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在广州军区的十五年
1、回军任职，主管军事训练工作
我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编写委员会的工作于1955年7月结束。后我被任命为四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这时才回到湖南衡阳军部正式到任，主管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是军队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各单位都是第一把手亲自抓训练，但当时四十七军军长张天云同志身体不好，另一位副军长刘兴隆又分管别的事情，因此领导军事训练的重任主要落在我的肩上。当时，部队回国不久，多数单位主要搞营建，有的还搞国防施工，在军事训练上同广州军区范围内已经过几年正规化训练的兄弟部队比较，我们军的训练水平相对地落后一些，当年全军战术训练仅总评为及格，而射击训练则总评为不及格。从1956年开始，全军每年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建制团，和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建制连队执行全训任务。军政训练的时间是按七比三或六比四的比例进行的。军事训练又主要突出射击等技术和连以下分队的战术训练。按照训练总监部颁发的训练大纲的要求要完成规定的指标，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所以当时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军不得不做出较大的努力，而我作为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军长理所当然地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我们用了比较大的力气，首先是抓军事训练的思想发动（政治动员）和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其次是在训练预备期中大抓教学法集训，使各级主管训练的干部和班长以上的骨干首先学会并掌握将要进行训练的内容和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法集训，每年春都由军或师及各团分别组织进行。例如1956年春节前，军就在衡阳江东招待所组织了全军连以上干部的教学法集训，由各师师长亲任连长。重点解决了班排分队战术和射击等技术的教学法问题。尔后各团又组织班以上干部的类似集训。从而使各级干部基本上达到了当时军委训练总监部所强调的“按级任教”的要求。各级分管训练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能亲自动手备课、施教。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在狠抓对部队训练检查指导的同时，也抓紧了干部自身的训练——首长司令部训练，即学习本级和上一级的战术原则、组织指挥和有关的军兵种知识等内容。我们每年都完成160～180小时的指挥员训练和参谋训练。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渐改变了我们军在军事训练方面的被动局面。1956年部队的射击训练和各兵种的专业训练达到了良好水平。战术和共同科目训练也达到了及格以上水平。1958年全年步兵武器射击的第一、二、三基本练习、夜间射击和单枪战斗射击均总评为优秀。在此期间我还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的函授学习（每年集中三个月时间面授，在工作岗位上完成规定的读书内容和作业）。
按照总部和广州军区的要求，各级领导都把军事训练作为中心工作来抓，部队训练的热情也很高，训练内容也逐年增多。例如1955年、1956年部队步兵武器的射击训练只进行了基本射击第一、二练习，战术只训练到团。而1957年、1958年步兵武器除完成第一、二、三练习和夜间射击等基本射击训练外，还进行了战术射击训练，战术也进行到师。特别是1957年野营拉练时，军还组织一三九师进行了实兵实弹的战术演习，这次实兵演习也是广州军区的重点探索课题。规模较大，军除组织本军一三九师（包括一四一师一个团）和军炮兵团等单位参加外，军区还加强炮一师的两个团、四十二军的坦克自行火炮团、舟桥八十四团一个营、军区防化营的喷火和烟幕分队，还有少量飞机配合，训练和演习内容主要是组织与实施在核武器条件下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等，目的是为探索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战斗行动与组织指挥。因而演习的课程就是《加强步兵师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为了搞好这次演习，军区和军都十分重视。军党委和军首长分工由我来具体组织领导。因而我对这次工作一开始便抓得很紧。几乎是提前半年就到演习地区附近的桂林步校成立了导演部，由我亲自领导并利用沙盘作业、图上作业和现地训练等方法，对导演人员及调理人员进行培训，反复多次地进行推演。充分的组织准备工作，对保障部队实兵演习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正式演习于12月上中旬进行，分为考核演习和示范演习两个阶段。考核演习于12月3日开始，参演部队在驻地受领任务后，火车输送至桂林以北预定地区集结，指挥员受领任务，组织战斗，按时发起攻击，进行现地推演，用时十天。示范演习于12月14日开始，军区组织团以上干部参观见学。参演部队采取先分段战术作业，尔后在空军和炮兵配合下进行实兵实弹演习。这次演习不但使参演部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而且使军区部队特别是我们军各级指挥员、参谋人员战术训练的组织指挥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虽然演习中也有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对部队整个训练水平的提高还是主要的，为诸兵种合成训练走向正规化建设还是非常必要的。部队经过这样连续几年的磨炼，训练成绩逐年上升，许多基础科目由1955年的不及格到及格，再到良好，甚至跃为优秀以至“全能全优”。
1960年，为了落实和贯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在部队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的同时，我们军在训练中又强调和重视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破除迷信和教条主义，坚持以我为主，开展传统练兵；狠抓了战术、技术和基础训练，重视应用训练，苦练了近战夜战本领；各级干部亲自任教，大胆实践，与战士一起摸爬滚打，使训练质量不断提高。5月，军组织90余人的训练考核团，在军长李化民和我的率领下，分别对第一四○师和一四一师进行了考核。共抽考了150个班，其中优秀130个班，良好27个班，及格2个班，不及格仅1个班；抽考77名干部，其中优秀59名，良好17名，及格1名。无论干部、战士考核成绩的优秀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当然，在军事训练实践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学习苏军经验，在某些方面有生搬硬套和搞形式主义的现象，在纠正过程中，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又挫伤了一部分军事干部的训练积极性等。通过这个时期军事训练工作的实践，使我有如下一些深切的体会：
首先是学习、借鉴苏军经验，必须结合我军实际，保持我军的优良传统。对学习、借鉴苏军经验，我是拥护的，但对当时的某些做法却是有不同看法的。当然，在行动上由于受组织原则的约束还是贯彻执行的。建国初期，我军相继建立了新的军兵种，武器装备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迫切需要进行正规化的训练。由于我军当时尚缺乏正规化训练经验，且我军自己的合成军队作战经验还是不足，就是有也有待系统的总结。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学习借鉴苏军经验，翻译苏军条令、教材，聘请苏军顾问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我是完全拥护的。但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我又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一是苏军顾问中虽绝大多数都工作认真负责，但他们中不少人却主观傲慢，不太尊重我们中国同志的意见。我在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编写委员会工作中，就曾与苏军顾问有过接触，也有这方面的感受。当时在编写委员会的苏军顾问负责人是一位中将，他硬要我们按照他们的伟大卫国战争即苏德战争的经验来总结抗美援朝的战争经验，因为两者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但他仍要坚持，为此邓华同志还做了不少调解工作。
1957年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陪军区顾问团来四十七军检查训练工作，首席顾问拉维雅金中将，提出要考核军区、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的实弹射击，因为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的成绩不很理想，黄永胜没有打上靶，我打得还比较好。拉维雅金当即拉着我对黄永胜讲：“他可以提升为军长。”黄永胜则开玩笑地说：“那我没打好该撤职了吧？”拉马上说：“你眼睛有病，打不好不能怨你。”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苏军顾问的主观和把领导干部本身的训练水平看得过重，亦即过分强调了“按级任教”，而忽视了干部的全面素质和在训练中的群众路线。二是对苏军当时的作战理论、原则、特别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理论、原则，我认为是比较先进的，一些理论数据、计算方法也是比较科学的，但多适用于敌我双方作战装备优劣相差不大、在中等起伏地地形上作战的情况，并不完全适用于一切情况。苏军条令、教材上有些规定也过于机械，缺乏必要的灵活性。
苏军顾问在检查指导部队训练时也要求过严，抠得过死，例如冲击时要端枪前进，散兵线要求间隔6～8步，顾问检查时亲自用步丈量，多几步少几步都认为不行；从堑壕跃出冲击，连挖几个踏脚孔，冲击时先出哪个脚都不能搞错……。因此在训练中出现了一些照搬照套苏军经验的教条主义现象，部队也有强烈反映。为此，1957年1月在广州军区训练工作会议上我曾提出过意见，后来又撰文向《八一杂志》和《解放军报》投寄。但在组织原则的约束下，我还是强调了要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按条令、教令、教材实训。1957年底组织139师的实兵野营拉练和进攻战术演习时，在情况设置上基本都是按当时的条令、教材，有意选择在中等起伏地上实施的。但在具体组织上如重视夜间活动、组织对空对地面的警戒、加强小分队的活动等，也尽量吸取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经验。
2、奉调广州军区任副参谋长
1960年7月，我被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任副参谋长，负责协助军区领导抓军事训练工作。“反对教条主义”以后，1957年至1958年上半年，全军对如何学习、借鉴苏军经验问题出现了不同认识，在军内报刊上也登载了一些领导同志的不同观点的文章。一种观点认为学习苏军经验必须结合我军实际，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苏军经验是好的，就是要先学到手再考虑如何灵活运用的问题。因此，在部队训练思想中也产生了一些混乱。1960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少而精”的训练原则。同时强调训练必须与战备紧密结合，各步兵部队应结合战场实际，重点研究解决技术上“打得准，联得上，开得动”和战术上“合得成，摆得开，捏得拢”的问题。
总参谋部在1961年颁发的训练大纲中，将训练内容作了精简，减少了理论基础科目和师以上规模的合练及演习，突出了战备应用训练。在技术训练方面，主要进行单兵、单炮、单车的战斗动作训练和小分队的战术训练等；强调精讲多练，苦练二百米内的硬功夫。我作为军区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参谋长在工作实践中主要抓了以下几点：
一、认真贯彻军委总部的训练方针和原则，探索“以我为主”的训练规律。
我到军区工作以后，就不断深入部队，在训练实践中同机关、部队的同志一起调查研究，探索贯彻军委总部训练方针、原则的办法和“以我为主”的训练规律。1962年2月2日，我在军区党委会议上的发言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当时对军事训练工作的认识和我在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我在发言中肯定了1961年全区军事训练的主要成绩，总结了军事训练的基本经验，并对1962年军事训练主要抓什么和怎么抓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和意见，我在总结经验中强调党委抓总，第一把手管训练是加强对部队训练的领导，贯彻“少而精”方针，提高训练质量的关键；在部队训练方法和训练作风上，我提出要实、要活、要严、要钻，练字当头，苦练精兵；在训练计划制定上则要上下结合，留有余地，突出重点，照顾一般。我还提出解决好如何正确认识和贯彻“少而精”的训练方针，正确处理战备训练与正常训练的关系，学与用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训练指导思想。这些认识和意见都是我通过训练实践的深切体会，从客观规律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基本经验，因而也得到了军区党委的肯定，并要求全区部队和院校在训练实践中认真地贯彻执行。
二、抓紧对干部的培训，使正确的训练方针和训练指导思想得以贯彻落实。
有了正确的方针和指导思想，能否在训练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干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军区在训练中是非常重视对干部的培训工作。除要求军、师组织好对干部的培训（团重点培训班长）外，军区也曾多次组织团以上干部集训，比较重要的有1962年5月的湖南车江（四十七军一三九师驻地）集训，1963年2月的广东馒头山（四十一军一二一师驻地）集训。这两次集训都是在军区首长的领导下，由我具体组织实施的。我们把参加集训的军、师、团三级干部，按连排班编制组织起来，由我担任连长，大家过连队生活，像连队干部战士一样的训练和管理。车江集训主要解决统一训练指导思想，改进训练方法和严格养成教育三个问题。按照我军的传统练兵方法，参照苏军有用的经验进行实训。
射击训练从基本射击到战术射击、战术训练从单兵到班排连等科目，怎么训练的方法问题，在集训中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就是在这次集训中，听说南京军区在群众性练兵活动中涌现出一个具有把我军传统练兵方法加以创新发展的郭兴福教学法。我们就立即与南京军区联系，邀请该军区十二军一○○团第二连连长郭兴福同志带着这个班，来车江为我们军区集训的团以上干部作表演。这样，我们军区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实际上要比总参后来向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早了两年。馒头山集训则主要是解决全区部队怎样加强夜间训练和防御战术等问题。通过集训，首先提高了团以上干部对夜间训练重要性的认识，并进而在摸爬滚打的实践中，解决了夜间训练的训练内容、训练方法以及防御战术的原则和藏（躲）、打、杀、反等训练思想问题。为了更好地将部队的训练与战备工作紧密结合，1964年8月，军区又组织4个战备值班师的626名连以上干部到海南岛的吊罗山体验山岳丛林地区的行军、宿营、战斗和野战生活，解决了部队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走、住、防、联、打的问题。使部队的训练更有针对性，也更加深入扎实。为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的训练能力和管理教育能力，加强基层建设，军区还在1963年用半个月时间在桂林47军141师驻地组织召开了连长、指导员经验交流会。这些措施对解决当时部队训练和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训练质量和干部的行政管理水平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为了提高干部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我们在军事训练中还十分注重抓干部司令部的军事理论和组织指挥的训练。1960年后，部队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军区又组织了几次团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军兵种知识的集训。特别是通过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集训，使全军区的中高级干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有关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解，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也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来指导我军的建军和作战。我在组织集训中由于自身过去在建军作战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深厚的情感，因而在工作中我是狠下功夫的。1961年5月，我军新的战斗条令颁发后，我们又组织全区干部对新战斗条令的学习。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的进一步深化。军区还根据军委“少而精”的训练方针，狠抓了团以上首长机关的训练和演习。1960年至1962年结合战备方案只进行规模较小的实兵演习。1963年至1964年军区则分别组织了军区、军（省军区）、师三级首长机关率部分实兵的战役演习。结合作战预案，按照我军的传统战法并参考苏军经验组织实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例如1963年秋，军区在广西柳州组织的反空降战役演习，参演的各野战军和省军区，均按军区要求，由军政第一把手率领导班子和指挥机关，在预定作战地区进行了持续两天两夜的演习。其演习规模，参演领导干部的到位率和逼真程度，都是军区历史上少有的。
三、改革训练方法，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
1958年“反教条主义”以后，在总结“按级任教”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逐渐恢复和发展了我军群众性的练兵方法，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即按级任教与专长任教相结合的传统练兵方法，从而调动了广大官兵的练兵积极性。1962年，中央军委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骚扰活动，向全军发出了“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我们军区从实战需要出发，为适应东南沿海和印支半岛两个作战方向的需要，又狠抓了部队技术战术的基础训练，近战夜战的训练，以及渡海登陆作战和特种地形条件下的适应性训练。1963年，军区又根据现代战争特点和要求，狠抓了专业兵种的技战术训练。并于8～10月先后组织炮兵、通信、侦察、防化等兵种参加的“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的大比武。各兵种部队互相交流了经验，进一步推动了练兵热潮。1964年元月，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元帅的建议，又向全军发出号召，立即在部队中推广南京军区的郭兴福教学法。广州军区积极响应，再次邀请郭兴福及其教学示范班来广州军区部队表演、传授经验，并在全军区内开展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各军、（省军区）师（军分区）参照郭兴福教学班表演的思想和方法，结合各军、兵种和专业分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都培养了自己的典型，并组织巡回表演。这些先进典型的大量涌现，基本上都成为了各单位的尖子班、尖子分队。为了检查、观摩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效果，检阅群众性的练兵成果，同时也是为参加总部组织的全军大比武做准备，军区于5月，组织了9个步兵连和21个炮兵连的建制连比武。6月底至7月初，又在湖南耒阳（四十七军一四○师驻地）举行了尖子班汇报表演、比武大会和选拔赛。各军、省军区和军兵种共有137个建制班、1902人参加表演和比赛。
这些尖子班、尖子个人的表演，不仅反映了他们较高的技战术水平，部队勤学苦练的精神和过硬的思想作风，而且也反映了我们军区认真贯彻军委训练方针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表演项目中，还有不少是属于部队发明创新的成果，表演受到了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参观者的普遍好评。在接着于8月参加的信阳、济南全军大比武中，广州军区共获得一、二、三等奖288个。其中的夜间训练科目、一四一师侦察连的武装泅渡（在44分钟内泅渡1000米水面，并做潜水、水上防空等动作，在接近对岸时对20个目标进行实弹射击，消灭了19个），四十七军通信营一个通信班武装潜渡黄河（沟通联络，仅用313分钟）、工程兵表演发明创造的“抛射法架设徒步吊桥”等项目，均受到了军委总部的赞扬与褒奖。叶剑英元帅和陈毅元帅在两地分别看了比赛和表演，看后都给予了赞扬。
练兵大比武活动，对推动群众性练兵运动，对培养典型、养成刻苦钻研、勤学苦练技术战术的良好风气；对技术基础训练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某些单位拼凑尖子、搞花架子等形式主义和过分偏重技术基础训练，忽视其他课目训练的偏差。这些虽然是少数单位的个别现象，但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军区也采取有力措施进行了纠正。
我那时年纪还算较轻，身体又好，精力充沛，加上军区领导对我又是大胆放手地使用，因而，我总是不知疲倦地积极工作。不是身临部队训练第一线，便是亲自组织和领导比武竞赛等活动。脑子里成天都在思考有关训练的问题，决心为军区党委和军区首长当好参谋，当好助手，搞好全区部队的军事训练，使之走在全军的先进行列。
然而，正当军事训练，特别是群众性练兵形成高潮之际，1964年底林彪出于其政治上需要，派他老婆叶群带工作组到广州军区一二七师一个连队进行所谓调查研究，认为军事训练搞得过于突出，影响了政治教育。林彪则借机夸大全军军事训练中出现的某些重大问题，认为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强调军队建设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在教育训练中应压缩军事训练的时间，压缩军事训练指标。就这样，正在持续发展的军事训练高潮被压了下去。使1965年及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军事训练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和影响。
3、组织东南沿海作战前指和赴越南老挝进行战场勘察
1962年部署粉碎蒋军阴谋窜犯大陆的战备活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台湾当局乘大陆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之机，在进行小规模骚扰破坏的同时，积极进行战争准备，阴谋窜犯大陆。为此，中央军委于1962年5月下旬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粉碎蒋军窜犯大陆的准备工作和确定采取的措施。中共中央于6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准备粉碎蒋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广东毗邻福建，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广州军区立即组织了东南沿海作战的前线指挥所，由当时的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前指司令员，指定我担任前指参谋长，临时抽调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以及各军兵种部分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精干的前指工作班子。前指组成后，即在珠江宾馆集中工作和学习。在我具体组织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敌情研究，掌握敌人动向。除重点研究蒋军现有兵力、编制体制、作战特点，特别是其登陆作战的特点外，重点加强了对美蒋军现实情况和动向的研究。为此，我专门指定主管情报的参谋人员及时加强与总参和军区各有关情报部门的联系，并建立了每日必议的敌情研究制度。
二、制定机动作战预案，组织前指演习拉练。根据敌可能实施登陆的地区和兵力，及我可能投入作战的部队数量，前指在研究和熟悉战区地形和海岸情况的基础上，拟制了粉碎蒋帮窜犯大陆的初步作战预案。根据预案的设想，我又率领前指人员、车辆并携带通信指挥工具，在广州至粤东之间地区按战时指挥要求，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拉练。其间，我们组织了指挥所的开进、防空、展开和转移等演习。以检验和提高前指的组织指挥水平和机动能力。
三、组织拟参战部队主官入闽进行战场勘察。为立足主动，军区设想，一旦蒋帮在福建和粤东以大规模兵力登陆，除组织粤东地区现有的两个军参战以外，还要调战役预备队第四十七军入闽作战。为此前指又组织该军军师长于6月15日至6月底，进入福建漳州、厦门、泉州地区进行战场勘察。行前，我在珠江宾馆亲自向李化民军长等人介绍了敌情背景和军委的决策与军区的作战意图。
四、具体掌握和熟悉参战部队的备战情况。各参战部队于5月底进入紧急备战，在前指的督促下，将分散在外执行生产、施工任务的部队及时进行收拢，并按照战时编制进行整编，补充兵员，调整武器装备，进行战备思想教育，抓紧临战应急训练等。从而进一步熟知了部队的战备水平。通过以上这些工作，前指已基本上建成一个机构健全、业务熟练、机动灵活、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精悍的指挥机构。由于我们充分的备战活动和对敌之阴谋公开加以揭露，进而迫使蒋帮不得不放弃大规模军事窜犯的冒险计划。8月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恢复经常性战备状态的指示，前指的工作随之结束。但这次紧急战备活动，无论是以对军区部队、机关还是对我个人来说，都经历了一次极重要的、近似实战情况的锻炼，其经验是宝贵的。
赴越南老挝进行战场勘察。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武装干涉不断升级，不仅加剧了亚洲的紧张局势，而且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安全。1964年8月5日，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连续轰炸越南的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当时，周恩来总理和人民解放军罗瑞卿总参谋长分别致电越南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表示中国的关注和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支持。第二天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经与越南方面协商，决定由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组织有可能执行援越抗美任务的部队军师指挥员和少量参谋人员到越南、老挝境内可能作战地区进行战场勘察。两个军区共同组织一个勘察团，昆明军区由副司令员陈康带队，广州军区由我和政治部副主任陈发洪带队。总参指定陈康为团长，我为副团长。广州军区的成员有四十七军的军长、一二七、一三九、一四一师的师长、军区的炮兵司令员、工程兵主任和有关的作训处长共30多人，于1964年8月赴越南北方勘察地形，历时两个多月。
勘察过程中，我们首先听取了越方当地的驻军对预定战区地形、道路等情况的介绍，参观了越军部队阵地和工事构筑。尔后我们又率勘察组在越方有关人员引导下，进行实地勘察和图上对照，并在各主要的战役战术要点上，根据地形和道路特点，研究了我军一旦受领中央军委赋予援越抗美作战任务后，部队行动的主要方向、进出道路和作战手段等初步设想。在越南北部预定战区勘察结束后，根据军委和总部的要求，我们又用了几天时间对老挝靠近越南的相关地区进行勘察，以便战时参战部队实施大范围的机动和利于与昆明军区入越作战部队的密切协同。通过历时80天的实地勘察，使拟参战部队的主要指挥干部初步熟悉了越、老战区的地形特点，了解了当地人民风俗习惯。为部队准备执行援越抗美任务创造了必要条件。1965年5月，我被调回四十七军当军长，1970年随部队调防西北，离开了广州军区。
第9部分、在湖南“三支两军”
1、执行中央重要批示和决定
1965年5月，时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的我被调回陆军第四十七军任军长。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因而造成了全国整整十年的动乱。我就是在湖南全省出现“天下大乱”的形势下，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四十七军在湖南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关于“三支两军”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四十七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在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理解的情况下，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在湖南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和驻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支持配合和不懈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稳定湖南局势，促进人民群众大联合、大团结，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
（一）“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和中共中央的“八·十”决定
“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16日即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到1966年底，全国局势已开始出现混乱。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挑动下，混乱形势加剧发展，各地造反组织派系林立，武斗不断升级。在湖南省内就有跨行业的较大群众组织不下六七十个。他们除互相间不断斗殴外，还随意批斗省、地、县委及政府领导，搜查封闭办公机关，致使地方党政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社会一片混乱，尤以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最乱。1967年1月24日，湖南省军区开始“支左”。四十七军驻湘部队在省军区的安排下，也相继派部队在衡阳、零陵、郴州等地区支左。
2月4日，经湖南省军区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两个群众组织在极少数坏人指使下，在打、砸、抢活动中所干的一些坏事进行清算，由省军区统一部署，参加支左的各部队同时行动，三日内共抓捕大小头目一万余人。经审查绝大多数人当即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关了起来，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湖南长沙的群众组织以支持和反对省军区的支左工作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支持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高司”为代表的“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红联派”）；一派是反对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工联“为代表的“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简称“工联派”）。“工联派”不断组织集会、游行，并到省军区大院静坐、绝食、示威，两派斗争日趋剧烈。6月6日，长沙两派群众组织在争论中，于中苏友谊馆发生武斗，打死10人、伤多人。造成湖南“文革”以来的第一起惨案。事件迅速在全省蔓延开来，各地的群众组织，由于受长沙两派的影响，也大都分成两大派，互相斗争起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组织的群众对省军区的“镇压”也有怨气，要求翻案，并派代表上京告状，湖南省军区的支左工作陷入困境。湖南的混乱局面惊动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要周恩来总理亲自解决湖南问题，并批示要省军区彻底“放人”，把关押的群众组织的骨干分子释放出来。6月11日，周总理要湖南省已站出来表态支持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章伯森（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纪委副主任）和在湖南省军区检查工作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到北京汇报情况，协商解决矛盾。12日下午，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他们时，决定立即召集四十七军、湖南省军区、独立师和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及地方干部、省委书记华国锋、万达等组成湖南赴京汇报谈判代表团，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谈判。7月7日，我代表四十七军进京参加谈判。7月10日晚9时，周总理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驻军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杨成武（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总理先按单位一一点了湖南省军区和四十七军等单位领导的名，询问了大家的籍贯、年龄、参军时间等情况，并问了每人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基本态度。当总理问我对“湘江风雷”的看法时，我回答说：“‘湘江风雷’起初都是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组成的，他们在运动中有些过激行为，犯了一些错误，但就此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是不合适的。应该加强引导和教育，领导的责任在于疏导，帮助他们分清敌友。”总理对我的发言表示赞同。
周总理接见之后，湖南赴京的各方代表立即按总理指示精神和部署，认真组织学习，具体研究、协商制止武斗问题。然而，当时在湖南长沙斗红了眼的群众组织，依然刀光剑影地进行着武斗，致使铁路运输中断，电讯不通，形势十分严重。 ?周总理得知此情后，即于7月20日凌晨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再次接见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总理在宣布对湖南铁路和长沙邮电大楼实行军管的命令后，指示我回湖南派部队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他向造反派明确指示：铁路是国家的命脉，不能中断，双方不得介入。岳阳到衡阳、郴州这条铁路线由部队管起来，邮电大楼、公用企业军管起来。最后总理又问：“你们双方各派3人，今天去，搞好，后天就回来，行吗？”我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行！”21日，我率“工联派”和“红联派”各5名代表和铁道部的代表乘专机回到长沙。当天即召集有关群众组织和铁路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求立即恢复铁路交通。经过各方的谈判协商，当场达成了恢复铁路交通的协议。7月25日，我从长沙飞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7月28日凌晨2时15分，周总理又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会议一开始，他就批评了群众组织抢长沙马坡岭军火仓库和“工联派”的5名代表被扣、湖南省军区司令部被占领、湖南医学院被围困等问题。要求大家按达成的协议办事，保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总理同时着重宣布：中央决定以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并说：“调四十七军来维持长沙的秩序，你们要尊重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这是最高统帅批准的。”“你们两派都要打电话回去，凡是四十七军的汽车，保证畅通无阻，不许扣留，扣了就是撕毁协议。现在省军区瘫痪了，中央军委决定由黎原同志领导的四十七军负起整个湖南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总理还为我们军机关进驻长沙等事宜作了安排。
当日下午，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上签了字。参加签字的群众组织共62个，签字者82人。我作为湖南驻军代表、四十七军军长和湖南省军区政委谭文邦一起，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我率领四十七军受命担负湖南的“三支两军”任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也是周总理对我的信任，我决心身挑重担，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决不辜负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重托。我当即打电话给湖南衡阳的军部，向军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作了传达。军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并确定由副军长郑波带一部分干部战士先到长沙开展工作。同时决定留一三九师继续执行衡阳的支左任务，一四○师移驻湘潭，一四一师抽调部队到长沙，一二七师抽调一部分干部到株州执行支左任务。四十七军军部由衡阳移驻长沙。
8月7日，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即“八·十”决定）。8月10日，中央发表了这个决定。决定的出台，曾两次报送毛主席审阅。第一次是8月4日，毛主席审阅时在第一条中间加了一段话：“从这里接受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责任”。第二次在8月7日审阅时才批“已阅，同意”。可见，湖南当时所出现的群众斗群众和军民之间、以及省军区与野战部队之间的矛盾和混乱局面，主要是“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造成的。
12日晚9时22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全体人员，公布中央《决定》。《决定》共四条，其主要内容：一是讲湖南省军区支左和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的错误；二是讲改组湖南省军区和成立省革筹小组；三是号召各群众组织加强团结，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四是坚决制止武斗，不准再搞打砸抢。总理逐条宣读，边读边解释。他说：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总理还进一步解释说：中央经多次研究认为，四十七军一定能够领导好湖南的“三支两军”，黎原军长也一定能组织领导好“省革筹”小组。之后，周总理又耐心地做各群众组织代表的工作，要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定》。中心意思是希望他们信任、支持和拥护四十七军的工作，切实把《决定》落实好。
（二）成立“省革筹”小组与批判“省无联”
湖南赴京汇报谈判代表团回到长沙之后，立即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由我和华国锋、章伯森等与有关各方协商，提出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上报中央审批。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即成立，共由15人组成。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由华国锋、章伯森担任。成员中有驻湘军队各大单位主要领导干部4人，省政府机关领导干部2人，主要群众组织的负责人6人。“省革筹”小组是全省的临时权力机关，下辖有办公室、文革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文攻武卫指挥部等办事机构。
“省革筹”小组成立不久，正在全省纷纷实现大联合时，一股极“左”思潮却涌动起来，妄图阻止前进的大好形势。这个极“左”思潮的代表组织就是“省无联”。“省无联”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是省会长沙一些极“左”分子操纵的23个群众组织大联合的产物。早在湖南组织赴京谈判代表团和在北京谈判时，一些极“左”派的骨干分子为争夺代表名额和“省革筹”小组成员名额等问题，即对周总理大为不满，并到周总理联络员办公室门口静坐，无理取闹。他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公开攻击周总理，反对“省革筹”小组，攻击驻省解放军。他们认为“省革筹实质上是旧政权的翻版”，主张湖南必须大乱，积极参加武斗。公然宣称“试看明日之湖南，必将是‘极左派’的天下”。10月10日晚，我在省委礼堂接见“省无联”组织的负责人，代表“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表态，旗帜鲜明地说：“‘省无联’是跨行业的组织，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的按行业、按系统、按班级大联合的精神，‘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不予承认。”
我的话音刚落，立即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并喊出了“打倒湖南新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头黎原！”“反对湖南带枪的刘邓路线！”等错误口号。许多群众组织的头头还火气冲冲地从台下冲到台上，对我围攻谩骂。当时，正好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访问武汉。他听说了湖南“省无联”的事情，便打电话给我，让湖南省组织群众代表去武汉汇报情况。10月8日，由“省革筹”小组成员、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带领湖南造反派代表到达武汉。于9日晚10时55分在武汉军区礼堂二楼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周总理听了有关“省无联”的情况汇报后，当即表态说，我支持黎原的做法，支持“省革筹”小组的决定。希望造反派们不要搞无政府主义，并警告极“左”派代表说：“你们已经到犯错误的边缘了。湖南的领导权由四十七军掌握，你们只能参与其中。”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对黎原同志很称赞。他对一些问题很耐心。黎原同志处理问题很有思想。当兵打仗的容易急，他很谨慎，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这是对我的工作的极大支持。
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后，一些群众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要与“省无联”划清界限。“省无联”组织开始分化。“省革筹”小组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总结“省革筹”小组成立两个月来的工作，分析了湖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派的干扰。毛主席看后，批示给林彪，要我到北京去汇报情况。10月24日，林彪在周总理等人的陪同下又接见了我。我详细地汇报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林彪首先肯定了我们报告所反映的实际情况。他接着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有坏人在后面策划，所以他们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才敢无组织、无纪律地胡来。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林彪又说：“湖南的问题很多，和平解放不和平。烂摊子大，国民党的底子厚，加上两个政客（指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指彭德怀、贺龙），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由于这三条线，湖南的黑手很多，黑线很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是件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闹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了点乱就大惊小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