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代史上有位大才子，号称一支笔杆子抵得过三千毛瑟枪兵。对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梁任公。
梁任公少年得志，不过他老师康先生的运气却背得到家。康先生十九岁就取得了秀才身份，可如今胡子都一大把了，愣还考不上一个举人——所以“公车上书”就给历史开玩笑似的延误了一把，这一拖，就到了一八九四年。
不过康老师一直挤不上“公车”，还得怨梁启超这帮少年得志的学生。
少年早达的梁任公进了京城后，到处宣传他老师的“公羊学”新解。虽然也有翁太傅领衔的一帮粉丝呐喊助阵，但反对的也不在少数——比如说，号称“老道”的大学士徐桐，就对“公羊学”深恶痛绝，还说得很不客气：“什么公羊母羊，都是乱天下之学！”于是每次徐老道都给外派广东的主考官打招呼：选文章差点的不要紧，可千万不能录了康有为！
有一点必须得说明：徐老道和康有为还真没什么个人恩怨。但有这么个家伙挡道，康有为能出头才是怪事。
可是一八九三年的广东乡试，两个主考官忙着吵架，大家一赌气，就把徐老道的嘱托给扔到爪哇国去了，鬼使神差地把这康有为录了个第六，也有说是第八的——反正，从此康老师是够资格坐“公车”了。
于是甲午年，一帮举人们不好好考试，却大搞“公车上书”。算来晚清的政治动荡，还多一半和这场轰轰烈烈的上书有牵连。戊戌变法、庚子拳变、保皇革命之争，哪一桩都和康老师的人生轨迹沾点边。
徐老道虽然冥顽不化，但说的话还有点见地——什么公羊母羊，都是乱天下之学！至少他是说准了康有为“公羊学”对晚清政治的影响。所谓“公羊学”，原指研究“春秋三传”之《公羊传》的学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儒术”，其实就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体系。徐老道说“公羊学”是乱天下之学，说的就是“公羊学”在西汉中后期对政治生活的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儒家学术流派的兴替，其影响绝不亚于一次实实在在的改朝换代。汉代的董仲舒、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这不，连刚挤上了“公车”的康老师，都已经把他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扛出来贩了。
一、末世思潮
西汉一朝的政治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指导理论分别是初期的黄老之学、中期的公羊学、晚期的纯儒学。
黄老之学，讲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公羊学，系以儒学为基，刑名之术为用的哲学流派。这一学说登上政治舞台，表明了西汉政权开始以多欲政治代替初期的无为政治。徐老道说“公羊学”是乱天下之学，就是指“公羊学”打破了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使天下陷于扰攘。
后期则是纯儒学，热衷于效仿儒家经典记录的所谓“圣人体制”，如禅让哪，井田哪，周礼哪……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书呆子气十足的政治理论，是“公羊学”的延伸。
西汉的衰亡，起自武帝后期，中间虽又经历了昭、宣两帝的复兴，但自送昭君出塞的元帝起，彻底走向衰亡。
元帝的父亲宣帝曾对这个儿子有一段精准的评价，《汉书·元帝纪》中宣帝感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为什么会有此一说呢？这涉及到宣帝、元帝父子两代治国理念的冲突。
这本不奇怪，自秦始皇扫平六国以来，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一直是古中国的智者们研讨的话题：儒家谈仁义、法家谈制度、兵家谈征伐、道家讲无为、农家谈力耕……从思想上，技术上开列出了许多方案，有些方案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然而大一统帝国，也最怕没有统一的治理思路，一羊九牧，是要闹出大乱子的。秦始皇简单粗暴地采取了焚书坑儒的办法统一思想——可是历史证明，这也只是鸵鸟逻辑罢了，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秦始皇仅凭经验治国，并未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一套合用的理论，加之秦二世庸碌无为，秦王朝也就迅速地崩溃了。
然而初起的汉王朝，在这一点上也强不到哪里去，汉高祖仍然只能算是“经验主义”，甚至还走回了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给子孙留下祸患无穷的“七国之乱”。
惠、文、景三代，休养生息之余，开始反思治国的条理，废“挟书律”，把《春秋》、《尚书》等历史文献找出来重新整理，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审视和学习它们——这就是儒学兴盛的历史背景。
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终于确立了统治地位，在未来的两千年中成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在西汉一朝，则先表现为“公羊学”的兴起，后表现为“纯儒学”的鼎盛。
宣帝、元帝间，正是儒家思想甚嚣尘上的时代，各种依托于儒家基本理论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这不奇怪，“刑”“名”之学本来就是“公羊学”理论与世俗统治相结合的关键部分。
元帝受儒家理论熏陶至深，到了行为做事都要拿着书本对照一下的地步——这就走上了极端——从辩证地接受儒家理论的“公羊学”，跳到了盲从于儒家理论的“纯儒学”。
他父亲宣帝对此不以为然，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老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当时稚嫩的儒家思想虽然占据上风，理论上也确有可取之处，但其本身还处在与世俗政权的磨合过程中，一些激进的倡导，虽然托名于古之圣人，但是非对错还需要用实践去验证。
治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当时的人们免不了要小心翼翼地去探索，去实验；既然是探索、实验，自然免不了会有失败；一个王朝统治的失败，自然得有人为此负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从这些失败的探索和实验中，得到了什么？
接下来的历史会告诉我们，走一条未经开辟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
大一统时代初期，人们认为新时代应该有新秩序，不再以“父传子，家天下”为天经地义，“禅让”之说流行一时。
早在汉昭帝时，就有儒者眭弘因灾异向皇帝上书，建议他：“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建议皇帝让贤，自己去当县长。
宣帝时，还有一位盖宽饶先生也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在后世儒家学者看来，这简直是离经叛道，不可与闻了，然而在当时，这是为儒家普遍接受的思想——尧、舜、禹三代禅让的例子，不是在《尚书》中传为佳话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效仿？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古中国没有“民主”思想，只有一团漆黑的专制——我们欠缺的，只是对“德先生”的合理理解罢了。
可这位眭弘先生运气不好，碰上了霍光辅政。霍光先生怕人家误会是他自己造舆论想篡权，为了避嫌，就把眭弘杀了，但他并不是当真反对眭弘的思想。
然而霍光不敢做的事，还就真有人敢做。数十年后，一个叫王莽的外戚子弟，在一片禅让的呼声中，接过了汉朝的符命。
他就是那个倒霉的实验者。
二、王莽篡汉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外戚”。
关于王氏一族的起源，王莽在《自本》里说道：“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所以王莽以虞舜为皇祖考。
虽然出身外戚，并不算光彩，但王莽本人，确实是当时外戚诸子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的父亲王曼去世得早，没来得及赶上和诸兄弟一起封侯，所以王莽从小就很低调，不敢与诸王氏子弟自比，《汉书》称：“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他拜沛郡陈参为师，学习《礼经》，勤身博学，和儒生们穿一样的衣服，丝毫没有贵家子弟的架子。
对寡母、寡嫂、幼侄，他都能尽心赡养，还爱结交英杰俊才，对叔伯们也相当孝顺。
在修身齐家两方面，他都做得相当不错，颇为时人所称赞。长辈们都认为他虚心谨慎，孝顺谦恭，也经常替他在王政君那里说好话，叔父王商甚至愿意拿出自己的封地给他封侯用。
当时汉成帝在位，他是王政君的儿子，和王莽是姑表兄弟，因此在太后的授意下，授封王莽新都侯。从此，新都侯王莽逐渐成为西汉晚期政坛上治国平天下的风云人物。
然而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出手也愈大方，“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而自己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被来访的公卿列侯夫人当成是僮仆。
当世名士如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人，都和王莽有交情，四处替他造舆论，树声名。
权贵至亲犯法，王莽也不姑息。他姑表兄弟淳于长犯法，因他检举伏诛；他的儿子王获杀死奴仆，王莽也逼使他自尽偿命。
王莽一生有起有落，然而无论在朝在野，人们对他的称赞从来没有停止过。
后人说“王莽谦恭未篡时”，然而修身齐家这些东西，是很难几十年如一日作假的。虽然王莽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一生都是在骗人，没做过一件体面事。
在末世的靡靡之风里，他的确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公元前一年，哀帝崩，王莽以援立平帝功，晋为大司马，平帝年仅九岁，委政于王莽。
公元一年，王莽被封为太傅、安汉公。
公元四年，王莽号宰衡，位上公，加九锡。
公元五年底，平帝崩，孺子婴立，王莽逼元后王政君封他为“假皇帝”，代理皇帝之职。
公元九年元旦，王莽“即真”，成为“真皇帝”，国号“新”。在这一系列过程中，社会舆论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王莽篡汉是一次异常成功的民选运作范例。
连站在王莽对立面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王莽当权执政期间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人心安定：“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
让老百姓满意的执政成绩，为王莽造就了篡汉的民意基础。
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只有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王莽偏偏就是个失败者，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三、新莽朝失败的改革
王莽篡汉，实在说不上有多少罪恶。
闹灾荒了，他带头捐献钱粮；土地兼并严重，他带头把土地捐献给国家；儿子杀了奴仆，他逼着儿子自杀偿命，贵戚犯法，他也决不姑息……
这样的人，老百姓能不喜欢吗？
儒家不是讲天命有盛衰，人间有禅让么？刘氏德衰，他王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也都符合经典上的传统道德么？所以王莽篡汉，谶言符命之说以数十万计，这固然不是天意，但也绝不是简单的造假，而确乎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意。
古中国的阴谋家多了，可还有谁能够像王莽这样成功地引导舆论？所以，我们大可以把王莽篡汉，看作是民选政治在古中国的一次成功典范。
儒家自战国以来所倡导的“禅让”，终见于今日。
王莽的创举，本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使以和平方式表达的民意成为王朝兴替的决定者。
王莽篡汉，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大一统王朝可以通过和平方式由涅槃而重生。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
一个衰败的大一统王朝该如何走向重生？陈胜与王莽，开辟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陈胜的道路叫做“革命”，而王莽的道路叫做“重组”，虽然都立足于变革，但变革的方式却有天壤之别。陈胜的方式是彻底推翻旧时代，在一张白纸上重塑新时代；而王莽的方式则是依据可利用的旧时代资源，重新整合国家体制。
前者不可控，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难以猜测；而后者理论上可控，但也不是那个时代的技术能力所能把握的。前者粗暴但是简单易行，缺点是社会成本高昂；后者社会成本低廉，但是技术难度太大。
王莽的失败就在于急于求成，高估了社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过犹不及。从更深层次上讲，王莽新政的失败，使古中国在前行的道路上失去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后世虽有所谓“禅让”，但那都只是变戏法，并没有尊重“禅让”的精神。
从此中国只剩下了陈胜这一条道路。
这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然而不是用和平的方式，而是用鲜血来投票。
从此古中国的王朝兴替，变得血腥而又诡谲。
然而王莽的失败，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改革中的重重阻力，更应该归咎于他好大喜功的性格缺陷和十足的书呆子气。“杀君马者道旁儿”，王莽就是在一片颂歌中，迷迷糊糊地断送了大好江山。
我们知道，王莽本人是学《礼经》专业出身的，在理论上相当内行，所以他建立了新王朝后，面对群众高涨的改革呼声，头脑发热，企图全面修改既有的制度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
然而，他进行改革的理论依据，却是全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周礼》等儒家经典。
也就是说，王莽改革，是建立在书本上的。他依照《周礼》设计了一整套对社会进行复古改革的蓝图——看起来都是很不错的。
其一是针对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提出了“王田”政策，其二是针对奴婢的人权问题提出了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此外还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以及数不胜数的礼制改革措施。
然而这些措施，太书呆子气，实际上大都无从落实。有些措施则过于超前，其本意虽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过是徒增扰攘罢了。
比如说，他立司市、泉府，就有点现在工商管理部门和银行的雏形了，用以管理市场，平抑物价；他还收取新莽版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拟用于社会福利或是工商信贷，甚至还考虑用于按揭——这一套今天看来不稀奇，可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这构思也太超前了一点。
又比如说，他想搞土地再分配，订的标准是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这个一百亩，是孟夫子在《孟子·梁惠王上》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缺乏现实依据），然而按当时的全国土地平均算，每户不过才能摊到六十八亩，这里还没考虑地区差异，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则连六十八亩都远达不到。这就是黄仁宇所诟病的“缺乏数目字管理”了。
再比如说，他还搞了好几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造大钱，文曰：“大钱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并行。
第二次币制改革是在新朝建立后的始建国元年，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专用大小钱，小钱值一，大钱值五十。
第三次改革在始建国二年，行宝货制，制订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所谓五物，即金银铜龟贝；六名，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这么多主辅币，谁记得过来？
想想我们今天商业如此发达，主辅币才几种？老百姓拿着王莽的“宝货”，用起来不头昏眼花才怪。而且，十种布币，每一级只相差一铢，简直难以辨别，至于龟贝之类的货币就更得随时测量了。
这一制度引起很多麻烦，所以老百姓干脆拒用“宝货”，只用大小泉。于是改革家王莽被迫废除龟贝布属，遵从民意，复行大小钱。
第四次改制在天凤元年，废大小钱，改用“货布”、“货泉”两种新币。
这样改来改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对工商业打击尤其巨大。当时人称：“每易一钱，民用破业……工匠饥死，长安皆臭……”
王莽的货币改革，从根本上背离了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仅凭着一腔书呆子气和手里的权力，就冒冒失失地搞起复古实验来，不失败才是怪事。
所以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评价道：“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制度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
王莽金融改革的失败，确实是因为缺乏起码的货币常识，可是人们对金融学常识的了解，起码也得等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啊！王莽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水平，这就是所谓“技术水平的欠缺”了。
后人从王莽的失败总结出的教训是：不要去碰这些地雷。从此古中国的金融制度在千余年中裹足不前。
然而，传统史学观念仅仅看到了王莽冒进的一面——却遗漏了他的新政中，那些远远超越了时代的闪光点。
四、绿林赤眉之起
王莽书呆子气十足的改革，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西汉末年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
而在当时国际问题的处理上，王莽也表现出了浓郁的书呆子气。
公元九年，新莽朝与匈奴等多个少数民族爆发冲突，起因是新莽朝强行将这些原本相当于“诸侯王”地位的少数民族领袖降级为“侯”。
公元十年，王莽更是突发奇想，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不但在口头上占人家便宜，还发兵三十多万人征讨匈奴。在东北，新莽朝则诱杀了高句骊侯，将其国名改为“下句骊”。
一时间新莽朝在东西南北四面开打，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王莽屯重兵于四境，征战不休，使原本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
这一局面，与秦末危局如出一辙。明清间大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一段评价道：“莽之招乱，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国，祸必于此而发。”
公元十四年，“沿边大饥，人相食”，灾荒和疾疫迅速由边境向内地蔓延，而王莽还在醉心建设他源于《周礼》的大同世界，为祖宗建造穷极壮丽的九庙。
他也不是全然不救济灾民，但用的居然是“煮草木为酪”这样的荒唐方子，也亏这个呆子想得出来。饥民当然不能拿草木充饥。翻开当时的历史，人吃人的例子俯拾皆是。各地民不聊生，“盗贼”蜂起。
这样的王朝，也就快到头了。
公元十四年，琅邪郡海曲县爆发了吕母领导的起义。
吕母之子为县吏，因小罪为县宰所杀。吕家家产丰饶，资产数百万，其母遂破家财结交亡命少年，攻破海曲县城，杀死县宰，游击于琅邪附近海上，众至数万人。
公元十七年，王匡、王凤、马武、成丹、王常等人也在绿林山起事，迅速发展到七八千人，号称“绿林军”。绿林山在今湖北江陵和河南南阳之间，后世所称“绿林好汉”，即源于此。公元二十一年，绿林军与新朝荆州牧的两万军队会战于云社，大败新莽军，杀数千人，尽获其辎重。随即乘胜克竟陵，转掠云社、安陆等地，大概是为了解决部队官兵的个人问题，绿林军还刻意抢劫了大批妇女，又回到绿林山中过起山大王的日子来。
绿林中很快就聚集起五万多人，然而好景不长，公元二十二年，绿林山上瘟疫流行，死者近半，绿林诸头领不得已，率部队分头转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等人北上南阳，号称“新市兵”。
新市兵攻打随地，平林人陈牧、廖湛聚千余人起事响应，号称“平林兵”。
舂陵人刘兄弟也聚众起事，号称“舂陵兵”。
公元十八年，琅邪人樊崇在城阳国莒县举兵，众百余人，转战泰山一带，自号三老。当时青、徐两州闹饥荒，寇贼蜂起，群盗以樊崇勇猛，纷纷归附，一年内聚集起万余人。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等，各聚众起义，合兵数万人，听命于樊崇。
至此，乱世的主角都已登场，大戏开演了。
五、绿林好汉
活跃于湖北、河南一带的下江、新市、平林、舂陵这四支部队，都可称为“绿林系”。但论其亲疏，又以下江、新市最为亲近，平林、舂陵则为外围分子。
然而正是平林、舂陵这两个外围分子，给“绿林系”在历史上的作为大大的添了分。
平林兵中有位当“安集掾”的小军官刘玄，这就是未来两汉之间的重要人物“更始”皇帝。而舂陵兵中，那位著名的胆小鬼兼老实人刘秀，则是未来的东汉开国皇帝。
古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寇，有了这么两位皇帝，绿林的风头自然要盖过赤眉了，所以后世只有“绿林好汉”而没有“赤眉英雄”。
刘玄字圣公，舂陵人，汉朝疏属，出于景帝之后，为长沙王室舂陵侯一系，与刘秀为族兄弟，其母何氏为平林人。新莽中，因犯法逃匿，遂入平林军中为安集掾，在《后汉书》中与另一位草头皇帝刘盆子同传，早期事迹寥寥无几。
刘秀字文叔，也出于舂陵侯一系，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总之按史料记载是非常有帝王之相。不过性格爱好一点不像他的老祖宗刘邦，倒是颇像刘邦那位以善于治产业而出名的二哥——刘邦年轻时游手好闲不治生产，他父亲常拿他会赚钱的二哥做榜样教育他，等到刘邦当了皇帝，一家子人聚在一块喝酒，他捧着玉杯给老爸敬酒，问道：“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当年你总说我无赖，不如老二有出息，现在我和老二比，谁的产业大？
为这个，他大哥刘相当瞧不起他，认为刘秀也就是个没出息的田舍翁，常拿“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的典故开他的玩笑。也亏得刘秀脾气好，不但不生气，还陪着大家一块傻笑。
刘字伯升，他的爱好倒是颇类其祖，好养侠士，经常窝藏亡命徒，整一个好事乐乱的主儿。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曾被家里送到长安去学习《尚书》，但没读出什么大出息，半懂不懂地回来了，继续当他的田舍翁。成天干的就是他大哥懒得干的那些琐碎事儿，比如说帮人打官司追要钱粮哪、去大城市里卖米买工具哪、贿赂官吏偷逃税款哪什么的……历代开国皇帝中，数这个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最没出息。偶尔抒发一下志向吧，也不过就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胃口奇小，浑身看不出一点英雄气概。
可是这位未来的皇帝，偶尔也有灵光一现。比如说当时有谶言称“刘秀当为天子”，大家都觉得应该说的是王莽的国师公刘秀，可这个田舍翁刘秀也和大家开玩笑：“安知非仆乎？”你们怎么知道应验的不是我？
公元二十二年，南阳闹饥荒，刘秀家的宾客中，也颇有些人暗地为盗。为这个，当地官吏经常找他麻烦，自然也免不了敲几笔竹杠。被官吏敲怕了的刘秀，跑到新野躲起来，《后汉书》上老实不客气地称为“光武避吏新野”——想想都觉着丢人。不过刘秀到底是个勤于治产业的人，虽然在逃难，但听说附近大都市宛城的谷价高，又跑去宛城坐镇，倒卖庄园上出产的谷物。宛城豪强李通等人意图造反，想拉个姓刘的为号召，于是以图谶游说刘秀，称：“刘氏复起，李氏为辅。”
所谓图谶、谶言一类的东西，论性质有点像谣言——总听见它们飞来飞去，可总也不知道是从谁那里传出来的。自战国末年起，历史上就有谶言的身影，如在楚地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谶言。
因为江湖上流传的谶言太多，所以难免有那么几句碰巧撞对了，于是人们就把谶言当成是天机暗露，有些无聊的人专门研究谶言，甚至搞成了一门学问——当然，我们与其相信这些鬼话是天机，还不如说这是民意，上不得台面的民意。王莽篡汉，就曾在相当程度上借用了谶言的力量，所以两汉之间简直是谶言的黄金时代。
没有谶言的预示，大英雄们就要胆战心惊，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甚至连到嘴的皇帝都不敢当。一直到南北朝时期，谶言都有相当的力量可以左右政局。在此后的历史中，断断续续还能看见它那诡异的身影。直到明末，宋献策还在给李自成献“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言。
谶言，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妖怪。
直到今天，我们身边还常能发现它在隐约出没。
刘秀是个相当信谶言的人——直到他当了皇帝，还把这些鬼话当成宝贝，被大臣批评了还闹情绪要处分人，所以李通拿出来的图谶还真让他动了心。
刘秀倒不是觉得自己有什么帝王相，可是他家有位好养侠士，英雄气概十足的老哥，他就琢磨着没准是说俺家老大呢！加之他又被官吏欺负得惨了，一时冲动，就决定与李通等人同谋造反，把卖谷物赚的钱全拿出来购置武器。
公元二十二年的十月间，刘秀和李通、李通的从弟李轶等人在宛城起兵，时年二十八岁。连刘秀这样安分守己的兔子，都被逼得造反，可以想见当时是怎么一个世道了。
刘秀带着这支人马回到老家舂陵，这时他大哥刘已经在当地拉起一支部队造反了。这两支部队会合后，史称为“舂陵兵”。
刘向来以惹是生非出名，他起事时，把诸家刘氏子弟都吓得够呛：造反，那可是灭族的大罪啊！大家怕被连累，都溜走藏起来。等到刘秀也带着一支人马回来，大伙儿乐了：连这么憨厚老实的家伙都带头造反了，我们还怕什么？
刘联合新市兵、平林兵等绿林各部，号称“汉军”，攻打周边城邑聚落，部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不过在雄才大略的刘眼里，可怜的刘秀天生不是个造反的料，只肯分给他一头牛骑。于是刘秀就这样骑着头牛造反，直到汉军打败王莽的新野尉，他才得到一匹马。
高祖芒砀山斩白蛇起事，手里还有三尺剑呢，临到死都在逞英雄：“吾提三尺剑取天下，非命乎？”而他的后人刘秀，却是骑一头牛开辟了后汉两百年天下……
命运可真是难以琢磨。
在英雄人物眼中，即便都是皇帝的道具，剑终究还是要比牛更有气概些。想想看，要是李贺把“男儿何不带吴钩”，写成“男儿何不骑黄牛，收取关山五十州”，那得摔坏多少副眼镜？
所以，十六国时代的羯族酋长石勒，谦虚地说，汉高祖我是比不上的，不过汉光武么，我大概能和他并驾齐驱。
这大概就是剑胜过牛的地方。
刘氏兄弟舂陵起事后，联合绿林各部，四出攻城略地，一时间汉军声势大振。
公元二十三年正月，汉军在刘的指挥下，大破新莽军十万人，阵斩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接着，刘又击败新莽朝名将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以十万之众，进围宛城。守宛城的是谁呢？未来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岑彭——所以汉军久攻不下。
这年的二月，绿林系各部，在宛城共推平林军安集掾刘玄为汉帝，以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诸将都列位九卿将军，老实人刘秀也混了个太常、偏将军。
在当时，论战功和才干，绿林刘氏宗亲中最有资格成为汉帝的，非刘莫属，而王莽对他也特别重视，悬以重赏，“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还没有哪个绿林赤眉的头头能值到这个价钱。
刘威严素著，声名赫赫，豪杰猛士也多归于他，隐然凌驾于平林、新市诸将之上。支持刘的主要是他自己的舂陵系和部分下江将领，如王常等人。
而平林、新市和其他下江将领，则惧刘桀骜难制，纪律严明——众人本是盗贼出身，闲散放纵惯了，实在不愿意被一个严厉的皇帝管着——故宁可拥立无害无能的刘玄。平林、新市诸将暗地里运动拥立刘玄，搞成既成事实后，才派人通知刘兄弟。
刘对此相当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委婉地提出：“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各详思之！”
这话说得很有策略：
我刘反对现在立皇帝，不是因为大家没立我（这个也实在说不出口），而是因为时机不到。我们能立刘氏宗室为帝，赤眉也能立宗室，这样王莽未败，绿林赤眉就要先打起来了。况且先举兵称号的，多半没有好结果，陈胜、项羽都是这样的反面例子。如今不如先称王，缓称帝，看赤眉的动向而定，这样更能把握主动权。
这话一说，倒也有不少人附和，形势一度出现逆转。
最后，支持刘玄的下江将张拔剑击地道：“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于是刘玄称帝之事就这样草率定论。
对刘这一段话，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是“舂陵系”在发泄不满，事实上刘玄称帝，确实大大吸引了王莽的注意力，战略上是很失策的。
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寡击众战例“昆阳之战”爆发了。
六、昆阳之战
当时，新莽朝面临着北方的赤眉与南方的绿林两大反对集团的挑战。
起初，王莽将赤眉军作为主要镇压对象，相继派出多支主力部队围剿。而对南方的绿林军，就不那么重视了，甚至连严尤这样的名将，所统率的也只是仓促拼凑的地方部队和临时招募人员，每次行军作战还必须上报，否则就有“弄兵”之罪。
然而当刘玄称帝的消息传来，王莽才意识到绿林军的威胁更大，立刻转移战略重心，调集各郡兵力集结洛阳，准备与绿林军进行战略决战。
王莽对此战相当重视，以他最得力的大将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为统帅，共集结军队四十二万人。
王莽还祭出了一些他认为相当毒辣的必杀狠招。
首先，他找来一位山东人“巨毋霸”——对，今天某些汉堡包的名字，就来源于这位大个子——据说这位老兄身高一丈，腰大十围。想来新莽军的后勤军官铁定不会喜欢这个特能吃的大个子。
看起来是位冲锋陷阵的好手？可他的官职是“垒尉”，从字面上讲，是负责看守营房壁垒的……
如果昆阳战场上，双方开联欢会比赛吃馒头，王莽军必将大占优势。
其次，他把上林苑里的猛兽，如什么虎豹犀象，都放出来随军，叫做“以助威武”。
可这帮家伙大多吃肉，行军打仗哪有工夫天天给它们弄鲜肉去？当时又恰逢春夏之交，是动物们的发情期，有些家伙脾气很不好，总是闹别扭；还有些家伙喜欢半夜嚎叫，闹得大家伙儿睡不安生，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休息，偶尔还有伤人事件。
王莽这个书呆子，拿出这样的创意来，也不是偶然的。
《史记·五帝本纪》中不是有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说法么？碰上王莽这样一个复古癖，恰好手上又有这么些动物可用，他要不拿出来显摆，那才是怪事儿。
所以，这支大军不像是去打仗的，倒像是马戏团巡游演出。
唯一的好处是，大兵们一路上闲得无聊了，可以逗老虎玩。
王莽最狠的一招，是征召当世研习兵法的六十三家流派共数百人为基层部队参谋。
这一措施，确保了新莽军在理论水平上大大超出绿林好汉。
不过这六十三家不同的流派自己怎么统一作战思路，倒是个让统帅为难的事儿——总不能投票表决吧？
一路上，这六十三家没少吵架，这也不是去打仗的，是去开军事理论研讨会的。
可惜公元二十三年夏天的昆阳城下，是铁血箭羽纷飞的修罗场。这里即将进行的，是一场决定兴亡的王朝战争，无数英雄猛士，将在这里书写历史辉煌的篇章。
这像是比赛吃馒头、看马戏或者搞军事理论大辩论的场合吗？
这一年的五月间，王寻、王邑大军与颍川的严尤、陈茂会合，随即向昆阳挺进，数日内，即有十余万大军进抵昆阳城下。
肃杀的气氛笼罩在小小的昆阳城上。昆阳，即今河南叶县，也就是“叶公好龙”的地方。
在这一带活动的汉军，是新市兵王凤、下江兵王常及舂陵兵刘秀等部队，而汉军主力尚顿兵于久攻不克的宛城之下，无暇顾及昆阳。
此役的序战，由未来的汉光武帝刘秀率先打响。刘秀率数千人马在今河南禹县西北的阳关一带与新莽军发生了遭遇战，见对方兵力强大，随即撤入昆阳城拒守。
其他各路汉军得知消息后，也纷纷退入昆阳城中，小小的昆阳城里，顷刻间聚集了汉军近万人马。随着新莽数十万大军临昆阳城下，逃入城中的诸将多惊惶失措，有些人便借口担心妻室儿女的安全，想散伙逃回自己的地盘继续当山大王。
倒是被大家认为只配骑牛的胆小鬼刘秀，这时头脑还算清楚，给大家分析：我们虽然粮食和兵力都匮乏，而且敌人强大，但也只有集中力量和对方决战，还多少有点机会。我军主力现还在宛城下，如果我们一溜，主力部队将遭到两面夹攻，不出一天，也会被消灭。
“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耶？”大家都完蛋了，那时候，各位还能逃到哪里去？
像刘秀这样的老实人居然讲出这么火气十足的话，实在让大家伙有点吃惊，有些人就反击：就凭你这个胆小鬼，也配教训我们？刘秀苦笑，算了，你们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是不和你们一块玩了，起身要走。
正在这时，侦察的骑兵回报：新莽军已到达城北，全军蜿蜒数百里，连队尾都看不见。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大英雄们，这时都傻眼了，大家合计合计，还是把刘秀请回来，听听他的意见吧。无形中，刘秀便成了昆阳城守总指挥，在他的策划下，汉军决计死守昆阳待援。
刘秀留王凤、王常守卫昆阳，自率十三骑突围求援，当时新莽军已有十余万人到达城下，刘秀这支小部队差点就没出得去。
刘秀来到郾、定陵等城，准备调发所有部队前往救援昆阳。有些将领还舍不得财物，想留些部队守卫，刘秀气得不行，把这帮守财奴敲打一顿：打败了敌人，功名利禄要啥有啥；打了败仗，连脑袋都没有了，还守得住宝贝？
就这样，刘秀总算拉着一支队伍回援昆阳。
而此时，昆阳城下正在激战。
严尤是反对强攻昆阳的，他认为，昆阳城小而坚，难以迅速攻克。称帝的刘玄和汉军主力都在围攻宛城，如能歼灭这支主力，则昆阳城将不战而下。
严尤和汉军交过手，了解汉军的战斗力，提出的建议也是合理的。可是主帅王邑却大大咧咧，认为自己手里有四十多万大军，踏平一个小小的昆阳城，不在话下，而且一定要出够风头才肯走。
于是，新莽军把昆阳城包围了十层，设营百余座，旌旗蔽野，金鼓之声在几十里外都能听到。新莽军挖地道，还使用冲车、棚车等攻城工具，昆阳城中箭如雨下。
城里盾牌成了紧缺货自不必说，连门板都被派上大用场——打桶水都要顶扇门板去，回来一看，门板快变成刺猬了。赶快把箭头扒拉扒拉，完好的还能派用场。
王凤等人实在扛不住，想要投降。但新莽主将王邑、王寻还就不肯接受，一定要屠城。话说到这个份上，王凤们还能指望啥？只能拼了呗！[网罗电子书：www.WRbook.com]
严尤见城池久攻不下，建议放开一个口子，让守军突围，一方面便于在野战中歼灭之，另一方面也让其传播失败的消息，打击宛城汉军的士气。王邑仍然不接受，于是四十多万新莽军，就这样困在昆阳城下，无所事事。
双方僵持到五月底，此时宛城已被攻克，形势逐渐有利于汉军。
六月初一，刘秀、李轶率征调来的援军抵达昆阳城下。
向来以怯懦出名的刘秀，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居然亲率步骑兵千余人为前锋，向新莽数十万大军挑战，抵其阵前四五里处列阵。新莽军派遣数千人迎击，刘秀亲自冲锋陷阵，击退敌军，斩首数十级。
观战的自己人都看得发晕：这个刘秀，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大家揉揉眼睛：刚才没看清楚。要不，您老再打一回头阵，咱们在后面给您加油？这一天，一个曾经被认为只配骑牛的田舍翁，鹰扬于历史的天空，写下一段传奇故事。
刘秀再度带头冲锋，汉军诸将继进，连战皆胜，斩杀近千人，进抵昆阳城下。
为了迷惑敌人，并鼓舞城中士气，刘秀让部队声称汉军已经攻克宛城，派来的援军即将抵达昆阳城下——这也不全算是作假，汉军确已于三天前攻克宛城，只是消息还没传到刘秀这里罢了。至于宛城派来援军，那全是没影儿的事。
守城的王凤、王常，攻城的王邑、王寻，都得到了这个假消息，但效果自是截然相反：城中士气大振，嚷嚷着要出城夹击新莽军，而攻城部队则士气沮丧。
刘秀又率敢死者三千人，渡过城西的昆水，直冲新莽军“中坚”，也就是王邑、王寻的指挥部。
对于刘秀援军的到来，新莽军并不重视。连头脑比较清醒的严尤，也很轻视刘秀。刘秀曾因打官司，和严尤有一面之交，严尤对这个年轻人很有印象。此战中，昆阳城里有刘秀的部下投降新莽军，对严尤称刘秀不取财物，却在与诸将商量对策时，严尤只是笑道：“是美须眉者邪？何为乃如是！”就是那个须眉长得很漂亮的小伙子吧，至于这样吗？
王邑、王寻就更加轻敌，只派出万余人巡视阵地，而命令其他各营约束部队，未得命令不得擅自出击。新莽军人数虽多，但多是乌合之众，缺乏战斗经验，而且士气低落。与刘秀久经战斗的三千敢死之士一接触，便即溃退，主帅之一的王寻也死于乱军之中。
剩下的数十万新莽军，本身就缺乏战斗意志，失去指挥后更是乱得一塌糊涂。屡战屡胜的汉军则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乘着锐气，多处突破新莽军阵地，昆阳城中守军也趁机鼓噪而出，夹击新莽军。
时值大风加雷暴雨，屋瓦皆飞，河流暴涨，新莽军中的虎豹都瑟瑟发抖，更谈不上助战了。溃逃的败兵，向北逃走，被追击的汉军撵到暴涨的川里，万余人溺死河中，连“巨毋霸”也难逃一劫，川河水为之不流。
王邑、严尤、陈茂等新莽军将领，仅率少数自长安带来的精锐骑兵，踏着死人渡水而逃。新莽军遗弃了大量军用物资，汉军花了一个来月还没有搬完，只好把剩下的都焚毁了。
严尤、陈茂对新莽朝彻底失去信心，投奔起兵于汝南的原汉朝宗室刘望。王邑则率残兵千余人，一口气逃到洛阳。
昆阳之战，以新莽朝的惨败告终。
七、渐台上的烈火
