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天，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上，我和高存信、宋希濂、程元、郭汝瑰、张伯权等10位担任政协委员的黄埔同学，谈起各地区同学会的事，大家不谋而合，当即联名写了一个关于建立各省、市、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提案，送到大会提案委员会。
11月11日，中央统战部对我们10人的提案做了答复。各省、市是否都成立同学会尚需进一步研究。至于个别必须建立省级机构的，应报请省政府等有关部门批准，编制经费仍由各地方自行解决。与此同时，徐向前元帅也给习仲勋和田纪云写信说：“原来成立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各地区同学会，因跨省领导，很不方便，资金也无法落实，大家一致意见，归省统一领导，取消地区同学会，其编制人数不必一律，根据各省市同学人数多少而定。请你们一并批示。”徐帅的信进一步引起中央的重视。1988年3月，中央统战部下发成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通知。各省市纷纷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
首都北京，黄埔同学有700多人，从黄埔一期到二十四期都有，且知名度高的黄埔同学比较多。为了充分发挥黄埔同学的积极性，联络同学感情，发扬黄埔精神，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在中央统战部没有下发文件成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之前，黄埔军校同学会总会与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委早有酝酿，建立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央统战部下发成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黄埔军校同学会通知后，北京市委即向中央报告。中央统战部和劳动人事部、财政部，于1988年5月10日批复同意，下发北京市委、市统战部落实。
1988年6月16日，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北京市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参加大会的有黄埔军校同学520余人。其中还有3位从台湾来京探亲的黄埔同学作为来宾参加大会。中央统战部代表、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副主席封明为、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李伯康及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人，黄埔军校同学会（总会）会长侯镜如、副会长郑洞国、程元，理事黄维、阎揆要、曹广化、廖运周等人到会祝贺。大会推举黄埔四期生李运昌为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二期生覃异之为会长，高存信、赵子立、文强和我为副会长。会议还选举产生理事41名、顾问20名。李运昌、侯镜如、何鲁丽、白介夫等在大会上讲话，对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表示祝贺。1990年2月，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因为会长覃异之、副会长赵子立调到总会任副会长，大家推选高存信任会长，增选裘树凯为副会长，田申为秘书长，王立哉为副秘书长，主管机关工作。我在第一、第二、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副会长。1996年2月高存信会长去世，我受命代理会长，1998年4月经会员代表投票，选为会长。2001年，我被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总会）副会长并兼任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2、广泛联络，做好海外黄埔同学的工作
1988年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时我任副会长，1996年任会长。十多年来，我在做好总会工作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上。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徐向前元帅明确指出：“在做好国内工作的基础上把工作要点放在海外与台湾。”聂荣臻元帅也指出：“同学会的重要工作是做台湾工作，做台湾黄埔同学工作。”
我对做好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我在不同会上多次讲这一观点。我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不论是受全会同学委托，出访美国，拜访旅美校友，或带团出访澳门，与港台澳同学联谊，还是自费去欧洲旅游，赴德国、美国、香港探亲，或是接待海外同学或同学的二代三代，都时时刻刻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出发，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宣传黄埔精神。1988年11月，我受“留美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邀请，受广大大陆校友的委托，作为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第一位使者，赴美访问，以了解旅美校友的情况，联络感情，沟通思想，互通信息，更好地开展同学会的各项工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贡献。此行，我共在美国住了两个月，往返于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佛罗里达等地。
我到纽约，宋希濂学长亲自到机场迎接。11月12日，我由纽约到华盛顿，李默庵、蔡文治、陈学明、戴坚等同学都热情迎接，盛情款待，并组织居住在华盛顿的黄埔校友进行座谈。李默庵时年86岁高龄。他是抗日名将，在抗日战争中，他曾参加忻口会战，这是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第一次联合作战，他当时任国民党军长，他指挥部队打得很英勇顽强，功载史册。1949年他深明大义，在湖南与程潜率部队起义后，去香港、加拿大，后定居美国。我在华盛顿期间，李将军不顾耄耋高龄，亲自驾车接我聚谈。从他的言谈话语和发表的文章中，深深看出老将军身居海外，心系祖国，爱国之心不减当年，令人敬佩。蔡文治将军是1946年军调处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旅居美国的黄埔军校同学及亲属联谊会会长。他对同学会工作非常热心，那里不像国内，有国家支持，他们没有编制，没有经费，为了同学会活动全是自己掏腰包。一位同学得病受伤急用钱，他无私解囊一出手就支援7000美元。受伤同学深受感动，他安慰说，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难共当。他眼睛不好，开车不便，为了同学会工作，就由年过七旬的夫人开车接我到家里聚谈，其情谊和精神使我铭记在心。
戴坚是黄埔七期。他不仅是一位标准的军人，也是一位有名气的诗人。他常常以诗作抒发爱国思乡的情怀，还翻译了16部著作在祖国出版。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是武夫中的文士，是儒将是铁肩先生。为了表达他与家人思念祖国的心情，他给女儿当顾问，让女儿亲手在办公室搞了一个“中国城”，规模虽然不大，但新颖别致，独具匠心。他性情豪放，对黄埔同学、对同学的亲属、对祖国来美国的朋友极为热情。他常说：爱国是一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了爱国这个前提什么都好说。旅美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陈学明（十六期），经过刻苦钻研，成为一位园艺学博士，在鸡鸭饲养和瓜菜栽培的科学研究上很有成就。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把他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祖国，他不仅受聘担任浙江大学顾问，还受聘担任包玉刚先生捐资兴建的宁波大学顾问。为了现场教学，他常年累月，奔波于杭州、宁波一带。他顾不了家，顾不了孩子，他的美国太太常埋怨地说，他太爱他的中国。
黄埔十一期同学王荩，十四期同学刘概真，两个人是从台湾到美国的。在座谈会上，知道我曾担任过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非常羡慕，认为黄埔同学能当上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很荣耀。会后，两人都真诚地邀请我到家里做客。我也一一登门拜访，促膝倾谈，加深友谊。
但也有个别同学有顾虑。他们虽然身居美国，却仍在台湾领取退休金，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一些同期同学不敢公开与我见面，但为了吐露对和平统一的心声，便于夜深人静时给我打电话。我对老同学的顾虑表示理解，一再安抚他们，欢迎他们随时回国看看。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知道我来华盛顿，极为重视，给予了热情接待，指示使馆武官处设宴会欢迎我，并请在华盛顿的黄埔同学参加。宴会期间，同学们回忆往事，展望未来，气氛热烈融洽。11月24日，我由华盛顿返回纽约，继续与住纽约的校友走访交谈。
12月7日，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杜宽怡宴请我。他除了特别邀请旅美黄埔校友外，还邀请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我河南息县老乡、小学校友、美籍华侨赵浩生先生，邀请了曾出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美籍华人莫虎先生，莫虎先生的父亲莫去轩、母亲许谨、姐姐莫利亚等知名人士。大家对我的美国之行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12月26日，我去华盛顿、巴尔的摩辞行，准备回国。在华盛顿还拜访了美国老年人学会。
1989年元月3日，黄埔一期张雪中将军的儿子张光华，黄埔二代赵天竹（黄埔七期赵子立之子），听说祖国大陆来了一位黄埔军校的使者，几经周折，打听到我的住址、电话，两个人即从佛罗里达开车到达华盛顿找到我，邀请我到家里过新年。在佛罗里达我参观了张光华先生设计的中国城。这个中国城是由大陆、台湾、华侨三方投资为弘扬中国古老文化，民间风俗习惯而建的。我们在佛罗里达度过了一个愉快的1989年新年。元月11日，我从华盛顿返回纽约，14日和平民主促进会为我举行盛大欢送会，到会的有30多人。黄埔校友和热爱和平的朋友们频频举杯，遥祝祖国繁荣昌盛，早日完成统一大业。
我在访美期间，也发现在台湾或在海外长大的黄埔同学二代三代，由于从小受国民党的宣传，对大陆的情况不了解，一提起大陆，提起共产党，就认为是穷、暴政、杀人、不民主、不自由。需要通过广泛的接触、宣传，让他们解除顾虑，到大陆看一看，目睹祖国的变化和大陆人民的生活状况，激发他们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关心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我遇到这些人，也积极做工作，让他们了解共产党，了解祖国。在美国期间我看望了赵子立学长的儿子、儿媳等一些黄埔二代，向他们介绍国内的情况，做他们的工作。
元月18日，我满载旅美黄埔校友以及他们家人对祖国思念和祝愿的深情厚谊，回到北京，我一下飞机，就激情满怀地将赴美见闻介绍给同学，介绍给同学的二代三代。随之，我又在黄埔军校同学会（总会），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介绍访美的情况。《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日报》、《黄埔》杂志等报刊，纷纷刊登了我的访美报告。
1998年7月，我和夫人梅林赴德国海德堡探亲，历时两个半月。其间，我还旅游了法国、英国等欧洲14个国家。这一回，因为行程紧，旅居欧洲的黄埔同学人数少，又住得极为分散，我很想借此机会看望几位同学，未能如愿。但仍不失时机地在旅途中，宣传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在法国，我认识了世华旅游公司经理文惠林先生。文先生是从台湾来的，在巴黎经营旅游公司已经13年了。他的父亲、叔叔都是黄埔生，当他听说我是黄埔生，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时，他把我视为父辈，很是尊敬，给予了极为热情的接待。文先生向我介绍了在台的许多黄埔同学，还介绍了我在台同期同学张建勋、陈桂华的情况。他还向我谈吐了在台的黄埔同学和黄埔二代三代，都反对“台独”，希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他说，他在巴黎做旅游工作十多年，接待过很多旅居海外的黄埔同学及他们的子女来欧洲旅游，交谈中，得知他们都希望祖国早日实现统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30年了，中共中央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也宣传了30年。然而在台湾和在海外的个别黄埔同学，还死守着个人成见，对共产党仍有敌意。洛杉矶校友会原来是一个反共的标杆团体，他们组团来大陆后，经我们做工作，参观访问，回去以后立场也变了，在当地华人中影响很大。我到美国时，洛杉矶副总领事许世国对我说，他们回来后变化很大，对祖国大陆的看法变了，经常和我们联系，为大陆做宣传。
2001年11月，我和夫人梅林在美国探亲期间，纽约黄埔同学会会长姚鑫华牵头，与台湾旅美空军联谊会、四海同心会等团体共同集会欢迎我。共有40多位黄埔同学参加，他们大多都是从台湾来的，有早期从大陆毕业的同学，也有晚期凤山毕业的同学。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陈锋少将、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沈策学长也出席了集会。事先，陈锋少将、沈策学长都跟我打招呼，参加同学集会的人中有一些人还对共产党耿耿于怀，可能会提出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叫我有所准备。
姚鑫华会长宣布开会，介绍了来宾，讲明座谈会主旨，让大家畅所欲言。台湾旅美空军联谊会会长曾汉华先生第一个发言。曾汉华时年80多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美联合空军，打击日军，作战有功。他火气冲冲地发言，因为在此之前，他还没有面对面地与我军高级将领说过话，眼下有机会，他极想将压在心头几十年的怨恨都倒出来，他说：“黎原会长，你是中共的将军，我问你，我父亲勤劳耕作，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置了几亩地，盖了十几间房屋，你们土改时却将我们一家人扫地出门，还把我父亲杀了，共产党就是暴政、杀人不眨眼，我就是不到大陆去。”我们有些同志坐不住了，想马上进行驳斥，沈策学长也站起来想制止他，我说：不要急，让他把话讲完。他讲完了，我也没有正面驳斥他，我说:当时两党正在打仗，国民党杀的共产党人更多，光是“四一二事变”，就杀了一万多共产党人。我家在游击区，那儿的一百多个农会主席，都被杀掉了。这些都是历史问题，我们应该向前看，鲁迅先生有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要尽弃前嫌，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会后我又单独与他谈话做工作，使他思想有了转变。后来陈锋武官给我打电话说：曾汉华想通了，他最近可能要到大陆去。这说明，对我们有意见，反对我们，甚至十分仇视我们的人，只要我们把情况、道理讲清楚，工作也是可以做通的。
第13部分、后记
2006年4月17日，我儿子黎辉策划并出资举办宴会，庆贺我90岁生日。近百名亲友聚集一堂，为我祝寿。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感慨良多。宴会上我有一个讲话，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现抄录部分，作为回忆录的结束语：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年代，从推翻三座大山到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旧中国建设成今天国民经济总产值位居世界第四的繁荣富强的国家，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的许多战友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是幸存者，我能历经风雨走到今天，是来之不易的，是值得庆贺的，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关心我、爱护我，在我身处困境时敢于仗义执言保护我的各级领导、战友和朋友们。
我青年时代考入黄埔，毕业后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从士兵到将军。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实现了一个革命军人的崇高理想和自我价值。晚年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继续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发挥余热，我感到自豪和欣慰。我的家庭是幸福的，我和老伴梅林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40余年的人生岁月,孩子们也非常孝顺。我的晚年是快乐的，生活是充实的，我是一个幸福的老人。在这部回忆录即将付梓之际，迎来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51枚金牌，为奥运金牌之首，在残奥会上取得金、银、铜奖牌全部第一的好成绩。
9月27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实现了中国人首次完成太空行走的壮举。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的国家。
奥运的成功举办和神舟七号发射的圆满成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和崭新形象。中国人民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洗刷了所谓“东亚病夫”的耻辱，以体育强国的雄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实现了我们老一代人为之奋斗一生的崇高目标。百年奥运，圆梦北京。我在耄耋之年见证了这一辉煌的历史时刻，亲眼目睹国家这两件大喜事，我是一个既幸福又幸运的老人。黎原 2008年10月 1日
第14部分、补记
老伴黎原耗费近十年心血，收集求证史料撰写的回忆录，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而他却在该书出版之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该书是他留给我们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情感记忆。
在最后整理编辑出版回忆录的日子里，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他的遗作，风风雨雨、酸甜苦辣涌上心头。回忆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仿佛他从来没有离去，他只是在那扇虚掩的门后静静地午休，或是坐在家里的暖廊中轻轻地翻阅着手中的报纸。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了我和孩子们的心中。他不只是回忆录中那个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将军，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的领导干部，心系统一余热生辉的老人，他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爱憎分明、聪敏睿智、有血有肉的人，是我的好老伴和孩子们的好父亲。他从沧海横流惊涛骇浪中走来。早年，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离休后，才回归到家……这个宁静的港湾，家人和孩子们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尽量满足他的需求。无论工作多忙，也要抽时间陪他外出，陪他聊天。他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温馨快乐的晚年。这些美好的回忆，将永远陪伴着我和孩子们。
他是一个兴趣特别广泛、求知欲极强的人。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就发起成立了总政白石桥干管处老年大学。他既是校长，也是一名积极、认真的学员。二十多年来，除住院、外出，他都坚持听课、记笔记。哪怕是戴着助听器，吸着氧也决不放弃！晚年，他仍然思路清晰、记忆力超凡，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比如他非常关心经济问题，自己学习经济学知识，钻研股票期货、通货膨胀、流通性、货币投放量等等。有时，他还认真地上网查找资料，事先把问题写成小条，向做金融的孩子当面"请教"。孩子看他求知心切，除了回答他的问题外，还专门为他买了几本《经济学图解》供他自学。
他一生孜孜不倦，与时俱进，离而不休，壮心不已，晚年生活充实多彩。他关心国家大事和军队建设，《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是必看的电视节目，住院期间也不例外。每天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报纸，他的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种事关国民经济，人民生活的数据，贴满了剪辑的报纸资料。对国民生产总值、消费指数、物价指数等繁杂的数字倒背如流。他对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赞不绝口。参观世纪坛的奥运展览，从一层看到顶层，认真看了，细心听了，把奥运会的历史和发展弄的清清楚楚。逢会必讲，逢人必谈，满怀激情地宣传奥运精神，为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感到骄傲自豪！他多次到奥运场馆中心区-水立方、鸟巢、体育馆，森林公园等地参观留影。2008年8月18日到鸟巢观看田径比赛，可以说是十万观众中年龄最大的老人。他参观各种纪念馆、展览馆都十分认真，有时提出的问题把死记硬背讲解词的解说员问倒了。我们常风趣的说：他的门票钱花得值！
他寻找当年战斗和生活的足迹，激情满怀话今昔。每到一地他都要去烈士陵园或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默哀，缅怀为国捐躯的烈士和战友。1999年7月他到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参观，在瞻仰烈士陵园时发现有一座1994年修建的陵墓，冒充是阻击战101高地的总指挥。其墓大、碑高为该陵园之首，比真正的101高地总指挥贺庆积同志的墓大出几倍。墓碑上刻有编造的郑三、丹红的"简历"，墓是他们的女儿维丽亚阿伊木汗修建的。黎原看后非常气愤，当时就向地方民政部门反映了情况，回京后又打电话给一些原359旅和47军的老同志核实有关情况，他们均表示没有此人，并无不感到震惊和义愤！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9月9日他还召集部分在京（共8人）原359旅机关干部后又一同到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工作的老同志座谈，他们均参加了黑山阻击战，有的还亲自参加了101高地的战斗。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个人的历史纯属虚构。2002年7月，他又来到黑山，看到墓地依然如故。为此，他再次向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总政、军委领导书面反映情况，要求严肃查处此事，还历史本来面目，以告慰先烈英灵。他是一个生活态度积极、达观向上的人。到了晚年，他也经常到外地或京郊旅游走访，他的足迹遍布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和北京的各个区县。无论是到农村还是工厂，他都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到农民家中聊家常，询问当地的支柱产业、人均收入、养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等等；参观鸡舍、猪圈、牛场、果园、养鱼塘、沼气池等，了解农民利用沼气做饭、照明的情况；走访农村污水净化站，详细询问水的循环利用问题。到京郊南村地热宫参观了解用地热养鱼种植瓜果蔬菜等技术。他经常坐着轮椅、戴着氧去超市或农贸市场了解肉、蛋、蔬菜的价格、产地……，菜农们好奇而热情地一一作答。
他热爱生活，兴趣广泛，栽花种草，美化环境。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从广州带回几盆名贵花木，由于多方面原因先后衰败和枯亡，他心疼了好长时间。我们家搬到哪儿他就栽种到哪儿。原基建工程兵大院内的绿化、家门前的一草一木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从购买苗木到栽种管理都亲自过目和督办。他1979年调入基建工程兵后，利用星期天、节假日，风雨无阻领着干部战士挖地种草、栽花植树，大大改善了机关干部战士的工作、生活环境。他几次去改造后的前门大街、大栅栏观光。国家大剧院、梅兰芳京剧院落成后，他专门去那里看京剧，和我们提起梅兰芳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演出的情景。他参观老舍故居，与其家人讲述着老舍去朝鲜和志愿军在一起的日子，他们为之十分感动。他还经常兴致勃勃地买回一些电动玩具，和家人一起娱乐，沉浸在孩童般的快乐中。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养成了锻炼身体的好习惯。在47军，他经常和干部战士一起打篮球。几十年后，球友相遇，笑谈当年，不亦乐乎。前几年，他常到干休所打台球、乒乓球，每天去文津街俱乐部游泳或打网球，是国兴北京八十不老网球队队员，直至2005年因离不开吸氧而停止。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一直坚持早晚两次的体育锻炼。到了晚年，即便戴着氧也在家中坚持锻炼，按时起床，定时散步，长年不间断地打他自编的"黎氏太极拳"。2004年中国老年体协、中国老龄协会、全国妇联授予他第六届全国健康老人的荣誉称号。近年，他因年老体弱多次重病住院。在与疾病作斗争中，他表现出超人的顽强毅力，承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病痛的折磨，让周围所有的人都钦佩他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他身居北京，心系故乡。2007年他最后一次回息县为母校捐资助学。时值中秋节，他带着大家首先去敬老院送月饼，看望那里的老人们，与他们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他是息县史志专刊《岁月》的顾问，认真履职，每期必读，深入思考，发现问题直言不讳地指出。《岁月》把他和家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他了解家乡变化的一个窗口。《岁月》中，书记的兴县规划，县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他不仅通读全篇，还对重点内容，特别是一些指标、项目、措施用红笔做标记。从他在2003年5月20日写给《岁月》杂志主编的信中，可见他对息县--这片有着养育之恩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深情和眷恋。"我已八十六岁了，离家已七十多年了，不管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岁月，无时无刻无不牵挂家乡变化，一点一滴的信息都深深的关注，越到老了越是想念家乡，这十多年差不多两三年回县看一看，也经常梦在家乡，真是魂牵梦绕一点也不夸张。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息县迈入'发达小康社会'的行列，心愿就满足了"。他关心爱护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躺在病床上他还多次询问不久前才离开他复员回家的战士的情况,临终前几日，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将自己携带的钱寄给了该战士。2008年9月他最后一次重返47军时，看望了瘫痪在床近13年的老战友，坐在老战友的床边，仔细询问他的治疗和生活情况，并给了慰问金。事后，在同47军军政委交谈时，热情赞扬了组织上十几年来给予该老战友的特殊照顾，并嘱咐军首长尽可能进一步改善他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一位1948年入伍时年仅13岁的小战士，跟随他转战南北，婚后两地分居二十多年，对此他一直牵挂在心，最终帮助他们结束了"牛郎织女"般的两地生活。他为人和善，广交朋友。不论男女老少，都能热情相处，亲密交谈，关心他们的事业、家庭和亲人。几十年前的朋友，他都不时打打电话，问问情况，分享他们的快乐，分担他们的忧愁。他的朋友遍天下！他爱战友，爱亲人，爱他身边所有的人，而他也生活在爱的海洋中。无论他走到哪里，特别是他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单位，军地领导、老部下和当地老百姓，熟悉他的人都十分敬仰他，爱戴他，都热情地称他黎军长或老军长，他对此倍感亲切。因为他在47军先后近三十年，参加过无数次战斗，为部队建设呕心沥血，由一个基层指挥员成长为一名将军，铸就了他人生的辉煌。
回首他近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丰富多彩的动人故事，他追求真理热血从戎，投身革命矢志不移的爱国之心，在战火硝烟中赴汤蹈火舍身忘死的报国之举，为部队建设、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以及他那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令我们由衷地敬重他，热爱他，怀念他！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黎原回忆录》的出版得到了不少老领导、老战友、亲人、朋友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中央军委郭伯雄副主席的关心，大家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不遗余力的帮助。在此，我和孩子们向所有参与该书出版工作的领导、老同志、工作人员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梅林写于2009年3月27日黎原百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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