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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原回忆录
作者：黎原
黎原回忆录中鲜为人知的几件事
黎原是出身于“后黄埔时期（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的解放军将领，他就读军校时，国共双方已经分道扬镳并有数年兵戎相见的历史，与毕业于黄埔前五期的中共军人比较起来，他这一类型的干部在红色军队中屈指可数。在军人生涯中，除开组建东北民主联军吉黑纵队一大队时短暂地担任过一段时间政委职务外，黎原的晋级是沿着营长、团长、师长、军长的台阶，一步一级地靠战功打上来的。作为一个职业军人，黎原在回忆录中，在“讲政治”方面就节约了许多笔墨，但披露的几件事，却在以往史料中鲜为人知。
一是在四野服役的日本籍军人。日本战败后，除开苏军虏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及经葫芦岛乘船回国的，在东北仍有数十万关东军及日裔居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联军（东野、四野）。在一般资料中，只披露四野的军工、后勤、医疗等机构及东北老航校中有不少日本人，绝口不提一线战斗部队中有无日本人的事实。打黑山阻击战时，时任东野十纵团长的黎原，就提到：“团里的一名日本籍战士一人就缴获了三挺机枪，立了战功。我们部队为什么还有日本人？事情得从抗日战争结束时说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许多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日籍人士，自愿要求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因为战争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也先后接收了部分工程技术、医护、财会等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有的荣立战功，有的成为模范工作者、优秀干部。我们师山炮营就有日籍战士近百人，团里还有十来名日籍医护人员。”
老斐读后无语，也许是廖耀湘那些经史迪威训练出来的兵“打外战很内行，打内战很外行”，在缅甸打得好好的，但一到东北，一个兵团硬是冲不过东野一个纵队的黑山防线，最后被林总包了饺子，如果知道对方战壕里还有以前的老冤家日本兵，不知结局会不会这样惨。
二是回到朝鲜的2位朝籍军官的结局。黎原在南京军校读书时，就有一个叫王守成的朝鲜同学，后来与黎原不约而同地投奔到了延安，又与黎原一起在抗大在三分校任教，黎原回忆：“同我关系最好的是王守成，和我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他不仅有一定军事水平，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天赋，他能写小说，会作曲，同音乐家郑律成是同乡、更是好友，二人合作编写了不少抗日歌曲。通过和他的交往，我深深体会到殖民地人民的感受。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将来一起到东北、朝鲜去解放被日本铁蹄下奴役的人民。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在东北吉林见过几次面，后来听说他回到朝鲜，任人民军炮兵团长，不知何故自杀了，实在是可惜。”在东北时期，47军是征召朝鲜人较多的部队，1950年，金日成通过金光侠出面，将进军到华南的四野朝鲜人部队悉数收编回国，从47军回朝鲜的3900多人共编成一个团，即大田战役中的劲旅第十八联队。原在419团担任营长的张教德担任联队长，在418团（黎原任团长的团）任营长的宋德万担任副联队长。黎原回忆到美军仁川登陆后人民军十八联队窘况：“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共10个师从正面向朝鲜人民军反攻。朝鲜人民军被迫退却，许多部队来不及转移，即被击溃、打散。十八联队亦遭到很大伤亡，团长张教德在大田同美二十四师作战时光荣牺牲，剩下的700多人由宋德万带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坚持四个多月，并使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
但在说到宋德万的结局时，却也是与前面所提的王守成相同——都不是死于战场：
“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后，宋部同我志愿军在铁原、涟川会师。他们克服许多艰难困苦，坚持敌后战斗，辗转回到后方，受到金日成首相的接见，并给予高度评价。金日成认为中国回来的十八联队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能在敌后坚持四个月，并能安全地撤回，简直是奇迹，遂将十八联队扩编为近卫师，任命宋德万为近卫师少将师长，驻守平壤。朝鲜近卫师是仿照苏联红军制度建立起来的，在人民军中地位很高。近卫师的战士到其他部队可以当排长，师长出去要当军长。1953年贺龙元帅到朝鲜访问时，第一个接见的就是宋德万。当时国内很多报纸都刊登了贺龙元帅和他握手的照片，还介绍了他在解放军工作的经历，我们当时看到都感到很高兴。不幸的是，他过早辞世，年仅40余岁，非常可惜。”
虽然黎原在提及这两位朝鲜军人的结局时闪烁其词，但熟知金日成清洗延安派历史的人会从中领略一二，这两人非正常死亡的年代大约就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朴一禹、朴孝三、金雄及方虎山等延安派干部厄运降临之时。
三是文革中道县屠杀惨案。文革中在湖南道县发生的“贫下中农法庭”屠杀“地富反坏极其子女”的惨案，除道县本地人以外，恐怕大部分湖南人至今都不太知道真相，其他地方人就更是闻所未闻。据说当时被杀的人鲜血已经将流经道县的潇水河染红，黎原回忆：
“零陵地区的道县是全省的县级重点区。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我当即告诉郑波副军长令140师派炮兵520团进驻道县，与县武装部共同组成支左领导小组，对县公检法、电讯、气象等单位实行军管，并组成宣传队下乡宣传中央及省的有关指示，下令制止武斗和非法杀人。8月30日，县城两派对立群众组织发生武斗，不听劝阻，双方开枪打死4人。炮520团迫炮营三连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不幸中弹牺牲。部队当即抓住这一悲痛事件，贯彻《九?五》命令，大力宣传武斗的危害，收缴并封存了各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同时又向农村加派部队，坚决制止乱杀人事件。9月12日，“省革筹”小组发急电指出农村中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为非法，予以取缔。9月27日，又再次发出公告，到10月初这一恐怖杀人事件完全得以制止。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事件中，被杀的有数千人之多。”对道县屠杀案不知情的，还以为是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杀人，其实杀人者的后台却与当权派及县武装部有关，而使那些幸存的“地富反坏极其子女”免遭杀戮的，却是解放军47军及黎原军长。
前言
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着手写回忆录，断断续续历时数载，其间几易其稿，今天《黎原回忆录》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我之所以不顾年事已高，多次找亲历者、老战友回忆，查证史实，反复修改，倾注大量心血认真写好此书，一是为了缅怀与我一起出生入死、并肩战斗而为国捐躯的战友们。二是回顾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道路，几十年的战斗历程，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希望他们从中得到一些教益和启迪。
华国锋同志为我的回忆录题写了书名，王志民同志帮助收集资料并整理了初稿，李振祥、田文、张家裕、王清魁等老同志帮助修改补充了部分章节，金以林同志在我口述的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大部分内容，秘书胡朝绪同志做了许多后期工作。在此，向他们一并深表感谢。
书中难免会有不准确的地方，敬请读者和知情者谅解、指正。黎原 2008年5月
第1部分、艰辛的少年时代
1、我的故乡和家人
我出生在河南省息县淮河岸边的关家店。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一路分分合合，弯弯曲曲，奔腾向东，流入大海。淮河流经息县东南时，一分为二，平行东去，故道在南，新道位北，两水各推出一个弓背，相距305公里，翻滚奔腾了20公里，到潢川县堡子口相吻拥抱，合二为一，再继续东流。这个由分到合形成的套子，当地人称之为"淮河套"。这里气候兼有南北特点，人杰地灵，物产丰华,是豫南比较富裕的地区。息县即古息州，古为息侯的封地，息国亡时，息侯夫人被楚王强掳，三年不语，守节守义，含悲自尽，流芳至今。明末清初的一名学者邓孝威在明朝灭亡后，为怀念故朝重修息夫人庙时，曾题诗留下"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的词句。1967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时，主席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息县人时，主席风趣地说："你是息夫人的家乡人嘛。"由淮河故道顺水东行，距古息州城30里之遥的河北岸，有一个古镇，因为居民以关姓居多，所以被称为关家店。据说关姓与三国英雄关羽--关云长有关。相传关家店是关公寻归义兄刘备至息州留下的亲兵所建，关家店的关姓人家都是关公亲兵的后裔。传言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不过三国时刘备等人在息县一带活动过，这倒是事实，历代《息县志》对此事均有记载。
关家店东南30公里是潢川城。潢川是豫东南重镇，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州置府，为豫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家店地处息县县城和潢川城之间，为息县通往潢川的必经之地。官客商贾，农夫山民，穿梭来往，在这里停留打尖、歇脚、吃饭，关家店也日渐繁华。加之，镇外有河，水运方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木材、竹材及其制成品的集散地。有了木竹业，就有了蜂拥而来的商贾，以及为商贾、民生服务的杂货铺、绸缎庄、火煤子(酒馆)等行当。到清末民初已发展到两三百户人家，千口之众，成为息县东南的重镇。镇上设有公馆，专门负责接待过往的官员。
镇中建有一座大庙，殿台高大，雕梁画栋，甚是宏伟。庙内供奉的是佛祖释迦牟尼，佛像两旁伫立着十八罗汉。庙内建有一座七层灵塔，取佛塔七级浮屠之意。塔内安放着历代高僧遗骨。这座大庙是全县规模最大、历史最早的庙，据说建成于北魏时期，历史上多次毁于天灾人祸，又多次重修和扩建，到清朝末年还保护得很好，殿堂楼阁雄伟壮观。据传庙内诸神灵验，当年香火盛极一时，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都到这里求神拜佛。每年春天这里都要开三天庙会，伴有耍龙灯、舞狮子、划旱船、唱戏等活动，附近村民都来赶会，人山人海，非常热闹。到我记事时，大庙已逐渐败落，乡民们改在这里办学，大庙就成了私塾学堂。
听说我家祖上家业很大，曾祖关坤锁和叔祖关坤柱两兄弟勤于经营，节俭持家，家业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有良田千亩，牛马成群，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发家以后，兄弟二人嫌镇子里的房子太小，于是在关家店镇外自家田上筑围盖房。老大关坤锁，在镇东盖了三套三进三出的院子。院子坐北朝南，三座院子三个门楼，气势恢弘。围绕着三套院子又修了一个巨大的围子。围子外挖了一圈沟渠。围子的门通过吊桥同围子外相连。出西门是通向镇子的大路；出后门是一个近十亩的打谷场和菜园子，周围种有枣树、柿子树和桃树。
现在回想起来，这套田园规划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有它一定的科学性，布局非常合理。这种结构可以同农村生产相结合。比如在打谷场四周是若干亩果园、菜田，再往外连着自家的稻田，通过引水渠又可将围子外水沟的水引入稻田，可以说是旱涝保收。丰收后，打谷场又可以保证上百亩地的收获物打场。这种民居结构基本上可以保障农家的住、吃、种，又能够解决农业生产的水源问题。我家的围子内还建了一座小庙，供家人拜佛求神，祈福祈寿，满足家族的宗教文化生活。关坤锁挑了头，投奔而来的关姓人、外姓人，也在关老大院子左右盖房。一家、两家……这便生出了个新村--关家店东围子。老二关坤柱紧跟着在东围子往东五里处也盖了三座三进院，且后来居上，雕梁画栋，青砖青瓦，在息县城乡都领了梢儿。后来，关坤柱院外又聚来几家人，这又出了个小东关庄。关坤锁和关坤柱两兄弟，励精图治，把关家这一支推到了富裕的鼎盛。据说当时关家的牲畜跑出去，三天以后找回来，吃喝都还在自家的土地上。关坤锁后来被太平军裹胁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生死不明。他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关凤昌，就是我爷爷；老二叫关凤盛。关坤锁被太平军掳走后，兄弟二人分家另过，自立门户。从此家道中落，日子越来越艰难。到清朝末年，留在我爷爷兄弟名下的田亩所剩无几，原来老宅的三套大院子，也仅剩中间一套三进院，东、西两套三进院都被迫卖了。我爷爷膝下生有两个男孩，住在一进院和二进院。老二关凤盛没有生育，独住后院。
爷爷的两个儿子按辈分为应字辈，老大叫关应升，就是我父亲，老二叫关应平。
父亲虽然读书不多，识不了几个字，但他很勤奋，有头脑，善于经营，是围子里的能人。农忙时下田务耕，农闲时做小买卖。种地时他肯动脑筋，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作物品种。他种的经济作物，如烟草、花生、蓖麻等，比种粮食收入要高几倍。他做小买卖时是先卖面食，后来逐步扩大到烟叶、布匹等。由于他的勤劳和善于经营，很快就富了起来，买田置地，成为关家店的首富。父亲经人介绍与离关家店20多里的赵楼村的赵氏也就是我母亲结婚，婚后两人夫唱妇随，感情很好。他非常关心和爱护我，没事时经常带我玩耍，外出回来总会给我买东西。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母亲兄弟姊妹六人，两男四女。母亲在四女中排行老三。她聪慧能干，缝衣做饭，地里家里，粗活细活，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她为人善良，富于同情心，家境好时经常周济镇上的穷苦人家。农忙时，有的贫困人家没有牲畜耕种，母亲就常常主动将家里的牲畜借给他们无偿使用。看到一些穷人家里无地耕种，生活困难，她就把家里的地分给他们三五亩，收成好就让他们交一点地租，交不上也不强求。镇上大庙里每年冬天都有几十个乞丐住着，遇到灾年就更多。下大雪不能出去乞讨时，母亲经常给他们施舍衣物和食品。过年过节遇到乞讨的人，母亲总是慷慨施舍。1923年，兵匪之乱，镇子上的房屋大部分被烧毁，很多人无家可归，母亲就腾出几间旧房子，让给几家落难的族人住，也不收房租，还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所以母亲在镇上人缘很好，人们都很尊敬她。那时农村讲究善恶报应，我父母40岁以后生我，乡间都传说关家行善积德，感动了神灵，所以晚年得子。这在当时镇上曾传为佳话。
父亲和叔叔分家后，家里仅剩二十余亩地。此后父母二人齐心协力，勤俭持家，没出十年光景，家业又兴旺起来，田地由分家时的二十多亩地发展到一百多亩。父母又把祖辈卖出去的东院三进院买了回来，修葺一新，由中院一进院搬进东院三进院。父母婚后十年没有生育，不免内心着急，求神问卜，烧香许愿，均无效果。父亲还为此事专门在村东头修了一座小庙，希望神灵保佑早得贵子。后来根据乡间的习俗，收养了我大姨的女儿为养女，以期能为自己招来儿子。这就是我大姐，取名大妮。父母对她如同己出，大姐也很懂事，十分孝顺父母，从小对我也很照顾。她后来嫁给了本村张家，丈夫名叫张玉堂，生有三子二女。1947年，长子高中毕业后到大别山参加革命，在刘邓大军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到湖北省应城任区委书记、县财政主任、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和我经常有来往，1979年因肺癌去世。
父母收养大姐三年后，母亲生下一女，取名二妮，是我二姐。二姐18岁时嫁给任庄的任重生，婚后生有一子一女。二姐一家很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全家四口都死于饥饿。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父母一直想要一个男孩，以后近八年的时间，父母没再生育。特别是随着家里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为了将来能够继承家业，父母就想过继一个男孩。当时叔叔家生有六个男孩，长子关升品，也就是我的堂兄，为人正直、聪明，念过几年私塾，字写得特别好。在乡下人看来字写得漂亮自然是最有文化的象征。父亲很想将他过继来做儿子。叔叔一家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愿意将长子过继给父亲。但母亲坚持从娘家过继了大舅的儿子赵玉友为继子。过继后，赵玉友不成器，整天游手好闲，打架斗殴，无事生非，搅得四邻不安。父亲无可奈何，费了很多周折，赔了二百块银元，才将赵玉友送回大舅家。此外，父亲还认了连襟的儿子周庆云和父亲结拜兄弟王建安的儿子为干儿子。两个干儿子和父母的关系都很好，特别是周庆云一家对我家照顾很多，两家关系笃诚。父亲去世后(那时我在县城求学)，母亲又收养了一个男孩，取名关升全。他对母亲很孝顺，一直在家里照顾母亲。可惜他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病故。
1917年4月17日，父亲年近五十、母亲也快四十岁时生下了我。中年得子，两人自是欢天喜地，宴请亲朋，办满月酒，庆祝一番。父母给我取乳名民顺，大概取其平顺之意。又请族祖关翔千给起了大名，按族谱应是升字辈，就取名关升彦，后来父母又觉得叫俊彦好听，就改叫关俊彦，字侠青。我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二十多岁，到延安后才改名叫黎原。
我七岁之前，家庭情况总体说是比较好的，父母对我非常宠爱。在我七岁时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患肺癌不幸去世。当时我正在胡家围子随四爷读书。当年父亲带我到县城逃避土匪绑票时，他就觉得胸前憋闷，吐过一次血，但他并不介意，认为心里吃重，调理调理便会好的。日子一久，病情加重。那年月医学落后，农村医疗条件更差，直到父亲病危时也没有请医生，而是找了几个道士来家诊断。道士说父亲是鬼魂附身，只要赶走鬼魂身体就好了。那时在农村还有一个陋习：当病人快不行的时候，是不可以住在卧室的，一定要搬到堂屋搭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道士们将父亲搬到堂屋，绕着父亲敲锣打鼓，念咒语。我和母亲既无助又无奈，只好眼睁睁地望着父亲疼痛憋闷而死。
父亲去世后，家境开始艰难。我尚年幼，生活的重担就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孤儿寡母，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加上我要上学，更是捉襟见肘。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家家都在欢欢喜喜地迎新春，县上来了两个官差，上门要收税款十块银元。当时家里没钱，交不上，官差就是不走，母亲哭了半天，没有办法，只好到亲友家借来五块银元，给了他们才算完事。虽说家境已大不如前，但母亲非常要强，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家，继续供我念书。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了劳动力，二舅看母亲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家实在不容易，就让他的妻弟来我家做事。他姓朱，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一直叫他朱老舅。
朱老舅家境相当艰苦，除了姐姐嫁给我二舅外，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只能靠打工度日。因此，朱老舅到我家很知足，什么要求也不提，一年四季只是埋头干活。养牛，喂猪，种地，所有的脏活、累活几乎全包了。平时他很少说话，只知道干活，一天劳作十多个小时，毫无怨言。家里大小事均靠他操持。母亲为了感谢他对我家的帮助，主动出钱帮他讨了老婆，还送了两间房给他安家。我念书之余，有时回到家里总爱往大人堆里钻，听大人谈古论今说闲话。东围子东头豆腐坊是村民们光顾的好去处，炕热、屋暖，还有豆腐的飘香，经常聚在那里谈天说地。我也经常到豆腐坊里去玩，听他们说书、讲故事。
其中陈家兄弟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陈家兄弟四人，家里除了一个菜园子外没有多少地，就租种了我家近三十亩地几十年，同我家关系很融洽。老大陈景彦，为人忠厚正直，很受镇上人的尊重。解放后，他是村贫下中农领导小组的组长。老二叫陈景俊，村民们都叫他陈老二。他年长我十岁，我就叫他陈二哥。陈老二虽然没念过书，却生性耿直，好打抱不平，刚二十多岁，在镇上很有人缘，曾被村民推举为关家店红枪会首领之一。农闲时，他也做些小买卖，穿行于光山、罗山、黄陂等苏区各县、镇，还到过汉口，这在镇子上算是见多识广的能人了。大家都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对我很好，有时在豆腐坊里教我念《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书。天长日久，我的读书能力有很大提高。
2、私塾生活
1923年春，我六岁时父母叫我随族祖关翔千读私塾。关翔千是他的字，名凤祥。因为在关家凤字辈中排行老四，父亲叫他四叔，我叫他四爷。他从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因清末废除科举，他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便进了武汉政法学堂念了几年新学。四爷为人一向淡泊名利。政法学堂毕业后，由于不会也不愿投机钻营，没有在官场求得一官半职，便回到家乡当私塾先生，教育家乡子弟。到我上学时，他已在镇上教书十余年了。周围数十里识文断字的年轻人大多是他的门生。他也安心教书工作，对现实生活很满足。我经常听他同亲友讲："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能过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丰衣足食的生活，还有何求?我认识几个字，能教家乡的子弟多识几个字，将来能有出息，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我的志向和心愿。"他忠厚诚实，性格温顺。在家与兄嫂侄媳一大家人同住，能和睦相处，从未吵过架。四爷平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长者之风。四爷对我很好，因四奶有病不能生育，没有亲生儿女，所以四爷非常关心关姓家族的后代，特别喜欢小孩。我幼年时长得还算清秀，也有一点小聪明，四爷就很看重我，把我作为关姓家族的希望和寄托。他常说："民顺这孩子天资聪慧，关姓几百家中，只有他有希望成材，将来能干大事。"因此，他在学习上对我要求很严，鼓励我刻苦学习，立志成材。在生活上对我也很照顾。我家离四爷家不远，常去四爷家住。四奶怕我着凉，晚上叫我和她睡一个被窝，好吃的也总是给我留着，如同慈母一般。四爷的私塾设在镇中大庙里，学童二三十人。念的是四书五经。我先后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大学》、《孟子》等，很多内容当时并不理解，只是跟着读、背。不知何因，四爷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从来没有教我们他在武汉学堂学的新知识。我曾多次看到他做数学题，但从未教过我们。我从四爷身上接受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旧式伦理道德和生活规范有了一定的认识。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关家店也经常受到军阀部队的骚扰，加上乡里匪盗横行，老百姓生活日渐艰难。我家生活虽然好一些，但也很不安定，怕兵、怕盗、怕匪。记得我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带着我到县城里避难，父亲的连襟也就是周庆云的父亲帮我们在县城租了两间平房住过几个月，待秩序好一些再回家。记得1924年的夏天，一次父母听村里郎中周少白家的长工讲，周少白的儿子周老三干上了土匪，他的同伙听说我家有钱，要绑我的票。父母听后非常紧张，急忙将我从私塾接出来，谎称走舅家，出了关家围子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才直奔县城，躲了几个月。
周少白是乡里的中医，很有名气，为人口碑也很好，威望很高。他得知三儿子干上土匪、强盗的事，非常气愤，认为有辱家门。他当郎中一世，悬壶济世，受到乡邻的赞誉，没想到膝下生了一个孽子，败坏了他一世清名。在多次管教无效的情况下，为了保全门风，痛下决心，大义灭亲，亲手将孽子处死。这事在当地传为美谈。周老三被老子处死的消息传到县城后，我们才敢放心地回家。回来后，又担心周老三的同伙算计我，父母还是整天忧心忡忡。于是父亲就找来四爷关翔千商量，四爷为了我的安全和学业，决定辞掉在关家店教书的差事，带我到有能力防匪的村寨读书。这样我就离开了父母，随着四爷开始了离家三年的读书生活。
四爷带我先后到息县几户大地主家教书。这几家环境不同，出身不同，为人处世的方式自然也都有所不同。我这三年的逃票、读书生活，就是在这几家度过的。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接触和体会了中国农村各类不同的生活情况。第一家是距关家店十里外的胡家围子。
胡家是四爷关翔千的岳父家。那时四爷的岳父、岳母已经去世，留下两个儿子。兄弟二人都中过秀才。大儿子叫胡祖武是武秀才；二儿子叫胡祖文是文秀才。胡家家大业大，有地700多亩。在我家周围几十里算是最大的地主。
胡家当时是三世同堂，兄弟二人一直没有分家。他们每人都育有四个儿子，孙子辈就更多了，全家老少近30余口，有很多到了读书年龄的子弟，因此很欢迎四爷来教书。
胡家兄弟是四爷的妻兄，胡祖武的二儿子还是我的表姐夫。胡家、关家更是亲上加亲。我随四爷来到胡家，就住在胡家西院的后院。胡家还专门拿出一栋房子作为教书的课堂。胡家可以说是世代书香，胡祖武的书房藏书颇丰，当时我在那里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
胡家虽说是地方绅士，但全家老少大都参加生产劳动。家里雇了四五个长工，有骡子有马。一部分土地自己耕种，大部分土地租给佃户耕种。男人耕田种地，妇女持家煮饭。胡家祖训不准请老妈子和佣人，做饭等家务劳动都由家里的妯娌们轮流承担。经济来源主要靠粮食生产。他们在镇上开有一家粮店，每年收获的粮食大约有三分之二出卖，家里还建有粮仓储备粮食。农闲时的副业主要经营烧酒和绿豆粉条。
我在胡家围子跟十几个娃娃念了两年私塾。除了胡家子弟外，还有围子外的农家子弟也一起来念书。在当时的乡村，对老师的要求也有一套不成文的标准。科举时代获得过功名的，如贡生、秀才出身的老师，所得的薪水各不相同。上学的孩子要交学费，一年分两季支付。四爷不仅中过秀才，还上过洋学堂，所以在当地还是很受欢迎的。对一些贫困学生，四爷总会少收些学费。四爷从没有收过我的学费，完全是为了培养关家的后代。胡家也是读书人出身，所以对四爷特别尊重。一日三餐都有长工将饭菜送到客厅，胡家兄弟只要不出门常常会陪着四爷一起吃饭。我印象中胡家每逢过年过节一定要送上礼金，权当学费。
民国初年的社会还是比较安定的。大概到了1923年前后，河南，特别是我的家乡开始闹土匪。我在胡家读书期间，曾有一股大土匪得知胡家有钱，向胡家索要300块大洋。胡祖武是武秀才出身，自然不肯轻易低头。加之胡家围子四周筑有寨墙，寨墙外挖了一圈一人多深三丈来宽的水渠。出入围子只有一个南门，门上有门楼，门外有吊桥，防备相当严密。为了防备土匪打劫，胡家还专门购买了三支快枪，全家男丁加上原本雇的五六个雇工，看场护院，隔壁佃户家也有几个壮丁参加，夜里还轮流值班，以防万一。由于胡家防备很严，土匪不敢轻易来抢劫。后来，通过中间人调停，双方暂时和解。胡家兄弟摆了一桌酒席，土匪头子居然还亲自赴宴。最后胡家付了100块大洋，才算了事。尽管此后这股土匪没有再骚扰过胡家，但当地还有许多股小土匪到处流窜，胡家还是不敢松懈。
日子一久，我深感胡家围子的防备非常高明，便萌生了长大后也要仿效胡家，建一座关家围子，买上几杆快枪，雇一些看场护院的壮汉，就再也不用东躲西藏地逃绑票了。
我九岁时随四爷由胡家围子转学到了张家湾四爷侄女婿家，继续逃票、念书。张家湾在关家店东面，大约有十余里路程。张家湾私塾设在张少峰、张少山兄弟家。张家的围子和胡家的差不多，但围子里住的不只他们一家，还有同族的十几家。张家有地三百多亩，也雇了四五名长工。张家和胡家不一样。胡家的特点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地主、绅士家庭，胡家兄弟在科举时代都得过功名，家庭虽然很富裕，但没人当过官，同外面的世界联系比较少；张家不仅是地主、绅士，还是当地一霸。张家原本兄弟六人。老大早年病逝，老二张少山在旧军队里当过营长，老三张少峰在相邻的光山县当过判司，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县法院院长，因此张家兄弟在县里都是和官府相通的人物。张家老四就是四爷的侄女婿。老五、老六年龄还小。我就是和张家的老五、老六，还有第二代一起念书。张少山原本在豫西地方武装戴民权的部队里当营长，腿负伤后回到家乡。他的一些部下在军阀混战中被打散后，有些人就当了土匪，附近百十里的土匪还常和他有联系，他是当地一霸。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尽管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但新的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国家处于军阀割据的无政府状态，大小军阀占地为王，师长、军长、司令多如牛毛。当时河南的地方武装比较多，他们为了扩充势力，纷纷招兵买马。只要能组织30人的武装，有10杆枪就可以当上连长，能组织100人的武装，有30杆枪，再加上一挺轻机枪，就可以当营长。要买齐当营长的武器装备，至少要2000块大洋。张家老三张少峰原在光山县当判司，后被撤职回到家乡。他不甘心在家闲居，想拉起个百十人的武装，当个营长，向军界发展。于是他就召集族人开会，要求各家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但族人中富裕的不多，大家积极性不高，商量的结果是每家只肯出三块、五块，所以张少峰的队伍也没拉成，官自然就没有当上。
不过，张少峰在乡里还是很有声望的，因为在邻县当过官，回到家乡后同息县的县长等官员仍常有往来。他同农村传统的绅士有所不同，眼光更开阔，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善于言词，也能写些东西，对乡里的事务熟悉而又通达。周围群众有事爱找他商量，有了矛盾也请他调解。解放前夕，他还将儿子送到武汉革命大学学习。他多年来一直是方圆几十里有威望的绅士。张家老二张少山时常和土匪、强盗暗中勾手打劫。我随四爷到张家时，张家还扣押着两个"绑票"。半个月后，我才知道和我一起读书的李正国、王小立是被人绑票，关在张家的。李正国14岁，王小立10岁。两个人都是光山县寨河镇人，离张家围子也就二十多里路。他们家里做买卖挣了些钱。半年前被土匪绑票，送到张少山家窝藏。土匪向李正国家索要500块银元，向王小立家索要300块银元。李、王两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好拖着，土匪也没有撕票，将他们关在张家。这一拖就是半年。两个孩子年幼，成天哭喊，闹得土匪们心烦。张少山就让两个小孩和我们一起念书，等着主家赎人。就这样，李正国、王小立便在张家后院同我一块儿念起私塾。
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我非常同情他们，便萌生出帮助他们逃离虎穴的念头。开始我先同四爷讲了这事。四爷是老实人，胆小怕事，叮嘱我千万不要管闲事。但我仍不肯放弃。一次回家，我和堂兄关升品谈起这事，堂兄为人仗义，完全赞成我的想法，并和我设计了几个方案。正谈着起劲的时候，刚巧被母亲听到了。她极力反对，主要是因为我们年龄还小，同被绑票的人又无亲无故，万一被发现了，张家是大户人家，在乡里有权有势，我们得罪不起，还会影响到四爷的生计，没必要冒这个险。但我和堂兄还是不死心，又暗中和好友、我家的雇工陈二哥联系，商讨帮助二人逃离张家。最后决定由我做内应，打开寨门，送他们出去，并伪造他们翻墙逃跑的现场，以蒙蔽张家;关升品和陈二哥负责在院外接应，送他们回家。
回到张家后，我就装作很好奇和羡慕的样子问和我一起读书的张家老六："你们家的围寨真牢固，可这寨门怎么打开呀?"他得意地叫看门人演示给我看。就这样在一天夜里，我们帮助李正国顺利地逃离了张家。王小立因年幼胆小，不敢逃走。次日，张少山知道李正国跑了，以为是自己翻墙逃跑的，也没有深究。叫人将王小立押走，换了个地方藏起来。
当时因为怕土匪报复，我们几个人谁也不敢声张，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但李正国的父母不忘此事，经常来看望我母亲和陈二哥，以各种形式向我们表达感谢和敬意。
在张家读书期间，我还经常在东张家湾的张赞勋家住过。
张家湾分东、西两个围子，有一百多户张姓人家，张赞勋是张家的族长，围子里的红白喜事大都请他主持，邻里有了纠纷，也会请他评判。张赞勋28岁才考上秀才，在当地是个有名望的绅士，族人都很敬重他。按当时人们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绅士，严格恪守传统礼教，正统、守法，一切都遵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习俗、规范、制度行事。
张赞勋是四爷关翔千的姐夫，我就叫他姑爷爷。他很喜欢我，待我如同亲孙子一样，倍加爱护。他的家人也都很喜欢我，他的大儿子还认我做干儿子，更使我们亲上加亲。张赞勋有四个儿子。姑爷爷、姑奶奶，还有我的干爹、干妈和三个叔叔都待我很好。特别是父亲过世后，我家同姑爷爷家的交往就更密切了，家里的一些大事，母亲都要请姑爷爷和干爹拿主意。我后来上了中学，每次放假都要到张家住上几天，看望他们。后来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奔赴抗日战场前，他们还来送行。1963年我离家二十多年后第一次探家，姑爷爷、姑奶奶和干爹都去世了，干妈听说我回来后，还没等我去看望她，老人家就坐着独轮车让孙子推着来看我。至今我都忘不了张赞勋一家，忘不了姑爷爷、姑奶奶和干爹、干妈。
从我记事时起，就开始随着四爷寄居在别人家里读私塾，很少感受家庭的温暖和关爱。尽管在我生活、读书的几家地主都很富裕，他们和我家也还有些亲戚关系，从小在物质方面没有吃过多少苦，但我和他们在感情上还是有距离的。
我知道四爷从内心深处对我很好，但更多地是表现出严师的一面，他要遵照传统的塾师规则办事，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如果我书背得不好，同样也要打手板。平时上课，四爷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只有当他不在时，小伙伴们才敢放松一下。白天，我还能和同龄的孩子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放学后，别人都回家了，我只能和大人们在一起，尤其是又不在自己家里，根本不敢放松自己。四爷也总是时时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生活环境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小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很孤独。只有放假回到家里才能感受到母亲的关爱，特别是和大姐在一起时，才能真正做到无话不说。由于从小生活在别人家里，自己的活动空间相对较小，又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所以从小我就不大爱说话。我的个性大概就是那个时期养成的。1927年夏，我的生活和学习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改变。一天，我正在张家随关翔千读书。张家突然来了客人，后来才知道是张家的亲戚，息县县城里的绅士王宪章、王绳武携带家眷从县城逃到张家避难来了。原来县城发生了暴乱，先是国民革命军十四师进驻县城，骚扰四乡，激起民愤。农民组织太极道会，扯旗造反，攻入县城，杀了十四师的一名团长。太极道会立足未稳，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又打进去。王家怕报复，就逃避到了张家湾。王绳武是四爷在武汉政法学堂念书时的同窗，还结拜为兄弟，因此王绳武的儿子王培英曾认四爷为义父。他们在此相见，自然是十分高兴。王绳武的儿子王培英，王宪章的儿子王培田，在县城上高小六年级，比我年龄大几岁。他们二人在县城里长大，见多识广，接受新思想快，见我念了几年私塾还整天只知道读之乎者也，觉得太可惜了。于是，王培英就去找他干爹--我四爷关翔千商量，想让我到县城小学读书，接受新知识。四爷觉得有理，几日后就先回关家店同我母亲商量让我上新学。母亲很明事理，觉得既然四爷说上新学好，就一定不会错。这样我就放弃了私塾，决定到县城去上新式小学。
我上小学前先念了将近五年的私塾，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新知识，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点了解，背熟了四书五经，有了独立阅读的能力。潜移默化，儒家忠孝仁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打下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基础。
我上私塾这几年，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在我们偏远农村，封建势力虽未受到太多的冲击，但也能明显感受到社会的变化。我住过的胡家、张家，在当时农村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家庭。胡家兄弟在晚清的科举制度中考得过功名，但胡家同当时的社会交往并不太多，生活环境相对封闭。他们身上保留的传统文化更多一些。在胡家常常能听到忠君爱国的言论。胡家老大尽管考得武秀才，但时常表达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记得他曾对我说过，每年正月十五放鞭炮，就是为了要赶走满清"鞑子"。我当时有个模糊的印象：习武出身的人反清思想比学文的人要强烈得多。四爷就从没有讲过这些。张家的特点是开始有了民国时代的痕迹。张少峰出任过民国基层政权的小官吏，张少山则在土匪部队当过营长。他们同农村传统的绅士有所不同，更愿主动接触外界，关注外界的形势变化。他们同影响当时社会的军阀、官僚有一定的接触。虽然在当时的乡下根本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但在张家读书期间，我曾听他们谈论过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还讲过三民主义。
我到县城上小学的最初一年，就寄居在王培英家。王家和胡、张两家地主的特点又有很大的不同。王培英的父亲王绳武和伯父王宪章都是县里的富绅，王宪章考取过举人，王家的社会地位更高。在经济方面，王家不仅在乡下有几百亩田地，家庭收入更多的是靠在城里经商，王家在县城南关开了一个很大的绸缎庄，王宪章还是县商会的会长，兼县支应局局长，负责为地方军阀筹饷、派捐，在县城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息县新上任的县长都要到他家拜访，与他们称兄道弟。他的长子在河南军阀任应歧的军队当军需官，在县里也是一个人物。我就见过他带着小老婆神气活现地回家。可见，王家的社会关系更复杂，不仅同各地的商贾有往来，还经常包揽官司。因为王家在县里是有名的大士绅，乡下人打官司，时常会给他们送钱，有的一次就送三五百大洋，请他们在县府里说说话，帮忙打赢官司。王家家大业大，生活在城里，不仅雇有专门的管家和更多的雇工，还有使唤丫鬟，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乡下的地主又有很大的不同。我少年时代除了在自己家里生活了六年外，还在不同的地主家庭读书、生活了许多年，接触到当时社会中的不同类型的地主，所以比一般的农家子弟看到的更多。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我对当时农村的封建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3、进城求学
1927年9月，我进了息县第一小学，插班念四年级。刚到县城时，我住在四爷的同学王绳武家，一年后我又搬到父亲的干儿子周庆云家住了一个学期，从五年级起住校至毕业。
息县县城不大，南北长600丈。南关到北关，号称五里零一砖。东西长300丈。人们戏说："东门跌跤，西门捡帽。"县城四周有砖砌的围墙，墙高过丈。别看息县城这么一点大，由于古息国的人文底蕴深厚，我到县城念书时，城里还竖有24座标志中举入仕的牌楼。城内还建有谯楼、文庙、关公庙、三义祠等古建筑。息县第一小学设在县城西关的孔庙，也叫文庙。庙里有状元桥、大殿、牌坊。大殿左右前后柏树参天，几尊石碑竖在殿外两旁，记载着孔庙初建、重建的历史和布施人的功德。当时整个息县只有这一所高级小学，是完小，共设六个年级，每年级有近四十名学生，全校共有学生200余人。开设的课程有算术、国文、自然、地理、历史、三民主义、公民课。那时的学生年龄普遍较大，个别学生近二十岁。我在同学中年龄是偏小的。校长叫夏光宇，是当地一位公认的教育家，为人正直和善。解放以后，听说他还当了多年校长。学校教员大都是师范学堂毕业的。教员的工资、办公费、设备费等一切经费的使用都有一定的标准，由校长负责，向教育局报销。教育经费有一定的保障。老师中有一些人旧观念很重，对待学生很凶，动辄体罚打骂学生。有一个教国文的翟老师就很恶劣，我曾和同学向校长告过他的状，要求辞退翟老师。夏校长也深知这位翟先生师德欠佳，有损校风，最终辞退了他。老师在当时的社会上还是受到普遍尊重的。在一般老百姓眼里，他们的地位和地方绅士差不多。教员的薪水每月30~50元大洋，按那时的社会消费水平来看，还是相当高的。唯一不同的是，老百姓有这样一种心理，认为学堂里的先生都是有学问的人，更公正，肯替老百姓说话，因此更受乡人的敬重；而乡人对官僚、地主的尊重，有时并非出自真心，而是迫于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和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