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我们到达沈阳，在火车站即被东北局的人带到郊外一所旅馆住下，不准外出，门外还有哨兵站岗。东北局书记彭真亲自到旅馆给我们作报告，副书记林枫宣布：“经请示中央，你们三五九旅先遣队同志，由东北局统一分配，到长春开辟工作。”记得彭真当时还信心十足地讲：我们要独霸东北。三天后，先遣队的同志被统一分配到长春工作。长春，位于吉林省中部，是京哈、长图、长白等铁路交会点。“九一八事变”后，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下，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设首都于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设在长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指挥中心。8月21日，苏联红军占领了长春。因长春铁路网密集，四通八达，苏军占领长春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就将苏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部设在这里，便于指挥。马林诺夫斯基还兼任长春市警备司令，任命随同苏军进入东北的中共党员、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为长春市警备副司令。
苏联红军占领长春后，维持社会治安不可能完全依靠苏军。周保中就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建议成立长春公安总队。公安总队行使市政府的大部分职能，因为在苏军占领期间，长春还没有中国人组织的市政府。公安总队下辖公安分局，负责保障苏军的物资供应，社会治安的维持。此外，如苏军同老百姓发生矛盾，也都由公安总队负责调解。公安总队成立后，根据中央意图，周保中通过长春地下党组织了解，向苏军推荐张庆和担任长春公安总队的局长。
张庆和，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曾任伪满洲国警官学校教官。张庆和的夫人李玉贞是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同族侄女、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的堂妹。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在八路军、地下党的影响下，张利用在敌伪军校任职的有利条件，多次向八路军李运昌部和东北抗日联军传递情报，输送医药物资等。日军投降前夕，张庆和一度引起日军怀疑，并被列入黑名单，准备除掉，幸得上司担保，加之日本人也没有抓到真凭实据，才幸免于难。
我们到达长春后，因受中苏条约限制和雅尔塔协定约束，苏军只能将长春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八路军在长春的合法活动。所以我们先遣队的几十人就只能分别安置在同张庆和关系密切的几个单位暂时住下，等待机会分配工作。张庆和为人很热情，我和贺炎藩就住在张庆和家里。几天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曹里怀（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带领几十位八路军骨干也到了长春。东北局任命曹里怀为长春特别市卫戍区司令员，刘居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为长春特别市市长兼长春卫戍区政委。曹里怀等人为了安全起见，也只能暂时住在周保中家里。由于苏联红军不同意我党公开成立武装部队，周保中和曹里怀、刘居英等人商量后就决定利用张庆和担任长春市公安总队局长的合法身份，将八路军骨干安排到公安总队和各地保安团，掌握武装，创建人民军队。我们先遣队45人，被分到10个公安分队或保安团，大多先当副职。原三五九旅保卫科科长袁福生、师政治部锄奸部长李剑珠、七一九团一营长颜德明等人到长春市公安局任科长。我和原三五九旅后勤部副部长、老红军战士贺炎藩分配到公安大队，贺炎藩任大队长，我任教导员(后改称政委)。我最初对这一任命有意见，认为自己参加革命后，就一直搞军事工作，从来没做过政治工作，因此特别想当军事指挥员，带兵打仗。但作为党员，上级一旦决定后，便坚决服从，努力干好。
10月15日早饭后，张庆和带领我和贺炎藩，还有十来个从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来的连排班干部，一同去接受整编这支警察队伍。当时公安总队的人员都分驻在各区公安分局，张庆和命令勤务兵将各队队长、中队长、区队长集中到一处较居中的分局，宣布任命。随后，我们就走马上任了。那时公安总队名义上归苏军卫戍司令部指挥，实际上由周保中直接领导。周保中不仅是苏军任命的长春警备副司令，同时还是我党任命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兼辽吉军区司令，他有许多工作要做，不可能将全部精力集中在长春，所以经常派一名副官到张庆和处传达命令。我在张的办公室经常见到这名副官。有时，因工作需要，经常要同国民党派到长春的接收大员联系。因为周保中终归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不方便出席过多公开活动，他就派张庆和出面。而张庆和则是苏军任命的公安局长。当时，苏军和周保中在长春的许多命令，大都通过公安总队来贯彻执行。通过这个关系，极大地便利了我党控制长春，建立人民武装。公安总队成立之初，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些是留用的伪满警察，也有被日本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士兵，良莠不齐。他们中一些人相信八路军、共产党，愿意参加革命，也有些则是为了混饭吃。公安总队中成员最好的是基干队，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在此基础上我们陆续成立了一连、二连、机枪连，共400余人，组成我所在的这个大队。部队仍穿警察制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持有武器。
我任职后，同大队长贺炎藩分头到各个连驻地视察，了解情况。我们发现部队驻地比较分散，不便于管理。于是，我们就找张庆和商量，请求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整训。张庆和非常支持，决定将部队集中调驻到警察学校。事先我们还带各连连长到警察学校了解情况，分配住房。10月20日，全大队人员都集中到了警察学校。途中跑了十多个人。
部队集中以后，我同大队的其他领导深入连队，一个人一个人地谈心，了解和掌握人员的思想情况，摸清部队的底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部队武器不足，我们就自己想办法。那时，苏军缴获的大批日军武器都放在我们驻地附近的一个仓库里，由苏军和公安总队共同派哨兵把守。苏军士兵嗜酒如命，我们就叫战士晚上给苏军哨兵送上一些酒菜，趁他们喝醉后，命战士赶着马车抢运枪支弹药。没几天的工夫，我们全大队就都装备齐全，焕然一新。苏军哨兵一方面是喝醉了，另一方面毕竟和我们是“革命同志”，内心也同情我们，加之缴获的日军武器也不如苏军先进，所以他们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明知我们在暗中装运武器，他们也装糊涂，不理不睬。不过苏军的纪律不太强。有一天夜间，一个苏军士兵用转盘枪对准我们坐的一辆马车，要抢我们的车。我的警卫员樊明海、王贵民也不示弱，拔出驳壳枪对准他，他一看不妙就溜走了。我们大队一名从山东过来的八路军排长，曾被几个苏军士兵抓走，关在一个楼里，将他身上的钱财全部掠去买东西吃、喝，一直到用光了他的钱才放人。个别苏军士兵甚至到处强奸妇女。尽管苏军有宪兵负责军纪，抓到违纪士兵轻则关押，重则枪毙，但实际效果不太理想。长春城里的许多年轻妇女都剃光头，女扮男装，看见苏军士兵，就到处躲避。苏军还强迫各地公安分局每天将日本妇女送到苏军军营。群众对苏军的不满非常强烈。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败坏了苏联红军的声誉。1945年10月底，我们进驻警察学校没几天，苏联红军准备撤走，将长春交给国民党军队接收。上级命令我们驻守长春中央银行，同警卫团一起守卫银行。我们还修筑了工事，准备同国民党军打。但苏联红军根据中苏协定，一定要把银行交给国民党，硬是用武力逼迫我们撤出银行。我们只好再搬回警察学校；几天后，苏军再次命令我们大队搬到长春城外的拉拉屯伪中央军官学校。
11月中旬，我们就对部队进行了政治教育和组织整顿。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我们大体掌握了全体人员的基本情况。总的情况比预想的要好，成员中大部分是劳工和学生，还有一些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队战俘。他们对八路军有一定的认识，愿意参加革命。但也有个别人是找出路，混饭吃的，并不是真心参加革命。根据这种情况，我和大队长商量后决定：
第一，召开全体大会，公开我们的主张。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愿意留下的欢迎留下，愿意走的可以走。此后，有一小部分伪警官、警察和意志不坚定的队员40多人离开了部队。部队人数虽然减少，但质量却明显提高。第二，对部队进行整编，加强党的领导。经上级批准，我们将一大队整编成四个连队，分别任命了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各级干部。一连连长王志，指导员曹庚辰；二连连长阎村田，指导员敖荫轩；三连连长胡斌，指导员邱继臣；四连连长姚金龙，指导员李维。连级干部大部分是八路军老战士，还有几个是老红军。
第三，健全党组织。大队设立党总支，我任总支书记；各连设立党支部，指导员任支部书记，做到“支部建在连上”，保障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各连还成立经济委员会，由士兵管理伙食，做到经济民主。不久，上级又给我们大队派来11位共产党员、革命骨干，很快都充实到基层，这样全大队党员干部就有30多人。同时，我们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教育，努力提高部队战士的政治觉悟。此后，我们又陆续招收了一些素质较好的青年学生和城市贫民入伍。全大队总人数仍保持在400多人。
在教育整顿中，政治处主任马仁裕同志起了很大作用。马仁裕是满族，吉林市人，原姓伊。卢沟桥事变时在北平大学上学，参加过学生抗日爱国组织。一年后，党派遣他到东北做地下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团结民众抗日。长春公安总队成立时，缺少骨干，地下党便选派了一些人来到部队，马仁裕就是在第一大队进驻拉拉屯伪军官学校后，由组织上派来的。他有文化，政治水平高，很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在政治整顿的同时，我还主动发挥擅长军事训练的特长，配合大队长积极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综合素质。经过20多天的整顿和训练，部队素质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大致具备了一支正规部队的规模。以后，组织上又陆续派了一些干部，有从万毅部队来的，也有从延安来的。全大队连、排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从关内来的。经过整顿，部队更纯洁，战斗力也明显提高。从到公安大队工作那天起，一个月来，我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睁着眼睛，脑子里的弦儿绷得紧紧的，生怕出现意外，怕有人叛变或逃亡，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段日子对我个人的成长锻炼很大。日本投降后，我们奉命挺进东北，接收长春公安大队，前后仅仅两个月，我们就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这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解放战争中，东北地区之所以能够迅速解放，就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大批像我们大队这样的革命武装。最先进入东北建立的中共武装力量，大约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是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十六军分区所属的两个团。他们离东北最近，9月4日就开进了沈阳。我们先遣队9月中旬在锦州见到李运昌时，该部已扩编成了五个旅。当时，李运昌部的装备非常令我们羡慕，配备的全是日军武器，很多士兵还穿上了日军大皮鞋和呢子大衣，同关内的八路军相比，看上去要威武、雄壮得多。李运昌部还先后接收了沈阳、鞍山等地的敌伪装备。另外一部分，是周保中领导的原抗日联军旧部，大约有几百人。1940年冬，抗联迫于日益严酷的处境，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在苏联期间，有很多人受组织派遣进入红军各级军事学校学习，主要是学习炮兵和坦克等军事技术，有一定的军事水平。后来苏军将他们编成国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教导旅，即抗联教导旅，由周保中、李兆麟负责指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后，周保中等人决定必须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东北主要城市，迎接中共大部队出关。经与苏联商定，同意抗联教导旅随苏军一同进入东北。9月上旬，抗联即进驻长春、哈尔滨等北满主要城市，并以长春为指挥中心，工作重点就是接收日伪武器装备和公安、邮电、银行、铁路等要害部门。由于他们有苏联红军的特殊身份，起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时，周保中是苏军委任的长春警备副司令，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同苏联红军的主要联络人，为中共在东北迅速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掩护。周保中过去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在东北很有威望，这批抗联老战士就利用这一特殊条件，在长春附近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团的武装，并在北满几十个县成立了保安团。由于教导旅的成员大都接受的是苏联红军的建军模式，长期在苏军工作、生活，同八路军的作风有一定的差别。他们还不太善于开展群众工作，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部队建设和巩固根据地方面来，而是过于看重部队数量的扩大，相对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对部队的领导，存在一定的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尽管部队数量发展很快，但战斗力不够强。那时长春一带真可谓司令多如牛毛，一个连长有时就可以对外称司令。某些新成立的部队干部只知道当官，不重视练兵打仗，同群众关系不够好。当环境、形势一变，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这样的部队很容易瓦解。以后，组织上分配一些原抗联的干部到我们军工作，他们中有一些干部在苏联参加过红军军校的正规学习，特别是在技术兵种，能够发挥特长。例如我们军的通讯处长在苏联学习过通讯技术，后来在军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和特点。他们对我们军的正规化建设有一定的贡献。再有一部分，就是地下党组织的新部队。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被日本强掳到东北的劳工，包括一些八路军被俘的连、排长，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的基层军官。这一部分军队有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懂得如何建党、建军、建政，也知道继承和发扬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传统。在以后的残酷战争中虽然有一些被打散，但剩下的人重新找到组织，补充进主力部队。
最早进入东北的我军力量，主要就是以上三部分。真正的主力部队大致是在10月底进入东北的。虽然早期进入东北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们是最早打出共产党旗帜的人民武装，为我党进占和经营东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为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因为我们能首先进入东北，就有机会建立政权，扩大和发展武装。尽管一些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如主力部队，但这些地方部队也有地方部队的作用和特点，有了这些武装，我们就可以控制一个县、一个地区，可以减少野战部队分防驻守的压力，还可以接受从关内来的干部。有了落脚点，就有了开展工作的空间。
以我所在的公安警察大队为例，原三五九旅先遣队的干部最初出关时只有几十人，如果没有张庆和这些人的帮助，我们的工作难度将更大。以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虽然有一些基层政权瓦解了，新成立的部队被打散了，甚至有个别部队反水投敌，但毕竟我们有了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恢复起来容易。同时，一些被敌人打散的部队，很多人又陆续回到解放区，经过整顿，补充进新部队或主力部队。还是以我所在的公安警察大队为例：最初成立时共4个大队，除三大队长叛变投敌被处死后将该队编入我们一大队外，其余两个大队都陆续补充进一纵和六纵。以后，我们大队逐步发展成十纵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八十六、八十七团也基本上是由县保安团改编而成。这些部队都是当时新成立的，有了这个基础，后来曹里怀带着我们团到舒兰，再同这两个团一起组成独立第三师，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考验，独立第三师发展成主力部队十纵二十九师。在十纵最初成立的三个师中，除二十八师是由三五九旅两个团三千多人成建制地由关内挺进东北外，其余部队都是在东北发展起来的。
回想挺进东北的最初经历，我真是发自肺腑地感到党中央在东北战略决策上的英明伟大。抗战时期，八路军主要是在华北抵抗日本侵略者。虽然华北紧邻东北，八路军有这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条件也是在日本投降之时才显现出来。最初党中央的方针还是南下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11月，三五九旅南下一支队就是受命到湖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直到欧洲战场胜利后的1945年6月，我军的战略部署还是向南发展，并派出我们二支队南下。等到8月苏联出兵东北后，党中央及时抓住这一有利的形势变化，迅速改变战略部署，及时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紧急抽调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进入东北。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对日宣战后，苏军控制占领了整个东北。这为我军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进入东北，建立政权，发展武装，改善装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当时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由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他们还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基层政权。但苏军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当时苏军就曾建议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或是新成立的部队对外最好不要叫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以后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这样苏军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军还一度下令凡佩戴自治军标志的部队，可在东北各地自由活动，苏军不加限制。特别是苏军基层指挥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们也知道毛泽东、朱德。当我们喊“斯大林万岁”时，他们也会喊“毛泽东乌啦！”只要国民党不提出外交干涉，苏军实际上并不阻碍我们在东北的行动，甚至在我们剿匪时，苏军还一度予以配合。这一点，我就有亲身经历。1946年初我奉命在北满大赉县剿匪，当时苏军在县城车站驻有一个连队，就主动协助我们缴械土匪武装，配合我军的剿匪工作。正是因为有了苏联红军的帮助，我们进东北后，才可以招兵买马，组织武装，建立政权，特别是周保中等人领导的原抗联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首先在东北树起共产党的旗帜，控制了很多地区，为八路军主力部队出关提供了开展工作的空间。
2、松辽剿匪
东北历史上匪患不绝，特别是北满和西满更是有名的土匪活动地区。1945年11月，国民党东北行营在长春开始着手布置接管东北。由于苏军当时还没有撤军，国民党正规部队一时无法顺利进入东北正式接收。为了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阻挠共产党在东北的发展，国民党向各地派遣了大批特务，对土匪封官加委，使大批伪满官吏和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为所谓“先遣军”、“光复军”和“挺进军”的司令、军长、师长，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最猖狂时匪众曾达到25万左右。由于国民党代表着中央政府，东北的老百姓大都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原伪满军队、土匪武装纷纷接受国民党委任，许多基层政权很快落入国民党控制的土匪武装手里。我们少数新成立的部队也在国民党特务的利诱下反水，投降敌人。加之东北被日本占领长达14年，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薄弱，群众尚未全面发动，对八路军、共产党还不理解。我党派到各县的负责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赶走，很难开展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东北局指示：“争取在苏军未撤、蒋军未到之前，扫清北满土匪，镇压新部队之叛变，为建立根据地创造条件，成为当前急务。”为此，上级命令我们公安总队到北满各县执行剿匪任务，保护党的地方组织，开辟农村根据地。接受任务后，我和大队长贺炎藩立即率领部队向舒兰、榆树两县进军。当我军刚刚进到舒兰县白旗屯镇时，就同当地反动武装交上火。我们马上展开队形向敌人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将敌人打跑，顺利进占白旗屯，并召集地方商会、镇长开会，阐述我党政策和我军纪律，安抚群众安心生产、生活，不要害怕。我们还成立了维持社会治安的组织。此后，我们陆续击退了黑林子等地的土匪武装，于12月底进到榆树县，协同松江支队将县城包围。我大队配合松江支队由东关和北关攻城。当时，我们总队有山炮、步兵炮十余门，就集中全部火力，经过近一小时的炮轰，将县城南门打开一个缺口，部队同时发起攻击，激战十小时，歼灭敌人1500余。我大队攻进城后，负责打扫战场（收缴枪支，安排俘虏）。而向北逃窜的残敌，全部被松江支队歼灭。部队在榆树休整三天后，即向五常县开进。
此时正值隆冬，天下大雪，平地的积雪就有一尺多厚，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多度。当部队行进到五常县孙大骡子屯时，遭到土匪武装阻击。敌人在距我军五百米处突然开火，全大队在毫无隐蔽的情况下立即展开，向敌进攻。敌人依据大院工事与我对峙。我们没有挖战壕的工具，而且冻土坚硬根本挖不了工事，再加上地形平坦，不易接近敌人，相持四个多小时没有进展。后来，我亲自组织各种火炮集中射击，压制敌人。同时命一连组织突击组，排长樊明海任组长，经过五分钟的炮击，突击组爬上围墙，后续部队也跟着冲进去，敌人遂向五常县城逃跑，被我打死打伤数十人，我们伤亡二十余人。樊明海冲到院内同敌人格斗时英勇牺牲。他原是我由关内三五九旅带去的警卫员，从关内到东北照顾我特别周到。他作战勇敢、机灵，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的牺牲，我非常悲伤。
敌人向五常县城逃跑后，我组织大队立即向敌人追击。敌人在五常县城未敢抵抗，即向北逃走。当晚，我们占领了县城。大队在五常县休整了几天，整顿部队，开追悼会，进行形势教育。这时，毛主席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虽然双方签订了双十停战协定，但国民党拖延不执行，继续依靠美国军舰运兵到东北，包围解放区，想彻底消灭我们。此时东北的国民党特务活动非常活跃，有些人甚至混进我们的部队搞策反。公安总队三大队队长张劲才原是一个旧劳工头，日本投降时他在长春拉了一百多人的武装。公安总队成立后，将他收编为三大队。当时，国民党特务对张劲才许以保安团团长，并由长春行营发了委任状。但他的委任状被我军截获。曹里怀司令员就命令我负责整编三大队，将张就地枪决。我带一连长和一个排赶到三大队驻地将张逮捕，拉到五常县城东门外枪毙了。三大队副大队长胡庚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时，在冀中根据地当武工队长，绰号“黑衣队长”，威震日伪军和汉奸。长春公安总队成立时，他受党的委派到第三大队任副大队长。胡庚生按照我的要求和布置，配合三大队其他八路军骨干，将全队人员集中，当众宣布：张劲才投降国民党，并被委任为保安团长，已逮捕法办。你们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发给路费。三大队原有三个连，300多人，当下走了三分之二，留下100多人。我和胡庚生商量后，将留下的人编为一大队第三连，胡庚生任连长。原一大队三连改为一大队基干连。此后一大队共辖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共800余人。这个由三大队改编的连队，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隶属关系几经变更，后来改为四十七军一四○师四一八团三连，闻名全国、全军的“欧阳海班”，就在这个连。在这一段剿匪期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相当险恶的。因为我们是一支新成立不久的部队，公安总队下辖的四个大队中，二大队长原是国民党的营长、三大队长叛变、四大队长是伪满旧军官出身。在当时复杂的情形下，他们随时都有反水的危险，搞不好就会脑袋搬家。整个公安总队执行命令坚决、最忠于党组织的就是一大队。
1946年1月，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正式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我们公安总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吉黑纵队，曹里怀仍任司令，刘居英（原长春市市长）任政委，张庆和、冯致远任副司令。公安总队第一大队改为吉黑纵队第一大队。贺炎藩任大队长，我仍任政委。1946年初，我部由五常出发，向北满进军，继续担负剿匪任务，先后解放了农安、乾安等县。2月，我军经伏龙泉镇遇土匪千余人，部队全部展开向敌攻击，将敌大部消灭，并救出被敌人关押的干部十余人。这些干部都是我党派出的书记、县长。如陈斌同志是一个老红军，被救出后就留在我大队担任后勤处长。战斗结束后，我们大队进驻卡拉木屯一个蒙古王爷府。主人是蒙古上层人物，据说是蒙古四大地主之一，房子有上千间，养马百余匹。伪满时期，他家上缴的粮食多得要经铁路运输才能按时运出去。他的家人都抽大烟，连刚生下的小孩子也要用大烟喷脸。我们驻了大约一周左右，全由他一家负责供应。离开时，他还送给我们十几匹马。
当时西满各县反动武装，经常杀捕我党派去的地方干部。一天，大赉县委书记、县长发现敌人要抓他们，并企图占领县城，就连夜跑到扶余，向曹里怀司令员汇报土匪的情况。曹里怀当即命令我大队迅速占领大赉县城。大赉县又名绰尔城，位于西满东边。县城不大，居民近五千人，城墙由土夯实筑成，墙高一丈，宽五尺。城外东、西、南三面为平地，北面为水泡子。中长铁路从城西通过，西门外四里处就是大赉火车站，车站驻有苏军一个连。我率部进占县城后，即部署二连守北门，三连守南门、东门，一连、基干连做预备队，将通信联络的各种讯号规定好，根据敌人不同的进攻方向制定应对方案，并派人到城外火车站与苏驻军联系，协同对付土匪进攻，一切布置就绪，就等敌人来攻。2月中旬，敌保安团两千余人，配备野炮、山炮十余门，将县城层层围住，上午8时开始进攻，先进行炮火轰击，连续多次冲锋，架云梯爬城，均被我军击退。下午5时南门吃紧，敌人占领了部分土围子，我当即率一连赶到南门增援，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晚上，我回到大队部发现大队部人员已集合院内，所有物品装载上车，准备由西门撤走。我马上找到大队长贺炎藩商量，明确表示我军绝不能撤，如果此时撤军很有可能会全军覆灭。因为敌人超过我几倍，城外又是平原，我军缺乏有利地形的掩护，反而便于敌人进攻。更何况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死守县城，等待援军。没有上级的命令决不能擅自后撤。我最终说服了大队长，又将机关干部、警卫组成一个连，投入战斗，后勤人员也组织起来，负责向战斗连队输送弹药和给养。
第二天，敌人再次集中十余门大炮猛轰北门近一个小时，将城门打开一个缺口，步兵即发起冲击。守卫北门的二连顽强抵抗，连长闫村田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利用战斗的间歇，我率领基干连火速赶到北门抢修工事，将缺口堵起来。随后，敌人又发动了两次冲击，都被我军击退。敌人两天进攻受挫，就派密探进城与城内反动地主联系，企图里应外合。第三天夜晚，土匪一百多人由东北方向偷偷爬进城墙，占领了两个大院，向我军射击。我立即命令一连反攻，与敌人进行巷战，用手榴弹和刺刀将突入城内的敌人大部消灭，剩下的几十人逃出城外。拂晓时战斗结束，我军伤亡三十余人，一连黄连长英勇牺牲。第四天，敌人继续组织进攻，均被我击退。第五天早晨，由白城子出援的新四军三师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赶来增援。敌人全部撤退，我即率一、二、三连由北门向敌人追击二十余里，俘敌二十余名。原来，增援部队两天前刚刚攻占白城子，正在休整。他们接到增援大赉的命令后立即乘火车驰援。那时的火车，缺燃料，将就着烧豆饼，豆饼烧不着，热力不够，蒸汽不足，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本来一天的路程竟然走了两天。
打退土匪进攻后，全大队首先召开追悼大会，纪念牺牲的黄连长和20多名烈士，黄连长是在四川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政治上坚定，作战勇敢，是我一大队主力连的连长，他的牺牲，是我们大队的重大损失。随后召开全大队总结会。这次战斗的主要经验是：在我军被敌人包围，特别是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不能轻率突围的。如果盲目突围，我们有可能被消灭。二是必须肃清内部敌人，敌人利用里应外合抢占了几个院落，给我们的防守造成极大危险，因此必须对城内隐蔽的敌人进行严格清查。三是要加强对敌侦察工作。敌人在前一天晚上撤走时，我们没有及时发觉。待天明追击时，敌人已跑远。这次战斗对我们这支新组建的部队来说，能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守四天四夜，还一度将打进来的敌人大部分消灭，对部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士气和战斗力。
3、第一次解放长春
1946年3月初，苏联红军开始从东北撤军。由于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按照中苏协定，苏联红军撤出时，须将驻防城市交由代表中国政府的国民党军队接收。因此，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趁苏军撤军之机，大举抢占东北主要城市。3月13日，国民党军进驻沈阳。21日，国民党军又从东北民主联军手中夺占抚顺、辽阳。至此，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共6个军，连同收编的伪满军警、土匪武装，总兵力达30余万人。
面对严峻的形势，在中共代表据理力争下，美国和国共三方军事调停三人小组于3月底达成《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决议》。但国民党拒不执行停战协定，仍乘苏军撤离之机，集中5个军11个师的兵力，继续向东北民主联军占领的城镇大举进犯。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迅速占领四平、本溪、鞍山等战略要地和交通线，进而占领长春、哈尔滨，以达到占领整个东北的目的。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配合谈判，促进东北和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中共中央确定全力控制北满地区及长春、哈尔滨两市与中长路满洲里至绥芬河段。因此，中央要求东北民主联军迅速集中主力，坚决扼守四平，给北进之敌以有力的打击；南满主力集中于本溪地区，打击和牵制敌人；在苏军撤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市后，迅速歼灭三市匪伪武装，夺取这三个城市。 ?
当时，我们正在大赉周围几个县负责剿匪，接总部命令：南下攻打长春。我们大队立即从大赉县城出发，向南经九台于4月13日到达长春东北地区集结待命。这时，夺取长春的战斗已布置完毕。总指挥为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参战部队有原山东八路军第七师主力和吉黑纵队等部。攻击部队分为西南、东南和东北三个纵队。吉黑纵队编为东北纵队，任务是夺取长春火车站后，沿大同路，向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和伪中央银行进攻。这时的长春形势，同半年前我们刚到时的情形大不相同。尽管苏军尚未全部从长春撤出，但按照中苏协定，国民党东北行营也已进驻长春，接管了部分城防。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队有敌铁石部队二总队、四总队，以及吉林省保安司令部下辖的15个保安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总兵力约两万人。总指挥为卖国求荣，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汉奸姜鹏飞。敌铁石部队原为伪满洲国军队。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铁石少将在中国东北收编土匪、地方武装组建而成，关东军定名为铁石部队，主要任务是同东北抗日联军作战。该部队装备颇佳，有一定的作战能力，极为凶狠。日本投降前，铁石部队进驻冀热辽，与八路军为敌。日本投降后，改换门庭，被国民党收编为东北保安部队，用飞机空运到长春，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了长春。国民党在东北原本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为了和共产党抢占胜利果实，他们就大量收编伪军。当时活动在北满、西满一带的所谓“国军”，大都是原来的伪军。我们攻打长春时，守城的两万多敌人都是国民党收编的伪军，根本没有见过中央军的影子。事后，国民党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时，胡说什么当时中央军进东北，拒绝接收伪军，全让共产党军队接收了，这是失掉东北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同事实完全不符。4月14日中午，苏军全部撤离长春。晚8时，东北民主联军开始攻城。我东北纵队先后夺取宋家洼子、长春广播电台，占领长春市北郊。
第二天，东北纵队集中主力，向敌铁石部队四总队固守的长春火车站发起攻击。张庆和副司令员、冯致远参谋长一人驾驶一辆坦克，开道攻击。三个大队在炮兵的配合下，轮番进攻，直到夜幕降临，仍未攻下火车站。傍晚，经审问俘虏，我得知敌人的一个团指挥所就设在火车站对面的几幢楼房里。同时，我们还让俘虏画了敌人的炮兵位置、防御情况图。这时，纵队又将纵队步兵炮连、迫击炮连配属给我们，要求晚11时拿下火车站。我立即召集各连长开会，重新进行部署，并要求炮连作好炮火准备。
晚8时整，纵队炮兵连的15门步兵炮、迫击炮，发出怒吼，直击敌团部。炮弹从窗口钻进，在屋里炸开，炸得敌人乱作一团。趁敌混乱，我们大队全体官兵，呼喊着冲向火车站，冲进楼内，与敌人逐楼逐层地争夺。经过四小时的激烈战斗，守卫车站的敌人大部被歼，小部逃进城里。俘敌500多人，缴枪1000余支。17日一早，第二、第四两个大队在炮火支援下，跟随4辆坦克向据守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的敌人冲击。张庆和、冯致远再次驾驶坦克带部队冲击。步坦配合，开始还算顺利，不料坦克冲进一段距离后，连续坏了两辆，接着坦克上的炮弹也打完了。缺少火力掩护，部队晾在大马路上，既攻不上去又撤不下来，干挨打，伤亡很大。这一天，我军向敌人发动了多次进攻，但仅占领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以北的几栋高楼，尽管我们有了一些依托和掩护，但仍无力推进。当晚，我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后，向副司令员张庆和建议，二、四大队仍从正面进攻，我带一大队迂回到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以西，连夜向守敌发起攻击。得到张庆和的同意后，我即率一大队穿过原日本关东军命名的儿玉公园（今胜利公园），埋伏在原关东军司令部西侧楼外。晚9时许，正面第二、第四大队发起新一轮攻击。趁敌人注意力集中在正面的时候，我命令部队突然从侧后发起冲击，迫击炮弹和手榴弹同时在敌人阵地开花，守敌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就冲进楼内，与敌人展开肉搏。随后，正面进攻的部队也冲了进来，很快消灭守敌，占领了关东军司令部旧址。
18日，攻城的三个纵队，分别扫清长春外围，攻入城内，齐头向敌铁石部队总指挥部伪中央银行推进。吉黑纵队沿大同路推进。纵队的四辆坦克也已修好，在坦克的引导下，部队经三四个小时的激战，攻占敌宫内府、康德会馆等要点。下午，攻城的三个纵队，分别推进到伪中央银行附近。这里还有4000多敌人，负隅顽抗，作困兽斗。
晚6时，吉林军区司令员、前线指挥周保中发出全面攻击命令。三个纵队的大炮齐鸣，伪中央银行变成一片火海。战至21时半，攻占了伪中央银行，长春全部解放。长春战斗，我大队歼敌1000多人，俘敌1000多人，缴获枪炮1000余件，受到上级嘉奖。
这次战斗，对东北战局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显示了我军的力量，积累了城市攻坚作战的经验。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支新组建的部队，锻炼很大。同时也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例如在街道巷战中，不能够沿着大街冲击，应该编为班排小组，发挥近战、夜战优势。此外，当我军向关东军司令部（旧址）进攻时，由于没经验，步兵跟随坦克沿大街冲击。坦克炮弹打完撤走后，给步兵造成很大伤亡。同时，我军还要加强步炮协同作战，明确步兵、炮兵的具体任务。我军进攻火车站时，由于步、炮兵任务明确，炮火准备后及时发起冲击，迅速歼灭敌人，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1946年4月长春解放后，遵照上级指示，吉黑纵队分为两部，由曹里怀率一大队、骑兵大队和炮兵大队、直属队各一部到吉林，改编为吉林军区，曹里怀任司令员，袁任远任政委。其余人员由张庆和、冯致远率领，留守长春。留守部队不久分别编入东北野战军一纵、六纵。我部到达吉林后，第一大队改编为吉林军区警卫一团，贺炎藩任团长，我仍任政委。全团三个营，一千多人，战斗力有所加强。一营营长胡斌、教导员王志。二营营长朱以武、教导员龚定尘。三营营长鲜富文、教导员商东吉(朝鲜人)。从此，我们团由地方部队向正规部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和参谋长胡更生带三个连到蛟河县剿匪，经过半个月的合围奔袭搜剿，基本肃清了土匪，稳定了局势。苏军撤兵后，为了阻止国民党军的长驱直入，按照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长春、哈尔滨的同时，集中主力部队坚守四平。四平位于中长铁路沈阳、长春之间，又是中长、四梅、平齐三条铁路的交会点，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4月中旬开始，我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四平街保卫战，这是我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防御战，为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四平保卫战历时一个多月，毙敌一万余人，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我军也付出了较大代价，有8000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奉命从四平撤退。四平失守，客观上是由于敌强我弱。最初，我军还准备在长春继续阻击敌人，并开始挖工事。彭真在动员大会上对我们讲要变长春为马德里。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后方又不巩固，没有根据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放弃长春，部队分别向松花江以东、以北地区撤退。四平撤退后，毛主席特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各解放区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部队在撤退时组织得很周密、隐蔽。当我军主力后撤几十里后，敌人才发觉。我军撤出四平后，一部分主力于6月初到松花江北岸休整，其余部队分别转移到东满、西满地区休整，并从事根据地建设。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又继续向北推进。26日，国民党军占领长春，三天后进占吉林。
东北民主联军战略撤退时，我团在吉林北山同一纵一师负责掩护主力撤退，并奉命炸毁吉林南江铁路、公路大桥。当时团里没有工兵，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安装炸药。我们团临时招募了三十多名懂爆破技术的日本人，在大桥结构最佳位置安放好有效数量的炸药，才顺利完成任务。我团负责防守的地方是主力部队撤退的主要方向，大部分部队都从这里北撤。28日，林彪乘坐卡车北撤时路过我们团，还到团部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他说话不多。临走时我问他：“首长，您还有什么指示？”他只是说：“没什么。现在的形势你们都知道，我们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你们完成掩护任务后，迅速向舒兰山区撤退，整顿好部队，发动群众，一定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当晚，我们炸桥后即向江北舒兰县转移。敌人到了松花江后，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暂时没有力量继续向北进攻，基本与我们隔江对峙，除派小股部队过江侦察骚扰外，没有大的进攻行动。
4、守卫舒榆江防
从1946年3月苏军撤兵、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开始，到6月我军退守松花江以北的这段时间，是东北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军队最猖狂的时期。国民党集中了八个军的优势兵力进攻，来势凶猛。整个松花江以南地区除临江周围几个县外，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特别是敌新一军、新六军是国民党五个王牌军中的两支劲旅，全部是美式装备，参加过缅甸作战，战斗力最强。而我军大多是新组建的部队，新兵多，缺乏训练，战斗力弱，通讯联络不畅。出关的主力部队也多是来自各个根据地，还未能建立一个高效灵活的指挥系统。
我军后撤时由于撤退距离较远，从而造成部队一定程度的混乱。很多部队纷纷减员，而新组建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叛变逃亡现象更是严重，有的团甚至跑了一半以上。当时，黄克诚曾将我军这段时期的不利因素总结为“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的影响。根据情况的变化，此时我们没有独占东北的可能。因此，林彪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必须先肃清土匪，整训部队，充实后勤，建立根据地。国民党军队虽然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由于占地广，战线延长，兵力分散，且在作战中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部队疲惫，继续组织大规模进攻，攻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已力不从心，无力继续向我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则利用这段有利时机，大力整军，开展根据地建设，十万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从而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我军后撤之初，上级曾一度要我们撤到舒兰以北山区。但国民党军到松花江南岸后，为了巩固新占领的地区，也没有力量再向北进攻。我团虽然是一支组建不久的新部队，但由于提前进行了充分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注意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加之我们是从吉林北撤，渡过松花江，撤退距离比较短，所以，我们在撤退中只跑了几名战士，部队损失相对较轻。吉林军区撤至舒兰后，改编为吉北军分区，曹里怀任司令员，伍晋南任政委。我团改编为吉北军分区基干一团，我仍任政委。此后半年，我们在舒兰一带除防守松花江东岸，阻止老爷岭、江密峰一线的敌人进攻骚扰外，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为了巩固吉北根据地，我们首先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实行减租减息，努力培养地方干部，建立基层革命政权。舒兰、榆树两县是吉林省的产粮区，丰收一年够吃三年。这一地区人口约60万，有粮吃，人口多，为扩大部队创造了条件。为此，我们积极扩兵，及时补充部队兵员、武器。到9月，全分区扩充新兵千余人，我团也补充了很多新兵，并组建了一个朝鲜营，全团达到1500余人。这次扩兵，我们采取自愿报名参军和先参加民兵、武工队，然后择优录取的办法，保证了兵员质量。上级还分配到我们团几十名关内来的营、连级干部。新兵主要成分是翻身农民，他们怀着保卫家园，保卫胜利果实的心情来到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锻炼，很快成了部队的骨干。部队扩大后，我们努力加强部队思想工作，揭露国民党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宣传全国各个战场的胜利，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我们又分阶段、有计划地进行军事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使部队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全团兵员充实，装备改善，训练有素。这期间由于团长贺炎藩身体不好，部队主要由我负责指挥训练。我们刚到舒兰、榆树时，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遣小股部队从乌拉街北上骚扰，我们都将来犯之敌打了回去。为了锻炼部队，巩固根据地，我们积极寻找战机，先后两次主动出击，受到上级的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