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考入黄埔
1934年夏，正是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我从七中毕业了。中学毕业后，我原本想继续上高中、大学，但家里经济困难，供不起。考师范省钱，可我从心底里又不喜欢教书。主意未定，我就和同学王清泰一起扒货车来到开封。我们考虑开封是河南省会，上学或就业的机会多一些。加上王培英在开封工作，很想听听他的意见，得到他的帮助。
到开封后，就去找王培英。王培英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在省保安司令部当书记官。我放弃私塾改上新学，就是在王培英的帮助下实现的，我们两人一向感情很好。开封相见，自然分外高兴。王培英问了问我的学业情况，慨然表态：我考高中，他会全力支持。于是，我就决定报考全省最好的高中省立一中，全省最好的师范--开封一师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百泉师范。我分别到以上三校报了名。随后，天天闭门复习，熟背《投考指南》。空闲时间我还天天翻看报刊上登载的招生广告。一日，我在报上看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简章》。我想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从军习武，可以上前线抗击日寇，报效国家。加上军校是吃皇粮的，不用付学费、书费、伙食费，这可以解决我的经济困难。于是我就和王培英商量，想去报考军校。他也完全同意，支持我去考试，还帮我买了开封到洛阳的火车票。
次日，我就从开封登车，经五六个小时行驶，到达洛阳。报上名，找旅店住下，又读了一夜《投考指南》。天明，我便按要求来到设在洛阳西苑营盘的考场。我由于初中课程学得扎实，试卷一发下来，我扫了一遍，只有两道数学题是高中题，其余都会。两天后发榜，我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正取生。我一拿到录取书，就回到开封，告诉王培英。王培英高兴地对我说："向军队发展好，国家民族正在危难之中，没有军事本领怎么打日本。"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残暴野蛮的侵略活动，把中华民族一步步逼向绝境。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的地方，人民成为流离失所的"亡国奴"。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当人们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抑制地热血沸腾，不分彼此地结为一个整体，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来抵抗侵略。全国青年学生，保家卫国，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报考军校。当年各地报名投考者突破万人。军校在洛阳招正取生100名，备取生100名，而考生竟有1600多人，平均八人录取一人。我也正是在这个大时代的感召下，抱着富国强兵的理想，毅然投考黄埔军校。
我在开封停了两天，来不及回家告诉四爷和母亲，草草给他们写了封信，便按照要求第三天赶到洛阳西苑营盘报到，五天后到了南京。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就是设在广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立起来的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
1924年，孙中山先生深刻反省了自己近四十年的革命经验和教训，重新改组了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先生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把它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孙先生选择这一天，是有着深刻寓意的。就在两年前的6月16日，陈炯明背叛了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先生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就是要表明他和封建军阀彻底决裂的决心，他要建立一支真正拥有革命意识和革命觉悟的"党军"。这一天就成了黄埔军校的校庆。
在大革命期间，黄埔军校因为首创了崭新的革命制度，并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建立起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军队，从东征到北伐，由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的这支军队，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赫赫战功。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就是靠黄埔建军，靠黄埔起家，靠黄埔打天下。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建立初期，大量来自黄埔军校的广大师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这支革命军队依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由此可见，由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的黄埔军校，不仅为国民党，同时也为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材。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产生过深远的影响。B
1928年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我考入黄埔军校时，它已经成立了整整十年。军校位于南京城东北角。进军校大门沿黄埔大道前行，大道左侧为马标营、右侧为炮标营，大道顶头是校办公楼和教室、教官宿舍。办公楼后有一个硕大的练兵场。练兵场顶头是军校礼堂，礼堂曾在1945年9月9日作为中国战区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签字的地方。礼堂东北侧有一幢二层楼房，就是校长蒋介石的住处，楼房前是一花木茂盛的花园。练兵场两侧各建有六幢二层楼房，是学生宿舍。东边六幢楼为第十期学生，西边就作为我们十一期新生的宿舍。十一期700名正取生，编为入伍生第一团，称十一期一总队，总队长是唐冠英，少将军衔，保定军校毕业。700名备取生，称入伍生预备班，编为十一期二总队，修业期延长半年，主要是补文化课，总队长为易龙。军校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讯兵五科。步科人数最多，下设大队，大队之下再设一、二、三队，每队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又设三个班。我为步科步兵大队第二队四班学员。二队队长是陈怀勋。
我们住在操场西边由南向北数第二幢一楼左边一间大房子。说来凑巧，全国解放后，国民党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改建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从1956年起军事学院开办函授系，我又连续三年，每年到军事学院学习三个月，每次又都住在我上军校时所住的那幢楼房。黄埔军校自广州迁入南京，正是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统一全国之时，因此学校建设更加规范，成为一所名符其实的正规军事院校。所谓正规是指它主要以培养军队基层军官为目标，根据这个要求制定训练计划和教学内容，通过三年正规、系统的学习，使学员掌握一个军官所必须具备的军事知识和技术。此时的黄埔军校，更类似于日本的士官学校和美国的西点军校。黄埔8~12期（最早1928年入学，最晚1938年毕业），由于局势相对稳定，当局注意抓军队现代化、正规化教育，注意培养基层军事指挥员。学员的学习相对正规和系统，水平比较高。尽管此前黄埔军校早已名扬天下，但它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型军事院校，培养了一代拥有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的人才。从军事训练角度考察，那时黄埔军校的教学计划更多的还是政治思想教育，最重视培养学员的革命精神。由于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专注于军事训练，教学内容主要是根据革命形势和战争发展需要而定。以第1~6期为例，前后学习仅半年，其间还参加了东征，有的学员甚至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两三个月就上了战场。但他们正是依靠在军校培养的这股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才有可能战胜人数众多的北洋军阀。相对而言，8~12期处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所以能够坚持三年教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军校一度迁到武汉。第12期比我们晚入学一年（郝柏村就是该期学生），他们是1938年秋毕业的，也是经过了三年的严格军事教育。
军校训练极为严格，凡入伍生不能完成训练课程者，都要淘汰。训练目的就是严格地按照一名士兵的要求，通过一年的集训，将一个普通老百姓，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士兵。射击、刺杀、投手榴弹、器械体操等都要掌握。其中最严格的是军姿和射击训练。军姿主要是在操场上练习立正、稍息、正步走。那时军校的所有训练科目都以德国陆军为模范，因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各国公认最强的。军校的顾问也都是德国人。出操时，德国顾问会到操场上检查。德式的正步走很难掌握，我对它印象最深。它要求行进时上臂不许摆动，非常不舒服，掌握不好，节奏很难一致。学员们使用的武器基本上也是德国造的。步兵武器比较简单，同日本武器比较优越性并不明显，只是更精密准确而已。德式武器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炮兵、坦克和装甲器材方面。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火炮精密度极高，射击的有效距离更远。德国炮兵的技术和战术，在那个时代都是比较先进的。
军校还非常重视入伍生的体操课程，特别是单、双杠，要求比较严格，全套动作必须掌握。我中学时代爱打篮球，所以动作还比较协调，很快就能掌握要领。平时的日常起居，也要严格按照士兵的要求。听到命令或号声，必须跑步排队，以最快的速度集合完毕。特别是夜间紧急集合，最初没有经验，也不知应该先穿什么，后穿什么，总是手忙脚乱。此外，内务卫生要求也很严，被褥必须叠得有棱有角，上级会随时检查。因此，训练结束后回到房间休息时，大家都是轻易不敢躺在床上。一个房间16个人，大都坐在地板上休息，生怕把被褥坐乱。按校规规定，学员是不准吸烟的，但也有个别学员偷着在厕所抽烟。
入伍生每天都要在操场上训练，上、下午各两个小时，风雨无阻。同时，每个学员还要在校园内值勤、放哨。校长蒋介石只要在南京，常住在校长官邸。我们都要轮流在官邸放哨，特别是夜里值勤到两三点时，困得实在难以忍受。记得一次在岗楼值勤时，我竟然睡着了。区队长王立哉查哨时拿走了我的枪，我都不知道。事后，我受到区队长的严厉批评："要是打仗，你早就成俘虏了，搞不好把命都丢了。"这事对我触动很深。
为了强化入伍生体能，军校规定每半月组织一次急行军，每次60~100里不等。急行军时要求每个学员必须全副武装，负重50斤左右。我虽然个头儿高，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伙食营养不足，体质欠佳，头一回40里急行军摔倒多次，区队长连拉带踢，硬是逼我赶上了队伍。我曾为体能赶不上，一度心生退学的想法。但冷静下来，思量再三，还是咬咬牙，坚持住了。过了两三个月，我就能够适应，急行军时不仅不摔跤、掉队，还能发挥大个子腿长的优势，帮助体质弱、个头小的同学背枪、背行李。军校的伙食比我上中学时好多了，每餐四菜一汤。不过，吃饭速度要快，否则就吃不饱。吃饭时大家要排队进饭堂入座，值日官第一声哨响开始吃饭，15分钟后第二声哨响吃饭完毕，无论是否吃完必须离席，一日三餐都是如此。最初，我很不习惯这种方式，紧吃慢吃，才吃个半饱或大半饱。但日子一长，我也就渐渐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随着营养的改善，所有的训练科目我都能顺利达标。入学后不久，还要进行复试和政审。复试成绩不好的要退学。我复试时考得不错，留在了一总队。
政审相当严格。主审官由军校政务处（相当于解放军部队中的政治部）派员审查，每个学员都要找去单独谈话，主要询问个人身世，在中学时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和社会活动，特别是询问我们参加过哪些性质的罢课、游行，还要每人讲讲对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看你是否有左倾思想。我的经历比较简单，来自国统区的农村，家里是富裕农民，同共产党没有过联系。有个别学生就是因为没有通过政审，被军校辞退。
经过九个月的严格训练，我不仅增强了体能，掌握了一名士兵应该具备的各项技能，还养成了士兵应有的生活习惯，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军队的一切规章制度，包括内务制度、卫生制度和军容军纪。入伍生训练课程结束后，按要求每个学员都要到野战部队实习三个月。我和区队20多名入伍生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师（中央军）实习。师长王万龄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云南腾冲人，很年轻，军校毕业后一直带兵打仗，十年升至师长。我们到师部报到时，王万龄还亲自接见我们，勉励我们好好锻炼。
当时该师驻扎在武汉附近的阳新县，离我家只有两天的路程。我曾向师长请假探亲一周。师长人不错，对我们军校学员很关照，批准了我的假。按规定学员实习期间是不准请假的。一周后我准时返回部队报到。当时，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已经结束，部队主要任务是就地整训。后来四师又奉命"追剿"红军萧克部。我们先乘船到湖北宜昌，随后又返回武汉，改乘汽车赶到湖南邵阳。而此时红军早已走远，根本就没见到红军的影子。
实习期间，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收获就是熟悉了解了野战部队，特别是对国民党中央军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第四师是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忠于蒋介石，打过不少胜仗，有一定的战斗力。行军、打仗、执行命令都表现得不错。该师的团、营长大部分是黄埔五、六期的毕业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央军要比其他部队文明。这是同我小时候见过的任应歧的土匪武装和冯玉祥的部队比较后得出的看法。冯玉祥的部队在我家住过，论军纪，冯玉祥部队的纪律最好。冯玉祥对部队训练也比较严格，白天耍大刀，晚上还要求士兵读四书五经，但冯军封建意识很强，对违反军纪的官兵要体罚，打军棍，动辄就是三四十大板。我曾见过有些违纪士兵被打得屁股都烂了。冯部基层军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讲话粗鲁，常常是一张嘴就骂人。但同土匪部队相比，还是要好得多。冯的部队从不扰民，对老百姓很和气，向老百姓借东西，也能按时归还。但带兵方法还是传统的军阀模式，靠体罚管理部队。
对比之下，中央军要文明得多。各级军官基本有一定的文化，训话时也能讲出些道道来。每天早晨师长亲自带师部官佐出操、训话。每周一举行总理纪念周，师长都要向官兵讲解时事政治和训练要求。虽然国民党军队中有一定的政治教育内容，但和红军相比，差距还是巨大的。士兵们都不大明白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
我实习所在的五连连长叫朱长命，是河南老乡。他是行伍出身，没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打仗勇敢。朱连长和我混熟后，无话不说。一次私下聊天时他向我发牢骚道："小老弟，跟你说实话，这个连长我真是不愿意干了，苦得很呀。我不像你们黄埔生，是穿黄马褂的，将来升迁快。在中央军，行伍出身的人是没有多少机会升官的。打仗时还能按时发饷，不打仗就常常拖欠。当兵的不发饷，就带不住。士兵向我要，我又问谁要呀。就是这样，上头还动不动嫌你行军不快，打仗不卖力。士兵大都是穷人出身，为了能拿几个饷，才吃粮当兵。可上头老是拖欠，谁还肯卖命。多逃了几个兵，上头还要惩罚。可是和红军打仗吃亏太大了，不知哪天就会被打死。真还不如回家卖豆腐自在呀。"很快三个月的实习期就满了，军校特意派人到邵阳接我们返校。在我离开连队的前一天，五连新招募来的几个新兵又开小差跑了。
1935年暑期，经过一年入伍生学习考核后，我终于转为军校正式学员，领章上也戴上了学生符号。正式学员的学习内容、教学计划、生活制度都有一定的变化。入伍生阶段主要是学习步兵操典。每天三操二讲（早、中、午三操，中间各有一小时讲解）是雷打不动的。训练之余，对生活管理也很严格。而正式学员的教学目标，是培养一名下级军官的知识技能和带兵方法，为今后带兵打仗打好基础，生活方面也比入伍生丰富一些。
步科主要开设战术、地形、工程、交通、兵器、辎重六大教程。教学内容比入伍生阶段明显增加，野外演习每周两次，学员轮流当班长，图上作业，实兵指挥，操作各种武器，马术劈刀、工程作业等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学，样样还都得学好。
战术课程主要是学德国陆军的战术原则。先由德国顾问给中国教员讲课，再由教员教学员，讲授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军经验。德国人做事认真，对学员要求也严格。总顾问有时会给全校学员讲话，其他顾问则常常在操场上指导学员的动作要领。学员平时很少有机会和德国顾问直接交流。顾问们都住在军校后面的别墅里。
战术课程对我的军事素质提高不大，所讲内容主要是外国的战例和经验，不与中国军队的实际相结合，因此我总觉得枯燥无味，听不懂，学不进。
地形学的收获最大。每个人毕业前都要亲自测绘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形图。完全要求独立测绘，等高线都要一一标示清楚。这对我以后的军事指挥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打仗时，拿到军事地图，我就能清楚地识辨出地形地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指挥。兵器课的内容很丰富。作为一名基层军官，步兵部队拥有的武器，包括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步兵炮的机械性能和射击操作技术要领都要求掌握。这也是我们步兵学习的主要内容。
交通课程主要要求学员掌握如何组织运输。一辆车坐多少人？每车之间的间隔应该是多少？不同的天气、地形条件下，一天的运输距离多长最为合适等等。对交通工具的性能也要求有一定的了解。工程课程要求学员掌握筑城、挖战壕、散兵坑、交通壕、城墙爆破等技术。
此外，每个学员还要学会骑马，如何在马上射击、刺杀等技术。
军校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重视课本知识与野战实践相结合。除了课堂讲解外，还经常安排学员进行野外实弹演练。野战演练时要求学员掌握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行进射击，以及在敌人炮火下如何跃进和构筑工事等技术，最重要的是掌握对班、排、连分队战斗攻防的指挥，每个学员都要轮流当指挥员，锻炼指挥能力。这是考评一个学员是否符合一名初级指挥员的主要标准。军校还开设政治课。政治课主要是讲授三民主义，特别强调民族主义。讲帝国主义侵华史，以此激发学员的爱国、报国热情。讲民生主义时，则强调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没有贫富差别"，提倡耕者有其田。同时，军校还时常组织演讲，主题大多是围绕着时事和三民主义为内容。"攘外必先安内"就曾是讲演的题目之一。记得有一次演讲会上，同学阮庆演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还替他补充了几句，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达到社会主义。为此，我们遭到队长和同学们的批评。但并不严厉。大家也明白这只是认识问题而已。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全校近三千学员都要准时在大礼堂集中。只要蒋介石在南京，他一定会参加。有时各战区来京开会的军、师长也参加。蒋介石经常演讲，他反复强调的一个内容就是所谓共产党对国家的叛乱、危害，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另一个内容是要求学生精忠报国，为国家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同时，他还不断强调"四维八德"，即所谓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要求每个学员要树立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否则就不配成为一名革命军人。毕业时，每个同学都会发一把佩剑，上面就刻着"不成功便成仁"这六个字。除了蒋介石外，国民党的元老、党政要员大都出席过军校的总理纪念周。汪精卫、冯玉祥、居正、张继、李烈钧、戴季陶、白崇禧、熊式辉、邵力子都参加过纪念周。汪精卫演讲时最富有激情；张学良也出席过纪念周，我们当时对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年轻很英俊。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是冯玉祥。他很少穿军装，除非出席开学、毕业典礼等隆重场合。他平时常常穿的就是一件普通长袍、布鞋，头戴毡帽，和一般老百姓的穿着打扮没什么区别，这和南京的官场作风很不协调。他不仅穿着朴素，而且讲话风趣，声音洪亮，内容也与众不同，很有特色。他演讲的内容都是和工农兵生活紧密联系的事，总是强调中国的农民如何贫困、工人如何艰苦，鼓励我们当兵就是要打倒压迫在农工身上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要求我们要爱国家、爱百姓。他还常讲一些普通士兵的故事，最爱为士兵打抱不平，痛恨部队官长克扣军饷。因此大家都觉得冯玉祥爱护士兵，对他非常尊重、钦佩和爱戴。
纪念周名义上是纪念孙中山，每次开会前都要集体背诵总理遗嘱，而实际上纪念周成了蒋介石培养学生对他个人尊重和服从的一种方式。军校期间，多次听过蒋介石的训话，但没有机会同他直接接触。记得我们曾参观过一次校长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张蒋介石骑马的戎装照，照片旁还有戴季陶的题词："登高观远海，立马定中原"。意在表达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志向。平时，蒋介石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从不抽烟喝酒，只喝白开水。早年他曾入保定军校，又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军事修养。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大革命时期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送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到苏俄留学。我读过他早年的很多文稿和演讲稿，表现得相当革命，有很大的迷惑性。我转为正式学生不久，按照军校要求，队里统一给全体学员集体填表，统一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也有基层组织，队里设有区分部，相当于我们的党支部。但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很涣散，平时完全没有组织生活，交党费也是直接从军饷中扣除。区分部每学期也就开一次会，还要买些糖果、糕点来吸引学员参加。可是出了军校，毕业到部队时却不用带组织介绍信。我分配到部队工作后就同国民党没有组织关系了。可见国民党的组织对党员毫无约束力，仅仅是个名义而已。那时，复兴社的组织比较严密，有小组，经常开会，要求每一名成员都要在同学中起模范作用。到地方工作时还有介绍信，可以接上组织关系。复兴社选择成员也比较严格，我们一个队也就不到十个人。虽然他们不公开身份，但同学们大致还是知道哪些人参加了复兴社。解放后有人诬陷我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复兴社，组织上曾找到我读书时的区队长王立哉了解情况。他是我们队复兴社的负责人。他说："像关俊彦这样的学生是不够条件参加复兴社的。他是从农村来的，不爱说话，成绩中等，更没有背景。我怎么想也没有他，绝对没有他！"
当时能够参加复兴社的条件是：第一要有后台。我所在的区队就有好几个学员是师长、军长的儿子，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女婿贾成骞就在我们区队，而像我这样真正来自农村的学生很少；第二要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能说会道，表现积极，如我们区队的足球队员王伟；或是成绩突出的陈贵华，他是高中毕业生，很有才华。我一是不够条件参加，二是在思想上就是想好好学本领，将来能在战场上同小日本一争高低，保家卫国。
入伍生转入正式生后，军事生活虽然要求仍很严格，但课余活动却比入伍生宽松了许多。除了上课和训练外，每周日晚上可以自由支配。学生可以到图书馆阅读各类书籍，到军校俱乐部、校刊部及操场上自由进行各种活动。这样就打破了队与队、班与班的界线，使情投意合者组合在了一起。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几位至交好友，阮庆（原名阮庆才）、梁彝、廖政武（原名廖斌）等人。特别是阮庆和我成为一生的莫逆之交。阮庆爱打网球，我常和他一起去俱乐部打网球，每周总会玩上两三次。俱乐部里还摆放了许多乐器，钢琴比较难学，我就学风琴，增加了一些音乐知识。军校的体育活动也很多，篮球队在当时社会上都很有名气，还到上海同外国人打比赛。学校的游泳池号称是亚洲最好的，设有跳台。每个学员都要求能够独立游完100米。记得第一次上跳台，我不敢往下跳，教练就硬把我推下去，这样练了几回也就不怕了。学校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游泳技术，还请社会上最好的游泳运动员来当教练。
周日，我们时常外出。那时的南京比较荒凉，特别是城西，靠近金陵大学一带，都是些农民的菜园子。我入学时南京城没有几条像样的马路。国民政府门前的柏油路也才修好一两年，以前都是石子路。当时，南京的人口不到100万，城市建设可以说是刚刚开始。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太平路，后来又修建了新街口，有一家影院，常放一些美国电影。正式学员的活动范围也比当入伍生扩大了许多。校外的老乡、同学常有往来。中央大学靠近军校，有时也会和一些中大的同乡聚餐。国民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是黄埔军校，培养党务人才的学校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迁到台湾后改为政治大学）。我中学时代的好友黄文清就考上了这所学校，我们每月总会相聚一次。南京的河南会馆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当时河南学子来南京投考大学、军校，都会住会馆里，入住不花钱，每天只收两角饭钱。
读书期间，我们还经历了一场新生活运动，主要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强调讲文明，懂礼貌，遵守秩序和四维八德等封建传统内容。具体内容无非就是如何待人接物，比如走路时要靠右行，不准随地吐痰，讲究清洁卫生等。当时南京宣传得很厉害，到处都贴满了标语。特别是宋美龄出力很多，动员了许多妇女团体参加，对移风易俗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个人对此事的认识，最初还是觉得很重要，也应该。但以后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最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死存亡和民族危机。老百姓都吃不饱穿不暖，还讲什么新生活？所以这个运动当时也只是在上面喊喊口号，广大群众响应的不多。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后，还在军校大门附近修建了一所高级俱乐部--励志社，是请当时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的前身）著名教授杨廷宝设计的，1929年建成。这个俱乐部主要是国民党上层人物活动、聚会的场所，同时也是黄埔学生的俱乐部。它对维系黄埔毕业生的团结有很大的影响。
励志社的一号楼是一座二层小洋楼，很标致，是蒋介石夫妇在南京的半个家。蒋介石特意在小楼旁题词：革命、革心、立人、立己。此外，还有一座楼内设有60个床位，专门接待黄埔前五期毕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少将以上的师、旅长，他们到南京出差都住在励志社。蒋介石也希望他们住在这里。每周一军校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只要住在这里的黄埔将军肯定会出席。由励志社到军校大礼堂约有两三里路，没有一个人坐汽车。他们都身着戎装、马靴，精神抖擞地穿过军校操场出席纪念周。那时的师、旅长如宋希濂、李默庵等人也都很年轻，不到30岁，一个个风华正茂。每当看到他们正步穿过操场，军校的同学们都很羡慕，纷纷议论，把他们看作是中国军队的希望，更盼望自己将来也有资格入住励志社。每年双十节，蒋介石都要在励志社门前检阅军校学生，晚上还会出席学生在励志社组织的游园会。宋美龄参加游园会时，总会发给每个学员一包点心，表示校长、师母对学员的关心。看得出来，蒋氏夫妇经常住在军校，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更主要的还是他对黄埔军校的感情。
励志社有各种娱乐场所，军校学生都可以去，除了舞厅不让进外，其他如网球、台球都可以玩，还可以到咖啡厅坐坐。复兴社的骨干分子如贺衷寒、滕杰、康泽等人经常在励志社开会。有时，一些政治活动也在那里举行。
2、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
广州黄埔军校创立初期，在军校大门两旁写着一副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另走他路"。正是在这种黄埔精神的感召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我走进了黄埔。在军校学习期间，教官们也经常用这副对联激励我们。从此，我确立了不怕死，不爱财，为民族独立、国家复兴奉献一切的革命精神。通过三年系统的军事训练，我从一名普通青年学生锻炼成一名有一定军事素养的军官。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培育了我的革命思想，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就是始自黄埔。通过在黄埔的学习，我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当时的中央军校终归是在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后，在南京1928年复校的，因此学校的反共空气很浓。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很多人都质疑。我之所以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离不开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他是我军校同期、同队、同宿室的同学，更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阮庆是广西博白人，16岁走出大山，和好友梁彝到广州、香港找出路。后来他在广州考上高中，因为家中经济困难，无力支持，于是弃学从军，又和梁彝一起考入黄埔军校。他读过两年高中，知识和经历比我丰富得多，我是16岁初中毕业后虚报两岁才考入黄埔的。他的家世和我相似，都是来自农村，幼年丧父。相同的出身背景很快就把我们两人的感情拉在一起，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梁彝是阮庆的同乡、同学，自然也很快成了我的朋友。阮庆的另一位好友廖斌（后改名廖政武），是泰国归国华侨子弟，在军校炮兵队。由于志向情趣相投，我们几人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都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梁彝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任炮兵团副团长兼参谋长，掩护部队过淮河，受伤被俘。当时在国民党军队有一项规定，凡是抓获中共军队团以上干部的黄埔学生都要上报蒋介石侍从室。蒋曾派人将梁彝押解到南京，劝他投降，但无论封官许愿还是严刑拷打，梁彝都没有向敌人屈服，最终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杀害。廖斌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离休后住在西安，前几年才去世。去世前我们经常有来往。
在这几个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阮庆。他比我年长几岁，跑广州进香港，见多识广，加上他读高中时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耳濡目染，接受了一些马列主义思想，对人对事，特别是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为人正直、诚实，能吃苦，有毅力，对人也很热情。他对我始终像亲弟弟一样关心爱护。
我们时常在一起议论时局，尤其对如何抗日救国谈得最多。阮庆和梁彝在广州这个大革命的策源地学习了很多年，读过不少进步书籍，对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和学生都有一定的了解。比如周恩来、廖仲恺、叶剑英等人的革命经历都比较熟悉。特别是阮庆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家形势有自己的看法，对当时的红军和红色根据地的知识见解比我看到、听到的情况要多得多。那时，我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只是凭直觉，因为在家乡见过国民党军队围攻红军时乱抓人，乱杀人的情况，对国民党的做法很反感。
南京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政治控制很严，我们交谈的内容是犯禁的，但我们在私下还是谈了很多，通过交谈达到共识。在阮庆的帮助下，我对大革命的形势，红军战事动态，白军屡战屡败的事实和真相增多了了解。阮庆还介绍我阅读许多进步书籍，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张仲实译）、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等著作。我还读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夏伯阳》、《司达汉诺夫》等，读后更加深了我对苏联的认识和印象，令我对苏联产生了向往，认为苏联革命的道路是我们今后学习的榜样，中国革命必须向苏联学习才有出路。
军校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包括很多左倾图书，一般也不限制学生借阅。在阮庆的帮助下，我大量阅读马列书籍，虽然不系统，但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通过读书、学习，我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回忆这一时期自己思想的发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感到要救国，靠国民党是不行的，一定要以苏联为师，靠共产党来领导。对此，我和阮庆、梁彝的认识是比较一致、明确的。这都是在1935年以后我们三人同商共议国是时，经过不断的讨论得出的一致看法。
当时，在南京政治学校读书的中学同学黄文清的思想也比较进步，常常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去玄武湖或中山陵，议论时事。这些讨论都以阮庆为中心。读书期间，祖国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步伐越来越大。我们经常讨论的另一大话题就是"打日本靠谁？"当时全国各界都在谈论抗日，不同的人们提出种种不同的抗日救国主张。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口号在军校和社会上都有很多人议论，看法各异。有人肯定这个主张，说国家不安定统一就不能抗日，赞成要先"安内"，才能"攘外"。而更多的人是否定这个口号的。阮庆就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他说大敌当前不团结御敌，却热心内战，只能让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他还向我们分析了这个口号的反动性。我和梁彝、黄文清等人在他的启发下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出路就是谁能领导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跟谁走。
1935年底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上海的大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对此都有同感。那时，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在国统区也能看到。我们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非常认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红军也是中国人，他们要求抗日，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这也是我们对国民党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还不敢公开表态，只是局限在我们几个人中议论。不过，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就自觉地对今后的人生重新做出选择：是继续跟国民党走，还是投奔共产党？当时，我的思想开始倾向共产党，但受环境的约束，还没有落实在行动上。
读书期间，我们遇到的最大事件就是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军校学生都纷纷向何应钦请战，要求参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那时何应钦是讨逆军总司令。同学们还讨论各种拯救校长的方法，个别同学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让飞机空投到西安去救校长。当时，我们结识了一名共产党员。他向我们解释：张、杨的行为不是造反，而是要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听了他的解释，我们都赞扬张、杨的革命行动。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对抗日的希望大大增强。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对舆论的控制也相对放松，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进步刊物。其间，阮庆介绍我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另一本是进步杂志上介绍陕北红军的纪实性文章。读后使我在思想上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知道在那遥远的苏区已经有一大批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正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艰苦卓绝地奋斗着。《西行漫记》还介绍了许多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我们非常关注林彪、徐向前、陈赓等黄埔学生的传奇故事，希望毕业以后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贡献一生。
本来，靠谁来领导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一直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认识到中国抗战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阮庆潜移默化的帮助和影响下，我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到此时，我们更坚定了要投靠共产党，要到陕北参加"红军大学"的强烈愿望。阮庆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在他的教育和引导下，我终于一步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军校毕业后，我之所以能够很快投奔延安，主要是受他的影响。他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决定，在困难时期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阮庆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对我更是兄长般的关心。1937年毕业分配时，我积极要求到前线部队，直接参加对日抗战，上级满足了我的要求，分配到正在淞沪前线作战的第九集团军第八十七师。阮庆因为军事训练成绩优秀，最初分配到南京宪兵学校当区队长。他为了能和我一起奔赴抗日前线，主动和同学换到八十七师。后来我们又一起投奔延安。解放后，他由四十九军团政委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桂林市委第一书记、桂林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等职，工作非常出色。"文革"中他身处逆境，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受尽折磨。但他在困境中始终坚持真理，威武不屈，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广州军区某些人为了整我，几次找他外调时，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顶住造反派逼供信的压力，实事求是，不肯为他们写假材料。为此，造反派对他的迫害不断升级，使他吃了很多苦头。阮庆对我的这份真挚感情，令我终身难忘。我为有这样一位好朋友、好兄长感到骄傲。
1937年8月，为了共同抗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南京傅厚岗66号(今青云巷41号)设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办事处有个工作人员，叫温健公，是共产党员、青年哲学家，曾在日本留学。温健公和廖斌是同乡、同学。他到南京后，得知廖斌在南京中央军校学习，就到军校看望廖斌。这以后廖斌便带我和阮庆找温健公，请求八路军办事处送我们上延安。但温健公婉言回绝了我们的要求。
一周后，我们又去找温健公。这次他领我们见了叶剑英。叶剑英热情接待了我们。当他得知我们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后，也没有同意我们去陕北的要求。但叶帅还是亲切地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他说目前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哪里都是打日本，要我们以大局为重。
军校毕业前夕，我们还在思考是继续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还是直接投奔延安？因为，第一次见叶帅，没去成延安。回来后，阮庆就和我商量，想直接去，但又怕不收纳。此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我们就决定先上战场和小日本真枪实弹地干一仗，也不负军校三年的培养，等在国民党军队中干出点成绩来，再投奔共产党。所以去延安的事就暂时搁了下来。
3、参加淞沪抗战
1937年8月28日，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正取生700人，经过三年严格的正规学习，终于有605人完成了学业。此时，"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为了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军校在中山陵旁灵谷寺无梁殿前的密林中举行了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由已改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主持，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党要员到会并讲了话。
毕业前夕，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记得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在十一期第一总队同学毕业录序文中曾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