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
汪精卫在对日议和中，其个人表现的勇气和一定的原则性，连日方都为之敬重。据胡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 ：“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渺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胡兰成 ：《今生今世》，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 年版）
日汪和约，当然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对于签订不平等条约者，一概斥之为汉奸，如秦桧，如李鸿章。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苏俄逼使中国允许外蒙古独立，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借故推脱，乃至辞去外长，为的就是不担汉奸罪名。南京失陷时，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份“和约”，汪精卫劝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孔不敢签 ：“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了两颗子弹。”
汪精卫虽有“胆子”，也不敢贸然签字，他知道这一笔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却害怕当卖国贼，留下千古的骂名。一份“和约”，往往复复逐条讨价还价好几个月才出台，按说是毫无意义的。日本最后投降，这份条约成了废纸，而汪氏亦未能逃脱卖国的骂名。
汪精卫一方争的是哪几条呢？一、中华民国国号、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国旗、三民主义国策不变 ；二、日军必须从中国撤退 ；三、日军占领区的中国法人以及个人所有的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一般住宅，应迅速归还 ；四、不承认满洲国。如果这几条完全得以实现，平心而论，那就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平等条约了。
日本政府方面自然不会同意，提出 ：一、由于三民主义是排日抗战的根源，应当修正这一理论 ；二、青天白日国旗仍为抗战的重庆政府使用，并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为避免混淆，图案应予修改 ；三、日军占领的住宅、工厂、商店可以归还，但铁路在战争期间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后立即归还。这第三条可以理解 ；唯第一、二条，连日本专门派做对汪工作的“梅机关”主要成员犬养健也认为过分，“因为自古以来，无论什么样的战胜国，还没有连对方国家的建国原理及国旗图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况且，这又是超越胜败的两国间的和平运动。”（犬养健 ：《扬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这两条虽然过分，却都是虚的，也与前几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条件”不一样。这是因为日方内部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换届，其政策波动、摇摆，有时不免生疏和荒唐，或节外生枝。但汪精卫走到了这一步，已无可回头。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汪精卫在上海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主要内容为 ：
承认满洲国 ；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利和合作关系 ；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中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 ；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 ；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及其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港口、水陆等应适应日本军事上的需要 ；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确保《纲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条款的执行。
此《纲要》简直就是一份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占领宣言，令许多主导此次“和平运动”的日方和汪方人员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潜往东京，与日本取得和谈联系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团，离开上海回到了重庆，并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纲要》的全部内容。与他同时返回重庆的还有陶希圣。汪精卫本人也既忧且惧，草案签字后流着泪说 ：“这个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密约的披露，产生了间接效应。原持观望态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始支援中国抗战，包括贷款、向远东地区增兵，中国孤立无援的局面终于打破。因为它们看到了，坐视日本侵略中国的可怕后果 ：西方国家在华利益亦将受到威胁。
汪与蒋谁更有资格称卖国？
承认“满洲国”一事还可以再讨论。事实证明，东北也就是所谓“满洲”，确实不是汪精卫卖得了的。而外蒙，的的确确是被蒋介石给卖掉了。１９４５年 ８ 月 １４ 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接替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训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独立。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仅就出卖国家领土而论，蒋介石比汪精卫更有资格称为汉奸 ：汪氏承认“满洲国”，是在中国战败（精锐部队被击溃，首都沦陷，所有的港口、绝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铁路为日军占领）的情况下 ；而蒋氏承认外蒙，是在中国取得战胜国地位的前一天。汪氏是向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妥协，出于迫不得已 ；蒋氏则是向“友邦”让步，绝无此种必要。“满洲国”最后仍收回来了 ；外蒙却永远地独立于中国之外。外蒙面积为 １５６．６５ 万平方公里，加上外蒙西北处为苏联强占的数万平方公里土地，超过“满洲国”的面积一倍有余。
中国为抗战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胜利后蒋介石“以德报怨”，一笔勾销对日索赔，优待侵华日军，将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免予惩罚，其中包括罪大恶极的侵华元凶冈村宁次。这也就罢了。作为（即将）战胜国元首，蒋介石拒绝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两次提出的将中南半岛归还中国的建议，就实在令人费解了。罗斯福曾驳斥戴高乐希望战后重返印度支那的企图 ：凭什么逻辑，什么习惯，什么历史法则，越南要属于法国？越南有 １０００ 多年属于中国的历史，明代复归附于中国，后为法国殖民者控制。二战中法国势力被赶出，法国本土亦遭沦陷，战后勉强成为战胜国而跻身“五强”，这时正是收回领土的最佳时机，不料蒋介石断然放弃。在抗战结束前不到一年，即 １９４４ 年双十节，他接见戴高乐政府驻华大使贝志高说 ：“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如果蒋介石不出卖外蒙，又顺理成章地接收中南半岛，请想想，今日之中国将是怎样一个局面？就连世界历史也要大笔改写，──那就不会有旷久酷烈的越南战争，不会有西沙、南沙群岛的领土纷争，中国的影响力及发展潜力将不可估量。
二战期间和结束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这要算是抗战获得的报酬。
日本选择投降以避免民族浩劫
汪精卫选择的道路，把自己的命运与日本帝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日本最终是失败了。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汪精卫病逝 ９ 个月后，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受日本残害最深的中国人，一方面对终于获得抗战的胜利欢欣鼓舞，一方面又觉得日本的投降太突然，乃至“太早了”。如果它像德国那样顽抗到底，它受到的战争报复绝不止是两颗原子弹。一个给那么多民族带来过那么多灾难的国家，无论从道义还是从情感上说，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会过高。但居然被它躲过了。日本天皇在他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做出了他一生第一个，或许是唯一的堪称英明的决定 ：无条件投降。这个决定使日本逃过了本应严酷得多的战争惩罚，逃过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数百万日本侵略军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国度，使日本这个几乎毫无自然资源可言的国家获得了在战后迅速复苏、崛起的一线生机。
中国的汉奸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当年清军入关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议和，提出与大清帝国划疆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当然，多尔衮不是女真完颜氏建立的金国，他要的是整个中国，而非已然到手的华北。于是绝不允和，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命豫亲王多铎挥师南下，攻克扬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为英雄殉国，谁也不再提他有过的“卖国”行为。
日本是一个以模仿力而非创造力享有世界声誉的国家。它发动侵华战争，就是想模仿当年的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日本跟中国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举世皆知。它有一种浓厚的“大中华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认为今日的中国民族（主要是汉民族）不足以与如此华美、悠久的中国文明相匹配，唯有大和民族才有资格和能力承继中华文化之大统。日军每攻克一座中国城池，其将领必赋汉诗，悲古今，大有一统江山之壮志，而无一丝战争罪犯之羞惭。日本的最终失败，当然由诸多原因造成，其战线铺得太开，过早地暴露称霸全球的野心，尤其是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美国的参战，是其致命因素。
呼唤历史与公正的态度
二战期间，许多国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领的经历。有占领就会有合作者。各个国家对于这些合作者，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大部分在战后没有受到追究，有不少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出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被尊为“独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日本侵占时期，先后担任日本组织的“人民力量中心”主席、“中央参议员议长”、“爪哇奉公会”主席。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也在日占时期参加“卫国军”，到日本军校受训毕业后担任中队长。担任过三届印尼内阁总理的哈达，曾任日本军政府顾问。新加坡第四任总统黄金辉，于 １９４２ 年日本侵占后，在日本军事机关任职。历任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总统的吴奈温，１９４１ 年被选派到日本学习军事，曾在海南岛及台湾受日军训练，１９４２ 年充当日本侵略军先头部队第二师师长，攻占缅甸。而出任过日占时缅甸政府外交部长的吴努，二战后三度担任总理。老挝国王西萨旺?冯，曾宣布他的国家加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１９４１ 年同日本订立共同作战条约，向英美宣战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日本投降后作为战犯遭逮捕，但后来又做了 ９ 年多的总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三世，１９４０ 年德军入侵时，拒绝随政府流亡国外并率军队投降，１０ 年后参众两院表决允其复位，只是由于人民的反对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儿子继任。
法国对卖国贼的惩罚较为严厉，维希政府的主要首领在战后接受了审判。贝当以通敌罪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生禁闭 ；赖伐尔以叛国罪被处决 ；德阿特失踪，被缺席判处死刑。恕我孤陋寡闻，除了中国的“汉奸”，我只听说过法国也有“法奸”，而且是套用“汉奸”一词译过来的。１９４４ 年 ８ 月，盟军解放巴黎，市民欢庆光复的同时，也对法奸实行报复。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一个被剃了光头的法国妇女抱着她与德国军人生的婴儿，在市民的簇拥下游街示众。还有一张游街示众的照片，主角也是几个法国妇女，光头上画着纳粹的记号，因为她们做过德国侵略者的情人。这两张照片给我的震撼，超过另两张著名的二战摄影作品 ：一是几个美国士兵将一面国旗插在刚刚被攻占的堡垒上，一是一个美国水兵在大街上听到胜利的消息当即搂过身边过路的女郎亲吻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除了跟侵略军睡觉，还犯过什么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她们也许是为了真爱，也许是为了解决温饱，也许是被迫，至多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何以要在民族解放的喜庆日子里首先将她们揪出来作为报仇雪恨的对象，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还是一种卑琐的心理？
法国人对“法奸”的痛恨，仍远远不及中国人痛恨汉奸那样强烈和持久。根据“泛汉奸”的说法，连沦陷区的百姓都有“伪民”之嫌。不抗日就是附敌，其间绝无第三条路让你可走。围棋大师吴清源，年幼赴日本学习围棋，正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屠戮中国人民之际，他加入了日本国籍。吴清源后来所取得的地位，以及横扫日本棋坛 １５ 年无敌手的辉煌战绩，使人们已不在意他当年这一举动，甚至还有些“为国争光”的骄傲。但若放在当时来评论，这显然是“叛国投敌”的行为无疑。音乐家马思聪当然也是“叛国投敌”的，他偷越国境寻求政治庇护，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现在他们有声望、有地位和有成就，已不再有人去说他们了，普通人则不会有这样幸运。
真正的问题也许是，抗日战争结束五十几年了，为什么汉奸还那样多？
20 世纪的汉奸们
要说汉奸，第一当然是汪精卫。他不但是 ２０ 世纪最大的汉奸，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那么，第二大汉奸是谁？不好说，因为汉奸的定义极不明确。抗战期间，爱国华侨陈嘉庚向重庆提议 ：“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此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根据这一最伟大的提案抓汉奸，首先就得拿下李鸿章。他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敌未退”即与日本言和，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和台湾。这是 １９ 世纪末的事，他偏偏又活到 ２０ 世纪。１９００ 年 ７ 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９ 月“敌未退”，他又跑到北京与各国议和，赔银 ４．５ 亿两。
现 在 有 人 为 李 鸿 章 翻案，认为他不过秉承朝廷的旨意办事，实际作主的是慈禧太后。故慈禧太后才是真正的大汉奸。慈禧不是汉人是满人，怎么能当汉奸呢？顾不得那么多了，既然坐了咱们汉家的天下，她就有当汉奸的资格了。而且她从北京仓皇出逃，一身汉人妇女的打扮。正是咱们捉汉奸的好时候。
光绪皇帝批准了《马关条约》，虽说是不得已，但要是想不当汉奸，完全可以抵死抗命。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汪精卫也说得好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既然从大民族英雄到大汉奸都这样说了，他光绪皇帝还不去死，看来是铁着心卖国求荣了。然后戊戌变法，按日本人的路子改革，还打算请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当中国的首相。是欺咱汉族无人吗？
继任光绪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当了汉奸。这是后话，是日本侵占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事了。不过后话不妨先说，以证明当汉奸是满人的特长。一个为情势所迫下台的皇帝，回到祖宗的发祥之地重新建国，这放在古代简直就是“雄才大略”的作为，至少也要封他一个光复祖业的民族英雄。但不要搞错了，这可是 ２０ 世纪。你都已经汉化成只会说“普通话”了，还当什么满人的英雄？老实当你的汉奸吧。
袁世凯当总统还想当皇帝，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谁都知道，这是一份著名的卖国条约。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怒不可遏，打算以武力对抗。但不要以为段祺瑞因此便不是汉奸。才两三年，他就向日本“西原借款”，配合日本政府和财阀实现“日中经济一体化”；又签订中日陆军、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打开了日本侵占北满的方便之门。幸亏两年以后日本主动要求取消《中日军事协定》，以释“中国人之误解”。但咱们中国人既然“误解”，岂是随便好释的？
中国“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没收给了日本。北京政府的代表，在 １９１９ 年巴黎和会上力争失败，激起民众愤慨，爆发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于是北京政府整个成了卖国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三个卖国贼被迫去职。过了没多久，钱能训内阁总辞。
军阀政府如此卖国，怎不叫在野的孙中山忧心如焚？他决定“中山再起”，但这回不能“合日”了，应该“联俄”。便有《孙文越飞宣言》发表，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俄国跟日本的最大不同，是它侵占了 ２００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至今仍不归还。越飞到中国来与孙中山发表《宣言》之际，苏俄又侵占了中国近 ２００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外蒙。北京政府要求苏俄从外蒙撤兵，越飞的回答竟是 ：北京政府采取仇视苏俄的政策，以致苏俄政府“不得不进兵外蒙”。不过要当汉奸，不必在乎人家的这种态度。
孙中山两位继承人，一个汪精卫，一个蒋介石。汪精卫主张抗日的时候，蒋介石反而亲日。１９２７ 年蒋介石下野赴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人密谈，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以换取巨额借款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他果然密令张学良“不抵抗”，失东三省 ；１９３２ 年，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把抗战的十九路军调去福建打共产党 ；１９３３ 年，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签订《塘沽协定》，失热河 ；１９３５ 年签订《何梅协定》，失华北主权。直至 １９３６ 年西安事变，蒋介石才被迫抗日。由于仓皇应战，半壁最好的河山没多久就沦为敌手，自己也从南京一逃武汉，再逃重庆，还打算逃入西藏。及至抗战胜利前夕，又指派外交部长王世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许外蒙独立。
这件事把咱们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弄得失声痛哭，不是打赢了吗？怎么反而是中国割掉这么大一片领土？怎么好端端的一片桑叶，变成了一只鸡？陈嘉庚防得了言和，防不了卖国。他不知道，“敌未退”之际，蒋介石已经不知多少次要跟日本人言和了。他更不知道，在卖国方面，蒋介石比汪精卫和北洋军阀更有魄力。就拿整个中国历史来说，从三皇五帝到如今，可有哪一个王朝，哪一位皇帝，有这种一次卖掉 １７０ 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手笔？不错，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这是他的功。但咱们是捉汉奸，不看你有多大的功，只看你有多大的罪。对汪精卫咱们不就这样吗？
国民党领袖当汉奸，一脉相承，情有可原。兴中会、同盟会的元老们，绝大部分都留学过日本。共产党的情况呢？两位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汪氏集团的第二号、第三号人物陈公博、周佛海，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被王明、康生公开在《新华日报》上指为汉奸，接受日本人每月 ３０ 元的津贴。康生是个专门暗算别人的小人，他的话本可不必作数。
王明没拿日本人的津贴，却一直拿苏俄的津贴，躲在莫斯科啃洋面包。好容易回国参加抗战，你猜他怎么说？他要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苏联”！大敌入侵，不思怎样奋起抗击，倒要去保卫同样占领中国土地，与日本签有《日苏中立条约》相互承认满洲国与蒙古国的苏联。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卖国主义精神，这是汉奸精神。他最后还是躲到要保卫的苏联去了，改名为“马马维奇”。
汪精卫这个汉奸，已经不需要论证了。他的伪南京政府及伪冀东政府、维新政府、伪满洲国，都是汉奸政权，也不需要再加以证明了。既是汉奸政权，它的各级头目，大小公务人员，也都是汉奸没跑。什么殷汝耕呀，王克敏呀，汤尔和呀，齐燮元呀，王揖唐呀，朱深呀，王荫泰呀，江朝宗呀，梁鸿志呀，张景惠呀，陈璧君呀，李士群呀，褚民谊呀……咱们的汉奸花名册，照单全收便是。
主席、院长、皇帝、亲王、委员长是大汉奸，下面的维持会会长、伪村长、伪村公务员是小汉奸。
同日本侵略者合作铁定是汉奸，那么跟英国侵略者合作也是铁打的汉奸。跟葡萄牙侵略者合作的中国人也没跑，通称老牌汉奸。
溥仪是大汉奸，前面已经说过。现在咱们要说内蒙古的“德王”，他在 １９３９ 年出面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是一个由日本人操纵，与“伪满洲国”相似的傀儡政权。德王全名叫德穆楚克栋鲁普，１９０２ 年出生，察哈尔部正白旗人，由北京政府授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却与日本侵略者勾搭成奸，一心想从中国分裂出去。
而早在德王之前的 １９１１ 年，另一个蒙古汉奸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的怂恿之下，宣布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１９２１ 年，外蒙古的汉奸们依靠苏俄的力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１９２４ 年，进而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５年，蒋介石与苏联达成协议，允诺外蒙独立。中国版图一下大为缩水，而外蒙也将一块 ７ 万多平方公里原属中国的地区作为回扣，大大方方送给了俄罗斯。
伪军当然都是汉奸。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部队，如胡传魁的“忠义救国军”。他们是姓蒋还是姓汪？管他呢，这事儿阿庆嫂知道。抗战胜利后，伪军大多接受改编，摇身一变成了国军。他们本来就是国军。当然不包括“满洲国”的伪军，那是日本人建立的。
伪军是汉奸，直接当皇军的中国人更是汉奸了。比方翻译官，都这样说话的 ：“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花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太君的说了，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这什么腔？汉奸腔。作家周作人，倒是做稳了汉奸。他没当宪兵，当的文化官员，在伪政权里搞教育工作，大致相当于华北地区教育局长。为此坐了十几年牢。
抗日将士，应该最无汉奸嫌疑。但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简单。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里面就有汉奸。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羁留在租界三年半以后，被手下三个叛兵所杀。这三个汉奸，居然也都是壮士之一，而且能干掉日本人都干不掉的谢晋元，想想真教人冒冷汗。
而后来成了著名抗日英雄、战死疆场的张自忠，也一度被国人骂为汉奸。七七事变发生后，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北平市长，张自忠仍留在城内与日军交涉，接受日军指令解除保安队武装。南京、上海舆论界大加抨击，责其不抵抗丢失数百年的古都，标语口号贴上了街，张成了皆曰可杀的民族败类。张逃出北平，即以戴罪之身赴南京投案。
张自忠的上司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多次对日委曲求全，丧权辱国，自然也脱不了干系。１９３５ 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原拟口号中便有“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此次运动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策划组织的，当时负责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将这一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而学生仍遭镇压。宋哲元委屈在前，抗日在后，尤其是手下出了个张自忠，这才把戴了多时的汉奸帽子给摘掉。
军人守土有则，不抵抗即丢失领土，当然要比“敌未退即言和”的罪大。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长韩复榘，不战而退丢失山东，在武汉被蒋介石枪毙。
同情汉奸，也得以汉奸罪论。你不是汉奸，干吗予以同情？古代有一种罪，叫“腹诽”，也就是肚子里骂人，轻则丢官，重则是要杀头的。同情汉奸比“腹诽”可是严重多了，至少是“腹奸”。
爱上并嫁给汉奸，当然也是汉奸。这叫狼狈为奸。如女作家张爱玲，居然对汪伪名单上一度排第四位的文化汉奸胡兰成，产生“倾城之恋”。遍观当时的中国，爱国作家、抗战诗人、节操教授、热血青年比比皆是，你不去爱，偏偏爱上胡兰成。两个人在膏药旗下情浓意浓，酸死了。日本鬼子占了上海，爱国作家们都不写小说了，她偏偏写起了小说来，以表现日占区的“文化繁荣”。
吴清源当日本人，好歹还有过大战日本棋手、横扫东瀛棋坛 １５ 年无人能敌的战绩。何智丽竟然扬言 ：“打败中国运动员真好！”好像她嫁到日本，就是专门替日本人来揍中国人的。她忘了是谁把她培养成世界一流的乒乓球运动员，连中国姓都给改成日本的了，叫小山智丽。
清第十代肃亲王的第十四格格金壁辉，生于 １９０６ 年，６岁送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做养女，改名川岛芳子，１９４７ 年被秘密押到南京审判。我们看看检察官对她的指控，那才有意思呢 ：“被告既为皇室遗族，自然有恢复爱新觉罗帝国之企图。被告自幼受日本之侵略教育，实已具备背叛国家之可能性。伊年已 ３０ 多岁，迟迟不肯结婚，又与日本皇室有密切关系，由是观之，已经具备作间谍之完美条件。你不是汉奸间谍，谁是汉奸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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