柳七”、“上风流家”者，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后来成了个风俗，直到高宗南渡之后，此风方止。后人有诗题柳墓云：
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绍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这个故事虽然让我们津津乐道，可惜却与事实有一定的距离。“吊柳会”确实出现过，但与喜欢柳永的那些青楼女子没有关系。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载：“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另一种说法则是，柳永是政府官员出资安葬的。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言之凿凿地说，柳永是病死在旅店里，灵柩停留在润州的一座寺庙里。当时王和甫为润州知州，四处寻找柳永的后代，没有找到苦主，只好自己出钱安葬。
十六、柳永(3)
柳永有没有后代呢？这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康熙《崇安县志》卷七载:“柳永有子名涚，字温之，庆历六年贾黯榜。官至著作郎。”或许这部县志距离柳永生活的年代太遥远了，有人会散发出怀疑的目光，还是让我们看看时人的记录吧。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的《豫章黄先生遗文》卷十有《书赠日者柳彦辅》一文:
柳彦辅是耆卿之孙，决王公贵人生死祸福。尝面道郓州刘相国蕲春之祸，未已，必且播迁岭表，已而皆然。为余言二三贵人事在一岁间，亦难言哉。又许余官职云云，大体见于六十二。故书遗之。丙戍年，当一笑也。崇宁元年闰六月甲。
柳永的孙子柳彦辅，在黄庭坚的记录中，俨然是一位颇为预言能力的看相先生，他与其祖父一样也算是奇人吧。
2.功名
长期以来，大家都认定少年时期的柳永随着父亲柳宜转徙四方，增长了不少见识，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不少专家学者尤其是柳永故里的学者，认为柳永的少年时期是在家乡福建崇安一代度过的。他们找出了一系列证据，如崇安一带有柳永年少时秉烛夜读的传说，附近那些蜡烛山、笔架山都因此而得名——看来这些山峰比柳永成名还晚；当地的方志记载了柳永的一首诗《题中峰寺》，乡亲们认为这是柳永早年游览游戏之作；有野史说柳永之所以成为词中大家，是其年少时曾经偶遇民间的《眉峰碧》一词，他由此顿悟，找到了作词的秘诀，而《眉峰碧》就在崇安一带流行；地方志还载有柳永的《劝学文》，这篇《劝学文》实在太有名了，曾经是家喻户晓，即使受过新式教育的看官也不会太陌生：
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当然，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还是宋代真宗皇帝的这篇《劝学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人黄坚把这些《劝学文》收录在《古文真宝》中，成为开宗明义的宣言。《古文真宝》一书后来在大陆失传，却在日本、韩国一炮走红，影响它们好几个世纪。日本学者往往是通过《古文真宝》来接触中国古代文学的，由于影响实在太深远了，“古文真宝”渐渐演化为成语，日本的《本朝文鉴》解释说：“所谓‘古文真宝’，日语俗语初称‘硬汉’。”日人西鹤的《武道传来记》则是“以‘古文真宝’形容道貌岸然、难以接近的男子”。
这本曾经作为日人、韩人的教科书、“教养书”、必读书的《古文真宝》收录了那些人的《劝学文》呢？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柳永、真宗皇帝，还有仁宗皇帝、司马光、王安石、白居易、朱熹、韩愈。这样的名单中，突然插入柳永，好比一群贵胄之中，突然冒出一个贫民，又好比一群衣着光鲜的贵夫人中，赫然闪现一个褴褛的野丫头，实在太醒目了。初看《古文真宝》时，笔者也是莫名惊诧。《诗经》有云：“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想必柳永泉下有知，看到《古文真宝》就会有这样恍惚的感受：我柳七是何许人也，竟然与这些声名赫赫的大人物并驾齐驱，济济一堂，莫非是在梦中不成？
再揉揉眼睛，仔细地看柳永的《劝学文》，他在说些什么呢？要好好读书，书读好了，就可以做高官，读不好书，就只能当一个平民百姓。这话是出自柳屯田之口么？是出自那个鄙视功名利禄、桀骜不驯的大才子之口么？《劝学文》里弥漫的都是铜臭味，而他的词作展示的却是超凡脱俗的尘外之想。成语“名缰利锁”就是他的首创，他在《夏云峰》词里说:“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他又告诫人们不要玩命地去追求名利，因为名利就象缰绳和锁链一样，会牢牢地将你套住，让你喘不过气了。柳永还说“干名利禄终无益”（《轮台子》）、“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凤归云》）、 “念利名、憔悴长萦绊”（《戚氏》）、“图利禄，殆非长策”（《尾犯》）等等。
十六、柳永(4)
那么，柳永到底喜欢不喜欢功名利禄呢？柳永的这篇《劝学文》，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而词作中的那些飘然世外的宣言，也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哪一种观点更接近柳永的心声呢？这两种观点对立如此鲜明，看来，要么是未成年的柳永欺骗了他周围那些善良纯真的同学，要么是成年的柳永欺骗我们这些纯洁朴实的看官，或者说他一直在欺骗自己，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专家们一直认为柳永是诚实的。他们说柳永没有欺骗过淳朴的学子，也没有欺骗我们这些淳厚的看客，更没有欺骗纯真的自己。他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在少年时代, 由于深信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信条，所以每夜必燃烛苦读，自然萌发了过“为公卿”的人生理想。后来受到打击，有了那么一丁点挫折感，发现功名利禄并非手到擒来，于是就表现出清高的样子来掩饰自己追逐功名的失利，他的内心其实一直对对富贵充满了渴望，“他何尝不是对功名孜孜以求，柳永的到处打秋风，最终依赖科举晋身，奔走政府之间要求传官等等，都明显地流露出内心的渴望。只不过，柳永生性浪漫。‘偎红翠’的生活又确实给他带来了许多快乐，牢骚汹涌时便口无遮拦。”
总而言之，专家们说，正是因为柳永早年对功名利禄很执着，经受挫折后失望的情绪就十分强烈，他把这种情绪转化为创作的动力，于是便成就了他那些动人的歌词。也就是说，我们所喜欢的那些歌词，都是柳永追逐功名失意后的产物。没有柳永的失意，就没有柳永那些叛逆的歌词，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其实就是建立柳永的痛苦之上。倘若专家们说的都是事实，我们这些热情的看官不就太残忍了么？为了一时的兴致，让我们喜欢的主人公永久的沉沦，永远的处于潦倒状态中，以便他能写出几首飘逸的歌词。倘若专家们说的不是事实，想想一下我们所尊奉的才子曾经是那样俗不可耐，张口闭口都是“好好读书才能做高官”，这又是多么大的打击。
专家声称，柳永由一个热衷仕途的俗人转变为一个飘逸的高人，主要在于他进士科考试的失利以及后来官场的失利，在于政府要员乃至皇上对柳永牢骚之词的误读。阴差阳错的结果，使柳永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眼看仕途无望，后来他索性就“自暴自弃”了。产生误解的根源则是这首《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年轻的柳永几度参加进士科考试，但多次名落孙山，这使心高气傲、自诩为才子的他感到难堪。他一方面以“明代暂遗贤”来直斥科举制度的不公正，来嘲讽考试制度本身，另一方面则以通俗浅近、明白晓畅的语言来抒发他轻蔑名利、傲视公卿的感情，表白自己不合作的态度。而在政府要员看来，考试失利后就应该更加努力，卷土重来。柳永却说他不愿再浪费青春，宁肯在“烟花巷陌”之中去寻找“意中人”，宁肯当一辈子“才子词人”，宁肯“浅斟低唱”也不要那身外的“浮名”。这就是异端思想，具有了极强的叛逆色彩，也是帝王最难以容忍的。倘若才子们都抱有这样的想法，谁还会把满腹才学卖与帝王家，天下英雄又怎能尽入彀中呢——《唐摭言》卷一载: “(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柳永所宣扬的离心倾向无疑是极其危险的，赵宋王朝必须对此表明自己的立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记载：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佑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十六、柳永(5)
柳永说，所谓的进士出身与政府官职都是一些浮名，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仁宗皇帝说，柳永你既然看不起进士的名号与政府的职位，又何必孜孜不倦地来追逐呢？柳永说，我是一个文人，失意后偶尔发点牢骚是正常的，您又何必当真，与我们这种小人物斤斤计较呢？仁宗皇帝说，发牢骚也是有限度的，这是一个深刻教训，应该让天下人知道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乱说。总之，今天看来，柳永的悲剧其实是一首词所引发的误解。
3.格调
仔细分析柳永的《劝学文》，发现他对学习内容的理解还是过于单纯。他说“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意思是只要学习好，有才气，就可以做公卿了，这样的理解未免简单了。要进入官僚系统，除了要有才气，学习好，还要遵从既有的行为规范。不能以为自己才气大，就可以漠视这些行为准则。政府用人的标准历来是德才兼备，一般而言，德比才更为重要。柳永被仁宗皇帝黜落，归根结底，在于他的浪子形象，在于他的放浪形骸，在于他艺术家气质过于浓厚，也就是说在“德”方面出现了欠缺。
柳永的父亲曾经在京城为官，后来柳永多次参加考试，驻留在汴京的时间更不会少。当时的汴京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派升平气象，“朝野多欢”。如果年少的柳永曾经秉烛夜读，那么年轻的他进入汴京这个花花世界后，是否“迷失”了自己呢？好比唐传奇《李娃传》中的那位公子，一头扎进温柔富贵之乡，再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他在《戚氏》中回忆说：“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天下太平无事，汴京纸醉金迷，词人花样般的年华，有什么理由不歌舞寻欢，有什么理由不去尽情享受他的美好青春时光呢？于是乎柳永流连于歌楼伎馆，往来于歌妓乐工，由于他精通音律，擅长辞章，因此一时间更如鱼得水，声名大躁，倾倒了不少歌儿舞女，这也就是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柳永并没有一味走“狎邪”之路，如很多看官所想象的那样只对爱情主题有兴趣，他不仅在烟花巷陌间的流行歌手产生中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在严肃正统的音乐机构中树立了自己崇高地位，柳永甚至还应教坊乐工所请，创制了不少歌功颂德和欢庆佳节之词。这些词流传很广，有的甚至很快传入禁中，连皇帝也击节赞赏，以之佐酒。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上说柳永的《倾杯乐·禁漏花深》一词，其中有“ 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类句子传入皇宫大内，得到皇室的喜爱。所称之”。而陈师道《后山诗话》则声称宋仁宗皇帝每次喝酒的时候，就要侍从歌咏柳永的词句，把它作为下酒菜。
如果柳永资质平庸，偶尔留恋花丛，定然不会对他的前程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柳永的才气太大了，他的创作也过于投入，他把歌女的生活状态与心声生动地展示出来了。歌女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崇拜他，最终把他的品题奉为金科玉律。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花衢实录》卷内（丙集卷二）就记载了这样的风流雅事：“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歌女们感觉柳永离她们越来越近，官僚们却发现柳永渐行渐远。一个出身高贵的文人，把玩品味艳词丽曲是一种休闲娱乐，不失高雅本色，偶尔客串也是风流雅事，但经常赤膊上阵，将自己等同于乐工歌妓，就有失身份，类似自甘堕落了。淫冶讴歌写得多了，柳永就给人们留下了轻薄的印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引《艺苑雌黄》说：柳永喜欢填丽词，经常出入烟花场所，操行上自然存在一些瑕疵。当时有人把他作为后备培养对象推荐给皇上，皇帝发现对他名字很熟悉，于是发问是不是那个在娱乐界如日中天的柳三变。推荐者说然也，正是此君。皇帝心里不悦，这种品德不完善、整天留恋花丛的人怎能成为大宋政府的高级职员，于是发话道，我们应该量才而用，发挥柳三变的特长，让他老老实实地做个词人算了。柳永听到消息，如遭重击，情知仕途无望，索性变本加厉，于是整天与一群闲人出入倡馆酒楼，大张旗鼓地说他是“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十六、柳永(6)
总之，在人们的印象中，柳永的政治命运就毁在他的词作上。《能改斋漫录》说柳永在词中大发牢骚，皇室不高兴；《艺苑雌黄》说柳永大量创作艳词，皇室不喜欢；而《渑水燕谈录》卷八则声称是皇上与柳永在填词用字的选择上发生了争论，柳永的失意源于他与皇上在词作艺术上的分歧。据这部野史记载，柳永中进士后，一直没有得到政府任命，潦倒在汴京。当时有位姓史的官员产生了怜才之心，准备帮助他，恰好教坊进献新曲《醉蓬莱》，便将填词的光荣任务交给柳永，有心让柳永大放异彩，博得皇上的欢心。柳永不敢怠慢，屏住呼吸，使出全身气力，交上了一份自以为很圆满的答卷。词作交上来，皇帝第一眼看到“渐”字，脸色一变，心里不太高兴；读到“宸游凤辇何处”一句，发现又与他亲自填写的真宗挽词暗合，情绪顿时低落然；又读到“太液波翻”，终于忍无可忍，批评道：为什么不写“太液波澄”，随手将柳永的词作扔在地上。他的前程就这样毁于填词，《渑水燕谈录》如是说。
也有野史宣扬柳永的前程毁于他的性格，毁于他的傲气。据说宰相吕夷简六十大寿的时候，派人向柳永讨词作。柳永写了二首，一首为《千秋岁》，一首为《西江月》。吕宰相先读了《千秋岁》，倒也喜欢。又看《西江月》，念到“纵教疋绡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笑道:当初裴度修福光寺，求皇甫湜写文章，每字索绢三匹，看来柳永这小伙子嫌我的酬仪（稿酬）大薄了。等又念到“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时，吕宰相就生气了，大怒道:“小子轻薄，我何求汝耶?”从此衔恨在心。
过了几天，正好翰林有了多余的编制，吏部开了一个推荐名单，其中有柳永的名字。仁宗皇帝曾经见过柳永的词句，对他很欣赏，就问宰相吕夷简道:“朕欲用柳永为翰林，卿可识此人否?”吕夷简道:此人虽有才华，然恃才高傲，全不以功名为念。他担任屯田员外郎的时候，日夜留连妓馆，把大宋政府官员的脸都丢尽了。如果重用他，恐怕会影响官场上的风气，很多人会群起仿效。吕宰相当场还在柳永所写的《西江月》词诵了一遍，仁宗皇帝点头称是，看来柳永词人确实高傲。又早有谏官打听到吕丞相衔恨柳永，也在一旁煽风点火，连章参劾柳永来讨好吕丞相。所以圣明的仁宗皇帝受到蒙骗，最后御笔批了四句:“柳永不求富贵，谁将富贵求之？任他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奉圣旨填词柳三变”，只不过批评的对象由皇帝老儿蜕变为奸相吕夷简。直接批评或讽刺皇上，总会有些风险，还是挖苦奸臣更为安全。
皇上对柳永不满意，政府职员们也就不会给柳永好脸色看。张舜民《画墁录》卷一又记载了相关的一则逸闻：柳三变因为填词得罪仁宗皇帝后，吏部不给他的官职。柳三变进退失据，狼狈不堪，有了进士的称号，却享受不了进士的待遇，还是白忙话一场。想来想去，只有腆着脸皮去求人。他找到了政务总理晏殊，晏殊也是个大词人，曾提拔过许多才子，对柳永并非全无好感，于是苦口婆心地说：“贤俊作曲子幺？”言下之意希望柳三变能够收敛一些，只要少写词作，肯定会有好前程的。没曾想柳永竟然是个愣头青，不甘示弱，张口就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他竟然质问晏殊，您不也是一个词人，不也是写过许许多多的词吗，为什么可以高坐庙堂之上呢？艺术难道还分高低贵贱吗？晏殊勃然大怒，回击说，我虽然也填些曲子词，但从来不写那些‘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淫词俗曲。同样是词人，格调上是有巨大差别的，你还是先回去好好反省吧。柳三变只有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初柳永受到非议，主要是所填的词格调太低；今天柳永受到追捧，正是因为他的格调低俗得可爱、真实。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后经文人染指，引入文坛，遂变得文雅起来，甚至成为文人士子抒情写怀之媒介。词在诗客笔下，遂从市井的秦楼楚馆，转移至文人雅士的歌筵酒席，专供官妓或家姬演唱，以便“娱宾遣兴”、“清商自娱”，逐渐成为“吟咏情性”的新型抒情诗。文人词即与民间流行之俗曲风格日远。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十六、柳永(7)
晏殊的《珠玉集》，正如其词集名字所显示的那样，自有一种富贵气象，好尚高雅，追求脱俗，即使在歌筵酒席、花间尊前，偶而即兴挥毫，主题不离男女离情相思，也往往有所寄托。而由于柳永长期沦落市井，流连坊曲，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难免受市井文化影响，把市井人物的情思欲念，生动活泼的俗语俚辞，大量运用于词中，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在高雅的士大夫看来，柳永的词格调自然不高。北宋以来，柳永因此屡屡遭到抨击。女词人李清照说柳永在音律上的造诣是深厚的，能够推陈出新，可惜语言俚俗，即“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王灼《碧鸡漫志》则以貌似中允的口吻说：柳永的《乐章集》也有写得不错的地方，如叙事完整，有首有位，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漂亮的语句，音律还算谐美。可惜它浅近卑俗，只有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尤其是没有文学修养的人才喜欢欣赏。总之，王灼先生说，柳永的词好比城郊的那些暴发户，虽然从村庄里搬了出来，住上了别墅，穿上了绫罗缎绸，可骨子里还是土财主，让人讨厌。
清代以来，文人们对柳永渐渐不那么刻薄了——再怎么批评，也毕竟无法掩盖人家声名大噪的事实。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有些斟酌语句的味道，批评的话儿相当委婉含蓄，说柳永的词句明白如话，善于叙事，这些方面都超越了前人，唯有“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也就是说集子中胭脂的味道浓了一点，不能使人奋发向上。而纪昀等人干脆自居为通达之士，在《四库全书总目·乐章集提要》中，他们盖棺定论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到了今天，前人批评的缺点都成为了柳永的长处，所有的教科书以及研究专家一致认为正是这种俚俗、通俗乃至低俗，才赋予柳永词以崭新的时代特征，才使得他的词在下层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并且受到普遍欢迎。
那些饱受争议并让柳永体验到冰火两重天的通俗、俚俗乃至低俗的词作究竟是怎样的呢？还是先看看晏殊点名批评的《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拋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少年光阴虚过。
这种主题在唐诗和北宋词中是习见的。情人远在他方，少妇独居，百无聊赖。春色恼人，情丝缠绵，她就埋怨对方的薄情，后悔不该让他远去，应该两个人厮守在一起。但少有诗词写得如此坦率直白，或者说这样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女主人公心直口快，心有所思，便大胆吐露，语言明白如话，企盼要求也不高，不过是和心上人终日相伴，同享青春，共度岁月而已。但薄情郎杳无音信，让她怨恨、猜疑不已，她后悔没有把他管束起来，关在书房里，只给他纸和笔，只让他作诗填词，让他整天和自己在一起。女主人公的懊恼、悔恨与痴情，是坦荡荡的；她多情、泼辣甚至有些任性的形象是鲜明的；她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也非常直白，充满世俗人间情味。
作者无意于意境的营造或气氛的酝酿，但求淋漓酣畅，肆意尽情，故用语不避浅俗艳丽，如“暖酥”、“腻云”、“无那”、“音书无个”、“早知恁么”、“伴伊坐”等等，均属市井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用语。这首充满世俗情味的词，颇受青楼歌妓喜爱，自宋元以来，即传唱不绝。但是，用这样俚俗的语言，表达如此世俗的情思，把女子的言谈举止写得如此主动与热烈，颇让那些讲求温柔敦厚、提倡雅正隽永、偏好含蓄委婉的正统文人难以接受。
十六、柳永(8)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柳永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俗世人间的男女艳情，甚至大胆地把男女私会交欢的“情色”题材，把他把玩雏妓的经历感受也引入歌词，似乎也难免低俗。如《斗百花》：
满搦宫腰纤细。年纪方当笄岁。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 争奈心性，未会先怜佳婿。长是夜深，不肯便入鸳被。与解罗裳，盈盈背立银釭，却道你但先睡。
这些逢场作戏的经历，这些把玩青楼女子的经历，都被这位所谓的“人民艺术家”所津津乐道、难以释怀。再看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所载柳永的一首《西江月》，那些对柳永的浪漫性情抱以无限景仰与向往的看官，多少会有些失望了。
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多情，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 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奸字中心著我。
事实总是残酷的，爱情这东西今天遍地都是，但在有些时代确实还稀少。历史局限并不是那么容易超越的，即使是大才子也很难。
十七、晏几道(1)
1.歌女
究竟怎样做才能挽救一种日益没落的艺术形式，这个问题至今还让很多守成主义者困惑不已，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热心保护文化遗产的老先生在为某种隐退的艺术大声疾呼。事实上，很早就有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在晏几道登上词坛的时候，小令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该写的都被那些更富有天赋的前辈写尽了，名作如云，秀篇似雨，好像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但晏几道横空越起，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使小令回光返照。虽然他也是把词作为娱乐的艺术，没有突破“尊前”、“花间”的艳科，但他认识到了情感对于词创作的重要性，他把全部心血注入到词的创作中，而态度的真诚和情感的真挚正是当时词人所普遍匮乏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子弟，本来也已经丧失了任何骄傲的资本，剩下的只有我父亲曾经阔过的梦呓，但他就却以自己的痴情，攀上了艺术的顶峰，打动了无情的歌女，赢得了后世的敬重。
晏几道最可贵的品质、最让人难忘的特征是他的痴情。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宋代最有影响力的大诗人黄庭坚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叔原（晏几道）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目，曰：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将晏几道的痴气归结为四个方面：仕途蹭蹬，却从来不依傍权贵；文章水平高，却从不用做晋身之阶；饶有资产，慷慨大方，家人却过着贫寒的生活；他人辜负自己，依然给以充分信任。其实，晏几道的痴气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他收藏了很多书籍，每次搬家时就颇为麻烦，所以夫人尤其讨厌这些书籍，说晏几道搬家时好比乞儿搬漆碗，总是把废品当作宝贝。晏几道于是写了一首《戏作示内》，说这些书籍是他的饭碗，自当好好爱惜，应该像爱护自己的头发那样小心翼翼，“生计唯兹碗，般擎岂惮劳。……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这样的人，确实是一个极端纯真的人。王灼在《碧鸡漫志》就说他的禀赋乃是上天赋予的，“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王、谢家族子弟的气质，可望而不可即。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发现只有大观园的贾宝玉，其痴气可以与小山相比拟。而晏几道的一生，当是因真而痴，因痴而憔悴直至凋谢。
文坛上父子齐名的现象并不普遍，我们通常所讲述的是曹氏父子、苏氏父子的故事，其实晏氏父子也是值得称道的，只是这父子俩的差异太显著了。晏殊自幼聪颖过人，7岁能文，14岁时以神童荐入试，赐同进士出身，之后逐步高升，28岁为知制诰，30岁拜翰林学士，兼制太常寺、知礼仪院，35岁迁枢密副使，40岁知礼部贡举，41岁为三司使，42岁为参知政事，50岁加检校太尉枢密使，53岁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晚年虽小有蹭蹬，但终归完满。位极人臣，历仕两朝，年少荣华，晚来厚宠，历代所罕见。甚至他的词也是富贵闲散生活的调味品，笔调闲雅，和婉不迫，含而不露，优游从容。
晏几道生于侯门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也曾经是锦衣玉食。但随着家境的中落，政治上的挫折，晏几道从富贵的峰颠跌落下来，生活迁徙不定，家境日趋窘困，晚景颇为凄凉。他是“古之伤心人”（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他的词也就成了痴情苦语。
晏几道生平资料传世甚少，他二十岁前的生活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晏几道自己在《小山词序》中曾经深情地回忆了他那段美好的时光：
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流转于人间。……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垅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十七、晏几道(2)
在序言中，晏几道说那时他沉浮于酒中，整日介饮酒听歌。后来发现平常所听的那些歌词太乏味了，于是自己动手，写不少长短句用以自娱。这些词不仅抒发了自己的怀抱，也写出了杯酒间的见闻。其时喝酒的地方是在沈廉叔、陈君龙家中，唱词的歌女则是莲、鸿、苹、云。不久，陈君龙病倒了，沈廉叔去世了，那些歌女也随风飘散。很多年以后，再想到这段生活，感觉如幻如电，人生如昨梦前尘，唯有掩卷长叹。
这段回忆性的文字当是对晏几道早年生活的最真实的描述，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青年生活的唯一信息。那么这段生活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十八岁前之前，小山或年少无知，懵懵懂懂，或随父转徙各地，不太可能与沈、陈经常聚会。十八岁那年，晏殊病重回京，随即去世，小山得守丧三年，也不会经常饮酒作乐。这样推测下来，序中所描述的生活，最早也在他二十一岁以后。如果从他那些痴情苦语来推算，从他与歌女的那些感情纠缠来推测，这些故事最迟也当发生在二十五岁之前，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无法轻狂了。
歌女莲、鸿、苹、云的形象以及她们与词人的恋情关系，《小山词》中有生动描述。如写小莲的《木兰花》：
小莲未解论心素，狂似钿筝弦底柱。脸边霞散酒初醒，眉上月残人欲去。 旧时家近章台住，尽日东风吹柳絮。生憎繁杏绿阴时，正碍粉墙偷眼觑。
另外一些词也烘托出了他对小莲的依恋，暗示了他与小莲的曲折情事：“梅蕊新妆桂叶眉，小莲风韵出瑶池。云随绿水歌声转，雪绕红绡舞袖垂”(《鹧鸪天》)；“柳下笙歌庭院，花间姊妹秋千。记得春楼当时事，写向红窗月夜前。凭谁寄小莲”(《破阵子》)；“浑似阿莲双枕畔，画屏中”(《愁倚阑令》)等。
“苹”字在小山词中出现较多，有时作“颦”，有时作“萍”，似乎就是一个人。《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写到“小苹初见”时的第一印象，也是晏几道为人传诵的名作：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词中先写今日相思，再写昔日相见，以渲染此刻人去楼空、笙歌散尽的无人无乐的凄凉。楼台高锁，帘幕低垂，自是一番凄清寂寥。词人借酒浇愁，醉入梦乡，酒醒后更为孤独。当日楼台、帘幕是常来之地，也是常与小苹欢聚之所。谁知一梦之后，就咫尺天涯。花、雨、燕、人虽仍如去年，但人却“独立”于落花之下矣；无知之燕，犹且能双飞，有情人却天各一方。去年过去了的春天，今年又来到了，去年的春恨，也随之涌上心头。词人伫立迷蒙微雨之中，满腔惆怅。“小苹”的“两重心字罗衣”，印象之深，至今难忘。当时明月曾经照着她归去，如今月是当时月，云是当年云，而人已“流转于人间”，不知所终了。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更无法改变这四位歌女的命运。他内心充满了悲痛、自谴与漂泊感，他只有把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痛恨寄予词中：“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思远人》）；“相思处，一纸红笺，无限啼痕”（《两同心》）；“凭谁细话当年事，肠断山长水远诗”（《鹧鸪天》）；“欲写彩笺书别怨，泪痕早已先书满”（《蝶恋花》）等。书简、诗词都是用泪水和心血写成的。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在她们身上，无论是相思还是追忆：
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 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长相思》）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蝶恋花》）
刻骨的相思只有他这种“痴情”才能领悟，“浅情人”根本无法领会。后一首只写别后的孤独凄凉，无一语涉及相思。但斜月半窗、画屏闲展、衣上酒痕，纸上诗句，无一不是他相思的结果。当日之聚，今日之散，竟如春梦秋云。词人为情所困，沉浸追忆之中，聚散分离使他迷离徜徨，而画屏仍悠闲地将吴地一片翠色的山水展示在他面前。胜游欢宴也成往事，旧人也远去，词人夜不成眠，只得检点旧物，以聊解相思之苦。衣上一点一滴的酒痕，纸上一行一行的诗句，都是当日欢会的产物，如今看来，却无不凄凉。别前的欢愉，别时的哀伤，顿时历历在目。结尾说词人“不记”，实际上是不愿记、不忍记而不得不记。连红烛都被词人的“凄凉意”而感动，则他心中的凄楚也可想而知了。
十七、晏几道(3)
2.残梦
治平元年（1064），二十七岁的晏几道结识了二十六岁的黄庭坚，两人经常聚会喝酒。黄庭坚在《书吴无至笔》中说，这位吴无至就是著名豪士晏几道的酒客，当时他们几个人多次在一起饮酒，酒酣耳热之际还喜欢议论那些士大夫的处事能力。既然开始关注士大夫的政治才干，说明晏几道不再沉湎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再专注于情感世界。与他交往颇密的黄庭坚也意识了晏几道的这一变化，对小山的学问才干称赞不已，说他“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文章翰墨，自立规模，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黄庭坚《小山词序》）。这样发展下去，小山有可能继承晏殊的遗志，登朝入相。
晏几道也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自负“锦衣才子”、“少陵诗思”。在《题司马长卿画像》一诗中，他写道:“犊鼻生涯一酒垆，当年嗤笑欲何如？穷通不属儿曹意，自有真人爱《子虚》。”他也有自己的凌云壮志，他也希望一飞冲天，他也期待有所作为，所以经常与黄庭坚携酒共饮，纵论时事，畅谈抱负。当然，这样的自负并不意味着小山真正成熟了，他还是那样天真，还是不通世事，对周围的人与物抱有幼稚的看法。他的自信心来自他的优越感，他的优越感使他以为世上无难事，正如大观园中的贾宝玉那样，以为世上的一切都为他而存在，都因他的存在而具有了意义。
正是对外在世界的好奇与关注，正是期待能有所成就，他还结识了不少具有政治嗅觉的士大夫，如郑侠。郑侠有诗《晏十五约重阳饮患无登高处》，晏十五就是晏几道，他虽然晏殊的第七个儿子，但在家族中排行为十五。这首诗的诗题说晏几道在重阳节那天曾经邀请郑侠饮酒登高，这意味着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郑侠虽然是个小人物，但历史正是在他那儿拐了一个弯儿，因为他打响了反对新法的第一枪。熙宁七年（1074），郑侠被关押到监狱里去了，凡是与他来往密切的士大夫都遭受到严格审问，晏几道受到牵连，也被关押起来。后来抄家时，官吏在郑侠家里起获了晏几道写给郑侠的一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