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后面的讲话我越听越觉得不是味，心想，这显然是在跟毛主席、周总理唱反调，支持“省无联”让“他闹”。我当时还想，林彪的这些话要回去传达，湖南定会出现新的动乱。但又不敢不传达，因为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周总理对湖南省军区改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好造反派工作等问题作了指示。我回到湖南于10月30日开会向干部和群众组织负责人传达了林彪批极“左”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指示，对湖南正在进行的批极“左”思潮在广大群众中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林彪关于“三条黑线”的讲话，却又引起了全省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到处出现抓“黑三线”，打击一大片，混乱局面再次出现。特别是在长沙的极“左”分子到处宣传极“左”谬论，煽动“用暴力推翻‘省革筹’”，真是疯狂到了极点。使“省革筹”小组的工作更加难做。我及时将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1968年1月2日，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由中央举办的武装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听取了湖南班负责人郑波关于“省无联”情况的汇报，并审阅了有关材料，当即作了批判“省无联”的指示。1月24日晚9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湖南在京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会上，总理明确表态说：“今天是宣布‘省无联’破产的大会。‘省无联’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的大杂烩。‘省无联’的纲领，是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是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他们要重新建党、建政，说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公然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省无联’的问题是个脓包，现在开了刀，小手术，好解决。”
依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先后召开“省革筹”小组会议和军民大会，彻底批判了“省无联”。并发动全省各级群众组织，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批判“省无联”的反动纲领和罪行。猖狂一时的“省无联”立刻“土崩瓦解”。他们的主要头头畏罪潜逃，逮捕了几个坏头头。2月21日，长沙又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庆祝“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各主要群众组织纷纷宣布撤销总部，所属人员回本单位参加大联合。至此，湖南全省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开始逐渐解散，全省的形势明显好转。
（三）中央领导的“三·三○”指示与省革委会的成立
1968年1月7日到9日，“省革筹”小组在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时，提出争取在第一季度内成立省革命委员会。1月26日，“省革筹”小组发出《关于筹备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提出“初步决定于3月1日前成立省革命委员会”。2月10日，华国锋召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的准备工作。他说，周总理在京接见湖南学习班代表时说，希望湖南省在二月份成立革命委员会。2月12日，“省革筹”小组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成立省革委会问题。我在会上也表示要加大步伐，成立革委会。华国锋说，现在全国形势大好。湖南形势也是大好。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会。我省周围已有许多省成立了革委会，都把我们包围了，形势逼人。我们要下决心在2月25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会后，各项准备工作立即紧张起来。
正在我们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时候，2月19日，接到周总理的电报：25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不够成熟，是否改在三月份。周总理还指示说，成立革委会的工作要扎实。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省革筹”小组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推迟了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日期。1968年2月底，湖南“省革筹”小组认真研究并起草了给中央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虽然没有提成立省革委会的具体日子，但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按3月10日成立的时间来要求的。“报告”上报后，直到三月中旬才接到中央通知说，省一级的夺权，“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
1968年3月16日，我和湖南“省革筹”小组副组长华国锋、章伯森等，赴北京向中央汇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3月30日21时许，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我们汇报团的全体成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叶群、汪东兴等，主要是讨论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会议一开始，江青便带着不满的情绪，发牢骚地说，湖南的情况我不太熟悉。我只参加过半个会，有的人我还不认识。湖南的问题我没有插手，别人也不让我插手。接着，她和陈伯达等又询问了湖南批“省无联”等情况。我和华国锋等作了些汇报。江青说，造反派是有阶级性的。造谁的反？造我们的反！“省无联”是不是戚本禹支持的那一派？那时他们只要戚本禹单独接见，我是很生气的。并说，现在主要是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右倾分裂。你们把党内的与社会上的混淆了。
江青见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上没有写“中央文革”，很生气地说：你们的报告没提“中央文革”。“中央文革”要“稍息”了。好吧！我们“中央文革”的四个人可以退席，你们自己去开会吧！你们整个精神是取消“中央文革”。“二月逆流”就是取消“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这样干，还叫革命委员会呢！你们眼睛里没有革命的领导，只有保守的领导。江青真的悻悻地退出了会场。过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接着说，“报告”第三段也要改，要直接点刘、邓、陶的名。湖南只点王延春的名，张平化呢？你们要大批张平化。还说，龙书金（省军区司令员）要结合，这个干部不结合不合适。我接着说，龙书金同志可以结合，可以当主任。
周总理也说，龙书金要结合，看摆到什么位置。长达3个多小时的接见，几乎都是江青一个人在讲。本来是周总理主持会议，但江青却没有把总理放在眼里。周总理没有理睬江青的牢骚话，他耐心地对我们说，“报告”的语言要朴素、准确。
接见一直到31日零点30分才结束。这次接见的内容被称为“三·三○”指示。
接见之后，湖南“省革筹”小组赴京汇报的负责同志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给中央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又作了一次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显然是在江青的干扰下，并按其讲话内容突出了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
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印发了经毛主席审阅和批示“照办”的中发〔1968〕56号文件《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说：“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并“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央批准成立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由160人左右的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由35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代表16名，军队代表9名，革命领导干部代表10名。由我任主任，龙书金任第一副主任，华国锋、章伯森、杨大易（省军区政委）、刘顺文（解放军政干校校长）、胡勇（长沙“工联负责人”）、叶卫东（“湘江风雷”负责人）任副主任。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会长沙，隆重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我和龙书金、华国锋、杨大易等都在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还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指战员的慰问信》。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游行。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全国各大报纸也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2、全面治理湖南混乱局面
湖南地处华中，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畔，北接湖北，南邻两广，东靠江西，西临川黔，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号称三湘大地，鱼米之乡。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各个方面，在全国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且又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因此，稳定湖南，对于全国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从周总理宣布中央《决定》，以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后，我就反复思考如何开展工作。面对一片混乱的湖南局势我理出了一条“稳定中心区，狠抓重点区，以点带面，发展全省”的工作思路。所谓稳定中心区就是稳定省会长沙。稳定了长沙，各地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所以，首先把长沙的问题解决好这是战略要点。所谓以点带面，发展全省，就是要在解决好长沙问题的基础上，大造声势，加强工作，把中央有关政令、规定，通过解放军宣传队广为宣传，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自觉执行，进而把全省的形势稳定下来。我的这个工作思路和想法，首先得到了四十七军党委一班人的积极支持；接着又得到了新成立的“省革筹”小组成员的支持。这样，在军地双方的领导层达成共识后，也就更加有利于实际工作的开展了。
1967年9月初，“省革筹”小组的公告发表后，使一年来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湖南民众有了新的政府，也看到了全面治理湖南混乱局面的希望。稳定中心区。自四十七军移驻长沙后，首要任务是制止武斗抢夺武器弹药，维护铁路交通和社会秩序。而核心问题是制止武斗。当时，在长沙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集中体现在武斗上。例如8月中旬，发生在长沙郊区易家湾的武斗，连坦克都动用了，双方都有死伤。四十七军当即派代表找双方的头头做了许多工作，才达成了停火协议。8月21、22日发生在长沙的另一起武斗中，部队也有4人负伤，一名救护车司机不幸中弹身亡。在此同时，全省各地的武斗也是此起彼伏，频频告急。搞得支左部队如消防队员救火一样紧张，疲于应付。
我们抓住这些武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后果，发出了《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公开信》，号召长沙市的人民起来制止武斗，促进革命大联合，再不要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封信在社会上宣传后，对于教育广大群众，制止武斗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了治理交通秩序，9月1日，“省革筹”小组又与四十七军联合发出《关于恢复交通运输的联合通告》，要求全省革命造反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协助交通部门尽快恢复交通运输，以保证生产和生活物资的供应。公告提出对破坏交通运输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9月2日，“省革筹”小组与四十七军又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拥军爱民”大会。我在会上讲话时号召全省和全长沙市的军民要增强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把大好形势继续推向前进。通过这些活动，全省特别是长沙的社会秩序和交通运输秩序都有了明显好转。
9月12日、13日，“省革筹”小组又召开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9月5日发出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会议认为，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克服派性的指示，对我们长沙针对性很强，教育意义很大。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制止武斗，搞好社会秩序，必须先抓好整风学习和收枪。会议决定，各革命造反派组织总部的常委，都要集中学习三天，促进团结。要认真贯彻“九·五命令”精神，大搞宣传，把收枪工作抓到底。迅速把长沙市的“革筹”小组建立起来。为进一步落实“九·五”命令，四十七军于9月22日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收枪问题，会议分析了收枪形势。认为在长沙市失散到社会上的枪支共二万余支，而收回的仅有五千多支，任务还相当艰巨。因此决定必须把收枪工作的重点放在基层。部队派往各基层单位的宣传队伍也要旗帜鲜明地大胆抓好这项工作。随着我们工作的不断深入，长沙的社会秩序和各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很快，市革筹小组成立。看到形势趋于稳定，我那紧绷的神经和悬着的心才得以缓和下来。虽然我的工作压力很大，工作、生活都处于非正常状态，办公、开会地点、甚至连吃饭都不能让造反派知道，否则受冲击，开不成会，吃不了饭，只好“打游击”……所有的困难都被我们一个一个地战胜了。
1968年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从此，长沙作为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逐渐趋于稳定了。在稳定中心区的同时，我们还狠抓各重点区的稳定工作。
湘潭问题的有力解决。湘潭紧靠长沙，所属韶山是毛主席的家乡。“文革”中湘潭的两派，由于受长沙两派的影响，斗争很激烈，武斗不断，严重地影响和威胁到来自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前往韶山参观的安全。周总理对湘潭的“文化大革命”特别重视。因此，我们在抓稳定中心区的同时也狠抓湘潭的治乱工作。先后发出通告，不准在韶山地区设置联络站，派出部队制止武斗，做两派大联合工作，组织部队收缴武器等。但仍有少数不听劝告的人，盘踞在湘潭锰矿等主要据点，拒不交枪，对立情绪很大。为了稳妥解决湘潭问题，我们拟定了以政治攻势为主，同时派武装部队进驻的解决方案。方案得到中央的批准后，在派出飞机散发传单，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的基础上，派武装部队从三个方向进驻湘潭市。部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踞守据点的武装人员被迫交出了武器。部队立即组织两派群众坐下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湘潭地区一年多的动乱局面也好转起来。此后，赴韶山的人和车辆也畅通无阻了。
衡阳问题的正确解决。衡阳也是湖南的重点区之一，不过与湘潭的问题不同，因此，采取的方法也就不同。四十七军根据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抽调了以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首的一批干部到衡阳支左，与衡阳军分区、广州军区后勤部十九分部等其他驻衡军事单位，共同组成了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统一领导衡阳地区的支左工作。按照中央“二·四”批示和湖南省军区关于镇压“湘江风雷”的指令，抓捕了“湘江风雷”骨干213人并宣布对该组织采取专政措施。衡阳的社会顿时出现短暂平静。当时驻军支左办便按照《人民日报》社论“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的精神，参照上海“一月风暴”和山西、贵州、山东等省的做法，和一些群众组织、地市领导干部，于1967年2月15日夺了衡阳地委、专署和衡阳市委、人委的党政大权。夺权之后的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派掌权。
加上掌握主要权力的解放军领导干部对情况又不太熟，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逐步显露，便引起一些群众组织，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和压制的群众组织的反对，而且越来越强烈。“衡阳革委”没了权威，两派矛盾日趋尖锐，武斗事件频频发生。我在参加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期间，知道镇压“湘江风雷”搞错了，曾先后打电话，指示四十七军和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赶快转弯子，改正错误，但却改得不快。直到《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公布后，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成员在反复学习中，才认识到所犯错误。公开声明退出“衡阳革委”，并向群众作了检讨。此后，经四十七军研究决定，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成员全部撤回原部队，衡阳的支左任务由一三九师派人接替。衡阳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道县问题的妥善处理。零陵地区的道县是全省的县级重点区。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我当即告诉郑波副军长令一四○师派炮兵五二零团进驻道县，与县武装部共同组成支左领导小组，对县公检法、电讯、气象等单位实行军管，并组成宣传队下乡宣传中央及省的有关指示，下令制止武斗和非法杀人。8月30日，县城两派对立群众组织发生武斗，不听劝阻，双方开枪打死4人。炮五二○团迫炮营三连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不幸中弹牺牲。部队当即抓住这一悲痛事件，贯彻《九·五》命令，大力宣传武斗的危害，收缴并封存了各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同时又向农村加派部队，坚决制止乱杀人事件。9月12日，“省革筹”小组发急电指出农村中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为非法，予以取缔。9月27日，又再次发出公告，到10月初这一恐怖杀人事件完全得以制止。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事件中，被杀的有数千人之多。这实质上是当时大搞“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恶果。
贯彻中央《“七·三”布告》。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为了迅速制止广西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抢劫部队武器装备、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反革命罪行，发出了经毛主席批准的《“七·三”布告》。《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物资和武器装备，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当时，湖南衡阳也出现了类似严重事件，并影响到在湖南境内有40列援越物资积压运不出去。周总理几次打电话给湖南，要求大力宣传贯彻《“七·三”布告》，迅速解决铁路交通阻塞问题。7月10日、11日，省革委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和军民大会，传达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和《“七·三”布告》。之后又召开电话会议进行贯彻，并由华国锋等代表省革委会亲赴衡阳解决铁路通车问题，收到了明显效果。7月15日，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将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上报中央，毛泽东主席看后作了批示。中央于7月19日向全国作了转发。湖南省革委会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受到很大鼓舞，继续向全省军民深入传达贯彻。从此，使湖南的混乱局面从根本上得到了好转。
3、落实党的政策，保护革命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使大批党内外干部遭受迫害。当时，周总理虽然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但他却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保护革命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我们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中，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是以周总理为榜样，坚持按党的政策和周总理的指示办事，尽力保护好各级干部。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农村，凡属带“长”字的干部，都被造反派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批斗打倒。不是关在“牛棚”，便是下放劳动。湖南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千千万万干部，是经过党的长期培养，在革命斗争年代经受各种考验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强的信念和对党无限的忠诚。新中国成立后，在各条战线发挥着他们的重要作用，虽然他们在工作中难免有失误、犯错误，甚至个别干部蜕化变质，但不能因此而打倒一切，否认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队伍。因此，我们尽力做好保护各级干部的工作。
我们在具体做法上决定采用以下四种措施：一是政治上关怀，派人去看望，以表明态度，表示关心；二是必要时组织人去“抢”，将被揪斗、被关押、有伤病的干部“抢”救出来加以保护，该治疗的治疗；三是“顶”，对有些明显错误的事，坚决顶住不干；四是举办学习班，名曰思想改造，实则加以保护，使其免遭皮肉之苦。 `
例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就以公检法军管组收监的名义，将随时都有可能被造反派整死的长沙警备区司令员张本科“抢”出来，送到部队营区进行保护。后来经过我请示周总理同意，又从北京派专机将张本科及另几位挨整的省军区的军师级领导干部接去北京治病和休养。又如湖南省在批判走资派和资反路线中，有些群众组织多次提出要对原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进行大批判，江青也提出要批判。省革委就一直顶着没有对他组织过批判。从思想上说，我们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和绝大多数指战员，由于对“文革”中把所有领导干部都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斗打倒的做法不理解，以致在行动上不积极、不配合，所以多次遭到江青一伙和湖南许多造反派的批评和攻击，说四十七军黎原右倾，江青当面指责我是老保，但我们对这种压力坚决地顶住了。
最煞费心计的还是保护湖南省副省长孙国治和湖南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张兰明等人。1967年6、7月，孙、张等人卷入派性，被一派群众组织胁迫参加武斗，逃至浏阳一带。为团结孙、张和该派群众组织回长沙，我以省革筹小组组长和四十七军军长名义，写信先派人去劝说，后又派副军长郑波前去做工作，并商定好保护方案。孙、张等人消除顾虑，返回长沙被秘密安置在市东郊的电力学校。不久，消息走漏，造反派三天两头去学校冲击揪人。于是，我便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将孙国治等人送到北京保护。周总理同意了我的建议。孙、张等人到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回长沙作为领导干部代表参加了省革委“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继续工作；再往后，孙国治担任了省长、省人大主任，直到离休。
1968年9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决定，明确规定将原省、地、市、县党、政机关的干部，除在革委会工作的以外，其余都要集中起来，拉出机关大院，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0月11日，原省直机关的干部数千人参加了第九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典礼。为加强组织领导和护卫这些干部，我们还抽调了一千多名产业工人组成工宣队，配合解放军干部战士参加学习班的安全保障工作。当时，全省共有一万多名各级干部参加了县以上举办的学习班。这种做法，也有效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在对待受到林彪、江青等人压制和打击的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的问题上，我们也没有受到林彪、江青一伙反动路线的影响，仍然是坚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力所能及地加以保护。1969年10月，在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同时，叶剑英元帅被下放到湖南。叶帅来长沙之前，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叶帅到湖南去，搞点调查研究，可以安排他到几个厂子去看看。叶帅年纪大了，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的生活，一定要保证他的身体健康。”经我与省革委和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商量后，对叶帅的接待作了周密安排。叶帅到长沙时我前往机场迎接，先后安排住在省接待处宾馆的九所四号和蓉园一号，并派省革委机关接待组组长肖根如、四十七军保卫处副处长赵福和，还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员、护士各一人，专门为叶帅服务。叶帅很受感动，多次对我说：我是来下放锻炼的，你们对我生活上照顾得这么好，不合适。我说，您是中央领导同志，年纪大了，应该得到照顾。叶帅在湖南期间，我和四十七军的其他领导还多次去看望过他。后来，1981年10月15日，叶帅在一份有关材料上批示说：“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驻长沙。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来往，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我听到此言之后感到十分欣慰。1969年10月中旬，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长的王震，也随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下放江西。因王震是湖南人，又长期在湖南坚持武装斗争，还是四十七军前身三五九旅的老领导。所以，他无论是对湖南这块土地，还是对四十七军，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十分关心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因而他在下放期间，曾几次从江西来过长沙。对于王震同志的到来，我们也给予热情接待和关照，对此，他本人感到十分满意。
4、毛主席巡视湖南
我在主持湖南“三支两军”工作期间，毛主席曾三次来到湖南视察工作。第一次是在1967年秋，即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解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第二次是1969年6月，即党的“九大”之后，全党全国正在贯彻党的“九大”精神之际；第三次是1970年春，即四十七军即将调赴西北，撤出湖南“三支两军”任务之时。前两次，毛主席都听取了我们对湖南工作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也都认真地进行了传达贯彻。第一次：在毛主席到湖南来之前，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毛主席要去长沙，你们要注意保证主席的安全。当时，长沙的社会秩序很不好，我们“革筹”小组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为这个问题研究了几次。认为请毛主席进城住不大安全，建议在大托铺机场附近找房子住，或干脆不下火车。通过汪东兴请示毛主席，主席说最好不下火车。于是我马上调一四一师一个营担任大托铺的警戒。还请大托铺机场的空军安排了备用直升机。9月17日，毛主席乘专列到达大托铺火车站。18日上午，通知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到火车上去汇报。
毛主席先问了我的家庭身世和四十七军部队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简要汇报。接着，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向主席汇报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当面作了指示。杨成武、汪东兴等还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杭州等地所作的一些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湖南湘潭问题解决得很顺利，有几万工人群众受蒙蔽时，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可以变的嘛！毛主席又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造反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还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在干部问题上，毛主席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他还说，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关于干部教育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主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有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军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的轮训。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时间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还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毛主席离开长沙以后，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即向干部和造反派头头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10月3日、4日，我们又专门开会研究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问题，决定“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联合办学习班。 10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主要指示》，要求“组织群众认真学习”。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高潮。
10月19日，“省革筹”小组在原中共湖南省委党校举办了省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地、市、州、县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已站出来或将要站出来的革命干部，军分区、人武部的负责同志共约1100余人参加，主要学习毛主席南巡指示。经过20天学习，取得了明显效果，促使各地、市、县大联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1月6日，我们又举办了第二期，目的是促进省会长沙各群众组织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接着，又继续办了第三、四期，都取得了较好效果。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各厂矿、农村公社、城市街道等也都掀起了大办学习班的高潮。从而推动了全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高潮的深入发展和各地、各单位的大联合。
第二次：1969年6月，正当全省在贯彻中共“九大”精神之际，毛泽东主席又来到湖南视察。6月28日，毛主席接见了我和华国锋，在座的有汪东兴。我和华国锋首先汇报了湖南省的“文革”情况。当汇报到我们组织宣传队到厂、校帮助搞斗、批、改的经验时，毛主席指示说：是的，各派关系解决不好，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路子走对了，就对了。
当汇报到对各派群众都不能打压时，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能压。
毛主席对落实政策问题指示说：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老工人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不见得，搞清楚了根本不要处理。抓人多了不好处理。
当汇报到去年取得农业丰收的原因时，毛主席指示说，大寨好，就是好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去大寨学习的人多了，成了灾。你们要搞自己的大寨。在汇报干部解放情况时，毛主席指示：“干部解放，有些人调换一下地方。”“犯了错误改正就是”。还说：“群众分两派，各解放各的干部。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接见快结束时，毛主席说，看来湖南形势好，抓“点”抓得比较早。我和华国锋请毛主席再作指示时，毛主席说，我是想问问情况。你们看到形势好，并注意另一方面的想法是对的。
毛主席最后指示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主席视察湖南，接见我和华国锋后作出了重要指示，经与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同志研究，决定于7月5日至10日间以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名义，在湘潭召开全省支左工作会议，先在地、师级主要领导干部中传达（地、市革委会主任绝大多数为军队师以上干部），到会人员共71人。会议开始由华国锋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接着是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到会人员对照毛主席的指示，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最后由我作总结，我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好。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我们还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精神，归纳成11个问题，逐个对照分析湖南的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和任务，明确了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湘潭会议之后，由于湖南遭受严重的洪灾，省革命委员会和灾区地方革命委员会及驻军领导，都要集中主要精力抗洪救灾，因而，往下传达学习毛主席6月28日的指示便推到了10月底以后的省革委四次全会，并和当时全省的加强团结、做好工作、准备打仗等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
第三次：1970年4月，汪东兴陪同毛主席由江西途经湖南时，再次接见了我、华国锋、卜占亚。此时，中央已决定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因此，我见到主席时，就向主席汇报了部队调防的准备工作。不久，我就随部队离开了湖南。
5、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抓革命，促生产”，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中央的一个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除毛主席、党中央重视和强调必须以革命带动生产之外，周总理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条抓得很紧，广大干部和群众也很关心和努力。所以，湖南省在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科技工作等方面，仍取得了一些进展和重要成就。1967年9月“省革筹”小组成立后，我在工作中一直很重视加强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仅在9、10月份就先后召开全省电话会议、群众誓师大会、成立生产指挥机构会议、生产动员大会和经验交流会等，来推动和促进生产工作。1968年1月13日到19日，“省革筹”小组召开全省抓革命，促生产工作座谈会。讨论了1968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大体的安排部署。4月，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又在领导机构中设立了生产指挥组，负责生产建设等各项经济工作。6月23日，省革命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委会上，又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伟大方针的决议》。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把发展工农业生产，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69年3月，省革委会根据全省生产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作出调整和加强生产指挥机构的决定。1969年4月下旬，省革委又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研究1969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大小“三线”和基础工业建设、安排好市场的方针。随着全省局势的渐趋稳定，国民经济生产建设等工作也逐步回升和恢复。全省1969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11.4％，1970年又猛增了23.1％。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恢复性的。
（一）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着重抓了以下一些工作。及时召开生产会议，推动农业发展。1968年5月和6月，省革委会先后在大通湖农场和耒阳县，分别召开湘北地区和湘中、湘南地区“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议。10月5日至23日，又召开了全省农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着重研究了发动冬季生产高潮和组织第二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问题。这些都推动了农业生产形势的发展。
学大寨，抓典型。从1964年起，湖南省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业战线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仅1968年全省就先后派出4万多名代表赴大寨参观取经，掀起了一个学大寨的高潮。1969年6月，毛主席视察湖南后，为了落实毛主席“你们要搞自己的大寨”的指示，省革委会决定在全省大力宣传新田县、安乡县两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并召开现场会推广两县在学大寨中，通过自力更生，战胜各种困难，夺得农业大丰收的新经验。
兴修水利，防洪抗灾。为了争取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利用冬春农闲季节，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大兴修建农田水利工程。1968年11月冬，动员常德、益阳地区五万多农民，整修了荆江分洪南大堤；接着又动员组织四万农民，经过50多天的奋战，胜利完成了荆江分洪的长江上车湾裁弯工程。该工程把长江的一处河道取直后，缩短航程30余公里，每年可增加流水排泄量五千亿立方米左右，还可增加良田一万八千余亩。
1969年是湖南省洪灾较重的一年。6、7月，长沙和沅水、澧水流域连降暴雨，造成特大洪灾；8月上旬，湘东、湘中、湘北地区又连降暴雨，出现了湖南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山洪内涝，并造成严重损失。我与省革委其他主要领导成员和省驻军负责人，都分赴各重灾区去指挥抗洪战斗，先后动员和组织了数十万军民参加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灾后，我们又领导灾区人民做好生产自救工作。
（二）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1967年底，韶山铁路建成通车。1968年下半年到1970年初，先后有：湖南拖拉机厂试制成功了东方红－30型拖拉机，全省第一条双万伏高压电线路（柘溪至湘潭）建成投产，株洲冶炼厂自己设计兴建的锌系统正式投入生产，涟源钢铁厂500吨氧气顶吹转炉建成投产，湘潭电机厂制成中国第一台矿用大型电力机车，湘潭钢铁厂一号高炉建成投产，以及全省基本上实现了煤炭自给等。
为了尽快把湖南省的钢铁生产搞上去，省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6月作出决定，修建湘东铁路，加速湘东铁矿的建设。7月又决定恢复和扩建涟源钢铁厂。1970年3月2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还专门研究了枝柳、湘黔铁路湖南段等重大工程的建设问题。之后，又迅速成立工程指挥部，并动员一百余万民兵参加了铁路建设大会战。
在抓工业建设中，总的说还是顺利的。但也发生了两起与我有关的小风波。
一是在枝柳铁路的选线问题上。1970年1月，铁道部工程设计人员经过一年多的勘察设计，将湖南段提出两个方案来征求湖南省的意见。方案提出：一是经常德、沅陵往柳州；二是经石门、大庸、吉首至柳州。铁道部倾向于第一方案。
因为比较起来，这一带地理条件好，工程量小些，可节约资金。但我当时从有利于湘西经济开发的角度考虑，极力主张采用第二方案。我说：从长远看，制约社会主义建设，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区主要在农村，特别是山区。而湘西地理条件差，水陆交通比较落后，现在有个修铁路的机会，就应该把这个机会给他们。至于要多花钱，这要从国家、从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看合算不合算。华国锋等同志也极力支持我的意见。但铁道部仍从节约资金考虑，决定按第一方案上马。湖南省接到通知后，我和华国锋等人仍坚持第二方案。后经反复协商争取，铁道部最终采纳了湖南的意见。
二是在湖南煤炭外援问题上。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经上下努力，煤炭工业的生产建设发展很快，实现了基本自给，而一向缺煤的广东却需要得到有煤省的支援。1970年初，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广州军区某领导，打电话给我，要我将湖南省靠近广东边界处的一部分煤矿交给广东经营。我当时感到这个指示不好执行，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跨省调矿的大问题。于是我将这个问题告诉在省煤炭系统支左的军后勤部处长武学秀，让他和地方有关的负责人很好研究一下，结果都不同意。省革委会常委经研究也不同意。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我只好将这个问题和意见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也同意按湖南省革委会的意见办。由于我对某领导的这个指示没有执行，他便认为我有骄傲情绪，组织纪律观念不强，多次在有关会议上对我进行批评。有时甚至借批评武学秀来不点名地批评我，当时我很是想不通，感到十分委屈和不公。
（三）在战备工作方面。1969年3月2日，在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之后，随着苏军不断在中苏边境制造挑衅事件，中共中央于同年8月28日向全国军民发出命令，要求“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贯彻中央命令时，决定以“命令”为武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革命大团结，促进生产、工作和战备。10月18日，四十七军接到林彪发布的“一号命令”。为防止苏联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样，湖南全省的战备工作也更加紧张起来。于是，省革命委员会在不断深入进行战备教育的同时，还大力抓了城市人民防空工作，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湖南省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在全省各地发动和组织了一个军民共同修建人防工程的群众运动。并制定了各城市人口疏散方案；整顿民兵组织，加强民兵队伍建设。通过战备，各市、县很快组建了58个民兵独立团、上千个民兵营、连，共有基干民兵23.7万余人；成立了省战备办公室，以加强对全省战备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并大抓了大小“三线”建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