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利用驯鸟乞钱行乞
《太平广记》卷四六二记：“唐魏令为西市丞，养一赤嘴鸟，每于人众中乞钱，人限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鸟’。”养鸟行乞，也是都市生活的引人景观。
(5)利用歌唱行乞
二文化“标定”(2)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谓：唐代宗大历年间，“有才人张红红者，本与其父歌于衢路乞食。过将军韦青所居，在昭国坊南门里，青于街片牖中闻其歌，即纳为姬”。行艺乞丐利用卖唱乞食，歌声悲哀婉转、低沉郁回，引发人们的怜悯哀叹。
(6)利用炙治医术行乞
“崔炜”条，说唐德宗贞元时，崔炜晚年居南海，“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时逢中元日，当地人集百戏于开元寺前，崔炜见一乞食老妪，在错蹶打翻酒店酒瓮而被老板殴打，算算所损价值仅一文钱，崔炜怜悯乞婆，脱衣替其赔偿。乞婆为答谢崔炜伏义行为，就把自己用艾草炙治敷疣的医术传授给崔炜。可知乞婆是擅长施医行乞的。
(7)利用药鼠符术行乞
唐冯翊子子休撰《桂苑丛谈》说，禧宗末年，广陵有穷丐人杜可均，40余岁。“人见其好饮绝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饮，亦不见其醉，盖自量其得所，人有怜之者，命与之饮，三两杯便止。”杜可均经常到城中西街娱乐酒旗里乞饮，发现鼠坏衣物，即将自己药鼠术符书写于主人，自此鼠踪遂绝，也是一位有药术的乞丐。
(8)利用占卜预言行乞
《酉阳杂俎》续集卷三说：“成都乞儿严七师，幽陋凡贱，涂垢臭秽不可近，言语无度，往往应于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因他善预言世事，非常灵验，人们争先施舍于他，每次得到钱帛后，全部用于修道观，并告诉人们寺院不用修，据说有“拆寺之兆”，果然几年后就发生了“武宗灭佛”之举。显然，上述这些乞丐已不是简简单单的要饭花子，他们的确是在乞求别人的施舍，但是，他们是通过一系列技能表演，包括行头的装扮、道具的摆设等来达到这一目的的，而这类行为、这种方式是其他群体的人们不屑为也不擅为的，这便是乞丐的专长了，这种专长正是乞丐文化类型的要素之一。
除了特殊的技艺、行为方式、角色形象之外，乞丐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信仰、传说，由此构成其文化类型的重要内核。
乞丐的信仰传说主要表现为祖师的信仰与崇拜，这种祖师信仰崇拜是中国古代行业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中国古代传统行业向有三百六十行之说，而行行皆有祖师的信仰传说，其中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诸如工匠以鲁班为宗，江湖艺人以桃园三结义为其祖，而尤以关云长为祖师，就连狭邪之人也奉所谓白眉神为其初祖。作为“穷家行”的乞丐自然也应弄一个祖师来供奉，乞丐们也果真弄来一个，他就是范冉。范冉史有其人，本为东汉一名士，据《后汉书·范冉传》载，范冉字史云，陈留外黄人，年青时尝为小吏，后弃官遁至南阳。其言行举止卓尔不群，桓帝时任为莱芜长而不就，后隐处于梁沛之间，“徒行敝服，卖卜于市”。行迹类于乞丐，其生活窘困，常有衣食之忧，然范冉守志不屈，民间有谚云：“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终以贫困而死，时郡县地方颇尚其名节，谥以“贞节先生”之荣誉称号。就是这样一位清廉无为、贫而守志的名士几经改造加工变成了乞丐们顶礼膜拜的祖师。乞丐关于范冉的祖师信仰传说究竟起于何时，我们已难于确知，大抵说来，丐帮形成之时当有相应的祖师信仰，因为这种信仰传说总是与群体活动相呼应的，它往往是群体意识的集中反映，据此而论，有关范冉之为丐祖的传说当不迟于宋代。今天我们所掌握的乞丐有关祖师的信仰与传说大多来源于民俗调查，这些调查报告向我们显示，乞丐的祖师传说虽有多个版本，祖师也并非范冉一人，但范冉为丐祖的传说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据民国年间一份调查称：山东宁津县的丐帮——“穷家行”都以范冉为祖师，有关范冉的传说大体如下：据说孔子周游列国时，数遭困厄，而以陈蔡绝粮为最。某日，孔子师徒困处陈蔡，绝粮数日，师徒一干人饥饿难耐，闻听此处有一贤士叫范冉，孔子乃分付子路找范冉借粮。这子路生性鲁莽而绌于言辞，结果空手而归。孔子又命颜回去借，颜回去后不久，即在范冉处借回一鹅翎管米和一鹅翎管面，往外一倒，顷刻间化为一座米山和一座面山，孔门师徒赖此厚赠，得以度过难关。后来孔子就率众徒前往范冉处当面致谢，并许以日后偿还。范冉却并不急于要债，而要孔门弟子代代相还，范门第子后世慢慢地零讨碎要。孔子唯唯，应允后世弟子代代偿还，以后凡是门上贴着对联的人家，范门弟子尽可前去讨要。
又，河南开封一带的丐邦也有类似的传说，其细节更周详，也更具有戏剧情节。在这一传说中，范冉直接被冠以陈蔡地区丐帮帮主的头衔，却说孔子在陈蔡约粮，便叫颜回到范冉处请求周济，范冉叫借粮是没问题，只是先得考考你颜回，答得上来便借与你，回答不上来那就对不起了，颜回唯唯。范冉问道：“天上啥多哈少？”颜回答以“天上星星多日月少。”范冉点头称是，又问道：“尘世间啥欢喜啥烦恼？”颜回答以“娶媳妇喜欢死人恼。”范冉不以为然，结果粮未借到。颜回回去将此番情景向孔子汇报，孔子听罢，面授颜回如何作答，嘱其再往。范冉又问第二道题，颜回答曰：“借钱喜欢还账恼”。范冉点头称是，便给了颜回一小口袋粮，结果倒之不竭、食之不尽。孔子师徒度过难关，后几日，孔子命弟子积粮还账，不料倾其所有，小口袋就是盛不满，孔子知道账是无法还的了，只有前去向范冉面谢，并声言余下部分由弟子世代偿还。范冉问孔子，你弟子遍布天下，素不相识，何以向他们索要，孔子答道，凡门上有字、墙上有画、家藏诗书之家，尽是我之弟子，只管前往讨要就是。孔子反问范冉，范门弟子又如何识别呢？范冉则说，凡是衣衫破烂、蓬首垢面的都是。
二文化“标定”(3)
范冉老祖的传说流布很广，除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外，还有黑龙江双城县、吉林农安县、内蒙古包头地区等等，其传说的情节结构与上述内容大体相似，只是细节上小有出入。如有的地方添加了一些细节，说孔子用竹筒写下收据抵押给范冉，保证以后偿还，竹筒上写：
范冉老祖供米面，来日孔子礼当还。
贴对联处请稍候，家家户户不怠慢。
孔子师徒借粮于范冉，并许诺世代偿还的典故是一个精心编制的传说，与历史上许多传说一样，它的真实性是经不住推敲的，我们也大可不必从这方面追究它，那是徒劳无益的。在此我们只须将它视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一个已经发挥着实际功效的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既成文化要素，此一传说向我们昭示：乞丐者流有自己共认的祖师——范冉，这个祖师能耐颇大，其学问、人品不在孔子之下（这当然只是乞丐们的假定），通过这个传说，乞丐把自己的行为赋予了合法性的依据，即乞丐不是向人乞讨，而是要债。这个债是士绅衣冠者流前世就欠下的，我辈不过是照单收账罢了。这则传说还向世人暗示，我等乞丐本来是有功于主流社会的，你等主流社会的士绅人家不要小瞧我们，当初若不是吾祖范冉救济，那有你们的今天！通过这一传说，乞丐不仅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充足的合法性依据，而且把自己与主流文化联系在一起，从而树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
乞丐信奉并尊崇的祖师除范冉外，另有吹箫乞于市的伍子胥、乞食于漂母的韩信、唱莲花落的花郎郑元和，以及李后娘娘与明太祖朱元璋等人，上述诸人早年都有行乞的经历，而后则或王或相或将，大抵都是人上之人。乞丐将他们奉为祖师，无非拉大旗作虎皮，壮壮自己的声威罢了。然上述诸位影响都不及范冉老祖，大概在乞丐者流眼里，范冉的行迹人格更贴切乞丐，旧时北京的乞丐每年都要在西单牌楼北石虎胡同公祭祖师范冉，届时众丐云集，珍羞丰盛，场面宏大，足见这一信仰传说的影响之巨大。
祖先祖神的信仰与崇拜是文化类型中的一个极重要构件，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在初民社会中，信仰传说往往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那时，社会的理想、目标、价值追求、生活态度、审美情趣、以至世界观、人生观等等无不包涵于其间，成为诸多文化要素的载体。因此，信仰与传说往往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南、生活的航标、价值的标尺。而信仰传说在乞丐文化类型中的作用，一如初民社会，乞丐亚文化类型所特有的生活态度、行为取向、价值追求无不隐含于其间，故此，我们可以将乞丐有关信仰传说的形成视为其文化类型形成的一个标志。
一庸劣习性(1)
乞丐行为的文化透析
乞丐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习惯上，人们常常以肮脏的、好逸恶劳的、无所作为等蔑视的语气来形容他们。诚然，这些都是乞丐留给我们的角色形象，然而，这并不是乞丐行为的全部内容，也并非其行为的
最本质特征。乞丐作为一个亚文化类型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行为特征是什么，他们的行为向世人传达了一种怎样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这是一个不易回答却必须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行为是文化的最外显形式，行为的样式与特征往往传载着某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有鉴于此，归纳总结进而比较分析乞丐的行为表现，实乃研究乞丐文化之重要一环。
概括地讲，乞丐行为是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庸俗取向的文化表现。其所以这样说，因为乞丐行为以生存——生命的自然延续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目标，生命的延续与发展之作为行为的目标取向，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说法，这是众所皆然的。然而，与众不同的是，生存的需求在乞丐那里既是根本的，也是惟一的，至于马斯洛所谓的社会需求、政治参与要求、价值实现需求等更高的行为目标，乞丐者流是向所不重的、漠不关心的。交游闻达、追求理想、成就事业，从来不会被他们关心，从来不会成为激励他们奋斗进取的动力。对乞丐而言，食、色、冷、暖是唯一的行为取向，为了满足生存这一根本的惟一的要求，他们可以置颜面、尊严、人格于罔顾，可以一反常态，尽其所能地进行自我暴露、自我嘲弄、自我贬损。他们唯实利是求，唯施舍者马首是瞻，他们堪称最庸俗之辈。常人讲求的生活品位、格调、风雅之类，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种无所价值的奢侈品。充饥、果腹、活命、生存是他们行为的唯一目标，舍此无他。
乞丐的行为还带有明显的流氓痞棍作风。普通型乞丐本不是流氓痞棍之徒，但乞丐作为一种亚文化类型的边缘社会群体，它的“另类”特征与“边缘”状态实为流氓痞棍的为非作歹提供了最佳的庇护，它因此成为人鬼混杂、藏污纳垢之所，社会中各类越轨犯罪分子栖身其间，各种流氓意识、流氓行为、黑道手法随之而至，原本就带有庸劣固习的乞丐因而进一步滑落到反社会、反人道的深渊，流丐伎俩与流氓行径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极端现实取向是乞丐行为的最基本文化品性，它使乞丐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呈现出庸俗、卑劣、自贱自嘲的风貌。这种行为表现遍及乞丐整个群落，并被他们世代传承，庶几成为乞丐活动的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所以我们说，庸劣自贬乃是乞丐的习性。习性者，行为习惯、心理定势之谓也。换言之，凡属乞丐之徒，皆带有这种行为习惯，皆具备这种心理定势，莫或能外。
索取、求讨是乞丐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它不是以社会劳动换取相应报酬，而是一味地单方面索求，因此，乞丐必须以自贬自嘲的姿态，极尽厚颜取悦、巧言逢迎、卑躬屈膝之能事，方能获得生存所需的零星钱物。通常所见的“路讨”、“坐讨”、“苦讨”、“骗讨”等等都具有这一特征。
路讨，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乞讨方式，人称其“伸手大将军”，他们或挨家挨户讨，或站在路口乞讨，或尾随行人乞讨，口中连称“老爷”、“太太”、“行善积德做好事”。其形状多为一手挽破篮，篮内盛一只大土碗，拄杖而行，另一手向前摊伸，一路哀号。这种路讨乞丐在四川他们自称为“寻子”、“找娃娃”。他们于人也不强索，有施舍者招呼使受而谢之。他们不仅厚颜，而且有一套精神胜利法，如四川的乞丐中路讨有一种形式，他们不要锅巴剩饭，只追随路人要钱，他们自称为“撵狗”、“赶鸭子”。把遭遇到的那些高傲的施主们讽刺为狗或鸭子，自身的“求”、“乞”变成了“撵”和“赶”，乞丐们通过这种方式慰藉了那颗早已扭曲的心灵。
广州的“乞儿仔”也属于路讨，这种乞儿，男女都有，专在双门底、西濠口、大东门、小东门、西关、上下九路一带繁盛街道，尾随行人唱着丐歌不停地行乞，歌词如下：“左手俾钱银，右手就发财！好心啦！俾个仙啦！先生！奶奶！大少！亚姑！大事头！”只有用这种巧言逢迎才能取悦于路人，以获得些许钱物。
坐地哀索则是典型的自暴自贬行为，它是通过示人以苦状、自嘲自贬的方式唤起世人的怜悯，借以讨得食物。
这种方式多为残疾丐所用，后来一些身体健全的乞丐也效仿，他们通常坐于街头巷衢，以种种“苦情”，“惨状”引起观者同情，或以哀号哭诉引生人们的怜悯，以乞讨钱物。“告地状”、“脱轴头”、“打单子”、“老磨苦”等等即是其典型手法。行此技者，有时又称之为“诉冤党”、“丧门党”。
所谓“告地状”，又称“告地藏”，即丐者在地上平铺一张破烂纸张，上面请人写上自己的悲惨遭遇，自己则坐于一旁黯然不语作悲哀状，或呜呜咽咽作生不如死状，以乞求人们的施舍，其陈述遭遇的“苦册”是最重要的道具。“苦册”所陈述的惨状种种色色，如“脱轴头”指家乡有难，自己投亲不遇而沦落街头。“打单子”指夫死之女丐或妻死之男丐等等。坐地哀索还有“老磨苦”，即年老无着，作一副病态，僵卧于地。“小磨苦”指辗转于母侧的栖惶幼童。
一庸劣习性(2)
通过自暴自贬的方式强化、夸大自己的弱者形象，从而获得他人更大的同情，这是乞丐的心机所在，“告地状”最能体现这一特点。这个向人展示自己弱点一苦情、惨状、不幸等等的“地状”是精心制作的宣传品。它或者为好心的冬烘先生代笔，或者由粗通文墨的乞头代制，格式严谨、结构完整，由“起段”、“承段”、“合段”组成。
“起段”：由“伏乞”开头，下接一长串“善老爷、太太、先生、小姐”之类称谓。
“承段”：“哀禀者某某某”的家世简介。
“转段”：以“皆因”领起全“状”的主体，以极尽凄凉的文字历诉乞者的不幸遭遇，如兵祸，水火，瘟疫等天灾人祸，或蒙受奇冤惨祸，被弄得家破人亡命、无地容身，饥寒交迫，孤苦零丁，以至举目无亲，流落街头，赧颜行乞云云。
“合段”：“乞求各方善士贤人周济危难”，“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敬乞者今生不能报答，来世愿交牛马，衔环相报”，极尽赞颂之意。
“告地状”：多为老弱病残，当然也不乏一些“装相”的混杂其间。他们一般不多说话，只以呼号、呻吟、哭诉引起路人注意，或者干脆默然不语，以“状”代言，只是可怜兮兮地坐、卧于“地状”后，围观者阅状后若动了恻隐之心，自然会掏几个零钱掷于“状”上，“告地状”者则伏地作揖、磕头，千恩万谢。
“叫街”或“行讨”则是残疾型乞丐更多的乞讨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自暴自嘲自贬的特征更为明显。乞丐通过展现自身的生理缺陷以博取世人的怜悯，残疾乞丐的自我暴露、自我嘲讽往往能够一种强烈感官刺激，进而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此时再行讨则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前面我们说到过的残疾型乞丐的种种自暴自嘲行为，如“日照西”、“摸光明”、“独眼龙”、“翻太岁”、“看照壁”、“垫木手”、“解粮草”、“驼石头”等等，即是显例。
比残疾乞丐的自嘲行为为更进一步的是自残自虐行为，乞丐以种种“惨不忍睹”的方式摧残自己、虐待自己以震撼世人的心灵，引发人们的同情，但更多时候是引人生厌，甚至是令人发怵，于是赶紧掏钱打发掉他们，免生麻烦。而在乞丐看来，不管人们作何反映效果都是一样的，能讨得钱物就行。自残自虐的行为被乞丐们称作“苦讨”，它的方式有：“以硬物击打胸脯”、“排刀”、“拉破头”、“脑门上钉钉”、“吞刀”、“耍蛇”、“双鳝钻洞”、“点凤头”等等。
例如，以硬物击打胸脯就是一种典型的自残自虐行为。开封的“叫街丐”即用此技，他们以闹市、通衢要道和庙会、集市为主要乞讨场所。不论春夏秋冬，皆上体赤裸，或仅以破麻袋片复背，袒胸。手拿一半截砖。或坐或跪于地，嘶声拖腔呼讨。每呼喊一句或数句，即以半截砖或旧鞋底当胸一拍，胸部常厚肿而隐现血迹。因其声状极惨，加上闹市人多，光“馍票”一晌就能要到数十斤（每个半斤）。馍票可以兑换成钱，也可换成馍而后卖钱。每要过之后，即洗脸更衣，和常人一样上街吃喝玩耍。河北丐帮的“李家门”一派乞丐也多行此技。他们将此称之为“拍叶子支”，即丐者跪坐在地上，赤胸露怀，用手掌或鞋底使戏拍打自己的胸脯，直到胸脯充血结肿，路人给钱，方才罢手。再如“双鳝钻洞”，即乞丐在自己的鼻子附近及喉咙处只有一洞，乞儿手拿一支铁钩行乞，你不给钱，他便将铁钩穿进洞去，直到收钱为止。这种乞丐开初钻洞是十分痛苦的，不过日经天长，这部分皮肉老化了，也并不十分难受。
“点凤头”。这种方式是丐者在眉间印堂上插进一根粗针，针尖上又顶着一只精碗，一边摆头一面唱曲，以引求得路人施舍。
“排刀”。这种方式是乞丐两手各持一把大刀，在人群稠密处袒衣露胸，先高声叫喊“老爷太太”，其声幽怨哀凄，然后挥刀砍向自己的胸膛，刀与皮肤相角之际伴以沉闷的“哼”声。然后再运气鼓腹，进行第二次排刀，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胸间被砍得红肿起来，甚至隐隐约约血迹殷红，而“排刀”丐尚是一副不给钱不罢手的无奈相。众人见状，只好慷慨解囊。
“脑门上钉钉子”。行此道者，一手拿根大铁钉，一手握个鹅卵石，向人行乞时，也不言语，只是先把钉子、石头在头上一比，你若会意给钱，他就不刺激你，谢而去；你若不给，或者不懂，他就当着你的面，以石头敲钉子钉脑门，直钉得鲜血满颊，叫你受不了，只得给钱打发走人。无锡丐帮中的“水碗矗”与此小有区别。他们把挂着水碗的长钉铁针插入手臂肉里，“观音矗”则是将香燃着香烛的三叉形铁架插在头顶。“铁头”与“拉破头”在苦讨中比较多见，至今犹有遗绪，不过玩假者多。比如流行的以刀刺腕，其实这刀只有刀柄和刀夹是相连，中间连接部分是一个半圆形铁丝，“表演者”（乞丐）以迅捷的动作仿佛是将刀子插入手腕，以至对穿，其实只是将“刀子”套在手腕而已，且另一手紧紧捏住刀柄与手腕连接处，让人看不出破绽，而且这番造作必定还配以鲜血迸流，其实你一细看，那血并不殷红，原来只是预先设置的颜料与水的混合物而已。
“吞刀”。行此者仰面朝天，从口中插入一柄明晃晃的柳叶刀，其效果同朝脑门上钉钉子一样，叫人受不了刺激而不得不给钱。
一庸劣习性(3)
如果说上述种种自残自虐行为只是以“反常”博得人们的同情，乞丐对观众的反应并不过分追究，给钱当然好，不给也罢了，最多咱白吃一回苦，下次再来。但“拉破头”则不然，咱吃苦，你不给钱，那你就有麻烦了。乞丐恶劣、耍赖、卑鄙的行为特征开始暴露无遗。
且让我们看看“拉破头”的表演吧：
拉破头丐。俗呼为“拉破头的”，行语称“红教行”，因其以刀拉破头溅血而得名。这种乞丐的特征是，头经常剃得净光，不论春夏秋冬，讨要时皆光头赤背，一手拿刀（类旧式剃刀），一手拿把子。把子是长约四五寸的高粱穗的杆（开封方言称“格当”），以绳或牛筋绑缚而成，但高梁穗的杆必须是二十八根，取二十八宿之意。这种乞丐状恶，性粗野，每到处大喝一声：“要饭的来啦”或“傻子来了”，接着就是“给不给？不给可拉啦！”乃一手挟刀置于头顶，一手拿把子照挟刀处，自上而下击之。一阵连击之力。刀非实握，而是以拇指、食指和中指夹紧刃锋微下出，且又以无名指于中指中头皮之间垫托之；刀把则从虎口穿出向上斜翘，把子所击之落点，均着于刀把。最后一下“猛击”仍是虚招，节骨眼在于把子看似猛击的同时，夹刀之手的无名指稍外移，微露之刀刃乃对着头皮，随手一带，已头破血流，顺手一挥洒，则满脸皆血矣。这些动作瞬间完成，且伤深不过半个小米。不过这也非朝夕之功。主人碰上这种乞丐上门，避之唯恐不及，故多是一到即给，所以真正把头拉破的事也很少发生。
无锡丐帮中的“红相矗”也有类似的做法，“红相矗”（两人一档）用剃头刀割去自己头上的老疤，血流如注，以求取他人施舍。
泉州的“破额丐”专携剃刀与小锤，选择几家怕事而有油水的商铺，按力于额举锤欲击，而向店东要挟巨款（2元至5元），如不给则下锤而流血流地，大闹一场，势难收拾。
河北丐帮“李家门”的乞丐把拉破头称为“开口支”，不同于前者的是，他们并不行走于人户，而是跪在道口或街道两旁，用刀在自己头上拉口子，以求得路人的施舍。“拉破头”的庸劣卑鄙之处在于：他拉破了头皮，你不给钱，那就赖上你了，在你家门口店前大闹一番，弄得你百口莫辨，到时还得破费一番，这种旧时称为“强索”的行径实则是痞子、耍赖、诳诈、胡搅蛮缠兼而有之，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卑劣的无赖作派。
无赖的行径还包括诓骗，这些乞丐也不自残自虐，那样太苦了，干脆白吃一顿，吃完耍个伎俩逃之夭夭，岂不快哉！民国年间，广州有一丐帮名曰“关帝厅”人马，专事骗事，时人称之为“骗食团”。这个组织最初是专门向一些僻处街道的小馆去骗食，先行几人同在一张台上食，食完一个跟一个陆续先后逃去，最后只留一个人听候处分。这个团设首领一人，隶属于关帝厅的人马，而团员多为一般流浪者，至于新加入的团员先要拜见首领（即乞儿头），要自告奋勇，主要是当面答应充当“买手”二次或三次。什么叫做“买手”呢？这就是一台食饭留下最后听候处分的人，在当时一般饭店为求“杀一儆百”起见，往往将“买手”打个半死，一定要给点残废烙印以作记号，身体稍为稍弱一点的，就挨不起这个苦头，因而毙命的，为数不少，他们骗食的行动，严格规定是不能越界的，各守势力范围，但为了骗食方便曾采用轮换的原则。如甲地的乞丐在乙地骗食了一个相当时期之后，就可和乙地的乞丐换防，再过一个时期，又与丙地的乞丐互换，如此轮换，要经过相当的时期，甲地的乞丐才又返回原地，这样一折腾，饭馆老板就认不出他们的真面目了。
在极端现实取向驱动下，生存活命是第一要义，其他则无所谓，只要能填满肚，不饥不寒，颜面、尊严、羞耻、人格皆可以置之不理，对于残疾女丐而言，甚至贞操都可以抛在一边的。如泉州死猫巷（前魁星楼附近）有不少这种女丐，以卖淫度日，每夜只收费二角，且须为嫖客补破衣，贫男也多往就之。稍高一等的盲女，有老鸨收买养大，而令为盲妓，亦属乞丐一类。前清军驿巷有两三家，白天及上半夜管弦弹唱叫“四锦瓶”，可由人雇出，登台分坐二板凳弹唱，但目皆盲，而穿戴华丽，半夜则为娼。其所唱调亦皆丐调，据云其所用的月琴亦专属乞丐所独有，形似琵琶而柄长，且柄长挂着一串布条，上书曲名，以便主人选曲。
广州旧时的一种残疾型乞丐——“盲妹”也与此相类，她们一般都善弹唱曲戏，白天以唱曲行乞，在夜里做“禾虫”（卖淫），他们年事将老，也就专以唱曲行乞了。（以上所引事例，均载于《近代中国江湖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要之，庸俗卑劣的行为、自暴自虐自贱的行为是乞丐者流最常见的行为表现，它贯穿于乞丐活动的全部过程中，展现了乞丐的基本的最恒定的心理趋向，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这一行为取向经由积累传承而沉积内化，从而成为附著于乞丐灵魂深处的一种习性。
二江湖习气(1)
江湖一词，原来泛指四方，江湖中人则指漂流四方，以行医卖药、占卦看相、卖武耍技等方式谋生的人。而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江湖实则是一种社会文化空间，它既是一种较少受到主流社会制度控制的社会空间，又是各种亚文化争奇斗妍、竞相绽放的文化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空间，三教九流、各色流品畅行其间，上下纵横，以各种被主流社会斥为杂技末作、左道旁门的技艺展开活动，演出一幕幕鲜活生动、斑斓绚丽、别具风采的文化悲喜剧。
乞丐者流，四处漂零，风餐露宿，无拘无束，无牵无挂，他们行千里而乞食于百家，枕明月而酌清风，他们擅通杂艺以资身，弃家室而离乡邦，自然应算作江湖中人。江湖人杂耍卖艺、舞刀弄棍、看相算卦、悬壶卖药，乞丐们游荡其中，交往互动既久、耳濡目染，浸润亦深，也怦然“巾”、“皮”行当之高手。江湖行当进而成为乞丐谋生的技艺，江湖习气，即江湖中人那特有的狂野、豪侠、放浪、诡诈的行为方式浸浸乎也成为乞丐行为的一大特性。
乞丐的活动最初不具有职业化、技能型的特征，他们使用得最多的不过是哀号悲鸣、放歌欢唱，像伍子胥那样吹箫乞于市乃是鲜有之例，大多数乞丐只是身无长技，手持棍棒，拎着破碗，沿街哀叫的花子，他们能否获得世人同情，能否有一碗半盘的收获，那就全靠运气了。
后来，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促使情形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生存的压力，生活的磨炼，江湖文化的浸润，以及他们自身向江湖行业学习模仿的意志与能力，凡此种种，促使乞丐发展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业技能”，而这些“行业技能”主要就是江湖技能。
中国古代向以医、卜、星、相为江湖行当，视之为“方技”，斥之为左道旁门。近世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的日益大众化，使江湖诸行业也得以全面发展，呈现出门类庞杂、百业竞争的局面。据唐瑞丰《鹅幻编》卷十二之《江湖通用切口摘要》载：
“江湖诸技，总分四行，曰巾、皮、李、瓜，行此者名曰相夫。凡做相夫者，不曰做而曰当，故自称当相者。算命、相面、拆字等类，总称曰巾行：医病、卖药，膏药等类，总称曰皮行；戏法四类，总称曰李子；打拳头、跑解马，总称曰瓜子。”（转引自曲彦斌《中国乞丐》第182页）
乞丐无疑也是“当相者”，他们涉足江湖行业，“巾”、“皮”、“李”、“瓜”无所不为。例如近世无锡的乞丐分为“流”、“矗”两门，多涉足江湖四行。“流门”包括医、卜、星、相、地理、书、画、棋、说书、弹词、木铎、募化。花鼓、唱莲花等。星、黄藤、铁剑、转碗、硬彩、红相、观音等矗。“矗门”又分东行、西行两类，江湖上有所谓“三十六大矗，七十二小矗”之说，大抵都是一些靠江湖技艺乞食的乞丐所组成。“东行”大多来自外地，每年来本地三四趟，有“当家”带领，互不闹事，这些人在家乡都有家室。“西行”有余香、流子、大开口、闭口功，金刚子、扒头子、古腔照子、罗成、丧门、清靠、哀怜，访窃等矗。（引自《近代中国江湖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流门”类大多后来演变成专门职业的行当。他们或凭一技之长，或凭巧言投机钻营混迹社会。如其中的“医”是指没有正式挂牌营业的江湖流医。搭棚帐摆药棚的，称“铁捻子”；手摇串铃四方行医的，称“虎铃子”；推独轮车，撑一顶大布伞的，称“车轮子”；牵骆驼，相面兼行医的，称“顶峰子”；自己手提药包走街串巷的，则称“大小包”。这些人有些医理常识，但他们行医的目的是“识真病，卖假药”。他们和书、画、棋、说书、弹词等行当一样，以一技之长求生存，而星、相、卜、地理等行当，则凭三寸不烂之舌，搬弄一些阴阳八卦之类糊口。不论其所为哪桩，总不改乞食糊口的本色。追溯起来，乞丐涉足江湖诸行，可谓由来已久。即以乞丐涉足卜、相、星、卦之“巾”行而论，大约可以上溯至唐代。
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载：“辛秘五径抉第后，常州赴婚。行至陕，因息于树阴。傍有乞儿箕坐，痂面虮衣，访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儿亦随之。辛马劣不能相远，乞儿强言不已。前及一衣绿者，辛揖而与之语，乞儿后应和。行里余，绿衣者忽前马骤去，辛怪之，独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儿曰：‘彼时至，岂自由乎？’辛觉语异，始问之曰：‘君言时至，何也？’乞儿曰：‘少顷当自知之。’将及店，见数十人拥店，问之，乃绿衣者卒矣。辛大惊异，遂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脱乘乘之，乞儿初无谢意，语言往往有精义。至汴，谓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适何事也？’辛以娶约语之，乞儿笑曰：‘公士人，业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远。’隔一日，乃扛一哭酒，与辛别，指相国寺刹曰：‘及午而焚，可迟此而别。’如期，刹无故火发，坏其相轮。临去以绫帕复赠辛，带有一结，语辛异时有疑，当发视也。积二十余年，辛为渭南尉，始婚姻裴氏，洎裴生日，会亲宾，忽忆乞儿之言，解帕复结，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计别乞儿之年，妻尚未生，岂蓬赢籍者谪于人间乎！方之蒙袂辑履，有愤于黔娄，摘植索途，见称于杨子，差不同耳。”故事显具荒诞传奇色彩。而那位丐者精于卜相之术，当无疑义。
二江湖习气(2)
乞丐涉足江湖郎中行业，当起“皮”行营生，也是由来既久的，远可溯至东汉时期。据《后汉书·方伎传》记载：“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涪翁一面给人看病一面乞食，他可能真是一名乞丐，也可能是化身乞丐的“仙人”，到底为何身份，不得而知，然涪翁的行为无疑为后来的乞丐树立一个榜样，即：我辈乞丐也是可以行医卖药的。所以，汉晋以后，关于乞丐藏有秘方绝活的记载屡屡见于传奇稗记之中
，举如唐裴刑《传奇》载：唐代人崔炜，晚年居住南海，因生性豪爽，不爱为生计蝇蝇苟苟，不几年就家财荡尽，只好栖止于佛舍，有一年中元节，当地人在开元寺前表演各种娱乐游戏，崔炜也乘兴前往。忽见一个老丐婆，因一时眼花头晕，打翻了酒店酒瓮，不过是一缗钱之财，酒店老板却将老丐婆殴打起来，崔炜激于义愤，脱下自己的衣服代她偿还，方才使老丐婆免于毒打。这老丐婆为答谢崔炜，将自己秘藏的用艾草炙治敷疣的医术传给了崔炜。
又据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有位名叫郑师甫的人，脚上患了伤手疮，进水后肿胀难以行走。一丐者教他用耳屎敷疮，只一晚上水就流也，疮也痊愈了。显然，这是一位以行医为技行乞的乞丐。
明人黄姬水《贫士传》下卷载：贫士王逵，字志道，钱塘人，有一只脚跛，家境极贫，于是以卖药行乞为生。后来药也不能卖了，只好以占卜为计，为人解难质疑，无不信手拈来。王逵也是乞丐中充当“巾”、“皮”两行的高手。
上述数例说明：涪翁、老丐婆、郑师甫、王逵等人都是身通医术的乞丐，而后世的乞丐大多没有他们那种秘藏绝活，他们行走江湖，行医卖药，多系招摇撞骗，医术之于乞丐，不过是谋食骗财的一块招牌而已。《北京民间生活彩图》之第九十六幅，题为《串铃卖药图》，为乞丐者流充作江湖假郎中作了栩栩如生的勾画，其辞云：“此中国串铃卖药之图也。其人系江湖土郎中，微通医数，明点药性，口有佞才，即往各省游艺，一手持串铃摇动，一手持招牌上写药名不等。看病时，目视其色，言能变化，尚带卖药，无非求衣食也。”“无非求衣食”，一语道破郎中的乞丐本色。（以上所引，均可参见：曲彦斌《乞丐史》第169～1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乞丐在发展自己的职业技能时，除“巾”、“皮”、“李”行外，还涉足“瓜”行，他们也成为中国民间武林中的重要成员。中华武术在今日当然是饮誉海外的“国术”，而在古代，民间习武弄拳之人大抵出身卑下，摆摊打拳也被社会目为等而下之的贱作末技，许多民间习武之人实与乞丐无异，而乞丐在流浪行乞，百无一计的情况下，也间或学习一些拳脚套路，摆摊子打把式，借以作为乞食的一种手段，“瓜”行与乞丐遂结合在一起了。
丐帮形成以后，武术作为乞丐的一种乞讨手段也就在这一群体中得以流传繁衍，近世武侠小说中所反映的中华武术，可谓流派众多，著名者如少林派、武当派、峨眉派，此外，丐帮的武术姑且也可称一派。据有的学者研究，丐帮门派众多，各门派之间各自封闭，各门派内的武艺是不轻易传人的，因此难以普及。有的丐帮组织规定：行乞三年以上者，方可吸收入帮，习丐帮武功者，须严守“十不打”的规定。所谓“十不打”，即：凡遇老、弱、妇、孺、僧、道、同门、认识者不能出手打人，同人间打斗时不能攻击对方要害，不打阴掌，等等。
丐帮武术自成一派，授受有自，流传广远，至今余绪犹存。
据称现居香港的郑启明先生是当今丐帮武术的第三代嫡传，他在20年前开门收徒后，于今又下传了三代。郑启明在1984年接受了某家媒体的专访，详细介绍了丐帮武术的情况，根据郑先生之介绍，我们可以窥见丐帮武术之大概。
据郑启明回忆，丐帮习武者须熟悉南北少林拳，以之为基础，后来开派，丐帮武功逐渐融入到南方各派及客家籍功夫，继而独立成系。丐帮拳练前的基本步法有“二字柑羊马”、“八字马”、“子午马”、“双蝴蝶”等，基本拳种有“指条功”、“凤眼”、“鸡心拳”、“恙牙拳”。一般初习者先由“四门打”练起。除“四门打”外，丐帮还有“五形健身法”、“猴拳”、“阿摩搪墙拳”及名闻天下的一百零八变的“打狗杖法”等几种主要套路。“五形健身法”是很奇特的套路。起式像“洪家拳”，接着的手法像“客家支流”和“江东支流”，随即又踢起北派的钉脚、点脚和扫堂腿等架势，收式又像“白鹤派”的大开大合的架势。
“猴拳”又名“猴鹤双栖”，是丐帮惟一的仿生拳术，形肖猴子。全套共三十余式，主要是蹲身翻滚，是一套地堂功夫，难在急骤的动作中保持平衡。
“阿摩搪墙拳”和“打狗杖法”是为丐帮武功之特创，也为其独有。
“阿摩搪墙拳”是一套模仿盲人筑墙的掌法，故又称“阿盲捉棍拳”。同其他丐帮拳术一样，此拳也是重实用，不讲形体的优雅，看上去一招一式相当古怪、笨拙，而力量却异常的狠劲。“阿摩搪墙拳”系有掌招八十八式，没有一定的套路，即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但它们之间又招招相连，节节相通，可以由头打到尾，也可以从尾侧打回头，甚至可以任意衔接。由于打起来千变万化，故令人防不胜防，在实战博击中威力很大。
二江湖习气(3)
“打狗杖法”，从其名称即可见到乞丐的本色，而其实质，也堪称一朵绽放于武林的奇葩。据载此套杖法，每代只传十人，故流传面很狭，识者寥寥。“打狗杖”杖长三肘，杖招共三十六式，上十八路以守为攻，下十八路以攻为守。以打为消，互相应照，打上取下，打左防右。上十二路为左手，中十二路为右手，下十二路为左右互交，变幻莫测。一招三变，三招九变，三十六招则一百零八变，它和“阿摩搪墙拳”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杖的身形、步法无一定之规，可攻敌之前后左右任何一方，上中下任何一路。
除打狗杖外，丐帮武器还有流水棍，撩阴棍，蜻蜓点水棍、黄龙缠身棍，打虎刀、打虎叉、刺虎大扒，春秋大刀、铁尺、九节鞭、罗汉枪、锄头，等等。（以上所引，参见《近代中国江湖秘闻》）
乞丐还是江湖“艺人”，他们精通各种说唱艺术，在自己独有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发展出了许多说唱艺术门类，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史与乞丐的文化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乞丐实际上是说唱艺术的主体。在乞丐群落内部，能说会唱的乞丐被名之为“响丐”，“响丐”者，就是手持各种打击乐器（响具）走街串巷，以说唱行乞的乞丐。例如旧时京城的丐帮就有许多属“响丐”之列，他们中间又根据所持响具的不同分为不同的门派，他们的打击乐一般都极简陋，与他们实际生活状况相吻合，一般有板子、竹板子、猪牛骨、瓦片，或者更讲究一点就是在上述“器具”上添加一些材料，如板上加钹，安上个龙头，两块牛块上系以铃铛，一块牛骨外加一锯齿板等等。“响具”虽然简陋，名堂却不小，“响丐”中众多门派往往就是所持响具不同而划分。
东北地区的“响丐”中有“说华相的”、“敲手鼓的”、“吃竹林的”、“碰瓷的”、“耍黑条子的”等等，即是由他们分别手持“沙拉鸡”（用粗铁线串着许多铜钱装于竹乐板上，摇击时铜钱碰击发出响声）、“哈拉巴”（猪的一块扇形薄骨，在中间突出处拴两枚铜钱，摇动时铜钱打在两边骨片上）、“呱嗒板”（两片竹板）、烟袋杆或高粱杆等不同响具而定。
“响丐”的说唱艺术门类众多，主要有“莲花落”、“数来宝”、“三棒鼓”、“花鼓”、“渔鼓”、“连宵”、“包打不响”、“金钱板”等等，这方面内容颇多，下文另有专文论及，此不赘述。
以上我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乞丐的种种江湖营生，囿于篇幅，许多技艺活动尚未论列，仅此就可以看出，乞丐的活动绝大部分是在江湖中进行的，江湖成为他们施展才能的舞台，江湖是他们纵横驰骋的社会空间。于是乎，江湖中人成为他们的“同道”，江湖行当成为他们的“本行”，江湖文化、江湖作风、江湖习气由此深深地感染、影响并融汇于乞丐的行为之中，江湖文化印迹深深地烙在乞丐身上，使乞丐周身散发着浓郁的江湖气习。
乞丐们游荡江湖、四海为家，较少家庭情愫，更无乡邦社区观念；他们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放浪不羁；他们长期接触各色人等，与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多有交往互动，因此他们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他们往往口有佞才，工于取媚逢迎、巧言哄骗；他们注重江湖朋友之谊甚于父子兄弟之义；有时候，在“天下讨饭的是一家”的群体意识下，他们还会显出几分危厄相扶、生死与共的豪气；他们又是诡秘奸诈的，为了蝇头小利不惜人坑人。
总之，江湖行为所具有的放逸散闲之习，自由豪迈之气，群体意识，朋友信义，以及诡秘奸滑作风在乞丐身上处处可见，江湖行为的优长与偏失也在乞丐行为中表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