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辰溪县，对我们威胁较大的是盘踞在茶田垄一带的张玉琳匪部。张玉琳是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军长，有3000多人。他见我们在辰溪驻军不多，便经常派小股土匪到辰溪县城附近骚扰。我团二营奉命进驻辰溪县城南的王安坪，监视茶田垄一带的土匪行动，并在副团长陈明友的指挥下积极展开进剿。第一仗，我们由于麻痹轻敌，中了土匪的埋伏，部队吃了些亏。随后在友军的配合下，第二次围剿茶田垄张玉琳匪部，连续激战三天，终于将这股土匪击溃。二营歼匪120余人，还击伤了一个匪首。11月下旬，团宣传队在队长陶然和副队长胡玉肖的率领下，奉命去永绥县进行宣传慰问活动，并就地协助三营发动群众。完成任务后，乘军后勤部运输队的汽车返回辰溪，途经泸溪附近，突遭徐汉章匪部的伏击。土匪的机枪、步枪向车队猛烈射击，还大喊“抓活的”，“抓住解放军有赏”。土匪早已在公路上设置了许多路障，我军汽车无法通过。团宣传队和运输队的同志们立即跳下车，就地隐蔽，利用随身携带的武器还击，并让最后一辆汽车迅速返回驻地，请求增援。随后，我团五连一个加强排及时赶到，经两小时激战，毙伤匪十余人，残匪仓皇逃窜。
当时，我们一个团负责湘西沅陵、永顺两地区十几个县的剿匪和建政工作。我既要管军事剿匪，还要负责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发动群众工作。团部干部一时也没有配备齐全，我常常是只带两个参谋在十余个县内到处奔波，有时连交通工具都没有保障。一天到晚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非常紧张、疲劳。我除尽一切努力率部剿匪外，还积极争取了一批伪政府的职员和开明绅士，参与地方政府和支前工作。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进一步认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在同武装匪徒作斗争时，我们特别注意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和参与，请他们出来帮助我们工作，进一步孤立敌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在实践中也逐渐摸索、总结出一套剿匪的战法：对付土匪不能采用正规战方式，要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游击对游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采取坚决、勇猛、迅速奔袭的动作，不怕扑空，一旦遇见土匪，应发扬以一当十，以百当千的猛打精神，力求将匪特全歼或歼灭大部。如小部队遭到土匪包围伏击，则应发扬死打硬拼精神，等待援兵。 1950年元旦前后，入川作战的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胜利返回湘西，我团奉命从湘西北部各县集结到榆树湾（今怀化市），归还一四○师建制。此后，我军开始大规模剿匪。
1949年底，上级任命我为一四○师参谋长。1950年1月，我告别了一起战斗多年的战友和团队，到芷江师部报到，就任新职。师长蒋克诚是老红军，年龄较大，身体不好，师里没有配副师长，日常军事工作基本由我主持。由于部队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机关建设不规范，参谋人员业务不熟，自身素质亟待提高。我任参谋长后，在抓好日常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师机关的自身建设。我利用在军校学到的知识，并参考苏军条令，组织参谋人员学习，提高素质。同时建立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规范司令部的工作，努力提高师机关的工作效率。入川作战部队返回湘西后，军里对剿匪工作重新进行部署。一三九师、一四一师分别进驻沅陵、永顺地区，建立军分区，分别负责该地区的剿匪和建政任务。我师负责围歼芷江、怀化、黔阳边境之杨永清、方世雄等股匪，并经营会同军分区。四一八团归建一四○师后，师的部署做了相应的调整。四一八团进驻靖县、会同、通道（即所谓“南三县”）及绥宁西部地区；四一九团进驻怀化、芷江、晃县地区；四二○团进驻榆树湾、安江（今黔阳）、洪江及绥宁北部地区（后依剿匪需要又作了一定的调整）。
此后，根据军里的统一部署，先后经过集中兵力全面进剿、划分区域重点进剿、巩固中心区反复搜剿、密切协同合剿边缘区残匪等多次反复围剿，前后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到1950年底，我们彻底清除了湘西地区百余年的匪患。这一年剿匪工作，由于我军力量强大，政策正确，我们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我到师部任参谋长后，一四○师在剿匪中比较大的作战主要有：1月下旬对芷江、怀化和黔阳北部土匪的进剿；4月对怀化、黔阳、芷江以东之匪的重点进剿；9月对大树坳之匪的山地攻坚战，以及参加对边缘区土匪的反复围剿。
1月下旬，师共组织11个营的兵力，分别对盘踞在芷江、怀化和黔阳北部地区的杨永清、彭玉清、姚大榜、方世雄、肖德纯、曾庆明等股匪5000余人实施进剿，共歼匪800多人，迫使股匪多潜散于边缘地区，初步打开了芷江、怀化、黔阳、晃县的局面。4月底至5月初，师主力又集中对曾庆明、彭玉清、张嗣基、李运忠（外号李摆子）等几股主要土匪进行了围歼，消灭土匪700多人，给重点进剿区土匪以沉重打击。9月，我参与指挥对大树坳土匪的攻坚战，是我在剿匪过程中唯一一次与土匪的阵地战，很有特点。当时，湘西剿匪经过全面进剿、中心区重点进剿，已进入巩固中心区、逐步向边缘区进剿的阶段。此时盘踞于芷江、麻阳一带的股匪张嗣基、肖德纯、李运忠等部，经解放军的反复清剿打击，损失惨重，残部在湖南和贵州两省的边境流窜。朝鲜战争爆发后，残匪在国民党特务的煽动下，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响，蒋介石将要反攻大陆，又聚集在大树坳一带，伺机活动。
大树坳是芷江西北的一个山村，北邻麻阳，西接贵州省铜仁，是两省三县的交界之地。它背靠海拔1000多米的米公山，面向沅水岸边的湘黔公路，山大林密，地势险要。匪首们选定这里作为他们的巢穴，并在大树坳西南的麻阳坡构筑了环形防御工事，修有地堡、交通壕、掩体等，据险防守。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土匪们又在麻阳坡东、大树坳南的茅丛寨山修筑工事，派驻匪兵，与麻阳坡形成掎角之势，以便互相支援。为了长期与我军对抗，他们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妄图等待蒋介石卷土重来。同时，他们在麻阳坡的外围，派蒲老翠、聂焕章等600多人组成的小股土匪，活动于黄双溪、柑子坪、半坡、凉水井一带，以便于与麻阳坡互相策应，并不断派匪向我中心区窜扰，妄图诱歼我剿匪小分队。
我师驻芷江新店坪一带剿匪的警卫营得知消息后，营长王树才立即与驻麻阳尧市一带剿匪的友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三营联系，通报匪情，商议双方协同作战，围剿这些土匪。
经过周密布置，9月22日，四一七团三营首先从北向南攻击，一四○师警卫营随即由南而北发起攻击。土匪在我军的两面夹击之下，一触即溃，仓皇逃窜，我军立即分两路追击。第二天上午，我军追至大树坳一带，残匪大都龟缩到麻阳坡、茅丛寨的工事里，据险顽抗。
剿匪部队会合后，两位营长又一起分析匪情，商量如何攻歼被围困的土匪。据了解，茅丛寨由肖德纯匪部一二百人据守，有一挺机枪；麻阳坡则由张嗣基、李摆子等匪部约三四百人据守，有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两个山头地势险要，土匪又预先修筑有坚固的工事，我军如果贸然进攻，必定会增加部队的伤亡。为此两个营长商量后，决定首先将两个山头的土匪包围，同时修筑简易工事，加紧攻坚准备，并向上级报告。
以往我们剿匪，土匪大都是一打就跑，很难抓住。这次土匪竟然敢固守顽抗，正是我们彻底消灭他们的好机会。我接到警卫营报告后，立即同参谋们共同研究商讨，我决定加派一个步兵连、一个山炮连、一个迫击炮连参加战斗。我们还与麻阳友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联系，双方配合作战。同时四一七团也令参谋长钱锡侯率炮兵连一部与三营一同参战。我迅速从芷江县城赶到师警卫营，听取王营长汇报，了解敌情，查看地形后，在营部召集开会，研究部署这次战斗的打法。最后决定，一四○师各连负责攻打麻阳坡，一三九师部队负责攻打茅丛寨。炮兵也都分配了具体任务，分别负责摧毁土匪的地堡、火力点等工事，掩护步兵冲击。
第二天一早，笼罩山头的薄雾刚刚散去，总攻开始了。首先进行炮火准备。我军山炮、步兵炮、迫击炮等瞄准好土匪的地堡、火力点等目标，突然一齐开火。一阵猛烈的轰击，将敌人的工事大部摧毁。工事里的土匪死的死，伤的伤，其余残匪也乱作一团。炮声一停，突击部队立即在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同时向敌人发起冲击。
攻打麻阳坡的突击队，是师警卫营一连和四一八团三连，趁着土匪被我炮火打得晕头转向之时，从麻阳坡山的东南角向土匪勇猛冲击。十几分种就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此时，残余土匪利用尚存的工事进行顽抗，战斗打得很激烈。突击队冲上山顶以后，战士们冲锋枪、步枪和手榴弹一阵猛打，顽抗的土匪死伤一片，其余的大都缴械投降了。
与此同时，四一七团的两个突击连也向茅丛寨的土匪发动冲击。茅丛寨紧靠着大树坳村，山势陡峭，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上的天王庙。在上山的路口还有一个石头门，门两旁有土匪修的地堡。这是上山必经的要道。七连首先组织突击排攻击石头门旁的地堡。爆破手在我火力掩护下，首先将土匪的地堡炸毁，为上山打开了通路。突击部队冒着浓烟向山上猛冲。八连则从茅丛寨东边的新庄向山顶突击。他们在发起攻击前一天晚上就摸上去，隐蔽在离土匪阵地不远的地方。第二天，我军的炮火准备一停，他们随着冲锋信号的升空，一跃而起，迅速冲了上去，很快突破土匪阵地。配合七连攻进了敌人顽强固守的天王庙。
茅丛寨的残匪见我军冲进天王庙，知道无法固守，慌忙向茅丛寨南面的山沟里突围。我埋伏在这里的部队立即进行猛烈阻击，在山沟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围歼战。残匪们见走投无路，纷纷缴械投降，少数企图顽抗的土匪大都被击毙。匪首李摆子和他的老婆，一边向树林里跑，一边胡乱向我军射击。我军战士紧追不放，最终将李摆子和他老婆当场击毙。从茅丛寨北山坡逃窜的残匪，也被我沅陵军分区埋伏的部队迎头痛击，一举歼灭。我军攻下麻阳坡和茅丛寨以后，立即分散到附近的森林里继续搜剿散匪，又俘虏了一些零星的残匪。惯匪头子赵良臣的书记官蒋士林、李摆子的书记官舒杰夫都被活捉。匪大队长杨海洲躺在匪兵死尸旁装死，也被我战士活捉。这次战斗，共计俘虏匪师长张居、大队长杨海洲以下169名，击毙匪首李摆子、张嗣基以下235名，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长短枪等各种武器285件。当大树坳战斗正在进行时，匪首吴海堂率领一部分土匪，企图增援麻阳坡之匪。他们狡猾地窜到我军后方新店坪一带进行骚扰，妄图牵制我攻击麻阳坡的部队，以解救大树坳之匪。由于我军早有防备，已提前派出一四○师警卫营一个排赶到新店坪，将这股来扰土匪击溃，保证了大树坳战斗的顺利进行。不久，这股土匪也被警卫营一连追剿，被迫投降。
大树坳战斗，创造了湘西剿匪中第一次山地攻坚围歼股匪的范例；又是在湘西第一次聚歼股匪最多的（400余名惯匪）歼灭战范例。这次战斗，受到了湘西军区、湖南军区的通令嘉奖。10月11日，又荣获中南军区首长的通报表扬。通报中说：“一三九师、一四○师各一部，互相协同，以周密的布置、迅速的动作和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在芷江、麻阳、贵州交界处，歼灭惯匪师长张居、李摆子以下四百余名，特予通报表扬。希继续发扬这次战斗的经验，争取创造更大的胜利。”大树坳战斗中，芷江县四区新店坪等村的翻身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自动组织起来支援解放军。全区共出动民工、民兵200多人，帮助解放军抬伤员，运弹药，做向导，保卫后方安全等，对于战斗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大树坳战斗的胜利，使芷江、麻阳一带的形势起了根本变化。成股的土匪基本被消灭，零散的土匪也都隐藏于深山密林中不敢活动。麻阳惯匪聂焕章，只身逃到贵州铜仁、玉屏一带，被我四一七团八连排长慕容江带的“飞行队”追击抓获。
1950年10月中旬到年底，军又组织边缘区剿匪会战，分南北两区展开。南区在军长曹里怀指挥下，于10月19日以日行60公里以上的速度奔袭绥宁、靖县及雪峰山区的土匪。我师四一八团以两个营组成尖刀队，由会同直插匪穴靖县县城。各路进剿部队于20日拂晓前至指定地点，展开进攻，很快攻占了绥宁、靖县两城和土匪据点十余处，歼匪500余人。随后，我一四○师配合友军在绥宁、靖县地区和雪峰山构成直径120公里的包围圈，6000余匪全部落入网中。各进剿部队经连续追击、围剿，至11月中旬，歼捕匪纵队司令龙怀林以下5500余人，整个边缘区土匪完全处于溃散潜逃和瓦解状态，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第二阶段主要是就地铺开清剿散匪。11月中旬，我会同军分区集中九个连，将会同西南地区张伦麒、傅太和股匪包围，经十昼夜反复搜剿，歼匪1000余人。随后，我师又配合贵州部队围歼杨彪股匪于九龙山地区，经半月围剿、追击和搜剿，全歼该匪2500余人，俘匪首吴君庭。在此期间，我一四○师四一九团协同贵州镇远分区友军，将杨永清、姚大榜股匪包围于晃县南部，歼匪“湘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姚大榜以下2800余人，俘匪总司令杨永清。
绥宁和靖县的土匪被歼后，大大震撼了龟缩在通道县城“苗王”粟昌福为首的匪第十二纵队，该股土匪迫于压力，派人与我军联系，表示愿意归顺。12月初，四一八团进驻通道县城，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通道县城和平解放后，粟昌福部改编为通道自卫队，但原县长孙献廷为首的部分土匪持枪上山与我为敌。四一八团即对其展开进剿。经20余天的搜剿，将孙匪200余人全部捉拿归案，缴枪300余支，彻底解放了通道县。
此次边缘区会剿，到12月底胜利结束，我四十七军共歼土匪两万余人，基本肃清了湘西历史性匪患，解放了靖县、绥宁、通道三座县城及广大边缘地区，使100多万各族人民从土匪和封建势力的长期羁绊下解放出来。至此，我四十七军经营湘西一年多，广大指战员发扬吃苦耐劳、连续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歼灭土匪9.2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7.98万余支、各种炮190余门；解放了湘西22个县，使湘西的350万人民得到了彻底翻身解放，保障了二野向西南顺利进军，彻底割掉了湘西历史上的“盲肠”，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湘西建立“反共游击基地”的计划。我们在剿灭土匪的同时，还抽调干部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了湘西各级党委和政府，组建了三个军分区，两个独立团，22个县大队，共2.98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圆满地完成了经营湘西的任务，受到湘西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
湘西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人民解放军为湘西人民翻身解放所做的无私奉献和流血牺牲，特意在原四十七军军部驻地沅陵和原三个师驻地辰溪、芷江、永顺以及烈士牺牲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座剿匪胜利纪念塔、纪念堂和烈士纪念亭，经常组织悼念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第7部分、朝鲜临津江两岸，鏖战美国王牌军
1、集结北上，抗美援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我正带着部队在湘西剿匪。朝鲜的局势随着美军的介入，越来越严峻。到了9月，麦克阿瑟指挥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很快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1950年10月，我国政府决定组成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下旬，第一批部队入朝参战，立即给美韩部队以迎头痛击，经过一、二、三、四次战役，将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南，并占领汉城，取得了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狠狠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将战线大体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为了打败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央军委决定继续从国内增调部队入朝，实行轮番作战。1951年2月12日，中央军委命令我四十七军：“为了粉碎敌之企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组织第二番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令我军2月底集结武汉，3月北上。当时我师正分散在湘西8个县，有些地区分散以班、排为单位，执行清剿残匪的任务。时间仓促，任务紧急，而部队又高度分散，指挥交通极为不便。受令后我们及时组织部队就地收拢集结，以连、营为单位向指定地点集结。
我师于2月15日奉命由湘西芷江、会同、靖县、晃县、黔阳等县出发，告别湘西人民，徒步行军，经安江、洞口、大坪、邵阳等地，于2月20日到达湘潭地区集结。
为适应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四十七军曹里怀军长、周赤萍政委经反复考虑，对我一四○师各级领导班子进行重大调整，将师、团领导班子中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志调出，补充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并任命我为副师长、代理师长。我是1949年底刚从四一八团团长升任一四○师参谋长，不到一年又任命我为副师长、代理师长。自1949年4月刘转连师长调离四十七军后，到1950年11月任命我代理师长，前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军先后调离三任师长。接任刘转连的刘子云师长半年后调任军参谋长；继任蒋克诚师长不到半年也调任军副参谋长；原四一九团团长陈福章接任师长后，未到职即调到长山列岛任军校校长，由我代理师长。军首长为了便于我在全师开展工作，在此次调整中，还将一些资历比我老的干部调离，如师政委调任军政治部主任，新任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以上干部，全部由一四○师所辖三个团的年轻主官担任。从这次调整中可以看出组织上对我的重视、信任。我深感责任重大，只有努力做好工作，才不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和期望。同时，我也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们的作战对象是以号称武装到牙齿的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同于以往的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这对我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通过在战争中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军事斗争经验。此时，我带领的一四○师这支部队又是抗战胜利后我在东北参与组建，并培养训练和指挥的部队，我对这支部队非常了解，对它的战斗力充满信心。我想有党的正确领导，上级的正确指挥，先期入朝部队的作战经验，我有信心和决心带领全师打好出国作战的每一仗，与兄弟部队一起打败美帝国主义，用实际行动保卫我们年轻的共和国。
作为一个军人，我也很想带部队入朝参战，在战争中锻炼提高自己，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实现军人的价值。我自从17岁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抱负就是为着打败列强。毕业以后，先后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并战胜了他们。能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列强部队较量，战胜他们，也是我的抱负和希望。一四○师新组建的领导班子，是一个团结精干、有朝气、有战斗力的班子。这个班子好就好在有一个好班长——政委赵平同志。赵平是河南荥阳县人，毕业于河南开封师范学校。1936年，他在河南阌乡县（今属灵宝）小学以教务主任的公开身份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春，他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转战南北，一步一步擢升为一四○师政委。赵平为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对军事主官的作战指挥坚决支持。1964年，赵平从四十七军副政委岗位上转业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夫人张铭鬲和几个孩子都跟着遭殃。张铭鬲被发配到陕西省合阳五七干校劳动，两个孩子赵小平和赵志强在干校放羊，另一个儿子赵志坚也被送去劳动。1970年四十七军由湖南移防陕西，军部驻临潼，我得知张铭鬲的情况后，驱车从临潼到合阳，看望张铭鬲母子，并把三个孩子都带到军里，让他们参军，把他们保护起来，也算是对老友亡灵的一点安慰吧。
我和赵平相处多年，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对一些重大军事行动和作战部署，考虑成熟后，敢于做决定，敢于负责任。如入朝后在铁原西北地区与敌争夺缓冲区时，我主张将阵地向前推进15公里，当时上下级均有不同意见，但赵平经过反复思考后，坚决支持我的建议。有人怕军里有意见，赵平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对整个战局有利，我们就干。如果上级怪罪下来，我是党委书记，由我负责，要处分就处分我，要撤职就撤我的职。”他的气节风范，使我非常感动，也激励我加倍地努力，干好工作。我经常想，也经常同一些老同志讲，我之所以在军事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主要是遇到了两个好政委。当团长时，遇到好政委杨敏同志，当师长时遇到好政委赵平同志，他们在重大军事指挥决策上，都积极支持我，并主动承担责任。如有不同意见，也能坦诚相见，同我交换意见取得共识。我们之间互相信任、团结，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都感到有依靠。在战争年代条件很艰苦，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困难和危险随时相伴着我们，但我现在想起来仍很留恋那十几年的战斗生活，比起以后住大都市、出有车、食有鱼的生活，更感觉愉快幸福。现在回想起那十多年的战斗生活，同老伙伴、老战友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仍会令我兴奋。那是多么值得怀念的一段既艰苦危险又愉快幸福的经历。他们使我魂牵梦绕，终生难忘，经常夜不能寐。这些老战友有的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也有的像赵平同志一样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我在四一八团任团长时的政委杨敏就是因工作上受压抑，不得志，忧郁得病而去。杨敏同志是湖北宣恩人，1920年出生，比我小三岁，1934年入伍，参加了长征，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部队进入东北，1947年9月到四一八团任政委，和我一起工作，1950年调到一四一师，历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等职。后来又调任一三九师师长、五十五军参谋长、副军长，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现在写回忆录，想起当年和我一起在师、团领导岗位上的战友，我内心非常辛酸。1951年3月，我师在湘潭进行了一个月的整训。整训期间部队补充了兵员和武器装备，调整了编制。我师不仅齐装满员，除原来所属的四一八、四一九、四二○三个团外，还增编了一个补训团，增补4000多名新兵。他们大都是由湘西各级政府动员参军的。以前有句老话称“无湘不成军”，而湘西人又生性勇猛。这批新兵参军前大都有被匪首恶霸裹胁入伙的经历，打过仗，放过枪，不像一般老百姓一听到枪响就害怕，因此单兵作战能力强，比其他省刚参军的农民勇敢，能吃苦。他们在抗美援朝中立功的特别多，有很多入伍时年仅十六七岁的小孩经过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回国后大多提职当了干部。
为了提高全体官兵的政治觉悟，我们还开展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三视”（鄙视、蔑视、仇视）教育，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激发了广大指战员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提高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认识，坚定了抗美援朝的必胜信心。与此同时，部队还进行了战术、技术训练，取得了较好成绩，为出国作战打下了初步基础。3月28日，全师乘车北上，于4月9日抵达鸭绿江边的长甸河口集结。4月12日，四十七军军部率两个师由安东（今丹东）过江入朝。一四○师为军的东路，由长甸河口出发，跨过了鸭绿江。入朝作战之初，除政委赵平和我外，还有副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两人，师领导班子总共四人，刚好坐一辆车。应该感谢军首长为我师配备的干部，少而精。大家团结一致，指挥得心应手。为防敌机侦察和轰炸，入朝后部队都在夜间行军，白天休息。敌人夜间发现我部队后就放照明弹并轰炸。因此，志愿军在沿途一些岔路口的制高点上或相隔几里路就设一个防空哨，敌机来时即鸣枪报警，部队立即疏散在路两侧隐蔽，待敌机走后，继续行军。我们每天行军35公里左右，全师走了整整十天，经过朝鲜的朔州、青山石、军隅里、三所里，于4月22日进至顺川郡西北十余里新里地区集结。
在敌机日夜轰炸、我方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行军，全师近两万人，行军十天无一伤亡，安全到达目的地，主要经验是行军路线和宿营地选择得好，部队行军组织周密，纪律严明。行军路线和宿营地都是我同参谋长宗赓哲及参谋们共同在图上作业，选定的。我们当时使用的朝鲜地图是日本人测绘的，比较准确，通过等高线，可以看出山的高低、坡度，以及植被情况。部队行军、住宿尽量选择在山沟、阔叶林等隐蔽处，以防止敌机侦察和轰炸。当时有的参谋就好奇地问我：“师长，您从未到过朝鲜，怎么知道山岭和森林等地形、地物？”我说：“地图上都标示着呢。”当时部队参谋人员，包括许多指挥人员，都不会正确使用地图。为此，到达目的地后我就组织机关参谋学习，将识图作为一项重点学习内容。部队一踏上朝鲜国土，就到处看到朝鲜人民遭受战争破坏所造成的悲惨痛苦景象。我们每到宿营地，朝鲜人民尽管生活非常困难，都尽其所有热情地接待我们，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更加增进了中朝人民的团结友谊，激发了全师官兵为朝鲜人民报仇的战斗意志。
四十七军入朝后，作为战略预备部队驻防平壤附近地区，随时准备增强第一线及预防敌人从朝鲜半岛西海岸登陆作战。同时，上级还命令四十七军抢修四个机场。我们一四○师担负修建顺川机场的任务。顺川机场设在顺川以西十余里，我任修机场指挥部总指挥，由国内派来的铁路局袁局长和顺川郡人民委员长任副指挥长，还有苏联派来的两位工程师协助工作。指挥部设在机场一侧的地下工事内。两位国际友人同我们合作得很好，他们不仅在技术上认真指导，而且与我们的友谊也日益加深。当我率部上前线时，其中一位苏联工程师还将他的工作文具（两规针）送我作纪念。以后他还写信向我问候。为了尽快让我空军入朝迎战敌机，我们到达顺川后的第三天就正式开工，到5月底按时完成任务。在一个多月的施工中，全师官兵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冒着敌机频繁空袭，日夜奋战，克服了工具不足，材料供应不上的困难，完成了60×2000米跑道、12×20米平行滑道、疏散滑行道各一条，30×100米停机坪两个以及附属工程若干。共挖土方5.549万立方，打混凝土8400立方。
工程顺利完成的经验是，施工组织科学。我们将机场分为四个工区，分别由四个团长负责指挥施工，每个工区都有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担任技术员，一天24小时不间断施工，每天出工多达1.1万人。那时为了安全，四个工区的指挥部都挖了防空洞，各指挥部同师指挥部的联络也通过交通壕、防空工事。期间，我们共遭敌人飞机狂轰滥炸11次之多，特别是5月12日，敌机一次投弹600余枚，大部分是定时炸弹，不规律地定时爆炸，一直延续了四五天，一度导致工程停滞。当时，苏联两位技术专家建议挖掘、拆卸定时炸弹，我没有同意。他们就找到师工兵张主任，一起到美军俘虏营选了几个美军工兵到机场拆除定时炸弹。美军俘虏并不懂拆弹技术，盲目拆卸，将炸弹引爆，当场炸死了师工兵张主任和一个参谋两个战士以及两个美俘虏共6人，伤十余人。为此受到上级的批评。那天张主任出发前还打电话要我去，我因开会未到，侥幸躲过一劫。此次修建机场，是在敌人飞机侦察袭扰和疯狂轰炸的情况下进行的，敌B-29轰炸机飞行高度高，我军防空雷达技术落后，难以发现敌机，配属我师的高射炮部队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有时敌人飞机来轰炸，我军还一炮未放，敌人的炸弹就将我们修好的跑道炸毁。我们立即重修，如此反复多次。广大指战员冒着轰炸的危险，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突击抢修，圆满完成了任务，为我空军及早投入战斗，粉碎敌人发动的空中“绞杀战”，保障我后方运输安全创造了条件。
正当我们进入紧张施工之际，4月25日，我志愿军发动了第五次战役，参战部队连续奋战一个月，歼敌8万余人，并将我方阵地向前推进40多公里。5月22日，志愿军胜利回师休整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接受前几次战役教训，认为我军补给困难，只能打一个星期的攻势，纠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多路反扑，我军对此估计不足，转移计划不周，担任防御的部队尚未到位，敌人即乘隙而入，造成被动局面。
敌人一度占领蛇山、永平、华川、麟啼一线。我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边打边退，实行机动防御。同时为了稳定战局，志愿军总部决定令后方的二线战略预备队参战，并向四十七军下达了预先号令。 为准备上前线作战，我们在施工期间加强了临战训练，组织营以上干部到三十八军参观，学习他们同美军作战的经验。还对全师排连干部分三期集训，主要学习阵地攻防作战组织与指挥方面的知识，步炮协同及小分队伏击、袭击、遭遇等科目，并组织部队战士学习攻防战斗动作和射击、投弹、爆破等技术。部队除施工外，还坚持每天两小时学习，主要学习打坦克、防空等知识。干部还学会使用步谈机通话和苏式反坦克地雷的操作。其间，我们还邀请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来我师介绍对美军作战经验，并请他协助组织了一个连的示范演习。通过临战训练，部队战术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为打好出国第一仗打下了基础。
2、阵地防御，初战美国王牌军
此时，敌我双方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部队都急需整顿，以利再战。我方需补充装备、给养，总结五次战役的经验，准备发动第六次战役；敌人也需要调整部队，准备发动夏季攻势。同时双方已在酝酿停战谈判，故双方战线大体僵持在三八线上。为掩护主力集结休整，待机歼灭敌人，志愿军首长确定各兵团以预备队一个师至一个军，投入作战，阻击敌人。
四十七军属十九兵团建制，兵团首长决定由我师接替六十五军防务，到临津江东岸阻击敌人。我和赵平政委到兵团指挥部仙女洞受领任务，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维山向我们介绍了战场态势，交代了任务。命令我们“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达到大量消耗敌人和坚决阻击敌人继续向西向北进犯，确保我临津江以东阵地的安全”。在回来的路上，我和政委一起讨论作战命令时，都感到有些疑惑，这一命令前后有些不协调。既要我们“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又要我们“确保我临津江以东阵地的安全”。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可以理解为，根据一、二、三、四次战役经验，以少量兵力阻敌进攻，给敌以一定的杀伤后，防御部队主动后撤，诱敌深入到对敌不利的地区，我再集中主力予以反击，大量歼敌。所以兵力部署前轻后重，火力部署前重后轻，战斗形式以运动防御战为主，以空间换时间。但目前的情况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如果采取节节抗击的战法，一天退出一个阵地，十多天就可能退到平壤，那还怎么确保临津江以东阵地安全呢？因此，我和政委一致认为“确保我临津江以东阵地的安全”是重点。
6月19日，我师奉命接替六十五军临津江东岸南起高作里、北至小峙目正面约40公里、纵深约25公里地带的防御。当时六十五军正在往下撤，见我们接防就问：你们来了多少人？当得知只有一个师的兵力后，就用怀疑的口气问：你们守得住吗？但结果却是我们不仅守住了没有再往后撤，而且还向前推了一段。
刚上阵地，我就率领各团长和参谋，冒着敌人空袭的危险，到师受命的防御地带内，反复勘察地形，详细分析探讨我方有利和不利条件，并结合地形认真研究敌人可能采取的作战方式、进攻特点和主要战法。经过认真的实地考察，结合上级赋予我师的作战任务，我提出了阵地防御的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政委赵平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为了统一认识，我们又召开了师党委会，以我的初步意见为基础，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经过激烈认真的讨论，取得一致认识。最后师党委决定：“采取阵地防御和寸土必争的方针，树立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打好出国第一仗，达到确保临津江以东阵地安全的目的。”根据师党委的决定，在具体指挥上，我认为在宽大正面抗击优势装备的敌人进攻，决不能平分兵力，要卡住敌机械化部队进攻的轴线，守住山地口子，以增强防御弹性。于是我决定一是要有重点地部署兵力，实行梯次配备。第一梯队展开两个团，右翼为四二○团，加强师侦察营；左翼为四一九团，加强四一八团第二营和军侦察营；师预备队为四一八团两个营。整个兵力形成前重后轻的配置。二是火器要靠前配置。师团主要火器都逐级向前配置，并把友军转隶给我师的炮兵、坦克由临津江以西转移配置到临津江以东地区，以利于及时而有力地支援第一梯队战斗。三是加强第一线指挥。要求各级指挥员都向下深入一至二级指挥，师指挥所配置在主要防御方向的团指挥所附近，团、营指挥所要能直接观察战场，实施有力指挥。四是加速构筑和加修工事。部队接防后，在原有工事基础上（当时工事很少，也很简单，有的阵地还没有工事），立即积极加修工事，做到能打能藏。全师经过三天积极努力，防御准备基本就绪。我又到前沿阵地对第一梯队团的准备工作进行了检查，看到两个团的准备都比较充分，部署适当，士气高昂。我心里比较踏实，敌人无论把主要突击方向指向左翼或右翼，我军都有能力对付。
22日上午，美军骑兵第一师以一个加强步兵连、一个坦克连的兵力，在大量炮兵、航空兵的支援下，向师防御阵地的右翼四二○团三营防守地区实施突击。战斗打响后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赶到四二○团三营指挥所，亲自观察掌握战场实际情况，及时指挥战斗。我发现敌人对火力依赖性大，冲击前以炮兵和航空兵，对预定目标及其附近阵地实施一个多小时的火力准备，倾泻数千发炮弹、炸弹和凝固汽油弹，随后步兵和坦克发起冲击。当敌人第一次冲击被击退后，又实施两小时的火力袭击，步兵、坦克再次发起冲击。针对这种情况，我注意发挥重火器和炮兵的作用，在敌展开攻击时，以突然猛烈的火力，实行拦阻射击，使暴露在阵地前的敌人遭到很大伤亡，失去进攻能力。同时，我指示防御分队，以少量兵力，利用工事和地形隐蔽自己，充分发扬火力，抗击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第一天在230.4高地抗击敌人进攻的是善于打阻击战的四二○团八连五班。这个班在解放战争的一次阻击战中，曾以顽强的意志和作风，抗击了优势敌人的进攻，出现了身负重伤、坚持战斗、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斗英雄张有，从此这个班被命名为“张有班”。他们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发扬英雄班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到只剩一个人，仍坚守住了阵地。当夜，我及时总结这一天的战斗经验，迅速调整部署：命师、团预备队连夜帮助一线部队抢修工事，团、营后勤人员及时为前线运送弹药、给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
第二天，敌人仍然把主要突击方向指向230.4高地，进攻兵力增加一倍，火力也更加猛烈，整个高地变成一片焦土，工事大部被毁。由于我们兵力部署得当，各防守分队夜间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又增加了新的坚守力量，各级干部及时正确指挥，坚持近距离开火，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击退了敌人冲击。这一天，担任防守任务的三营连续击退敌连排规模的多次进攻，毙伤敌八十余人，敌仍未突破我防守阵地。经过两天激战后，敌人看到无法突破我方阵地，改变主要突击方向。6月24日，美骑一师两个步兵营，一个坦克营，在三个炮兵群和数十架飞机支援下，向我师左翼四一九团防守的内外石桥西山发动猛烈进攻。内外石桥西山，是铁原经兔山、市边里至平壤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制高点，距离临津江仅十多公里，如果该点丢失，就会给临津江以东防御造成很大困难。根据这一情况，我及时判明敌人企图夺取临津江以东阵地，将我师挤到临津江以西的企图。我指示部队要坚决扼守防御阵地。四一九团一营遵照师的指示，灵活运用战术，顽强抗击，在炮兵支援下，击退敌人两次冲击。12时后，敌人又以两个步兵连伴随坦克发起冲击，敌先以坦克迂回到我防御阵地的左侧，在此防守的四一九团二连，虽然及时派出反坦克小组炸毁一辆坦克，但敌坦克火力猛、速度快、数量多，经过猛烈突击，一度占领二连一排阵地。我在团指挥所里看到这一情况，及时组织师、团属炮兵，一齐开火，猛轰敌战斗队形，使敌遭到重大杀伤。趁敌混乱之机，四一九团又组织三连对突入之敌进行反击，夺回了阵地。当天，我军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使敌被迫于15时后撤。此后，敌人的进攻持续了一个周，但都没有突破我师的防御阵地。
敌人经过一番整顿，又于7月8、9两日，对我师两个团的接合部346.6高地、大光里东山和师左翼与四十二军的接合部、军侦察营防守的345.6高地、279.2高地发起进攻。敌希腊营一度从我师侦察营两个连之间突入，包围了一连一排，并攻占了二连一个排大部分阵地。我们及时组织反击，适时使用炮兵火力压制敌人，击退了敌人进攻，夺回了阵地。
自我师接防以来20多天的战斗中，敌人出动大批飞机、坦克，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付出了约600人的伤亡代价，结果寸土未得，最后被迫后撤到桥洞、夜月山、天德山一线组织防御，使敌我之间形成一个5～15公里、宽约20公里的缓冲区。这说明我们采取阵地防御的战法是正确的。我们确定的指挥靠前，梯次部署，发扬火力和不断加修工事等四条措施也是正确的。部队越打越英勇，干部越打信心越坚强，战后受到第十九兵团司令部、政治部通报表扬。志愿军司令部充分肯定了我们阵地防御战法的正确性，并派人专门到我师总结经验。兄弟部队也派人前来参观学习。这期间，在我们的阵地上出现了坑道战的雏形，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是全师官兵的一种创造性贡献。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进攻，如何保存我方有生力量至关重要。当时我想到防空猫耳洞能藏3～5人，如果再挖深一些、大一些，用木檩加以支撑，就可以防炮、防空，减少部队伤亡。于是，我利用在军校学的六大教程之一的筑城知识（我在抗大当教员时也教这一门课，内容主要是野战工事的构造法，也有攻打城市坚固工事的方法，如为打开敌人的城墙缺口，挖地下坑道，然后埋若干吨炸药，以炸开口子。这也有计算公式，可根据城墙的高度和厚度计算出装置炸药的数量），研究阵地工事的加固和完善。我找工兵主任、工兵营长、作战科长、参谋长共同研究，绘制图纸，到阵地上实验，成功的就在全师推广。一开始是构造小型坑道，积土厚5～10米，每条坑道有两个以上的出入口，用木檩支撑。试验结果，这种坑道一般对大口径火炮，飞机500磅炸弹只要不直接命中，皆可以保证安全，可以躲避敌人火力优势，有效保存有生力量，长期坚守阵地。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研究了不仅能藏，还能打，还要有后勤生活保证的坑道。同时要求每一坚守较大山头阵地向前伸出的支撑点，也要构造阵地前沿的战斗坑道，坑口必须能发扬火力，能观察控制敌人进攻的制高点和冲击展开的道路。这样一来，坑道口就成了发扬火力的阵地。坑道的具体位置根据地形，在山顶下几米或十几米不等。通常一个阵地都要修两个以上的坑道口，以便互相火力支援，使进攻的敌人没有死角可利用。此后，我们的坑道又进一步发展到战斗坑道、交通坑道和屯兵坑道相连，伤员可经过主坑道（就是屯兵坑道积土20米以上，）运到后方坑道（积土厚，坑道口隐蔽，与后方联络方便）。坑道的配套成形和成熟发展，使部队的伤亡明显减少，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在装备敌优我劣的情况下，我军利用坑道战，就可以避免敌人飞机、大炮轰炸造成的损失，保存有生力量；又可以坑道为依托，打退敌人的进攻。坑道最早出现在我师朔宁以南345.6高地上，最初是一个班、一个排分别挖，十几米、几十米，逐渐连成一片，随后在我师其他阵地快速推广。后来报到上级，苏联顾问团还问我坑道是谁发明的，应给以奖励。我答复是广大指战员集体创造的，不是某个人发明的。坑道战初期的发展过程是：7、8月形成坑道的雏形，这期间军和志司经常介绍友军来参观。到9月，志愿军党委开会正式提出在全军开展坑道阵地战，同时以志愿军司令部名义命令各部队，要求实行坑道阵地战的作战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