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省军民战备工作日益紧张之时，第四十七军接到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决定四十七军“编入全国战略预备队，在适当时机进驻指定地区”。军党委先后三次召开会议，认真进行学习，表示坚决执行命令，落实战备，搞好调防准备。根据军委命令精神，军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立即调整了部署。逐步将第一三九师、一四○师、一四一师部队都撤出“支左”单位和生产基地，分别移至长沙、衡阳、岳阳等铁路沿线执行战备任务。第一二七师因已调入重建的第四十三军，于1968年10月就撤出了在湖南的“支左”任务。 1970年3月，四十七军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调防离开湖南的命令。3月19日、20日，周恩来等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在北京分别接见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和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包括我、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张立宪、刘凌等，对湖南的工作、四十七军调防等有关方面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4月1日下午，四十七军召开“三支两军”干部座谈会。我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根据广州军区党委指示，“三支两军”的野战军干部原则上统一交给省军区领导，四月底交接完毕。希望各单位党委和领导要做好工作，“做到回部队的愉快，留下的安心，军里和省军区都满意。留下的不仅要愉快，还要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后来，移交给湖南省军区包括副军长刘善福、副政委李振军等在内的各级干部共1090人。同时，四十七军还奉命将新组建的第一四五师、一四六师和南湾湖等生产基地，也移交给湖南省军区领导。部队离开湖南前，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设宴为四十七军师以上干部饯行。华国锋代表省革委会讲话，他赞扬四十七军先后两次在湖南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立了功。一次是解放初期的湘西剿匪，为湖南扫除了百年匪患；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促进了全省各派的革命大联合。他讲得非常动情。我也代表四十七军讲话。因当时我还兼着省革委会主任，所以我一方面代表四十七军对湖南省革委会和全省人民表示感谢，一方面强调搞好军民团结，加强战备，共同对敌。
我调离湖南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委会代理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三年来，我和华国锋同志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和谐相处，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对党忠诚，作风正派，严于律己。湖南省革委会成立后，省革委的领导大都搬进省委大院，但他仍坚持住在原来的一套普通宿舍。许多人劝他搬家，他就是不肯，并表示住在哪里都是一样为革命工作。“文革”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也停止招生。参军成了许多干部子女的唯一出路，因为在部队还可以学习，有提干的机会，否则只能上山下乡。当时他的子女要想参军，可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但他坚持不肯让子女参军，别人劝他也不听，坚持送子女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四十七军部队于4月28日至5月19日间，先后分别从岳阳到衡阳间的19个火车站登车离开了湖南。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四十七军调防没有向外公布，地方也没有组织群众性的欢送活动。
我率四十七军离开了湖南，同时也正式结束了我在湖南近三年的“三支两军”工作。
四十七军驻守湖南近20年，特别是三年的“三支两军”工作，部队广大指战员与湖南人民有着鱼水深情，我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全省人民为湖南的繁荣稳定并肩战斗，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当我踏上北去的列车时，依恋和回忆油然而生。
第10部分、西北九年
1、调防陕西，准备同苏修打仗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珍宝岛位于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两国边界紧张局势逐渐加剧。苏联边防军多次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3月15日，苏联边防军100余人在二十余辆坦克、装甲车支援下对珍宝岛发动三次进攻，与我守卫部队激战近十个小时，我部顽强抵抗，击退了苏军的进攻。苏军在珍宝岛事件中遭到很大损失，一直想寻机报复。当时，中央军委判断：“苏修”的报复手段有三种，即大打、中打和小打。但我方必须立足于准备大打的可能。中央军委立即进行战略调整和部署。10月，军委命令四十七军由湖南调防陕西，归属兰州军区，准备同“苏修”打仗。当时，周总理前后两次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是随部队到西北准备打仗，还是留在湖南主持全省工作。总理希望我留在湖南主持地方工作，并要我早作决定，以便及时向毛主席报告。我自己反复权衡了几天，经过认真思考，我决定率军北上，保卫祖国。我是一名军人，自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军队中工作，从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军长，特别是担任着中央战略预备队的军长，当祖国面临外敌威胁时，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此时，湖南省的地方形势也日趋稳定，地方工作基本恢复，华国锋同志完全可以主持全省工作。我向总理汇报了我的情况。最后经党中央批准，同意我率军北上。我立即布置一系列的部队调防的组织准备工作。
1970年4月初，我们军各部队已先后在京广铁路沿线的岳阳、长沙、衡阳一带完成了集结，为移防西北做准备。在具体的行动组织和准备工作中，军司令部和后勤部有计划地抓好“三分开、四固定”，抓紧时间抢修车辆，集中物资，计划采购。为保证部队有序开进，还组织机关干部分队勘察预定集结地点内的火车装载站，进行试装演练，力争最大限度地进行科学满载，尽量为国家节约车皮数量，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和落实军委和军区提出的“交好、走好、到好”和“齐装、满员、保密、安全”的指示和要求。
1970年4月底至5月初，全军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分别从岳阳、长沙、衡阳三地所属的19个车站装载，编组成67个列车梯队实施战备调防大机动。至5月底，四十七军按既定顺序，各部队分别到达陕西的指定驻防地区，军部驻陕西临潼，全军行程1400～1700余公里，未发生任何事故，完全遵照军委要求，圆满地完成了调防任务。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为了防止侵略者的大规模空袭，按军委要求千军万马转入地下的指示精神，全军以营为单位，下火车后立即全部开进山沟，利用事前勘察好的地点，在黄土高原上挖窑洞，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当地人俗称挖地窝子。全军官兵基本上是按照一个营一条川，一个连一条沟进行挖建，不准进老百姓的民房。这也是整师整团乘车行军到下车驻地的防空大演习。
我们还派各级干部到黄河对岸的驻军参观学习他们挖地窝子的经验。部队进沟、进川后，全部进行营建施工，工程进展迅速。到年底，全军各师、团基本完成窑洞营区建设，受到总后勤部的表彰。总后还在我军召开有北京、沈阳、武汉、兰州等军区各级领导出席的现场会，对四十七军立足战备、艰苦奋斗建营房的做法给予了较高评价。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准备，未发现“苏修”有向我大规模进攻的迹象。同时，全军进川、进沟分散驻防，交通不便，给部队的备战、训练、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加之部队挖窑洞时缺乏经验，一些窑洞漏水、开裂等情况时有发生。为此，我们从利于战备和部队建设考虑，于1972年开始，对部队部署进行了合理调整，对部队营房进行了改、扩建。部队营房逐步转入相对集中、便于管理、生活更为方便的以砖、瓦、石为主材的营房。为了保障基建施工和改善部队生活，我们还组织官兵就地取材，自建砖、瓦、石材厂和肉食、蔬菜等副业生产基地。
四十七军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部队调防西北后，原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曾到四十七军视察，他勉励我们要把三五九旅的艰苦奋斗精神发扬下去。我和本军的多位军、师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也都在南泥湾参加过当年的大生产运动。经军党委研究，报军区批准，我们决定继承老部队的光荣传统，创建生产基地，以支持和保障部队的战备训练，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为此，我曾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到黄河滩和南泥湾选择农场和生产基地。
五六十年代，政府修建三门峡水库时曾迁移了许多农民，在陕西大荔县朝邑地区（黄河滩）留下大量荒地。从1971年7月开始，军决定抽调一三九师四一七团进驻黄河滩，垦荒生产。经过一年努力，开垦荒地八万余亩，生产小麦、油菜籽，到1973年冬共收获1500余万斤，解决了部队部分粮、肉、菜的供应。此后经过不断努力，到1974年发展成为较为规范的团一级农场——黄河滩农场，受到总后勤部的表扬。与此同时，军又抽调某师的一个团在南泥湾建立生产基地，除生产玉米等杂粮外，还开垦了稻田约500亩。
为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部队营建期间，军决定由某师的一个团筹办水泥厂，专门生产营建所需的水泥。到1973年，该厂已能年产水泥24000吨，不仅为部队营建提供了保障，解决了应急需要，而且也创造了财富，支援了国家建设。
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初期，在营建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还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优良传统，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多项国防施工任务。1970年11月至1972年4月，根据总参谋部指示，军抽调两个团到陕西汉中修建大型飞机生产基地。部队在施工中克服了机械和运输工具不足等众多困难，经一年四个月的奋战，顺利完成了20余公里铁路专线和十余万平方米厂房的基建任务。1971年6月，军接军区指示修建延安机场。受领任务后，军立即成立工程指挥部，率四个工兵营担负施工。至1975年3月，圆满完成机场施工任务。经上级组织验收，评价为：“速度快，质量好，符合质量需要。”
2、勘察战场，制定预案,抓战备训练
珍宝岛事件后，军委判断“苏修”很有可能扩大边界冲突，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但战争何时爆发，无法确定，我们要做好大打、早打的准备。部队进行了全面动员，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对于来犯之敌，中央判断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大同、张家口到首都北京最近，直线距离仅560公里；二是陕西榆林、绥德、延安方向；三是酒泉以北河西走廊一线。确定这三条路线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地势平缓，有利于机械化部队大规模展开，还有水源。因此军委在西北进行了战略预备队部署，四十七军驻防西安以北的机动位置上。为粉碎敌人的侵略，制定作战方案，我们组织师团干部和参谋人员分两批进行了战场勘察。7月，我率领四十七军各师师长、参谋长、后勤部长及军、师机关相关干部60余人组成第一批战役勘察组，分别对陕西的延安、榆林，山西的忻县、大同等预想战区的地形、道路、河流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勘察。勘察过程中，我们听取了当地驻军设防情况和地方政府的介绍，对各战役要点和关口，现地研究了未来作战预案。此次勘察，历时一个半月，行程7200余公里。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批勘察，两批勘察共组织全军100余名团以上主要领导及参谋人员，对预定战区内的90多个县市的有关地形进行了勘察，增强了战备观念，熟悉了预定战场地形、道路特点，充分掌握了各地的设防条件。在此基础上，为确保部队做到能藏、能走、能打的要求，勘察后，我将参加勘察的军师机关人员集中起来，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整理出资料、图表，拟制战备预案。我们在两次组织军、师、团主要干部进行战役勘察基础上，共同研究，初步制定了预想阻敌作战、反空降、以及向战区开进的机动方案。
对影响部队机动的河川，我们又组织军、师侦察、工兵部门对战区内黄河、渭河的主要渡口进行勘察。工兵详细了解了从内蒙五原到陕西潼关1300余公里黄河段上的74个渡口和从临潼至潼关的渭河段上18个渡口情况，并根据勘察的实际结果，绘制了要图，拟定了部队渡河保障计划。紧接着又狠抓部队各项战备制度的落实。根据中央军委颁发的《等级战备规定》，军在多次试验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针对部队实际情况制定了战备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具体细则。从各种战备制度上保证了部队能一声令下，迅速执行作战任务。然后按预定作战要求，反复组织演练。1971年初，军两次召开反空降作战会议，并组织了四个反空降值班营和三个师的司令部，进行摩托化步兵营反空降演习，有效保证了反空降作战方案的落实。四是把落实战备方案和野营拉练结合起来，在拉练中检验和演练作战方案。
如1970年底××师和××师分别将连以上干部和部队拉到当年宜川、瓦子街战役现场进行演练；1972年11月至12月，各部队在预定战场进行打坦克演练；1973年底××师从收拢部队向战区开进到对仓促转入防御之敌进攻的演练；1974年底军率两个师和军属炮兵团、高炮团向两个战役出击方向机动演练等，都使各级战备议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和落实。
战备训练，是部队执行战略预备队任务的重要条件。过去部队多年参加地方“三支两军”及施工生产任务，军事素质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要结合作战方案，狠抓战备训练，有计划、有目的地通过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
首先是重点抓好干部和司令部训练。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并通过干部带动、提高战士的军事素质。为加强干部训练，军从1972年开始组建师以上炮兵和其他专业干部教导队，训练技术干部，每期4个月；各师组建干部轮训队，训练基层干部。师、团、营领导除参加军、师的分批培训外，还要到轮训队担任连、排、班长，同广大官兵一起摸、爬、滚、打，培训骨干。军、师教导队和轮训队从1971年至1973年各举办四期，轮训基层干部3000余人，从而有效推动了官兵战术水平的全面提高。各级司令部在训练中，还加强本级司令部参谋人员的业务训练。从识图、用图开始，对图上作业、文电起草等多方面业务技能进行训练。军、师还通过组织首长司令部，配备通信工具到现场进行演练，从而使参谋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经兰州军区对军、师司令部的考核，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第二，围绕“四大技术”课目，狠抓射击、投弹、刺杀和打坦克的基础训练。在训练中，要求各级干部必须轮流下部队蹲点，跟班作业，具体进行传、帮、带，以确保训练时间和训练计划的落实。为保障部队有良好的训练条件，明确要求各师建立一个符合训练要求的基地；各团要修建一个适用的综合训练场。通过上述措施的贯彻执行和广大官兵的努力，部队训练水平普遍有明显提高，在1972年兰州军区年终考核中，四十七军的总成绩名列第一。
? 为了更好地提高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从1970年开始至1974年，每年都进行一次年终全军大拉练，以检验训练成果，在接近实战条件下锻炼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在野营拉练的同时，我们沿途还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拉近了军民关系，扩大了四十七军的影响。1972至1974年的大拉练，还侧重演练反空降演习、打敌集群坦克的演习。这些演练都是根据现场地形特点制定方案，以锻炼各级指挥员指挥能力。全军战备训练工作，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学习，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军区皮定钧司令员对四十七军在战备训练中各项考核成绩、条令制度的执行、机关作风等均给予较高评价。他多次召集军区所属各军和省军区的有关领导到四十七军开现场会，介绍和推广经验。而四十七军本身军事素质的提高，也使部队更具信心地成为能走、能打、能执行战略预备队任务的强有力部队。
在加强战备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结合我军的建军宗旨，努力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官兵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开展“热爱大西北”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利用野营拉练途经洛川、延安枣园、杨家岭等革命圣地的机会，进行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部队先后在毛主席接见三五九旅南下干部的边区礼堂、南泥湾生产基地和杨家岭“七大”旧址进行八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令全军官兵更加熟悉了解我军的优良传统，为部队扎根大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我到兰州军区任副司令员。这次任命，是以皮定钧司令员为首的兰州军区领导和各级机关主持正义，不懈努力的结果。
在“文革”期间，许多大省如浙江、安徽等省的“革委会”主任大都兼任大军区副职。我是1960年升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正军职），1965年调任四十七军军长，此后不久又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后不久，兰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就向中央军委建议任命我为军区副司令员。论资历我也够格担任大军区副职，但广州军区的个别领导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出于极“左”思想和个人狭隘的私念，坚决反对任命我为副司令员。
我同他们的“恩怨”，完全是由于在工作中我不同意他们的一些不合理做法而引起的。“文革”期间，一次我带四十七军数十位干部出席军区会议，当时他们向我打招呼说：“会议期间有文工团来慰问演出。某文工团是某派支持的，你们不要去看他们的演出。另一个文工团才是真正的革命派，应当支持。”我心想既然都是军区安排的演出，自然不会有问题。如有政治问题，也不会允许他们演出。因此，我对此事并没有在意，出席会议的四十七军代表两个演出都看了。事后就有人造谣说：四十七军支持某派，反对某派。这件事引起了他们的极度不满，说我不听招呼，目无领导。
此后不久，又有一事令他们对我更为不满。当时，广东省缺少能源，煤炭供应主要靠湖南。中央曾有指示要求保证北煤南运。因此，他们就想通过军区的隶属关系，要求我将湖南靠近广东的几个煤矿划归广东。这涉及到地方行政归属问题，并非简单的军事隶属关系。我自然不能同意，并向周总理汇报了此事。总理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否决了他们的决定。从此，他们就对我恨之入骨，公开指责我同军区搞对立，处处为难我和四十七军，还污蔑四十七军是“贺龙的土匪部队”（四十七军前身是贺龙领导下的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我当时担任四十七军军长，兼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又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不能随便罢我的官，就借口延安坦白运动这件事大做文章，紧抓不放，非要拿特务这顶帽子开刀，污蔑我是国民党派到延安的特务，企图置我于死地。他们背着党中央，擅自成立专案组，不断外出调查，希望找出证据打倒我。和我一同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阮庆，当时在广西省供销社工作，被造反派打倒。军区为了抓到我当特务的证据，就不断派人到地方，向省供销社施加压力，打击迫害阮庆，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24小时车轮战，要他承认我是特务，完全是法西斯的一套。他们从1967年开始迫害阮庆，持续长达八年之久。其手段之卑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阮庆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宁折不弯。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阮庆才得到彻底的平反。1968年，他们因四十七军在湖南支左时执行中央决定而同军区发生分歧，以反对派性为借口在军区办“学习班”，将四十七军副军长，副政委，政治部正、副主任，三个师的师长、政委（包括全军战斗英雄、副师长郝忠云）以及团职干部近百人集中到广州。
学习班规定了“十不准”，比如不许请假，不许外出等等，完全是“坦白运动”时搞的那一套。这批干部都是因为在工作中支持我，因而惹恼了他们。在学习班上便强迫他们交待工作中存在的所谓派性问题、反军区的言论，同时还要求他们揭发黎原反对军区的罪行。学习班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该班结束后，有的干部被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干部得不到重用。1969年“九大”期间，因我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他们仍不甘心，想操纵选举，四处动员、交底。最后我以微弱票数当选，得票数同当时因“二月逆流”靠边站的老帅们差不多。他们想以此丑化、嘲笑我。当时就有同志戏称：“黎原的得票数同元帅一样多。”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后归兰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想提拔我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个别人仍借口我历史问题尚未调查清楚，坚决反对。当时，皮定钧主持正义，亲自过问此事，并主动向总政主任李德生建议组织调查组，彻底调查。最后军委决定由兰州军区、广州军区、总政各抽出三人组成工作组，共同调查。工作组为此调查了我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十一期的同学、区队长以及军校政治处负责人。军校十一期第二队区队长、复兴社支部负责人王立哉（解放后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以及复兴社成员王伟等都证明我在校时没有加入过复兴社。王立哉特意向组织报告：“关俊彦（我的原名）是农村来的，读书时的成绩也不突出，特别是他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不具备复兴社社员的标准。我当时是复兴社支部负责人，我们支部的七八个人我都认识，绝对没有关俊彦。”工作组还到我的家乡和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向许多熟悉、了解我历史情况的同志进行调查。
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最后工作组做出结论：黎原同志没有政治问题，从未参加过特务组织。所谓受国民党之命到延安长期潜伏更是无稽之谈。黎原同志到延安参加革命，是经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罗炳辉同志的介绍，经党组织同意到抗大学习的。他参加革命后，在战争年代敢于同敌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在和平建设时期，工作积极、努力，表现突出。我的老同学阮庆、廖政武也多次向组织证明：我们三人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一起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具体过程。此事一直拖到1975年5月经叶帅批准，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我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从此我彻底甩掉背负多年的政治包袱。四十七军由湖南调防西北后，部队能够坚决完成军区领导布置的各项战备、训练、营建任务，特别是继承了三五九旅吃苦耐劳的精神，受到军区的表扬。从1971年开始，军区领导就决定从四十七军抽调一些干部充实军区机关和领导班子。经过认真考核和严格挑选，四十七军数十位师团职干部陆续调到兰州军区机关和宁夏省军区新的工作岗位。继我之后，四十七军先后又有5人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两人升任副政委，提拔了20多名正、副军职干部，师团职干部更多。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四十七军的干部是有工作能力的，四十七军决不是他们所污蔑的“土匪部队”。而留在湖南工作的原四十七军干部，大都受到迫害、排挤，没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和受到重用。
我上任之时，正赶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原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调任兰州军区任司令员。韩司令员是“四野”的老领导，参加过抗美援朝，对我的工作能力和以往的表现非常了解。根据新领导班子的分工，我负责分管作战事宜。
一上任，我就陪同韩先楚司令员赴酒泉导弹发射基地视察。每到一处，都同广大指战员交流，了解国防战备建设情况，并针对不同情况，同基地指挥员一起制定作战方案。
4、整顿兰州铁路局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文革”期间，兰州铁路局受“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派系问题相当严重，是一个重灾区，许多老干部、老劳模、老工人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使得内地通往大西北的火车一度中断。由于兰州铁路局的瘫痪，往来乌鲁木齐和西宁的列车也无法正常运行。许多工矿企业因煤炭无法运输，而无燃料被迫停产。西北地区冬季天寒地冻，夜晚气温常降到零下30度，因无煤取暖而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兰州铁路局是铁路系统的一个大局，全局干部、职工及家属多达30余万人。党中央对兰州局的问题非常重视，华国锋同志多次对兰州局工作进行指示，他亲自出席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将兰州局的混乱局面同受“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地区同时提出来，并指出：“中央将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四人帮’严密控制和严重破坏的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问题。”
1977年1月初，为解决兰州铁路局的混乱局面，党中央决定成立工作组，指定我为组长、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同志为副组长，并从铁道兵选调500余名干部组成中央工作组，进驻兰州铁路局及所属车站，消除“四人帮”影响，恢复正常工作秩序。我和工作组的同志首先深入到兰州铁路局的干部、职工家中调查研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在不长的时间内改组了兰州局领导班子，重新配备了各级干部和班组长，使他们能够正常工作。工作组入驻一个月，基本解决了铁路堵塞的情况，2月份恢复生产，3月运输能力节节上长，装载量大幅提高，超额完成当月计划，扭转了连续19个月完不成装车计划的被动局面。
4月12日，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会上我向中央汇报了初步整顿的情形。中央对工作组的成绩予以肯定。回到兰州后，工作组又到问题比较多的基层站点做深入细致的工作，陆续解决了一些基层问题。4月，兰州局装车、装煤量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5、6、7三个月各项经济指标均超额完成计划。
从年初工作组整顿开始，到7月历时半年，兰州铁路局的混乱局面终于得到彻底解决，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该局所辖的路段及通往新疆和青海西宁的火车都可以畅通无阻。
5、贺兰山集训和到玉树果洛地区视察
从兰州铁路局执行任务归来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有一定的变化，工作分工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我的新工作是负责分管全军区训练。1978年，军区军事训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师以上干部集训。集训课题为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作战。我对组织这一次师以上的干部集训很重视，决定以军区司令部军训部为主，作战部协助，并同司令部管理局、军区政治部、后勤部相关人员组成集训办公室。集训地点设在宁夏贺兰山。
集训领导班子组建后，我们抓紧制定集训计划，并严格按计划要求全面展开各项工作。集训于1978年秋在贺兰山举行，首先进行理论学习，主要解决对坚固阵地防御战地位、作用的认识，尤其是战争初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战争初期，只有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或利用既设阵地组织有效防御，大量杀伤、消耗、分散和阻滞敌人的进攻，才能减煞敌人的锐气，争取时间，保证国家由平时迅速转入战争状态，以利全军有序展开。 ?
在这次集训中，我们还在现地勘察的基础上，组织集训干部参观防御阵地、炮兵阵地和对相关阵地进行的抗力试验，并进行步兵团野战阵地进攻演习。集训结束后，参训干部普遍反映：这次集训很受教育，通过集训学到了很多知识，集训的各项组织工作周密细致，有条不紊，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管理指挥部队的经验以及对未来作战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兰州军区工作的几年，跑的地方不少，但南部地区去得不多，特别是青海南部的高原严寒地区，我还没去过，其他军区领导和机关的同志去的也很少。1978年秋天，我决定去青海玉树县果洛地区检查一次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
玉树果洛地区，地处青海省南部，也是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区内主要是昆仑山脉及其分支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海拔在四千五百米至五千米以上，多为终年积雪的山峰和冰川。这个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干燥寒冷，冬长夏短，少雨多风，日照时间长，日温差大。这种自然环境条件，带给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是，烧开水只七八十度就开了，做米饭夹生，馒头吃着粘牙，食用之后引起胀肚胃肠不适。初到高原的人，受低氧、低温的影响，全身各系统都会发生一系列改变，海拔越高，改变越大。这种自然环境条件，还不仅仅是对人员有影响，对武器装备及对其性能和威力的发挥，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比如汽车，它的油路、电路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缺氧，其燃发力就差，发动机就不易启动。供油系统也容易形成气阻，耗油量要增大约百分之三十，运行过程中，水箱常出现“开锅”，车速应该减小一个档次，载重量也要减少约三分之一。
我从军区司令部作战部调了一名年轻的青海出生的参谋，又从门诊部选了一名医生，再从司令部汽车队调了一名司机并配上一台北京吉普。我们四个人一台车，便“千里走单骑”去青海南部玉树果洛高原严寒地区。我们从兰州出发，行程200多公里，到达青海省会西宁，海拔高度从1700多米上升到2200多米。在西宁停留了一天，听取汇报后，就向第二个目的地恰卜恰出发，途中还参观了塔尔寺。该寺修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00年），建筑壮丽，光彩夺目，是喇嘛教格鲁派六大寺庙之一。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名。离开塔尔寺，过日月山，越倒淌河，很快便到了目的地恰卜恰。这里海拔已达3000米以上，但我们还没有发生明显的高原反应。在这里也只住一日，就向果洛藏族自治州政府驻地玛沁进发，我们在途中兵站住了一个晚上，再经两天的车程，才到达目的地。这一路上，前三分之一的路段还比较好，越往后山越高，路越险。过了鄂拉山口，就主要穿越在阿尼玛卿山的高山密林之中，路旁的玛卿岗山顶，海拔已逾6000多米。在玛沁也逗留了一日，我们就向最后一个目的地玉树进发。基于同样原因，这也用了两天时间。从玛沁出来，直到花石峡，一直是前天走过的回头路，一直在阿尼玛卿山上蜿蜒穿行，路很难走，所以到玛多（黄河沿）之时，就天黑宿营了。第二天从玛多一出发，就是翻越巴颜喀拉山。巴颜喀拉山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同时又是两河的分水岭，长江在南，黄河在北，因此，跨越了巴颜喀拉山，也就等同于同时跨越了长江和黄河。从花石峡，翻巴颜喀拉山至清水河这个路段，由于山高路险，气候恶劣，素有鬼门关之称。在鬼门关里，我们都有强烈的高山反应，用天旋地转，翻江倒海来形容毫不为过。四个人当中，三个年轻人的反应，倒比我来得更为强烈。玉树位于通天河西岸，是青海省通往川藏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青南、川西、藏东的物资集散地。玉树和果洛地区，同样都有丰富的林木资源，盛产水草、鹿茸、麝香、贝母、大黄等药材。
我们在玉树，视察部队听取情况汇报后，就踏上了归途。途中，再过鬼门关，又在玛多、西宁各住了一晚。经过约十二三天时间，行程逾两千公里，顺利地返回了兰州。这一次青海南部的高原寒区行，对于我们几个人，特别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视察中对于部队提出的要在高原寒区建立温室，以改善部队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的状况，实行自给自足的要求；部队生活艰苦，物质文化生活单调等问题，回军区后我都指示有关部门，积极给予支持和解决。对我的视察，部队反响很强烈，很受鼓舞，说我是兰州军区自组建以来，副参谋长、副主任以上，到该地区来的领导干部中的第二个人。也就是说，虽不是绝无仅有，确也是屈指可数。回兰州之后不久，我就接到中央军委对我的新任命。这样，这次青海南部高原寒区之行，为我在兰州军区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第11部分、基建工程兵
1、调入基建工程兵
基建工程兵成立于196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承担国家急、难、险、重基建任务的部队，是我军的一个新兵种。1966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边备战边建设，“三线”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基本建设任务越来越繁重，但施工企业队伍老化，家属拖累重，调动困难。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倡议把部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建工程兵，同年3月中央批准国家建委的报告，同意组建基建工程兵，8月1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基建工程兵部队番号，决定在兵种领导机构组成前，在国家建委暂设领导机构。1978年1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兵部，为大军区级。这时部队已经发展到近50万人，分布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担负着国家基本建设重点项目和国防工程施工，以及水文、铀矿、黄金地质普查勘探、生产和战备通讯等任务。
我到基建工程兵工作，外界有很多猜测和传说。由于“文革”期间在湖南我和华国锋同志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很多人认为我到基建工程兵任职，是华国锋同志的安排。事实上此事同华国锋同志根本无关。当时他身兼党政军主要领导，非常忙，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同时，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绝不会越过组织，安排干部。
事实上，调我来基建工程兵的真正原因有两条，一是基建工程兵部队扩编太快，部队管理跟不上，缺乏军事指挥干部。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成立后，担任兵种领导的都是从各部委抽调的干部，他们大都离开部队多年，对部队管理有些生疏，因此急需调派熟悉部队管理的干部，加强部队的管理。二是我与当时主管基建工程兵的谷牧副总理和李人林同志都有过工作接触，他们了解我。我和谷牧同志相识是在1977年。1977年1月至9月，中央指派我率工作组进驻兰州铁路局，解决兰州铁路局的“文革”遗留问题。当时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尚未成立，铁路交通等由国家建委兼管，谷牧副总理分管建委工作。我多次向他请示汇报解决兰州铁路局的工作问题，他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印象也不错。时任基建工程兵主任的李人林同志，是新四军五师的老同志，1951年四十七军入朝参战时，他曾任四十七军政委，我当时任四十七军一四○师师长，工作中接触较多，比较了解我。后来他到地方工作，也时常利用出差等机会到老部队来看望；我到北京开会时也常去看望他，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所以基建工程兵选调军事管理干部组建兵部机关时，他首先想到我，和谷牧同志一起向军委建议，要我来任副主任，主管部队管理和训练。
对到基建工程兵任职，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从内心讲，我是不大愿意来的。我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野战部队工作，熟悉部队的作战训练，热爱军事指挥工作，对工程建设和施工生产不熟悉。当时兰州军区政委萧华同志找我谈话，宣布军委的命令，他说：“军区也不同意你去，总政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们没有同意，现在组织已经决定了，你就去报到吧。”
1979年1月，我离开兰州，到北京基建工程兵任职。当时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刚刚成立不久，领导干部尚未配齐。李人林同志任主任、党委书记，副主任有张孔修、王森，杨杰任副政委。1979年3月中央决定谷牧同志兼基建工程兵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4月增补我为党委副书记。后来又陆续调入黎光任副政委，朱光任副主任，夏夔任政治部主任，逐步配齐了领导班子。我到职后，因我是中央候补委员，李人林同志对我很热情，迎接我时对我说：“不知道你以前做过政委工作，要是早知道，当初就直接推荐你当政委了。现在任命已下，以后再改吧。”当时，机关买了两辆红旗轿车，他自己用一辆，把另一辆给我用，让我负责部队日常工作，很信任我。
我在基建工程兵工作时间不长，1979年1月报到，1981年底部队就酝酿撤销，1983年11月正式撤销，我在基建工程兵工作时间总共也就3年多。
2、贯彻“十二字”方针，整顿部队作风纪律
基建工程兵自1966年成立，先后经过几次大规模扩编，到1979年我去任职时已发展到近50万人，有9个军级指挥部，3个师级办公室，32个支队（师），156个团，5所技术学校，分布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部队高度分散，担负的任务五花八门。我到任后，分工负责部队的日常管理和教育训练。为了了解情况，管理好部队，我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到部队调查了解情况，指导解决问题。部队团以上单位我都走到了，我还深入到偏远的一线连队和施工工地。一次，我到交通部队检查工作，提出要看看在青藏高原修路的部队，交通指挥部主任伍坤山同志劝我不要下到基层连队，因为那里高原缺氧，条件艰苦，怕我年龄大了，身体吃不消。后来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陪同我一起上了青藏高原。一到高原，很多年轻同志都出现了高原反应。我在兰州军区时曾到过海拔4000多米的哨所，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大家都说我身体比年轻人还好。当我们到达海拔最高路段的施工连队驻地时，战士们都非常高兴，他们说从来没有这么高级别的首长来过他们连队视察工作。他们当兵几年，有的甚至连师长都没见过。部队在高原缺氧的条件下施工非常艰苦，我指示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他们住宿和劳动保护等问题，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对基建工程兵有了初步了解。我感到一是部队教育训练和管理水平不一。老部队和一些从其他兵种成建制改编过来的部队，教育训练和管理水平还好一些，部队还有个部队的样子。如北京指挥部的六支队，是铁道兵十二师成建制改编过来的，部队建设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但少数新组建的部队，特别是工改兵的部队，教育训练和管理水平较差，存在的问题相对比较多。如煤炭指挥部四十四支队。二是部队高度分散，分布在全国各地，承担的任务也是复杂多样，如建筑安装、煤炭、水利、交通、冶金、石油、化工、地铁和国防施工等等，管理教育难度大。三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少数部队思想比较混乱。
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的实际情况，我着重抓了部队作风纪律和养成教育。党中央为基建工程兵制定了“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十二字”方针，高度概括了基建工程兵的性质和任务，是毛主席建军路线在基建工程兵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部队建军的方向。基建工程兵平时寓兵于工，可以执行艰巨的施工任务，在战争和严重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也能够开赴前方，抢修抢建，必要时还可以直接参加战斗。但部队有的同志对“十二字”方针认识不够，认为基建工程兵就是负责施工建设，抓好“劳”和“工”就可以了，不必像其他部队那样抓政治和作风纪律建设，能完成生产任务就行，平时不太注意部队的教育训练和管理。还认为“以工为主”就要以“工”改“兵”为主，以落实经济政策、搞奖金为主等等。
我们从基建工程兵既不同于野战军，又不同于地方企业的特点出发，按照“十二字”方针的要求，从三方面对部队进行整顿：
第一，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要适应这支部队的特点。把施工队伍整编为基建工程兵，是一件相当艰巨复杂的工作，这就要求部队官兵首先要在思想作风和生活方式上实现一个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什么？就是要在政治上培养有高度政治觉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四化的革命精神；在生活方式上要实行集体化、军事化。为了实现这一转变，针对基建工程兵的性质、任务和“十二字”方针，我们从端正入伍动机、明确为谁当兵、为谁施工这一问题入手，不能简单地认为穿上了军装就是军人，要在全体官兵中真正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劳动为荣，艰苦为荣，当基建工程兵光荣”的思想。有的官兵虽然穿上了军装，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入伍。他们参军的目的只是考虑工资待遇、家属团聚、子女就业、职务安排等。因此，不从政治上提高觉悟，就不可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生产建设工作也不可能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