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后，我因为来自农村，穿的衣服、用的东西都是乡间土货，智能见识一时也赶不上城里的孩子，所以常被同学笑话，说我是乡下佬，有时还会受欺负。刚进城时住在王绳武家，他儿子王培英又和我同校，对我比较照顾。一年后王培英就毕业了，我也搬出了王家。我们班上有个县城的同学王某某是县里有名的阔少，他瞧不起我，经常无故欺负我。后来三个关家店的同乡同学牛学勤、任理中、粟中民知道后，非常气愤，主动出面打抱不平。他们趁春游的机会，在濮公山狠狠地"修理"了他一顿，以后他才不敢再欺负我了。
在新学堂里，我学习了许多新知识，开始用钢笔代替毛笔写字，同学之间的交往也比上私塾时更多了。可以说进城读书是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飞跃，我的眼光、志向也渐渐走出了淮河套。在胡家围子念私塾时，我满脑子都是忠孝仁爱的封建儒家思想，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如甲午战争、义和团、辛亥革命几乎都不知道，只觉得胡家的围子好，长大后要发家致富，像胡家一样建造一个更大的围子，再多买上几条快枪。上了新学，眼界开阔，才了解到中国很大，世界更大，知道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学校规定每周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背诵总理遗嘱，讲解时事和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从此，我开始有了念书不能只为自己，要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息县第一小学校名几经变更，现更名为息县实验小学。学校也从破旧的孔庙中迁出，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现有教师102人，3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700余人，是息县教育局直属的唯一重点小学。我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每次回息县都要到学校看一看，2007年9月我不顾91岁高龄，由家人陪同再次回到母校，把自己的多年积蓄15万元捐给了母校，设立助学奖学基金，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县里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看到母校的发展变化，感到无比的高兴和欣慰，希望母校越办越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1930年7月，我从息县第一小学毕业后，就到豫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潢川县城投考河南省立第七中学，即潢川中学。
潢川，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淮河南岸，潢河贯通，是豫南地区的首府。潢川中学始创于1905年，是豫东南地区最负盛名的高级中学，素有"豫南文化和革命的摇篮"之称。
清朝末年，随着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深重，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甚高，清政府被迫宣布废科举，兴学堂。1905年在潢川太阳书院原址，创立了官立光州中学堂，是豫东南创办最早的公办中学。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校名改为潢川中学校；1913年归省教育厅直辖，更名为河南省立潢川中学；1921年，全省省立中学以数序排列，校名改为河南省立第七中学；1941年恢复河南省立潢川中学，解放后沿用原来校名至今。现为省、地重点高中。
潢川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年就派人到潢川进行建党和革命活动，省立七中成了当地革命活动的中心，是豫东南进步青年汇集的地方。豫东南早期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汪厚之、熊少山、张侠生、易宗邦、胡日新等，都曾在七中求学，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七中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特别是1928年共产党员吴丹坤受河南省委派遣到潢川，以省立七中教务主任兼英语教员身份做掩护，组织学校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准备武装暴动工作。3月18日，在吴丹坤的带领下，省立七中三十多名师生参加了豫东南特委领导的大荒坡武装暴动，八名学生壮烈牺牲。吴丹坤在暴动失败后被通缉，以后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一直在家乡南阳一带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曾任南阳一中（原省立第五中学）首任校长、河南省政协委员。吴先生高寿105岁，1997年病故。当我1930年入学时，他们的光荣事迹，在学校中广为流传。
我入学时省立第七中学只开设初中班，停招了1927年开设的高中班。初中一、二、三年级各设甲、乙两个班，共6个班。我投考的这一年，招收新生80人。当时由于豫南地区只有这一所中学，招生人数和考生比例是一比十。我的考试成绩不错，顺利考入七中。记得息县考上七中的还有邹耀离、李廷贤、彭寿凯、任醒吾、姜炳荣等人。
8月中旬，学校送来录取通知书，到家里报喜。母亲自然是高兴万分。虽然说当时早就废除了科举制度，可在老百姓眼里，特别是乡村人看来能够考上省立中学，将来肯定有出息。母亲为此特意摆上酒席，招待来人和乡亲，庆贺一番。8月30日，我背着行李，一大早从家里动身，经吴村铺、堡子口、隆古，黄昏时分便进了潢川城。
河南省立第七中学位于潢川北城，校门坐北朝南。入校门后，迎面第一幢大房子就是校长办公楼，校长、教务主任都在里面办公。办公楼后侧有几间教室，左右两侧各有三排长长的学生宿舍，每排有15间小屋，每个小屋有六七平方米大。这些小屋就是当年考秀才、举人时，让贡生们一人住一间，三天三夜不得出门的考场。我被分配到校长办公室左侧第三排第六间小屋里。同屋共有三人，一位叫黄寿金，字文清，潢川县仁和集人，中学毕业后考上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1939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新华日报》当编辑。全国解放后，黄文清出任《甘肃日报》总编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恢复工作。另一位同学叫姚尊贤，是淮滨县人。七中是省立直属中学，所以一切教育经费都由河南省教育厅直接拨款。校长潘维新毕业于河南大学教育系，其他教员也大都是来自河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潢川距离武汉更近)，教学质量还是相当高的。我入学时学校仍利用原有的老校舍当教室。1932年，学校新建了几栋砖瓦结构的新教室，还配上了当时很少见的玻璃窗，光线极好，又保暖，比原来老贡院的房子强多了。1930年夏天，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趁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无力"围剿"红军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随着红军的胜利和革命力量的增长，党内"左"倾盲动思想又有了新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要求战斗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迅速集中和扩大发展"，并准备进攻武汉。9月，蒋介石已经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迅速调整了对红军的"围剿"。10月6日，红一军根据"在豫东南以潢川城为中心，发动起义进行配合暴动"的计划，再次倾全部兵力渡过淮河，第一师强攻潢川，第二、第三师袭击光山。7日晚，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徐向前率所部在潢川地下党的配合下强攻潢川。
当时潢川城内驻有国民党正规军约四五千人，潢川城外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墙，城墙外还挖有战壕，架设铁丝网，易守难攻。红军久攻不下，最后被迫撤回根据地。
红军攻城时，国民党军队侦知省立七中有共产党活动，企图里应外合，进行暴动。他们就派一个连的兵力在红军攻城时开到七中，控制学校，封锁校门。一天，我和黄文清、姚尊贤晚自习后，正欲睡觉，忽听学校北门外枪声好似炒豆一般，我们就好奇地跳下床，开门出屋想去看看。"不许出门!谁出门就打死谁!"白军哨兵厉声厉色，如临大敌。
原来守城的国民党军早知道七中师生在两年前，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参加过农民暴动，怀疑学校还有地下党组织。红军来攻，怕里应外合，就派兵把师生隔离起来。一晚上哪里都不让去，上厕所都有兵跟着。翌日天刚放亮，他们又把全校学生都赶到操场，又是搜身，又是查抄宿舍，折腾了大半天。最后将学生押回宿舍，不准外出。
在国民党军队的看押中，我们一连过了三天，仍不见有解禁的迹象。第四天，我和黄文清商量，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就一起去找教务主任成相天询问何时能够复课上学。成主任胆小怕事，什么也不敢说。我们就去找校长潘维新。潘校长一向爱护学生，对我们态度很热情、诚恳。但他也无奈地表示毫无办法，建议我们每个年级选两个代表，去找驻军连长谈判。于是同学们就推选我和黄文清等六名学生代表，找驻军连长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他们答应允许我们上课，但不能出学校大门。
又过了近一个月，同学们与外界都失去了联系，更不能同家里联系，连买饭买菜的钱都没有了。尽管潘校长令庶务科和灶房预借给每个学生一块银元的伙食费，以解燃眉之急，但钱很快就花完了，我们只好再去找驻军谈判，要求允许我们回家。这次他们只答应允许开城门放我们出去，规定在消灭红军以前不能放我们进城。于是，我们几个息县籍的同学决定一起结伴回家。在学校被看管了整整40天后，才在白军监视下走出了县城。
当我们几人穿过城外的铁丝网后，一个个如同笼中放出来的小鸟，雀跃欢快地往家里奔去。不料走了不到十里路，突然从路旁高粱地里窜出几个白军士兵，挡住去路。他们硬说我们是小共党分子，不由分说，就将我们绑了个结实，连推带搡，押解到附近一座院子，关进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屋里。直到下午，总部的一位参谋来视察，得知驻军连队抓了几个小共党分子，要看个究竟。守备连长连忙带参谋来到后院，打开屋门。我们一看这个参谋原来竟是息县小学的体育教员潘儒臣老师。他人非常随和，常和同学们一起谈笑玩耍。因为他有文化，就通过关系到驻军司令部当上了参谋。他一看是我们，马上命令士兵放了我们。后来我私下问他："当兵的为什么抓我们？"他说："还不是为了敲诈你们几个大洋花花。"后来听同学传说，当时学校里确有地下党支部，还有几条枪，由于红军攻城前没有联系上，才停止了暴动。据说枪支就藏在厕所里，未来得及取出。这次红军围攻潢川，镇上谣传国民党军队在大桥上枪杀了几十个学生，城里又不通消息，这可吓坏了母亲。她天天到庙里烧香，求菩萨保佑我的平安。还请我堂兄关升品、陈二哥和朱老舅分别到潢川城外（不让进城）打听消息。各种传说，使她忧心如焚，直到看见我回到家里，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次我们被看管了一个多月，耽误了学业，吃了不少苦。但通过同白军的谈判斗争，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我回家住了半个月，学校的国民党军队才撤走，学校恢复正常的教学。上学不久，我不幸染上了伤寒，被迫休学回家养病半年多。这段时间，我在家里帮助母亲干农活，学会了割草、喂牛、犁地、种地。自己还种了一亩烟叶，从栽培到上棚晒干、出售，全都学会了。既干了农活，又锻炼了身体，很有意义。1931年暑假后，我随下一期学生一起上学。
这时黄文清已上二年级，但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彼此仍经常来往，有事愿意在一起商量。学校经常开展讲演比赛。每次我和黄文清都积极参加。课外，我还学会了打篮球，成为班级代表队的队员。中学时代，我很活跃，一改小时候沉默寡语的性格。这主要是因为环境的改变，激发了我内在的活力。七中是省立中学，同学来自全省，接触的人广了。加上我在小学三年的锻炼，使我更加自立、自强。另一个因素是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成绩优秀，在同学中就有威信。我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不是拿第一，就是获第二；数学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其他课程也保持在中等以上。记得我的同桌黄先云考试时总是抄我的。解放后见到他，他还笑着说："要不是你，恐怕我中学都不能毕业。"为了照顾经济困难的学生，学校还在校园内特意腾出一间学生宿舍，开设一个小卖铺，专门经营学习用品，货品由庶务科负责采买。虽然进货量大，价格便宜，但学校仍按进价销售，不赚同学一分钱。我父亲去世后，家庭比较困难，有时学费都交不上。学校就让我和另一名家庭困难的同学姜炳荣负责卖货，每天午休时间和晚饭后开门营业。庶务科每月付给我们每人两块半银元作为薪水。这样做既方便了同学们的需求，又解决了我们每月的伙食费，使我们的学业得以顺利完成。在班里，我和姜炳荣、石英杰最要好。我们三人的学习成绩最好，同学们戏称我们是"三杰"。石英杰家境比较富裕，常常在经济上资助我，对我帮助较大，我们还结为兄弟。正是在学校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才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霸占了东三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七中学生也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热血沸腾。10月初，我从报纸上看到开封学生响应全国各地抗日救亡活动的报道，当时河南省主席刘峙还出席并主持了省会开封召开的抗日救亡大会，我感到七中也应该行动起来，加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于是我就去找黄文清商量。我们二人不谋而合，马上召集学生会委员开会，研究布置全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我们决定先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然后再组织大家上街，查抄日货，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散会后，我和黄文清一起找校领导请示，教务主任成相天是个滑头，又胆小怕事，坚决反对我们集会和上街。他还威胁我们说："没有上级的指示，谁也不能出校门，谁出校门就开除谁。"我们又去找校长潘维新，并搬出省主席刘峙都出席抗日救亡大会的消息，潘校长迫于抗日形势的压力，最终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开始他只同意我们开声讨会，停课上街宣传三天。我们提出三天太短，最后答应停课七天。
当天下午，我们就召开了全校学生参加的声讨大会。大会由黄文清主持，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进行了演讲，声讨日本的侵略暴行。会场上群情激愤，同学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纷纷要求参加抗日义勇军，抗击日寇，保卫家园。
晚上，我们再次召集学生代表开会研究，决定将学生分为两个大队，若干小组。一队为宣传队，一队为检查日货队。宣传队队长为黄文清。我任检查日货队队长，副队长为董玉芝，并布置了上街宣传和查抄日货的具体事项。会上决定收缴的日货暂不烧毁，先集中起来，放在学校统一管理。宣传和检查同时进行，宣传队把商人集中起来宣传，检查日货队则进店铺查抄日货。第二天一早，七中一百多名同学拿着刷子、白灰桶，唱着抗日歌曲，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等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校门，来到潢川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南大街，开始宣传、查抄。我们先将商人们集中起来，由我和黄文清给他们讲查抄日货的意义，然后进店查抄。我们很快就抄出一些洋布、洋车，还有袜子、皮货、仁丹等。我就安排几位同学先用洋车把日货送回学校。 ?
初战告捷。我和黄文清又带领同学到北城东西大街两旁的商号继续宣传、查抄。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抄出的日货整整堆满了学校庶务科的一间库房。这天夜里，被抄的商人带着老婆、娃娃跑到七中，又哭又闹，要求归还他们的日货，直闹腾了大半夜才散去。
潢川小学的学生和城里的进步青年，一看七中同学行动起来后，也积极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并协助我们一同查抄日货，掀起了潢川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查抄结束后，如何处理收缴来的日货成了一大难题。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按开封和武汉的做法把日货烧了，但反对的人认为烧了实在可惜；有人主张全部充公，但又不知道应该送到哪里，由谁负责保管；还有人表示应该送给东北抗日义勇军，但义勇军远在东北，不切实际。大家争来争去，也没有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后来我提出把日货交给县商会，作为商会基金，要求商会向同学们担保用卖日货的钱，发展地方手工业、编织业，促进民族工业发展。我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当时我热情很高，也很激进，为了表示抗日救亡的决心，我主动把在潢川开百货铺的姨夫，也就是周云庆的父亲，为逃避查抄，寄存在我处的一包日本出产的袜子、衣服、仁丹等拿出来，当众烧毁。周云庆一家对我家有恩。小的时候，父母带我到县城躲避土匪时，得到过周家很多帮助。我在息县上小学时，还在他家寄宿了一年，周家待我如同亲儿子。但当时爱国之情战胜了亲情，民族利益战胜了个人利益，出于对日寇的愤恨和抗日救亡的决心，我还是毅然将之烧毁。我们一个礼拜宣传抗日、查抄日货的救亡活动很快就结束了。谁料半月后，潢川县里的商人们见风平浪静，就在商会卢会长带领下找到学校，气势汹汹地要求学校开除带头搜查日货的同学。这些人都是地方上有势力的阔人、富人，有些人还曾恩惠于学校。学校惹不起，便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决定开除我和董玉芝。黄文清知道后，带着十几个同学找到潘维新校长，义正辞严地说："如果学校要开除关俊彦和董玉芝，同学们就集体罢课。"校方无奈，只得被迫取消开除的决定。我们以为这样就没有事了。谁知两天后，校门口告示栏中突然贴出一张布告，内容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兹有我校二年级甲班学生关俊彦、董玉芝因不守校规，夜不归校，特给予记过处分。特告。校务处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日
同学们看到了处分通告后，群情激愤。大家都说这分明是变相报复，替卖日货的商人出气。于是，黄文清带领大家找到校长质问："潘校长，你说关俊彦哪一夜没有归校？"
"我和关俊彦住一个宿舍，他从来没有不请假外出，学校凭什么说他夜不归校。请校长拿出证据来。"同宿舍的同学说道。
"要说遵守校规，关俊彦是我们班最好的一个。他夜晚从不离开宿舍，都在自习。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他宿舍向他请教数学。"彭寿凯同学证实道。
"没有根据就乱说，还处分人，校风何在?"同学邹耀离质问。面对大家的质问，潘校长也很尴尬，只好向同学们解释说："看来是成主任没有弄清楚，太草率了。这样吧，大家先回去，我找成主任核实一下。"经过大家的斗争，学校取消了处分决定。这次参加组织抵制日货的活动，使我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对我的成长是一次很大的锻炼。
学生时代，我对共产党的了解并不深刻。最初对共产党产生的良好印象，主要是来自我的同学周新武。周新武是我的小学同学，比我高一班。他读过很多书，学习成绩好，经常和我们一起参加学校的文体活动、演讲比赛。全校的学生都很尊重他。他的父亲周柱臣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是我们息县著名的开明绅士，家里有良田两千多亩。小学毕业后，周新武到开封上中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0年他因散发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传单，被反动当局逮捕，判刑两年。消息传到息县，大家都不敢相信。那时，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的主张就是共产共妻，而且还杀人如麻，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但一想到周新武是共产党，他父亲周柱臣是老同盟会会员也同情共产党，通过身边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使我对国民党的宣传产生了怀疑。再就是陈二哥对我讲的亲身经历。息县离鄂豫皖苏区不远，鄂豫皖首府新集镇离我们县城只有一百多里。陈二哥经常到武汉做小买卖，一年总是要经过苏区好几趟。他回来后常常对我讲苏区的见闻，称赞苏区公买公卖，打倒地主，平分土地，苏区的农民生活很好，都有饭吃，治安也好。陈二哥还对我说："在那边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共妻的事，杀人如麻更是没见过一次。"
那时在学校里也讲三民主义，虽然我对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都很以为然，但亲眼看到的政权代表却是像任应歧、戴民权那样的军阀、土匪武装，所以对旧政权印象很不好。到了中学时代，陈继承在潢川当专员，为了拉拢民心，执行过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因此麻痹了不少群众。但我上学期间因红军进攻潢川，国民党军队封锁学校，我们无故被扣押四十余天，我们多次同他们谈判和交涉，才获准出城回家。在城外又被他们羁押，诬陷我们是小共产党，想敲我们的竹杠。因此，我对国民党军队的印象很坏。加上听了陈二哥的见闻，特别是七中师生在吴丹坤老师的带领下参加大荒坡农民暴动的革命壮举，更是让我崇拜共产党，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有了更多的向往。由于以上几方面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我那时能够接触到的共产党如周新武，听到的共产党如参加革命暴动的七中师生，都是在社会上普遍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产生了彻底的怀疑，反而认为共产党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并非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同时，我也对共产党有过许多幼稚的想法，或许是从小受《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的影响，对共产党甚至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神秘感，觉得共产党员都是些有武侠精神，神通广大，好打抱不平的能人。我在潢川省立七中读了四年书(其间因病休学大半年)，学习了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看到了淮河套以外的世界，明白了中国正在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正在一步步地沦为殖民地。我上中学的第一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到我毕业时，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又陆续占领了热河及冀东地区，还企图进一步分裂华北。我和同时代的青年学生一样，义愤填膺，都渴望能够上前线去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学习军事，报效祖国的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的。2005年1月，潢川中学迎来了百年校庆，我作为一名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老校友，毕业七十余年后还有机会参加母校的百年校庆，同各届校友欢聚一堂，感到非常幸运。参加校庆的老同志，除我之外还有抗战后期的校友白桦，他1947年从母校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一直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是著名作家。我们在一起回顾母校百年变迁，展望光明的未来，心情无比激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现在回顾年轻时的奋斗目标：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祖国一天天地强大，这一切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年轻时代的梦想，相信我们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灿烂。
4、少年时代的社会变迁
我出生在民国六年(1917年)。当时的中国已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未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各省各地的大小军阀们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割据统治，军阀政权甚至比皇权时代的清政府更专制、残酷。帝国主义的势力更是一步步深入到乡村，他们把中国当成殖民地，不断掠夺和压榨中国人民。我的家乡河南地处中原，军阀混战更是连年不断。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国家处于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社会一片混乱，人民生活日渐艰难。
我生活在农村，这里的封建势力未受到很大冲击。我读书时住过的胡家、张家，以及后来上小学时在县城住过一年的王家。这三家地主在当时的农村社会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地主，他们有的是官绅一体，有的是地主、绅士加土匪恶霸，有的则是开明绅士。但他们都是通过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剥削佃农。他们有的还勾结官府、军阀、土匪，共同欺压百姓，过着不劳而获的富裕生活。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基层政权很不健全。村长有的是上级指定，有的是基层推举。一般都由村里拥有一定威望的人担任，他们几乎都是地主，没有民主可言。村长的责任就是收田赋、派捐税。村长要挨家挨户地张罗收钱。此外，村里出现打架斗殴，也大都由村长出面调解。外面来了有脸面的人，村长也要代表全村出面陪同。到了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大概是1929年前后，乡村开始建立保甲长制度，基层政权逐步健全。联保主任、保长大都是由年轻人出任，还要求有一定的文化，一般是高小毕业。我的两个小学同学就曾出任过保长，他们还到信阳接受过政府的训练。
在我记事的时候，也就是大革命之前，尽管老百姓的生活已不如晚清时代稳定，但生活秩序尚可。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镇子里年年总是要舞狮子、耍龙灯、玩旱船。每年春、秋两季，镇子里还要请戏班子来唱两次戏。这是一年里小孩子最快乐的时节。关家店镇有一个全县最大的庙，平日里龙灯、狮子、旱船等就摆在庙里，过节时才拿出来玩耍。随着军阀混战的加剧，整个社会秩序开始混乱，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差，社会远不如清末和民国初年安定。大概自1923年以后，原本放在大庙里的龙灯、狮子等也都不见了踪影，大庙成了穷人、乞丐的避难所，每年冬天我都会看到几个乞丐冻死在庙里。我住的关家店东围子共有20来家，有两户地主，其他都是贫农，正常年份尚能吃饱，遇上灾年，很多人家被迫外出要饭。住在我家东院的三家贫农，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都死光了。
那时农村民风淳朴，农民对于向国家上缴田赋，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称之为"完粮"。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完粮的观念很深，无论满清还是民国，农民都视之为天经地义，是应尽的义务。农民凭地契到县城完粮，每亩田地一年要缴纳一定的田税。完粮的凭证就是地契，所以农民都将地契看作是命根子。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总是小心谨慎地收藏着家里的地契，将它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再藏到小偷找不着而又不易受潮的地方。家里地多的人一般都是自己上县城完粮，记得我家每年都是由朱老舅去。地少的贫困人家则由村长代收代缴。当时同村的居民大多能和睦相处，地主和穷人之间，表面上也过得去。但不同村落或家族之间经常因争夺土地、水源发生冲突，双方纠集几十甚至上百人，带着梭镖、大刀、棍棒等混战一场，有时把一方打败了或经人调停劝解，双方就散了。如果失手打死了人，往往会发生更大的争斗，还要到官府打官司。我就见过两场大的械斗，一场是我们关家店关家和谷家不知何因发生械斗，双方都集聚了很多人，打了一阵没出大事，也就散了。另一场是我随四爷在张家读书时，张家老四同姬家争抢农田用水，打群架时被对方失手打死。后来姬家赔了钱，凶手坐了牢才算了事。这种矛盾一直延续着，有时会影响几代人。各宗族新的继承人首要任务就是宣誓继承前辈的遗嘱，祖上的遗书常常记录着本族的仇人为某某，对仇人绝不能手软，一定要报仇雪恨。它往往成为继任者终生的誓言。
在我上中学以前，国民党尚未统一中国，家乡驻防的全都是北洋军阀的军队，有些军阀部队其实就是收编的土匪，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当时在我家乡一带驻防的主要是任应歧的部队，他原本是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第十师师长。1927年初，当北伐军准备进军河南时，任应歧阵前倒戈，转眼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此后仍驻防潢川一带。他的一名部下戴民权就驻扎在息县县城。戴的部队就是土匪改编的。那时的农家子弟是不肯当兵的，正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因此，戴部招收的士兵大都是无业游民和地痞无赖，纪律非常差。当时老百姓就怕过兵，军阀部队路过的时候那真是鸡犬不留，当兵的一进村是见猪杀猪，见鸡捉鸡，所有吃的是一扫而空。如果不逃，年轻的姑娘就会遭到奸淫，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肯定会被捉去当夫役。我小的时候，就经常随大人到河对岸二姨家躲避。
除了军阀部队的横征暴敛外，时常还有小股土匪打家劫舍，散兵游勇勒索，逼得民不聊生，于是河南的农民开始纷纷组织红枪会，抗暴抗捐。红枪会完全是农民的自发组织，最初的称号有好多，如大刀会、扇子会、黄枪会等，我们镇上的红枪会就叫太极道。它没有明确的纲领，主要就是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红枪会最初是由一个一个的村子单独发展起来的。开始时相当分散，大都是先由村里习武的年轻农民组成，每村有一个武教头。后来几个村子合起来选一个大头目，慢慢地发展成几万人的规模。整个息县较大的村庄都设有红枪会堂，是它的基层组织。每堂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会众在会首的主持下，习武练功，演习战法，遇事得服从调遣，拼命冲杀，不当孬种。为了鼓舞士气，红枪会还表演所谓的刀枪不入。他们用的枪都是土造的，子弹也是自制的，最多不过就打百十米。会首事先做好试验，掌握好距离，令一排会众向另一排距离合适的会众瞄准射击。子弹射到身体时，早已失去了力量，四周的村民看了真是惊讶不已。我看了以后也是深信不疑，真以为他们可以刀枪不入呢。我们县的红枪会兴起于1923年，以后慢慢地组织起来，自发地抗捐抗税。
此外，各村的红枪会还安排夜间打更放哨，防匪防盗，起到了一定的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1926、1927年间，息县的红枪会曾两次组织几万会众围攻县城。我的一个堂兄刚结婚两三个月，也参加了围城的战斗，不幸被打死。据回来的人说，他们抬了一口棺材，里面装满土制炸药准备炸县城，城门没有炸开，红枪会众认为出师不利，情绪低落，守城的军阀部队趁机出城追杀。红枪会众就撤到离县城东15里的新铺街，在淮河东岸防守，同军阀部队相持了大约两周。当时镇上各家各户还给红枪会送饭，并运去土炮协助防守。但最终红枪会还是没有抵抗住军队的进攻。失败后，会众就四处逃散。军阀部队挨家挨户地搜捕，烧掉了关家店全镇的民房。从此人民生活更苦，很多人沦为乞丐。
红枪会完全是农民的自发组织，抗捐抗税，反对军阀横征暴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思想落后，封建迷信，因此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很难再进一步壮大，一旦外界环境转变，往往就自生自灭了。
那时的农村社会还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但也有了外国经济入侵的痕迹。吃、穿都是靠自家的田地。农家种的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基本是自己加工；收上来的棉花也是自己纺线织布。穷苦人家没钱染布，就只能将织好的布和树叶一起煮。村民们喝的酒也大都是自己烧制的高粱酒。我们家乡产芝麻和花生，老百姓吃的油也主要是自己榨的芝麻油和花生油。当时有几个行业特别突出，一是竹制品，我们镇上就有好几家经营竹制品的竹行。老百姓家里用的桌椅、床铺基本上都是用竹子编的。另一个就是烟行。我们家乡的气候特别适宜种烟叶，老百姓家家都种，每个镇子也都有几家加工烟叶的烟行。成年男人几乎都抽烟，抽烟有很多讲究，家里来了客人，要用上好的烟叶招待。家境好的抽水烟袋，是铜质的，每天都要擦得很亮；家境差一些的就抽旱烟袋，用一根粗细适中的竹竿制成，一头挖一个洞用来装烟丝，一头当烟嘴，中间打通，大约一尺来长。我们家里就预备有招待客人的水烟袋，家里也种过烟，父亲还卖过烟叶。息县离武汉很近，这时乡间已有人买洋烟、洋火、洋油、洋布等外国货，当然只有有钱人才用得起。我是到县城上小学后才第一次穿上洋布的校服和南洋陈嘉赓兄弟公司产的白胶鞋。我在乡下还见过日本的仁丹、英国的哈德门牌香烟。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大量流入中国。受外界的影响，我们家乡也有人种大烟、抽大烟。种一亩大烟的收入是种粮食的十倍，但税很重。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允许乡间种大烟，只要交税就行。鸦片的泛滥，危害很大。当时镇上有很多人吸食大烟上瘾，以致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因为鸦片烟很贵，记得当时是2角钱一泡，一天吸3次就6角钱，相当于一个人一周的生活费。我当时就看见有几个比较富裕的人家，因吸食鸦片，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除了抽烟外，喝茶也是不分贫富，人人喜爱的。息县在鄂豫皖三省的交界处，那时本地并不产茶，茶叶主要来自安徽和湖北。信阳鸡公山毛尖那时还不是很出名，我就没有听说过。我们喝的茶叶大都是从安徽六安贩来的。陈老二每年三四月间都要到六安买茶叶，一次可以挑回一百多斤的嫩叶，加工后可以挣上五六块钱。我家有两间客房，经常借给他加工茶叶用。五、六月产的茶叶可以直接在太阳下晒；三、四月的茶则要放在炭火上烤；好的品种还要放在锅里炒。那时，六安是茶叶集散地，每年春季来采购茶叶的商贾、小贩特别多，当地有很多以采茶姑娘名义出现的风流女子，勾引男人。这在我们家乡流传得很广，家里的老人最反对年轻男子去六安，怕受姑娘的诱惑。常有些年轻人到了六安后把买茶的本钱都挥霍掉，只好空着扁担回来。
当时的农村，传统的封建伦理还没有被破坏，大家仍然习惯地信奉原有的宗教，遵守传统的道德。我进城上学前就分不清是民国几年，至于普通老百姓对是否还有皇帝都不太清楚，仍保有强烈的忠孝思想，母亲就常常用忠君爱国的观念教育我。记得小时候镇子上还竖有忠君碑、忠义碑、长寿碑、孝顺碑、贞节碑，用来表彰贞妇节夫，教化乡里。逢年过节家家都非常虔诚地祭祀祖先和神灵，向天地表达自己努力行善的愿望，祈求一年的平安和幸福。我记得小时候过小年祭灶王爷时，常看到的一幅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那时，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对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还是起着一定的作用。如镇上周大夫家的老三当土匪，家人就会认为有辱家风，迫于社会压力，父亲亲手勒死了当土匪的儿子，受到乡邻的称赞。但封建礼教也害了不少人，受害最严重的是妇女。
当时妇女没有地位，在家里吃饭不能上桌子，有客人在就不能进厅堂。从小要缠足，嫁人后万一死了丈夫要守寡。我的一个堂兄参加红枪会阵亡时新婚妻子刚刚怀孕，她迫于封建礼教的压力，一生未改嫁，独自一人抚养孩子，生活非常凄苦。围子里李家媳妇与人通奸被发现，族人将他们两人捆在一起，毒打羞辱，李家媳妇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当时农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主要就是说唱大鼓书。偶尔有耍猴子的人来镇上表演，此外就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了，所以镇上赌博成风。大庙和迎官馆前的大街上，每天聚集着很多人赌博。穷人玩的主要是押宝和推牌九，有钱的富户就在家里打麻将。平时赌博的人就很多，大人小孩都有，逢年过节就更厉害了。我小时就偷着用大人给的零花钱去压过宝，为此还挨过母亲的打。赌博还引起很多社会问题，赌输了以后，不服气的就会打群架，还有偷盗的。有些人因赌博输光了家产，妻离子散。我记得镇上有一家当时还是比较富裕的地主，有一百多亩地，因为染上了赌瘾，输光了家产，流落街头。住在我家院内的族人关应成一家，种了几亩地，农闲做一点小买卖，日子本来过得不错。自从他迷上赌博，输多赢少，造成家庭不和。他为了戒掉赌瘾，自己剁掉了食指，发誓不再赌博。但没过多久，又开始赌博，最后家破人亡。
那时，农民生了病都是看中医，一般医生家里也都会开一个药店。关店镇就有三家药店，店主就是中医师。乡间偶尔也有小商小贩卖药的，大都是些江湖郎中。穷人家要是得了小病就用土法治，如拔罐子、扎针、放血等。在农村根本就看不到报纸、杂志，我是上了中学才见到报纸，有《河南日报》和武汉出版的报刊。至于电话，县城里都没有。王宪章家算是县里的首富、县商会会长，我在他家里住过半年多都没有见过电话。但电报已经有了，只能在县城接收得到，我从来没用过。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的地主子弟也开始乐于接受新学，纷纷读起小学、中学，逐步形成了一个同传统农村士绅不同的新群体。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眼光更加开阔。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所以关注的问题不再像父辈那样仅仅是为了科举、功名，或是买田买地，发家致富，他们开始关注社会的变革。虽然有时他们更多的只是议论，而很少付诸行动，但终究将眼光逐步从原来的土地上移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我的一个远亲周次勋，就是这样一个颇具典型的青年，他和周围一些经历相仿又经常往来的朋友、同学，对我少年时代的成长有着一定的影响。J
周次勋比我大五六岁，住在离关店约五里路的周岗。周岗原属于光山县，后来划给了息县。那时两县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属光山，以北属息县。他家是地主，兄弟四人，有一百多亩田，哥哥是村长。我是上小学时认识他的，那时他已从信阳中学毕业了。周次勋受过系统的新式基础教育，有一定的知识，比一般农村青年的眼光开阔。他对当时国家的处境不满，对孙中山、蒋介石有一些了解，向我介绍了许多新时代的新事物。周次勋中学毕业后，没有继续求学。以他的知识水平，足以在乡下当老师。那时农村教育结构正在逐步变化，由传统私塾向新式小学转变。高小毕业的学生就可以在乡村小学当老师。关店1930年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小学。但他不愿当教师，也不愿充当基层政权的官吏，比如区长、联保主任等职务。他家是地主，也不需要他种田务农，只是闲待在家里，喜欢和青年学生交往。
关店是县里的大镇，又是到县城或潢川的必经之地，所以每逢赶集或外出交往，他必来我家。那时我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两间客房。他还在我家客房挂了一些字画，我家几乎成了他的半个家。我上中学时曾因病在家休学大半年，他几乎每周都会来我家住上几天。他结交的朋友都是中小学毕业、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人，又大多以关店为活动中心。逢集时常来我家，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因此我们经常在家里谈古论今，也对今后的出路和未来交换意见。那时，我常听他谈三民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还在一起议论如何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我曾幼稚地提出应该先把农村的坟地分了。我还从他嘴里听说大城市里有面粉厂、纺织厂。我们一群青年学生就常常议论应该在县城办工业，开工厂，织洋布。
周次勋一直没有参加工作。我在县城上小学和在潢川上中学时，他常常来看我。他家和县里的著名士绅周柱臣家有亲戚关系。周柱臣的长子周新武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初期担任上海广播事业局局长，曾介绍周次勋到上海工作了一年。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被迫返回家乡接受管制。我学生时代和周次勋关系密切，思想上受他的影响较多。虽然上小学后，学校也开始讲授一些时事政治，但我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更多、更直接的是来自于他。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大都是农村中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他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
第2部分、投笔从戎，考入黄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