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为了保障供给，旅部下属的一些独立单位还办了不少手工加工业和商业。教导营就在延长县开办了一家酒坊和一家骡马大店。骡马大店可以为往来边区的商人提供住宿、吃饭、停车、喂牲口。我们还同这些商人做买卖，目的就是通过他们从国统区贩运当时边区最缺乏的物资：医药和布匹等。
教导营的酒坊和骡马大店开办后，我们还雇请了一些当地老百姓协助经营，最初收入不错。教导营还专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进行监督。我们用这笔创收改善伙食，全营官兵每周可以吃上一餐肉，还买了一些牙粉、牙刷等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当然，时间一长，搞商业出现过某些腐败现象。记得南下一支队走后，营里又调派两名文化干事白亚平、冯以超到酒坊和骡马大店，同一名姓张的司务长共同负责经营。他们天天手里过钱，开始逐步贪图享受。当1945年5月，上级要求我们成立南下二支队出发时，他们三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以种种借口拒绝行动，最后都脱离了革命队伍。
教导营从1942年来到南泥湾开荒、生产，一直到1945年5月，随南下第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在南泥湾生活了近三年。三年来，我和战友们一起，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自救，靠我们自己动手，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渡过了难关。更重要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在我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为我日后无论是在解放战争的硝烟里、抗美援朝的炮火中，还是在和平时期的训练场和建设工地上，都始终激励着我克服一切困难，永远向前。
4、坦白运动的经历
正当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悄悄地来临。1942年春天，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党中央前后下发了二十多个文件，组织学习。开始时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中央认为，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观主义，具体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以王明为首的所谓教条主义和所谓经验主义错误，借此总结党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教训。最初，我们在绥德学习整风文件，大家都很积极，提高了认识。我和副政委于丁的学习发言还得到王恩茂的表扬。延安整风持续了约两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1942年为主，曾被毛主席称为整风学习年，主要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可以称为思想整风。因为当时刚刚入党的新党员，大都是从国统区来的进步青年。正如胡乔木所说：延安整风的"主要锋芒是对着教条主义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党看来，我们这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思想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所以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加以改造，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螺丝钉"。为此，"党采取了整风运动的办法，领导全党的干部和党员来认识克服广泛存在于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从1943年4月开始，中央又通过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议，主要目的就是清洗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一时期的整风可称为组织上整风。
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成员有康生、彭真、高岗。后来在康生等人"左"的路线影响下，整风运动变成"抢救运动"，运动的主要对象，就是外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他们大都受到审查；同时，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也有很多人被错误地打成"红旗党"，污蔑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这一阶段，差不多每一名来自国统区或沦陷区的进步青年都要交待自己到延安来的"任务"，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当时，组织上认为特务的存在具有世界性和群众性。特务很多并不稀奇，国民党就是利用特务来统治社会；不仅中国有，世界各国都存在。因此，每人都要老老实实坦白交待。如不老实交待，就采用车轮战术，连续审问几十个小时，不让睡觉；再不交待的就采用体罚、打吊等。由此开始了延安的"坦白运动"，并很快在根据地展开。三五九旅也按此办法进行。
"坦白运动"开始时，三五九旅正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通过《解放日报》得知延安抓了很多特务，并揪出了四川、河南等省的"红旗党"。当时，我和于丁常在一起讨论此事，都感到很奇怪，延安怎么可能抓出那么多的特务呢？但从报纸上又确确实实地看到许多报道，不得不信，因为报道上都有事实，有证据摆在那里，但内心实在是不能理解。而且报道出来的特务大都又是从国统区来的知识青年，这不得不令我们联想到自己。随后，延安一些同学、老乡之间彼此都不来往，原来经常举行的联欢会、演出、读书报告会等也纷纷取消了，真有一种人人自危的感觉。南泥湾离延安只有90里，我们那时同朋友之间的通信也都断绝了。大约到了9月底，三五九旅也开始办学习班，抢救失足者，集中了全旅400多人，大都是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从国民党军队中投奔来的旧军人。最初一周还没有我。在此之前，我看到内部材料称：凡是黄埔学生都是复兴社的特务，这令我相当震惊和紧张。没过几天，旅部正式通知我也要进学习班。学习班总共有400多人，共分为五个队，每队80多人，集中在金盆湾挖好的一排窑洞，每个队都由一个武装排监管，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同时规定凡参加学习班的人，不准外出、通信和会友，在营区内不准串联、交谈。甚至吃饭、上厕所也都要按照一定的时间和顺序。
我被编入二队五组，全班12人，组长是七一八团的特派员，红军出身，主要是负责监督我们。其余11人都是审查对象。副组长罗健西，湖南湘西人，高中学生，接受新事物快，在三五九旅知识青年中表现比较突出，担任过副教导员。他在学习班是积极分子。
最初几天是集中学文件，主要学习康生在7月15日作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内容还是强调失足者是一个群众性、世界性的问题。同时，三五九旅还召开动员大会，由组织科长动员，要求大家主动坦白交待，并表示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个人是无法避免的等等。有问题，就要彻底交待。同时，组织上还从延安派来一些失足者积极分子现身说法，给大家讲他们当特务的经历。文化人的交待主要是说如何通过写文章，污蔑领导干部在生活中搞特殊化，在工作中搞一言堂，破坏民主，制造腐败；军人则交待如何为国民党搜集八路军违抗命令的所谓"证据"，并收集根据地军事情报，搞破坏等内容，以此启发我们主动坦白。这段时间大概经过了一周左右，除了听报告、讨论学习外，还要求每人写自传，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特别是在蒋管区参加过复兴社的人，要详细交待如何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何时派到延安来的，任务是什么，联系人是谁等等。
大概从10月6日开始，学习班开始进入各小组成员自我揭发批斗阶段。我们组第一个揭批对象是李树信。他是三五九旅唯一的一名兽医，在国民党军需学校受过正规教育，官至少校，有一定的文化。因为八路军缺少兽医，朋友介绍到八路军来工作。李树信在业务上有一套，但他平时爱发牢骚，常常议论领导，说些怪话。刚进学习班时，还是牢骚不断："你们请我来，既不给我升官，也不让我发财。现在我居然还成了审查对象！"组长拿李兽医开刀，旨在给全体队员一个下马威。因此对他批斗的相当激烈。组长首先让李兽医交待何时参加复兴社，李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是朋友介绍我来当八路的。"于是组长就让所谓的积极分子揍他。当时打人也体现出你对运动的态度，尽管大家都是审查对象，但积极分子为了表现突出，打起人来决不手软。第一天批斗会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斗到夜里三点。开始李兽医讲话还有逻辑性，慢慢地连话都说不清了。随后又对他进行了两天车轮战，不让休息。李兽医还是拒绝交待。于是组长就令积极分子把他吊起来，李兽医被折磨得浑身是伤，整整挺了两天两夜不承认。到了第三天实在是受不了，否则不被打死，也会残废的。他只好被迫交待，瞎编说自己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因表现突出，派遣到延安搞破坏。他曾利用职务之便打针打死了许多马匹。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李兽医总算是过关了。
这样一来，全组成员都十分震动。搞逼供信这种做法，以前我们都没经历过，完全不理解，但谁也不敢表示不满。此后的十来天，大家都被迫交待问题，生怕不主动就过不了关。不过，我们还是能听得出来，每人的交待实际上都是胡编瞎说。
当时，我就感到我们组审查的重点对象是我和副组长罗健西，因为我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毕业的，又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自然在劫难逃；罗健西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同时我们在革命队伍中已担任营级职务。而其他人则是青年学生或是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我们组就有两名教导营的教员，一个叫赵冬生，山西人，曾在阎锡山的部队当过排长；另一名叫韩东方，参加过牺盟会。他们也被逼无奈，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才过了关。
在教导营工作期间，我和他们两人朝夕相处，同睡一个大炕，彼此相互了解，因此在学习班中，他们私下常和我说些真心话。一次，他们悄悄同我说："副营长啊，这不是屈打成招吗？我们两人职位不高，出身小地主，瞎编些内容就可以，容易过关。看这阵势，您可是重点。"他们还不止一次地替我出主意，希望能把情节编得顺理成章，争取一次过关。如果在坦白中你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好啊！但要详细交待反革命罪行。必须要将参加特务组织的来龙去脉、具体细节讲清楚。否则，同样过不了关。一天一天地就这样过去了。组长将我和罗健西放在最后交待，就是要让我们承受更大的压力，希望能彻底坦白，钓出大鱼来，好向上级邀功。当时，组长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其他组员都睡在一张大炕上。一天晚上，罗健西悄悄对我说："哎呀，黎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呀！看来，不交待无论如何过不了关。咱们俩可是大头，硬扛不是办法。下场就是李兽医，打成残废还不是白打呀！看来咱们要想过关，事情说小了恐怕还不成，必需把帽子戴大才成。不说假话过不了关呀！"
我那时还想坚决顶下去。但内心又非常矛盾，如果是面对敌人的法庭、监狱，为革命而死，我是死而无憾的。可是，现在面对的却是自己的同志，居然还大搞严刑逼供，硬要强迫我说假话，承认是反革命，才可能过关，这真令人心寒。我是一心一意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这简直是污辱自己纯洁的革命情感，我做不到。我如果对组织说假话，承认是特务，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更对不起入党时的庄严誓词。那真是令人揪心啊！此后连续几个夜晚，我都无法入睡。几天后，罗健西实在熬不下去了，被迫坦白。头天晚上，他还和我一起商量他的"罪行"。他家原本是湘西大地主，他就谎称祖父被共产党斗死后，一家人怀恨在心。父亲让他混进八路军，找机会报仇，暗杀毛主席。主动戴上这顶"罪恶"的大帽子，自然可能过关了。会后，罗健西私下劝我赶紧坦白。他说："老黎呀，别顶了。上面让你当特务，你不想当也得当。我知道你不愿意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是敌人的法庭，硬顶还值得。但这是自己人，死了不值呀。"他还帮我一起编"故事"，以求自圆其说。首先我必须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但上级领导是谁？任务是什么？如何混进延安的？这些事都要编得令人信服才能过关。罗健西知道我是和阮庆、廖政武一起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他就提醒我万万不能把他们也牵扯进来。我就同他商量，说是1938年在武汉受复兴社特务头子滕杰的派遣，混进延安的（事后组织上曾调查证明当时滕杰并不在武汉，而是在长沙；另据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复兴社头子康泽交待：复兴社也从来没有向延安派遣过特务）。罗健西连忙称好。"可我交待什么罪行呀？"我问罗健西。他说："就说是长期潜伏，取得一定地位后，特务组织会给你派任务的。"但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谁是我的联络人，今后如何联络？当时，我们已得知黄埔同学徐卫民（在抗大工作）因不满坦白运动中对他的诬陷，逃回云南老家，脱离了党组织。另外，参加革命后，我曾给在西安的中学同学、国民党西北战干团的李振中写过信，劝他来延安参加革命。我就说："看来交待出这两个人比较合适，反正也无法再向他们调查了。"罗健西连连称好，并提醒我道："就说你们是单线联系。"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特务帽子我一个人戴，但决不能连累其他革命同志。最后，我们还决定今后如果有机会翻供，我们一定要相互证明。第二天，我就按私下同罗健西商量的内容，被迫交待自己在黄埔军校参加了特务组织。组长如获至宝，马上追问："你的任务是什么？"
"长期潜伏，等待特务组织的进一步指示。"我答道。 "谁是你的联络人？老实交待！"
"我的内部联系人是在抗大工作的徐卫民；对外联络人是国民党西北战干团的李振中。"
就这样，经过整整25天的坦白，我们组全都"交待"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组长很满意，完成了任务，可以向上面交差了。此时已是10月底，三五九旅的冬季大练兵要开始了。教导营营长就表示："黎原坦白了就好，还可以为革命工作。"为此他向旅部要求把我调回教导营，继续负责训练。但我内心还是非常痛苦的，曾找王恩茂反映，我是逼供成招，从来没当过国民党特务。但他当时也无能为力，只好安慰我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有什么需要向组织说明的事，以后再写报告反映吧。现在还是先好好工作。"但这样一顶沉重的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深深刺痛着我的心，实在是令人无法忍受，可又无处申诉。尽管自己是被逼供无奈，胡编瞎话说当过特务，但白纸黑字，留下一个难以洗去的污点。每当夜深人静想到这件事时，我真是痛不欲生，背负着这样一个历史污点，今后还怎么做人呀！到了第二年春天，党中央发现坦白运动扩大化的倾向后，开始纠正错误。毛主席还主动承担责任，并向被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三五九旅经过内查外调，由保卫科科长袁福生代表旅党委宣布给我平反，结论很简单，黎原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不久，教导营大部随三五九旅南下一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同时留下两个队驻防金盆湾，组织上任命我为营长，算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我感到坦白运动中的教训，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当然，从整体上讲，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我们最后取得全中国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整风后期康生等人搞的所谓的坦白运动，在当时也被称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确是一场错误运动，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它过分夸大了敌情。当时抓出来的所谓头号特务王实味（《野百合花》的作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平反了。由此可见，坦白运动完全是对青年学生蒙上不白之冤，是诬陷运动，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从我个人来讲，坦白运动造成的恶果，一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沉重包袱。虽然，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在组织的帮助和靠个人努力下，我能不断取得进步。但我首先要感谢几位老领导（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师长曹里怀、刘转连）对我的信任。没有他们的信任，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不知会是何样。因为在战争年代，党组织提拔干部是非常谨慎的，出了问题有关领导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的。但刘转连在抗战后期提拔我为教导营营长、曹里怀在解放战争时提拔我当团长、师长，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容易的。
记得1947年9月十纵刚刚成立，纵队领导考察干部时就有人议论说，我在坦白运动中承认当过国民党特务。为此，刚从十纵二十九师调到一纵的曹里怀师长和接任师长刘转连两人当着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的面，明确表态："黎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这件事组织上已有明确的结论，早就不是问题了。特别是在战场上，黎原表现得相当勇敢、积极。二十九师参加的很多战斗，主要都是依靠他这个团。黎原同志政治上忠于党，是值得信赖的。"
但在以后的和平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借坦白运动这件事大做文章，借口我有历史问题，背着党中央成立专案组，不断外出调查，希望找出证据打倒我。他们虽然未能如愿，但也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使我的职务多年得不到晋升。
我1960年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1965年任四十七军长，在正军职岗位上工作了15年，工作上处处受压制，职务得不到正常晋升。直到1972年，由总政、兰州军区、广州军区组成联合工作组，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最后做出结论，这才彻底甩掉背负多年的政治包袱。
5、奔赴抗日前线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从战略防御转入反攻；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在亚洲，美军加强了太平洋战场的攻势。德、意、日法西斯的末日已经来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亚洲战场的失败命运，援救其入侵南太平洋地区的孤军，以中国为后方补给基地，进行垂死挣扎。4月，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入关，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出动40多万军队，向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战略进攻。驻守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攻击下，纷纷败退，很快就将这一广阔地区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千百万民众，拱手送给了侵略者。为了打击侵略者，拯救沦陷区的老百姓，收复失地，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八路军三五九旅离开南泥湾，远征三湘，发展和建立抗日根据地。10月，三五九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组成八路军南下独立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分第一、第二梯队南下。第一梯队为独立第一支队，4000余人，辖4个大队。另有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工作的干部900多人，编为两个干部大队一同南下。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11月9日，南下第一游击支队从延安出发，经绥德东渡黄河，过同蒲铁路，再南渡黄河，入河南，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于1945年1月底进抵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胜利完成开进和护送干部的任务。随后，南下支队横渡长江，转战鄂南、湘北，在通城、崇阳地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1945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命令，由三五九旅留守陕甘宁边区的两个团和三五八旅一个教导营组成南下第二支队约4000余人，由延安出发，兼程南下，与王震领导的南下一支队会合，开辟新的游击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为迎接大反攻创造条件。南下第二支队（相当于一个旅）下辖两个大队，另有中央第五、第九干部队同行。原三五九旅参谋长刘转连(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司令员，晏福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政委。南下二支队出发前，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贺龙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接见了营以上干部。我当时担任二支队教导营营长，张有法任营政委。教导营辖两个队，每队100多人。全营有轻机枪两挺，步枪130多支，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仅发几颗手榴弹，武器装备较差。教导营的任务是负责保卫两个干部队的安全。干部队由团、师、军级干部组成，还带有部分家属。部队准备南下时，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小事。时任三五九旅组织科长的李大同，得知旅下属独立单位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为此，他召集各基层单位的领导开会，要大家坦白，上缴小金库，还下令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进行搜身检查。这件事引起大家的极度反感。虽然下属单位大都经营过一些小规模的商业，但我们这些基层干部都不是直接经营者，有怀疑可以查账。特别是在出发前夕，面对即将奔赴前线、出生入死的战友，却令组织干事进行搜身检查，这让大家产生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李大同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人作风朴素、踏实，能吃苦耐劳，还一度被评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模范。不过，他当时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工作方式，实在欠妥。
6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延安各界人士在延安东关机场，为南下二支队召开欢送大会。会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贺龙司令员都讲了话。欢送会后，南下二支队就踏上了新的征程。我们东渡黄河，经山西，再过黄河，向南挺进。
7月10日凌晨三四点钟，我们到达山西平遥城北，准备利用夜暗和青纱帐，从同蒲铁路平遥东北的东游驾、白家庄地区通过铁路。敌人在这一段铁路的防备力量较弱，我们的群众基础好，有利于部队通过。支队安排一大队一营，利用夜暗，拂晓前秘密通过铁路，占领铁路对面高地，掩护支队通过封锁线。二、三营、教导营断后。
当夜，一营顺利越过了同蒲铁路，到达铁路东面指定地点，掩护大部队通过铁路。天亮以后，其余部队陆续穿越铁路。下午一时许，二大队刚刚脱离铁路不久，日军得到消息，乘铁甲车分别由平遥和太谷两地，沿铁路线飞驰而来。另有日军骑兵、步兵三四千人随后跟进。敌人的轻重机枪和小钢炮一起开火，封锁道路，将四大队的二、三营、教导营和干部队几十名尚未通过封锁线的部分领导截留在铁路西侧。
我们就地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支队司令员刘转连指挥部队，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与敌人周旋了几个小时，到下午三点左右，由于敌人增兵不断，火力太猛，部队无法通过，司令员刘转连果断地命令部队向西撤退，摆脱敌人，等天黑后再过铁路。
因当时各部队正与敌人激战，同支队部（旅部）失掉联络，我们教导营和干部队的一部分（约三十多名领导同志）未能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这时日军发现我们这部分战斗力不强，行动缓慢，就组织骑兵、步兵数百人，向我们追来，企图吃掉我们，情况十分危急。干部队有的同志已经开始烧毁文件资料，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时，作为教导营营长，我是这几百人的最高指挥员，感到肩上的担子特别重。特别是这批尚未脱险的干部队成员大都是党政军高中级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必须保障他们的绝对安全。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同政委张有法同志商量，决定由他带一个排保护干部队成员先向西撤，我带五个排以排为单位，互相配合，交互撤退，掩护干部队撤退。政委带领干部队撤走后，我就命令各排迅速进入阵地，我留在最后撤退的一排阵地上，同他们一起抗击敌人。此时敌人骑兵已经追了上来，离我们只有一百多米。我嘱咐大家一定不要慌，沉着应战。我首先用步枪瞄准敌人先头骑兵射击，弹无虚发，把追到前面的几个骑兵打落马下。敌人见状大惊，不知我们有多少兵力，赶紧占领阵地，不敢贸然前进。我乘机把兵力分成几个小组，转移阵地迷惑敌人，并派出反击小组，收缴阵地前死伤日军的枪支和战马。就这样，经过各排战士轮番交替掩护，与敌人激战两个多小时，到下午五点多，我们向西撤到一处地形非常有利于我们防守的小山包上，准备继续抗击敌人。此时，天也快黑了，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未敢向前追击。
我赶紧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整顿队伍，打扫战场，派出警戒，安排部队就地待命。随后，我带了几名战士骑着缴获的日军大洋马去找大部队。我们向西走了大约两公里，遇见了支队司令员（旅长）刘转连。他们见我们骑着洋马，最初以为是日军的追兵，都已经架好了机枪，准备开火。幸亏当时天还不太黑，刘转连又和我非常熟，很远就认出了我，他急忙喊道："这不是黎原吗?"一句话，避免了一场误会，否则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经过半天多的激战，见到大部队和首长，真是十分高兴，赶紧下马,向首长汇报情况和我们的位置。随后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当天晚上，我们顺利通过了同蒲路。这次战斗，教导营临危不乱，沉着应战，指挥得当。在敌强我弱，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靠学员队顶住了敌人骑兵、步兵数百人的进攻，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缴获步枪十余支，军马十几匹，我方仅伤亡十几人。更重要的是，在战斗中教导营成功掩护了干部队尚未脱险的成员安全转移。这些干部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担任了军地各级重要领导，成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如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青海省省长等职的袁任远同志就在干部队中。另外，这次能够击退日军进攻，初战获胜，极大鼓舞了我们教导营的士气，更坚定了我们战胜日寇的信心。
当天夜里，我们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顺利脱离了敌占区，到达平遥县东宋家岭、花堡、山坡头地区。这里是半山区，也是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因为部队半个多月的连续行军，十分疲惫，支队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再继续南下。当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地方党组织的基层群众工作做得实在是出色，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铁路沿线，原本是日本军队控制的地区，但地方党组织都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通过同蒲路前后两个夜晚，都有地下党负责联络。刚一进村，每班、每排都有人接待，安排在老百姓家住宿，一进屋就安排好饭菜。离开时，也有老百姓当向导带路。白天我们和日军激战时，走失了近百头骡子，驮着大量物资。事后，老百姓纷纷主动将走失的骡子拉回来，送还给部队。
教导营安排驻在宋家岭休整。宋家岭有100多户人家，400多口人。村里建有两面政权，村长叫王殿臣，是党员，表面上给敌人干事，与他们周旋，暗地里与游击队保持联系，为部队收集情报，保护群众。敌人在村外大约两里的地方建有一个炮楼，高二三丈，站在炮楼顶上，可以俯视附近村寨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情况。炮楼里有伪军1个排，20多人，加上两名鬼子（一个军曹、一个上等兵）驻守。我们过同蒲铁路后，支队司令员刘转连将支队机关携带的两门步兵炮交教导营保管使用。这两门炮是1939年三五九旅在山西灵丘战斗中缴获的。宋家岭的百姓没有见过炮，更没见过八路军也有炮，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村长王殿臣见我们有炮，认为我们的战斗力一定很强，就想请我们帮忙，把村外鬼子的炮楼给端了。
我和营政委张有法商量了一下，觉得可以打。第一，宋家岭村外炮楼是孤立之敌。第二，有群众支持和内线配合。第三，八路军发动的夏季攻势作战，使得日伪各地驻军自顾不暇，不可能抽兵支援被围部队。而且我们教导营又新添了两门炮，战斗力强，打下炮楼还是有把握的。于是，我们就向上级请示。但上级认为不能打，第一，我们打完就走了，敌人报复群众怎么办？第二，中央给支队的任务是南下，不宜恋战，怕暴露企图，招引敌人，影响开进。所以就没有打成。几天后，我们休整结束，离开宋家岭，继续向南开进。二十多年后，大约是1972年的一天，平遥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几经周折找到我，调查宋家岭村长王殿臣的历史情况。他们问我："听说你们那时要打宋家岭村外日本炮楼，王殿臣把情报报告给敌人，没有打成。结果，八路军走后，炮楼上的鬼子和伪军到附近村上报复，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光宋家岭就被日伪军杀死5个人。"我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我对王殿臣了解不多，是教导营驻到宋家岭后我们才认识的，他是两面政权的村长，敌人来了应付、维持，暗里为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做事。那时候在游击区，常常是敌人进村我们走，我们刚进村敌人就追上来，所以多数村里都建有两面政权。我们后来没有打炮楼，主要是支队首长不同意。至于说王殿臣将我们要打炮楼的情况告诉给敌人，走漏了风声没有打成，这不是事实。因为敌人就是那么一个孤零零的炮楼，满打满算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我们要打还是很容易的。说到王殿臣去炮楼的事，那是他去找内线做工作，准备配合我们打炮楼。据我所知，南下支队在宋家岭、山坡头、花堡一带休整，都是地下党安排的。王殿臣是村长，当时支队群工科介绍说他是地下党员，我们对他没有戒心。"我还给调查人员写证明材料。后来听说王殿臣很快就被解放，恢复了工作。7月初，我们到达沁源地区，这时的沁源经过抗日军民一年多时间的围困战，已经胜利结束，沁源城内的日伪军全部撤走，八路军太岳军区搬进城里。南下支队途经沁源，就驻在县城附近。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鹤峰等军区首长，接见了南下支队营以上干部。王新亭还向我们介绍了太岳军区目前的形势以及同日伪军作战的经验。军区参谋长邓仕俊为我们作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报告。7月中旬，我们从太岳军区驻地出发，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南下支队不及歇脚，又马不停蹄地绕过日伪军占领渑池县城，越过陇海铁路，接着从柳泉、三乡镇，进至豫西熊耳山脚下。自抗战以来，这里一直为国民党军队占领，群众基础较差。为了开辟豫西根据地，筹粮筹物，继续南进，中央命令南下支队在熊耳山地区北麓作短期停留，宣传抗日，发动群众。 ?8月11日，我们南下二支队正在陈吴、张午、东赵堡一带开展工作，接到中央的命令，停止南下，恢复三五九旅番号，立即北上，归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我们就渡过黄河，移师黄河北岸孟县待命。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后，驻地军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欢庆抗战胜利。
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4天，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出三道命令：一、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国民党军"加紧进军"，"勿稍松懈"。三、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趁机赎罪"。日军投降后，驻扎在孟县城内、一贯与我八路军搞摩擦的国民党顽军张伯华部，继续与我军为敌。在我们三五九旅奉命渡过黄河向北开进时，他们派兵阻挡我们的去路，不让通行。旅领导迫不得已，决定8月28日晚攻打孟县，消灭张伯华部。孟县县城相当坚固，城内驻有伪军一千多人，个个都是亡命之徒。三五九旅打了整整一夜，没打下来。天亮后领导怕增大伤亡，只好撤了下来。9月2日，太岳军区第四分区派了两个团配合三五九旅再打，才将县城攻克。旅里原本命令我们教导营待命。我主动要求参战，但旅领导不同意。我不甘心看热闹，就带了两个排，随太岳部队冲进城里，抓了80多个俘虏，缴获一些白面。由于没有损失，刘转连旅长知道后，也没批评我们，默认了我们的行动。
几天后，我们奉命离开孟县，途经焦作，继续北上。焦作是中等城市，许多干部战士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很多新事物也是第一次接触，闹了一些笑话。比如一些战士见到电灯后，都觉得很新奇，有的人抽烟时就对着电灯泡点烟，却怎么也点不着，于是嘴里嘀咕："这叫什么灯呀，居然连烟也点不着。"一生气用枪托"啪"地一下将灯泡打碎。这样一来，不仅烟没点着，甚至连灯也彻底"点"不亮了。离开焦作后，部队奉命移师河南林县，林县是八路军太行山后方总部所在地，在那里我们受命准备进军东北。
第4部分、驰骋在松辽之间
1、挺进东北，改造警察部队
东北三省面积占全国的七分之一，人口不到全国的十分之一，耕地面积却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它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近代以来，日本、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就一直视东三省为必争之地。沙皇俄国先是侵占了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北、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又将侵略触角伸向东北，引起沙俄的不满，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战胜后，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了旅顺口、大连和中东铁路南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整个东三省，第二年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进行殖民统治。像我这个年龄的前后几代中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深仇大恨大都始自“九一八事变”。
自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东北地区的广大中国同胞就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老一代的共产党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人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东北三省不仅地大物博，而且交通便利，铁路长度占当时全国的一半，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尤其是东北的工业，在中国并不发达的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日本1943年统计，东北的钢铁产量占中国的90％左右，煤产量占一半，发电能力和水泥产量占70％，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势力就完全撤出东北，没有留下一兵一卒。而随着日本对东北的统治日趋严酷，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东北的活动也受到削弱。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东北地区，双方都想独占东北。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来临，国共双方都开始考虑战后东北问题。蒋介石在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上就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就不保。”的确，如国民党占据东北，不仅可以占有东北的工业资源，而且可以对共产党的主要根据地华北构成合围之势，战略上将占极大的优势。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宣战。百万红军分兵三路，横扫号称拥兵70万的日本关东军，很快就解放了东北全境。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就在日本投降仅半个月后的8月31日，国民党就成立了以熊式辉为主任的东北行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还分别委任了东北各省政府主席和各市市长，并利用东北老百姓的“正统”观念，收编大批伪满部队、土匪武装，着手接收东北。同时，在美国的支援下，从海、陆、空三方面源源不断地向东北调兵，企图独占东北。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的战略地位同样重视。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就明确提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讲？这主要是由于东北特殊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如果国民党占领了东北，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同苏联的联系，并将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关内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之势。相反，如果我们控制了东北，一方面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同时形成不受国民党包围的战略基地，彻底摆脱长期被敌人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及时确定了以东北为争夺重点的战略方针，将这一方针简称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9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组成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以后又陆续派林彪、罗荣桓、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到东北。最终到达东北的有4位政治局委员，20位中央委员，占中共七届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同时，中央还决定调派10万军队和一百个团的干部配置迅速进入东北。10月31日，成立了以林彪为司令员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统一指挥。
正是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我们三五九旅南下二支队于9月2日正式在河南林县受命，进军东北，指定我们占领嫩江地区，建立政权。为了与国民党军抢时间，尽快赶到东北，旅长刘转连决定从各团、营抽调政治作风、军事素质好的干部组成先遣队，由旅参谋长贺庆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带队先行出关。先遣队共45人，其中营、团、旅级干部28人，警卫员17人。由于领导对我的信任，我荣幸地被选为先遣队成员。
为了抢在国民党部队之前到达东北，先遣队每人配一匹骡马，一天走一百多里。我们几十人一路上得到地方党组织大力支持，每到一个村子，都已安排好住宿，准备好饭菜，备足马料，出发前还有向导带路。由河南林县出发，沿平汉路北上，经冀中深县、固安等地，我们在廊坊一带深夜顺利通过平津铁路。当我们北上路过平汉路时，我看到沿平汉铁路两侧，日军挖了一条连绵不断、数百公里长的封锁沟，沟宽约三四米、深二三米。日本侵略者挖这条封锁沟的目的，就是要切断八路军在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为了有效控制封锁沟，日军还沿线修建了无数的炮楼、据点，小村庄驻守一个班，大村庄驻守一个排，交通枢纽或县城至少要驻守一个连或一个营，甚至是一个团的兵力。由此可见，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不仅令日本侵略者胆寒，更是有效牵制了大量日伪军。此前在延安“七大”会议上，朱总司令讲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共抵抗了64％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通过我眼前看到的事实，可见八路军在华北大地上对日本侵略者构成的巨大威胁。
我们向东北挺进时，日军大都集中收缩到县城附近。就在我们顺利通过平津铁路的那天夜里，我恰巧遇见了一起到延安的军校同学廖政武，他也同是一个干部队奔赴东北。我们已经好几年未见，这次能在行军途中相遇真是太高兴了，但由于行动紧张，彼此未谈几句话就随各自部队前进。先遣队再经香河、遵化等地，向东北疾行，于9月14日抵达山海关。
我们无暇观赏天下第一关雄伟景色，策马直奔山海关火车站，当时火车尚通，我们一行弃马登车，乘火车出关，继续北进。9月15日，我们到达锦州。当时，已进驻锦州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接见了我们，并作了东北形势的报告。会后他还热情地请我们吃饭，想把我们这批干部留在锦州。因为他是最早进东北的，部队发展很快，非常缺乏干部。我们个人对此并没什么意见，只是上级不同意。
在锦州稍事休息后，继续乘火车北上，直奔沈阳。在火车上，我们见到苏联红军纪律较差，同去的女同志被迫藏在厕所里不敢出来。从此，我对苏联红军印象很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