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周邦彦(4)
不过，周邦彦词中虽多艳情，但词人并没有停留在“艳”本身的描绘上，并不是津津乐道自己的种种“艳遇”，而往往在借情场的失意写出了他人生的失落。周邦彦博学而富有艺术才华，但在北宋后期的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失败者。对现实的失望促成他转向艺术创作，他急迫地渴望遇到一位红粉知音，以给痛苦的灵魂以亲切的安慰。新时期以来，很多研究者认为，他的一些艳词如《端龙吟》实际上是以香草美人寄托着政治和人生感慨。
2.飘零
元丰年间，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有增无已，宋神宗、王安石的新政碰到了极大的困难与干扰。这个时候，血气方刚的周邦彦慨然以歌功颂德者自任，创作了赞扬新法的《汴都赋》。元丰六年七月，邦彦将这篇煌煌七千余言的大赋献上。这个声援新政的果敢举动，使神宗又惊又喜。他令尚书右丞李清臣在迩英阁宣读《汴都赋》，并把周邦彦召赴政事堂，从诸生破格擢任太学正，而周邦彦后半生的遭遇就与这篇赋联系在一起。
由一个普通的太学生而被擢升为太学正，周邦彦声名一时大振。就在周邦彦任太学正的第三年，神宗去世了。陡然间，政坛风云突变。由于与新党关系密切，在旧党执政时期，他很不得志。周邦彦在太学正任上滞留五年没有升迁，后因外地增设学官，元祐二年被调出京城，贬为庐州（今安徽合肥）教授。
周邦彦这一出京，流落州县达十一年之久。他先在庐州供职三年，然后流寓荆州约三年。元祐八年春天，邦彦又被任命为溧水（今属江苏）知县。荆南、溧水的几年是周邦彦思想与创作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滋生的感伤颓唐情绪几乎笼罩了他后期的全部作品，并成了清真词主导的思想特色。《齐天乐》云：
绿芜凋尽台城路，殊乡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鸣蛩劝织，深阁时闻裁剪。云窗静掩。叹重拂罗裀，顿疏花簟。尚有綀囊，露萤清夜照书卷。 荆江留滞最久，故人相望处，离思何限？渭水西风，长安落叶，空忆诗情宛转。凭高眺远。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荐。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敛。
清人陈廷焯《云韶集》评说道：“起只二句，便觉黯然销魂。下字用意，无不精练。沉郁苍凉，太白‘西风残照’后，有嗣音矣”。此类作品中，典型的代表作是《满庭芳》：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生活无定，四处奔波，寄人篱下。漂流身世，宦海浮沉，牢骚不平又怎能不油然而生？ 当然，这期间周邦彦也会故态复萌，做出惊人之举。他在任溧水县令时，属下有位主薄，其妻年轻貌美，演奏得一手好琴。周邦彦看见后神魂颠倒，寝食难安，就常准备酒食，邀请这位属下一起用餐，在宴上，周邦彦有意无意向年轻漂亮的属下夫人献殷勤，借机亲近，并写下《风流子》：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里，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转清商。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
词写周邦彦走到她家的围墙外，听她弹琴，接着想象她换上新妆的妩媚动人，最后祈求上苍能让他见一面，幽会片刻以解相思之苦。周邦彦在溧水小试牛刀，精简其政，境内一片太平。在闲暇之时，他还不忘以弦歌来舒啸自己的襟怀和抱负。据说在在县署后院建了姑射亭,设置了萧闲堂，每逢繁冗的政务之余,小憩其间，作词饮酒，好不惬意。这使写出了不少优秀的咏物词。
二十、周邦彦(5)
柳永等宋初词人的咏物词，主要是描摹物态，图形写貌。苏轼的咏物词，开始将状物态与抒人情合而为一，但所作咏物词不多。周邦彦所作咏物词既多，如咏新月、春雨、梅花、梨花、杨柳等，又将身世飘零之感、仕途沦落之悲、情场失意之苦与所咏之物融为一体，为南宋咏物词重寄托开启了门径。周邦彦对自然景色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他擅长捕捉景物的特征，做入木三分的刻画，栩栩如生。他将家居、出游、旅途所见之景，一一纳入词中，充分展现了大自然的景色优美。这时候，词人用比较纯净的审美眼光去看待自然景物，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秾艳与凄苦，而显示出清疏明快的风貌。在溧水期间，他最有名的咏物词是《花犯》：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宴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 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蓼园词选》评价说：“愚谓此词为梅词第一。总是见宦迹无常，情怀落寞耳。忽借梅花以写，意超而思永。言梅犹是旧风情，而人则离合无常。去年与梅共安冷淡，今年梅正开而人欲远别。梅似含愁悴之意而飞坠，梅子将圆，而人在空江中，时梦见梅影而已。”将自己的处境、心境与梅花融为一气，确实让人拍案称奇。不过，黄蓼园说它是梅词第一，似乎还是过于武断。
周邦彦知溧水的后期，朝政又一次大动荡：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重行熙丰新法，一大批打着新党旗号的新贵袍笏登场了。但周邦彦却被人们遗忘了。他也保持沉默，“不因是以求进”。直到绍圣末年，四十多岁的周邦彦才被调回京任国子监主簿。
周邦彦奔波于仕途，一生多数时间在各地辗转为官，在京城停留的时间总是相对短暂的。以羁旅行役为题材的作品大都写于外放期间。周邦彦并无政治才干，又不善逢迎，在新旧党争的夹缝里还受点闲气，奔走于各地时大约都是在抑郁不得志的情况之下，这使他的羁旅行役之词，笼罩着清幽凄冷的氛围。又如《绕佛阁》：
暗尘四敛，楼观迥出，高映孤馆。清漏将短。厌闻夜久签声动书幔。 桂华又满。闲步露草，偏爱幽远。花气清婉，望中迤逦城阴度河岸。 倦客最萧索。醉倚斜桥穿柳线，还似汴堤虹梁横水面。看浪颭春灯，舟下如箭。此行重见。叹故友难逢，羁思空乱。两眉愁、向谁舒展?
这首词写的是作者宦途失意、流落他乡所引起的倦客之悲与对故友的思念。入夜以后，飞尘静止下来，佛寺的影子与词人所寄居的孤馆轮廓分明地呈现出来。更漏声渐渐短了起来，长时间听诵经之声与书签掀动经页之声令人十分生厌。由于倦客思归，所以最后免不了要向远处遥望，心也随之飞向远方。《关河令》说：
秋阴时晴渐向暝，变一庭凄冷。伫听寒声，云深无雁影。 更深人去寂静，但照壁、孤灯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
季节之冷、环境之冷、心境之冷、孤灯之冷、长夜之冷，都与愁思乡情融而为一，行旅之愁莫过于此。“沉挚之思，而出之必浅近”（陈子龙语），正是此词特点。
3.
元符元年，标榜新法的哲宗想起了周邦彦当年献赋之举，于六月十八日在崇政殿召见了他，命其重进《汴都赋》。邦彦大喜过望，修表奉赋以入。哲宗览后称善，把他擢为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后，迁校书郎。此后邦彦循资格以进，屡经升迁。徽宗欲使完成礼书，留他继续秉笔。以后他出知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徙明州（今浙江鄞县），政和六年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皇家最高音乐机关）。但周邦彦不善阿谀奉承，与徽宗年间朝廷中谄媚的风气格格不入。
据《浩然斋雅谈》载，徽宗当政期间，当时大臣们纷纷上报“祥瑞沓至”，圣上以为此乃是太平盛世之征兆，于是期待周邦彦填几首词来润色鸿业，“播之乐府”，传唱四海。不料，周邦彦意气用事，坚决不做这等阿谀奉承之事：“某老矣，颇悔少年时期的轻佻之作。”此时，一个与周邦彦素不相能的同僚，打听到清真居士还在某王爷筵席上为歌妓赠词，并没有“颇悔少作”，于是忙给蔡京打小报告，蔡京又上奏圣上。圣上心里不痛快，就把周邦彦贬出京城了。
二十、周邦彦(6)
这是周邦彦被贬出京师的另一说法。无论是小心眼，还是吃醋，总之，似乎都是徽宗皇帝的错。其实，史书记载，这位道君皇帝本来颇为欣赏周邦彦的才华，他们还曾一同探讨过音乐艺术方面的问题。据说，周邦彦曾自创《六丑》曲调。李师师为宋徽宗唱了这支曲子，徽宗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就向李师师打听作者的情况。李师师趁机推荐了周邦彦，徽宗皇帝召见周邦彦时不耻下问：“为何取名《六丑》？”周邦彦答道：“因为它冲犯了六个宫调，那都是最好听的章调，可是要唱好它并不容易。昔日高阳氏有子六人，富才华而貌丑，故以此取为曲调的名字。”《六丑·蔷薇谢后作》云：
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槅。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绩；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后人对这首词的评价甚高。清人在陈世焜《云韶集》中说：“如泣如诉，语极呜咽，而笔力沉雄，如闻孤鸿，如听江声。笔态飞舞，反复低徊，词中之圣也。结笔愈高。”夏敬观则说它一气贯注，转折处如天马行空，所用虚字，无一不与文情相合。其实，词人在京师期间还写过不少优秀的咏物之作。《苏幕遮》说：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词人在大晟府任职不到半年，没有任何作为即被调离大晟府，出知真定（今河北正定），改知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周邦彦的晚景十分凄凉、窘迫。他六十五岁时被从顺昌调知处州（今浙江丽水）。未曾到任又被罢官，提举南京鸿庆宫（在今河南商丘）。于是他去睦州（今浙江建德）居住。不久方腊起义爆发，他慌忙回杭州。才入钱塘门，义军已到，他只好北渡长江，暂居扬州。又听说义军已尽据两浙，将攻淮、泗，他只得挈家前往南京鸿庆宫定居。宣和三年正月，他重过天长道中，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经此道上汴京求学的情景，不觉百感交集，吟成了绝笔词《西平乐》。词中哀吟道：“叹事逐孤鸿尽去，身与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伫立尘沙！”到了南京后，他一病不起。
周邦彦的词，在南宋影响很大。南宋著名词人在吴文英《惜黄花慢》词序中说：“吴江夜泊惜别，邦人赵簿携妓侑尊，连歌数阕，皆清真词。”当时歌妓出场，都还是演唱周邦彦的词。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在《国香》词序又说：他曾经认识一位沈梅娇，是杭州著名的歌妓。后来在京都偶然见到她，非常诧异。在一起饮酒的时候，这位沈梅娇还能唱清真居士的《意难忘》、《台城路》这两首词。张炎还在《意难忘》词序中说：吴地有位歌妓名为秀卿，是乐部中之翘楚者。她所唱的周邦彦的词曲，都能把握主其韵味。每次听到秀卿唱清真居士的词时，张炎都叹赏不能已，后来就写了一首《意难往》给她。而南宋晚年的大诗人兼词人刘辰翁，在《大圣乐》词中写道：“伤心处，斜阳巷陌，人唱《西河》。”这里的《西河》，也是周邦彦的名作，可见直至宋末元初，一些著名歌妓还非常喜欢或者擅长演唱周邦彦的词。后来有学者慎重指出，在演唱家那里，清真居士的词流传最久，最有生命力。
二十一、辛弃疾(1)
据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争斗的原因之一是要排座次。这话仔细想来还真让人悚然警醒，所谓座次不就是分个三六九等吗，不就是孔夫子所说的礼仪与规范，不就是老师教育我们要在社会中寻找的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老老实实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些超凡脱俗的才子们又坐在哪些呢？他们虽然如散仙一样生活在人们的心中，可毕竟有自己的圈子，好比上了水泊梁山可以不再服从大宋的秩序，但也要排排坐来分糖果。清朝人刘熙载说：“白石（姜夔），才子之词；稼轩（辛弃疾），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强论得失，皆偏辞也。”他认为姜夔与辛弃疾的武功不属于一个套路，比试高低毫无意义。这道理人人都懂得，但当姜夔遇上辛弃疾的时候，人人都想知道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当屠龙刀碰上倚天剑的时候，人人也想知道谁更锋利。
虽然很早就有这种好奇心，可一直不敢表露出来，总觉得派座次之类的举动都是小朋友过家家的行为，非成熟、理性人士所为——这里绝对没有看不起施耐庵的意思。更何况江湖人士排座次，可以设个擂台，一拳一脚一刀一枪比个高低，但唐宋的才子们如何分出高下呢？把他们从九泉之下吵醒，弄出来单独PK，估计他们早已失去了争斗的兴趣，这本身是个大难题。不过，再困难的问题也休想难倒专家学者。为了负责任地告诉我们“在唐宋词人中哪些是大家，哪些是名家，哪些作家对后世影响最大”，他们经过辛勤地摸索，反复的实验，终于寻找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计量方法。
当然，专家学者关注这个话题，显然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些俗人无聊的好奇心，他们探讨的是严肃的科研问题。尽管我们都知道有时候东风会压倒西风，有时候反之，可专家绝对不允许这种模糊的想法出现，他要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好比屠龙刀碰上倚天剑，金庸先生说两者都断了，专家学者谆谆教导我们，作为读者，我们还要知道它们为什么会断，究竟是怎样断的，要知其然，也要知所以然。
刘熙载说，人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都是有所偏好的，所以比较高下毫无意义。专家说，我们要与时俱进，人有感情色彩，可科学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与个人倾向，数据是最真实的。于是他们根据现存词作的篇数，根据现存宋词别集的版本种数，根据宋代词人在历代词活中被品评的次数，根据宋代词人在本世纪(20世纪)被研究、评论的论著篇(种)数，根据历代词选中宋代词人入选的词作篇数，根据本世纪(20世纪)词选中两宋词人入选的词作篇数等资料数据，对两宋词人进行了统计排名。
实验开始的时候，风闻曾经出现过偏差，据说排在首位的是南宋的史达祖，这是一位非专业人士很少接触的词人，他的代表作是《双双燕》。地球人都知道这个结论是靠不住的。于是经过修改参数，最后得出了学界大都认可的十大词人：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
1.少年英雄
辛弃疾在两宋词人榜上独占鳌头，估计会有人对此表示异议，辛弃疾自己知晓后也可能会摇头叹息，感叹造化真是弄人啊，甚至他心底里不免会生出一丝鄙夷与得意：难道两宋词作界就这样人才凋零么？自己不过偶尔客串了一下，就让两宋的才子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看来，英雄豪杰就是英雄豪杰，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是要鹤立鸡群。
三国人物刘劭在他《人物志》说：“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意思是植物中精华、动物中出类拔萃的就是英雄。至于人而言，刘劭解释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辛弃疾肯定认为自己是聪明秀出、胆力过人，是个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辛弃疾这样自负，丝毫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估计两宋的才子也只有诺诺而已。
二十一、辛弃疾(2)
绍兴三十一年夏秋间，金主完颜亮大举入侵，大名王友直、海州魏胜、胶州开赵以及济南耿京，纷纷聚众起义。22岁的辛弃疾在济南南部山区聚众两千人，隶属耿京，为掌书记。辛弃疾力劝耿京“策南向”，与南宋朝廷正规军配合，共同抗击金兵。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辛弃疾奉表归宋，经楚州到达建康，朝见宋高宗赵构，接洽南投事宜。辛弃疾被授承务郎。在其北归途中，辛弃疾获悉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的消息，领五十骑直趋山东，袭入五万之众的敌营中，将张安国劫出金营，并号召耿京旧部反正。随后，他长驱渡淮，押解张安国至建康斩首。辛弃疾因此名重一时，南宋最高统治者也大为惊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朝野为之振奋。
历来文人的梦想，都是出将入相，武能安邦，文能定国。《红楼梦》中的那个贾兰——贾宝玉的侄儿，读书之余，也拿根玩具弓箭，在花园里颠来跑去，美其名曰“演习演习骑射”，也就是要为将来驰骋疆场做准备。不过，自从曹植以来，那些号称要建立金石之功并且瞧不起文学这行当的大文人——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大文人，往往只能在诗文中说说而已。作为统帅的曹植，大军还未出发，他自己就先烂醉如泥。李白虽然号称有在闹市中杀人的胆量，他的梦想也只是如鲁仲连那样动动嘴皮子，或如谢安那样玩玩花花肠子。真正舞刀弄枪、战斗在第一线的大文人寥寥无几，就好比晨曦时分的星星。北宋的范仲淹据说曾经让西夏人闻风丧胆，不过，据目前的资料来看，似乎也没有身先士卒、浴血疆场的记录。
以五十人深入五万人之众的敌营中捉拿叛徒，辛弃疾也对此念念不忘。只是每当他想起这个壮举的时候，伤心的成分远远多于自豪的情绪，看看这首著名的《鹧鸪天》：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往日意气风发，今日衰老投闲，这辛酸的滋味肯定不太好受。一世豪杰，一位英雄，却偏偏生活在一个懦弱的时代；一位梗概多气、磊落轩昂的山东勇士，不得不寄居在妩媚的江南，将一身的豪气消磨殆尽：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痛苦呢？无意成为文人，却终究只能是一失意词人；原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但终报国无门，只得把虎啸生风的英雄本色用词表现出来：这顶词人桂冠，即使是词人中的翘楚，能让这位豪杰之士平息心中的郁闷么？豪杰之为豪杰，便在于他们往往能冲破约束，能为人之不敢为，言人之不敢言，想人之未曾想。辛弃疾虽不得不“屈就”为一词人，却不失英雄本色，不作妮子模样，不受传统束缚，他大胆冲破了词与诗文的界限，将豪情与柔情融合，真正给词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无法在疆场上有所作为，不能为家国收复河山，却在词的创作领域开疆拓土，应该算是一种补偿吧。
可惜，“手机中的战斗机”还是手机，永远无法飞上蓝天；词人眼中的英雄豪杰，未必是政治家眼中的勇士。活着的时候，辛弃疾受到过五次弹劾，死后人家还不放过他，还有一次弹劾，至今还有人对他的品格表示质疑。这些弹劾归纳起来，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辛弃疾杀人如草芥；辛弃疾贪污成性；辛弃疾好色。
本来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鸡蛋好吃就行了，不必理会生蛋的母鸡是个什么样子。但在人们吃鸡蛋的时候，得知生蛋的母鸡其实长得很丑陋，多少就会影响食欲。又据说当年汤显祖完成《牡丹亭》后，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疯狂的爱上了他，认定汤显祖风流倜傥，非他不嫁。可当她看到汤大才子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摇晃在眼前时，这位美女彻底崩溃了，她跳进了美丽的西湖。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我们还是有必要修复一下辛弃疾的形象。
2. 杀人如草芥
二十一、辛弃疾(3)
首次弹劾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的是谏官王蔺，具体时间一般认为是淳熙八年（1181年），当时42岁的辛弃疾刚刚调任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也有人认为是绍熙五年。对于这次弹劾，孝宗皇帝亲自认定了这一事实，批评辛弃疾“凭陵上司，缔结同类，愤形中外之士，怨积江湖之民”，意思是说辛弃疾结党营私，欺辱领导，使朝野上下怒形于色，江湖百姓怨声载道，所以最后给予辛弃疾罢官处分。喜欢辛弃疾的看官，往往指斥孝宗昏聩，不察究竟，结果被王蔺之流的人糊弄。王蔺后来官居参政知事，也能舞文弄墨，虽然诗歌水平还有待提高，可好歹也是文化素质很高的官僚，不能简单地归为奸佞一类，看他那首《中塔悟空禅院》，似乎还是个慈眉善目的模样：
皋亭回首软红尘，晴日僧房暖似春。禅老眈眈如卧虎，相逢一笑问前因。
对于这次弹劾，奇怪的是辛弃疾自己也没有过多辩解。专家说，这是因为辛弃疾百口莫辩。既然是百口莫辩，可能说明谏官所言并非出于风闻，而辛弃疾为此赋闲达十一之久，也可见出这一事件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影响。史书上说，辛弃疾“肤硕体胖，目光有稜，红颊青眼，壮健如虎”，即说他身体魁梧，强壮如虎，眼露青光，这模样一般人看着确实有点发怵。尤其是其眼神之悍厉，连朋友碰见了都不敢对视，心里老打鼓，与他交情甚深的陈亮说辛大人“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辛稼轩画像赞》）；流浪诗人刘过也声称“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未可瓢泉便归去，要将九鼎重朝廷”（《呈辛稼轩》）。不过，对于辛弃疾为什么会脸颊红红的，一直没能想明白，是不是因为关公脸红的原因呢？如果是这样，他的红颊配上魁梧的身体，也就是关羽与张飞的结合体了。另一种猜想则是他“容光焕发”，打入敌人内部的英雄杨子荣，面对座山雕的质问“脸为什么红了”，曾经这样理直气壮地回答，巧合的是辛弃疾也曾经深入敌后。
辛弃疾首次亲自动手杀人，据史料记载，应该是在他二十二岁以后，是在敌占区从事策反工作时发生的。辛弃疾是历城（在今山东济南）人，他出生前十三年，“靖康之难”已然发生，中原为金人占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未能脱身南下。辛家世代为官，按辛弃疾的说法是“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为什么辛赞没有追随高宗政府而去，反而担任了金朝的朝散大夫、知开封府呢？专家的解释是辛赞为家计所累，辛弃疾的解释是“被污虏官”，即被金人俘虏后强迫出来做官。虽然做了金朝的官，辛弃疾认为他的祖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美芹十论》中他形容祖父“每退食，辄引臣辈（辛弃疾等人）登高望远，指画江山，思投衅而起，以紓君父不共戴天之愤”。前人说杜甫每饭不忘君国，辛弃疾则说他的祖父登高必思南宋政府，时时刻刻惦记着揭竿而起，看来，在忠君的层面上，辛弃疾认为他的祖父丝毫不逊色于杜子美。
辛赞做了金朝的朝散大夫，还让十四岁的辛弃疾参加了金人的乡举。一一五四年、一一五七年，辛赞又两次派辛弃疾跟随计吏赴燕京参加进士考试。这两次考试，辛弃疾都没能登第，专家的解释是参加考试不是祖孙俩的本意，实际上，辛弃疾是在根据祖父的指示，借此机会到敌人的统治中心侦察敌情，做好起事的准备。也就是说，当时辛弃疾是以考试为掩护，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是一名典型的地下工作者。他心有旁骛，所以没有考中。况且，辛弃疾一旦中了机会，脱身不就很困难了么？
总之，专家认为辛弃疾这么聪颖的人才考试失利，“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相关证据也是可以很快寻觅出来的。金朝有位名士刘瞻，他最有名的学生就是年轻的辛弃疾与党怀英，当时人称“辛党”。党怀英的来头比辛弃疾更大，他是北宋初年名将党进的第十一代孙，但就在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他不小心进士及第，结果陷入了温柔富贵之乡，再也爬不出来了，后任金朝莒州军事判官，入为金朝国史院编修官，官至金朝翰林学士承旨，成为金朝文坛的杰出代表。据他《奉使行高邮道中》等诗歌来看，他还一度作为外交人员出使南宋。可惜不知道这时的党怀英有没有机会同早年的朋友辛弃疾亲切会谈，假若两人见面的话，又会谈论些什么呢？对待各自人生道路，他们又会如何看待呢？
二十一、辛弃疾(4)
当然，我们可以怀疑很多眼光的来审视许多史料，这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该持有的审慎态度，哪怕如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看成一个人见人爱、人人都想帮助打扮打扮的小姑娘也无可厚非，不过，用怀疑的眼光来对待辛弃疾以及他祖父的一腔爱国激情，似乎就过于残忍了，因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也是一个爱国志士。当年范邦彦一不留神也做了金朝的伪官，估计可能也是家庭的拖累，就好像周作人那样——仔细想想，主动甘心当汉奸的男人还真很少，往往都是受他人主要是亲人即女性的撺掇，又好比一个王朝的灭亡后都把责任下降到某位美女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红颜祸水。
范邦彦考取了金朝的进士，担任了金朝蔡州新息县令。后来金主完颜亮兵败，范邦彦打开城门，迎接宋军的来临，把整个县城都还给了南宋政府，并移家南方。金朝政府认为范邦彦是临阵投降叛变，南宋政府认为范邦彦是主动投诚，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范邦彦认为自己是抓住良好机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看来，不仅辛家满门忠烈，而且辛家的姻亲都是忠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价值观念不同不会成为亲家，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辛家对南宋王朝的忠心耿耿。又有资料证明，辛弃疾与范邦彦之子范如山，即他的小舅子关系很亲密，“皆中州之豪，相得甚”，于是两人又亲上加亲，范如山的儿子娶了辛弃疾的女儿，两人结为儿女亲家。三代一个循环，生活真是奇妙，谁也没有沾到谁的便宜，林妹妹与宝哥哥那种关系在古代还真不少见。
绍兴三十年，完颜亮大举南侵，强征汉丁，各地民众揭竿而起。年青的辛弃疾不仅自己纠集二千多人参加耿京的义军，还说服一个名叫义瑞的和尚率领千余人成为自己的战友。义瑞归顺后，见辛弃疾受重用而自己依然是个小头目，心中自不平，于是窃走大印潜逃。耿京很生气，严厉斥责辛弃疾，因为辛弃疾是这个和尚进入义军的介绍人，同时还兼任大印的保管员，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罪不可恕。辛弃疾也很愤怒，于是请求亲自了断这件事。他快马加鞭，日夜兼程，狂追猛赶，终于俘获了义瑞和尚。义瑞和尚苦苦哀求，要辛弃疾不看僧面看佛面，饶过他这一遭，还给辛大侠猛戴高帽子，说什么“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辛弃疾冷笑一声：你当我没有听说农夫与蛇的故事么，你想当那条狡猾的忘恩负义的蛇，可我会做傻傻的农夫么？手起刀落，将义瑞和尚人头斩落。
《宋史》不仅记录辛弃疾斩杀义瑞的事迹，而且还绘声绘色地记录了义瑞和尚哀求的言辞。看来史官们虽然看不起义瑞和尚的人品，可对他遗言的态度还是很慎重。辛弃疾是不是青兕，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起来，先讨论辛弃疾“力能杀人”的现象，因为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说过，如果我们要解释低层基础，那么高层的意义就必须在方法上被搁置，它不能充当阐明与理解低层的前提。“辛弃疾是青兕”这是一个高端问题，“辛弃疾力能杀人”只是一个低层的事实与现象。
“辛弃疾力能杀人”，当时义瑞和尚用自己的脑袋证明了这一事实。后来，无数的脑袋不仅证明辛弃疾力能杀人，而且很擅长用这样一种最简单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似乎让人觉得辛弃疾真是青兕，不过由于史官们大都是唯物论者，他们就用王蔺弹劾“辛弃疾杀人如草芥”来暗示；又因为辛弃疾历来都是人们同情与敬佩的对象，所以这种暗示又极其含蓄，只残留了一些蛛丝马迹，一不留神就被人们忽视了。
淳熙二年（1175），赖文政领导茶商起义，屡败官军。三十六岁的辛弃疾临危受命，由仓部郎官升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君，讨捕茶寇”。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充分施展出来，他步步为营，围追堵截，终于将赖军逼入困境。后来，他派人前去劝降，赖文政见突围无望，接受了招安，辛弃疾随即将赖文政押解到江州处死，其余的义军八百余人据说也在一天之内被全部处理了，一个都没有留下。这件事情辛弃疾办得干脆俐落，没有任何犹豫，他认为对待敌人就应该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成大事者不必拘小节，但宋孝宗感觉很难受，认为言而不信毕竟不是官家所为。
二十一、辛弃疾(5)
有人因此称颂辛弃疾，说他不在乎同僚的议论甚至皇上对他的迁黜，只要他认为对政通人和、富国强民有好处，他都大胆地做，大胆地闯，闯出了祸便坦然承担，敢作敢当。对于辛弃疾的思想境界，我们不能随意贬低，当然也不能过度诠释。不过，辛弃疾确实似乎不屑与儒生为伍，他竭力与谦谦君子划清界限，从政为官，都是由着自己的想法，显得特有个性。此后他转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依然采取严打措施，不惜使自己的行为类似于西汉的“酷吏”，效果自然显著，据说使奸盗屏迹。
淳熙七年（1180），辛稼轩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创建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辛弃疾传》）。其时不少政府职员认为辛弃疾此番作为是劳民伤财，并请出了孝宗的“御前金字牌”，要求他在日落时分停止一切基建工程。但辛弃疾虎虎有生气，竟然将“金子牌”藏匿起来，严令施工人员在一月之内建好飞虎军的营房，如有违期，军法从事。当时正值雨季，辛弃疾断然下令，拆除官舍神祠，并要求“所有民屋，每家取瓦二片”，结果所需瓦片两天之内凑足。一般而言，专家们从这件事中看到的是辛弃疾超人的魄力，不屈不挠的执着，不过这么巨大的工程，据说“经度费钜万计”，能够迅速完成，尤其是老百姓都乖乖地自己上房接瓦，想必军法从事的故事不会太少。中书舍人崔敦指斥辛弃疾“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想必是听到了一些风声。
此后，辛弃疾调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当时江西发生严重的旱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这样令人挠头的麻烦事，又被辛稼轩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他发扬了雷厉风行地作风，在大街小巷贴出八个字的告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究竟有没有商人被流放或斩首，史书上缺乏相关资料，总之南昌的物价顿时稳定下来，辛弃疾还对处于饥荒之中的信州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把所买十分之三的粮食拨给了信州。大灾过后论功行赏，“帝嘉之，进一秩”（《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由宣教郎提升为奉议郎。
光宗绍熙三年（1192），53岁辛稼轩起为提点福建刑狱，次年又迁太府卿、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传闻辛弃疾到福建上任的第一天，就把牢房的囚犯全部杀掉了。当时福建治安状况不好，经常有海盗出没，辛稼轩这样认为：“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缓急奈何？”福州就是强盗的老巢，盛产刁民，怀柔安抚无济于事，因此他决定施行铁腕政策，快刀斩乱麻。这种铁血政策见效真是很快，福建的强盗不被杀死，也被吓死了，总之是一片升平景象了。
辛稼轩的大刀政策吓坏了文质彬彬的朝廷官员，他们纷纷上书弹劾辛弃疾“唯嗜杀戮，累遭白简，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时得刺一州，持一节，帅一路，必肆故态，为国家军民之害”（《宋会要·职官》）。当然，指责辛弃疾“恬不少悛”，心硬如铁，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似乎也失之偏激，据有关专家考证，辛弃疾一度亲自审问长溪县的囚犯，一次就释放了五十余人，这不证明了辛稼轩的仁慈心肠么？哪怕这释放的五十人与处死强盗数目相差甚远。
辛稼轩果敢刚毅的名声树立起来，连朝廷要员都主动与他拉开了距离，担心自己也在青史上留下恶名。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王（淮）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公（周必大）坚不肯，王问益公云：‘幼安帅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 ’王遂不复言。”王淮相中了辛稼轩的才干，有心任命他为一方诸侯，但周必大决定反对，因为周老担心辛大侠所杀的那些人会被史官算在自己头上，可见辛大侠所斩杀强盗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过，历来人们对辛弃疾“杀人如草芥”之事很少提及，或许他们认为辛稼轩所斩首的无非是叛徒、强盗、刁民、奸商，这些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辛弃疾镇压农民起义军一事，也被判定为地主阶级的局限行而予以谅解。更重要的是，历来辛稼轩都被认定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悲剧人物，后人理应对他表示同情，怎能忍心再去批评他呢？看看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传记，它们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辛弃疾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二十一、辛弃疾(6)
果真如此吗？有位研究辛弃疾的前辈郑重指出，对辛弃疾的这种认识其实是不全面甚至是毫无依据的，因为我们在面对自己景仰的历史人物时都容易犯一种溺爱症，即不顾历史事实夸大历史人物所受的委屈。辛弃疾有没有委屈呢，自然是有的，唐宋那些文人谁没有委屈，有几人没有贬谪的经历，即使那些著名的奸佞，也少有一帆风顺的。辛弃疾有没有受到重用呢？相对而言还算是被朝廷重视的。虽然他闲居了十八年，但也先后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刑、湖北转运副使、湖南安抚使、福建安抚使、浙东安抚使等，多次独挡一面，成为一方的军政要员。在南宋那个时代，他没有遭受太多的冷遇及其极端不公正的待遇。
当然，不是悲剧人物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的尊重，正如喜欢用铁腕手段来处理问题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喜爱一样。他是一个词人，是一个豪杰，而不是一个圣人，他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会让我们很意外。南宋文人谢枋得在祭辛稼轩墓记中写道:“公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一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闵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结豪杰，智斩虏馘，挈中原还君父，公之志亦大矣。”他对辛稼轩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清人陈廷焯却不无顾虑的说：“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他认为辛弃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桓温一类的奸雄。谢枋得与陈廷焯谁更接近真实的辛稼轩呢？答案无从寻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辛弃疾不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庸庸之辈。
3.横征暴敛
最早开始系统考察辛弃疾的经济问题的，是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在其《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状况》，罗老首先抛出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辛弃疾的生活格调与其收入存在严重反差。辛弃疾前后赋闲达十八之久，在没有工资收入的那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当滋润。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稼轩除原配夫人外，至少有整整、钱钱、田田、香香、卿卿、飞卿等六位侍妾，儿子则有稹、稏、穮、穰、秸、褒、穟等九人，女儿至少二人以上。这样一大家人，加上侍奉的奴仆，日常消费自然相当巨大，但稼轩似乎很少为经济犯愁，而且出手格外阔绰。
岳珂《桯史》卷二记载：“嘉泰癸亥岁，改之（刘过）在中都，时辛稼轩帅越，闻其名，遣介绍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辛得之大喜，致馈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亹，皆似之，愈喜。垂别，周之千缗。 ”对新结交的朋友刘过，辛稼轩款待其一月有余，先馈赠百千，临别又周之千缗。
辛弃疾有首《最高楼》，词前有一序言：“吾拟乞归，大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当时他在福建任职，受到弹劾，即将离任，儿子劝阻他，说尚未置下田产，辛词人就将其大骂一通：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 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个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辛稼轩还曾说过“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那么稼轩究竟有没有求田问舍呢？他的田产究竟有多少呢？淳熙八年前，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庄园，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稼轩，他的别号也是由此而来。这所庄园又有多大呢？洪迈的《稼轩记》云：
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旷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济南辛候幼安……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财占地十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轩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东罔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靡，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洪文敏公集》卷六)
二十一、辛弃疾(7)
文章中提到的建筑有 “集山楼”、“婆娑堂”、“植杖亭”、“信步亭”、“涤砚渚”等，此外，文中未提及但辛词中常常言及还有“带湖”、“南溪”、“篆罔”、“蔗庵”、“雪楼”。这么多地名，想必庄园的规模应该不会太小，据说在庄园完工之前，朱熹曾进去偷偷窥视一番，结果大惊失色，后来把这见闻告诉陈亮，陈亮则写信给辛稼轩，劝说他不能太奢华：
始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 ，可想而知。见元晦说，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必不妄言。(《龙川文集》卷二一)
朱熹说这么壮丽的庄园，他生平未睹；罗忼烈教授说朱熹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会如此大惊小怪呢？可见辛弃疾的庄园不是一般的宏丽。接下的问题是，辛弃疾财富从何而来呢？罗忼烈教授采用了排除法。首先排除他继承大笔遗产的可能性。二十三岁的辛弃疾一口气从山东跑到建康，即使在沦陷区有大笔财产，也来不及带出来。今天我们尽可以把辛家的祖业想象得十分丰厚，但无论多丰厚的祖业都葬送在金人的铁骑之下。罗教授还特别指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只是一名穷县令，不像卓王孙可以分童仆百人、钱百万给女儿。指望从岳丈家得到大笔财产也是不现实的。
罗忼烈教授排除的另一种可能性是辛弃疾的合法收入，即俸禄。辛弃疾做官的日子不过二十年， 其中有些还是穷官职，按照《宋史· 职官志·奉禄制》来粗略计算，就是把服官二十年的全部薪俸积下来也办不到。此外辛弃疾也不够资格被皇帝赐金赐第，本身又不是富商大贾。总之，罗教授指出：“他的经济来源是很令人怀疑的，要尝试解释未曾不可，但答案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这个不愿接受的答案就是辛稼轩有贪污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