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的诏书是正月十四日下的，按照规定，韩愈必须第二天离开京城，家属也不得滞留。韩愈先走一步，他的家人随即被撵了出来。当时他十二岁的女儿，正卧病在床，也要被遣送潮州，结果死在途中。韩愈共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这次夭折的是他的四女儿。女儿的死，对韩愈是个巨大的冲击。早年亲人接连丧失的阴影又笼罩他的心头，巨大的恐惧使他很快放弃了自己的立场。甫到潮州，他立即上表给皇帝，承认错误，说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并对宪宗皇帝大肆吹捧，说他是古往今来的大明君，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还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亲自去拜访当地有名的大颠和尚。这让后来的许多读者感到惋惜，也有部分人对他的这一举动表示鄙夷。
潮州的生活，确实对韩愈是个考验，饮食就算一个问题。上次韩愈在南方生活，还是在幼年时期，当时的他懵懵懂懂，对饮食等不会有什么印象。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他又回到了南方，这次对南方的饮食才真正有所体验，他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在写给柳宗元等人的诗中，他详细描述了吃鲎、蚝、蒲鱼、虾蟆等食物的过程，但是对吃蛇，他表示还是无法接受。
韩愈的认错举动很快上达天聪，传到皇帝那里。唐宪宗思前想后，认定韩愈是真心爱护他才说出偏激之语，于是决定原谅他并准备将他召回中央，后来由于权臣的作祟而未成行。大约在潮州呆了八个月后，韩愈被量移到环境更好的袁州（今属江西宜春）作刺史。次年，新君穆宗即位，韩愈又写了《贺庆云表》以示恭敬之意，旋即被召回京城任国子监祭酒。
长庆元年（821）正月，韩愈在国子监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半年后，他又被提拔为正四品下的兵部侍郎。第二年，镇州发生兵乱，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狼之群，面对设甲士于庭的叛首王廷凑，严辞斥之，并以利害晓谕他们归服中央。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说韩愈“勇夺三军之帅”，指的就是这件事。过了两年，唐穆宗因服金丹而死。又过了两年，韩愈也随之而去，据说也是服丹药而死。《清异录》卷二说：“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间日进一双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大意是说，韩愈对声妓兴趣颇隆浓，为了增强体力，用丹药来补身体。他把硫磺拌在饭里喂养小公鸡，一千天后煮掉，每天吃两只，结果后来就出了问题。
四、韩愈(5)
这件事首先是白居易捅出来的，他在《思旧》诗中说：“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宋人笔记自然不会放过这等事情，孔平仲《孔氏杂说》、葛立方《韵语阳秋》、陈师道《后山诗话》都更详细的记载。后来有学者为韩愈辩护，说白居易诗中所说的“退之”是卫退之，不是此韩退之。其实想想韩愈一生的行事及晚年的生活状况，做出这点事还是很有可能的。他本身对丹药有一定兴趣，曾说过“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寄随州周员外》）。而晚年经济情况好转，享受一下，过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也在清理之中。
元和八年（813）以来，韩愈的工作越来越稳定，官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高，虽然期间也有一些小挫折，但对他的生活水平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他被贬为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心情可能不好，但收入并不少。按照《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的记载，元和十四年前后，刺史的工资，近州为180贯，中州为150贯，潮州位置偏僻，应该也不会少于100贯。同时他的领导还会补贴大约50贯，“（观察使）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这样他的最近收入就会达到150贯，是韩愈当国子博士时收入的6倍。所以晚年的韩愈再也没有在诗文中哭穷了，不仅如此，他还经常炫耀自己的发家史。在《示儿》一诗中，韩愈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覆。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他说自己经过三十年的奋斗，终于在首都购置了一处房产，一套属于自己的的大宅院，里面有中堂可以祭祖、宴宾客、行冠婚礼，北堂是厨房，南堂是仆人的住房（自己的卧房属于隐私，不便说，可能在东堂或北边）。这套住宅还带有一个大庭院，里面种着槐树和榆树，还有鸟儿飞来飞去，这让韩愈很得意，后来他就死在这套房子里。
在首都购置一套房产，不仅今天很难，唐代更不容易。韩愈当国子博士的时候，俸禄只有25贯，而一套很差的房子，号称“凶宅”的那种，要价可能也会达到210贯之多，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只有在梦中想想罢了。五十岁前后，他在长安买了这样豪华的房子，又怎么不值得趾高气扬，四处招摇？当然，韩愈敢于招摇炫耀，也和他买得理直气壮有关。据说当时不仅一般低级官吏买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员外郎、工部尚书那样的政府高官都买不起，他们都是“租房一族”，很多官员最终都是死在官舍或旅店中，在繁华的闹市一生都没有自己的私房。韩愈能够买房，是因为他有俸禄之外的巨额收入，那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润笔费。
润笔费有多少呢，竟然可以让韩愈“一掷千金”？韩愈留下了一篇文章，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让我们可以略见端倪。在文中，他交待了撰写王用神道碑文的润笔费：“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在另一篇《谢许受韩弘物状》，他收到了“五百匹”作为酬劳。据有关人士分析，按照当时的物价，一斤盐卖40文，一斗米值50文，一匹绢“直钱八百”。韩愈一次性得了五百匹娟，就是一篇文章卖了40万，就是400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买一套中等的房子了，也足够让一个人过一辈子。韩愈的朋友孟郊死后，韩愈等人记载100贯作丧葬葬，“尚有余资”，再加上郑余庆送“所送二百七十千”，据说已经可以让孟郊的家人衣食无忧了。当时官员的俸禄是多少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一文说，秘书省校书郎的月俸是万六千文，拾遗是三万文，太子宾客是八万文，六部尚书是十万文。
这样的收入，自然让韩愈乐此不疲，来者不拒。拿了人家这么多钱，墓志铭自然尽往好处说，写的多了，“谀墓”现象就突出了。当时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不无嫉妒地说：“公鼎候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里还是很含蓄，只是说韩愈的文字很值钱。而北宋的司马光，一位自己和他人都认为很正直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韩愈很贪财，“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颜乐亭颂》）。客观来讲，我们对韩愈也不必有太多苛责。写碑志给润笔费，是当时的风气，白居易给他最亲密的朋友与战友元稹写墓志，还得了润笔费六、七十万。而写墓志铭，有谁比韩愈水平高，又有谁比他名气大呢？韩愈拿钱后，信口雌黄的墓志铭也是有的，但作为反面典型的如关于董晋父子的两篇，前人据此说他谄媚权贵，也不能算符合事实。前面说过，在韩愈最艰难的时候，这父子俩给予了他莫大的信任，在文章感激一下，颂扬一番，当是人之常情。古往今来，在墓志铭这类文字中，在开会的时候，有几人没有说些违心的话，写点夸饰的东西？
四、韩愈(6)
有了钱，出手也大方起来，也可以做些他想做的事情。在潮州的时候，韩愈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工资100贯捐献出来，作为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万，助修湘君夫人神庙”。朋友有生活困难，他毫不迟疑地伸出了援助之手。韩愈还在长安近郊买了一套别墅，即即诗文中多次提到的“城南庄”，在那里与一帮文人如张籍、贾岛等人垂钓、联句、泛舟，悠闲自得。
在城外这套别墅，韩愈还写过一首教育子女读书的诗歌，即《符读书城南》，结果让他备受后人抨击。在前面所引的《示儿》诗中，他说现在家里往来的都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掌握中央政权)。在《符读书城南》中，他告诉小孩，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拥有这一切，不然当个农民就会辛苦一辈子，“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教育下一代努力读书是对的，但以高官厚禄、奢侈生活来诱导，在很多人看来，就大错特错了。好比前段时间，湖南一位中学教师教育学生，只有读好书，才会有金钱美女一样。所以许多人站出来，批评韩愈“徒以利禄诱子”，“爱子之情则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也”。看看别人杜甫，在教育他的儿子杜宗武时所写的《示宗武》诗，说得多么严肃伟大，都是以圣贤为榜样，“所示皆圣贤事也”。南宋最有名的那个理学家朱熹，对此最为不满，说韩愈本身就是一个“官迷”、“财迷”，整天所想的就是享受生活，如下棋、赌博、写诗之类的，这样俗气的人能有什么东西教育下一代呢？“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
韩愈一生行事，看起来确实很实在，实在得甚至很俗气。做官、发财、享受人生之类的愿望，大家都是在心里偷偷想想，他却直言不讳地大声说了出来，自然会让人侧目。不过，还是古人黄震说得好，“世多激其以富贵诱子,是固然矣,然亦人情诱小儿之常。愈于后世之饰伪者。”(《黄氏日钞》)说实话固然不动听，总比说假话好。
五、白居易(1)
古往今来，聪明的人很多，快乐的却没有几个。聪颖过人的人，用他的慧眼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往往容易陷入悲观与激愤的情绪中，难以享受平淡的生活。白居易无疑是极为聪明的，会读书，善于考试，有理想，有抱负，敢作敢为又善于保全自己，既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才干与能力，做了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又能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保持超然的态度。他也经历过不少挫折，但不执拗，善于吸取教训，能迅速将不快与伤感等负面情绪抛之脑后，收集幸福与快乐，丰富自己的人生。孟子以来，很多读书人都标榜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事实上往往是达则独善其身，穷则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兼济天下者往往奋不顾身，独善其身者又往往忘怀世事，象白居易这样能把出世与入世的尺度把握得这样精细与完美的才子，并不多见。
1.苦读
对自己的天资，白居易自己也感到十分自豪。在写给老朋友元稹的信中，他得意地说告诉对方，在自己六、七个月大小的时候，保姆抱在怀里，指着屏风上的“之”与“无”两个字要他区分，他总能百发百中。五、六岁的时候，白居易开始学写诗，到九岁，他就对声韵运用自如了。明清以来，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那些才子往往是“连中三元”，最后成为状元。白居易没有成为状元，甚至与前三甲也失之交臂，礼部的进士科考试他是第四名，但也算得上是“连中三元”。 二十九岁参加进士科考试、三十一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三十五岁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他都是一举成功。比起韩愈的四举于礼部、三选于吏部，白居易可谓一帆风顺，在考场上真是如鱼得水。即使在整个唐代，像他这样一次就能通过礼部与吏部考试的人也没有多少。
更难得的是，由于白居易的考试答案极其规范，后来成为吏部考试的标准，这就是白居易自己所说的：“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与元九书》）唐代士子经过礼部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然后通过吏部的考查，得到官职。吏部主要考查的身（长相风度）、言（语言表达）、书（书法）、判文，其中判最为重要。白居易的判文在唐代最负盛名，他的好朋友元稹自豪地说，自从白居易制科考试等第后，他所写的那些《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与百道判文，就在首都流传开来，成为举子们学习与模范的范文。
今天成为文学家的人，往往都有一个爱好文学、会讲故事的奶奶或母亲。白居易在考场上顺风顺水，具有超强的考试能力，也可能与他有个会考试的爷爷有关。他的祖父白锽，十七岁就明经及第了，算得上少年得志。他的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这样看来，白居易应该是书香家庭出身。不过，在给祖父写传记时，白居易说白锽善于写文章，尤其善于写五言诗，那当是作为孙子对祖父的尊敬，不能看成一个大文豪的评语，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白锽有什么好诗歌可以炫耀一下，白锽与他的孙子比起来，顶多是一位虔诚的文学爱好者。他的外祖父，那位当过鄜城令的陈润，诗歌造诣还算深厚，《全唐诗》收录了他的八首诗。不过，清代文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谈起陈润最得意的《宿北乐馆》诗时，忍不住拿它与孟浩然的《归鹿门》比较了一下，最后认定二者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六、七个月大小就能识字，应该算是神童吧。古往今来，中国的神童都不匮乏，不过长大后往往泯然于众人，所以有人总结出人生三大不幸，第一不幸就是少年得志。当年陈韪见到十岁的孔融，不以为然地说：“小时了了（聪明之意），大未必佳。”陈韪这话说得有点酸，妒忌的味道太浓，自然不讨人喜欢。所以孔融当即嘲弄他，说他小时候肯定十分聪明，言下之意是现如今不怎么样，有点傻傻的。不过，“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却是事实。很多人小时候过于聪颖，远远超过众人，便以为天下之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以为功成名就会手到擒来，后来稍有挫折，或一不如意，就愤激，就颓废，最后是一无所成。白居易能在考场上脱颖而出，除了天分好、遗传好，更在于他的勤奋，在于他后天孜孜纥纥地学习，即他自己所说的“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意思是白天作赋，晚上写字，还不时作诗，整天不间断地学习，后来舌头长疮，手肘都磨出了厚茧。在人们印象中，唐宋才子似乎都是在挥洒才气，天分很高，用不着刻苦学习，整天悠悠然，飘飘然，诗句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生活很轻松愉快。看看白居易，我们才知道他们考试的压力也很大，学习也很累，比起今天，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白居易(2)
天资好，又勤奋，但白居易仍然直到二十九岁才进士及第。为什么这么晚才参加考试呢？白居易说是因为家里太穷了。白居易出生在郑州新郑县，那里有他美好的童年回忆。五十六岁那年，白居易回洛阳时途经到新郑，写了一首《宿荥阳》：
生长在荥阳，少小辞乡曲。迢迢四十载，复到荥阳宿。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追思儿戏时，宛然犹在目。旧去失处所，故里无宗族。岂惟变市朝，兼亦迁陵谷。独有溱洧水，无情依旧绿。
正如诗中所言，白居易是十二岁时离开荥阳的。当时藩镇混战，越来越激烈，新郑也战火弥漫，时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的白居易就开始了颠簸流离的生活，寄居在越中，过着“数行乡泪一封书”的生活。十五、六岁前后，他写了不少诗，大多是抒发他的乡愁的。此外，著名的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也是在这一时期所写。历来盛传白居易去长安拜访前辈诗人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名字，先是笑眯眯着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等到看见白居易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马上改口道：有才如此，在长安住下来并非难事。虽然这个故事大家都很喜欢，但这个时期的白居易还没有机会到首都去旅游，故事显然是子虚乌有。后来又有人说，顾况当时不在长安，是犯了错误被撵到江南，然后白居易瞅了个机会去拜访他，此说也只能聊备一笑。
年轻的白居易才气是有的，十六、七岁的时候，他还写过《王昭君二首》，这让后世的老夫子欣喜若狂，说他小小年纪就有忠国爱国的赤诚之心。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知宫里时。
六朝至隋唐的文人们大多对王昭君很同情，一个弱女子嫁到北方苦寒之地，整天是沙尘暴，风俗习惯都不同，老死在异乡，想想都让人一掬同情之泪。但年轻气盛的白居易却说，王昭君到了塞外，天天惦记的是皇宫的那位从来不搭理她的天子，担心的是她自己容颜的憔悴。未经人事的少年，想象力是丰富的，对人心的体察不免幼稚，所谓“语浅意深，语近意远”等，不免有吹捧的嫌疑。后来有人称赞白居易早熟，说他十五岁就写出了像老杜那样风格的七律：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这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十五岁的白居易虽然早慧，也开始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但毕竟是少年难知愁滋味，有些情感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上面这首诗，是他二十七岁时所写的。贞元十五年（799）河南发生暴乱，战事蔓延很广，持续时间也很长。当时白居易的大兄幼文是浮梁县（今江西省景德镇市）主簿，堂兄二人分别为于潜（今浙江省临安县附近）县尉和乌江县（今安徽省和县）主簿，诗人与弟妹正在符离（今安徽省宿县），加上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的弟妹，共处五地。所以诗中才说“一夜乡心五处同”。
2.纯真
有不少人对白居易的独善其身表示惋惜甚至不满，认为这是胆怯与自私的借口，是缺乏执着人生态度与奋斗精神的表现。人们常说白居易“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似乎白居易是在一面工作，一面享受，这确实是一种误解。在六十七岁那年，白居易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说他做官三十年，如今退休在洛阳，买了一套别墅，里面有台、榭、舟、桥，整天喝酒、写诗、弹琴，与酒徒、琴侣、诗客厮混在一起，既有“空门友”，还有“山水友”、“诗友”、“酒友”。凡是观寺丘野有泉石花竹者没有不去游览的，人家有美酒鸣琴者没有不去拜访的，有好书及美女没有不去欣赏的。写完诗就喝酒，醉了就睡，醒来继续写，继续喝，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这种生活确实很颓废，不过对于一个退休的老人而言，也没有太多值得指责的地方。年轻的白居易，也曾激情四溢，也曾有饱满的工作热情与执着的人生态度。但在一个昏暗、混乱的的时代，一个连天子都无可奈何摇头叹息的时代，对于一个曾经碰得头破血流的人，非要他殉葬才肯罢休吗？
五、白居易(3)
三十二岁那年的春天，白居易被任命为校书郎，正式步入仕途。三年后，他成为周至县尉，随即又调任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大约冬天到来的时候，又被授予翰林学士。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白居易终于成亲了，他的妻子是杨虞卿的从妹。先立业，后成家，白居易算是一个典范，三十多岁成婚，在今天也能算个晚婚的模范。这时，喜事连连的白居易活力四射，虽然他人微言轻，但有一颗炽热的心，他要用自己的笔报效朝廷。那些让“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让“握军要者切齿”的新乐府诗，就写于这段时间。白居易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白居易这些诗歌涉及的问题很多，有农业问题、边防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甚至还有与皇帝生活有关的“宫市”问题，即他在诗中所总结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叹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这些问题本来积累已久，大小官吏心知肚明，但谁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大家相互忽悠，粉饰太平。白居易是初生牛犊，无知无畏，大声疾呼，鞭挞、讽刺，辞激情真，确实让我们感动，让官僚厌烦。这些诗歌虽然艺术性不强，但锋芒毕露，针针见血，比起那些风花雪月、歪歪唧唧、无病呻吟的诗歌，不啻好上数倍。
唐宪宗终于注意到这位斗牛士一样的诤臣，迅速将他提拔为左拾遗。白居易十分感激，自然想要做出一番业绩来报答圣恩。每当朝廷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这位诗人总要挺身而出，把大家想说又不敢说的一股脑全说出来，史书上记载这段诗人这段经历的原话是“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这时，白居易经常说的三步曲是：“皇上，您错了”，“皇上，您又错了”，“皇上，您还是错了”。皇帝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皇帝欣赏他，并不意味着可以容忍他的直言无讳。军阀王承宗叛乱的时候，唐宪宗任命他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白居易又出来“说三道四”。唐宪宗终于实在不耐烦了，大发雷霆，说道：“白居易这小子，还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怎么专门与我作对，一点规矩都不讲，我实在受不了。”好在当时的丞相李绛对白居易也很欣赏，在一旁劝说道：“白居易之所以不怕死，事无巨细都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就是为了报答您的厚爱。皇上您想要大开谏诤之路，就应该让白居易说话。”这才让白居易逃过一劫。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回到渭村居住。在渭村的这三年多时间，白居易生活十分困难。他是一个靠基本工资生活的人，之前在中央政府做官，虽然只是言官，没有什么实权，收入有限，但由于他是苦出身，对自己要求严格，对生活要求不高，所以没有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担任校书郎的时候，工资忒低，但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还是很激动，很满足，这毕竟是他的第一份收入：“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后来当了翰林学士，搞调研，写新乐府诗，目睹许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辛苦一年而衣食都无法保障，不免对自己轻轻松松拿工资的行为感到羞愧，“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现在丁忧在家，没有收入，没有积蓄，生活自然窘迫起来，最疼爱的女儿金銮子也夭折了，这都让很揪心。好在老朋友元稹伸出了双手，不断拿出自己的工资来支援，帮白居易度过了难关。中唐人才辈出，许多著名的文人与白居易年龄颇为接近，如韩愈、令狐楚大他四岁，刘禹锡、李绅与他同年，柳宗元小他一岁。这些人大多同朝为官，但相互之间来往并不太多。白居易只与比他小7岁的元稹关系最为密切，元稹死后，他才开始与刘禹锡往来酬唱，至于韩愈、柳宗元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
五、白居易(4)
元和九年（814）冬，闲居三年的白居易回到朝廷，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在偏僻的山村憋了整整三年，白居易有太多的想法希望表达出来，有太多的激情需要释放，他工作热情甚至比三年前更高了，该他说的、不该他说的，他统统想插上一句，让人觉得似乎只有他一人在操心国家大事，这就使他的同僚们感到十分别扭。三年前，他是左拾遗，是个该说话的官；现在，他是辅佐太子的官员，一般的朝政事务与他没有太大关系，但诗人还没有熟悉自己的新身份，常常做出一些“越位”的事情。这一年，堂堂的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杀死在大街上，诗人听到消息后义愤填膺，情绪无法控制，第一个上疏给皇帝，要求捉拿凶手。这让有关人士十分被动，他们知道皇帝现在已经不大看好白居易，于是上疏指责白居易“越职言事”，不在其位而乱插足他人事务，放碍他人公务。白居易写新乐府诗时已经得罪了不少权要，触犯了“众怒”，这些人群起而攻之。有人还提出新的罪证，说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在守丧期间还写有诗《赏花》及《新井》，浮华无行，全无心肝，甚伤名教。就这样，白居易遭遇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被贬为江州刺史。在他上任途中，中书舍人王涯——那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死于“甘露之变”的名角，落井下石，说白居易的所作所为，不能做地方的父母官，于是追诏将他再贬为江州司马。
说白居易“越职言事”，不免让这位热血青年心灰意冷，满肚子都是不服气；说到他的母亲，这位伟大的诗人就会无言以对，惟有泪千行了。拿白居易的母亲做文章，这一招确实够阴险歹毒，这个问题是白居易心中永远的伤痛，白居易无法辩解，不愿辩解甚至不愿面对。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四十一岁时，娶了十五岁的陈氏，陈氏的母亲白氏却是白居易祖父白锽的女儿。也就是说，身为白锽长子的白季庚在不惑之年迎娶了妹妹的才及笄的女儿，即白居易的父母为舅甥。对于这个关系，晚清的国学大师罗振玉及二十世纪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都有详细的考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唯一可为之辩解的是白居易的父母可能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古代女子再嫁后，她们未成年的儿女往往会改随养父所姓。白季庚的这位妹妹可能是她的母亲由韩家寡妇改嫁给白锽为侧室时带过来的。不过，不论真实情况如何，这桩婚姻给白家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即使白居易后来做了名人，官高禄厚，对于这一问题始终是含糊其辞。
白居易经常在奏疏等提到自己母亲病重，经济压力大，希望找份待遇更好的官职，如他的《奏陈情状》：“臣母多病，臣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为养。养阕甘馨之费，病乏药石之资。”因为没有钱给母亲买药治病，希望皇上理解他的难处。白居易的母亲是不是在重压之下产生了心理问题，我们无法考证，不少文献都肯定指出白居易的母亲有“心疾”，这“心疾”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健康。白居易二十九岁才参加进士科考试，三十五岁左右才成婚，可能与他这个患病的母亲也有些关系。
据高彦休的《阙史》记载，白居易的母亲因为“悍妒”得了心疾。白季庚死后，白家的生活陷入窘困之中，白居易与他的弟弟要为衣食发愁奔忙，经常向邻居乞讨周借，母亲又气又急，病情更加严重。有次白居易去宣城，家中的母亲突然发病，用刀自杀，幸亏为他人救下。白氏兄弟遍访名医，也没有将他们的母亲彻底治好。后来白居易做了官，有了闲钱，专门请了身强体壮的婢女看护，终日陪伴在她身边。但百密一疏，他母亲还是趁人不注意投井自杀了。这在当时，是个重要的刑事案件，尤其是政府官员的母亲自杀，马上会联想到是否受到子女虐待等问题，对朝廷的形象会有很大影响。白居易当时是京兆府的户曹参军，审理案件的是京兆尹裴度。下属出现这样的事故，裴度也难以接受，幸亏有位叫薛存诚的官员出来证明：说他与白居易是邻居，知道白居易的母亲患精神病已经很久了。她发病时，经常大呼小叫，闹得邻居们都不得休息。裴度以为薛存诚是为了维护官员形象而做的伪证，偷偷将他叫去表示感谢，后来知道薛存诚说的是实情，便对白居易同情起来，后来也一直想方设法提携他。
五、白居易(5)
政敌们拿他的母亲说事，这让白居易真正见识了人心的卑劣与人性的无耻。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人生的分水岭。既然事不可为，为避祸远嫌，他“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只是全心全意关注自己的生活。在江州呆了四年，他的仕途又畅通起来，先是被提拔为忠州刺史，紧接着被召回中央，授中书舍人，拜尚书主客郎中，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地位越来越高，发言的机会越来越多，但白居易却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超脱，与各种势力都保持相当远的距离，他甚至不愿意呆在众人羡慕的中央机关，主动要求外放，逃离是非之地。由于他的坚持，长庆二年（822），他成为杭州刺史，继续他心满意足的休闲生活。看看他是如何逍遥的：
杲杲冬日光，明暖真可爱。移榻向阳坐，拥裘仍解带。小奴捶我足，小婢搔我背。自问我为谁，胡然独安泰？
冬天的时候，晒着温暖的太阳，小童仆捶着腿，小丫头搔着背，衣食无忧，还有什么不惬意的呢？
3.家伎
后人对白居易晚年的选择十分欣赏，认为他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期，能够抵制功名富贵的诱惑，有效地保护自己。白居易一生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他亲眼看见了唐王朝是如何走向衰败的，也目睹了太多的朝政之腐败、宦官之猖獗、党争之残酷、藩镇之跋扈、战乱之惨烈。身旁的大腕起起落落、沉沉浮浮，今日志得意满，明朝流放蛮荒，连最好的朋友元稹都晚节不保，唯独他岿然不动。宋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有过精彩的分析：
白居易与杨虞卿为姻家（白的妻子是杨虞卿从妹，杨虞卿是牛党干将），却没有受到杨虞卿的牵连；白居易与元稹、牛僧孺关系亲密，而不党于元稹、牛僧孺；他为裴度所爱重，不因裴度而飞黄腾达；李党领袖李德裕不喜欢他（白居易写给他的诗文他从未看，担心看后会改变对白居易的印象），却也没有受到李德裕的迫害。五十八岁那年，白居易就开始了他的“退隐”，过了整整十六年的快乐生活。而当时的那些所谓名人，结局都不太好，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裴度整日忧谗畏讥，牛僧孺、李宗闵则流放到万里之外。
白居易为什么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呢？叶梦得认为，因为他“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后来史书如《新唐书》也认为他“完节自高”，是个贤人。生前过得滋润，身后还能得到美名，这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贬到江州以后，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白居易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喝喝酒，品品茶，写写诗，爬爬山了。白居易可以称得上嗜酒吧，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饮酒的诗就了八百诗，喝的酒就更多了。“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同李十一醉亿元九》）、“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赠元稹》）、“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都是写他朋友一起喝酒。有时候他也一个人独酌也，据说他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有一琴一枕，两旁的竹竿悬两只酒壶，他抱琴引酌，好不悠然。《穷幽记》还记载，白居易的别墅里有一个超大的池塘，上面可以泛舟。他有时就在船上宴请宾客，让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到吃完喝完为止。
白居易也喜欢品茶，《唐才子传》说他“茶铛酒杓不相离”。他在诗中也这样说：“看风小溘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自题新昌居止》），“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和杨同州寒食坑会》）。
白居易的晚年，官位一直较高，收入自然不低。当太子宾客的时候，工资涨到他刚刚参加工作时的十倍，即所谓“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后来当太子少傅，工资高得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退休以后，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工资作为养老金：“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经济状况良好，就要讲究生活质量。喝酒也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在村头山间，这时的白居易要追求品味格调，他往往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唱《杨柳枝》。
五、白居易(6)
喝酒、吟诗、品茶、弹琴，都是高雅的事。高雅的事，文人都喜欢；不高雅的事，也有一些文人喜欢去做。蓄养家伎，在当时不能算低俗，但说是高雅可能也较为勉强，应该是风流或者说是风气。有了钱的白居易也喜欢上了这个“游戏”。大约五十四岁左右，他去苏州任刺史，家中开始有了伎乐，有诗《对酒吟》为证：
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从相近，呕吟任所须。金嘶衔五马，钿带舞双姝。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觎。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
诗人的意思是，现在家中终于有了女伎，虽然自己年纪大了点，这一时刻来得迟了点，青壮年时期没能赶上好生活，但好歹聊胜于无。正如他在另一首里所说：“火急欢娱慎勿迟，眼看老病悔难追。樽前花下歌筵里，会有求来不得时。”他要抓住这转眼即逝的瞬间享受人生。他兴致勃勃地开始他的培养计划，也终于小有成就。五十八岁的时候，白居易长期住在洛阳，家中的女伎颇为可观，所谓“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这里的“菱”、“谷”、“紫”、“红”，都是家伎的名字。当然，白居易还是惋惜，觉得幸福的日子姗姗来迟：“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载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有感三首》其二)
今天，人们对诗人的上述语气颇为不满，将小女孩看成宝马一样的玩物，未免不厚道。而且，等到小女孩长大了，变老变丑了，就又马上出手转让，未免又不人道了。看到诗人沾沾自喜的自述“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说他十年内换了三拨家伎，不少读者就出离愤怒了。钟叔河先生在《忆妓与忆民》就说：“七老八十的人，尽可以搞他的黄昏恋，但若凭致仕尚书的权势，或凭二千石的财势，或凭大诗人的声势，像畜犬马一样畜着此‘年二十余’的靓女，让她们提供性服务，‘既老，又病风’，则可以转让给别人，‘幸未及项籍之将死’，又可以继续给自己，这种诗的本事虽真，总难说是美，也难说是善吧。”甚至有人为此痛骂白居易为流氓文人。
白居易的举动，是否符合真、善、美的标准，这么多年过去了，实在不好说。不过，诗人也全非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堪，他的《伊州》诗说：“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应不得多年听，未教成时已白头。”这样看来，他主要还是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看待这样的事情。他家中最负盛名的樊素、小蛮，即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也是以音乐与舞蹈著称，她们善唱《柳枝》曲，所以又称“两枝杨柳”。他的《南园试小乐》又说： “小园斑驳花初发，新乐铮摐教欲成。红萼紫房皆手植，苍头碧玉尽家生。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不饮一杯歌一曲，将何安慰老心情。”又可见，他苦心训练，也是为了听歌饮酒，度过寂寞的黄昏。比起那些把家伎当做肉暖炉、妓屏风、肉台盘、香痰盂那些权贵，白居易至少对她们还有一些感情。据说，岐王每到冬寒手冷，从来都懒得取火，把手伸到漂亮的家妓怀中摩挲取暖，称之为暖手；申王（唐玄宗弟弟）每到冬天风雪苦寒，就让家妓密密地围坐在旁边，以御寒气，称之为妓围；司空孙晟吃饭不用桌子，就让家妓每人托一个盘子团团地站在旁边，称之为肉台盘。
只是想到年轻气胜的白居易，曾经为上阳白发人、浔阳琵琶女一掬同情之泪，写下《上阳白发人》、《陵园妾》、《井底引银瓶》、《琵琶行》，如今却沉湎于“醇酒美人”的生活，又不能不让人感叹，生活环境真的可以改变太多的东西。
六、元稹(1)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说，做名人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象猴子一样，坐在地上谁也看不见屁股上的红斑。可他们喜欢上树，想爬得高高的，结果这红斑就落入了大家的眼眶里，不想看也困难。钱先生说得很精辟，不过还忽视了另外一种情形，那就是大家喜欢看猴子屁股上的红斑。一只高高在上、蹲在大树枝上的猴子，即使屁股上没有红斑，看客们如果不想放过它，希望看到斑点，也会造就出一些斑点。猴子屁股上的红斑，大伙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本来不是，说的人多了，也就煞有其事。
1．花蝴蝶
中唐的元稹是货真价实的才子，皇家御封的那种。《旧唐书》记载，当年穆宗皇帝在东宫为太子的时候，周围的那些女性特别崇拜元稹，经常诵读元稹的歌诗，并谱成曲传唱。穆宗皇帝听到后，也大为叹赏，所以当时皇宫就把元稹呼为“元才子”。元稹也具备成为明星的外在条件，最好的朋友白居易称赞他“仪形美丈夫”，“君颜贵茂不清羸”，大意是长得颇有阳刚之气——这是唐人的审美观，现在流行的趋势似乎是男人也要柔丽秀美。
元稹对自己诸多本领也很自豪，他这样隆重地介绍自己：“能唱犯声歌，偏精变筹义。含词待残拍，促舞递繁吹。”能歌善舞，还精通筵席上最时髦、最流行的游戏——酒令，拥有这样多能够拿出来“晒”的本领，简直比韩国综艺节目里那些艺人还多才多艺，不像当前国内一些大碗，除了能歌一曲外别无它能。此外，元稹还能写一手好字，《宣和书谱》说他的楷体字“自有风流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也”。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前人总结道，那是因为“诗中有笔，笔中有诗，而心画使之然也”。明白地说，因为元稹的诗歌有风流倜傥之气。
元稹诗歌中的倜傥风流之气确实很浓，昔人有言：“元和以后，诗学淫靡于元稹。”也就是说，从元稹开始，诗歌里靡靡之音开始多了起来。作为时尚先锋，元稹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不胫而走”这个词虽然是孔融发明的，但当时是用来形容珍珠宝玉的收集或钱财的流通，最早用在人身上用来表示传媒的力量，还是白居易。白居易在元稹的墓志铭中说，元稹诗歌传播的速度真是迅猛啊，当时六宫粉黛、两都士子、八方民众乃至文化素质偏低的南蛮以及东夷，都在传写他的歌诗。“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简直比珠玉转手的速度还要快，放在今天可能就要赶上牛市期间股票买卖的速度了。
每当一个人走向成功，就会出现大批的模仿者、追随者，元稹也不会例外。在写给令狐楚的信中，元稹得意地说，当时江湖上那些写诗的，都来追捧他、模仿他，但是没有他那份的才气，于是就“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把元才子的诗复制粘贴后据为己有。元稹的诗歌受到追捧，不仅仅是他的诗歌里有较多的靡靡之音，他不是一个靠身体写作的文人，他是一个“改造诗歌的祖师”——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这里作简单比附。元稹与他好朋友白居易对诗歌进行了大胆改革，把诗歌严肃的面孔换成了可爱的笑脸，让诗歌的服装丰富多彩起来，大量写作流连光景的“小碎篇章”与逞才使气的次韵酬和之作，使诗歌走上了娱乐化与通俗化的道路。白居易赞扬他“海内声华并在身，箧中文字绝无伦”，夸张的成分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