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世界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在他六十六岁那年，死在远征西夏的战场上。此后，蒙古帝国虽然还因惯性继续保持着扩张的势头，但大汗诸子孙间的不和已经成为帝国的隐患。公元一二五九年，出自拖雷系的蒙哥汗，非常偶然地在攻打南宋要塞钓鱼城时受伤而死，他是最后一个为蒙古帝国各部所公认的大汗。
蒙哥死时，其弟忽必烈在围攻南宋长江防线上的重镇鄂州，旭烈兀在中东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苦战，只有幼弟阿里不哥尚在蒙古本部。论情理，本当由忽必烈继承汗位，忽必烈在蒙古本土之外的开平召开库里台大会（Kuriltai），自封为蒙古大汗，但这个大会，一则部在蒙古境内。但蒙古诸亲贵一则畏忌其雄才大略，二则对他所鼓吹的汉化不满，遂自行召开库里台大会，拥立阿里不哥为蒙古大汗。忽必烈回师争夺汗位，双方大战四年，最终阿里不哥战败投降，然而支持阿里不哥的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诸王对此不予承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等人相继发动叛乱，蒙古内讧方兴未艾。勉强夺得汗位的忽必烈，只得放弃了对中、西亚诸汗国的控制权，一心经营富庶的中原，并以亲王出镇漠北，以抵御侵扰。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改国号“蒙古”为“元”，称自己为中原的皇帝，是为元世祖。这标志着蒙古帝国的崩溃。
占据中原的忽必烈，继续着蒙古时代的侵略扩张政策。一二五九年，他迫使高丽屈服，进而东窥日本。此后，忽必烈曾先后六次致书日本，要求其称臣纳贡。日本受汉文化熏陶颇深，向来师事中国正统王朝，对灭亡南宋的元朝有着天然的敌意，加之南宋灭亡后，大批遗民逃往日本，他们宣扬灭国之恨，对日本的民族情绪也造成了影响。因此镰仓幕府以“未曾闻蒙古国之名”拒绝臣服元朝，对待忽必烈使节也相当的不友好。
忽必烈大怒，于一二七四年和一二八一年两次入侵日本，但均遭到失败。第二次远征日本之战中，蒙古舰队遭到飓风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因这场飓风挽救了日本，故被日本人称为“神风”。在战死的日本武士的追悼会上，日本临济禅奠基者，佛光派始祖无学祖元亲自作法事。而在此之前，老和尚还给因蒙古来袭而心情沉重的镰仓幕府掌门人北条时宗写小纸条，劝他“莫烦恼”。然而，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和尚却不是日本人，他被称做“渡来僧”，也就是“外国来的和尚”，他原是中国雁荡山能仁寺的高僧。无学祖元虽然帮助日本人，然而并没有人说他是“汉奸”。
世祖能通汉语，积极改革蒙古旧制，重用汉人，但到晚年却颇以为悔。世祖之后，入继大统的皇帝，多为漠北镇王出身，这些镇王久居漠北，深受胡族文化的熏陶，大多不会汉语，更顽固地拒绝汉化，因此元王朝始终不能融入正统中原文化中。
这个王朝因其激烈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迅速走向衰落，只存在了不到百年的时间。到如今，这个曾经强大的王朝，仅在北京城留下几段荒颓的土墙，叫做“元大都遗址”。
一、崖山之后的中国
公元一二七九年，元将张弘范与南宋最后的残余力量，在今广东江门新会以南的崖山，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会战，此战以南宋的惨败告终。南宋丞相陆秀夫不甘受辱，毅然抱着幼帝赵投海自尽。杨太后闻知儿子的死讯后，痛哭道：“吾忍死万里间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也投海而死。南宋的忠臣义士，随之蹈海殉国的，有十余万之多。拼死突出重围的南宋大将张世杰，随后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中溺水身亡。以温和与文治著称的大宋帝国，至此灭亡。
同为亡宋三杰之一的文天祥，于此前被俘，他在敌方的阵营中痛苦而又无可奈何地旁观了这一次悲壮的会战，他在诗中写道：“……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张弘范志得意满之余，在崖山勒石纪功，文曰“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若干年后，有大儒陈白沙先生来游崖山，见此碑文，笑道：“这几个字还说不尽他的功德，待我与他添上一字方休！”于是张弘范的碑文上多了一个“宋”字，变成“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也不算很冤枉张弘范，他原本就是汉人，据说和张世杰还是远房兄弟。然而这也只不过是后人游戏文字而已，于历史本身无所更改。
那么多个世纪过去了，虽然连刻字的石头都经不起岁月的风雨，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里被平毁了，但这段悲壮的历史并没有被遗忘。直到我读书的时候，老先生们在课堂上讲什么叫做“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时，还要把这个典故拿出来举例。
然而丹心有尽，青史茫茫，大宋王朝虽然灭亡了，复仇的种子却被播撒四方。
话说当日激战中，张世杰将军手下的战舰纷纷被焚毁或击沉，将士们落入海中，大多溺死，只有少数人逃脱。其中一位来自维扬的年轻战士陈某，和几个同伴侥幸游上了岸。当张弘范在刻石头，文天祥在写史诗，杨皇后在痛哭蹈海，张世杰在苍茫的大海上仰天长叹的时候，这帮饥饿的战士却面对着现实的多的问题，他们正在海滩上四处寻找阵亡者身边的干粮和战死的马肉，用一口破锅累几块石头烧着吃。半夜里，激战后疲惫不堪的陈某在迷迷糊糊中被人用棍子敲醒，拖到一条船上。等他醒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他在宋军中的老上司。
这个不够勇敢的军官在战斗中投降了，目前不伦不类地跟在元军中。元军统军官本来有令，让把抓到的俘虏统统扔到海里去，但这个好心的军官违规收留了陈某，把他藏在船舱板下，塞了点干粮给他，再不时偷偷透过舱板的缝隙给他滴几滴水喝。然而在狭小的战舰上，这样的秘密是难以保守的，很快被旁人发现。正在这时，一场影响历史的飓风突然袭来了。
这场飓风毁灭了张世杰将军突围的船队，将南宋最后一点残存的希望埋葬在南中国海的波涛中。然而，同样是这场飓风，却挽救了另一个人，影响了另一个王朝——传统的历史过分地关注了悲剧英雄张世杰，却忽略了这个貌似不起眼的小人物。这场飓风中，一场悲剧和一场喜剧同时上演。此刻，蝴蝶的翅膀已轻轻扇动，引起的紊流即将干扰历史的进程。
这场飓风相当猛烈，史书称“飓风吹舟，盘旋如转轮，久不能进”，许多船在这场飓风中翻覆，在同一海区的张世杰座舰也未能幸免。陈某所在的船也在风浪中颠簸，船上的人都惶恐不安。收留他的军官知道他会巫术，于是向指挥这只战舰的元军头目建议，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让这个家伙做场法事试试看，没准能有用。于是陈某煞有介事，“仰天叩齿，若指麾鬼神状”，做了一通法事，事有凑巧，风浪随即便平息了。元军头目十分高兴，从此再不提要把他扔进海里去的事。
舰队返航到达通州，陈某便告辞登岸，辗转回到维扬老家。因为怕被抓去当兵，躲到盱眙津里镇，娶妻生子，靠卖弄巫术，看风水，推年庚八字为生，一直活到十四世纪中叶才去世，享年九十九岁。他没有儿子，一生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到季家，小女儿则嫁给邻人朱初一的儿子五四，给他添了一大堆外孙。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等当年的小陈也变成了老陈的时候，他就常常神情凝重地端坐在另一个帝国的夕阳里含饴弄孙，给小孩子们讲那场悲壮而又毫无希望的决战，讲那些忠臣猛士舍生取义的故事，说着说着，便老泪纵横。夕阳影中，他用故事把那个逝去王朝的背影拉得好长，好长。正是这些故事，在小外孙朱重八的心中，树立起最初的英雄形象。又过了好些年，朱重八让手下人把自己记忆中的这些故事整理成文字，将这些口述历史变成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让我们得以在好几个世纪后穿越历史去回味当年。
明初大文豪宋濂，做了一篇马屁文章歌颂这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老战士：“臣濂闻君子之制行，能感于人固难，而能通于神明为尤难。今当患难危急之时，神假梦寐，挟以升舟，非精诚上通于天，何以致神人之佑至于斯也。举此推之，则积德之深厚，断可信矣。是宜庆钟圣女，诞育皇上，以启亿万年无疆之基，于乎盛哉！”
然而，像这样的故老遗民，在当时不知有多少！这印证了统计学上的一条规律：即便是小概率事件，只要试验的样本足够多，就必然会发生。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英雄的身后，正有千百万人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下。
二、开河变钞祸根源
元末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一首《醉太平》小令，道是：“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作者姓名已不可考，但这首小令切中时弊，在当时广为流传，“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
那是元帝国末年忧患的缩影，在作者看来，开河与变钞，则是造成祸乱的根源。
公元一三四四年，元至正四年五月，黄河中游连下暴雨二十多天，由于河堤年久失修，黄河暴溢决口，平地水深两丈多，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造成特大水灾，沿河郡邑如济宁路、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县、沛县、定陶、楚丘、成武，乃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到影响。溢出的河水涌入运河河道，又造成运河决口，使济南路、河间路的一些州县遭到水灾。
这次大灾影响严重，到八月份，山东已经出现人吃人的惨景。而且祸不单行，旱灾、蝗灾、瘟疫也相继发生，许多人死亡，侥幸活着的人也朝不保夕。
大都的蒙古贵族们，固然不怎么关心汉民的存亡，但大水灾“坏两淮司盐场，妨国计甚重”，对他们的个人收入造成了影响，这个他们还是很清楚的。至正九年冬天，元末干臣脱脱重新出任丞相，力主治理黄河流域的水患，顺帝遂召集廷臣商议，交通部水运司司长贾鲁（其实是“都漕运使”）到底专业对口，提出了两套具体的修治方案：或“修筑北堤以制横溃”，或开凿黄陵岗一带的白茅新河，再堵塞缺口，使河水经徐州东会淮河入海。前者“用工省”，但只是权宜之计；后者虽然“功费甚大”，但能够较长时间地解决黄河水患问题。经元廷再三斟酌后，决定取后一案，以求一劳永逸。元王朝这个决定，虽然功泽于后世，却为其本身的毁灭埋下了伏笔。
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一年，朝廷以贾鲁为建设部部长兼治黄委员会主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共十五万人，以庐州等十八翼两万多军队进行监督，调往黄河流域治河。一时间中原民众扰攘不已。
这就是所谓“开河”。
我们知道，自从秦汉以来，中原帝国一直坚持着“铜本位”制度，主要使用铜钱进行国内贸易，只在对外贸易上，才使用贵金属如金、银等——这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普遍使用贵金属作为通货是有所不同的。元朝自漠北入主中原后，信用来自西方的色目人，以其主管国家财政。这些色目人也就将贵金属金融体系引入了中原。因此元朝不甚铸钱，而以贵金属为主要通货，普遍地使用银两，使中国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白银黑洞”。
然而中国并不是个大量产银的国家，当时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美洲的主要银产地还没有被纳入文明世界体系，因此当庞大的中国市场骤然改用贵金属银为通货，立即导致了世界性的银荒。对于通货紧缩的危机，元朝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拼命印发纸币。
纸币的印刷和使用，早在北宋朝就有记录了，在印制的技术层面上是相当成熟的。但那时候的人们对现代金融知识缺乏概念，没能真正掌握纸币流通的潜规则，在流通中总是出问题：私人发行吧，信用难以确保；国家发行吧，动辄又把钞票印多了。所以纸币一直不能完全替代金属货币。
到了元末，由于统治阶层挥霍无度，用作货币的贵金属金银等入不敷出，财政也渐趋拮据。为了转嫁这一危机，至正十年，顺帝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两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但铸造铜钱显然比印刷钞票来得麻烦，所以元王朝趋简避繁，偷工减料，铜钱没铸多少，钞票倒印了一堆。《元史·食货志五》称为：“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至于汇率兑换，朝廷规定交钞对宝钞为一比二，等于是硬生生地把老百姓手中的票子贬值了一半，与打劫无异。这还不算，由于交钞印刷毫无节制，很快造成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贵，价逾十倍”，在京城五百贯交钞，还买不到一斗小米。
这就是所谓“变钞”。
元王朝这些举措，让失掉了国家、失掉了饭碗，天天在奴役中挣扎的老百姓，怨气高涨。
三、假神之名
在暴风雨的前夜，天下已不宁静。到处有人在宣称弥勒佛出世、明王出世什么的，并借此发动起义。当时广为传播的，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多元宗教。你可以说它是明教，也可以说它是白莲教，甚至还可以说它是弥勒教什么的。其中既有来源于摩尼教的明暗二宗思想，也有佛教净土宗的多种教义，反正老百姓喜欢听什么它就宣扬什么，常宣扬的是弥勒佛、明王降世除恶。
南方与北方，都有人在利用宣扬这种宗教迷信思想，为改朝换代准备力量。
当时在南方活动的是彭莹玉，这是个神秘的人物，历史上关于他身世和下落的记载，都是很模糊的，他作为多次起义的领袖，却又从来不自居第一把手——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以至于有人怀疑历史上到底是不是有过那么一颗划破天空的流星。传说他是江西袁州人（也有说是湖南浏阳人、江西万载人），十岁入慈化寺为僧，十五岁便以南泉山泉水为人治病，据说疗效显著，当地人事之如神。于是他便借此以行医为名，暗地里传播白莲教，徒众很多。
公元一三三八年，元顺帝至元四年，他和徒弟周子旺在袁州造反，周子旺自称“周王”，还改了年号，聚众五千多人。其徒众都在背心上大书一个“佛”字，据说这样可以刀兵不伤。不过弥勒佛是印度人，不大看得懂中国字，所以这些“佛”字写了也白写，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地方上的元兵前来镇压，这些没经过训练的农民军见对方的刀子居然真的能劈死人，吓得一哄而散。彭和尚侥幸逃脱，躲到淮西继续传教，周子旺一家子都被杀，其中有他本人、他的老母亲、两个儿子天生、地生，这似乎是一出灭门惨案。不过据小说家金大侠称，周子旺的女儿周芷若为部下救出，长大后成为峨嵋派掌门，还和明教教主张无忌有些暧昧不清的关系——当然，此乃野史，姑作趣谈，却实实信它不得。
至正初年执政的丞相伯颜，很不喜欢汉人，曾对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人书！”曾因此停了至元元年的科考，断了汉族读书人的出身之道，惹起骂声一片。现在他又因为至元三年、四年汉人屡屡起义，益发不高兴，要在朝做官的汉人提出诛捕办法，算作投名状，以表忠心。另外，他老人家还建议朝廷，欲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以为这样可以大大削弱汉人，便造不起反来。他也不想想，灭宋的张弘范、营建两都的刘秉忠、抚平西南的李德辉这些功臣世家，可都在五姓之中呢！此说自然无疾而终。
这位伯颜先生，满脑子都是民族矛盾，原来是有道理的。传说他养了位西番巫婆，每每让其推算来年运程，巫婆说他当死于南人之手——所以伯颜当然对汉人、南人没什么好脸色了，乃至于禁止汉人、南人持有军器。这也是个假神之名的。
然而真把事情闹大的，却是北方的韩山童。
韩家出自赵州栾城，数代都是白莲教的教主，因为宗教势力太大，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被谪徙到广平府永年县居住。到了韩山童这一代，与时俱进，积极宣扬“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称天下即将大乱，河南及江淮间人民翕然响应，教徒众多。
到至正十一年，贾鲁受朝廷委派南下中原，征发民众修治黄河时，韩山童的力量已经很强了，正准备借此时机起义。
四、一只眼的石人
一三五一年初，贾鲁走马上任，黄河治水工程正式开始，工程的重点是在黄陵岗开凿白茅新河——自黄陵岗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以把黄河勒回故道。整个工程于这年的四月二十二日开始，七月间凿成河道，八月间决水入渠，九月间通行舟楫。《元史·河渠志三》中对此有一段评价：“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以报君相知人之明。”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水利工程。然而，正是这项了不起的工程，奏响了元末天下大乱的序曲。
在那个初夏的烦躁不安中，工地上忽然流传起一首奇怪的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许多古怪的人物出现在工地上，到处交朋友，还给其他民工讲故事，故事的中心总是“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什么的。
他们说，弥勒出家前曾是个爱子民的好国王，出家后是佛祖释迦牟尼座下的优等生，成绩好，守纪律。自从佛祖灭度后，世界就沦入黑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连带着地里庄稼的都减产，大家都过着倒霉的日子，辛苦得不得了。好在希望还是有的，据说释迦牟尼临死前曾留下话，再等个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佛就会出世接他的班——那时候天下就会大治，播一次种子可以有七次收成，还不用翻土拔草……总之，弥勒降生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外加土豆烧牛肉，穷苦老百姓所想要的一切统统都有了！
“那敢情好啊！”被苦日子压得直不起腰来的闰土们，在故事中满怀憧憬，末了用袖口抹抹嘴角的哈喇子，打裤腰里小心翼翼地取出半个硬梆梆的馍馍——这还是晚饭的时候趁监工不注意偷藏的。啃一口，抬头幽幽地看着璀璨的星空，对讲故事的人道：“要有块狗肉吃就好了……可那该是哪辈子的事儿呢？”
讲故事的人警惕地看看四周，故作神秘地把嘴凑近人家的耳朵：“大家都说弥勒佛出世了，兄弟你还不知道？”弥勒佛出世？闰土们都摇头；但朝廷不但拖欠工资，连工地上的口粮供应都不大够，这个闰土们都是知道的。
在那些个四下里飘溢着野草芬芳的夜晚里，在小虫子们寂寞的低吟中，到处是窃窃私语：有人在讲弥勒，有人在说明王，还有人在捏造一只眼的石人的神奇古怪——总之，在用种种不大可能兑现的许诺，为即将到来的武装民选拉票。
这些夜晚里，天上的诸神都不约而同地觉得耳根子发烫，有些则不停地打喷嚏……个别有经验的神仙叹道：“他妈的，都别睡了，又有热闹看了！”
在人世间，黄陵岗工地上，某日里忽然有人在一棵树附近刨到个硬硬的东西，好奇的人们把这个物件挖了出来，原来是个石人——还是个一只眼睛的石人，这家伙够古怪的！人们还在石人背后发现了一行文字，经识字儿的先生判读，刻的是：“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这个意思很浅显，已经完全不需要解释了。
谶谚与事实突如其来的吻合，让平日里那些广为流行的传说立刻成了河工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随着河工们的轮换与逃跑，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一时间大河上下，人心思乱，积累了近一个世纪的愤懑即将迸发出来。
这是元末版的“狐语丹书”，看起来仿佛冥冥中的天意——然而我们今天却清楚地知道，这只不过是韩山童使出的手段罢了。那个作为道具的石人，因为不甚值钱，所以下落不明。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后人们会在黄陵岗下的黄河故道里再次把它发掘出来，用更为凝重的目光与它对视。
韩山童见煽动成功，大喜，遂于当年五月初与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人聚集在颍上白鹿庄，召集教众三千余人斩乌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事。刘福通向众人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而刘福通则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正当辅佐旧主恢复天下。于是众人推举韩山童为“明王”，准备克日起兵。他们以宋室为号召，固然只是宣传的手段，但这也确确实实反映了当时人民对故国的眷念。
韩山童等人正在会盟立誓呢，教众里却有人胆子小，为表明自己没有参加叛变，居然很不讲义气地跑去告官。一队元兵前来镇压，刘福通等人侥幸逃脱，韩山童却被逮住了，立刻被斩首示众。韩山童的妻子杨氏和儿子韩林儿也逃到今江苏徐州附近的武安山中。
五月三日，逃脱的刘福通被迫提前起兵，战士皆头裹红巾，烧香拜佛，故被称为“红巾军”，又称为“香军”。刘福通的部队起得突然，元朝毫无准备，被他们乘虚攻占了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等城市。
刘福通宣称南宋丞相陈宜中逃亡日本求援，假韩山童之名发诏书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并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要“蹑大宋之遐踪，雪崖山之沉恨”，这些个口号吸引了许多老百姓，把这些愤懑已久的人们召集到自己的旗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和今天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在刘福通们的眼中，当时的日本是天然的盟友，是友好的尾巴国，而蒙古则是宿世仇敌——所以并不以“取精兵于日本”为耻。事实上，在宋亡时便有许多遗民逃亡日本，给那个文化贫瘠的东瀛海岛带去了知识、技术和思想，还带去了对非正统中国的仇恨——这些崇拜、自卑与仇恨不断地积累，衍化，再加上明清易代时的再一次放大，终于形成了如今的日本人对中国那种错综复杂的感情。
五、天下英雄起逐鹿
刘福通起事后，元王朝大为震惊，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领六千阿速军和各路汉军，由河南行省左丞徐某协助前往颍上会剿。
阿速军由来自中亚的阿速部落之人组成，他们原是波斯语系民族，信奉东正教，体形高大，多为绿眼睛。“阿速”部，在《史集》中又称为“阿兰”部，据说居于太和岭北麓，是今伊朗沃舍梯族人的祖先，阿速人的左邻是突厥语系的钦察人。在蒙古名将哲别、速不台发动的第一次西征中，这两个部落联手与蒙古军激战，一时胜负未决。蒙古人派使者向钦察人说：“我们是同一部落的人，出自同一氏族，而阿兰人是异己。让我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吧！你们要金子、衣服，我可以给你，你们把阿兰人给我留下就成！”钦察人接受了这一建议，欣欣然地出卖了阿速人——随后的结局可以想见，阿速人固然遭到了“命中注定的掠夺、屠杀”，而出卖朋友的钦察人也没有逃脱，“蒙古人突然向他们袭来，见一个杀一个，夺回了给的东西”。
这两个部族的孑孓后被蒙古人收用，以其武勇善战，成为蒙古帝国扫荡四方的利剑。元末权奸燕帖木儿本人出身钦察，故得到了同乡阿速军的极力支持，在与上都争夺政权的战争颇得其助力，燕帖木儿对这支军队也格外看顾。然而就像一切娇生惯养的军队一样，十几年的歌舞升平莺歌燕舞，使这支“素号精悍，善骑射”的军队堕落得不成样子，纪律尤其糟糕，比之强盗还有不如。
赫厮等将领但以酒色为务，士兵们自然也上行下效，不务正业，四处掳掠，浑然忘了自己的角色本该是抓老鼠的猫。等到和红巾军对阵时，赫将军见对方阵势宏大，不敢出战，只是扬鞭大呼“阿卜！阿卜！”然后，身先士卒地逃跑了，据说“阿卜”就是“走”的意思。赫将军麾下将士自然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大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叹。红巾军自后追击，大败元军，从此把这位“阿卜”将军的故事当作笑谈，在淮东淮西传了好多年。
赫将军虽然侥幸从阵上逃脱，但随即败死于上蔡，到底难逃劫数，他统带的阿速军，因为不习水土，病死过半，徐左丞也因为战败被元廷处死。刘福通乘胜攻占了亳州，杀元朝徐州兵马使秃鲁，到六月间又攻占了项城、真阳、确山等地，并分遣部队向舞阳、叶县进军。
元相脱脱派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统率大军十万围剿刘福通，于十二月攻占上蔡，俘杀刘福通手下大将韩咬儿。次年三月，元军又攻陷汝宁。闰三月，元王朝以平章巩卜班为统帅，率领侍卫汉军合爱马鞑靼军共数万人，屯驻于汝宁沙河岸，这位巩平章不敢寻找刘福通决战，只是日夜沉溺于酒色中，醉卧不醒。刘福通派精锐夜半偷袭，元军大乱，四散而逃，次日收容点验人马，发现连主帅都丢掉了。派几个胆大的回过头去扒拉扒拉，好歹在死人堆中找到了巩平章的尸首，总算对朝廷还有个交代。
大都城里的统治者翻翻将帅档案，觉得和红巾军对阵，只有也先帖木儿还能占点便宜，遂命他为统帅，统军三十万，欲与刘福通较猎中原。据说元军以数千辆车运送金银物帛，河南北供应以亿万计，前后出兵未曾有如此之盛。但也先帖木儿到底不是将才，他在沙河与刘福通对峙不到两月，还未曾决战，大军忽然夜半惊溃，在红巾军的追击下，丢弃的粮食、军资、车辆堆积如山，让刘福通占了个大大的便宜。也先将军仅带着万余残兵逃回汴梁城。
据说也先帖木儿逃跑时，当地的地方官急了，挽住他的马缰绳不放手，说您这个，这个……也太不负责任了吧？也先将军也急了，拔刀便砍，委屈得差点掉眼泪：“我的难道不是性命？”所幸他兄弟是丞相，也先帖木儿虽然败成这个样子，也没受到任何处分，居然还可以继续当御史大夫。
他的兄长脱脱丞相，在朝中每议军事，总回避汉人、南人。脱脱还向皇帝奏称：“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律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当时的民族矛盾已经够严重的了，这位脱脱先生还嫌不够，愈发的添油加醋。结果自不消说，榜文一出，大河南北汉人，尽皆愤恨，纷纷举旗造反。
却说逃到淮西一带的彭和尚，不屈不挠，继续传教，数年间又积蓄起一支力量。在刘福通起事后三个月，也就是至正十一年的八月里，他和麻城铁工邹普胜、黄陂渔人倪文俊等人在蕲州一带也发动了起义。
有位罗田人徐真一，游走江湖，以贩布为生，因为职业需要，人缘特别好，和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交情，据说长得也特别——史书上说是“相貌异众”，或是“体貌魁岸，木强无他能”，这些个意思都还是中性的；但再往后走就干脆被引申为是“魁梧奇伟，相貌出众”，“出众”和“异众”就大不相同了；再进一步，布贩子又被引申为是个美男子……事实上，这个“异众”不一定是长得帅，很可能是指他长得像某个偶像，比如说“弥勒佛”，“弥勒佛”和帅哥之间，似乎还是有些差距的。
彭和尚等人起义后，说这位“貌异于众”的徐真一就是“弥勒佛”下生，推为首领，此后他便以徐寿辉这个名字被历史所记录。
据说彭和尚和布贩子起事之前，也搞过一次动员活动。他们在多云山中建了一座“圣人堂”，旁有溪水，一日涨潮两次。溪旁有块船形的巨石，徐寿辉命人在石头上凿孔树桅，然后当众向老天爷请示：您真要保佑我，就让这条石船漂出溪口——然后奇迹出现了，石头居然漂行了十余丈！俺个人始终怀疑这是魔术表演。
这一戏剧性场面，坚定了人心，教众们纷纷头裹红巾而起，也称为红巾军。
沔阳有个出身渔家，略通文墨的县府小公务员，也毅然扔掉了公务员这份很有油水的职业，投身于造反的洪流中。起因是这样的：这个小公务员偶找人算命，算命先生称他家祖坟风水旺，有大贵之相，说得小公务员心中窃喜，于是收拾行李准备上梁山。他父亲却没他那么乐观，拉住儿子说：“奈何为灭族事？”小公务员却满怀着年轻人的理想与志向，大大咧咧地说：“术者之言验矣！”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一去，便是十余年龙战，直到鄱阳湖的万顷碧波与蔽日烟焰，埋葬掉这场英雄梦幻。
彭和尚等人起事后，于九月攻占蕲水城，杀蕲州总管李孝先。镇守武昌的元威顺王宽彻普化派兵前往镇压，却在金刚台被倪文俊击败。
十月，徐寿辉被彭和尚等人立为皇帝。据后来自立为大夏皇帝，当时还是徐寿辉部将的明玉珍提供的资料说，他们曾经“颁万寿历，建元治平，国号宋”，以蕲水为都城。但过不多久，又改国号为“天完”，取其压倒“大元”之意，邹普胜被封为太师，欧普祥被封为大司徒。
次年正月十一日，天完政权派丁普郎、徐明远率军攻下汉阳；十二日，杨普雄攻占兴国路。十四日，邹普胜率军进攻武昌，元军因内部矛盾重重，没有做像样的抵抗，元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等人逃跑，武昌城随即被红巾军攻陷。
让元王朝头疼的，还有浙江台州的方国珍。这位老兄说老实吧，他总是造反；说不老实吧，他又总是挖空心思地想让朝廷招安。
方国珍于至正八年第一次起事，元朝派江浙参政朵儿只班率军前往镇压，方国珍乘船自海路逃跑。朵儿只班一路撵到福州五虎门，但没抓着耗子，反倒稀里糊涂地被方国珍给活捉了。方国珍善待这名高级俘虏，要他向朝廷求招安，元朝遂以他为庆元定海尉。不管怎么说，朵儿只班总算是完成了“剿匪”的任务。不过这样的喜剧接下来还要屡次发生。
方国珍于受招安后不久又造反，至正十年五月，元朝派元帅扈海、万户孙昭毅前往讨伐——这回结果一如既往，元兵又吃了败仗，元帅扈海被活捉。至正十一年，元朝决心来一次大规模的“剿匪”，派江浙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会同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夹击方国珍。方国珍半夜里派劲卒纵火鼓噪，元军不战而溃，主帅孛罗帖木儿被活捉。接下来，当然又是招安，这次方国珍又升级为千户。
刚过一年，方国珍又造反了，泰不华亲自征剿，在激战中被刺身死，沉尸于海，其部下也被全歼。至正十三年，迫不得已的朝廷又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为五品流官。因为还嫌官小，过了年方国珍又接着造反……
萧县的李二，因为地方上闹灾荒，一咬牙把家里仅有的一仓芝麻捐出来救济饥民，颇得人心，人送绰号“芝麻李”。当时河工大兴，盗贼四起，萧县一带也是人心惶惶，芝麻李遂和社长赵君用商量造反：“颍上兵起，官军无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贵之秋也！”赵君用也赞成造反，说咱这片也就城南的老彭算条汉子，没他入伙这事儿准黄，一定得把他拉进来。于是赵社长亲自去找老彭谈话，拐弯抹角地启发了半天，老彭听说芝麻李也要造反，欣然入伙。于是他们八个人，冒充挑河夫役，混入徐州——四个在城外，四个在城内，四更天的时候，内外呼应，夺取守门军士的武器，斩关而入，放火鼓噪。徐州军民久不识兵革，尽皆束手听命。等到天明，这八个人竖旗募兵，很快就聚集起十万之众，神话般地夺取了徐州。
定远人郭子兴兄弟三人，善治产业，富甲当地，为一方豪强。他见天下大乱，也与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等人聚众造反，攻占濠州城。
那位崖山老兵陈某的小外孙朱重八，这时也二十好几了，打小没吃过几顿饱饭。又碰上灾年和瘟疫，家里人纷纷染疫而殁，连埋葬的地方都没有。他只好出家当和尚——确切地说，还只是没有执照的见习和尚——以求混碗饭吃，但在那个年头，连这样的生活都算是奢求了。据他自己后来的回忆来看，这一段日子简直惨不忍睹，还随时都有饿死的危险。他出家的寺庙叫做“皇觉寺”，因为曾有这么一位大人物在那里混饭吃，所以能够名垂千古。
郭子兴等人起事后，皇觉寺里的朱重八忽然收到一封朋友来信，拉他入伙。他和那个欣然参加造反的小公务员恰恰相反，总觉着造反太危险，还颇为犹豫，遂在寺里的伽蓝像前占卜，以定何去何从。那一天，伽蓝菩萨就这么傻乎乎地看着，看这个曾扬言要把它“刺配三千里”的调皮小伙儿，怎样在神仙面前惶恐不安地规划未来——问避乱，不吉；问守故，还是不吉。那，只剩下造反这一条路了！
朱重八就这么惶惶地走出皇觉寺，走向濠州，走向金陵，走向权力的顶峰……在未来，他将开创一个享国近三百年的王朝。
六、彭和尚与“天完”
彭和尚是那个时代里，最富神秘色彩的人物。他的亲传弟子皆以“普”为字辈，知名的有邹普胜、项普略、赵普胜、丁普郎、杨普雄、欧普祥、陈普文、史普清、李普臣、王普敬等。这些普字辈的人物在天完政权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彭和尚本人，虽为领袖之尊，却并不以个人地位为念。当年袁州起义的时候，他把王位让给周子旺，这回天完政权里，他又把领袖的位置让给徐寿辉。
至正十二年，也就是天完政权攻占武昌后的二月间，彭和尚与徒弟项普略率一支人马向东攻入江西，兵锋直指重镇江洲（今江西九江），元江西行省右丞孛罗帖木儿望风而逃，江州总管李黼抵抗，兵败被杀。二月下旬，红巾军自江州南下进攻南昌，驱马扬尘，旌旗蔽空，号称有百万人马。元朝江西平章道童胆子小，见此对方如此声势，吓得抱着官印躲了起来。亏得郎中普颜不花与左丞章伯颜组织人马守城，仗着城高池深，死守了五十多天，红巾军见难以攻克，主动撤围东去。
这支红巾军随后向东进发，于三月间攻占了饶州，杀元将魏中立。当地农民积极支持红巾军，自制绯红色战袍参战，一时间“弥野皆赤”，满地赤红。接着又攻占乐平、余干、浮梁、德兴、安江、信州等地。闰三月下旬，攻入今安徽境内，攻徽州、破婺源，四月间攻克休宁、黔县、歙县等地，大军所过，不掠民财，唯索丁壮为兵。七月，红巾军又越过昱岭关，攻到杭州城下。十日，红巾军由杭州北门攻入城里，杀元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杭州路总管宝哥在西湖舟中躲了三天后投湖自杀。江南是财富之地，元王朝自不甘心轻易让出，随即纠集力量反攻，红巾军孤军无继，战败退出杭州。
然而，在正史上，彭和尚就失踪了。
在这里，还有一段小花絮。
五百多年后的一九四四年，明史大家吴晗“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和发泄政治上的愤懑”，写了本《明太祖》，进而又修改成为《朱元璋传》。在其中，吴晗将彭和尚的下落写得浪漫而超脱，认为他功成不居，于革命成功之后“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一九四八年，吴晗来到石家庄，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并认真地读了这本《朱元璋传》。同为史学大家的毛泽东，对这本书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还为此亲笔写了封信和吴晗辩论。一九五四年，吴晗对《朱元璋传》作了修改后，毛泽东又一次给书稿提了意见。在提的两次意见中，毛泽东尤其对彭和尚的下场不以为然，他以老革命家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的领导者，不应有回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不应该以失踪而谢幕。
于是吴晗“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了的”，并由此引申出自己犯了“超阶级观点”的错误。在这里，枪杆子的干练与笔杆子的洒脱交汇冲突，枪杆子取得了指导地位。吴晗经重新考证，认为彭和尚与项普略在杭州战败后，退走江西或安徽，“中伏被擒杀是有可能的”。
彭和尚失踪后，失去了最高权力中枢的天完政权，便乱了手脚。公元一三五七年，元至正十七年，不甘为傀儡的徐寿辉企图干掉掌握实权的丞相倪文俊。两人火并，倪文俊出奔黄州，被其部将陈友谅所杀——这个陈友谅，便是前面那位满怀雄心壮志的小公务员。
陈友谅凭借着除掉倪文俊的大功，逐渐成为天完政权里的头号人物，徐寿辉虽然除掉了倪文俊，但仍不能摆脱被陈友谅挟制的命运。天完政权在陈友谅的经营下，逐渐进入到全盛时期。
七、北伐！北伐！
在河南地面上，元朝正规军被刘福通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一些支持元王朝的民军武装却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的部队。
察罕帖木儿祖上为畏吾儿人，其曾祖父于元朝初年迁居中原，定居颖州沈丘，察罕帖木儿本人曾为沈丘探马赤军。李思齐为信阳罗山人，原为罗山县典史。罗山被红巾军占据后，他们组织当地豪杰，组成“义军”袭占了罗山城。元朝政府对此大加褒奖，授察罕帖木儿为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为知汝宁府，这支武装迅速成为附近反红巾武装的旗帜，史称“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这是当时河南一带对红巾军威胁最大的一支元朝军事力量。至正十五年，元王朝再度调集大军包围刘福通，以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答失八都鲁等部为机动兵力，准备一举消灭河南红巾军。
为统一号召红巾军各部，刘福通于当年二月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由砀山迎到亳州，立为皇帝，因红巾军以兴复故国为号召，故国号“宋”，改元“龙凤”。又因韩山童曾自称“明王”，故韩林儿又被称作“小明王”，以符“明王出世”之意。龙凤政权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六知枢密院事。杜遵道随即被刘福通所杀，从此刘福通成为龙凤政权的实际领袖。根据地建设上，龙凤政权则陆续设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地方行政机构；军事方面逐步设立了行枢密院，统辖各地的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向上则统属于枢密院。军职则自统军元帅、总管、万户、千户到百户有差。
刘福通等人建立了龙凤政权后，还顺手拆掉了鹿邑县的太清宫，把建筑材料运到亳州，为小明王建了一座宫阙。当下既然是弥勒、明尊当道，也就怨不得道士们倒霉了。
这一年的六月，元朝以答失八都鲁为河南行省平章事，统率太不花等一应诸王藩将兵马，许以便宜行事，进攻刘福通。九月，答失八都鲁与刘福通在许州的长葛野战，元军战败。答失八都鲁收兵退往中牟，立足还未稳，又遭刘福通轻骑劫营，再次战败，辎重尽失，连其子孛罗帖木儿也被红巾军生擒。但红巾军的胜利也不够彻底，他们随后遭到元将刘哈剌不花的伏击，非但抢来的辎重易手，自己还倒贴了不少，高级俘虏孛罗帖木儿也趁机逃跑——不过这个俘虏的逃走，对元王朝来说似乎也不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在元王朝最后的岁月里，正是他和扩廓帖木儿争权夺利甚至兵戎相见，断送了残元最后一点希望。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双方互有攻守，红巾军略占上风，但元军也逐渐顽强起来，一扫初期的颓废。
答失八都鲁败退后，刘福通随即派赵明远率军攻下嵩州、汝州、洛阳，由孟津渡过黄河，十一月攻破怀庆，河北震动。元朝急调察罕帖木儿防守河北之地，赵明远战败，全军覆没。十二月，休整后的答失八都鲁屡败屡战，进军攻打龙凤政权的首都亳州，刘福通在太康战败，元军进围亳州，韩林儿迁都安丰。次年三月，刘福通与攻城数月，锐气已钝的元军在亳州城下决战，双方自巳时打到酉时，大战数合，元军逐渐不支。答失八都鲁坠马，其子孛罗帖木儿将他扶上战马先行，亲持弓矢断后，接连射杀多名追兵，父子二人方得以逃脱。此战红巾军大获全胜，元军残部逃往陈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