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站不稳脚跟就无法去敲别人……”

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战役……鲜血染红了山岭。

彭德怀：“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美军播音员：“中共第15军的弟兄们……你们那几支破枪，挡不住‘联合国军’的前进步伐……”

这里是五圣山——朝鲜半岛中部一座普通的山脉。在五圣山东南不远处，有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它的名字叫做上甘岭——在朝鲜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村庄之中，它显得是那样的普通，那样的不起眼。然而，当这些普通的名字在1952年秋天那场雄浑酷烈的大血战中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时，这一切都变得不再普通……

上甘岭是位于朝鲜中部、五圣山主峰东南约四公里处的一个普通小山村的名字，它也是中国军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个地名——它是一个不但曾经让一代中国人血脉贲张，而且也让美、韩两国军人同样记忆深刻的名字。而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话，它可能永远也不会被世人所知晓。

在上甘岭村东南约一千米处，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小山村，名字叫做下甘岭。两村均遭到战火破坏，老百姓早已跑光。彭德怀曾率志司（注：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以下同）机关在下甘岭暂驻，并在这里指挥了第四次战役。上甘岭南面两侧有两个小山头，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一个因其标高为597﹒9米，故志愿军称之为“597﹒9高地”，又因其形如一个指向南方的箭头，所以“联合国军”也称之为“三角形山”。

另一个山头在地图上标高为537﹒7米，是一个两头宽、中间窄的哑铃状的山岭，它的南端被南韩军队控制，而其北端则被我志愿军所控制，志愿军称其北端为“537﹒7高地北山”。因为许多“联合国军”士兵在位于这道山岭上的志愿军狙击手枪口之下毙命，故美国人称之为“狙击兵岭”，而韩国人则按照他们的民族习惯将其称之为“狙击棱线”。

1952年的秋天，为了争夺这两个小山包，中、美、韩三国的十余万大军在这里残酷鏖战，血肉相搏，使上甘岭成为朝鲜战争中巨大的流血之地。上甘岭也因此而闻名世界。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在1952年4月回国之前（3月25日），曾在桧仓志司总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大会众将。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做出了让志愿军战略预备队第15军拉上前线，接替第26军平康、金化地区防御的决定。会后，彭德怀留下了15军军长秦基伟单独谈话。

“敌人要动，在哪里动？可能在中线。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如果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二百公里无险可守。”彭德怀边说边从墙壁上的大幅作战地图旁转过脸来，他目光炯炯地盯着站在身边的秦基伟，继续道：“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秦基伟双脚根一碰，神色凛然：“请彭总放心！有15军在，就有五圣山在！”

这是一代开国英杰彭德怀在朝鲜所部署的最后一战。4月7日，彭德怀启程回国……

秦基伟，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14年生，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次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奉命担任游击教官，组织游击队伍——秦赖支队。那时候，秦赖支队在太行山区真是威名远震，拿“秦司令”的手令，到辖区内的任何一个县政府要东西，要什么给什么，确实没有的也要说清楚原因。秦基伟先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长征、西征、百团大战、邯郸战役、洛阳战役、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广东、广西、进军大西南等著名战役，三爬雪山，两过草地，身经百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剽悍战将。

3月桧仓作战会议一结束，秦基伟便直奔26军防区，徒步爬上了五圣山。他举起望远镜，极目远望——

位于三八线以北约三十公里处的五圣山海拔1061﹒7米，是朝鲜战场中部战线的最高峰，美国人称之为“爸爸山”。五圣山雄伟奇峭，沟深林密，满山红松，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沿着山脚向南延伸，有五个海拔都在448米以上的高地，恰如一个人的手伸开的五指，直指青天。后来著名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便是五指里的中指与无名指。

五圣山西瞰铁原、平康、金化地区，东扼金化经金城通往通川至东海岸的公路，对“联合国军”由金化通平康或金城的交通线构成了极大威胁，是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也是朝鲜半岛中部的门户。谁控制了五圣山，谁就控制了由铁原、平康、金化组成的所谓“铁三角”地区，也就从极大程度上掌握了中部战线攻守的主动权。因而从军事上讲，这里堪称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志愿军战士们则形象地将五圣山称为“世界和平的大门”。

秦基伟久久地眺望着它，紧拧着双眉，一言不发。

从前线的一个个班、排阵地，到后面的师、团阵地，至4月20日，15军一步步稳健地接手了第26军东起五圣山，西至西方山，正面宽约30公里，纵深约20公里，总面积共约600多平方公里的防区。

15军官兵刚刚接手的阵地，其实就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山老林，只有几条掘开式工事和数百个藏身的猫耳洞。一到下雨天，官兵们有的三五个一群顶着一块防雨布躲在下面避雨，有的疲惫地坐在树根上打盹儿，也有的躲在避风的山崖下，裹着雨衣、雨布横躺竖卧，露宿山野……。

一线阵地上约有5000官兵不能生火做饭，否则便会遭到美军的炮击与空袭。一线阵地的官兵们吃饭，全靠十多公里外的二线部队往上送，将士们十天半月吃不上一顿热饭，见不到一片蔬菜叶。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官兵们的体质普遍下降。冬去春来，荒野里的蚊蝇蛇鼠也开始活跃，加上数千人的生活垃圾和粪便难以处理，致使阵地环境污染，疾病蔓延，以致出现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五六月间，15军发病人数超过了7000人，住院病号4200余人，病死竟达104人！

从没打过长期阵地防御战的15军这才体会到，一旦防御具有长期性质，首要的就是改善阵地环境。

这时，正是中国军队全线动员，大力构筑坑道工事的时候。早在1951年9月中旬，夏季防御作战正在进行时，志司总部就指示各军：以后我军重要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特别是核心阵地。秋季作战后，志司总部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在防守的各要点上都必须构筑坑道工事，工事强度必须能抵御榴弹炮的轰击。

1951年末至1952年初，朝鲜战场形势相对稳定，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全线动员，大力构筑坑道工事。进入冬季之后，中朝军队在全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那个时候，整个防御阵地前沿的地上和地下，日日夜夜响着轰隆隆的爆炸声——美国人在上面打炮，志愿军则在下面放炮（炸洞子）。志愿军战士们一手拿钢枪，一手拿铁钎，一边与敌人战斗，一边进行战场建设。

在《彭德怀自述》中曾有这样的一段回忆：

“在这时（注：指第五次战役时）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指示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的去敲。这个办法很好，但需要有一过渡办法，使阵地稳固起来。站不稳脚跟就无法去敲别人……”

（《彭德怀自述》，彭德怀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2002年1月第一版，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