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抗大成立参谋训练队，组织上任命李国华为队长，他把我调去任干事兼教员。这个队的学员都是由抗大选出来的优秀学生。有陈慕华、陈实（解放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很多人后来都成长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4月，学校又调我到瓦窑堡一大队任教。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当时我不愿意去，总校军事教员主任王志涛（解放后曾任军事科学院顾问）批评我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就要服从组织上分配。"最后，我接受了组织的分配。正巧，老同学阮庆和廖斌在抗大学习半年，毕业后也留下来当教员。阮庆也分配到一大队当教员，这是我们两人投奔革命、到延安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工作。他向我介绍了一大队的情况和好几个军校同学，我们经常相聚畅谈，交流体会，互相鼓励。
那时，蒋介石的力量还很大，延安城内还可以看到"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标语口号，有部分红军战士对此不理解，但党内的解释是：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护蒋委员长"，主要是为了强调后面四个字"抗战到底"。如果蒋介石动摇、投降，就会对抗战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就是要推动蒋介石"抗战到底"。
抗大的教学内容主要以政治为主，军事训练为辅。如果将抗日军政大学和黄埔军校相比，可以说抗大的性质和教学内容同黄埔军校前六期有很多相似之处，教学内容以马列理论和时事政治为主，包括中国革命史等课程。毛主席曾讲过："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先后辉映，彼此竞美。"学员大多是投奔延安的进步知识青年，教学目的主要就是解决革命的人生观，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培养革命精神。加之当时形势发展很快，也不可能进行长时间的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只是简单教练一些操场动作，包括立正、稍息、列队、集合等，射击也只是以步枪为主，机关枪大家都没有摸过。那时，红军指战员参加抗大学习的，一般是独立编队，个别时候他们也和外来学生一起上大课。1939年7月，抗大总校决定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副校长罗瑞卿率领几千学员开赴太行山，留在延安的一部分改为第三分校。我本来想随总校去抗日前线，但三分校校长许光达、训练部部长李国华又把我从瓦窑堡调回延安三分校训练部工作，继续当军事教员。阮庆去了晋察冀。我那时一心想下基层，到前方参加战斗部队，打日本。因此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我个人的想法同抗大发展是矛盾的。抗大特别需要军事教员。尽管红军干部中也有很多有水平的干部，但相对文化素质差一些。他们指挥打仗没问题，要求他们在课堂上讲出一、二、三来，还是有些困难的。
当时，有我这种想法的教员还很多。有一次，校长许光达就找我们谈话。他说："大家希望到前线去杀敌，这没有错。说实话我也想到前线去带兵打仗。但抗大还要不要办？要办就需要教员。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抗大一天天在扩大，教员不够。因此大家要服从革命利益。"许光达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智勇双全。1934年作战时受伤，党组织就送他到苏联养伤，以后留在苏联学习，1938年才回到延安。1955年授军衔时，他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不肯接受大将军衔。他说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他离开了红军，没有参加过长征，论资历、功劳都不如王震，应将大将军衔让给王震。最后，还是授予他大将军衔。
在三分校任教的同事先后有王守成（朝鲜人）、蔡得仁（体育教员）、贾克、陈唯实等。同我关系最好的是王守成，和我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他不仅有一定军事水平，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天赋，他能写小说，会作曲，同音乐家郑律成是同乡、更是好友，二人合作编写了不少抗日歌曲。通过和他的交往，我深深体会到殖民地人民的感受。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将来一起到东北、朝鲜去解放被日本铁蹄下奴役的人民。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在东北吉林见过几次面，后来听说他回到朝鲜，任人民军炮兵团长，不知何故自杀了，实在是可惜。三分校政治教员中有一些是大学老师，还有些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他们在红军大学时期就已在校授课，有文化，容易接近。教员中也有一些社会名流，如提倡国防文学而受过鲁迅批评的徐懋庸也在抗大当教员。同事中还有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张庆孚，曾当过大学教授。他是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时，他是反对刘志丹的。在肃反扩大化时刘志丹被关押，他是赞成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释放了刘志丹，他就被安排到抗大教书。那时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员，刚参加革命不久，对张庆孚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他也不会主动同我们谈往事，只是偶尔漏两句自己过去的经历。听他的口气，感觉得出他对党中央不服、不满。不过，他讲理论有一套，有学问，很自负。不知什么原因，他对我写的字很感兴趣，特意要我为他写了一个条幅，挂在他的窑洞里。其实我的字并不好，自己都觉得很难看，他却对我说："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字体。"自1938年4月来到抗大，我先当学员，后任教员，在抗大学习、工作两年多。在这里我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教学中，我时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努力研究军事理论，初步了解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一切都为我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事指挥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是很民主、积极向上的。但任何社会不可能没有缺点。外来的青年学生投奔延安，都是为了追求光明、自由、平等。他们中的个别人看到一些待遇差别等不如意的问题，就很有意见。一些青年学生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宣泄心中的不满。其中颇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实味的小说《野百合花》，还有丁玲写的《三八有感》。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参加革命，有些人却可以吃小灶，有马骑？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绝对平等、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还有的人通过学习不仅没有解决心中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比如有人就对边区实行的三三制表示不满，认为像李鼎铭这样的大地主，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和他合作。因此也有个别人离开了延安。不过这些负面看法，对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特别是在孝感师管区招兵的一段经历，再对比延安经历，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看来这些青年学生缺乏社会经验，思想过于天真，容不得任何瑕疵，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时，延安的民主空气很浓厚，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高昂，对革命理论的学习认真，对自己所选择的革命信仰是非常忠诚，但在学习中也难免存在一些盲目现象，比如那时我们大都坚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应该说，经过六七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提法不完全正确。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知识青年的整体思想状态，的确是我们追求的理想。1939年，母亲在家乡病故。当时边区同国统区还可以通邮，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两边的通信才中断。噩耗传来，我痛哭一场，回想母亲为了我的成长，辛苦了一辈子，我却不能在母亲身旁尽孝而深深地自责。母亲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失去母亲的痛苦，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可以说延安时代，是我个人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物质生活虽然很艰苦，但精神收获最大，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觉悟提高最快，形成和奠定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是我人生道路的里程碑。
2、三五九旅
抗战初期，八路军三五九旅一直坚持在华北敌后抗日。但蒋介石灭亡共产党之心不死。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暗中部署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党中央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决定由华北敌后调回三五九旅驻防绥德。绥德共辖米脂、吴堡等五个县，地理位置很重要。当时党中央在延安，但军队发展主要在华北。绥德就在黄河西岸边上，党中央同华北的联系，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干部，人员往来，以及部队前后方调防，都要通过这个地区。当时，绥德驻有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绥德专员、号称摩擦专家的何绍南还大肆招兵买马，扩大保安团，不断同八路军制造摩擦，企图控制延安同各抗日根据地的往来通道。
三五九旅驻防绥德后，为了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采取多种方式，同顽军开展尖锐的斗争。当时，国共双方经常在专署内一起开会斗争。1942年2月，何绍南自西安返绥德后，更加紧了反共活动，并准备以5个保安大队包围袭击我三五九旅旅部。后发觉我们已有准备，就率部逃向横山石湾，途中被我歼灭大部。从此，我们进一步巩固了边区，并同华北敌后根据地连成一片。1940年4月，抗大三分校为了使教学同实践工作紧密结合，更好地为部队培养、输送合格的指挥员，校长许光达、训练部部长李国华率领70多名教员和部分学员，到三五九旅参观学习。我也是参观学习团的成员之一。我们在三五九旅学习了一个多月。快要结束时，听说三五九旅想从教员中留一些人到基层部队中加强工作，我马上去找李国华部长，坚决要求留下来。原来在我们实习过程中，王震旅长看到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军事素质好，非常喜欢。他就找许光达校长要求留下几位教员，充实部队。校长同意后，三五九旅就派政治部的同志去考核、挑选。由于我上过军校，还参加过淞沪抗战，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表现也不错，又多次积极要求到前线部队，所以就被选中了。当时训练部部长李国华可能觉得我年轻听话，布置起工作来得心应手，对我很信任，所以他最初不同意我留在三五九旅。其实他自己也想到部队去，就动员我再等等，有机会一起上前方杀敌。我就对他讲："像你们这样的高级干部不好分配，机会太难找了，而我们营、连职干部的工作分配，不用惊动上级，您还是放了我吧。"经过死磨硬泡，李国华总算答应了我的请求。
三五九旅本来还想多留一些人，王震要干部的原则是越多越好。可是抗大教员也紧张，最后决定只留下了我和陈实两个人。陈实任旅部教育科副科长，原计划要我到旅部教育科当副科长，我就向参谋长唐子奇表示："我申请来部队，就是想到基层带兵打仗。"参谋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向我解释道："红军同国民党部队不一样，带兵方法、制度完全不同，你未必适应。如果一定要下基层，不如先到教导营锻炼一段时间，熟悉了红军的管理方法和作战指挥职能再说。"于是，我就找陈实商量，他也觉得参谋长的话有道理，刚到红军部队，任何事都没有亲身经历过，不妨先在教导营学习一段，这样可以熟悉了解红军的管理体制。最后，旅部决定派我到教导营一队任副队长。教导营一队队长叫吴进清，指导员姓谭，都是红军干部。我与他们相处尚好，虽然每天操练很忙，但精神愉快。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建军宗旨本质上完全不同，特别是红军部队强调官兵平等，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可以打骂士兵。但在管理制度方面都要遵循军队的要求，出操、上课、野外演习、警卫值班这些内容是任何现代军队都具有的共性。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日常训练和部队管理。
我在连队工作了大半年，1940年底，三五九旅已在绥德安好了家，部队暂时不打仗，旅部就将教导营的工作重点转到部队训练，于是决定扩大教导营编制，由原来的两个队扩编为四个队。一队学员是营级干部，二队学员是连级干部，三队是排级干部，四队是政治干部。每队一百多人，共四百多人。在绥德练军的条件也不错，有现成的营房和操场。为了加强教导营的工作，旅党委决定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同志兼任教导营政委，营长江子炎是位老红军，文化不高。我由一队副队长升任营参谋长，后又任副营长。政治处主任是于丁，后来升任副政委。于丁是江苏镇江人，在省艺术专科学习过，1937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公、抗大、马列学院学习。他早我两个月到三五九旅工作。我们都是从国统区来的青年学生，自然比较亲近，经常在一起交谈对八路军的感受。当时，教导营还有一名副营长张英，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来的，当过连长，人很凶，有些旧军队的习气，学员大都不愿和他过多接近。而于丁工作有耐心，有修养，善于团结同志，总能在双方间沟通。对我工作中出现的不当之处，他也总是善意地提醒。他比我大一岁，有兄长风范。解放后于丁担任过军委装甲兵副政委。
当时部队难得在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进行训练，因此王震同志对教导营的工作非常重视，经常到教导营检查指导。他对我也很关心，时常向我了解营里的训练和生活情况，鼓励我大胆工作，搞好军事训练，保证为部队输送合格的干部。王恩茂同志是一位有文化和政治工作经验的老红军，为人谦虚，作风民主，能团结干部。我很尊重他，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半年之后，王恩茂同志调回旅部工作，由肖头生任政委，他的政治经验和文化知识也很丰富，我们一起工作，相处得很好。我当时主管军事训练，军事教员有赵冬生、富虔、王大刚、韩东方、周奎等人。周奎原是七一八团三营营长，湖南人，1930年就参加了红军。抗战初期在敌后打游击，一度想回老家组织部队，单干打日本，组织上认为这是开小差，发现后，抓起来关了一年多。教导营成立后就派来当教员。他读过几年书，有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经验，讲课也有一定的水平，同我们新来的干部很谈得来。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红军指挥员的优良传统。我们相处得也很愉快。我在军校的同期同学高放刚好也分配到三五九旅工作，我就请求把高放调到教导营任四队队长，王恩茂也爽快地同意了。教导营扩编后，我同营领导一起详细研究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决定政治、军事、文化学习各有侧重。针对军事学习的方针和内容，我提出整个教导营的军事学习和管理要逐步建立正规化制度，克服游击习气。红军在十年内战中，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大都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打败了国民党的历次"围剿"。虽然红军能够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缺乏军事上的严格管理，有一些游击习气，不太注重列队、出操、内务管理等方面的训练。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军队自身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加强部队正规化教育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要加强行政管理，制度建立和培养严格执行条令的自觉性。因为制定和执行条例本身，就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保障。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一点一滴的生活、工作中，必须要培养官兵做到步调一致、服从指挥，才能使千军万马在行动中整齐划一，有效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
当时，教导营的一些同志，尤其是那些在一线带兵打仗的营、连长们认为部队战士大多是农民出身，早已经习惯了打游击，只要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就够了。在平时没有必要严格要求，否则有些战士就不愿当兵打仗了。这个问题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大部分干部还是认为应该建立正规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条令。最后王恩茂政委表示："加强部队纪律、制度建设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过去部队长期打游击，在战争环境中，的确存在一定的游击习气。现在环境不同了，要注重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要加强部队的行政管理和作风建设。"
但什么叫正规化？执行哪家的军事条例？这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对此，中央军委也非常重视，组织翻译过一本苏联红军条例供参考。同时，我们也借鉴了国民党军队的部分军事条例。在制定条例时，我们既要结合八路军的实际情况，又决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红军、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八路军上下级平等、团结、和谐的作风要坚持。强调正规是指无论官兵，都要按照制度办事、行动。条例对士兵、班长、各级指挥员都规定了明确的职责，强调会议报告制度、加强时间观念、重视内务卫生、警卫放哨制度，以及同老百姓的关系等。过去战士值勤站岗时，经常和老百姓混在一起，有些战士还和小孩子们一起打闹。这就不允许，要坚决改正。当然，强调军民鱼水关系没有错，但要分时间、场合。卫兵值勤时，就要严格按照警卫条例规定，30米内不能随便和老百姓接触。
同时，营领导班子结合部队实际情况，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条例，明确哪些优点要发扬，哪些缺点必须克服。在制定操典条例时就存在一个问题，首先是口令不一致。你叫齐步走，他叫常步走或开步走，战士无所适从。王震早年在旧军队中当过一年兵，他经常到营里视察工作。早晨出操时，他喊的口令就大都是北洋军队的口令，加上他的湖南口音，许多人都听不懂。所以我们先借鉴国民党的《步兵操典》，做适当修改，并通过座谈，统一认识，正式颁布实施。操典条例包括统一口令，明确立正、稍息、队形，左、右转等内容和具体标准，还有正步、齐步如何走？步伐、步速、步距都有统一要求，做到整齐一致，这是基本要求。
除了加强正规化，强调严格遵守条例以外，军事训练和授课任务量也很大。教导营尽管也有一些旧军队投过来的军官当教员，如阎锡山部队的连长、参谋等，他们虽然有一定的业务水平，但在管理部队过程中过于呆板、过火、教条，只是单纯注重规定，而没有同红军"说服教育"、"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结合好。加之每天坚持"两讲三操"，部队很紧张、疲劳。有些同志有意见，我们就主动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努力改进。
负责军事训练的教员分为技术组和战术组，有关军事技术课程我事先都要准备好，先给教员上课，再由他们教给学员。这类工作能将我在黄埔军校所学的知识充分发挥出来。
教导营非常注重学员的军事技术训练，要求学员必须掌握四大技术：射击、刺杀、投掷、土工作业。当时，红军最不擅长的就是土工作业，因为过去主要是打游击战，打完就走。遇到阵地战，也只是随意挖个坑，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就要求八路军战士必须掌握新的军事技术。毛主席讲过：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仍要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和部分阵地战。打运动战，就要有阻击的阵地战配合，这就须要注重挖掩体工事。因此，我们针对这一问题，详细向学员讲解工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构筑掩体，包括立姿、跪姿、卧姿各种掩体的构筑方法，特别是在敌人炮火下的作业方法，要求学员科学、有效地掌握土工作业技术，以及合理利用掩体发挥火力，形成最有效的火网。在教学中，还要求学员学习掌握一定的地形学知识，并学会绘制简单的行军路线图。
教导营训练的学员主要是基层部队的指挥官。对于他们来讲，不仅要求必须掌握步枪、轻机枪等步兵经常使用的各类武器操作要领，还需要学习掌握步兵使用的各类重武器，包括重机枪、迫击炮的操作和射击要领。在教学中我结合军校所学的知识，着重讲解了步兵炮的射击要领。当时教导营配属了两门九二步兵炮。这种炮平时两匹马就可以拉着跑，作战时也可以由战士肩扛搬运，不受复杂地形的限制，非常灵活，很适用于山地作战和游击战。九二步兵炮射程约3000米，不仅可以直接射击，也可以间接射击。因此，我根据不同地形和射击目标，向学员们详细讲解如何选择射击方式，以及直接射击和间接射击的关系。间接射击就是超越射击，炮本身看不到目标，这就要求指挥员或观察员先在前方设立观察所，在3~5分钟内计算出射击诸元，并迅速传达给炮手，只有这样，炮弹才能超越障碍物击中目标。此外，还要根据不同的目标，选择不同性能的炮弹。比如，流散弹主要是打击敌人散兵群，而要击毁钢筋水泥构筑的碉堡，就需要使用穿甲弹。
在讲授这些知识时，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学员的文化水平偏低，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学员从没有学过四则运算。针对这一问题，教导营又增加了文化课的学习，特别是结合步兵炮射击原理，着重学习算术，讲解计算射击诸元的运算方法和公式。
将文化课同军事技术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激发了这批老红军战士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有些学员通过学习，个人军事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至于战术，主要是总结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三五九旅在华北抗击日寇，有许多成功的战例作教材。广大指战员也反映同日军作战和以往反"围剿"时不同。日军作战顽强，武器装备好，不肯投降。为此，在教学中我们反复强调，要继承和发扬红军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敢于同敌人搏斗，死打硬拼，刺刀见血，以此激发广大学员抗战必胜的信心。
从1940年到1942年，教导营整整培训了两期学员。当时全旅近万人，60％以上的基层指挥员都接受了为期一年的严格训练。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教导营利用冬季生产的空闲时间，仍坚持训练。教导营为提高全旅指挥员带兵打仗的能力打下了良好基础。许多学员事后反映："我们在教导营最大的收获，就是系统学习了各种武器的射击原理和技术，还提高了文化水平，并掌握了管理部队的各项制度、条例。" 王恩茂同志常对三五九旅的老人讲："黎原同志在教导营的几年工作，对提高三五九旅基层干部军事上的战术、技术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教导营的训练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时我也年轻，干劲十足，除白天坚持训练、讲课外，每晚还主动检查值勤、放哨。因为要抓部队正规化，所以特别强调生活管理制度，晚间十点熄灯，不准讲话，必须休息。抓到值勤时睡觉的学员，我总是严厉批评，有时态度也难免生硬。一次我查哨时发现一队队长吴进清同志没有按时熄灯，我就提醒他注意。但一小时后我发现他还是不熄灯。我当时很生气，就当面批评了他。他是湘西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原来在三五九旅当营长。教导营成立后调来当队长，对我们青年学生不大尊重，对我的批评也不服气，甚至当面嘲笑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拿了鸡毛当令箭。我违反条例，你抓我典型，撤我职好了。我还不干了。"我当时年轻气盛，听了他的话很恼火。副政委于丁得知情况后劝我不要激动，要正确处理老红军在刚刚执行条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适应的现象。但我当时正在气头上，还是忍不住，特意向政委肖头生反映此事，并表示如不处理，自己今后很难工作，其间也难免说了一些气话。不曾想政委为此事特意打电话向王震报告。刚好当时中央有一个文件，要求各单位充分信任、支持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王震是火爆脾气，听了政委的报告后当即表示："吴进清不听招呼，就撤了。"后来，还真撤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当时在旅里反响很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新老干部的团结。事后回想起来，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将他撤职，我总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他。如果当时我能够冷静地同他讲道理，做些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解放后，吴进清转业到地方工作，还一度担任湖南省某厅的副厅长。我刚好也在湖南工作，就再一次当面向他道歉。
在三五九旅工作期间，我接触较多的旅领导主要是刘转连和王恩茂，他们都是我很敬佩的老上级。平时和王震旅长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是工人出身，脾气急躁，对干部严厉。他很重视教导营的工作，对我的工作始终是支持和鼓励的。记得有一天，参谋长刘转连带我去延安向叶剑英汇报三五九旅的训练工作。那天刚好王震有事到晚了，只听了我汇报的后一部分，没有听全，他对我汇报的内容非常感兴趣。他当时还兼任延安警备司令，第二天就把我叫到延安警备司令部，详细了解了教导营的训练情况，鼓励我努力学习，好好工作。
王震作战勇敢，打起仗来不要命，负过八次伤。表面上看他是个粗人，但他在政治上很坚定，长征时紧跟毛主席，对党中央绝对忠诚，对待革命工作更是一丝不苟。
"文革"期间我驻军湖南，他下放到江西。我就将他接到湖南长沙。最初他还感到为难，怕给我添麻烦，对我说："我住在长沙不合适吧。"我就向他表示："这有什么不合适。您是老首长，什么也别管。别人爱说什么就说好了，您只管放心地住下。"王震是湖南浏阳人，当时他老母亲还健在，住在老家乡下，我就将他母亲接来，安排他们住在一栋独立的小楼里。尽管当时他没有任何职务，但也闲不住，经常下基层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后也总是毫不客气地提批评。记得1968年，一次他到农村搞调查。当时公社社员只管挣工分，耗时间，种田不积极。王震发现社员插秧不符合要求，非常生气，就立即挽起裤腿，下田示范，还找到生产队长批评一顿。还有一次，他到湖南农学院视察。以前他曾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水稻、谷物和蔬菜良种交农学院培育。他在视察过程中发现，这批良种不仅没有培育，还在派系斗争中被糟蹋了，立刻火冒三丈，马上叫人集合全院职工，包括造反派开会，把他们大骂一顿："你们这群败家子。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买来的良种，你们竟然如此糟蹋。天天喊革命，到底是要革谁的命？难道自己不吃不喝，革自己的命吗？这样革命可不成，今后一定要抓生产，搞科学。"我当时还很担心，生怕这帮造反派们起来闹事。但这群人被骂了一顿后也没人闹事。事后，我想主要还是王震表现出来的这种正直、真诚和无私感动了大家。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发现问题，敢于提出批评。以后，王震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始终支持邓小平。我在教导营整整工作了五年。这五年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一段难得的教育经历。它对提高我的思想认识、工作方式、方法，都有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和收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老红军、老干部有了正确的认识，真正能够同他们打成一片，在思想感情和实际行动中做到无话不说，亲如兄弟。
在教导营工作初期，我个人多少有一点清高思想，包括阮庆、陈实等人也有类似的思想，我们都认为自己是自觉参加革命，真正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武装，有时无形中会瞧不起工农出身的红军干部。尽管在工作中，表面上也能尊重他们，但在思想深处，往往会觉得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革命觉悟不高，作风粗暴，自认为他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分土地，或是因为受地主压迫没饭吃，才出来闹革命的，没有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由于受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有时会轻视工农出身的干部，难免同他们产生一些矛盾。特别是那时中央强调要信任支持知识分子干部，所以自己在工作中也难免流露出一些清高的表现。以后随着自己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思想认识不断提高，我渐渐发现了工农干部身上的许多优点，比如他们工作认真，作战英勇，吃苦耐劳，对党忠诚。特别是我从思想深处逐步意识到自己以往的那些错误认识。教导营的这些老干部，他们从一个受压迫的农民成长为红军指战员，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为了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行动。这一行动本身就体现出他们身上最朴素的革命精神。至于革命的理论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并不是他们不肯努力。从本质上讲，他们直接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阶级觉悟更高，革命性更强。在教导营的五年中，天天同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让我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我在不断接触中同他们逐渐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真正做到了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的革命同志。
第二点收获，就是对红军、八路军的建军原则、工作方式、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特别是在处理问题、待人接物方面有很大帮助。这一切为我以后在部队建设、管理和指挥作战上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真正理解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并落实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
我对红军的认识，首先表现在对我军三大传统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是同我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见所闻，形成鲜明对比后产生的自觉认识。国民党军队只是片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绝对执行命令，不成功便成仁。如有违反，轻则撤职，重则杀头。他们根本不许下级讲话，缺乏思想政治工作。这同八路军的组织原则完全不同。教导营前后两任政委王恩茂、肖头生在部队建设上都表现得相当出色，令我非常敬佩，他们不仅有文化（王恩茂是中学毕业，曾当过任弼时的政治秘书，肖头生也是高小毕业，勤奋好学），更有政治头脑，关心时事政治。他们在教导营工作期间，集体领导体现得很好，能够充分尊重下级干部的意见，工作中遇到问题，无论大小，总是能够带领我们反复讨论，总结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合理意见后，严格执行；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们也处处以身作则，尊重下级，官兵平等、团结，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上级一人说了算的作风，更没有国民党军队中长官肆意打骂士兵等腐败现象。从这些老红军、老干部身上，我学到许多有益的工作方式、方法。共产党军队正是因为拥有这三大传统，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过无数次困难、挫折，但我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挫折，打不垮，拖不烂，最终走向胜利。
抗大的学习经历，让我在理论上掌握了马列主义，武装了思想，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在如何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贡献一切上，可以说教导营工作的五年锻炼，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通过向老同志学习，不仅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新老干部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关系、平等关系、革命关系；同时，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红军、八路军的建军原则，民主作风，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传统，掌握了带兵打仗、管理部队、建设部队的本领。如果没有在教导营的这段工作经验，而是直接从国民党军队到八路军、解放军中带兵打仗，肯定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
就是在教导营工作的这一期间，我把叫了二十多年的名字关俊彦改为黎原。改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我脱离国民党部队，来到延安加入了共产党，有了重新做人的感觉。二是我不想和以前认识的人，特别是在国民党部队的同学有来往，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安心工作。至于新名字，是我刚到抗大时在校内报刊上发表文章时用过的笔名，源自杜甫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原意是黎民百姓的意思，我将"元"字又改为"原"，取其平坦宽阔之意，象征着我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犹如一天的黎明，从此走上了宽广平坦的光明大道。
从此，黎原这一名字一直叫到今天，很多人以为我本来就姓黎。甚至有的黎姓人家修家谱，也要拉我参加，闹出了不少笑话。1988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担任理事、副会长，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许多当年的同学得知我就是关俊彦后，就建议我改过来，便于同学联谊，做和平统一工作。我想，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嘛。当年改名时思想有些激进，现在已经用习惯了，就没有必要再改来改去了。
3、南泥湾大生产
1941、1942两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日本侵略者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同时，国民党也对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边区军民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党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度过难关。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命令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一方面开展大生产，一方面保卫延安的南大门。南泥湾在延安的东南，距延安约45公里。这里河川纵横，林木茂密。虽然人烟稀少，满目荒凉，但土地肥沃，水源丰富，适于耕种。据说一二百年前，这里曾是农业发达的地方，后来因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百姓纷纷逃难，奔走他乡。从此，这里田园荒芜，房屋倒塌，日久天长，遍地长满了野草、荆棘，成了豺狼栖息、土匪出没的场所。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官兵到达南泥湾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就把这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我是1942年随教导营开赴南泥湾的。我们从绥德驻地出发，步行八天，到达旅部所在地金盆湾。到了驻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居住问题。我们自己动手，在山坡上打了几排窑洞，顺利解决了全营官兵住宿问题。当时我已升任教导营副营长。安排好驻地后，我们就接受了生产任务，参加1943年全旅开荒30万亩的生产活动。我们的任务是每人开荒30亩，年底实现耕一余一。那时没有开荒工具，我们就到山上的旧庙找来几口破钟，用土炉熔化，打成镐头，每人一把。教导营开荒的地点在金盆湾西面的小金沟，沟里长满了狼牙刺和蒿子，盘根错节，非常难挖。我们冒着刺骨的寒风，扛着镐头，开进小金沟。当时冰冻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化，地下树根也很多，有时一镐下去只留下一个白点，震得虎口发麻，但地一点也没刨动。碰上树根，半天也刨不下来，稍不注意就把镐头、镐把弄断。
一天下来，荒地没有开出多少，双手却都打满了水泡。就这样，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利用简单原始的工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荒中，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加快进度，全营四个队开展了劳动竞赛。营部叫我具体负责评比，我从各队抽调一名副队长组成评比小组，每队、每排都设了检查员，天天检查个人的开荒数量和质量。开始时，评比标准不好掌握，如果仅按开荒数量作为标准，很难反映出实际工作量。因荒地条件不同，在狼牙刺地，一天一人只能开三分地，顶多开五分。而在蒿子地，一人一天能开一至三亩地。而且开荒的质量也不同，有的人认真，挖得很深、很细，速度肯定就慢。有的人马虎，为了求速度，挖一锄头盖一锄头，速度虽快，但质量不行。经过反复研究，我们统一认识，决定采用两条标准，一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计算具体数量，对不同的荒地制定不同的标准；二是以秋后打粮多少作为最后标准。两条标准相结合评出模范单位和个人，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开荒的质量，又促进了开荒的进度，按时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开始开荒时，在蒿子地一天一人只能开几分地，还累得腰酸腿疼。后来我们找来当地农民作指导，渐渐掌握了开荒的技巧，身体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劳动，一般一天能开一亩多。我最多时一天开过一亩一分地。当时的劳动英雄一天能开三亩多地，比用一头牛开的地都多。开荒后，我们又及时种上粮食，秋天获得了大丰收。最后通过评比，三队被评为模范单位，他们121人开荒3650亩，收获粮食近10万斤，基本达到耕一余一。全营都圆满完成生产任务。
在新开垦的田地里，我们除了种谷子、玉米等粗粮外，营部炊事班的两名四川籍老战士李林、张全同志，还在山沟里开出了九亩水田，种上水稻。最初，对他们种水稻，营里意见不一致。有的领导担心开水田费时费工，水稻产量又低，影响开荒任务。加上当地无霜期短，没有人种过水稻，能不能种好，没有把握，所以最初不同意他们种稻米。后来我考虑不能单纯追求粮食产量，还要提高粮食质量。应该叫他们试一试，如果成功了大家可以吃上大米。至于开荒任务，其他人多干一点也能补上，少两个人问题不大。最后，我说服了营里其他领导，支持他们种水稻。秋天，他们收获了三千多斤水稻，部队过年过节也能吃上大米饭，特别是南方籍的战士们又吃上久违的大米饭，大家都非常高兴。
参加开荒没多久，营里叫我负责后勤管理。我就组织炊事班每天给地里开荒的战士送两次饭，还在营房周围开垦了几亩菜地，种上各种蔬菜。炊事班又养了几头猪，节假日杀猪为大家改善生活。我们还负责喂养营里的几匹骡马。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是农民的儿子，在家务过农，对土地有一种天生的感情，因此能够自觉自愿地投身到生产劳动中去。我们每天送饭、种菜、锄草、打虫，还要喂猪、放马、打草、起粪、垫圈。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紧张，但官兵一致，共同劳动，心情非常愉快，我个人从中也受到很大锻炼。当时，我种的西红柿一棵能结四十多个，长得非常好。这年中秋节，营里杀了自己养的猪，改善伙食，每人分配一斤半肉，一斤半黄米饭，还有豆腐、粉条、青菜，大家吃得可香了。那时的官兵大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能吃的时候，平时生活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难得改善一次生活。由于我们后勤工作搞得好，保证了营里生产、训练任务的完成，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我们进入南泥湾后，发现当地居民多数人都吃河沟里的水，一是不卫生，二是缺碘，很多人都患有大骨节病。营领导就同军医反复研究，通过观察化验，发现当地的地下水位并不深，完全可以打井，地下水符合卫生标准，可以饮用。于是，我们就通知各队，立即打井，每队至少要打三口井，大家土法上马，一齐动手，各队都打了井，吃上了干净的水，保证了全体指战员的身体健康和良好的战斗力。
这期间为了解决穿衣问题，上级还要求部队每人至少要捻三斤毛线，每人都分了一大堆羊毛。这对拿惯了枪和锄头的战士们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难题。当时怪话很多，一些战士认为男同志打仗、种田没话说，但纺线是女人干的活，我们干不了。后来看到报纸上讲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都在纺线、织布，大家很受感动，才认真地捻起羊毛来。经过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硬是用我们这一双双粗大的手，把一堆堆羊毛变成了毛线，提前完成了任务。到冬天每人发了一套呢子衣服，大家穿上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做成的衣裳，心里特别高兴。
不过部队官兵中也有个别人对开荒生产不理解，认为出来参加革命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如果要天天开荒种地，何必跑到这么远来呢？营部有两个云南籍的战士，就不愿意继续留在南泥湾开荒，他们联络了几个老乡，准备私自离队，回云南老家打日本和国民党去。有人向我反映过他们的一些情况，此后我就特别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次，我听到他们私下说了一句"什么时候走"的话，我马上找他们分别谈话，推心置腹，给他们讲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指出他们准备私自离队的错误。我还告诉他们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不在前方坚持抗战，跑到后方去打国民党也是错误的，当前还要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澄清了他们的模糊认识，改正了错误。他们也很受感动，实话对我说："我们想回老家，肯定还会打日本，决不会叛变革命。我们不愿在这里干，一方面是家里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这里生活太紧张、艰苦。"经过教育，我发现他们只是认识上的问题，也就没有向领导汇报此事，未对他们作组织处理。否则他们会受军法处分的。后来这两位同志在生产中表现很好，1944年随王震同志南下，都当了干部，作战表现得很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