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在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深明大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改编条件，幡然率部归顺，接受和平改编，宣告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解放后，四十七军没有进城，奉命开到河北固安整训，并负责改编傅作义部第二六二、二六七师的任务。3月初，傅部两个师开到固安接受改编。第二六二师是傅作义部主力，而二六七师则是蒋介石的嫡系。由于改编部队此时还全部佩带武器，他们在撤出北平之前，分别选拔了大批谍报、特务及政工人员改头换面调整职务，企图破坏和平改编。为此，上级要求我们既要对傅部表示欢迎，又要提高警惕。为了顺利改编傅作义部，四十七军从全军中抽调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分配到这两个师，按团的建制进行改编。
为了保证顺利、安全地改编，我们首先在这两个师中清查国民党特务。该部军官中有许多人暗中搞破坏，我们大都将他们遣送出去。当时对起义部队的改编政策很宽大。军官如果愿意参加解放军，主官一般改为副职继续留任；不愿参加解放军，还可以领取3个月的军饷回家。我们团就来了一位国民党军的团长任副团长，工作了两个月，最后还是离开了部队。因为解放军的管理制度、训练方法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即使他们愿意留下，一般也不容易开展工作。营以上军官大都脱离了解放军，我们先后送走了约3000人。连排级干部还是留下了许多，士兵中凡年轻、家庭成分好的总共留下5000多人，编入我军，原部队番号取消。经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我们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对傅作义部26万人的和平改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大创举。在很短时间内，顺利地将反动军队中的官兵改造成革命队伍里的一员，这完全靠的是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努力学习和思想改造，在此后的南下作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表现不错，有很多人还提拔为营、连职干部。
固安整训期间，除了对傅作义起义部队进行改编外，我们还在全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长江以北地区已基本解放，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但是部分干部战士的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家乡已经解放的基层干部中，一些人想回家。我们军就有个别基层干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离家五六年，甚至八九年，从没有回过家，现在革命胜利了，更想回乡安家。当时部队规定，家属来探亲可以，但不允许干部战士回家探亲。但也有个别干部寻找种种借口想转业到地方工作，不愿留在战斗部队。例如我们团有个营长，是家里的独子，准备结婚。固安整训期间他因病住院，出院后就要求留在后方工作，不愿回作战部队。我的一个警卫员也偷偷跑回东北老家，参加地方工作。团里的管理股长是三八式干部，作战勇敢，部队到固安后他请假回家，没有再跟部队一同南下。战士中思想不稳定的主要是东北籍战士，他们认为：我们既解放了东北，又解放了华北，已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现在应该允许回家。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对稳定部队最为重要，我们团就有七八十人在这一时期脱离部队回家。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在全团进行形势教育，批评一部分人的和平幻想和半途而废思想。通过组织新战士诉苦、挖根，组织老战士查忘本思想，正确认识了个人与革命的关系，进一步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信心。 1949年3月初，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4月，上级要求师以上干部进北平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同时还组织我们团营职干部进北平城参观了三天。记得大约是4月中旬，我们从固安乘大汽车出发，两个小时就到了北平城。我们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从未到过皇城，帝王古都，大家身临其境，自然是兴奋异常。我们参观了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等名胜古迹。短短三天的北平之行，开阔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丰富了我们的历史知识。过去，对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来讲，进皇宫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只是在儿时听说书先生绘声绘色地讲过，现在我们亲自走进了紫禁城，亲眼看到了当年皇帝居住生活过的地方，确实收获不小，也有着不少难以言表的感想。我们在北平看到的文物古迹，保护得都非常好。早在围困北平之时，党中央就下达了非常严格的命令，不仅明确要求保护好城内的故宫、天坛等文物古迹，对城外的古建筑也都一一指明，严令即使在战斗中也必须保护好文物，不许破坏。这一点在战争年代是非常不易做到的。我军基层干部、战士大都是农民出身，完全不懂什么叫文化遗产和保护文物的价值何在。为此，上级不仅颁布了严格的纪律，还进行细致耐心的教育。北平的和平解放和我军的严格纪律，才得以将古都北平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完整地、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艺术遗产所做出的一大不可估量的历史贡献。
? 我们在北平住了三天，旅馆紧靠着有名的长安大戏院。当时，北平的一切文化生活照旧，每天晚上长安大戏院的戏照常上演，我们天天都去看戏。记得第一天晚上看的就是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演的《红娘》。当时一般的干部大都不知道荀慧生、尚小云的大名，名气最大的就是梅兰芳。在北平参观期间，有两件事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一是我深深感受到广大北平市民对共产党、解放军发自肺腑的热爱之情。当时在北平最流行、唱得最响亮的歌曲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近半个世纪以来，北平市民见过的兵实在是太多了，从世纪之初的八国联军进北京，到北洋时期走马灯一般的各路军阀如皖系的段祺瑞、奉系的张作霖，还有张勋复辟时的辫子兵，无论是哪一支军队进北平，都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祸害；这以后北平又经历了八年之久的日伪军残暴统治；老百姓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迎来的则是“劫收”的国民党军队和横冲直撞的美军吉普车。北平城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像解放军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解放军进城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有些部队一时解决不了住宿，就露宿街头。许多部队还同驻地附近的单位、学校一起开联欢会，宣传革命的胜利，帮助广大市民解决实际生活困难。人民军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北平老百姓的心，同老百姓真正做到了军民鱼水情。
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对北平城的接收工作。党中央在接收北平时规定，对原有的社会制度不动，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对一些清朝王公贵族、反动官僚政客的私人财产也都予以保护，照旧允许他们按旧方式生活。这样做，对稳定、团结旧政权的人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信任，甚至是一些过去反对我们党的上层人士，也逐渐转变了他们对共产党最初的态度。北平解放后，广大市民安居乐业，不仅原有的文化生活照旧，商业、服务业也都迅速恢复，王府井、大栅栏一带很快就再现了往日的繁华景象。
在北平参观时，有一件事令我很惊讶：北平城里的小偷在我们参观游览时，偷走了个别干部随身带的怀表、照相机、派克钢笔等物品。我们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谁也不再想着能找回被偷物品。当时北平公安机关还留用了许多旧政权的警察，他们同北平的黑社会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事后经他们的努力，居然将全部被窃物品原封不动地找了回来。这在解放区也是很难做到的。由此可见在城市接收工作中，北平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整个城市接收下来。回顾我个人的成长经历，1938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迎来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春天。在延安，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了自己，明确了今后的人生道路；1949年在北平，我又迎来个人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记得1946年我们刚刚在松花江北站稳脚根、上级对我们进行形势教育时曾说，争取五年解放全中国。当时我们感到革命的任务还很艰巨、困难，谁也没有想到解放战争会进展得如此之快，更没有想到我们四野是最先进北平的。作为四野的一名基层指挥员，我们从松花江一路打到北平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在延安学习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通过这三年来的亲身实践即将全面实现，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指日可待。所以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我经历了如此伟大的胜利，更坚定了我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最后还有一段插曲值得一记。北平解放前，上级布置攻打北平时，分配我团的攻击目标是北平城南的大红门、小红门一线。事情真是凑巧，当时负责守卫这一地区的是国民党十三军的一个团，团长崔中洲是我黄埔同期、同队、同宿舍的同学。当时谁也不知道彼此正在北平城外对阵。北平解放后，崔中洲在改编中选择回家，事后又南下上海，再次投奔国民党军队，任师参谋长。不久，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经教育后释放。当时他的妻室都在北平，他就回到北平做买卖。
1954年工商业改造时，他参加公私合营。“十年动乱”中被扫地出门，遣送回东北榆树县老家，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1988年，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被选为副会长。一天，黄埔同学刘景林（时为河北省政协委员）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来家里小坐。闲谈之中，他谈起崔中洲也在北京。我马上找到崔中洲，邀他一起参加黄埔同学会。后来我们经常见面，一起谈论军校的同学和往事，我们还联名给台湾的同学写信，邀请他们回大陆来相聚。一次偶然谈起平津战役，才知道他当时防守大、小红门一线。我们两人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城外，同窗同学差一点就真枪实弹地打了起来。
3、向江南进军，参加宜当战役
1949年3月平津战役结束后不久，东北野战军在休整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下辖13个军，总兵力约88万人。一个月后，四野在原有第十二、十三两个兵团基础上，成立了第十四、十五兵团，每个兵团辖三个军。我军隶属于第十三兵团，程子华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
在组建四个兵团的同时，上级对各军军政主官作了部分调整。原四十七军军长梁兴初调任三十八军军长，原三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曹里怀调任四十七军军长，政委仍由周赤萍担任。曹里怀是我进入东北时的老领导。我的老首长、一四○师师长刘转连升任四十八军副军长，师长由四十七军副参谋长刘子云接任。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已将战线推向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了配合渡江作战，钳制白崇禧集团，中央军委令四野十二兵团萧劲光部的两个军组成先遣兵团于3月初先行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配合第二、三野战军夺取南京。4月20日，以张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我党进行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但南京政府却拒绝了我方提出的和平条件，和谈破裂。21日，第二、三野战军发起了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
在渡江战役发起前一周左右，我们四十七军奉命从河北固安出发，沿平汉路南下，向河南进军。此时，四野先遣兵团四十三军已先后解放了郑州、信阳、南阳等地区，河南境内仅安阳、新乡尚被国民党军占据。为此，四野命令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第四十二、四十七军，会同华北军区第七十军发起安新战役。围歼安阳的任务由四十二军执行，攻克新乡由四十七军和七十军负责。5月初，四十二军首先向安阳敌军发起进攻，战斗不到两天，全歼安阳守军。驻守新乡的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李辰熙与我军炮兵参谋长冉影系姑表兄弟。在大军南下前，冉影即受命先行化装潜入新乡与其联系。当四十七军和七十军完成对新乡的包围后，谈判也于此时开始。守敌在我四面包围之下无路可逃，被迫接受我军和平改编。新乡解放，为大军南下打开了通道。其间，我师一度奉命驻防卫辉。我对卫辉县很有感情。中学毕业后我到开封报考军校时，还投考了卫辉师专。该校当年是河南的名校，在全省都很有名。我旧地重游，很是留恋。新乡解放后，我军继续沿平汉路以西向湖北进军。部队连续行军数十天，行程1500余公里，于6月初到达长江北岸的襄阳，准备渡江作战。
过去我们行军都是急行军，有明确的敌人目标和战斗任务，要求部队随时能够投入战斗。这次长距离行军，因沿途都已解放，途中几乎没有大的敌情，没有战斗任务，是旅次行军。每天部队行军约30多公里，路线事先都有专人安排好，派人打前站，行军组织安排周到，物质保障充分，地方政府食宿安排得也都很周到，每天下午三四点就能到达驻地休息。在近一个月的行军途中，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解放军就是一支工作队、宣传队。我们途经的地区都是新解放区，部队官兵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向沿途百姓宣传革命。团里有一个20余人的文工团、一个篮球队。每天一到驻地，我们都主动联络当地学校，和群众一起开联欢会、演出。当时正是夏收季节，战士们还常常帮驻地百姓收割、运输粮食。广大官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老百姓的欢迎和爱戴，军民关系非常好，部队士气特别高涨。
20分钟后，古老背西面的轮船码头附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随之东面也打响。现实情况说明，各连已成功插到敌人侧后，控制住了渡口，并切断了敌人水、陆两路西退宜昌的道路。这时敌正面抵抗的地堡群，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八连长姜玉明作战勇敢，在东北开原战斗中负伤，南下时腿伤仍未痊愈，拄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行军，当听到枪声一响，他就丢掉棍子，指挥部队趁势发起冲锋，他将全连8挺轻机枪集中到第一线，人人平端着，一边扫射一边冲过敌人地堡，向正街突进!随后赶到的二营也投入了战斗，大约一个小时就全歼敌人两个营，占领了古老背。当我赶到江边码头时，发现岸上坐着黄呼呼一大片，足足有几百名国民党军伤兵和医务人员，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等待发落。这些人原计划吃过早饭后撤向宜昌，当我军枪声一响，镇中的守敌就拥到江边，不顾伤兵们的死活，抢先登船逃命。谁料，解放军神速，攻抵江岸，坐上汽船的军官慌忙命令砍断缆索，扔下三条木船，开足马力先逃了。而已逃上木船的敌人在我军及时赶到江边监视下，被迫下船缴械投降。同时，我军又向逃到江心汽船上的敌人喊话，敌无反应后，我们就用重机枪猛扫，给汽船上的敌人以大量杀伤。就在我们占领古老背后约一个小时，敌华中“剿总”副司令宋希濂从沙市乘军舰到古老背视察阵地，他尚不知古老背已经被我们占领，正准备靠岸登陆。我军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他们见势不好，调头就逃。我因长途奔袭，没有携带重武器，所以让其跑掉了。解放后，有一次黄埔同学会开会，宋希濂与我在一个小组，当他得知占领古老背向他们开枪的就是我们团后，他对我说：“如果当时你们不开枪，我们上岸了，可能就成了俘虏了。如果你们有平射炮，我同样也跑不掉了。”占领古老背渡口后，我曾向军部建议：派部队从这里渡江，绕到宜昌南面，切断敌人向南的退路。遗憾的是上级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后来宜沙战役虽然取得胜利，却使大部分敌人逃到四川，给其后的战斗增加了难度。
我带领部队攻占古老背后，归建一四○师。14日，一三九师奉命向宜昌进攻，敌人因有坚固的碉堡群掩护，而我军重武器尚未赶到，攻击受阻。15日夜，敌人渡江逃跑，宜昌解放，我军随后渡江追击敌人。
7月16日，一三九师四一六团追敌至白云山一线时，遇敌第二军两个师的阻击，并向我军发起反冲击，情况紧急。四一六团向军部告急，曹里怀军长急令我团前去增援。
白云山位于宜昌县的土城乡，海拔约1100多米，是宜昌江南第一峰。峰峦峻秀，矗立云霄，林荫蔽日，白云缭绕。山上有座白云庙，庙侧有条古老的石板路。石板似白布垂挂山间，直抵山脚，故曰“白布梯”。白云山是宜昌到三斗坪（现在修三峡大坝的地方）的唯一陆上通道。我们一路西行，越走道路越陡。19日天亮，我们赶到白云山脚下的一个小镇子。四一六团因攻白云山受挫，主力即撤到镇里休息、待援。我和前卫连进镇后找到四一六团团部了解敌情。他们对前面的敌情变化也说不清楚，我随后带着参谋前往敌人阵地观察。我用望远镜顺着“白布梯”自下而上地望去，白云庙、石板路，历历在目。据向导说，上山下山17里，山那边就是三斗坪，白云庙在峰巅上，正好是个歇脚站。我向两翼观察，发现左翼主峰分出来一道七八百米长的山梁，山势缓缓而下，直伸长江，好像一个巨人伸出的手臂，混浊的江水顺着“手臂”绕了一个弯儿，咆哮着流向东南。山梁上构筑有零星的野战工事，有敌军防守，此外再也没有任何通向山顶的路。白云山守敌是国民党军第二军的一个团。第二军是宋希濂部的主力，敌人仗着山势陡峭，自恃“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利，只筑了简易工事，便可紧锁咽喉要道。为了试探虚实，我决定组织佯攻，先侦察敌人火力部署，再作攻打方案。我命二连从正面进攻。敌人反击，又是打枪又是用迫击炮轰。火力很猛，子弹从“白布梯”上飞泻而下，压得二连官兵抬不起头来。正面进攻很困难。我立即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派出侦察员继续侦察，寻找道路。同时令团政治处到镇里找向导。这时镇上一位姓石的猎人主动请缨，他说：“我常在白云山上打猎，知道一条小路，我给你们带路。”我命令五连跟随向导，沿小路向山顶进发。五连连长姜玉明在攻打开原时身负重伤，离队治疗。王振义由四连排长直接提升为五连连长，指导员杨宗藩，五连是一四○师授予模范称号的“开原先锋连”。指导员杨宗藩带一排作为突击排，在猎人的引导下，秘密进抵右翼山脚下，找到了那条小路。这哪里是路，准确地说，是一条山水冲刷出来的不足一米宽的干水沟，成陡峭的斜坡沿山梁蜿蜒而上，直达主峰下面几百米的鞍部。突击排紧跟向导，奋勇向上攀登。二、三排和营重机枪排紧随其后。天色渐晚，能见度越来越低，我从望远镜中隐隐绰绰看到五连向上攀登，战士们背着枪，顺着水沟向上爬。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命令担任正面佯攻的部队再次组织攻击。山顶上的敌人以为我军又要强攻，疯狂地进行反击，紧紧封锁“白布梯”。子弹如同雨帘，十分密集。由于山势太陡，登山的战士只能手脚并用，脚登在沟面上的石头，手抓住沟边的小树枝或荆棘，吃力地向上攀爬。爬到半山腰，他们又遇到了既壁立又光秃的石崖，没有石缝可登，没有小树攀抓。战士们只好架人梯，一个个往上送。
战士们刚刚爬上山梁，还没有站稳脚跟，就被敌人发现。顿时山左、山右和山背后枪声大作，一齐压向五连。我立即命令担任佯攻的连队加强火力，压制敌人。敌人依旧疯狂地向五连射击，一点儿也不理会从“白云梯”下射来的子弹。五连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展开，经过激战，夺下主峰下面的一个小山包。守卫小山包的敌人大部被歼灭，小部逃上主峰。
杨指导员带领一、二排的战士飞快进入敌人工事，站稳脚跟，向主峰射击。几分钟后，王连长带领三排战士跟上。随后，二营长宋德万派出的重机枪排也上来了。五连开始向山顶发起冲击。担任正面攻击的四连、六连，也沿着“白布梯”同时发起冲锋。
五连官兵很快冲到了顶峰，与敌人展开肉搏。我看到山顶上五连正和敌人白刃格斗，即令正面加大攻击力度，进行夹击。一时间，枪炮声响彻云霄，呐喊声震荡山谷。敌人慌了神，因不知我军有多少攻击部队，胆怯志衰，全线崩溃，仓皇逃跑。部队冲上主峰后，枪声还稀稀落落地响着，到处都是敌人逃跑时留下的衣被、弹药和呻吟的伤兵，还有几大锅煮熟不久的大米饭和红烧猪肉，散发出扑鼻的香味，正好慰劳了饥肠辘辘的官兵们。
白云山一战，我团歼敌一部，俘敌1000余人，残敌向三斗坪逃窜，我们随后一路追击到三斗坪。三斗坪是位于宜昌长江上游约30公里的一个小镇，镇边长江上有个叫中堡岛的小岛，将长江分为大江和后河，大江宽约900米，后河宽约300米，是长江中下游最狭窄的地方（现在在这里建成了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这里山峰陡峭，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上，这里地势险要，山高水急，易守难攻，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就是利用这里险要的地形，阻止住了日寇的进攻，守住了陪都重庆的门户。我们攻占此地，打开了向四川进军的大门。我们占领三斗坪后，敌人又逃向巴东，我团才奉命停止追击，返回宜昌，在洋溪休整。宜当战役至此胜利结束。白云山一天的战斗，是我团同国民党正规军的最后一场战斗。白云山守敌是国民党军第二军的一个团。第二军是宋希濂部的主力，他们携带重武器，占据险要地形，企图阻止我军追击，掩护主力向四川逃窜。我团是在兄弟部队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接受的任务。上阵地后，我根据白云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情况，没有强攻。采取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派部队沿小路上山偷袭敌人，并指挥炮火支援偷袭分队，一举攻下了白云山，打开了部队追击敌人的通道。当时敌人的战斗力还很强，战斗很激烈，部队伤亡100余人，侦察股长牺牲。按照四野最初的部署，应在宜当战役中全歼宋希濂部。这是四野下达给十三兵团的任务。虽说全歼宋部不易，但只要指挥得当，歼灭其大部还是有可能的。但因我军没能按时赶到上级布置的奔袭目标，没有完成截断敌人退路的目的。今天总结宜当战役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教训，值得记取：
第一个问题是提前暴露了我军的作战部署。四野主力在发动宜当战役前，同敌人保持接触的主要是湖北地方武装两个独立师。因此，白崇禧、宋希濂错误地判断四野主力尚需休整，不可能很快南下渡江。此时正值夏收季节，敌人为了达到同我军划江而治，长期固守长江的企图，宋希濂部的四个军都到宜当以北抢收粮食。这正是我军消灭敌人的最好时机。四野根据敌我部队的实力、所在地区，明确划分了奔袭目标和任务，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四十七军一四一师的一部到达当阳东北观音寺附近，由于思想麻痹，过于轻敌，遭敌第二军突袭，伤亡损失100多人，过早暴露了我军的作战意图。宋希濂发现是四野主力部队后，立即下令全线回缩后撤。因此，当我军赶到指定地点时，敌人已经后撤。
第二个问题，是没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切断敌人退路。战役发动前，四野给各军下达的任务相当明确。我师的任务就是务必于7月11日前赶到鸦雀岭，切断敌人退路。此时我军大都已换上了美式装备，重武器装备由骡马拉运，同步兵一同行军。骡马在山路上行动困难，经常阻塞道路，导致部队行军速度缓慢。记得9日夜里，全师走了一夜，才前进了十余里，而此时我们距离目标还有50多公里。部队首长事先也没有考虑组织部队轻装前进，以致延误了战机，导致我师晚一日赶到鸦雀岭。
第三个问题，也是宜当战役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将敌人全歼。特别是当我军占领古老背渡口后，没有主动渡江，切断敌人退路，导致江北之敌南逃。
7月13日，我四一八团占领古老背后，缴获了敌人一批运送伤员的渡船。我立即电报军长曹里怀，建议派部队渡江，当天就可以赶到宜昌以南，截断敌人退路。军首长认为没有渡江作战任务，没有采纳。直到14日夜，一三九师刚刚赶到宜昌城北，军长怕敌人逃跑，即令一三九师当晚进攻宜昌。由于敌人工事牢固，设防严密，进攻部队的重武器装备一时没有跟上，当夜伤亡几百人，仍没有攻下宜昌。查四野战史，当时十三兵团曾电令三十八军明确要求十三日从古老背渡江，包围宜昌之敌，但不知何故他们当天没有赶到，也不知我们团已经占领了渡口。以上这三个问题，实在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 宜当战役正是在南方最炎热的气候下发动的，部队连续作战，长途奔袭，追击敌人，非常疲劳。北方战士又不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染痢疾、中暑、被蚊虫叮咬以致传染疟疾的人很多，非战斗减员严重。我们团上送休养的病号就多达四五百人，还不包括在团卫生队治疗的。个别连队病号高达七八十人，身体健康的战士只剩下十几个人，部队思想不稳定，普遍存在厌南思北情绪。宜当战役后，上级决定自8月中旬至9月上旬进行休整，主要任务是治病，建立卫生制度，改善生活，减少疾病，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同时进行思想教育，克服厌南思北情绪，树立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那时部队减员很大，如敌反击，我军会很被动。虽然各部队都做了应急准备，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作战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好在敌人早已丧失斗志，不敢轻易进攻。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经过休整，部队恢复了战斗力，9月中旬，我们进至湖南湘西，开始了一年多的剿匪战斗。
4、湘西剿匪记
宜当战役结束后，经过短暂的休整，9月中旬，我四十七军奉命继续向南挺进。9月底，我军抵达湖南常德、慈利、石门地区。10月上旬，为配合二野解放大西南，保障四野主力在衡宝地区作战的侧翼安全，军委命令四十七军挺进湘西，消灭驻守大庸的国民党第一二二军，并担任经营湘西，剿匪建政任务。大庸县，就是现在著名的风景名胜张家界，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部，澧水上游，是进入湘西的重要通道之一。明代初期设大庸县，清代更名为永定县。1914年再改为大庸县。1988年改设省辖地级市张家界市，辖两区两县，原大庸县改为永定区。宋希濂自宜昌渡江南撤后，以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身份率残军退守巴东、慈利、大庸地区，依托鄂西、湘西一带的山地，企图阻止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大庸是宋希濂部扼守的重要据点之一。驻防大庸的国民党第一二二军下辖二一七、三四五两个师，共6000余人。军长张绍勋根据宋希濂的战略意图，在慈利、大庸一线布防。二一七师负责防守大庸城。敌人除了利用四周的山地和澧水作屏障外，还构筑了一道六七里长、一丈多高的城墙，修筑明碉暗堡，控制全城；敌三四五师布防于大庸以东澧水沿线的溪口、岩口、狗子垭一线；军统特务、一二二军高参金亦吾，带“湘鄂边区反共救国军”2000余人，驻三岔口、小坪、大坪一带。敌人在大庸一带形成相互依托的防御体系。不久前，他们又得到国民党的空投补充，弹药、食物充足。
依据敌情，军长曹里怀命令一三九师由慈利出发，沿澧水两岸前进，向大庸城推进，作正面进攻；一四一师由石门出发，向九溪、桑植方向推进，阻击鄂西宋希濂部主力增援，保障一三九师左翼安全，并截断敌人逃往川、黔的退路；我团从沅陵出发，插到大庸城西的东山坪、后坪一线，封锁渡口，阻歼大庸城内残敌渡澧水后向永顺逃跑。10月14日，全军开始行动。四一八团从沅陵出发，进入湘西的大山之中。我们越往北走，山越高，路越窄。许多地方只能一个人面贴着百尺悬崖，侧身擦过。到了晚上，困难就更大了，每遇一个小沟或陡峭的地方，只能一人接着一人，或跪或爬，手脚并用，才能通过。前面的人过不去，后面的人只能原地等待，越积越多，部队前进速度极为缓慢，且马匹和重武器都过不去，只好退回沅陵。部队就这样走走停停，我正焦急之时，军部又来电催：限16日拂晓赶到目的地。
从沅陵到大庸后坪、东山坪一线近100公里路，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按时赶到目的地，我命令走在最前面的一营营长冯殿元率部丢掉背包，轻装前进，并命跟进的三营归一营指挥，不惜一切代价，按时赶到目的地。部队出发前，我知道山路难行，特意改骑一匹善走山路的湖南小马。当我们攀越熊碧岩的一处悬崖时，马失前蹄，踩陷崖边的一块石头，前身失重，落下悬崖。幸好我没有骑在马上，只是被马缰绳拽了一下，险些跌落下去。从四都坪往北的山路更陡，许多地方都是悬崖绝壁，几乎没有路可走，战士们只能小心翼翼，手脚并用，侧身而过。部队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翻过熊碧岩，于16日拂晓按时赶到目的地。我立即命令部队沿澧水岸边一字摆开，构筑工事，封锁渡口。部队刚刚进入阵地，就听到大庸城里枪声大作，总攻开始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大庸方向的枪声稀落下来，一三九师顺利攻占大庸。此时天已大亮，残余的敌人惊惶不安地从大庸城内逃出，其中还有不少人化装成老百姓的模样。敌人赶到渡口后也顾不得向澧水对岸侦察一下，急不择路，纷纷跳上渡船，向对岸划来。敌人刚一上岸，就全部钻进了我团的伏击圈，100多人都成了我们的俘虏。
这一仗，四十七军全歼大庸守军一二二军，俘军长张绍勋、二一七师师长谢淑周、三四五师师长黄鼎勋以下5000多人，只有副军长丁树中去四川接新兵没有赶到，侥幸漏网。
我军打开湘西门户大庸之后，开始剿匪，经营湘西，为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开辟通道。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奉命率军部及一四○师、军直炮兵团、教导队进驻沅陵，成立隶属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领导的湘西军区，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曹里怀、周赤萍分别兼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政委。
湖南解放前夕是全国闻名的匪患重灾区之一。而在湖南又以地处湘鄂川黔桂5省边陲的湘西地区最为厉害。湘西土匪，世说百年。其实何止百年、千年。《沅州府志》记载：“唐元和始，迄宋明各代，屡有贼祸，进攻沅州。迄清，特别是清末，匪患尤多。”
国民党、蒋介石在败逃大陆前，极力扶植湘西土匪武装，封官许愿，给钱拨枪，妄图利用湘西土匪武装同解放军长期对抗，将湘西变成“反共游击根据地”。在白崇禧、宋希濂的策动下，湘西地区的大股土匪武装，整编成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其他接受国民党封委的小股土匪更多，那时候司令、旅长、团长满天飞。据统计，解放前夕湖南境内的匪特武装约18万人，百人以上、集股行动的土匪有170多股，仅湘西地区就有10万余人，100多股，大致集中在如下地区：永顺地区有匪3万余人，集股活动的有陈子贤的暂编第一军所辖暂四、暂十一、暂十二师，田植的暂编第三军所辖暂二、暂五、暂十师等96股，分散盘踞在永顺、龙山、桑植、大庸、古丈、保靖等县的大部分地区；沅陵地区有匪2万余人，集股活动的有张玉琳的暂编第二军所辖暂六、暂七、暂八、暂九师和龙汉奎、徐亚南、聂焕章、周开宣等股匪42股，除已解放的溆浦、泸溪、永绥三座县城和沅陵、辰溪公路沿线外，其余地区和麻阳、乾城、凤凰三县全部为匪控制；会同地区有匪3万人，集股活动的有伪国大代表龙怀林部和国民党忠勇救国军杨永清部等49股，除怀化、芷江、晃县、洪江、安江等城镇为解放军占领外，其他地区全部被土匪盘踞。此外，还有2万多名土匪，结成小股，流窜各地。湘西土匪横行，同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第一，湘西的地理环境便于土匪活动。武陵、雪峰两大山脉纵贯湘西，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大庸有八八六十四坪，桑植有八八六十四洞，永顺有八八六十四岭，不少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第二是交通闭塞，地瘠民贫，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封建势力雄厚，许多土匪头子既是地主恶霸，又是国民党贪官污吏，“官、绅、匪”结为一体，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第三是世袭传代，三代、四代，乃至十多代，以匪为业者众。四是有普遍性。湘西的土匪本来就很多，加之国民党实行养匪害民政策，对土匪头子封官加委，使得一些乡保长、地主、帮会头子都成了土匪。第五是反革命坚决。土匪本来就是封建势力武装，其骨干力量是国民党的地方团队和散兵游勇，受国民党特务操纵，反革命本质难改。第六是社会基础深。不仅受地主、恶霸、官僚控制，而且受家族、帮会和宗派势力的支持。湘西土匪横行，广大群众祖祖辈辈都受着他们的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灾难深重，田园荒芜，生灵涂炭。在我军进驻湘西的最初阶段，大致从10月到11月上旬，因二野大军压境，湘西各路股匪在我强大军威的震慑和政治攻势的压力下，纷纷主动向我军投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投降的土匪就有湘西总队、“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暂编第一军副军长汪援华和武思光等部，共1.2万多人。同时，还有一些匪首，如匪暂编第七师师长胡震，暂编第八师师长石玉湘等，纷纷派人同我军接洽，表示愿意接受解放军的领导。
从10月初起，二野大军沿大庸、永顺、保靖、永绥(今花垣)大道向西挺进，各股匪一时间四散各地，有的观望，有的潜伏。至11月初，永顺、沅陵一带的匪特们不敢有大的捣乱破坏活动。但是，也有个别股匪比较猖狂。如土匪头子、古丈县伪县长、国民党暂编第十一师师长张平（有3000多人枪）在当地无恶不作，残害百姓，杀人如麻。当地群众的谚语说：“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当大军压境时，张平蜗居在自己的老巢李家洞，还算乖巧。10月中旬，奉上级命令，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率一三九师、一四一师配合二野入川作战，整个湘西地区仅留下军直属队和一四○师。一四○师师直带领四一九、四二○两团驻扎芷江、辰溪、怀化一线，按点守护县城和进剿公路两侧地区之股匪，确保水陆交通安全；我率四一八团驻酉水北岸王村古镇待命。
大军主力入川后，张平便在李家洞召开恶霸、乡保长会议，组织所谓民枪民兵，疯狂杀害为解放军当向导、纳公粮的老百姓，袭扰过境小部队，对湘川公路交通构成威胁。他还四处扬言要攻打沅陵，消灭中共湘西区委、行署和湘西军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当地人民对他更是恨之入骨，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去解救他们。为了确保湘西区委、行署的安全和湘川公路畅通，湘西区剿匪总指挥、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生命令四一八团立即剿灭张平匪部。
10月20日，我带一、三营从驻地出发，过酉水，向古丈县罗依溪一带开进。罗依溪的李家洞是张平的发迹地，也是他的老巢。21日，我们到达罗依溪地区后，即命令部队封锁道路，监视敌情，同时带领两营干部勘察地形，占据要点。
23日10时，我指挥一、三营同时行动，向土匪发动进攻。战斗部署是，三营从正面进攻古丈县城；一营插到古丈县城以东的桃江溪、高望界一线，截断县城与匪巢李家洞之间的联系，阻歼从县城逃向匪巢的土匪，突袭张平的老巢。不料走漏风声，部队扑空。土匪仗着人地两熟，化整为零，隐没于深山密林之中。随后，我令一营原地监视匪情，带三营开进县城。县城的老百姓都走上街头热烈欢迎我们，欢庆解放。我们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揭露土匪罪行，表明人民解放军剿灭土匪的决心。第二天，我率部再次进剿张平匪巢李家洞，又一次扑空。随后，我组织部队在李家洞附近山上一连搜查几天，也未发现土匪。
通过几天的进剿，我对土匪的生成历史、居住环境、各股土匪之间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围剿土匪的战术开始进行探讨和研究。我决定停止进剿，将部队分驻在古丈县城、罗依溪、李家洞等地，发动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打好群众基础，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在古丈县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由四十七军剿匪指挥部秘书，一四一师宣传队队长张凤侠(后改名张侠)代理县长，展开建政工作。不久，我团一营奉命到沅陵县酉水西岸的乌宿镇剿匪，这里位于古丈与沅陵之间。一营驻在这里，位置比较机动，既便于进剿张平匪部，又利于保卫沅陵县城的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等党政军机关。一天，一营长冯殿元去沅陵向军首长汇报工作，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见他像个干部，主动问他，有一股土匪想投降，找不到门路，你能否帮忙?冯殿元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房东找到匪保安第五师(师长颜梧，兼伪沅陵警备司令)的一个团长，约定在山上一个庙里接头。冯殿元到约定地点与匪谈了两次，向其耐心交代我军政策。匪团长按我们的期限如约带人投降，上缴各种枪械250余支。
以后，我又组织部队两次到古丈县李家洞袭击张平匪部。第一次还是扑了个空；第二次发现土匪后，我军枪炮一响，土匪立即逃跑，钻入大山之中。一营在李家洞驻了一晚，派出部队在附近山头搜索，也没有抓到土匪。
在这一段时期的剿匪中，我团由于初到湘西，情况很不熟悉，又缺乏剿匪作战的经验，在围剿张平匪部的几次作战中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过，经过我军的多次进剿，沉重打击了张平匪部的狂妄气焰，对于保卫川湘公路的畅通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10月底，曹里怀军长决定四一八团也一同入川作战。当我们刚刚踏上西行之路时，四十七军留守湘西负责剿匪建政的副军长晏福生十万火急地发电军前指，要求四一八团留守，接替原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担负的沅陵、永顺两地区，特别是两地区公路两旁的剿匪任务，确保公路畅通。
沅陵地区辖沅陵、泸溪、辰溪、乾城、永绥、凤凰、溆浦、麻阳八个县；永顺地区辖永顺、大庸、龙山、保靖、桑植、古丈六个县。为确保后方的巩固和入川部队补给线的通畅，军首长决定四一八团留在湘西。
大军入川作战后，湘西形势越来越严峻。原来集结在湘西的四野、二野大军，已分别进军广西、贵州和四川；整个湘西二十多个县内，基本上只剩下一四○师一个师的部队。四一八团党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开会认真探讨今后的剿匪计划。我们认为越是匪众我寡，越要集中力量保重点，才能完成任务。最后，我们决定二营和团直进驻辰溪县，由团政委杨敏和副团长陈明友指挥，负责进剿该县土匪，保护沅陵到辰溪的交通线；三营进驻川湘公路沿线的永绥(今花垣)、乾城(今吉首)、保靖各城镇，一营作为团预备队驻沅陵和古丈之间的乌宿，由我负责指挥一、三营，活动于北线沅陵、永顺两个军分区十几个县。11月上旬，三营奉命接替入川作战的二野部队，从古丈进驻到永绥、保靖一线。8日，三营长张继武率部队进入永绥县城；9日，成立永绥县临时人民政府，张继武代理县长。11日，保靖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由三营副教导员张庆荣任县长，一四一师留守处负责人杨满宏任县委书记。15日，二营一个排，经沅陵出发护送地方干部梁如泉等28人到达乾城县城接管旧政权，16日宣告乾城县人民政府成立。这些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之后，立即在当地驻军的护卫下，积极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剿匪护路，征粮支前等工作。永绥县还组织各界代表成立了以县长张继武为主任的“永绥县支前委员会”，加强支前工作的领导。
此时，土匪见我军兵力薄弱，更加猖狂地四出活动。他们不仅阻挠我军支前征粮，还扬言要把我军赶出湘西。为此，土匪经常武装骚扰我城镇，袭击我党政机关，杀害我军政人员，残害拥护我党我军的人民群众，抢劫过往车船和军用物资等。土匪的骚扰，致使我军及新建立的地方党政机关，日夜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湘西区委把机关干部、后方留守人员，甚至正在疗养的轻伤病员都组织起来，发给武器，一面参加发动群众，征粮支前等工作，一面轮流站岗放哨，随时准备参加战斗。11月底，一四一师驻永顺县留守人员遭当地股匪曹振亚、曹子西部围困。曹振亚、曹子西是国民党暂编第五师的正、副师长，有匪约2000余人。副军长晏福生接到一四一师留守的师政治部副主任阎跃庭的告急报告后，令四一八团派兵增援。我立即命令一营长冯殿元带领一、三、机炮三个连，迅速赶往永顺县城。土匪见我援军赶到，被迫缩回老巢。一营主力到永顺县城的当天夜里，又接到阎跃庭副主任的命令，我留守四二三团副团长张学刚带领一部分轻伤病员，在永顺县西乡发动群众征粮，遭大股土匪袭击包围，要求迅速增援。营长冯殿元连夜带部队出发，拂晓时发现土匪。他迅速将部队展开，命令一、三连和机炮连的轻重机枪，六○炮等各种武器，集中向匪群开火，打得土匪狼狈溃逃。一四一师留守的教导队张副队长，奉命担任永顺县第七区区长，带领一个二十多人的区中队，在区公所所在地龙家寨一带发动群众。曹振亚、曹子西匪部欺负他们人少，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再叫嚣要攻打区公所，消灭区中队。曹部经常在龙家寨附近抢劫人民财物，还曾一度窜进龙家寨。为了改变区中队的困难局面，我团一营奉命进驻龙家寨。土匪见我援军来到，不敢再来骚扰。冯殿元还令一连进驻龙家寨北边的毛坝，配合区公所的同志，到全区各村搞宣传，征粮，发动群众，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