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苦运动大大提高了解放战士们的觉悟，明白了为谁而战。他们还主动揭发出团里两起国民党被俘老兵组织的逃跑事件。当时，从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六十军被俘的个别老兵油子，拒绝接受教育，企图组织俘虏兵集体逃跑。经解放战士揭发检举，我们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破坏行动。部队战士中还有许多新参军的翻身农民，他们经过两年多的战争，认为革命胜利了，家里又分了田，不愿继续战斗，想脱离部队，回家娶妻生子，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和平生活。我们就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明白只有全国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胜利果实，以此提高新战士的思想觉悟，树立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在对战士进行诉苦教育的同时，又在干部中开展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阶级的“五整一查”运动。“五整一查”运动对我个人教育、帮助很大。我是富农家庭出身，参加革命前，同我交往的大都是地主和他们的子女。通过教育，我主动同他们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同他们往来，没有在这一问题上犯过错误。建国后十多年我都没有回过家乡，一直到1963年才第一次回老家息县探亲。 经过“诉苦运动”和“五整一查”，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新式整军是一次以阶级教育为主的思想改造运动，大大提高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解放全中国的觉悟和积极性。
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总部还以“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指导思想，在全军开展军事大练兵。这次大练兵同以往相比有两大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在我军历史上史无前例；二是部队手中武器明显改善，更换了大批美式装备，特别是我军技术兵种发展迅猛，组建了独立的炮兵部队，配备有大口径火炮。这些武器都是我们在战场上从敌军那里缴获来的，为我们以后进行大兵团攻城作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大练兵运动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经过半年的训练，东北野战军无论是军队数量、装备质量，还是士兵战斗素质、掌握美械技术方面都得到空前提高。此时，国民党军队被我军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大城市。特别是长春守敌同外界的交通联络完全被我军切断，敌人的补给只能靠空投。
打下开原，我们积累了些攻城作战的经验。我们团是在长春建立的，熟悉长春地形。苏军撤退后，我们又参加过解放长春的战斗，人人都盼望着早日打回长春。因此，在开原练兵时，我们特别注重从实战需要出发，主要以攻克长春为目标，借助开原附近旧有的敌军工事或一些相似建筑，模拟长春中央银行、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等，有针对性地进行攻坚纵深作战训练，反复演习如何攻城、爆破、架梯爬城、打坦克、炸装甲车等攻坚作战科目。我们团这次大练兵取得了显著成绩，连队熟练掌握了攻坚战术，战士们的射击和爆破水平大大提高。
我们团经过七个月的新式整军、大练兵，改善了装备，提高了战斗力。全团近三千余人，齐装满员，斗志高昂，纷纷主动请战。广大指战员以饱满的战斗热情，期待着同兄弟部队一道解放全东北、彻底歼灭50万国民党军队的光荣任务。
4、黑山阻击，血战小白台子
1948年3月以后，东北境内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敌人则全部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大城市。尽管敌人尚有50余万人，却早已丧失斗志。长春之敌被围困数月之久，惶惶不可终日；沈阳之敌也是惊慌失措。而我军经过近半年的整军大练兵，全军士气高昂，东北解放军已发展到12个纵队，1个炮兵纵队，17个独立师，总兵力达70万人，加上地方武装33万人，作战、攻坚能力大大提高。我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军队，真正具备了战略反攻的条件。我军下一仗怎么打，是一个关键问题。野司最初的意图是先打长春，然后从北向南逐步发展。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指示东总先打锦州，关起门来，将关外之敌就地消灭，不让他们退回关内。当时，司令员林彪对攻打锦州有顾虑。如果像打四平一样，久攻不下，我军有可能受到东北、华北之敌的两面夹击，造成被动战局。所以林彪一直犹豫，行动不坚决。我师在开原整训中，上级就命令我们作好攻打长春的训练。当时，我们团的广大指战员也非常希望打回长春，亲手把长春从敌人手里夺回来。9月初，我们接到命令北上，准备攻打长春。可是出发仅一天，上级又命令我们停止北上，回师南下；途中再次变更命令，要我们北上。这样走走停停，反复了三次。最后，林彪终于决定南下作战。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总决心先打锦州守敌范汉杰兵团，再打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时逼迫长春守敌解除武装，最后解放沈阳。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1948年的秋季攻势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我们团也随全军投入了这场举世瞩目的辽沈决战中。
辽沈战役第一阶段是出击北宁线，攻克锦州。为此，东北解放军先以部分兵力突然奔袭北宁线之锦（州）唐（山）段，连克绥中、兴城，于10月1日攻克锦州北部屏障之义县，使锦州之敌完全孤立。国民党军为策应锦州，组织了两个兵团，分南北两路驰援。北路之敌廖耀湘兵团先后占领彰武、新立屯，妄图切断我军后方补给线，威胁我攻锦部队的安全。总部给十纵的任务，就是阻击由沈阳出发的廖耀湘兵团。10月5日，十纵进至新民以西大兴庄一带，刚展开构筑工事，野司电示：“攻锦主力已于10月3日包围锦州，14日发起总攻，沈阳之敌已蠢动西援，十纵队应立即回返饶阳河、半拉山门担负南起姜家屯、北至王家岗一线防御，打击沈阳出援锦州之敌。一纵三师归十纵指挥，该师于黑山、大虎山布防。”
7日，我们到达指定位置，立即进行作战部署。纵队令我师和二十八师为第一梯队，在左家窝棚、王家屯、九间房、李家岗子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我们工事刚刚修好，野司于14日又来电指示：“敌企图绕过你们阵地，由饶阳河、新立屯西援，十纵队应进至小三家子、歪脖子山、二道岗子、张广屯、芳山镇地区阻击。”我们立即出发，奔向新的阵地。十纵当时还配属西满一个骑兵师。十纵首长命令该部组成一支千余人的支队，每天与敌保持接触，查明敌人动向，掩护大部队的布防。这个支队从15日至18日，与廖耀湘兵团先后进行战斗数十次，毙伤敌千人，成功地迷惑了敌人，令敌不知我军真实情况，顺利完成保障主力部队攻克锦州的作战任务。
15日，我军攻克锦州，歼敌十万。接着长春守军敌六十军起义，新七军投降，长春宣告解放，东北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慌忙飞临沈阳，为其部下打气，并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重占锦州，打开通向关内的大门。廖耀湘兵团遂由彰武、新立屯一线向黑山、大虎山扑来。军委和东总决定组织辽西战役，在运动中歼灭廖耀湘兵团。
至此，辽沈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消灭廖耀湘西进兵团。
辽西，即辽宁省西部，包括沈阳以西各县及锦州南北地区，属辽河平原。辽河、巨流河、柳河、饶阳河、沙河、大凌河、女儿河南北纵贯，流向不定，这些河水虽然不深，但多淤泥，难以徒涉，不利于大兵团行动。黑山至沟帮子之间为东北向西南走向的山地丘陵，便于我军作战。野司令八纵就近攻占营口，防止敌人由水上逃走；六纵插到沈阳和大虎山之间，切断敌人从水上和向沈阳的退路。令十纵在黑山、大虎山一线设防，坚决阻击迟滞敌人，待攻锦主力赶到，围歼敌人西进兵团。同时命令攻锦部队停止休整，立即东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协同我十纵迅速包围歼灭廖耀湘兵团。
10月21日，我十纵进至黑山、大虎山、大小五台地区。第二天，纵队党委发出“死守黑山，抗击敌人，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号召，并具体明确各师的任务。我们是在行军途中接到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阻击敌人命令的。师长刘转连紧急召集各团团长明确任务。刘转连说：这次战斗可能是东北战场上的最后一仗，也将是最大、最激烈的一仗。我军以一个纵队的兵力抗击敌人一个精锐兵团，共五个军的攻击，战斗必将异常残酷激烈，能否抗住敌人的冲击，将敌人阻止在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将影响整个东北战局。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他要求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堵住敌人，不让敌人越过阵地一步。我团阵地是在小白台子——王木匠屯一线，正面宽约2.5公里。我团的右侧是二十八师八十三团，左侧是我师八十六团。接到命令后，当时情况紧急，已来不及开会研究布置，我和政委杨敏就在行军途中召集各营营长、教导员明确防守地区、任务和要求，同时命令团部干部全部下到连队，边行军边动员。一定要给全体指战员讲明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反复强调敌人为了逃脱被歼灭的命运，必作困兽之斗，必须要有打硬仗、打恶仗的思想准备。
从新立屯到黑山、大虎山以东的阵地有180多里路，上级要求21日黄昏前赶到。我们接到命令时已是20日的晚上。为此，我命令部队强行军，以最快速度赶到指定阵地，决不能叫敌人逃掉。21日，我们按时赶到阵地后，不顾行军疲劳，立即组织抢修工事。同时，我带领连以上干部现地勘察。我发现：阵地右边是几个起伏的小山丘，左边是一片开阔地，便于射击。而阵地前方有几条雨裂沟，有利于敌人隐蔽接近我阵地。右前方两公里处是两座如同馒头似的山丘；离我阵地较近的山峰，海拔约300米，敌人肯定会在此设置炮兵观察所和指挥所，俯瞰十纵的3个师由西向东摆开的阻击阵地。根据地形，可以断定敌人的主攻方向在我阵地右方，我阵地如被突破，即可威胁二十八师侧翼，直插黑山，截断二十八师后路。所以，我团阵地右方应为主要防守方向。
根据任务和地形，我决定一营为预备队，二营在左翼，三营在右翼。因三营在去年的多次作战中伤亡较小，老兵多，党员骨干多，战斗力强，所以决定由其担负主要防守任务。三营有两个连是朝鲜族战士，能吃苦，作战勇敢，执行命令坚决。担任主要方向防守任务的九连就是一个朝鲜族连队，连长朱昌一，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多次立功，是全团有名的优秀基层指挥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回国任朝鲜人民军营长，带领部队奋勇冲杀，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在与美军二十四师作战中牺牲。把九连放在主阵地上，我很放心。
当晚部队赶到阵地后没有休息，连夜挖战壕、修地堡，抢修工事。各营还组织群众工作组，到附近村庄动员群众，为部队筹集修工事用的工具和材料。东北的老百姓给了我们很大支持，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有的老百姓把为老人准备的棺材、盖房子的檩木都拿了出来。几乎家家户户都把房屋门板卸下来献给部队，保证了我军作战之需。
当夜，我亲自到九连阵地，检查布防情况并进行动员。我要求他们每班修筑一个两米厚的地堡，必须能抗击敌人一一五榴弹炮击。地堡与地堡之间挖两米深的交通壕，必须保证人员来往和运送伤员。对最前沿控制雨裂沟的那个班，要求地堡须修三米厚，交通壕要挖两条。电话要通到前沿，并要求后勤部门对九连所需材料和工具优先保证。同时，通知各预备队要挖一条两米深、两米宽的交通壕到九连阵地，作为反冲击机动兵力之用。前沿战士还在战壕内挖了许多猫耳洞，以防敌人炮火轰击。23日清晨，我又带司令部的股长、参谋和各营长到前沿阵地检查准备工作情况。看到九连阵地工事基本达到要求，但也有部分工事修的不够坚固。为抗击敌人飞机炸弹和重炮的轰击，必须进一步加固，特别是地堡要加厚，还要求前沿防守班的再向前方派出一个战斗小组，并多放几箱手榴弹，以重点加强对阵地正面雨裂沟的控制。二营阵地前是一片开阔地，便于我军发扬火力。但易遭到敌人坦克、装甲车的攻击。所以，我要求二营要多准备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用来对付敌人的坦克和装甲车。同时要团预备队再挖一条通往二营的交通壕，准备反冲击用。前沿各营、连都架通了电话，保证随时能和团指挥所联系。同时，我们还规定了电话不通时的联络方式。24日，敌在五个炮兵团的火力和十余架飞机的轮番掩护下，以五个师的兵力向我十纵全线阵地发起猛攻，遭我顽强抗击。8时，敌人开始向我师左翼阵地发起进攻，中午时打得最为激烈，二营以侧方火力支援友军，击退敌人多次冲击。午后，我团阵地正面敌人频繁进行火力侦察。通过观察，我发现对面山上敌军官在现地勘察时，面对我方阵地指手画脚，敌机也不停地侦察，当即引起了我的警觉。下午3时左右，三营报告敌人约有一个排向我九连阵地进攻。我判断可能是敌侦察排进行阵前侦察，就命令三营不要开枪，以免暴露火力。敌人在我阵地前五至六百米处打了一阵枪，就回去了。他们的目的是要侦察我方火力点，以便在发起进攻前用炮火压制和破坏。根据敌人这一天的活动，我判断近两天敌人必将向我团阵地大举进攻，立即同政委、参谋长商量，召集后勤处长和三个营长开会，调整和加强部署。我们决定重点加强九连方向的防御阵地工事，如敌人突破九连阵地，团预备队一营和三营预备队八连全部出动进行反击。为此，我们要求部队特别是九连连夜加强工事，凡交通壕暴露的地方要加盖，壕内猫耳洞要加大至能隐蔽三至五人，保证全营能在交通壕内隐蔽。每个班构筑一个掩体，靠山坡的地方要挖小山洞，所有工事必须在天亮前完成，所需材料、工具由后勤处筹集。团还要求各部一律将电话线沿交通壕埋入地下，不准拉明线。强调迫击炮连也要在当夜构筑好炮阵工事和人员掩体。后勤处要将充足的弹药连夜送到前沿阵地。各项工作在拂晓前由参谋长检查落实。
不出所料，25日一早，敌人的飞机和重炮就开始向九连阵地猛烈轰击，九连阵地一片火海，烟雾冲天，炮弹一个接一个地爆炸，不久电话中断。我要通信股长多次接通电话线路，但没讲几句又被炸断。九连战况不明，我在指挥所忧心忡忡，再也坐不住了，就请政委杨敏留在指挥所，自己带作战参谋赵振玉、军务参谋杨洪山、侦察参谋王才和两个警卫员，沿交通壕向九连指挥所前进。途中多次遭敌炮火轰击，我们就视情况时而躲进猫耳洞，时而快步跃进，听着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有的就在我们头顶爆炸。
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一路摸爬滚打，终于安全到达九连主阵地。这时敌人正进行第二次炮火准备。朱连长向我报告，敌人事先利用黑夜掩护，沿雨裂沟秘密抵达我阵地前沿，在第一轮炮火延伸后即向我九班阵地突然发起冲击。九班先后打退了敌人三次冲击，伤亡严重，仅剩一人回到三排阵地，九班阵地已被敌人占领。连长想命令二排夺回阵地。
但此时，敌人进攻士气正旺，我当即命令暂不反击，并及时加强对三排阵地的火力配置，命令所有迫击炮、六○炮瞄准三排前沿敌人占领的阵地，待敌人开始冲击时一起开火拦阻，杀伤其有生力量。10时，敌人炮火延伸，以约两个步兵连的兵力向我阵地冲击，一、三排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三排伤亡很大，全排仅剩八人，阵地被敌占领。连长又想立即命令二排反击，夺回阵地，再次被我阻止。我要求他们坚守阵地，主要用火力大量杀伤敌人，待下午由团组织反击，消灭突入阵地之敌。这时敌人炮火很猛烈，我们所在的九连指挥所的掩体连续落下数发炮弹，军务参谋杨洪山负伤。我们即转移到战壕中的猫耳洞内指挥，整个阵地上弹片横飞，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突入我阵地内之敌企图占领我主阵地，同我九连一、二排反复进行肉搏战，双方伤亡很大。战斗进行到中午，敌人的攻势逐渐减弱，炮火也渐稀疏。我立即同各营长一起研究组织反击，将团机炮连的火炮和各营六○炮集中使用，并请求师山炮营支援反击。团副政委陈福章亲自到前沿进行动员，决心保证一次反击成功。下午2时，按计划先进行了五分钟的炮火准备，继而由八连全部和九连一个排进行反击。敌人遭我炮火突然打击，伤亡很大，后续部队又上不来，在我优势兵力的打击下，狼狈溃逃。我军恢复了三排阵地，并越出阵地追击逃敌，俘敌45人。
当天，师长刘转连和政委陈发洪来我团阵地视察，我向师首长汇报了战斗经过，师首长赞扬我们不仅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还及时成功地发起反冲击，并指示我们连夜修复工事，准备再战。这时，敌人见我阵地人员活动较多，连续向我阵地进行炮火轰击，我赶紧派人沿交通壕护送师首长离开。25日夜，攻占锦州的第三纵队七师赶到我团阵地，准备投入反攻作战。师长到团指挥所找到我，我向他介绍完情况后特意告诉他，根据俘虏所供敌兵力部署情况，判断敌七十一军军部和兵团指挥部有可能在胡家窝棚；我团正面之敌是七十一军九十三团及炮兵团。当晚9时，三纵两个师即由我阵地出发，向胡家窝棚实施反攻。我师当晚10时亦受领任务参加反攻，并在三纵之后跟进。26日拂晓，我团进到胡家窝棚，遭到敌人重炮轰击，有一些伤亡，但部队仍冒着敌人的炮火继续前进。早6时，我根据当时敌人已被我穿插分割包围的情况，召集三个营长开会，布置任务。我告诉大家，昨夜我攻锦主力六个纵队，已按预定作战方案赶到大虎山地区，将廖耀湘兵团分割包围，敌人指挥系统失灵，已乱作一团。今、明两天是我们歼灭敌人和抓俘虏的大好时机。因此，我决定部队分开，各自行动，追歼敌人。我带二营继续向上级指定地点茶棚庵前进，同友军会合；一营向北过饶阳河攻击敌新三军；三营向南寻找敌人攻击；从现在开始，各单位各自为战，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攻击，哪里有枪声，就向哪里前进。不待命令，不必请示，抓住战机，积极主动寻机歼敌，并注意同友军密切配合，服从协同作战最高指挥员的指挥。8时许各营、连分头出发。
这时的辽西战场，从黑山至沟帮子之间的山地丘陵地带，方圆数百里的广阔地域里，呈现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到处都是硝烟弥漫，枪械撞击，厮杀格斗的冲杀场面。此时的国民党军队人、马、车、炮混杂一起，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逃窜。遍地都是他们丢弃的战车、大炮和武器弹药。我们沿途看到友军押着一群群的俘虏，有的单位为争抢缴获物品还在各不相让。二营最初也派了一个连抓回200多名俘虏。营长尹玉阁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在敌我犬牙交错的情形下，他怕万一发生意外不好应付，于是决定四个连统一行动。因为我们距目的地茶棚庵还有几十里路，上级也无法通报战局发展的具体情况，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因此掌握部队还是对的。我们沿途经过的各村子仍有敌人在防守，自然也有友军在围攻。我们不敢恋战，直插目的地，途中还歼灭了部分小股敌人，抓获四百余名俘虏。一直到天黑，我们才赶到茶棚庵，即向村子进攻。但对方打得很顽强，四连长张作修带队猛打猛冲，占领了一个院子后才发现是五纵十五师的友军。我们赶紧喊话、吹号，通知对方我们是十纵的，才停止战斗，双方都伤亡了一些人。攻克了上级指定的目的地后，我们又主动转向南方，循着枪声前进。27日凌晨，一营派人报告，他们同六纵一个师向北，沿饶阳河走了大约15里，过桥后围攻新三军军部和敌警卫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和喊话，敌人放下武器，俘敌千余，内有新三军少将参谋长李定陆，缴获轻重机枪数十挺。丁元功教导员带二连看守俘虏，营长冯殿元率一、三连配合八十七团围歼郑家窝棚之敌，将敌人全部歼灭，敌营长自杀，我军又俘敌千余。天大亮后，我们同三营会合，鲜宫文营长、宋德万副营长汇报说，他们抓了600多名俘虏，缴获两门大炮，两辆汽车，数十匹军马。
到27日10时，整个战场上枪声逐渐稀少，一群群俘虏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有时也会偶尔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但很快就停止了。到了下午，所有枪、炮声完全停止，大战结束。
这两天的战斗，是中国战场上最大的一次战斗。双方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万人，方圆数百里，到处是枪炮声，气势之恢宏，其场面之大，前所未有。我东北野战军共有十个纵队参加了辽西会战，我军穿插、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各部队间没有固定的战线，不分前方后方，态势犬牙交错，包围反包围，相互交织在一起。敌人分别以村子为据点独立防守，我军则在外围进攻，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分割围歼，持续两天两夜，最终将廖耀湘兵团全歼。此时的战场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伤兵，敌军留下的枪、炮、战马、汽车到处都是。战士们一时找不到粮食，就吃被打死的骡、马。马肉虽有膻味，但处在饥饿和兴奋状态之下，同样吃得很香。10月底的东北已经开始下雪，我们纵队的供给线一度被敌人切断，战士们的棉衣未能及时送到，还穿着单衣，大家只好将毯子披在身上取暖，但每一个人都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战斗胜利后，大家都兴奋异常。各部队见面时，除互相祝贺外，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彼此抓了多少俘虏、缴获了多少枪炮、物资。11月2日，我军解放了沈阳。至此，东北全境解放，我们取得了彻底胜利。整个辽沈战役，历时52天，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匪”总部、4个兵团部、11个军、33个整师，总计47万多人。我团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敌军300余人，俘敌含新三军参谋长李定陆在内共2600余人，缴获火炮十余门，军马百余匹，汽车数辆。团里的一名日本籍战士一人就缴获了三挺机枪，立了战功。我们部队为什么还有日本人？事情得从抗日战争结束时说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许多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日籍人士，自愿要求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因为战争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也先后接收了部分工程技术、医护、财会等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有的荣立战功，有的成为模范工作者、优秀干部。我们师山炮营就有日籍战士近百人，团里还有十来名日籍医护人员。
1952年前后，根据有关国际协定，他们纷纷返回日本。回国后，他们一直为中日友好努力做贡献，1968年，在原任我师卫生部会计中村义光等人倡导下，这些返乡的日本籍战士成立了“回想四野会”，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友会。1970年，在中日建交前两年，“回想四野会”召开第一次会议。1989年，原十纵即后来的47军日籍官兵，在已出任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义光带领下，组成“回娘家”访问团再次重返中国，到他们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看望老战友，祭扫烈士陵墓。曹里怀军长和我会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一起回忆战斗友情，赞扬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从1992年起，“回想四野会”先后6次组成“回娘家”代表团到中国，进行中日友好交流。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对外开放做出了贡献。
11月2日，我纵队在北镇地区集结整训期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番号，各师依次编为一三九、一四○、一四一师。我团被授予一四○师四一八团番号，并授了军旗，我任团长，政委仍是杨敏。杨敏是湖北恩施人，16岁参加红军，在部队这所革命大熔炉里不断学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7年9月我部改编为十纵后，上级派他到我团任政委。他为人谦虚，不怕艰苦。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每当遇到危急关头，来不及商讨时，他都非常尊重我指挥作战。即使有时我指挥失误，他总是主动和我一起承担责任，并总结经验教训。记得1947年冬季攻势时，我们在尚义林子村同国民党新一军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杨政委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连队，鼓励战士不怕牺牲。那一仗是我团自建立以来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全团伤亡400余人。攻打开原前，他亲自到班里动员战士参加突击队；辽西会战时，我在前沿的九连指挥作战，他在团部积极配合，保证了战斗的胜利。由于我们两人在工作中团结一致，全团所有副职都能积极配合。正是因为有杨敏的支持和帮助，我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在工作中得以充分发挥，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部队在北镇整训期间，主要是做入关作战的动员准备。我们原计划整训三个月，还收购了大量的粮食、燃料，准备过冬。但两周后，四野接到军委电令，要求我们停止整训，立即隐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经过近四年激烈紧张的战斗，我们最终赢得了东北全境的解放。这是我一生军事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段经历。在党的领导下，我参与组建了一支革命武装，并同这支部队一起成长、发展、壮大。1948年11月下旬，抱着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我同四一八团全体指战员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6部分、从东北到江南
1、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毛主席就积极布置平津战役，决定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为此，东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提前结束整训，秘密入关。
11月23日，四十七军奉命由辽宁北镇出发，经锦州、冷口等地入关，昼伏夜行，行程700余公里，于12月13日进抵天津宝坻。冀东一带是抗战时李运昌同志建立的敌后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一路上地方党组织安排沿途老百姓支前，为部队送水、送饭，有利地保障了部队的行动，加快了行军速度。我们到达宝坻当晚，师接野司电令：“限一昼夜赶到并占领金钟河桥，切断敌人退路，配合四十六军在汉沽以南铁路沿线歼灭敌人。”金钟河是塘沽外围的一条河，河上架有并列的铁路、公路桥，是出入山海关的必经之路。我军占领此桥的主要目的，一是可以将唐山——山海关一线敌人的退路切断，将其就地歼灭；二是防止敌人撤退时破坏桥梁，确保交通畅通，以利我军主力迅速入关作战。接受任务后，师长刘转连即令我团为前卫团，四一九、四二○团随后跟进。我们从宝坻出发后，一路急行军，向目的地疾进，我随前卫营行动。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时间紧急，又不明敌情。从宝坻到金钟河桥70余公里，要求一天一夜占领该桥。而沿途敌人是否设防，驻有多少兵力，我们都不知道，主要依靠询问沿途百姓，同时派出侦察分队，边走边了解敌情和地形。沿途我们发现敌人正在收缩，于是加速前进，防止敌人逃跑、炸桥。正当我们行进到大、小八亩坨附近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的密集袭击，部队纷纷隐蔽疏散。我当时正率尖兵排走在部队最前面。当我们赶到祈家阜子村头时，发现村里没有敌人，进村后问群众才得知敌人刚刚撤走。
祁家阜子是个百户人家的平原村庄，四周由寨墙、院墙连接，东南西北各修有一个寨门。寨门外修有地堡工事和战壕、迫击炮阵地，还有坚固的掩体和障碍物。寨墙上掏有枪眼、观察孔，工事很坚固。村里原来驻有敌军一个营，所以敌人的炮火没有轰击这里。我急忙叫司号员吹号调部队。正在这时，侦察员报告发现约有一个营敌人排成两路纵队，大摇大摆地向村子走来。我判断这股敌人就是原来驻扎在村内的守军。敌人可能考虑该村位置重要，不能放弃，撤走后又奉命回来。这时我身边只有一个排兵力，与大部队联系不上，非常着急。排长提出，我们是不是趁敌人没有发现赶紧撤。我说这个村子的位置很重要，是我们通往金钟河桥的必由之路，如果被敌人占领，我们再进攻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从敌人大摇大摆的行军情形看，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占领了村子，更不了解村内我有多少兵力。我立即命令全排展开，进入工事，阻击敌人。我把三挺轻机枪都架在主要路口，当敌人进至距我阵地100米左右时，全排战士突然一起开火。敌人毫无准备，当即被打倒十余人，其余敌人马上卧倒在地。阵地前有一条水沟，敌人大约有两个连被我火力压在沟内，不敢动弹。我方因人少，不便出击，敌因情况不明，也不敢进攻。
此刻，后续部队一时又上不来，我立即决定由我带一个班掩护，命排长领两个班主动出击。事先我告诉排长、班长：记住，一个“班”暂时称作一个“连”。布置好后，我就故意大声喊道：“一连掩护，二连、三连左右包抄，消灭敌人。”同时，我还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由于敌我阵地非常近，我的“命令”敌人也能听到。当敌发现解放军要发起冲锋，生怕被歼，仓皇后撤。我出击部队截住敌人一个连，俘敌八十余人，我方仅负伤数人。
当天晚上，部队陆续赶到祈家阜子。师长刘转连表扬我说：“如果不是你在前面，让敌人进了村子就麻烦了，不知又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重新占领村子。”通过这次战斗我体会到：在远距离奔袭作战中，指挥员必须靠前，才能及时掌握情况，做出正确判断，灵活指挥作战，否则就会贻误战机。同时我也感到通信联络对指挥作战影响巨大。如果当时我们能与主力部队保持联系，就不会让敌人大部跑掉。各团陆续赶到祈家阜子后，师长刘转连召集各团长开会。他严厉批评了四二○团在敌人炮火袭击时的慌乱表现，并命令四二○团继续负责消灭八亩坨之敌，四一八团为前卫、四一九团为后卫，继续向目的地前进。
接受命令后，部队连夜出发，第二天上午10点多，赶到俞家岭附近，被一条河挡住去路。正当我们四处寻找渡河材料时，发现上游不远处也有部队在渡河。侦察得知原来是敌人的一个营正用芦苇搭成浮桥渡河后撤。我团马上组织进攻，先消灭了未渡河的一个连，并利用敌人搭好的芦苇浮桥冲过河去，缴了另两个连的械。此战共歼、俘敌一个营400余人。
部队过河后继续前进，天黑时赶到宁车沽附近。宁车沽原由东西两个村子组成，后来村子不断扩大，连在一起。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宁车沽有敌人一营守卫，同我们俘虏的敌人同属敌二○八师。我当即命令一营长冯殿元率部伪装成敌人，由俘虏带路，借着夜色大摇大摆地向宁车沽走去。刚到村口就遇到敌哨兵：“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冯营长机智地答道：“我是二○八师六十团二营营长。下午接师部后撤命令，现在天晚，过不了金钟河桥了。快带老子见你们营长。”敌哨兵一时也辨不清真伪，乖乖地领着冯营长直接赶到敌营部，生擒敌营长，再逼其下令全营缴械，就这样一枪不发，顺利解决了宁车沽之敌。这次战斗与《中国战典》乃至《陆军第四十七军军史》、《陆军一四○师战史》等书中的记载都不一样，这几部书均称：1948年12月14日黄昏，第四十七军一四○师四一八团在炮火的支援下，对宁车沽守敌发起强攻，经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占领宁车沽。而今，当事人一营长冯殿元现还健在，他们也不知道何故战史的记载同实情不符。宁车沽战斗不是强攻，而是智取，没费一枪一弹。不是歼灭敌营长以下百余人，而是全歼一个营，俘敌400多人。1990年冬天，我在广州遇见老师长刘转连，问起此事。他说，可能是当时战斗详报写错了，没有据实报告，我们也没有很好地把关，所以就将智取传说成强攻了。
我们占领宁车沽已是夜里11点多。经过一天紧张的行军打仗，战士们非常疲劳。但上级命令“占领金钟河桥”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连夜审问俘虏。据俘虏交待，宁车沽离金钟河桥只有2公里，守桥的敌人大约有一个营，还配备一个工兵连，并已在桥上安装好炸药，随时可能炸桥。此时跟进的四一九团也赶到了宁车沽。按师里的部署，攻占金钟河桥的任务由四一九团负责。他们团长和政委看到部队非常疲劳，就叫部队先休息，天亮以后再进攻。我感到这样非常不妥。因为攻占金钟河桥是我们这次行动最主要的任务。同时，利用天黑、敌人没有准备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进行偷袭，可以顺利完成任务。否则，等到天亮后再进攻，易让敌人发觉，有可能炸桥逃跑。我和政委商量后就主动打电话，向师长请示：如果四一九团有困难，就让我团连夜攻占金钟河桥。但师长坚持由四一九团负责，因为该团入关后还没有打仗。可是他们却迟迟不行动，团长甚至说：如果黎团长要坚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但我们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不好擅自攻击，随后，政委杨敏再次向师长请示也没有获准进攻，我们只能干着急。天亮时，敌人炸桥的声音将四一九团惊醒，团长才急忙组织进攻，赶到时敌人已经将金钟桥的一座桥炸坏。经过激战，四一九团付出百余人的伤亡代价，才赶跑敌人，保住了另一座桥。占领金钟河桥之后，北塘之敌逃到塘沽。16日，上级命令我师配合四十六军包围塘沽和军粮城之敌。我们连夜向军粮城进发。第二天抵达罗房后，又接四十六军首长电报，称军粮城已被该军占领，守城之敌已逃，令我师围歼新河镇之敌。 ?
新河镇，位于塘沽以西20多里，是塘沽至天津铁路旁的一个重要据点。我军如夺取新河镇，既可使塘沽之敌更加孤立，又可为部队攻取塘沽创造条件。
驻守新河镇的是敌交警第十总队，兵力5000多人。该部装备精良，都是清一色的美制卡宾枪。老兵多，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较强。同时，敌人在新河镇周围筑有坚固的围墙、工事。围墙外设有3道铁丝网和用树枝设置的障碍。在外围新河火车站、造船厂和材料厂一带驻有保安第五团。塘沽车站及其以北地区驻有敌八十七军二二一师，兵力较强。新河外围地势开阔，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坦的盐碱地。地下水位浅，挖不下一铁锨深，就能见水，很不利于攻城部队构筑工事，隐蔽接敌。
我们接受任务后，首先扫清了新河镇外围之敌，切断天津与塘沽敌人的联系。一切准备就绪后，上级命令由四二○团配合四十六军一三七师主攻，四一八团和四一九团为预备队。
19日一早，刘转连师长和一三七师师长肖全夫商定，一三七师从东、北、西三面同时攻击，一四○师四二零团由南面攻击。按照四十六军首长指示，由一四○师师长刘转连负责，统一指挥。早9时，攻击开始。刘转连将指挥所设在镇外一座水塔内，我和四一九团团长卢来发和师山炮营营长一同在指挥所内居高临下观察战斗进展。由于四周全是平地，在海河滩上很难构筑工事，加之敌人火力很猛，一三七师和四二○团连续冲锋三次，均未奏效，伤亡颇大。打了几个小时，四二零团攻占了新河车站大部，一三七师仅攻下车站外围，都未能攻进新河镇内。我根据战场态势感觉到：虽然地形不利于我军进攻，但战前准备工作也不够充分，进攻时炮兵和步兵的协调存在一定问题也是重要原因，而突破口选择更不合适。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轻敌，觉得此时的敌人已不堪一击，没有认真考虑正面守敌的实际战斗力。我向师长建议：应充分准备，再发动进攻。刘转连遂命部队停止战斗，令四一八、四一九两团预备队加入战斗，重新组织连以上干部看地形，选突破口和步炮协同。对于阻碍部队进攻的敌碉堡、工事，命山炮营位置前移，改间接射击为直接射击，保证准确有力地摧毁之。
下午3点，我军集中全部火力，猛轰敌人据点，大量杀伤其有生力量。随后主攻部队根据选好的突破口同时发起进攻。此时敌人已顽抗了近八个小时，斗志也渐渐丧失，军心不稳。我军很快突破敌人前沿，冲入镇内进行巷战。敌人大部被歼，逃跑的一部分也被四一九团的一个营围歼。到下午四点多战斗结束，我军共歼敌一个交警总队、一个保安团，俘敌2400余人。敌少将总队长、副总队长均被俘。这一仗，我们还缴获了1000多支美式卡宾枪。后来总部得知我们的战果后，抽调了大批卡宾枪支援友军部队。
新河战斗结束后，我师奉命留在新河车站东南布防，监视塘沽敌人。12月23日，上级命令我一四○师归建四十七军战斗序列。我团由新河车站进抵武清，旋即又转进廊坊地区构筑工事，组织阵地防御，防止北平守军南逃天津。
自我团入关以来的十多天内（12月12~23日），在本师建制内，连续进行了十几天的战斗，由于全体指战员作战英勇顽强，组织指挥得当，取得了很好的战绩，部队伤亡不大，圆满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多次受到上级表扬。一四○师师史对我团在祁家阜子的战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师史写道：“四一八团主要指挥员由于行军中指挥靠前，发现情况及时，决心果断，取得了以一个排击溃阻我前进之敌一个营，并歼灭其一部的胜利。”
2、围困北平，改编傅作义部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毛主席所说：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有优势。国民党军队由全面内战爆发时的430万人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则由120万人增加到300万人。11月中旬，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后，成功地将徐州刘峙集团分割。毛主席从战备全局考虑，为防止平津地区之敌南撤淮海，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平津地区。此时，傅作义集团的动向有三种可能：一是西窜绥远，二是南逃，三是固守北平。蒋介石虽倾向南撤，但决心还没有定，而且国民党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有人主张南撤与刘峙集团会合，反对者则认为撤出平津，将损失整个华北。敌人正处于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之时。但无论敌人是西窜，还是南逃，都不利于我军就地全歼敌人的计划；而固守北平，也会增加我军进攻时的损失。为此，毛主席运筹帷幄，要求东北野战军于11月23日秘密入关。第二天，又令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部放弃攻打归绥，由西向东，突然包围张家口，目的就是吸引傅作义部西进救援张家口，以迟滞平津敌军南逃。
此时，蒋介石、傅作义认为东北解放军起码需要休整3~6个月，才有可能挥师南下，因此错误判断围攻张家口的仅是华北解放军。傅作义30日命令驻扎北平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乘400余辆卡车由北平增援张家口。这样一来，我军就成功地将傅作义的主力引出北平。
12月5日左右，已秘密入关的东野先遣兵团程子华率两个纵队袭击密云，傅作义才发现我东北野战军已入关，赶紧收缩部队，令三十五军回撤。此时毛主席早已部署好，命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部迅速出击，将敌三十五军困在新保安，围而不歼。三十五军被围后，傅作义又急令十六军、一零四军由北平西进接应三十五军东撤。这样一来，我们又成功地将敌人两个军从北平城引出。只要将敌人诱出北平，就有利于我军分割包围，在野外运动中消灭敌人。此后，东野先遣兵团和华北二、三兵团积极配合，先消灭了增援的十六军、一○四军，再全歼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最后解放了张家口，共歼敌近20万人，为围歼平津之敌创造了先决条件。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就是先要引出傅作义的嫡系三十五军西进，这样就能拖住傅作义，防止傅部南逃，也就等于拉住了蒋介石。此后，随着东野主力的入关，迅速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包围。我们师入关后，奉命远距离奔袭金钟河桥，就是为了完成包围傅作义集团，防止傅部从塘沽海运南逃。为攻打塘沽，七纵司令员邓华事先已侦察了地形，随后林彪又令刘亚楼再察。因塘沽一带地形易守难攻，不利于我军全歼守敌，最后野司决心暂时放弃攻歼塘沽之敌，先打天津，从而彻底完成对平津的包围。1948年12月底，我师奉命回归四十七军建制，开到北平和天津之间的廊坊，主要任务是防止北平敌人南逃，同时为攻打北平做战前准备，根据城墙实际的高度、厚度等情况，主要进行登城、巷战等临战训练，各级指战员都反复进行爬城演练。1949年1月15日，由野司参谋长刘亚楼率5个多纵队共22个师34万兵力向天津守敌发动总攻，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天津守敌，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之战胜利结束。天津的解放，震撼了北平守军，也彻底粉碎了傅作义集团由海上南逃的企图。这一切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取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