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匎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餍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沓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三、 杜甫(9)
生存的压力迫使诗人成熟起来，他越来越冷静，言辞也越来越犀利，不动声色之中而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读杜心解》就说这首诗是“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逗点处，声声慨叹”。这种诗篇确实过于沉重，蒋弱六说此诗“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出现罗刹相，真可笑可畏”（《杜诗镜铨》引），可笑可畏的又岂止这几“相”。
武则天当政时期，为了招徕人才打击心怀不轨者，建立了延恩匦制度，即在皇宫外设立信箱，让那些想做官的、想伸冤的包括想高密的，把他们的想法都写在信中投进来，让皇上亲自审阅。这种直达圣聪的方式，有时也就是摆设而已，但走投无路的杜甫准备试试运气。
天宝十年（751），唐玄宗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及天地，大赦天下。杜甫抓住机会，不再零打碎敲，而是一口气献上《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三大礼赋。杜甫此次献赋，时机把握得好，数量众多，所献之赋又刻意迎合了玄宗胃口，所以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的效果，《新唐书·杜甫传》浓重地记下了一笔：“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这样的考试让杜甫倍感荣耀，多年以后他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还心潮澎湃，《壮游》诗说：“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莫相疑行》亦云：“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但这次考试带给他的依然只是虚名而已，他所期待的仕进却化为泡影，他的生活更加窘困了，“酷见冻馁不足耻”（《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天宝九年正月，唐玄宗听群臣奏，封西岳，二月，关中旱，西岳庙发生火灾，乃停封。天宝十三年，杜甫上表献《进西岳赋》，再次请求玄宗封西岳。玄宗对西岳非常看重，几乎把它视为自己的看护神。杜甫上表的目的依然在于求得出仕的机遇。故此文先作乞怜之谦辞，用伤感语气诉说自己落拓之窘境；后为违心之谀词，言当今“符瑞翕集，福应交至”，并大力颂扬杨国忠“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他所献《封西岳赋》触处所见尽是歌功颂德之辞，后来仇兆鳌也觉得这种称颂之辞与杜少陵崇高的形象不太吻合，便以举唐之世仅柳宗元一人反对封禅来为杜甫开脱，英明如魏征那样的贤臣也不能明决其非。
赋文进献之后，没有取得效果。杜甫再接再厉，又撰写了《进雕赋表》。也许是等待的时间过于长久，使杜甫的心态悄然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篇文章不再对求仕之意遮遮掩掩，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迫切心情；不再仅限以自谦与谀词来获得圣主的垂怜，更主要是希望以自炫达到自售的目的。在叙述他辉煌的家世、非凡学识之后，诗人还着重描述了当前的窘境：“臣衣不蔽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控转死沟壑。”不过，玄宗依然没有同情他。杜甫又向权贵们请求帮助，先后写诗给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又投诗给京兆尹鲜于仲通、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等，结果依然是没有一位大人物愿意引荐他。
失望之际的杜甫甚至想到了去当农民，“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江村》）。他开始为隐居做准备，在下杜城（今西安市南）附近买来住房，把家属包括两个两个儿子宗文、宗武接过来和自己住在一起，过上了家居生活：
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帝舍颇淳朴，所愿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巢多众鸟斗，叶密鸣蝉稠。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水花晚色静，庶足充淹留。预恐尊中尽，更起为君谋。
但这样的家居生活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杜甫在老家虽然有几亩薄田，也没有能力支撑这一家人在首都附近生活，哪怕生活很拮据。万般无奈，杜甫将家属送到奉先县暂住，那里有的县令是夫人娘家的亲戚，杜甫自己偶尔到邻县白水的舅父家蹭饭。此后，他经常往来于长安、奉先与白水之间。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干谒的诗篇终于发生了作用，他被任命为河西（陕西合阳附近）县尉。在困守长安十年之后，四十多岁杜甫等来了这样一个职位，这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虽然他窘困之至，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职位，后来改任右卫率府曹参军。这个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官，依然让老杜觉得滑稽，他在《官定后戏赠》中自嘲道：“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三、 杜甫(10)
一个月后，好歹已经是朝廷官员的杜甫喜气洋洋地回家探亲，但一路上看到的却是饿殍遍野，而骊山上唐玄宗正与杨贵妃在华清宫通宵饮酒作乐。回到家中，又有噩耗等着他，幼子竟然因为冻饿而死。诗人出离愤怒，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由于情绪过于激动，这首巨制长篇其实章法并不严谨。清人查慎行评论说：“叙事言情，不伦不类，拉拉杂杂，信笔直书，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家国之感、悲喜之绪，随其棖触，引而弥长，遂成千古至文，独立无偶。”（《杜诗集评》）诗人尚未知晓的是，在他发出愤怒呼声的时候，安史之乱已经在范阳爆发了。
6．潜逃
天宝十五载二月，杜甫从奉先县返回长安任所。由于形势岌岌可危，三个月后他又回到奉先，把一家大小接到白水的舅父家。不久，潼关失守，白水随之沦陷。一片慌乱之中，杜甫带着家人向北逃亡。此时他们犹如惊弓之鸟，马不停蹄，昼夜兼行，恐惧使他们已经感受不到疲惫与饥饿。诗人一度累倒在草丛中，他的重表侄已经骑马前行了十几里，发现诗人失踪，沿路寻找，大声呼叫，终于找到了他。在《彭衙行》中，他描述了逃亡的场景，其中有段为：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
杜甫一家终于到达鄜州。诗人把家人安顿在城北三十里的羌村，自己满怀杀敌报国的壮志激情，投奔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在国家危亡之际做出这种抉择，也确实表现出了诗人忠贞的本性。当时朝廷高官，或随玄宗逃之夭夭，躲到遥远的蜀中，或潜逃在偏僻的乡村，首鼠两端，观望成败，甚至卖身求荣。肃宗虽然建立了行宫，其时手下文武官员不满三十，诗人却毅然前往，不畏艰险，跨越敌占区前去追随，可惜在途中终为叛军所俘获，押解至长安。
不过，杜甫名气小，地位低，叛军并不重视他，不仅没有把他作为人才挑选出来委以官职——如王维那样，甚至连看管他的兴趣都没有，身为俘虏的杜甫竟然可以在长安城中自由行走。不过，想到鄜州的妻子，诗人还是忧心忡忡：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
严肃的诗人竟然还有这样深情的一面，这让我们很诧异。“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一个连妻子儿女都不牵挂的人，爱国家也可能只是一种标签。很多批评家都对这首诗大声叫好，不过他们欣赏的只是表达的技巧。蒋衡《拙存堂文集·杜诗纪闻》云：“此在长安月夜忆鄜州也。翻从鄜州说起，又不说闺中忆我，却说不解忆长安。忆鄜州，正面也；忆长安，对面也。去此两层单写旁面小儿，离奇变化，益见深情苦忆，笔法不可思议矣，……古人善用反笔，善用旁笔，故有隐笔，有奇笔，今人曾梦见否？”看到这些评论家只对所谓的笔法津津乐道，确实让人不可思议。这样的诗歌，是单纯的“奇笔”、“隐笔”所能写出来的么？
这一时期，杜甫迎来了进入了诗歌创作的一个高潮，先后写下了著名的《哀王孙》、《悲陈陶》、《悲清坂》、《春望》、《哀江头》等。至德二载（757）春天，杜甫躲进大云经寺，然后溜出金光门，从长安逃了出来，沿着崎岖山道，跑到了凤翔。成功大逃亡使诗人欣喜万分，“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他既然再世为人的恍惚，更有回归朝廷的自豪，虽然见到圣上时样子极其狼狈，所谓“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可这不正展示出了他的赤胆忠心吗？唐肃宗十分感动，五月十六日，任命他为左拾遗。
三、 杜甫(11)
左拾遗虽然只是从八品，却是清要之职，跟随皇帝左右，负责劝谏工作及举荐人才，也算得上“近臣”，有机会给皇上留下深刻印象，前途比较远大。怀着感恩的心情，杜甫积极投入到工作之中。也许是诗人太想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结果忽视了皇帝的感受，卷入到房琯事件的漩涡之中，被押进班房。房琯是杜甫的布衣之交，一生正气，大义凛然，名声响亮，自信心强，但能力极差，典型的传统士大夫。一个不懂军事的书生，在担任宰相之后，却积极要求指挥作战，结果一败涂地。政敌抓住机会诋毁他只忠于太上皇玄宗，对现任圣上不恭。肃宗大怒，罢免了他的相位。杜老夫子却畅言房琯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是天下士大夫的楷模，即使有些小瑕疵，也不会影响他高大的形象。
肃宗皇帝看见杜甫的论调，勃然大怒，下诏三司（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去审问他居心何在。幸亏韦陟与宰相张镐等人的论救，说杜甫虽然有些狂悖之词，但还没有失去谏臣的本分，这才使杜老夫子免遭处罚。遭此一劫的杜老夫子却十分倔强，在无罪释放后，他写了一篇《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表面上是述己之罪，奉谢感恩，实则固执地为自己辩白，并再次陈述自己由贼庭赴凤翔的经历，显示他的忠贞，实质上还是在指斥圣上误解贤臣。皇上很不高兴，逐渐丧失了对他的兴趣，慢慢疏远了他。三个月后，圣上找了个机会，打发诗人去探亲，以爱护关心他的名义将诗人从身边撵走了。《新唐书》杜甫本传的叙述是“（杜）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
至德二载闰八月，诗人离开临时首都凤翔，北归鄜州羌村探望妻儿，这促发他写下了被成为古今绝唱的叙事诗《北征》。苏东坡感叹说：古往今来的诗人很多，而唯以杜子美为首，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老杜虽然饥寒流落，但一饭未尝忘君。《北征》就是一首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可与秋色争高的佳作。后世书生常说老杜“每饭不忘思君”，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更让普通读者感动的诗篇，还是老杜见到家人后所写的《羌村三首》：
峥嵘赤云西， 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 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 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 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 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 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 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 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 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 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 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 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 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 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 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 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 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 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 四座泪纵横。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描述的就是这种诗篇。豪华落尽，返璞归真，才是诗歌的最上一层，这也就是前辈们常说的“笔力高古”，“遭乱生还，事出意外，仓卒情景，历历叙出。叙事之工不必言，尤妙在笔力高古，愈质愈难。”（《杜诗集评》）所以连乾隆都盛赞它“真语流露，不假雕饰，而情文并至”（《唐宋诗醇》）。至于那些分析其起承转阖的评论，总让人觉得是皮相之谈。
这年九月，朝廷光荣收复长安。探亲假满的杜甫率领妻子儿女浩浩荡荡地回到长安，继续担任他的左拾遗。不过，虽然诗人还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但还是难以弥补所失掉的圣上的恩宠与欢心。次年六月，又因房琯的牵连，杜甫被贬为华州（陕西华县）司功参军，这使他内心充满了委屈。一年之前，他从金光门成功逃亡，进入了中央政府；一年之后，长安光复，他却作为待罪之身被撵出金光门。这又如何让他不伤感，在诗中他含蓄地说“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那些得到圣上恩宠的官员纷纷从流亡之地回到首都，而自己这个在艰苦岁月中追随皇上的有功之臣却被流放到地方。眼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诗人骑着马儿驻足在都城之外，内心百感交集。
三、 杜甫(12)
司功参军负责地方的文教事业，主管当地的祭祀、学校、选举（生员）、考课等。不过，从老杜所写的《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中，我们还是发现老杜对时事颇为关注。这次考试共五问。首问有关赋税问题：官府应当收赋多少而不至于挠民；及针对当前赋税尽为军资的现实，如何保障军旅供给而又不使民众罹其疾苦。次问驿马供应问题：驿站是王命下达、民情上闻、军书传递的重要渠道，如何解决其费用，使其顺利运转。三问水陆运输问题：漕运转输的便利是国仓充实的前提，但如今水路不畅，牛力不足，如何解决？四问军队给养问题：足食才有足兵。当今战乱未平，正值用兵之际，而有司自救不暇，军粮无以筹集，怎么办？最后问到货币改革问题。而发问的目的就是为军队做好后勤保障，“使军旅足食”。
乾元元年（758）七月，诗人又替郭刺史撰写了《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贼形式图状》，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能姑息养奸，并进献了具体的调兵遣将之法来剿灭安庆绪之余部。仇兆鳌因此认为“杜公借箸前筹，洞悉情势。此等文字，真可坐而言、起而行者，初非书生谈兵迂阔也”（《杜诗详注》卷二十五）。老杜的军事思想是否真如仇兆鳌所言那样先进，由于这些主张没有付诸实践，我们也无从得知，不过至少可以肯定他非常关注这些问题。
这年年底，杜甫回洛阳探望老家。次年三月，返回华州途中，适逢郭子仪等九节度为史思明所败，溃于相州。诗人目睹了战争的惨烈与官军的腐败，写下了《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诗人终于对政治绝望了，回到华州之后，四十八岁的他便辞官而去，携带一家老小前往秦州（甘肃天水）。辞官后生活远非老杜所想象得那样轻松，他曾干起了采药种药的老本行，但这显然是杯水车薪，最后他穷得囊空如洗，“囊空空羞涩，留得一钱看”。后人常说老杜这首《空囊》“写穷况妙在诙谐潇洒”（《杜诗镜铨》），说老杜幽默而富有风趣，这实在是误解。此时诗人有自嘲，有恐慌，偏偏就是没有风趣潇洒，在一家大小都缺食少餐的情形下，他如何幽默起来。
7．流离
秋天的时候，老杜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刚好同谷（甘肃成县）有位素昧平生的“佳主人”（有人说是县官）写信给他，盛情邀请老杜前往。老杜抓住这根稻草，举家而去，“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妙绝，远客惊深眷”（《积草岭》）。其实这位“佳主人”只是随口那么一说，他没想到老杜是个实在人，竟然跨越崇山峻岭老投奔他。吝啬的“佳主人”慌了神，果断地将老杜难民似的一家拒之门外。老杜轻信人言，至此进退两难，旅费耗尽，食宿全无着落，几乎濒临绝境。看看他的《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一：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 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满头白发，未老先衰，缺衣少食，浪迹天涯，此情此景，让人潸然泪下。前人说，读《离骚》可以不流泪，但读这首诗不能不伤感。但朱熹朱文公却说“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诗流少及者。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朱文公文集》卷八四）。朱文公说，老杜这组诗艺术风格自然是不错的，只是结尾格调不高，老在感叹自己日子太苦、年纪太大，这说明老杜在“道”这方面修养还是不够。理学家之所以让人生厌，就在于他们不近人情，没有一点人的味道。
困境中的老杜茫然四顾，何处是他的安身之所，何人是他的依靠？“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四川有很多老朋友，又远离战火，看来就是他的乐土。这年十二月一日，老杜一家又踏上征程，“不缘衣食相驱遣，此身谁愿长奔波”（王建《行见月》，不解决衣食问题，他就要不停地奔波在旅途之中。
三、 杜甫(13)
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成都的杜甫，终于过上了几年安稳的生活。上元元年（760）春天，在老朋友彭州刺史高适及表弟王司马的帮助之下，诗人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旁建造起了草堂。草堂虽然简陋，生活依然艰苦，但一家人开开心心团聚在一起，自然也有道不尽的幸福，“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老杜结婚已经近二十年，二十年来诗人一直东奔西走，干谒旅食，与妻子相聚之日实在是少之又少，不经意间当年的新娘已经成了老妻。富贵之极的贾元春感叹“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父女兄弟，反不如小家得以常常亲近”。如今老杜也许会感叹虽然清贫，但画纸下棋，敲针钓鱼，享受天伦之乐，也是心旷神怡。更何况邻里和谐，民风淳朴，多有素心人相往来，“邻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赊”（《遣意二首》），“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春日江村五首》，“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送朱樱》）。
可惜，这样的日子不能长久，他的悠闲是建立在友人大力资助的前提下，而这种资助并不稳定。一旦有变故，一家七八口人——他的妻子、三弟、两个儿子、两三个女儿的生计都会存在问题。诗人说他曾经参加劳动，“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有客》），但对他而言这显然不是谋生的手段，只是休闲的方式。因此，草堂的生活并不总是浪漫的，“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在窘困之中，在生活的压力下，笑也勉强。而当暴风将屋顶的茅草卷走之时，诗人显然连勉强的笑容也挤不出来了。“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草堂即时》），“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屏迹三首》），这时剩下了之后愁了。他唯有向友人高适求救：“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代宗宝应元年（762）正月，严武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是杜老夫子的老朋友，经常率领随从到浣花村来看望他，也正是在他的资助下，杜甫翻修了草堂。不过，几个月后，严武调回首都，而成都又发生叛乱，杜甫只好留下三弟看守草堂，带着妻子儿女漂泊到梓州与阆州。直到广德二年（764），严武重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才回到成都草堂。这年六月，在严武的推荐下，朝廷任命杜甫为节度使暑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盛情难却，也为了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硬着头皮上任了，“已忍十年伶俜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宿府》）。幕府工作是枯燥的，距离浣花村较远，他不得不一个人住进幕府里，“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早年患有疟疾与肺病，如今“白头趋幕府”（《正月三日归溪上》），心情不好，长久坐在办公室里，感觉身心疲惫。但即使这种日子，对晚年的杜甫而言也是难得的奢侈。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暴病身亡，杜甫在成都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就离开了草堂，出川而去。也有传闻说杜甫触怒了严武，严武欲杀他立威，老杜见机而走。
大历元年（766）的夏天，杜甫来看蘷州，他在这里停留了一年零八个月，但却留下了四百五十余首诗，平均两天一首，几乎占据了他诗歌全集的三分之一。尤其是他的律诗，更是达到了顶峰。看这首《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衮衮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由于蘷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杜甫这一年多的生活也算平稳。据说为了风痹，他养了上百只乌鸡，还在城东有四十亩的果园，甚至还有了不少仆人，诗人经常在诗歌中提到的就有阿段、信行、伯夷、辛秀等。不过，在诗人看来，蘷州虽好，也非久留之地，晚年的杜甫思乡之情日益浓厚。大历三年正月，杜甫带来全家，乘着木船，出峡来到江陵。但江陵的生活显然是他始料未及的，“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日子一天比一天苦，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诗人茫然了，“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晚秋的时候，诗人飘零到湖北公安县，但公安并不太平，他乘船继续南下，来到岳阳：
三、 杜甫(14)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
历来人们从各个方面来叙述这首诗的妙处，有称颂境界的，有赞誉胸襟的，不一而足。还是《杜工部诗通》说得最为平实：“此诗百代诗人所共推服，无他，以实气对实景，写实情耳。气有馁者，欲不言袭取，终不能欺人。”他认为这首诗歌动人之处就在于实话实说。诗人一心还叶落归根，但湖南战争不断，他被迫南行，从岳阳飘到潭州（长沙），从潭州飘到衡州（衡阳），又返回潭州。而这期间，他一直住在船上。大历五年（770）四月，潭州发生兵变，杜甫逃往衡州，行至耒阳时，江水暴涨，五天没有进食。县令聂某听说后，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明皇杂录》说，杜甫在长期讥饿之后，暴饮暴食，结果过饱而死。
四、韩愈(1)
对于韩愈，景仰的人很多。在唐代文人中，韩愈确实算得上综合素质高、发展全面的典范。他文章写得好，有“杜诗韩笔”一说，诗歌也自成一派，人称韩文公，同时他头脑清醒，有政治眼光，大力排佛，反对军阀割据，官也做得大，人称韩吏部（韩愈是实实在在的吏部侍郎，杜甫人称杜工部，但只是检校工部员外郎，还是虚的），所以苏轼说他内外兼修、文武俱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不过，也有许多人不喜欢韩愈，南宋以来的理学家批评韩愈根本不懂“道”而乱说“道”，周作人、张中行则说韩愈写文章喜欢装腔作势，道学气太浓，毛泽东主席说韩愈文章的思想太肤浅。李泽厚更是全面否定了韩愈，说他贪名位，好资财，耽声色，佞权贵。其中，谈的最多的，还是他的“谀墓”问题，即韩愈为了润笔费，对死人大唱颂歌，有辱斯文。后来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惋惜地说，韩文公如果不写这些阿谀奉承的墓志铭，那他真是文化界的泰山北斗了。一代大文豪，尽做些发死人财的糗事，这难免让人心中憋气。所以，当年刘叉从韩愈那里偷走一大笔钱时，刘叉说得理直气壮（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如给我老刘祝寿），大家也觉得理所当然。让大人物吃瘪，是多少人的梦想！但堂堂的吏部侍郎，为什么要“卖文”呢？要了解韩愈究竟是不是一个“财迷”，就必须对他的生活状况与经济收入做点调查。
1.饥寒
杜甫死后43年，元稹受他的孙子杜嗣业所托，写了一篇墓系铭，首次将李白、杜甫相提并论，并说李白在乐府、排律等方面远远不如杜甫，一时引起了广泛争鸣。两年后，韩愈挺身而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韩愈为什么要为李白鸣不平呢，出了公议之心外，私下揣测，可能还与他对李白的好感有关。天宝十四载（755），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任武昌（今湖北鄂州）县令，离职的时候，当地人刻石颂德，请李白写《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李白在碑中大唱赞歌，说韩愈的父亲大人“滂注王泽，犹鸿得春。和风潜畅，惠化如神”。这份恩情，想必韩愈会铭记在心。李白写这篇碑铭，润笔费拿了不少。至于这种既得人钱财还让人感恩戴德的赚钱手段，对韩愈是否有触动，另当别论。
据说韩愈后来经常梦见李白，其实韩愈对李白不会有具体印象，李白死后六年，韩愈才出生。同样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韩愈他自己的父母，出生两个月后，韩愈的母亲就离他而去，三年后，他的父亲又死在秘书郎任上。韩仲卿官做得不够大，韩家又不是什么望族，所以留下的家产不会太多。韩愈经常自称昌黎人，李翱的《韩吏部行状》、刘昫的《旧唐书》这样说，后人也叫他韩昌黎，其实他并非昌黎韩族，韩愈这样说可能是为了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李白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已经明确的说出韩愈的父亲是南阳人，韩愈死后也葬在河阳韩氏祖茔，后来欧阳修等人在编纂《新唐书》时就说韩愈是南阳邓州人了。
父母死得这样早，韩愈并没有成为孤儿。他的长兄韩会承担了抚养他的重任。韩会比韩愈大将近三十岁，也算当时的名士才子，受权相元载的青睐，担任起居舍人。不久元载倒台，韩会受到牵连，贬到广东韶州，年少的韩愈也随之颠簸流离。更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德宗建中元年（780），韩会在韶州郁郁而终，韩愈时年十三岁，与嫂子郑氏一起将灵柩运回河阳故里，开始了“零丁孤苦”的生活。这段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在接踵而至的打击中成长起来的韩愈，后来很少提及，不过从他对嫂子郑氏终身感激及与侄儿韩老成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当日生存的艰辛。
贞元二年秋天，韩愈十九岁了，承担振兴家族重任的他，毅然决定赴试求仕。经过县、州两级考试合格后，这年十月他赶到了长安，在户部报名参加第二年二月份举行的礼部进士科考试。当时的韩愈既没有名气，又没有名人推荐，不知道“功夫在考试之外”，所以很正常的名落孙山了。贞元四年，韩愈再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再次碰壁。这时的韩愈终于有所醒悟，意识到关系网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四处寻求援助，把自己所写的文章散发出去，但没有什么成效，这些权贵对他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贞元七年的进士科考试他又一次落第。也就在这一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得到了古文家梁肃的赏识。梁肃当时担任着右补阙，与陆贽等关系密切。次年，陆贽担任主考官，邀请梁肃为助手，考试题目《明水赋》和《御沟新柳诗》，韩愈理所当然高中了。陆贽这次考试相对公允，录取了一大批名士，有“龙虎榜”之称。这段经历，显然对韩愈刺激很大。韩愈晚年的时候，他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一个应试的举子要注意建立良好的关系网。他谆谆教诲道：“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意思就是说，到京城中应试的考试有几千人，什么样的人才都有，要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具有良好的交往与沟通能力。对你有用的人（韩愈说的是善人），即使不喜欢你，你也要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你无用的人，即使很喜欢你，也没有必要有过多的来往。这样，高官厚禄就俯拾可得了。话说得相当俗气，却是韩愈自己的亲身体验。
四、韩愈(2)
礼部的进士科及第后，必须参加吏部考试，始能获得官职。韩愈当即参加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不料复审时，被中书省黜落。就这样，韩愈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循环，第二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再次落第，第三年还是同样的故事。韩愈着急了，眼看就可以踏上仕途，但最后一关始终无法通过，心焦之下，他决定直接与高层沟通。贞元十一年正月廿七日，他给宰相赵憬、贾耽、卢迈等写信自荐。没有任何音讯，廿九日再写了一封信，还是石沉大海。他无法等待下去，径直跑到光范门去拜见宰相，结果守门员不让他进去。韩愈愤怒了，又回去写了一封信。前两封信，多俯首帖耳之状，所以有人批评他切于仕进，“略不知耻”为饥寒所迫，写出这样低声下气的文字，实在汗颜。第三封信就露出他兀傲峥嵘的本相来了。
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十年时间韩愈就是在考试中度过，四举于礼部，三选于吏部。这段时间他的生活来源是怎样的呢？韩愈参加考试的最初原因，就是家境凄凉。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回顾了自己这段时期思想的变化：年轻的时候，读圣贤之书，以为做官出仕都是为他人服务，为了救国救民。快到二十岁的时候，家里穷得不象样子，衣食都无法保证，才知道出仕做官也是为自己。到了首都，发现大家对举子很看重，更坚定了自己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决心，于是到处向他人讨教考试的技巧。但考试是需要大笔资金的，没有钱，韩愈是如何支撑下来的呢？即使“终朝苦寒饥”，也需要基本的生活费用。家里没法供给，又没有得力的亲戚朋友，最大的可能就是向权贵寻求援助了。韩愈第一次进士考试失败后，按照惯例，他应该回到所在州县，重头再来。但此时的韩愈实在太穷了，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简直无法活下去，迫不得已，在大街上拦住北平王马燧向他求救。马燧同情他的遭遇，将他带回府第，供给他衣食。这十年的生活，可能就是在打秋风的过程中熬过来的，他后来回忆说，“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来对润笔费产生特殊的感情，也在情理之中。
2．漂泊
唐代文人入仕，还有另外途径，那就是成为方镇的幕僚，文人入幕的现象在中唐十分普遍，因为它能给士子带来美好的前程。有过入幕经历的权德舆、杜元颖、裴度、柳公绰、李绅、杜佑、令狐楚等人，后来都官至宰相，据说唐代后期，三分之二的宰相都是从幕僚中奋斗出来的。即使做不了宰相，按照白居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入幕的那些名士十之八九也会成为公卿士大夫。欧阳修曾羡慕地说道：“唐诸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集古录跋尾》卷八《唐武侯碑阴记》）韩愈之前，许多著名文人都尝试过这条终南捷径，高适依附哥舒翰，岑参依附高仙芝，杜甫依附严武，都是这样。
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秋，二十九岁的韩愈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当时的东都留守董晋，被任命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等官职，韩愈与董晋的次子董溪关系很好，这样就被董晋辟为观察推官，以正九品上校书郎试用上报朝廷。幕僚的收入较高，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愿作当县尉、参军，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就是因为幕府的待遇高。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韩愈，终于迎来了曙光，过上幸福了生活，韩愈自己说过，他在汴州、徐州当幕僚的时候，每月的收入，比以往多了将近一百倍。他将侄儿韩老成接到汴州，来分享自己的快乐，还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后来的嫡系如李翱、孟郊、张籍等人这时纷纷前来投靠他，他们一起谈文论艺，钓鱼赏花，饮宴出游，好不惬意。尤其是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钓鱼爱好，几乎陪伴了韩愈一生，后来在京城钓，在洛阳钓，阳山钓。在他的诗歌中，使用鱼意象或直接写钓鱼的诗有20首，如“投竿跨马蹋归路”、“持竿钓温水”、“鞭马出都门”、“投竿而渔，陶然以乐”等。张籍对这段生活也非常怀念，后来他在诗歌中回忆道：“忆昔西潭时，并持钓鱼竿。共忻得鲂鲤，烹鲙于我前。几朝还复来，叹息时独言。”（《寄韩愈》）
四、韩愈(3)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四年后，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韩愈以幕僚身份，护送董晋灵柩至洛阳。韩愈等人刚刚离开汴州，那里就发生了叛乱，韩愈留在汴州城的妻儿老小，跑到了徐州，所以韩愈一到洛阳就匆匆奔徐州而去。当时徐州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与韩愈是老熟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又辟他为节度推官，奏请以太常寺正八品上协律郎试用。这是，他的儿子韩昶也出生了，韩愈没有推辞，接受了张建封的好意。不久，他代表张建封出差到京师，受到朝廷官员的盛情款待。他的一些朋友同年，已经在京城扎下了根，想帮助他活动活动，留在京城。如一同考取进士的欧阳詹，此时正担任国子监四门馆助教，曾计划率领其学生奏请以韩愈为国子监博士，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下文。
到京城跑了一圈，见识了老同学的幸福生活，韩愈的心情也开始不平静起来，他觉得每天上班点卯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了。一般情况下，节度使的幕僚们应该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中午还没有午休，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八小时。韩愈认为自己支配的时间太短了，于是给张建封写了封信，希望改变作息时间，建议“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也就是说希望每天分上、下午上班，给出充分的午休时间。上午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工作到１１点，下午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工作到９点。张建封有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能乱说。或许张建封最后对韩愈一人网开一面，所以韩愈说他在这期间读了不少书，“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
不过，韩愈还是心里不太平坦，觉得生活很压抑，张建封对他也不是言听计从，这样混下去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前途。五月中旬的时候，他主动向张建封上交了辞呈。也许是少年时期韩愈所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这时候上天开始眷顾他。十四日，韩愈和妻子刚刚启程前往洛阳，第二天徐州的军士就发动暴乱，韩愈又一次死里逃生。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朋友们也纷纷写信表示祝贺。
贞元十八年新年的到来，也给韩愈带了新的生活。他终于通过了吏部铨选，担任正七品上的国子监四门馆博士。这一官职，职务不高，影响却很大，尤其对教育行业，更重要的是韩愈从此进入了一个有发言权的圈子，身份从地方幕僚转变为政府公务员。韩愈一到任，就不失时机地向主考官权德舆荐举了一批朋友如侯云长、尉迟汾、沈杞、李翊等人，使得他们得以进士及第。这年十月，韩愈再次升官，成为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进入朝廷的要害部门。正当韩愈韩愈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仅仅两个月后，他就被赶出中央，出任湖南连州的一个阳山县县令。显然，他遭受了重重的处罚，为什么呢？新旧《唐书》、《唐才子传》都认为是“宫市”的原因，但今天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与“宫市”无关，要么是说实话，上书论天旱人饥，得罪了权臣京兆尹李实，要么是受到了持不同政见者王叔文、韦执谊乃至柳宗元、刘禹锡的排挤。
此后，韩愈又开始了与贫困作斗争的生活。作阳山令，他自嘲“酸寒何足道”；两年后任江陵府法曹参军，他说自己“掾俸之酸寒”；元和元年（806）再拜国子博士，次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三为国子博士，一直生活窘困，有时候竟然是上顿不接下顿。生活艰难，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职位俸禄都不高，另一方面则是他供养的家人越来越多。首次担任京官四门博士的时候，侄儿韩老成一家过来依附于他，这时他已经“家累三十口”；二度担任国子博士的时候，堂兄一家也来投奔他。在当时，拿工资的人，是有义务供养他的穷亲戚的。韩愈的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如县丞崔斯立，就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太原府参军苗藩，供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的时候遗产太少，连安葬都成了问题。韩愈拖着这一大家子人，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象，“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如何生存下去呢？为了家人，他又开始四处求援。他写信给兵部侍郎李巽，描述自己“动遭谗谤”、“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的惨况，请求李巽帮助；又向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求救，反复乞求，说他如今所需的生活费用，就是对方的一顿饭钱，“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同时，他抓住一切机会，与领导人沟通，给他们写序，颂扬他们的功德，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后来人们说韩愈摇尾乞怜，无耻上进，和这些文字也有关系。如司马光说，韩愈写给于頔等人的那些信，肉麻地歌颂对方，以此换取一些生活费用。看他的文章，就知道这个人的志向是“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颜乐平颂》）。王若虚也说，韩愈过不得苦日子，那些哀号可怜的语气，经常在他的文章中出现，因此遭到后人的讥讽。“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悦之计”（《臣事实辩下》）。
四、韩愈(4)
3.稿费
元和八年春天，韩愈写了著名的《进学解》，正话反说，“把自家许多伎俩，许多抑郁，尽数借他人口中说出，而自家却以平心气和处之”。当时的宰相看到这篇文章，惊叹不已，又同情他的遭遇，又认为他有史才，于是任命他为五品上的刑部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这是韩愈人生中的一大步，从此他开始进入高官阶层。人们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韩愈还是用他的文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三年后，韩愈就被调任为正五品上的中书省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唐宪宗准备以武力解决淮西问题，许多官员畏畏缩缩，韩愈坚决支持，被任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开赴前线，淮西叛乱平定后，韩愈随即升为正四品下的刑部侍郎。
就在他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时候，韩愈一冲动，又给自己惹下了大麻烦。元和十四年，宦官杜英奇迎佛骨至长安，唐宪宗先将它迎接到皇宫大内供奉，然后再送至寺庙。上行下效，一时士民如痴如狂。韩愈马上给宪宗皇帝写了一封奏章，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历史上信佛的皇帝都是短命的。宪宗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亏裴度、崔群大力营救，才被改变为潮州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