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先进的装备也要人去操作，没有好的思想和过硬的技术，机械装备不但发挥不了作用，还可能起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基层培养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培养和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骨干，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此，我们深入开展学习雷锋、学习英雄模范，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开展技术能手、革新能手、施工管理能手的“三手”活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要求政治工作骨干及时掌握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摸清部队的思想脉搏。领导干部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基建工程兵既然是军队，就和企业不同，政治教育要多一些，工作要抓紧一些、细一些。在物质鼓励、福利待遇等方面，要从全军的大局出发，不能和地方一样搞。当然，基建工程兵和野战军还不一样，发点奖金无可厚非，但要坚持精神鼓励为主，物资奖励为辅的原则。同时要明确物质奖励是奖励先进，不能搞平均主义。其次，抓好部队的管理。进行作风纪律整顿，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一切行动听指挥。一个作风疲沓，纪律涣散的部队不可能把生产搞好，我们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过去打仗时部队强调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搞工业建设也同样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现代化程度越高，越需要严格的纪律，不然就要打乱仗。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要为人表率，以身作则。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这样才能把部队的作风纪律带起来。良好的纪律作风要靠日常养成。
要贯彻条令条例，就要从点滴抓起。部队出操、站队、点名、内务卫生、军容风纪、一日生活制度等必须严格要求。这不是为了搞形式、图好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严格的纪律、良好的作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级干部都要深入基层，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支队领导每年要有4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基层干部平日要24小时在部队和战士“三同”，处处以身作则，真正把部队带得生龙活虎。带部队的方法和带工人的方法是不同的，企业并不要求干部成天和工人在一起，但部队就必须做到这一点。只有在平时狠抓养成教育，严格要求，大胆管理，才能培养部队敢打敢拼的过硬作风。
例如，基建工程兵十二支队修建天山国防公路，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下，不怕苦，不怕累，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如果平时散散漫漫，吊儿郎当，在施工中就不可能保证完成任务。在严于治军，严格管理的同时，我们还经常不断地对部队进行遵纪守法教育，组织部队学习国家法律、法令和军队的条令、条例，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使广大指战员树立法制观念、纪律观念和共产主义道德观念。
第三，认真解决“两低一差”的问题。各级党委加强对施工生产的领导和部队教育训练，大力提高部队施工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这样才能把部队建设成一流的部队。重点抓好几个技校和各支队教导队的建设，加强各级、各类干部轮训，提高部队管理和技术水平。经过一年多的教育整顿，部队管理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明显改善了基建工程兵的形象。
3、整顿四十四支队
在部队整顿过程中，我带兵部和煤炭指挥部两级工作组25人，到存在问题最多的霍林河矿区，对44支队进行重点整顿。从1979年5月27日出发，到7月10日结束，历时40天。霍林河煤矿是1976年上马的，先后从吉林辽源和抚顺煤矿抽调职工近800人，再从吉林招收技工1400多人，并吸收哲盟和白城子知青3500多人，组成霍林河矿区建设指挥部。1978年4月，以矿区建设指挥部为基础又征收了3500名新兵，10月4日授予军旗，正式成立基建工程兵四十四支队，下辖四三一和四三二两个大队，一个建材指挥所，共12000余人。成立一年来，支队虽然完成了各级组织建设、新兵训练、技术骨干培养、设备引进等生产准备工作，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
一是工程进度十分缓慢；二是设备损坏相当严重；三是物资、资金浪费惊人；四是机构臃肿、人员大量窝工；五是纪律废弛，作风涣散。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过工作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问题的根子在领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军路线不正，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十二字”方针。从企业调来的支队主要领导，对“十二字”方针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错误地认为“以工为主”，就是“以工改兵为主”，“以落实经济政策为主”，“以奖金为主”，认为“部队管理没啥了不起，无非是出操站队一二一”，忽视部队建设，放松政治思想工作，靠发奖金调动积极性。虽然职工大都参了军，换了装，但思想并没有入伍，整天考虑的就是家属随军、子女就业、福利待遇等，有些人甚至不发奖金就不上班，没有加班费就不干活。个别党员党的观念淡薄，不重视党的建设，过去一年全支队只发展了18名党员。传达中央文件时，许多党员都不参加，有的党员甚至整年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支队领导对部队中许多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也不追究、不处理，甚至出现了开枪打人等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的现象，影响恶劣。
二、思想路线不对头，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少数领导干部习惯于讲大话、讲空话，报喜不报忧，问题成堆，生产上不去，群众批评说是“大手大脚大浪费，大轰大嗡大窝工”。但支队领导却盲目自满，到处宣传“四个大”，自认为工作是“人员大集结，部队大整顿，施工大准备，工作大前进”。1979年初露天矿剥离设备还没有到货，支队就大吹大擂，宣布“五一”开工，结果电台作了广播，省报发了消息，根本没有实现，又拖到“七一”，亦未实现，造成很坏的影响。许多工作经不起检查，一问都说没问题，一查处处是问题。有的同志对此尖锐地批评道：“不实事求是，报喜不报忧，找不到问题，这是支队的致命伤。”
三、领导班子内部不团结，在干部提拔上存在宗派倾向。支队主要领导是从抚顺来的，在干部使用上有亲有疏，不能一视同仁。对抚顺籍的干部大量提拔重用，有不少人连提两级，甚至三级。相反，对原矿区指挥部的干部使用不当，原指挥部34名科级干部降为参谋、干事、助理员。部队整编以后，支队主要领导就把干部、军务、工程等重要部门都换成抚顺的干部掌权。群众批评他们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人、财、物权一把抓”，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当然，有一些问题是客观因素造成的。部队整编时按照军政企三合一的体制，原矿区75％以上的工人都参了军，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这种“包下来”的体制，给部队建设带来许多困难。编余的1700多名老弱病残职工，也不得不全部编在连队，致使部队军民混杂，男女共处，不便管理。有一个中队有59名女工，25人已婚，19人怀了孕，6人生了孩子，都住在中队。有的中队还办了托儿所，真是军队不像军队，百姓不像百姓，根本无法管理。再加上家属随队、子女顶替等切身问题也无法解决。改兵之后取消了加班费，奖金也比地方企业拿得少，不少人不安心部队工作，要求脱军装转业。这种体制使建设和施工单位不分，经济责任不清，不能监督制约，吃大锅饭，造成严重浪费。像霍林河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矿区，总体规划牵涉各个方面，把矿区建设、施工生产以及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都由部队承担，作为一个师级单位，是难以胜任的。实践证明，这一体制很难适应矿区和部队建设的发展。此外，霍林河地区自然状况恶劣，建设条件差，全年只能施工六个月左右，还缺水、缺电，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量材料和设备不能及时运进，也是造成矿区工程进度慢、造价高的一个客观原因。找到问题的症结后，工作组立即对四十四支队进行全面整顿。首先，工作组用半个月的时间下到基层，甚至蹲到连队，实行“五同”，连续召开几十个座谈会，接触上千人。我还亲自同支队部门以上领导和各大队主要领导逐个谈话，力求掌握第一手材料。在调查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反复研究，认真分析，形成了政治工作、干部路线、施工生产、组织编制、技术训练、管理教育、装备管理、财务开支等八个专题材料，弄清了问题，抓住了症结，做到心中有数。
二是发动群众，揭露矛盾。工作组帮助支队召开营以上干部参加的整风动员大会，各大队也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层层发动群众。各单位用五天时间，背靠背地揭矛盾、摆问题，并推荐代表到支队党委扩大会上汇报意见。在群众揭发的基础上，工作组将八个方面的专题材料，向支队党委作了系统报告。这些材料有事实根据，事例典型，问题集中，对支队工作做了一次全面剖析，引起党委的很大震动。
三是帮助支队党委认识问题。在问题揭开之后，我们用三天时间帮助支队党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查原因，找根子，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工作组实事求是，热情帮助，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既指出存在的问题，分析主观原因，又肯定已有的成绩，承认客观存在的不利因素，使支队领导口服心服。党委成员深有感触地说，工作组是“满腔热忱，耐心帮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四是边整边改。我们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生产，动员全支队官兵大干一百天，掀起了施工生产热潮。整顿期间，我们还召开“打击犯罪行为，反对不良倾向大会”，当场拘留了四名犯罪分子。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违反纪律的典型事例，并集中一个星期在全支队进行法纪教育。在整顿后期，工作组帮助支队召开政工、干部、行管、装备、财务、施工等专业会议，以会代训，建立起二十多项规章制度。同时，经煤炭部同意和兵种党委批准，对四三一大队领导班子作了个别调整，并从沈阳军区选调一名支队政委和一名副支队长，抽调80名营连干部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这次整顿，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部队上下反映很好，可以说是初见成效。支队党委通过整顿，充分认识到部队存在的问题，关键在党委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十二字”方针，没有坚持政治建军，使部队建设走了不少弯路。党委“一班人”面对部队和矿区建设中的问题，感到惭愧不安，心情沉痛。党委书记、支队长思想触动很大。他主动检查了自己在提拔干都问题上的宗派情绪，对抚顺来的干部亲，对其他干部疏，对“文化大革命”中保过自己的人破格提拔重用。副支队长认识到自己盲目骄傲，报喜不报忧，讲大话、空话。党委成员一致表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弥补损失，挽回影响。通过整顿，部队面貌发生根本变化。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斗，大干快上，施工生产成倍增长。以整顿前的5月为例，全支队完成建安工作量仅27万元，整顿开始后的6月提高到62万元，7月完成180万元，是整顿前的6倍多，相当于上半年的总和。
通过对霍林河矿区四十四支队的整顿，工作组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也发现基建工程兵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为此，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向兵部提出建议。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体制问题。军政企三合一的体制已不适应现代化企业建设。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仓促、盲目地分开，会造成官兵思想波动，影响矿区企业建设。我们同意当时煤炭部贾慧生副部长提出的意见，加强矿区指挥部的领导力量，先把“五局两行一场一厂”(商业局、粮食局、邮电局、税务局、公安局、中国银行、建行、农牧场、五·七电厂)管起来，其他工作暂时继续由四十四支队负责，在一两年内逐步稳妥地向指挥部移交。
二是企业所在地的省市政府派遣地方干部参与部队管理的方式不可取。霍林河矿区在哲盟，行政区划归内蒙。据说内蒙要派一批干部。我们认为矿区指挥部应由煤炭部直接领导，所缺干部原则上从四十四支队抽调，不宜再从省区调进干部，以免增加工作上的复杂性。
三是尽量不要采取部队把一个企业基本包下来的办法。这种办法带来的问题很多。军、政素质不高，编余人员不好处理，家属随队、子女顶替等问题无法解决，基建工程兵的优越性更发挥不出来，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四是组建新的部队，要有良好的基础。最好从老部队成建制抽调中队、区队或大队，在这个基础上扩编，再从地方吸收技术干部和技术骨干充实部队。这样既有军政骨干，又有技术力量，队伍整齐，便于管理，能很快形成战斗力。新建立的部队，要集中一段时间整训，使部队真正在思想作风和生活方式上实行一个革命化的转变。经过整顿，四十四支队面貌有了改观，但由于原有体制等因素造成的问题不好解决，后来在精简整编时撤销了该支队。
4、十二大代表风波和部队撤销
我到基建工程兵任第一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实际上处于二把手的位置。最初，我积极配合李人林主任工作，双方相处得非常好。李主任是红二方面军的老战士，长征前不幸被捕。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他当时还关在国民党的监牢里。组织上得到消息后，通过八路军办事处把他救了出来。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对党很忠诚。我到基建工程兵工作一年左右，领导班子在部队建设等问题上逐渐产生分歧。我认为基建工程兵作为一个兵种，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要按部队的要求严格管理，兵要像个兵样，要正确处理好“劳”和“武”、“工”和“战”的关系，抓好部队管理教育。但兵种有些领导只是强调“劳”和“工”，忽视“武”和“战”，不注意部队管理教育和作风纪律养成，只要完成生产任务就行。另外在干部使用上不按政策规定办事，越级突击提拔干部，如机关一名连职干部不经党委讨论，直接提拔为管理处正团职处长。机关同志对此意见很大，向我反映，我向谷牧同志作了汇报，谷牧同志批评了他们，从此他们对我就有了看法。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不久，党中央决定于1982年9月召开十二大。从1981年下半年起，各单位开始推选十二大代表。由于我同兵种有些领导同志在工作中产生一些矛盾，引起他的不满，他就一时意气用事，利用我和华国锋同志在“文革”中的工作关系以及我1976年写过一篇宣传华国锋同志的文章借题发挥。一是说我吹捧华国锋，有政治问题；二是无中生有指责我给基建工程兵推荐干部是拉帮结派，下基层视察工作时指使下属写文章吹捧自己。并以此为由，通过党委常委找我谈话，无理地要我“自动”辞去十二大代表候选人资格。
我是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兵种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理当是十二大代表候选人，自然不肯接受。我多次在常委会上解释，但都毫无结果。为此，我又在基建工程兵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现抄录如下：
关于十二大代表候选人问题，我发表个人意见。在常委会和全委会上讨论撤销我代表候选人问题时，我始终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一再要求常委把我的意见向上级报告。刚才常委们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现在要问：常委向总政报告了没有？！如果已经报告了，总政有什么指示，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所以我有必要把我为什么保留意见和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向主席团的同志说一说。谷牧同志原来有过指示，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应作为代表候选人。早在今年8月就经常委会和全委会讨论通过我作为十二大代表候选人，并填表上报了。
可是11月21日在我出差回京前夕，常委开会讨论要撤销我候选人资格。我22日回京，23日黎光和朱光二位同志代表常委和我谈话，要我自己主动提出撤销代表候选人，我没有同意。12月6日的常委会、8日、9日的全委会压我表态，撤销候选人。虽我始终保留自己意见，但常委会和全委会执意不作任何考虑，仍然作出了撤销我候选人的决定。常委突然提出要撤销我候选人的“理由”，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一是说我1976年12月写文章宣传华国锋同志“问题严重”；二是说对我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不了解，实际上是怀疑我有问题。那篇文章是在七六年那个历史条件下写的，文章中一些提法摘抄于中央报刊，今天看来有些提法确有不妥之处。我在常委会和全委会上表示愿意用三中全会精神，对照分析，提高认识。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绝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因而不应影响我代表候选人资格。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我也在常委会和全委会上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受林彪、黄永胜一伙人迫害的，在敌我问题上界限是清楚的，中央已经作过结论，并有案可查，组织上还可以调查。可是他们既不作调查，也不听我申述，就武断地说我是“给自己评功摆好”，说我是“代代红”，说我是“造反派”，就这样毫无根据地从政治上否定我、丑化我。这个问题不是一般问题，这是给一个人从政治上下结论。可是到现在，常委拿不出具体的调查材料和有根据的结论，按我们党的原则怎么能允许这样轻率地、粗暴地从政治上否定一个人呢？！我认为撤销我候选人的理由是不充分的，这种做法也是不正常的。确定我作为候选人和撤销我候选人是个组织原则问题，政策问题。所以我始终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一再要求常委把我的保留意见向上级报告。同时，在黎光和朱光同志与我谈话之后，我向谷牧同志反映了自己的意见，谷牧同志是当面表了态的，一是说你写那篇文章是个一般问题，没有什么；二是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南那几个省表现是比较好的，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跟林彪、黄永胜搞到一起；三是说我不认为在政治上影响你候选人资格。以上就是党委第一书记谷牧同志和我谈话的有关内容。我要再一次说明，我之所以要保留自己意见，并不是争个人得失问题，而是因为这是个组织原则和政策问题。我是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党委副书记，在这样庄严的党代表大会上，不拿出充分的理由，就轻率地撤销我代表候选人资格，这就必然会使到会同志产生误解，以为我政治上有什么问题，中央作了什么结论。这样使我今后怎么能在这里工作呢？所以我今天再一次向主席团说明情况，请主席团同志考虑。
最后，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不明白为什么用这种办法整我？我的发言完了。
其实，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并没有真凭实据，完全是由于个人的意气用事，再加上受某些人的暗中挑拨离间所致。关于歌颂华国锋的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人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表态时都说过一些过头的话。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应该客观看待。此事先后反映到谷牧、王震、叶剑英同志那里，他们也都谈了自己的意见或作了指示。谷牧同志亲自同我谈过：“七六年中央粉碎‘四人帮’是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广大群众和干部都兴高采烈。当时华国锋同志在叶副主席、李副主席等支持下，粉碎‘四人帮’是有功的。但华国锋同志把一切都归于自己，是不对的。当时对华国锋同志讲几句好话，那没什么了不起，坦然置之，我也支持过，我也讲了；叶帅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你写这篇文章，有些过分之词，我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是一般问题。当不当代表要正确对待。他们要你辞去，是没有道理的……那篇文章是否影响你当代表，要由总政决定。我认为华国锋同志的问题，同你没有什么关系。”
王震同志在有关材料上批示：“九旅（指三五九旅）知识分子干部现在很少了，黎原同志是比较好的一个干部。关于华国锋同志，说一些过头话，大家都有过，还是应该选一届中委。我同意谷牧同志的意见。”
叶剑英同志在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和总政韦国清主任的批示中曾写道：“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驻长沙。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的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往来，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我同意王震同志、谷牧同志的意见。”
此外，指责我拉帮结派、自我吹捧也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我调到基建工程兵时，兵部机关刚刚成立不久，各个部门都缺管理人员。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上级选派，二是兵种领导推荐选调。我当时曾推荐过两个人，并经过党委讨论通过，哪里有什么拉帮结派的问题。关于下部队宣传报道一事，是指我到四十四支队整顿时，基层的一个干事写了一篇报道，说我到基层后不搞特殊化。此事，我当时根本不知情，以后看到样稿，反映的也都是实际情况，根本不存在指使他人吹捧我的问题。
尽管对我的指责都是无稽之谈，更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但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在下边搞小动作，开会时不通知我，选举时不让我参加，执意要把我的候选人资格取销。但是在会上还是有人仗义执言，交通指挥部主任伍坤山同志就在会上挺身而出，质问为什么不选黎原当党代表，他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最终在他们的排挤下，我被无理取销了代表资格，不过能听到上级老领导的批示和评价，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我心里感到很欣慰。
1982年，中央酝酿百万大裁军，准备撤销基建工程兵建制。应该承认，成立基建工程兵，在“文革”时期“三线”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基本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的情况下，为保证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基建工程兵军政企三合一的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和发展，而且由于内部管理混乱，影响部队形象。所以杨得志总参谋长找我们兵种领导征求意见时，尽管其他人都表示反对，我明确表态赞同撤销。1983年到1986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基建工程兵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除水电、交通、黄金部队和报社交给武警外，其他部队陆续撤销。
就在基建工程兵撤销的过程中，兵种领导之间又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个别领导人轻易听信谗言，不进行深入调查，就公开表态，指责他人。机关告状信不断，直到因诬告一名副政委，导致有人被捕入狱。为此，总政专门派调查组来兵部调查，发现完全是诬告，此事影响非常不好。基建工程兵领导班子之间原本关系很好，也没有利害冲突。之所以产生隔阂，兵种主要领导同志要负一定的责任。他文化水平不高，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有时听了个别人一些不实之词，就意气用事，武断地做出不妥当的结论，挫伤了不少同志的积极性。他退休后，自己也不断反思过去工作中的种种不当之处。他几次想找我谈话，都是欲言又止。他病故后的第一个春节，他的夫人主动到我家对我说：“老李生前非常后悔，常常自责，感到对不起您。病故前他特意向我交代，让我一定要向您当面致歉，请您原谅。”事情已经过去多年，现在回想起当年的风风雨雨，心中也是万分的感慨。为了写好回忆录，我翻出多年以前的工作笔记，找到一篇我在基建工程兵党委常委会上的申述说明，其中涉及到我当选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情况说明。从我写的这段材料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当时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而要求撤销我十二大党代表资格，是毫无理由的。同时这段文字也可以作为我“文革”经历的一段补充，作为附录摘抄如下：关于“十二大”代表候选人的问题。
为了让常委在审查我候选人资格问题时做出应有的判断，我想有必要把我担任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有关情况作个汇报。
（一）“九大”前后的一些情况
我和四十七军部队是1967年7月开始参加湖南“支左”的。在中央召集湖南两派谈判中，中央作了关于湖南“文化大革命”决定（即“八·十”决定）。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我任组长，华国锋任副组长。当时湖南斗争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群众组织各派之间经常发生武斗，局势很乱，需要花大力气稳定局势；另一方面黄永胜一伙要插手“文化大革命”，夺取湖南的领导权。而他们这一套是和当时中央的指示精神相对抗的。这样就出现了一场对湖南领导权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对于我个人来说，面临两个选择，或者是按周总理指示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办，或者是按林彪那一套去办。我当时的态度是明确的，湖南“文化大革命”问题是中央授权周总理处理的。
因此，只能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去办。所以，我就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报告，而每次都能得到周总理及时的指示。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林彪一伙控制湖南的障碍。例如广州军区某些领导为了控制湖南的领导权，在成立省革委会安排领导班子时，他们就提出一系列的名单要安插进去。我没有同意，并向周总理报告了。结果周总理批准了我们的名单，使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又如，他们要在湖南衡山给林彪建立豪华的行宫，要把原有的招待所等单位迁走，把景区封闭划出几十公里的禁区，并且这些建设费用还要湖南出。此事，我及时报告了总理，周总理没有同意。广东为了扭转北煤南运，他们竟想以广州军区的名义，命令我把湖南南部边界的煤矿划给广东，这个我们也没有同意，并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如此等等。这仅仅是几个例子，这类事情还有很多。
总之，对于林彪一伙这种企图控制湖南的一套，我根据湖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利益，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这就触怒了他们。他们已下决心把四十七军在湖南搞臭，把我搞掉。为此，他们搞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首先是大造舆论，说四十七军在湖南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四十七军部队很糟”，“是土匪部队”（意思是指四十七军的老底子是三五九旅，是贺龙的部队），“反广州”，“不听话”，甚至造谣说“四十七军要夺广州军区所属三个省的权”（当时四十七军一四一师在广西支左，一二七师在广东支左，一四○师在湖南支左）。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造这个舆论，把四十七军搞得抬不起头来。
另一方面在军内就派人改组四十七军，从广州军区派来了政委、副政委、副军长、政治部主任，接着把原来的副军长、副政委、政治部主任都送进了学习班审查；四个师的师长、政委大部分送进学习班，不进学习班也靠边站了。全军420个干部办学习班专案审查，其中团以上干部67人，整死了一四○师主任海空同志，搞残废了好几名。为了压我屈服，明里指责我有错误，要我在军党委会上、军区党代会上作检讨，暗地里派人四处调查整理我的黑材料，想把我打成历史特务、“五·一六”分子。据了解情况的同志事后揭发，他们派人跑了十几个省，找了几十个人调查。为了把我搞成历史特务，他们甚至对调查对象搞刑讯逼供。为了整我，他们还先后两次向中央发电报，诬陷我有历史问题和有严重错误，要求中央撤掉我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这样就使四十七军和我在湖南工作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可是因为党中央、周总理对湖南情况比较了解，当时湖南形势又比较好。因此，党中央、周总理一直没有同意，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在此期间他们仍不甘心，进一步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让我参加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选举时，他们又操纵选举，到处串联，控制我的选票。结果我以勉强超过半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九大”以后，这个斗争并没有结束。到1969年下半年，中央根据战备形势，军委开始考虑四十七军调防到陕西。这时他们认为赶走我从而直接控制湖南时机到了，于是进一步加紧了阴谋活动。他们一方面派卜占亚控制湖南；另一方面指使他派去的人在四十七军内部整我。卜占亚是林彪一伙阴谋策划、有计划安排到湖南的。他与黄永胜一伙联系密切，地方工作中重大问题，他不请示党中央，而请示黄永胜。
卜占亚到湖南下车伊始，就宣布四十七军的“罪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不宣传林副主席，不紧跟林副主席。说林副主席指示湖南要挖刘少奇、贺龙和国民党三条黑线，可是四十七军不抓阶级斗争，把一群黑线人物、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指解放了一批地方干部，其中包括湖南地下党的干部），还胡说我们对“老机”、“老右”亲。事实是1969年11月叶副主席到湖南休息，我们安排叶帅住在原来毛主席住过的地方，配备了警卫、公务人员和医务人员。我们一些领导同志经常去问候叶帅，这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卜占亚到湖南的第二天，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省革委核心小组会上（我没有参加）就大放厥词，说黎原对“老机”、“老右”那么亲（指叶副主席），为什么住那么好的房子？派那么多人去照顾？那么多伙食费哪里报销？卜占亚当场下令第二天就把叶副主席从长沙赶到湘潭，住在暖气不好的房子里，把我们配给的警卫、公务、医务人员都撤掉了。叶副主席有病没人管，只好找到四十七军留在湖南工作的原保卫处副处长找一辆车送去看病。
卜占亚在会上还指责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亲。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是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到湖南选妃子。她们不找我，我也没去看她们。
卜占亚控制湖南以后，积极配合林彪的篡党夺权活动。“九·一三”事件之前，卜占亚抓紧时机把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指示告诉了李作鹏，为林彪提前搞武装政变提供了重要情报。“九·一三”事件前夕，卜占亚作了一系列准备。9月10日，他带着50多名省、地、社负责人到汨罗县办学习班，调用了专列火车和专线电话，让专列在汨罗车站待命，并派老婆谭淑珍赶往广州，准备参加“接待工作”，迎接林彪另立中央。
在军内，他们抓紧部署，继续整四十七军。1970年3月为了部署四十七军调防的有关工作，中央召集四十七军、湖南省军区、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委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定于3月20日周总理等代表中央接见我们。而黄永胜一伙背着中央，抢先中央，避开华国锋和我，于3月19日找丁盛、卜占亚、四十七军原政委等人开黑会，要继续整四十七军。他们这一套完全是和党中央、周总理唱对台戏的。周总理第二天代表中央正式接见我们时，明确肯定“湖南工作已有了基础，形势很好，成绩很大，有汪东兴同志可以作证。”汪答“我在湖南走了几个地方，湖南的革命形势、生产形势都不错”。我是军长，又要随部队去陕西，可是他们却借口我在外边“支左”，部队调动的具体部署都不让我知道。三个师长、三个师政委、先后三个军副主任的升调这样重大问题都不通过我。总之，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前，我虽然已被他们排挤离开了湖南，可是还在军内外继续整我。
（二）“十大”前后的一些情况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以后，部队很快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这时总政治部明确指示关于1970年3月19日黄、吴、李、邱召开黑会的问题，要兰州军区彻底查清。军党委经过二十多天会议把问题揭开了，报告了总政。黄永胜在3月19日讲话摘记如下：“四十七军同湖南省军区的关系，四十七军要负主要责任，走要把屁股擦得干干净净，不能拖泥带水，不然，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和尚也走不了。四十七军把‘高司’整倒不对，还有“红联”是工学农。黎原说‘高司’不能联合，没有阶级观念，‘高司’是最早的造反派，真正的造反派。”还说：四十七军过去就是不听我们的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实际是骄傲，拒绝别人的批评。在广州军区双代会搞得乌烟瘴气，军区为难被动，我是广州司令，你们搞不好，我脸上也不光彩。四十七军关键在领导，有党委嘛!对黎原不批评帮助，他到了新地区还要犯错误。旧账不还，还要欠新账。最后说：你们（指吴法宪等）都讲一讲，大家都是四野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接着吴、李、邱都说了一遍。吴法宪接着说：“四十七军是四野的，大家都是四野的，大家都有责任。你们搞好了是四野的光荣，要为林副主席争光”。吴还说：“对黎原斗了没有，错误要批判，帮助他改正错误。”中央对四十七军的问题十分重视，于1973年3月份召集兰州军区、陕西省委、陕西省驻军以及西北四省军区有关领导干部到中央汇报，解决西北的问题。四十七军由我和副军长胡伯华和政委参加。会议期间，经中央首长李先念、李德生等同志多次指示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四十七军原政委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向中央写出了《我的检查和交代》的书面材料（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3月11日印发）。会议后期形成了中共中央（1973）15号文件，明确了四十七军内部在与林彪反革命斗争中的是非，文件上点名批评了四十七军原政委。会后，为贯彻15号文件精神，召开了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四十七军团以上干部70多人作为一个大组参加会议，集中解决四十七军原政委等人犯错误的问题，明确了是非界限，肯定了四十七军在湖南支左中不执行林彪反革命集团那一套是正确的。经过上述一系列会议，实际上肯定了我是受林彪一伙打击迫害的，给我平了反。
与此同时，湖南省也对卜占亚的严重问题开展了揭发批判，形成了中央（1973）12号文件，明确指出卜占亚上了贼船，积极地参与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党的十次代表大会正是在批林整风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的。由于我个人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表现有了明确的结论，在代表大会上选我为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三）“十一大”前后的一些情况
党的十一大，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时召开的。当时我已任兰州军区副司令（我是1975年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时公布的那批命令时下的命令）。粉碎“四人帮”之前，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是由冼恒汉把持的。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指示要发动群众揭开甘肃问题的盖子。当时军内外的斗争都很激烈，而地方上领导力量又比较薄弱。兰州铁路局是冼恒汉的一个重要据点，而兰州又是西北的交通枢纽，被一群帮派骨干把持着，盖子揭不开，搞得铁路交通中断，造成西北地区很多厂矿停工停产。
1976年底，中央派我到兰州铁路局任工作组长，带着铁道兵的500名干部和甘肃省委宋平同志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近一年的工作，问题基本解决，我于1977年12月归建。 1977年8月召开“十一大”。这次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时，一般每个大军区有三人当选。其中除司令员、政委外，有一名副司令或副政委当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当选为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以上就是我先后当选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的一些情况，实际上也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主要经历。当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我们党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在第一线支左，毫无疑问也执行了这一条错误路线，肯定是说了很多错话，办了一些错事，但就其性质来说是党内的功过是非问题，我愿意在今后的学习中客观地、全面地进行总结，从中吸取教训。但是，在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敌我性质的问题上，我和他们之间的界限是清楚的。我认为对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和党内的是非功过问题，应该严格区分开来，这样才有利于党内团结，同心同德搞好工作。
至于我个人作为“十二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问题，我认为应该由组织上决定，相信兵部党委常委和党代表大会会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和总政治部指示精神，按照我个人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和决定。以上汇报请常委审议。
第12部分、黄埔军校同学会
1、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
1983年基建工程兵撤销后，我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同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连任一届。我离开一线工作岗位时66岁，身体尚好,还愿意继续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做些工作，于是先后参加了全国老龄委员会、老年基金会、老区建设促进会、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创办了白石桥干管处老年大学。其中倾注精力最多的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军校于1924年6月16日创立于广东黄埔长洲岛，故称黄埔军校。后校名几经变更，校址多次变迁，现仍在台湾凤山续办，仍续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出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新中国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政见的不同，黄埔师生发生了分化，同室操戈。而后又天各东西，隔海无音几十年。黄埔军校在大陆共办了23期，培养学生二十八万五千多人（史称三十万），分布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在两岸担任军政重要职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消除极左思潮的影响，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徐向前元帅审时度势，提出黄埔师生抛嫌释怨，为民族大义携手合作。这一提议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和广大黄埔师生热烈响应。旅居美国的黄埔一期生宋希濂将军、李默庵将军、九期生蔡文治将军和到美国探亲的黄埔一期生侯镜如将军等人，率先响应徐向前的号召，为了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于1984年2月在美国发起成立旅美黄埔军校同学会，并公开发表宣言，热情呈辞：“国家统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国至上。切盼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运动。”
在旅美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的同时，大陆的黄埔军校同学也在徐向前元帅的领导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筹备工作。邓小平得知这一利国利民的事情，立即予以支持，加速了筹备工作的开展。我参加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筹备工作。
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宣告成立。来自国内100多位有影响的黄埔同学和来自海外及台湾的黄埔同学200多人，欢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黄埔同学会成立大会。会上，徐向前元帅教诲同学“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也是当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总理的夫人，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会上，黄埔军校同学公推徐向前为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李赣驹任秘书长，程元任副秘书长。我被选为理事。
黄埔军校同学会在成立后，为了发动同学做促进和平统一的工作，全国各地还成立了八个地区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工作实践中，我们觉得这种按地区设置的同学会，很不适应开展工作的需要。如西北地区五省区同学会设在西安，同学会领导鞭长莫及，无法领导；东北地区同学会会址和办事机构设在辽宁省沈阳市，而吉林、黑龙江两省只设联络组，省辖市（地）只设指定的联络员。这样既不适应垂直领导又不适应横向领导。
加之，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分住在几个省多个县，别说开会，就是见一面也很不容易，许多问题就不能得到及时商定和解决。而省辖市（地）被指定的联络员，又因为情况不明，交通不便，没有经费，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会员人数、经费落实、机关人员编制诸方面看，也问题不少。如武汉地区同学会，管理湖北、湖南两省，而湖北的黄埔同学有1311人，湖南的同学是3579人。两省同学人数相差甚大，武汉地区同学会极不好对湖南的工作实施管理。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同学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