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才子这么有才，却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五十三岁那年，他就暴病而亡，虽比四十九岁的柳宗元强，但比起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就差了许多。尤其是无论当时后世，都是“元白”并称，但他的个人形象与白居易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一次没有结局的恋爱，使他背上了“忍情”的名声；妻子死后再娶，又得到了“薄幸”的评价；好不容易达到事业的顶峰，做上了大唐帝国的宰相，但位置未坐稳就被挤了下来，还让他背上了趋炎附势、卑劣无耻的骂名。
宋代以来，提起元稹，我们见到的都是讽刺、挖苦、批评。自以为耿直实则鲁莽没有头脑的石介，在《上郭殿院书》中发难说，元稹没有忠骨只有佞气，没有正色只有谀容，溜须拍马，侍奉权贵，虽然登上了宰相之外，可无所作为，对国家民族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君子鄙之，史臣讥之，万世之下，为后人贱”。
六、元稹(2)
元稹有首诗《梦上天》，写他做梦时被人唤醒：“哭声厌咽旁人恶，唤起惊悲泪飘露。千惭万谢唤厌人，向使无君终不寤。”明人何孟春《余冬诗话》因此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元稹进入中书省办公后，讨厌他的人边驱赶苍蝇边唠叨：哪里来的苍蝇，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也混到这样来了。何孟春先生还说，听到赶苍蝇者的唠叨，元稹是不是该从梦中醒过来呢？
在当今有些读者眼里，元稹的形象似乎有所好转，至少大家不把他比喻为苍蝇，顶多看成一只花蝴蝶，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不知疲倦，不愿驻足片刻的那种花蝴蝶。大家都说，元稹虽然多情，但他痴情。每一朵儿面前他都说着动人的情话，这情话如此动人，连他自己都被感动了，以为自己会从一而终。不过，看到下一朵花时，他又深深地感动了。这博爱的形象，让人马上联想到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那位段王爷。
最具权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元稹根本不是多情而是多奸诈。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其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于仕于婚，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竞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抛弃初恋情人改娶名门望族女子，抛弃原来痛恨宦官的立场而依附奉承，都是没有操守的表现，瞅准时机，取利自肥，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实惠与好处。他哪里是多情博爱，情不能已，分明是狡猾得很。权威的评论，自然少有人敢质疑。于是元稹薄情而奸诈，几乎成为时人共识。要想给他翻案，就要有超人的力气。还是先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打击他。
2.自诉状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意思是政治这东西——封建时代的，本来不太干净，耍点手腕，出卖气节，换个高官来做，虽然不可取，但也不那么令人讨厌，反正官员们（封建时代的）都彼此彼此，这样做也不醒目。可恨的是元稹玷污了纯洁的爱情，把婚姻也当作向上攀附的阶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元稹如何出卖自己纯洁的爱情？一般人都认为，最有力证据是他自己的供述。元稹写过一部著名小说《莺莺传》，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唐代贞元年间，有位张生风度潇洒而意志坚定，凡是不合乎礼的事他从来不做，即使有些场合要牺牲身体去应酬，他也只表面上逢场做戏般敷衍着，所以二十三岁的人了，还没有真正接近过女色。他自己的解释是，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没有遇到让他动情的人。不久，张生到蒲州游览，寄居在当地的普救寺。恰好崔家夫人带着一家老小要回长安，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更巧的是这位夫人姓郑，排起来是张生的“转折亲”，是他远族的姨母。不巧的是，当时官兵失去控制，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财产多，顿时惶恐起来，后来张生挺身而出，托关系找到人马来保护崔家人。
郑姨母感激张生的恩德，摆酒席款待张生，还让自己的女儿莺莺出来拜见这个远房的表哥。本来张生以为自己只是见义勇为，没有英雄救美的不良动机，但一见表妹，神魂颠倒，再也迈不动双脚。后来绞尽脑汁找上莺莺表妹的丫鬟红娘，用艳词——当时的情书表达出自己的心事。莺莺表妹动情了，约好日子邀他去西厢幽会。张生兴冲冲赶去，莺莺又变脸了，将他训斥了一顿。正当张生徘徊无主、感到绝望之时，莺莺又主动前来与他幽会，并经常性同居。
过了几个月，张生离开寺庙前去首都参加考试，谁知考试失利，于是他不得不滞留在京城。莺莺表妹深明大义，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书信表示慰问，并奉上贴心的小礼物。这封信文采飞扬，比现在的有些“宝贝”写得还要好。张生很得意，把表妹的这封情书拿出来四处炫耀，一时间让京城的才子们相顾失色。不过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莺莺的幸福，张生还是理智地与表妹分手了。大约一年后，张生有了自己的家庭，莺莺表妹也顺利的嫁人了。等到后来张生路过表妹的婆家希望再见上一面时，已为他人妇的莺莺表妹坚决拒绝了，张生很惆怅，莺莺表妹知道后，暗地里写了一首诗略通款曲：“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后来张生将要走了，崔莺莺又写了一首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从此以后，两人彻底断绝了音信。
六、元稹(3)
这个故事，大家肯定越看越眼熟：邂逅惊艳，一见钟情；诗柬传话，小婢通容；花前月下，幽会西厢；海誓山盟，私订终身……这不就是《西厢记》吗？连约会的情诗都是一样，当年学习《西厢记》，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明月三五夜》：
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幽会的情书都写得这样雅致，真让人仰慕。不过，结尾有所不同，《西厢记》是有情的终成了眷属，《莺莺传》却是劳燕分飞，天各一方。问题也正出在结尾上。《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符合人们的审美期待——这也是文学史上所强调的进步意义；而《莺莺传》站在表妹莺莺的角度来看，则是表哥张生始乱终弃，这种薄情寡义的举动注定要遭到历史的唾弃，尤其是随着妇女地位的不断高涨，涨到张生难望其项背的程度。
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张生犯了错误后态度很恶劣，不仅不自我反省，不做出一副追悔莫及、撕心裂肺的可怜模样，还振振有辞地自我辩解。在作者元稹问及他为什么要与楚楚可怜、深情款款的莺莺表妹分手时，张生义正词严地说：莺莺表妹乃天生尤物，诱惑力与破坏力都过于强大，当年商纣王、周幽王都是为这样的尤物而葬送了江山，遭受天下人嗤笑。现在，我的德行还不足以克制表妹那样的尤物，我只有克制自己的感情了。
把绝情都说得这样正大光明，说得这么崇高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也让人佩服有时候人真的可以无耻到那种地步。最致命的问题则是，宋代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认定《莺莺传》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这群专家里包括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如刘克庄、胡应麟、鲁迅、陈寅恪、汪辟疆，他们众口一词，咬定张生就是元稹。既然权威们言之凿凿，大家就都对元稹痛恨起来。为人应该讲良心与道德，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即使偶尔做了也千万不要说，一个人偷偷去笑可以了。最可恶的是做了坏事还把它写成小说，得意洋洋地到处宣扬，惟恐别人不知道，这就有些“衙内”风范了。
也不是没有人为元稹辩解。大学问家王士祯就在《池北偶谈》中说，元稹在他的作品中教育小朋友时称自己行为端正，从来不涉足烟花场所，是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他怎么会做出这等风流之事呢？马上有人批评王士祯：这种自我吹嘘的话也能作为证据，太幼稚了吧，更何况是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即使经常出入这种场所，只要不抓现行，他都会死不认帐。退一步说，不进倡优之门不等于没有感情失足。于是张生就是元稹的“马甲”几乎成为定论。
陈寅恪是二十世纪最痛恨元稹的国学大师，另一位也让我们崇拜得不敢呼吸国学大师钱钟书，却在这个问题上与陈寅恪大师打上了擂台。1978年，钱钟书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并作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宣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使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少了一些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多了一些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学习研究，他说：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其实就是陈寅恪先生）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西方研究的“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话柄更无谓的。
后来，钱夫人杨绛先生对钱先生的意思进行了清楚地阐释，她写了一篇《事实——故事——真实》的文章，明确反对陈寅恪大师的说法（当然，也包括研究方法），认为文学真实不同于历史事实，文学形象不同于是历史人物。陈先生是在以读史的方法读诗。
如今，又有人持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考据的角度论述张生原非元稹。以陈寅恪为代表的考据派精心搜集的证据有那些呢？
六、元稹(4)
首先，元稹为一位姨母郑氏写过墓志铭，里面叙述了元稹曾在战乱中保护她们一家人——问题是这是宋人说的，原文谁也没有见过。
其次，元稹年轻的时候到过故事发生的那个蒲州，元稹的经历同张生很接近。同时，元稹写过很多诗，就是回忆当年同居的岁月，如元和四年（809），三十一岁的元稹所的写《嘉陵驿》其一：“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那墙、那床、那西畔廊，分明就是十年前幽会的场景。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些片段，试问：他若不是主人公，又怎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
又如元和十四年（819），四十一岁的元稹所写的《春晓》：“半是天明半未明，睡闻花气醉闻莺。狌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看看《莺莺传》：“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二十年在庄严肃穆的寺庙里发生的那段缠绵爱情，那段同居的岁月，随着钟声又浮现在诗人眼前。
最后，《莺莺传》原名《传奇》——比张爱铃的小说要早许多，侵权的应该是后者——唐传奇虽有开始出现有意识的虚构，但许多作品都有史实的影子存在。
但是，反对派说，即使有这样一个姨母，到过蒲州，经历接近（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说法都缺乏有力的依据），就能说明张生就是元稹吗？
也许有人要问张生是不是元稹这个问题有那么重要吗？目前比较负责任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重要的是它已经涉及了两位顶级国学大师，涉及到了两种阅读唐传奇的方式或角度：究竟是重史料还是重想象，这是个问题，是一个学者们必须思索的问题，好比哈姆雷特必须思索是生还是死一样。
至于对元稹本人，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即使他不是传奇中那位薄情的张生，他在读者中的形象已经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风流才子来作为谴责的对象，写这样故事的人、宣扬忍情的他不下地狱，谁入地狱？何况后来者从他身上已经吸取了教训，不再给人留下把柄，电影电视开头都要强调“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故事里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
3.痴情人
陈寅恪先生的双重证据法是二十世纪的重大贡献，据说对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思维方式都所改变。在材料的挖掘与利用上，陈寅恪先生别具只眼，往往能从寻常材料中寻觅出旁人难以察觉的线索，他不仅考证出了张生就是元稹，还进一步考索出莺莺表妹的真实身份。陈先生认为由于《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而“会真”为当时习用之语，为遇仙或游仙之谓，唐代“仙”之类的名称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女道士之代称，亦有以之来称呼娼伎者。这样，莺莺小姐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有宽厚的学者说，莺莺出身寒族，且颇有伎女之嫌疑，而伎女在当时亦为贱人之一种，其身份介于婢妾之间，兼带伶人性质。当时娶伎女为妾者甚多，而娶伎为妻则仍为时论所不许。
倘若是这样，那么人们对元稹的好感就会增加若干。唐代举子与青楼女子间的故事很多，据说后来差不多成为了一个传统。描写他们故事的传奇也很多，其中固然有一波三折而终成眷属者如《李娃传》，但毕竟是少数，其几率略低于今天买彩票中头等奖的概率。娶这样的女孩子为妻子，在当时而言，惟一的可能性就是男主角如《李娃传》那样被自己的家庭所抛弃，而且女主角又立下了惊天的功勋。
元稹早年的生活虽然不太顺利，但也没有象《李娃传》中的郑生那样流落街头。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两位兄长谁也不愿奉养后母和这位小弟弟以及两位妹妹。但元稹还有伟大的舅父与姨夫，他们不但照料元稹母子三人（元稹的二姐已出家为尼）的生活，还督促元稹好好学习。据说元稹九岁的时候，姨兄胡灵之就开始辅导他写诗作赋。当然，由于姨兄当“家庭教师”，管理上不免松懈，少年的元稹度过了一段裘马轻狂的幸福时光，经常可以去走马打猎、欣赏歌舞乃至看人赌博。
六、元稹(5)
元稹学习条件很不好，他自己似乎也不太努力，从来没有听说他因为读书写字而口舌生疮的故事，但十五岁那年，他就明经及第了，可见他确乎是个天生的才子——有学者通过认真考证认为元稹是十五岁参加考试，第二年才公布成绩，所以应该算十六岁登第，那就姑且算作是十六登第吧，十六岁登第的元稹还是一个天生的才子。唐人都认为明经科考试难度远远小于进士科，不过在我等后人看来，背诵那些经书及其注疏远比胡诌几句打油诗更难。
登第后的元稹一直寓居在长安的开元观里，等待吏部安排工作。大约在二十岁前后，传说他到过蒲州，但究竟为什么而去，具体何时而去，还不太清楚，或许就是为“保护”莺莺表妹而去蒲州的吧。总之，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贞元十六年（800），元稹肯定回到了长安，因为他明经及第已经七年了，按照规定，吏部给他安排了工作。
贞元十九年（803），是元稹的幸运年。这一年三月，他与白居易八人一起通过了制科考试，当上了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仕途上的一个重要关口。明经科出身的人，总会遭受一些白眼。传说当年他去看望李贺，送上名片，李贺当即关门拒绝，说他与考明经的人没有共同语言。现在，他通过平判科考试，终于扬眉吐气了，好比一个三流大学的本科生终于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可以大声地和周围的人谈论文凭问题了。
这一年，他与白居易成为了朋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而是那种能够进行心灵交流、真正相知的朋友，这也是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说的“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才华相捋的两人，相互敬重，其情谊之深厚，放在今天甚至可能引起误解。《本事诗》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元稹为御史的时候，到梓潼去办案。白居易在京城与人游玩慈恩寺后花下小酌，想念老友而赋诗一首寄给元稹：“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元稹正好到了褒城，也寄来《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诗中说，他梦见白居易在慈恩寺游玩。于是前人感叹说：“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白居易谪居江州时，元稹写下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让后世敬叹：
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一年，元稹还成为了新郎官，新娘子韦丛是韦夏卿的幼女。韦夏卿何许人也，前年为京城最高长官即京兆尹，此年三月时为太子宾客，十月即为东都留守、东都畿汝防御使。可见韦丛身份尊贵，与莺莺表妹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新娘子只是普通官宦的女儿，即使元稹曾经做过始乱终弃等伤天害理的事，也不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如今，即使元稹是与莺莺表妹友好分手，也不能阻止他人对有些事有所联想。
元稹主观上应该有攀附权贵的故意，不过更主要的是遵从习俗，陈寅恪先生指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这样的婚姻，元稹会感到荣耀，但作为才子，失落、无奈的情绪也会出现。婚后，他与妻子随岳父到东都洛阳，在诗歌里，他自嘲道：
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眠阁书生复何事，也骑羸马从尚书。
这里，他分明感受到自己与岳丈一家不太和谐，高头大马昂然进入奢华的公馆，锦衣绣袍簇拥着华丽的骄子，一介书生骑着瘦马不紧不慢地跟随在后面，难堪的情绪里还有那么一丝清高、一份矜持，趋炎附势的丑态还是看不出来。
元稹从这桩婚事获得了多大实惠呢？可能增长了一些见识，有机会欣赏为高级官员奉献的歌舞演出：“谢傅堂前音乐和，狗儿吹笛胆娘歌。花园欲盛千场饮，水阁初成百度过。”诗中的“谢傅”，就是他的老丈人。至于元稹的经济状况与仕宦环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生活依然拮据，看看他回忆当年生活的诗篇：
六、元稹(6)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结婚的当年，他就清楚地知道丈人已经准备隐退了，并希望他老人家走得更坚决：“谢公潜有东山意，已向朱门启洞门。大隐犹疑恋朝市，不如名作罢归园。”更何况，婚后第二年，老丈人就奔赴黄泉而去了。至于元稹在官场上成功，主要得力于他潜心的复习，得力于婚后第三年的那场考试，得力于兵部尚书裴垍的赏识。
元稹在这场婚事中最大的收获，还是美满的爱情与甜蜜的幸福。七年后，妻子韦丛死后，元稹写了大量诗篇寄托自己的哀思，如《谴悲怀三首》、《离思五首》、《六年春遣怀八首》、《杂忆五首》、《妻满月日相唁》等，看看下面这首：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闲坐时想起了你，心中的悲苦就难以抑制，为你伤悲也为我自己。没有你在我身边，就算能活到一百岁，又有什么滋味。晋朝的邓攸没有儿子，他知道这是命中注定的；潘岳丧妻后写《悼亡》诗，也换回不来妻子的生命。分离的结局，难道真的是上天注定？除了死后我们会埋葬在一起，还能期望什么呢？来生相见，更是奢望！如今惟有长夜不眠来报答你当日的痴情。很难想象，一个薄幸之人，一个“巧于婚”的人，能够写出如此深情的诗歌。最让人难忘的，还有那首《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对他的婚姻生活这样愤怒？为什么有人抓住普救寺的那件事情死不松手？唐朝的才子灿若群星，有几人如此深情？又有几人对他们的妻子念念不忘？倘若韦丛地下有知，看到这样的诗篇，定会认为自己是唐朝最幸福的女人。即使是莺莺表妹，看到元稹那些怀念往日幽会的诗篇，也定会感动：一二十年过去了，表哥还如此挂念，比起那些一场游戏一场梦者，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挟妓游东山”、流连花丛者，很少受到谴责，而付出了真情，还备受斥责。宋代野史《云溪友议》说韦丛刚死不久，元稹又与女诗人薛涛有了绯闻，而且又是始乱终弃的那种。元稹自己可能会嗤之以鼻，因为薛涛年龄比他整整大上了十九岁，且两人未曾谋面。但这种消息，又怎么会让看客轻易放过呢？今天戏说“元稹”者，依然津津乐道于这点“风流韵事”。
元和十年（815）左右，元稹又与裴淑成婚，此时元稹三十七岁。有人跳出来质问元稹：你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为什么妻子死去了四、五年就变心呢？看看王维，也是三十出头丧偶后，但人家终身未再娶。
王维不再娶妻子，却不能说明他痴情，因为他痴迷的是佛教。把他作为忠贞守节的榜样，想必王维也会不自在，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还有一些才子丧偶后将近十年未娶，如柳宗元，不过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门当户对的女子，在这十年同居的女性不止两三人，非婚生子也不止一、两个。
元稹与裴淑的关系如何呢？有两个故事不能不让大家知道。长庆三年（823），四十五岁的元稹由同州刺史改任浙东观察使，裴淑不高兴，元稹写了一首诗《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来安慰她：
嫁时五月归巴地，今日双旌上越州。兴庆首行千命妇，会稽旁带六诸侯。海楼翡翠闲相逐，镜水鸳鸯暖共游。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此外更何求。
诗歌大意思是，当年你嫁给我的时候，咱们还在穷山恶水地方呆着，现在吹吹打打去越州上任，备受尊重，生活又那么惬意，还是不要闹别扭了。我还要为朝廷好好工作来报答皇上。大和四年（830），五十二岁的元稹出镇武昌，写了一首《赠柔之》：
六、元稹(7)
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
柔之就是裴淑的字，诗歌下有一小注：“稹自会稽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裴难之，稹赋诗相慰，裴亦以诗答”。意思是说，元稹从江南的会稽到京城，没有过一个月，就要远走出镇武昌，裴淑当然不愿意远走，于是元稹就写诗安慰她，裴淑也回赠了一首诗。在外为官，还很在意夫人的感受，在唐才子里也是绝无仅有的。大事尚且还要反复给妻子解释，给以劝慰，平时对妻子的尊重可想而知，这是不是唐代的好男人呢？但有人又不屑一顾了，说这是元稹哄骗女性的手腕而已。老婆情绪低落，能够主动去哄骗得她高高兴兴，这种境界不也是值得景仰吗？至于看客又云：“元稹的负心薄幸似有报应，先后曾有八个子女，七个一一夭折，只剩下一个女儿，算是绝后，这恐怕也是对他滥情的报应吧。”即使是戏说，还是厚道些好。在一个宣扬“夕阳红”的文明年代，对于元稹的合法再婚还指指点点，还要求他死去的妻子守节，未免与现代文明的宗旨背离甚远。
元稹有首《行宫》，煞是生动。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人生漫漫，闲极无聊的宫女们扯着玄宗的“八卦”来消磨岁月。元稹是否想到，自己也成了大家闲话的对象。
第二部分
七、刘禹锡(1)
唐朝是诗的国度，在这个浪漫的国度里，送别、纪赠等人情往来的诗歌占据了十分之一还要多。闻一多说先生唐代是深于情的时代，这话自然是对的。只是这脉脉深情中少有爱情，间或有亲情，绝大多数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初学唐诗的时候，很惊诧那些诗人在和男性同伴告别之际最为深情，哀哀怨怨，哭哭啼啼，后来才知道唐代诗人可以不谈爱情，但不能没有友情。你可以质疑他们在爱情上的不忠贞，但千万不要怀疑他们友情的诚挚。不谈爱情的他们，照样可以生活得很浪漫；没有友情的他们，可能就会陷入痛苦的深渊。一个成功的男性诗人背后，站着的可能不是一个或一些默默奉献的女性，而是一批势力强大、能力通天的友人。
1．友谊
北宋人所编辑的短篇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一书记载，品级很高、权力很小的刘禹锡有段时间很郁闷，因为让他最为牵挂的事情迟迟没有着落——他的儿子咸允在考场上总是遭受重创，这使他心情十分低落，自己一辈子在仕途上七上八下，摔打得伤痕累累，没有能够有所作为，但好歹在考场上是一路高奏凯歌。现如今儿子连进入仕路的头一关都过不去，心里真是又气又急。唐代的科举考试既是智力的大比拼，又是人际关系的大比拼。刘禹锡气急攻心，也顾不上矜持，拉下老脸给朝中的老朋友写信叫苦。
前兵部尚书后转任吏部尚书的崔群，与刘禹锡交情不是一两天了，对刘禹锡一直心存愧疚，刘禹锡“下乡工作”二十八年——时间之长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没有伸出友谊的双手将他拉上来，或许是伸出了双手，但力量不够，差点将自己陷进去。总之，他决定要补偿刘禹锡，于是将自己的学生——时任京兆府考官的张正谟叫过来，当面把刘禹锡的儿子咸允托付给他，要求将咸允录取为第一名。张正谟满口答应，等到成绩公布，咸允虽然榜上有名，名次却远远地落在后面。崔群勃然大怒，对自己家里的门房说，以后张正谟倘若来拜访，就将他乱棍赶走，不要让我再看见他的那副嘴脸。
过了一段时间，张正谟的哥哥张正矩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这是人事部门为选拔高级公务员而特别举行的选拔考试，比礼部即教育部门举行的进士科考试难度还要大。崔群是考试的总负责人，看见张正矩的判文写得很不错，又错以为他是前工部尚书张正甫的弟弟，于是将他的名字报给了圣上。等到诏书下来，这一科录取的考生都来感谢主考官，张正矩特地走上前来，呜咽道：“某杀身无地以报相公深恩。一门之内，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身脔骨，无以上答。”一边说还一边不断揩拭幸福的眼泪。崔群一听，顿时愣住了，没等张正矩说完，终于醒悟他是张正谟的哥哥，当即变脸，破口大骂：你竟然是张正谟的哥哥？你的那位好兄弟就是一个无赖，败坏我崔某人的名声，我没有他那样的学生。我真是有眼无珠，居然把你也录取了，这是天意啊，你不要来谢我，我不会认你这样的学生。
《太平广记》中，这个故事引自《续命定录》，本意是说功名富贵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没有缘分的人无法强求，有缘分的人推脱不了。不过我们看见的是考试的偶然性，看见的“友情”或“人情”的力量。
按照他的才气与能力，刘禹锡在仕途上应该是不成功的，尽管晚年他已经跨入高官阶层。不过，刘禹锡做人绝对是成功的：落难的时候，朋友为照顾他而主动要求到贵州那样的省分去工作；为了他的子女，朋友连如日中天的学生都可以舍弃。《旧唐书》以来，人们常以为刘禹锡鲁莽得可敬可爱，为了出出心中的怨气，写了两首关于种桃道士的诗，连高级职位都舍去了。作为文坛佳话，这样说说本来也无妨，但倘若信以为真，那就比诗人更纯洁了。白居易称赞刘禹锡是“诗豪”，刘禹锡诗写得爽朗，为人也爽快，他的诗文里基本上没有唧唧歪歪、自艾自怨故作可怜状的东西。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总是那么自信与刚强，永远散发“阳光青年”的味道，哪怕是犯了错误被贬谪到穷乡僻壤。过去就有些老先生看不惯刘禹锡这般“张狂”，特别是在人们以为他应该夹着尾巴做人的时候还四处招摇，因此批评他倔犟，批评他头脑简单。刘禹锡以爽直著称，爽直的人果真头脑都简单吗？
七、刘禹锡(2)
清代有位乔大才子名叫乔亿，写过一部诗话名为《剑溪说诗》，他说：“八司马之才，无过刘（禹锡）、柳（宗元）者，柳之胜刘，又不但诗文。其谪居自多怨艾之意，而刘则无之。”乔先生说，在唐朝的八司马中，柳宗元与刘禹锡都是有才气的，但柳宗元远远强于刘禹锡，不仅诗文比他写得好，做人的态度也比他好，看看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整天闭门思过、虔诚悔过，再看看刘禹锡在贬谪地胡天胡地与下里巴人一起厮混，境界有多大的差别。这话刘禹锡没有机会听见，倘若地下有知，定会跳将起来，挥舞老拳砸过去，边砸边骂他黄口小儿，无知妄言。当然，倘若一不留神听见宋人说他“操行极下，内结宦官，外结柳子厚。作赋甚佳，诗但才短思苦耳“（《钟山语录》），他估计又会气得乖乖地躺回九泉之下去。
刘禹锡对自己的文章很有信心，韩愈死后，他在祭文里说，你擅长写的是“笔”即应用文字，我擅长写的是“论”即学术论文，我们两人的文章一个是最锋利的茅，一个是最坚固的盾牌，那才是真正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言下之意是天下文章，唯独韩文公与他俩写的最佳。当然，他没有想到宋代有个王应麟，著名的《困学纪闻》的作者，看到他这段话后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不自量也”。鄙人有段时间专门翻阅唐宋的散文，对古人的一言一行都怀有恭敬之心，不敢稍有异议，读到刘先生的《祭韩退之文》，也一愣一愣的，搜索了半天，才想起他的《天论》等文章赫赫有名，今天的哲学史都要谈到它们，刘禹锡因此被封为哲学家。再后来见到修史书的宋祁说“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其辞至也”（《宋景文笔记》，对“小宋”这句话就勇敢地表示质疑了，认为它应该反过来说：刘梦得《天论》三篇，文采虽然一般，但道理还是讲得很透彻的。看来，权威的评价也有不作数的时候。
刘禹锡对自己的诗歌也很有信心。韩愈对自己的《平淮西碑》颇为自信，“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凤惊”，不料柳宗元说此文不如他的《平淮西雅》。两个人正相持不下，刘禹锡出来说，你们都错了，有关平定淮西的文字，写得最好的是我老刘的《平蔡州》诗，看看“城中晨鸡喔喔鸣，城中鼓角声和平”、“始于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时”这些诗句，写得多具体生动（《唐诗纪事》）。宋代有个魏泰，很不识趣，说他怎么也看不出这是诗，更不用说是好诗，结果惹得清朝权威翁方刚、贺裳直翻白眼，鄙夷道：这诗的妙处也看不出来，难道是“盲者照镜耶”？此话一出，吓得吾辈小生只好将疑虑吞进肚子里了，虽然吾辈确实是瞎子照镜子——啥子妙处也看不到。
现场作诗比赛中，刘禹锡也曾多次光荣胜出。《鉴戒录》记载说，元稹、刘禹锡、韦楚客同在白居易家喝酒，聊起南朝兴废之事，白居易提议每人做诗一首，韵脚自选。在元、白这两大快枪手面前，刘禹锡毫无“惧色”，率先出手，斟满一大杯，倒在喉咙里，然后不劳思索，一笔而成。白居易看后，马上敲起退堂鼓，说咱们四人一起去深海寻宝，即诗人口中所说的“探骊”，刘禹锡先得了那颗黑龙颔下的宝珠，我们三个人再潜水下去，无非得到片鳞只甲，不要再丢人现眼了，大家赶快罢手。于是众人拿起刘禹锡的那首《金陵怀古》，作为下酒菜，好好学习了一天，喝得酩酊大罪。
刘禹锡死后，白居易哭道“四海齐名白与刘”（《哭刘尚书梦得二首》），还说“杯酒英雄君与操”，借用曹操当年赏识刘备的口吻，显然以为刘禹锡能与自己齐名是他的荣幸。但清代有位批评家刘熙载说，刘禹锡的诗虽然有些“径露”，但比白居易写得更有骨力，只是气韵略逊于柳宗元。由于这话是刘禹锡本家说的，我们姑且不要大张旗鼓地宣扬。
不过，刘禹锡最自信的，还是自己的人生态度与人际交往。大和二年（828）春天，刘禹锡与崔群、李绛、白居易等人在京城曲江池西岸的杏园里赏花宴饮，刘禹锡挥笔写道：
七、刘禹锡(3)
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
放逐了二十多年，头发都花白了，还能安然归来再游曲江，还能在杏园惬意饮酒，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在他之前，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在流放地熬过这么多年。刘禹锡又是如何做到呢？他说，不就是在座的朋友们帮忙吗？当然，他认为还有自己良好的心态。
2．沉浮
最早呵护禹锡的，是那些文坛前辈。刘禹锡自称中山（河北唐县）人，白居易说他是彭城（江苏徐州）人，那些都是遥远的郡望，算不了数。刘禹锡有名有姓的祖宗都葬在洛阳，父亲刘绪在安史之乱期间逃到苏州嘉兴（浙江嘉兴），这里就成了刘禹锡的出生地。在刘禹锡头发还束成两个角的时候，贞元、元和年间的文坛大佬权德舆看见后，说他“恭敬详雅，异乎其伦”，意思比一般的小朋友都文静安详、谦虚庄重。稍大了一点，大约头上还是“两髦”的时候，他去拜访住在吴兴的诗僧灵澈与皎然，现场做诗一首：“南陌东城春早时，相逢何处不依依？桃红李白皆夸好，邀得垂杨相发挥。”在两位大人物一步步的启迪下，他又很谦逊地把“邀”字改为“须”字，惹得两位诗歌艺术家击节叹赏，若干年后，六十二岁的刘禹锡还清楚地记得他们说“孺子可教”的语气神态。
十九岁的时候，刘禹锡急匆匆地到长安去参加考试，一无所获，后来模仿汉朝幽默大师东方朔给皇帝写自荐信，还是没有任何反响。或许正是这一挫折，让他痛定思痛，深刻反省，从而认识到一个人有了聪明才智也不能随随便便成功，一个朋友说你好不见得好，乡里乡亲都说你好也不见得好，五湖四海的朋友都说你好，那才是真正好。此后两年，刘禹锡把他的功夫都下在结交朋友上，积极参加各种“晚会”，经常到名流府上坐坐，混个脸熟。他的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用他自己的诗来说，就是“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
由于结交朋友、培养声誉成功，加上他的学识，刘禹锡真可谓在考场上顺风顺水。贞元九年（793），刘禹锡先是进士及第，接着又登博学宏词科。后者考得什么题目，还有待考证，前面进士科考试题目是《平权衡赋》、《风光草际浮》诗，刘禹锡很珍惜地将内容保存下来了，我们也有幸可以一睹当年他的考场上风采，如那首《省试风光草际浮》：
熙熙春景霁，草绿春光丽。的历乱相鲜，葳蕤互亏蔽。乍疑芊绵里，稍动丰茸际。影碎翻崇兰，浮香转丛蕙。含烟绚碧彩，带露如珠缀。幸因采掇日，况此临芳岁。
所谓省试，就是尚书省礼部考试。“风光草际浮”是南朝诗人谢脁的诗句，用来作题目，还提供诗歌的韵脚。刘诗人的这首诗，一般人读后不发表评论，研究刘禹锡的专家即把他奉为衣食父母的人说，在他那个年龄，在紧张的考试氛围下，写出这样的诗，还是应该肯定。《新唐书》说刘禹锡的诗越到晚年写得越好，诗人这年刚刚二十二岁，诗歌创作的时间排名很靠前，按照宋祁的理论，质量排名自然很靠后。以前觉得那些老学究考证诗人的生平、诗歌的年限过于琐碎，毫无价值，读到“宋氏理论”，现在才知道诗人的编年史还有这等妙用。又据说唐朝考场上的诗作，向来水平不高，就象我们考场上的作文，虽有不少所谓的满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知道不能用高标准严格要求。当然这些文章也不是没有价值，就象刘禹锡的这首诗一样，很能满族大家的好奇心。
二十多岁的刘禹锡很快进入了丰收之年，他不仅仅的获得了一张高级通行证，能够坐上直达快车，更主要的是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群体，这为他后来迅速进入权力核心集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书舍人权德舆对他原来就有好感，考试成功，刘禹锡马上给他写信，联络感情，加深印象，在权德舆的指点下，刘禹锡顺利通过吏部诠选，被任命为太子校书。中书舍人官五品，地位不是特别高，影响却甚大，是入相的重要途径。刘禹锡对这个未来的相国花了很大气力，只可惜权德舆一生谨慎，没有风险的赞扬与提携他很乐意提供，惹火烧身的事情他就要保持足够的距离。刘禹锡被定为危险人物、打入蛮荒之地后，眼巴巴地盯着他，权相国却缓缓转过头去，假装没有看见。
七、刘禹锡(4)
此后，刘禹锡选择了从军，进入了淮南节度使杜佑的幕下。这一选择十分重要。杜佑是官宦世家，学问深厚，地位尊崇，是当时的强势人物，不久他入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顺宗、宪宗两朝都是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杜佑与吏部郎中韦执谊关系密切，韦执谊又与王叔文走得很近。刘禹锡由此得到改革派的领导人王叔文的赏识，认定他有宰相之才，还是由亲密的战友柳宗元推荐给王叔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贞元十八年（802），刘禹锡补调京兆渭南主簿，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与此同时，柳宗元为蓝田尉，李绛为渭南尉，看看这些人事安排，我们可以猜测这一任命来之不易。仅仅一年之后，三十二岁的他与柳宗元这一批少壮派同时回到中央，与柳宗元又同时出现在御史台，开始了他们的改革行动。
这时候刘禹锡真是太忙了，忙到什么程度呢，简直比办公室秘书还要忙。有部野史《云仙杂记》，嘲笑他说：“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书尺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这里的记载不怀好意，讥讽他从一个小小副县级干部提拔到中央，一下子进入核心领导人阶层，兴奋得不能保持矜持，见到别人的来信就兴高采烈地亲自一一回复。好比一个人发了个帖子，长久无人理睬，终于有人路过将他挖了出来，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楼主”克制不了自己激动的心情，亲自给每位支持者表示感谢。不过，刘禹锡每天要处理的“帖子”是数千个，这真个让人失眠的数字啊。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说他张巡过目不忘，书过一遍不用再复习，人见过一面用不着再介绍，当时以为文人的话多有夸饰，将信将疑。后来认识了一位大学的党委书记，记忆力惊人，普通老师只要见过一面，下次就会亲切地叫出对方的名字，这才知道有些人是天生的政治家。刘禹锡似乎就有这样的潜质。另一部野史《大唐传载》记载，刘禹锡的一位同事感慨说，他与刘禹锡一起工作了三年，从来没有听到刘大人说过重复的话。这种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国家电视台的那些节目主持人了。
还有让刘禹锡忙碌与兴奋的事，三十三岁的他终于当上了新郎官。他的头扬得更高了，胸挺得更直了，大伙儿眼里面的畏惧色彩更浓了。当时刘禹锡有多威风呢？还是引史书为证吧，即使这史书是把刘禹锡当作反面教材。《旧唐书》说，当时改革派的领导人王叔文对柳宗元、刘禹锡言听计从，结果这两人就趾高气扬起来，做事情完全由着自己的情绪来，看谁不顺眼就扁谁，原文是“颇怙威权，中伤端士”，“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这段描述让人联想到了那些“南霸天”之类的角色，他们在京城横着走路，大伙都不敢指名道姓，只是拿着眼睛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